黎蝸藤 - 直布羅陀對香港的啟示

2017年4月22日

【明報文章】英國脫歐面對意想不到的難題。3月31日，歐盟同意西班牙有權決定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協議是否適用於直布羅陀。英國在歐洲的這塊飛地將會面臨困難的抉擇。

直布羅陀面積僅約6.5平方公里，人口3萬，本只是一個細小的地方，惟它位於直布羅陀海峽北岸，緊扼地中海往大西洋的出海口，軍事意義極為重要。它是英國的海外屬地，但西班牙也一直主張對它擁有主權。

直布羅陀在歷史上多次易手。羅馬從迦太基帝國把它奪過，在西羅馬崩潰時又轉到從巴爾幹半島遷徙而至的西哥特人手上。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跨過直布羅陀海峽佔據了直布羅陀。它之後相繼被穆斯林摩爾人建立的馬拉加與格瑞納達統治。直到1462年，基督教國家卡斯蒂利亞王國才把它從格瑞納達的手中搶過來。幾年後，卡斯蒂利亞王國和阿拉貢王國合併形成現代西班牙。這樣它才被西班牙統治。西班牙人既不是最早統治直布羅陀的國家，也不是統治時間最長的國家。

英國得直布羅陀 完全合法

1704年，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佔領了直布羅陀並一直佔領到戰爭結束。1713年，各方締結了《烏德勒支條約》，英國等承認腓力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西班牙則割讓土地給它們作補償，其中規定直布羅陀「毫無保留、無條件地」地「永遠」割讓給英國。

若以現代的眼光看，腓力五世算得上「西奸」；但當時領土是國王私產，通過繼承、婚姻和交換等手段把一塊領土從一國轉到另一國司空見慣。他不過是用自己財產的一部分換取別國承認他對剩餘財產的合法性而已。通過條約割讓也是當時國際法中合法的獲取領土的方式。所以英國得到直布羅陀完全合法。此後，西班牙一直想奪回直布羅陀，但軍事上無能為力。直布羅陀在英國手中已經300年，比西班牙擁有它的時間還長。

聯合國在五六十年代開始推動殖民地獨立，西班牙想出「去殖民地化」這個新理由。它認為直布羅陀是殖民地，按照「去殖民地化」的宗旨，英國應該放棄其主權。同時，由於《烏德勒支條約》中規定，如果英國放棄直布羅陀，那麼只能交給西班牙。加上直布羅陀屬於西班牙領土完整的一部分，英國更應交還。西班牙成功地說服聯合國在1964年召開了直布羅陀問題的聽證會。

但英國找到聯合國決議中「殖民地的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治前途」的武器，隨之打民意牌。1967年，直布羅陀進行了前途公投，絕大部分人贊成「歸英」。1969年直布羅陀制定新憲法，規定英國無權在直布羅陀人民沒有參與之下決定其主權。西班牙退而求其次的「西英分享主權」方案也在2002年被直布羅陀公投否決。

香港與直布羅陀的本質差別

直布羅陀對香港有特殊意義。同為被原主權國割讓給英國的土地，香港與直布羅陀走上不同的道路，於是它常作為「應該公投自決命運」的例子被「自決派」引用。這種理論忽視了兩者間在國際法與政治上的幾個本質差別。

第一，直布羅陀「自古以來」不屬西班牙，香港則最遲從宋朝開始就是中央王朝的一部分。

第二，整個直布羅陀都通過條約割讓給英國，但佔香港約九成土地的新界只被租借給英國，注定要歸還。隨着戰後新界的開發與移民，到了1980年代時，撇除中國反對的因素，英國要單獨保留港島與九龍在管治與經濟上已不可能。

第三，直布羅陀居民中，英國後裔為多，西班牙人反而是少數，但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是中國人，公投合理性降低。

第四，「路徑依賴」對香港前途影響巨大。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沒有自決公投的意識，在1972年中國把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冊中移除後，已錯過了自決的機會。

第五，西班牙在歷史上是殖民者，至今在直布羅陀對岸的北非還佔據着通過戰爭而來的休達（Ceuta）等幾處土地，摩洛哥一直認為它們與直布羅陀同一性質，但西班牙拒絕歸還。這令西班牙要求英國歸還直布羅陀顯得非常諷刺。中國則沒有類似情况。

第六，英國與直布羅陀相距較近，支援方便。香港則與英國相隔遙遠。

第七，西、英乃北約盟國，原又都是歐盟國家，減少了因直布羅陀引起的敵意。中國則把收回香港視為能否一洗國家恥辱的象徵。

第八，香港現已通過條約回歸，更缺乏比較的基礎。

當經濟與政治前途矛盾 如何抉擇

儘管如此，直布羅陀對香港還有很多啟示，比如在政制設計上如何平衡自治與母國的矛盾。現在更可進一步觀察，當經濟與政治前途有矛盾時，人民會如何抉擇。

對西班牙而言，英國脫歐是直布羅陀回歸西班牙的絕好時機。96%的直布羅陀人在去年公投中支持留歐。蓋因過去幾十年歐共體加歐盟時代，其經濟已嚴重依賴歐洲。歐盟站在西班牙一方，首先表明歐盟同意把直布羅陀視為有別英國的實體。而如果西班牙否決英國與歐盟的協議用於直布羅陀（其條款預計比其他非歐盟國家的協議優越），直布羅陀將等同於普通的非歐盟國家，給其經濟與生活帶來極大衝擊。它以後單獨與歐盟談判的話，其談判能量太小，仍要面對西班牙的施壓。

雖然英國與直布羅陀政府對歐盟決定感到憤怒，政要都誓言不會屈服於西班牙壓力，但在脫歐談判中，英國本來已經處於下風，如果不與西班牙妥協，就只能把直布羅陀人置之不理。但如果真的讓直布羅陀游離歐洲之外，直布羅陀人是否能承受經濟後果，還有很大疑問。

經濟是否能讓一個地區在主權問題上作出妥協？這會是一個對香港很有啟示的案例。

作者是旅美歷史學者

黎蝸藤 - 南海仲裁案給中國的慘重教訓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13日

歷時三年的南海仲裁案終於在7月12日結束。菲律賓獲得空前的勝利：中國的九段線被裁定無效；位於菲律賓經濟專屬區內的南沙群島和黃岩島的島礁均被裁定沒有獲得專屬經濟區的效力；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包括阻止菲律賓捕魚和和探測石油、建造人工島、以及妨礙菲律賓海警執法，均屬違法；菲律賓漁民在黃岩島有傳統捕魚權利。中國唯一的勝利大概只有亦被承認在黃岩島有傳統捕魚權。

毫無疑問，在這個仲裁案中，中國得到意料之中幾乎最壞的慘敗結果。儘管中國一直堅持不承認、不參與、不接受、不執行的「四不」政策，甚至形容仲裁結果為「一張廢紙」，但無可否認，仲裁庭的判決不但合法，而且這個判例還對以後的裁決具有法律效力。它不僅對南海局勢產生深遠的直接影響，更會影響以後海洋法在其他場合的應用。

中國不應訴是慘敗的主要原因。中國首先錯過了最佳的狙擊時刻──有關管轄權的審判。近幾個月，越來越多的中國（和華裔）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學者意識到，從一開始，中國堅持不參與就是一個錯誤。如果中國參與了管轄權的審理程序，那麼中國可做的事就很多。比如，中國可以有機會挑選自己滿意的法官，以及自己滿意的代表自己的仲裁員。比如，中國能通過技術手段拖延審判的進程，如果能把仲裁案拖到杜特爾特上任之後才審判，那麼就可能游說他撤訴。中國甚至有一定機會說服法官，阻止仲裁進入正式審理程序。

無視國際法程序　顏面盡失

可惜，中國強調不承認不參與，僅僅出台了立場文件。這份文件運用國際法而非政治語言進行闡述，與以前中國的同類文件相比是一個進步，仲裁庭也接納它為中國方面的材料，但面對同樣甚至更有說服力的菲律賓訴訟文件，沒有庭上的答辯，也就不出意料地無法阻止進入正式審理階段，也無法阻止其最終的失利。可笑的是，前兩天，中國又反過來指摘仲裁庭接收立場文件為中國方面的材料「居心可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合中國的心意。

直到去年年底審判程序結束後，中國海南漁業協會、台灣和香港的學者才以法庭之友的身份投遞意見書。台灣意見書焦點集中在太平島是島不是礁的問題上，還比較有力。香港意見書的焦點還停留在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之上，在法庭早已宣佈擁有管轄權並已經完成審判的情況下，它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在場外，中國除了沿用報紙社論和專家發文「文攻武衞」外，還利用智庫在各國搞民間外交。它們不可能影響法庭的判決。令人遺憾的是，民間外交本來是近年中國的進步，惟在最近鷹派路線支配之下，只帶來戴秉國的「一張廢紙」論。原本應該走柔性親善路線的民間外交，變成「外交部發言人在海外」，完全失去了民間外交的意義，令人加倍懷念剛剛車禍去世的吳建民。

平心而論，即便在實體審判中，中國在至少幾個問題上仍有機會贏。但在庭審階段，菲律賓方面準備充份，發揮精采。在「獨角戲」之下，現場四張空凳的中國的失利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為無視國際法程序付出慘痛的代價，以後的訴訟可能還會接踵而來。可是，這個判決幾乎剝去了中國的一切顏面，勢必加劇中國與國際法的對抗，為通過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帶來更悲觀的前景。

黎蝸藤
旅美歷史學者

黎蝸藤 - 美國人為何怒火街頭——政治正確與常識的較量

2016年4月1日

【明報專訊】3月11日星期五晚上，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原定在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禮堂舉行競選活動。當天較早，特朗普在聖路易斯的集會中再次指摘「政治正確」令美國社會背離常識。當視頻圖像傳遍全國之際，大批支持桑德斯的左翼激進青年憤怒不已，在活動場地外圍與支持者爆發了嚴重對峙，雙方幾千人怒火街頭，大批警察組成長長的人鏈隔開憤怒的群衆。特朗普最終被迫取消競選活動。這是美國幾十年內第一次因競選集會中出現暴力而導致取消活動的事件，當即震驚全美。

旗幟鮮明地反對「政治正確」是特朗普在競選中最富有勇氣的「政見」，也是他整個競選的基調，也是儘管他頻頻話語「極端」，但卻獲得愈來愈多支持者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很多支持者說，他們並不一定贊同他的每一個立場，但卻願意支持他這種「反政治正確」的勇氣而把票投給他。

過分政治正確必變話語霸權

當媒體和政客紛紛抨擊特朗普「極端」言論的時候，我們需要反思：這真的是「極端」？還是被佔據主流的話語體系歪曲成的「極端」？

「政治正確」主要是從1970年代開始，由左派政治家、媒體和學術界發展出來的一套話語體系。核心是言論和行為需要遵守一定的規範，不能「冒犯」其他人。「政治正確」大都和「平權」有關，這套話語的邏輯和目的是要保證「弱勢群體」不受侵犯。但誰是「弱勢群體」、具體要遵從什麼規範、怎樣行為才算是冒犯，卻從來沒有清晰的定義（也不可能有）。這就方便了左派「無限上綱」地擴大這種範圍和規範，使其成為左派政治思想體系中最具開放性和操作性的核心要素。到現在已經基本淪為左派說什麼是「政治正確」，什麼就是「政治正確」。近年來的「弱勢群體」包括：同性戀、少數族裔（基本特指黑人）、非法移民、非基督徒（基本特指穆斯林）等等；其他的「政治正確」還包括：非暴力、反戰、人權甚至氣候變化等等。

必須承認，「政治正確」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產生過巨大的正面影響。但凡事都有個合適的量度，「過分的政治正確」矯枉過正，必然會演變成「話語霸權主義」，並滲透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逆向歧視」。很多人覺得，目前美國的「政治正確」已經到了令人難以開口，甚至損害言論自由的荒謬程度。

比如非法移民問題。現在在左媒的鼓吹之下，非法移民已經不叫「非法移民」了，而是叫「無證移民」。這看似只是一個稱呼上的改變，其實是在原則上承認，這些非法移民不「非法」，而僅是尚未有證件而已。這種話語權之下，政府要考慮的方向就不是如何遣返這些非法移民的問題，而是怎麼給這些非法移民發證件和保障他們的權利的問題了。紐約市甚至正醞釀新的法規，讓非法移民也擁有在該市選舉中投票的權利。

再比如種族問題。為了避免「種族歧視」的帽子，現在美國不少地區的警察在追捕嫌犯的過程中若需發布嫌犯的相關資料以尋目擊證人，嫌犯的膚色是不能提的，儘管誰都知道，膚色是最重要的線索之一。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右派也存在過分「政治正確」的問題。比如聽不得誰說以色列的壞話、聽不得說伊拉克戰爭的不對、聽不得對愛國主義的任何否定。只不過他們不把這些叫做「政治正確」，右派聲音也沒有這麼大而已。

常識政治正確之間須取得平衡

特朗普用以對抗「政治正確」的武器就是「常識」（common sense）。「常識」告訴人民：非法移民就是非法移民，他們需要依照合法的渠道獲得美國的居留權；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同性戀值得尊重，但他們的結合不是婚姻；不但黑人的生命需要尊重，所有人的生命都必須尊重；自己國民的生命，比恐怖分子的生命更需要得到保護；當你被挑釁的時候，你有權利以同樣等級的方式回擊……

特朗普的「常識」的坦誠還在於它不但反擊了左派的政治正確，也反擊了右派的「政治正確」：婦女在被強暴的情况下有權利作出墮胎的選擇；愛國不是處處為美國辯護；攻打伊拉克是錯的……

「常識」不一定是對的，但正如「過分的政治正確」也是不對的那樣，「常識」和「政治正確」之間必須取得平衡，才能讓社會健康發展。

話語權革命 應該繼續

特朗普對「政治正確」的蔑視，一反過去幾十年無人能挑戰的政治社會傳統，必然會造成極大的衝擊。過去20年左派的政治理念強調「愛」字頭，現在特朗普就當然被貼上「仇恨政治」的標籤。但這種標籤無法阻止他獲得愈來愈多的支持者。這恰恰證明，美國有一大批長期被左派把持的話語權所壓抑的民眾。他們被主流媒體「忽視」，隱沒在各種政治喧囂之中。但那不等於他們不存在，更不等於他們不應該發出自己的呼聲。愈來愈多的評論家開始意識到，那些支持「顛覆『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重回『常識』」的人群，也正是特朗普的基本盤。

反「政治正確」、摧毁主流媒體和左派的話語霸權、重回「常識」，已經成為特朗普這次競選的最大成果。在我看來，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整個競選活動所取得的最大成果。這個「話語權革命」尚未完成，應該繼續。而這種「革命」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衝突。但如何掌控衝突的激烈程度，讓它既能衝擊和改變固化思維，但又不至於演化為群眾內鬥，這就需要參選人形成共識。特朗普是否有能力主導這種共識的達成，是他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展示其領導力的一個考驗。

作者是歷史學者

黎蝸藤 - 改變現狀是南海問題的癥結

2016年3月5日

【明報專訊】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筆下（〈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東亞在2009年之後變得不穩定的原因，完全因為其他國家沒有接受中國崛起和「自然」地回復應有狀態；不是美國挑唆就是小國一己私利。總之，錯的都是外國，對的全是中國，各國缺乏反躬自省。這真是奇談怪論。

中國追求「新現狀」 把勢力插入南海深處

通過對古近代歷史的分析可知鄭所強調的恢復東亞原先的「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我們再把視線移到最近10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在南海的利益止於海南島；20世紀初才納入東沙和西沙；二戰後才進軍南沙；在1940至1960年代，中國（台灣）、南越和菲律賓一直爭奪南沙的主權，而美國才是南海主導國；1970年代，各國已經相繼在南沙駐軍；中國在1988年才挺進南沙；1990年代，中國的目標還在於島嶼主權；2009年以降才開始積極追求「管轄南海」。

可見，從清末開始，中國在南海的勢力是不斷擴大的。中國的追求不是要回復到「以前的狀態」，而是前所未有的「新現狀」。現在東亞各國（及美國）正面臨一個史上首次出現的局面：中國把勢力插入到南海深處（從地理位置看是東南亞的心臟）。各國對此心存疑慮、憂心仲仲，又有什麼可以不理解的呢？何來「反躬自省」一說？

一強獨霸 怎能得東南亞各國歡迎？

鄭認為美國戰略誤判，提出「並沒有任何迹象顯示中國要挑戰美國」，沒有把美國趕出東亞的願望。中國確實在一些場合是這麼說的。但認為這是修辭手段的理論可能更有道理。我們甚至不需要審視中國做過什麼，只要仔細推敲中國說過什麼就能得出這個結論。中國最早提出「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種說法暗示太平洋西岸屬於中國勢力範圍之明顯，連鄭所在國的總理李顯龍也提出質疑。中國又提出「亞洲的安全歸根到柢要靠亞洲人民自己維護」，這無法不讓人聯想到美國的門羅主義，也很容易讓人想到日本二戰時的「大東亞主義」。如果以上主張的含義尚有爭議，那麼中國反覆強調南海雙軌制，即「有關爭議直接由當事國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尋求和平解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的後半句，豈非就是要排擠美國的最佳證明？要知道，從19世紀末以來，美國就是維護南海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一環；沒有美國，東南亞至今可能還在日本的統治下。

從東南亞各國的反應可知，中國門羅主義不得人心。無他，時代和內容都不同了。美國提出門羅主義時獲得拉美國家的贊同，因為它阻止了歐洲國家對新獨立的拉美國家的再侵略。即便日本的大東亞主義也有趕走西方殖民者這種蠱惑人心的宣傳。而中國門羅主義，唯一的後果就是把東南亞的安全保障美國和其他大國排除在外，剩下中國一強獨霸，怎麼可能得到它們的歡迎？

南海問題 誰先挑釁誰？

鄭又指摘區域內小國「任意挾持美國，隨意挑戰中國」。南海問題上誰先挑釁誰？如果光看最近兩三年螺旋上升的緊張局勢，頗有點「雞生蛋蛋生雞」的意味。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再前幾年就可看到，一系列象徵意義強烈的事件都是中國改變現狀而引致的。2010年，中國的海監船隻在遠至印尼納土納水域，阻止印尼公務船對中國漁船的執法。同年，中國漁政船開到和馬來西亞控制逾30年的彈丸礁與馬國海軍發生18小時的對峙。2011年，中國漁政船跑到遠至南海最西南端割斷越南石油探測船的電纜。類似的事情在以前從未在這麼遙遠的地方出現。到了2012年，當菲律賓如常在黃岩島內對偷獵的中國漁民執法的時候，中國派出公務船奪取了黃岩島的控制權，徹底改變南海的現狀。之所以說菲律賓是「如常」，是指菲律賓最晚從1960年代開始就在黃岩島以及鄰近海域進行反走私和反濫捕的任務；1997年中菲之間出現黃岩島爭議之後，菲律賓仍然控制黃岩島，並進行多次反濫捕的執法工作。菲對黃岩島的實控，連中國的媒體都認知。

何來「領土不能談判」？

誠然，那些地方一直有爭議。但中國和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核心精神是各方不謀求單方面改變現狀。現狀就是指2002年簽訂宣言時的狀態。儘管宣言在中國堅持下不是一份有強制力的文件，但這是中國的政治承諾。

鄭認為中國以開放和靈活的態度處理主權問題，但中國從沒打算就主權問題進行談判，「擱置爭議」並非擱置主權問題，「共同開發」要各國承認「主權在我」為條件。中國更直接拒絕菲律賓的談判要求。中國宣傳「領土問題不能談判」，但1949年後，中國與大部分鄰國都通過談判確定邊界，何來「領土不能談判」一說？

這一切都被國際看在眼裏。若真的全是域內國家挑戰中國，國際上豈會出現像現在一面倒的聲音？

美國從「消極中立」變「積極中立」

鄭又指摘越南和菲律賓都在美國的鼓勵下挑戰中國。但美國從未在南海領土歸屬問題上站隊：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1988年中越南沙海戰、1995年中菲美濟礁事件，美國都堅持「消極中立」，否則，中國如何能佔據上風？黃岩島事件中，美國否認美菲軍事同盟覆蓋黃岩島，還協調中國和菲律賓同意同時撤離黃岩島，解決對峙危機。結果菲律賓撤退了，回頭發現中國公務船還在黃岩島。美國大失顏面之餘，態度才轉向強硬，從撒手不管的消極中立，轉變為堅持不允許以脅迫的方式改變現狀的「積極中立」。

種種事實說明，南海漸有變為火藥桶的趨勢，其根本矛盾是中國試圖急速改變現狀，管轄南海，把南海變成中國湖，與其他國家不接受這種行為之間的矛盾。

作者是歷史學者

黎蝸藤 - 被誇大的中國中心論—駁鄭永年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

2016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首先讚美了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雖然承認它是不平等的，但又把東亞（註1）的長期的和平歸功於朝貢體系；進而認為，將來東亞和平也要由以中國為中心，回復到「自然」的狀態。作為一個在外國的學者，本來應該跳出中國中心的思維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問題，可惜他卻顯得比中國官方更官方，這是十分遺憾的。

朝貢體系不包括東南亞

鄭的論點很大程度上基於不正確的歷史詮釋，尤其是對朝貢體系的誤讀以及對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作用的誇大。

朝貢體系的「優越性」在西方學者中也有系統的論述，以Kang的著作為代表（註2）。但在Kang的努力論證中，也只能把朝貢僅局限於「中國文化圈」，即包括中國本部、朝鮮、日本和越南，不包括東南亞。而就算針對中國文化圈的分析也存在問題：中國礙於實力無法攻擊日本（元朝侵略日本被擊退了，後來倒是有倭寇之禍），而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侵略越南，但被越南一一擊敗了，不再侵略是實力使然；真正中國（可能）有能力征服但主動保持和平的朝貢關係的就只有朝鮮（註3）。如此結構簡單的國際關係，還有這麼多的例外，可見這個結論的局限性。

花錢買虛榮 談何犧牲利益？

把它應用在東南亞，問題就更大了。東南亞各國（除越南）並不屬於中國文化圈，而是先屬於印度文化圈，再伊斯蘭化，再被西方殖民。整個區域的總體發展過程和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所謂的朝貢關係是虛的，實際上是其他國家以向中國表示低姿態而換取和中國貿易的手段（註4）。鄭永年說「中國以犧牲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利益來維持區域秩序」，我不清楚他所指的「犧牲的利益」是什麼，如果是指賞賜品的價值高於朝貢的價值的話，那是「特有面子」的花錢買虛榮，各取所需，談何犧牲利益？

我猜想，鄭永年可能指中國放棄了對東南亞的侵略，故此說是犧牲大國的利益：「數百年裏，中國沒有產生出類似近代以來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中國周邊那麼多小國，沒有一個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若如此又是罔顧歷史。事實上，除了多次從陸地上侵略越南之外，中國歷史上基本不存在侵略東南亞的實力（當然也似乎很少這麼想過）。一提到中國古代的海上實力，自然又會翻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鄭和時代的海軍即便有能力攻擊東南亞國家，亦難言必定能征服它們。就在100年前，以蒙元的強大，對占城和爪哇的海上入侵也以失敗告終，怎能說鄭和時代的明朝就一定能打下東南亞呢？鄭和之後，中國海軍極為衰弱，沿岸海防尚且不足（以致長期的倭患），更不具備遠征攻打東南亞的能力了。

與此脗合的另一個事實是，歷史上東南亞的和平也不是依靠中國來維持的。中國對東南亞「藩屬」的安全從不過問。既不去調解它們之間的矛盾與戰爭，也不去管它們被外來勢力侵略的事。比如，16世紀初，馬六甲遭受葡萄牙人侵略，向中國明朝皇帝求援時，明朝置之不理，導致馬六甲蘇丹被滅。馬六甲和明朝的關係算是不錯的，連國王都親自到訪過中國。中國對此尚且不聞不問，更不要說其他國家了。總之，在東南亞地區的政治上，中國既沒有能力征服，又沒有承擔過任何「大國責任」，不過是花錢買虛榮心而已。

恢復東亞「中國中心」秩序屬偽命題

故中國儘管在近代衰落，但並沒有在東南亞「喪失地緣利益」：中國古代和近代在東南亞本來就沒有什麼地緣利益，何來喪失一說？中國到20世紀初為止，在東南亞的地緣利益都止於海南島。最多勉強算上越南，但1860年代被法國擊敗之前，越南的海軍比中國還強盛，很難說越南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總之，所謂「朝貢體系維護了東亞和平」是一個不成立的理論，它並沒有在東亞的安全體系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故鄭永年所強調的恢復東亞原先的「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那是一個想像中的秩序，而不是真實存在過的秩序。

中國擴張主要在陸地 不在海上

為論證「中國中心」的合理性，鄭永年進而強調「中國中心」下的和平。他認為中國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礙於篇幅，無法深入討論。但事實上，中國儘管沒有「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卻有與俄羅斯類似的「東方式的帝國主義」，那就是中國對內亞的侵略和擴張，甚至「留土不留人」的種族滅絕政策（註5）。中國不認為這種擴張是殖民主義，但從很多角度看，其對本土人民的殘酷程度和後果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海外，中國唯一有能力擴張的地方就是台灣。有學者認為，清朝對台灣的兼併與西方的拓殖殖民主義類似（註6）：中國在台灣的拓殖，時間上在荷蘭和西班牙在台灣殖民之後，也比英國在北美拓殖要晚；漢人拓殖的方式也和西方人相似，通過侵佔原住民的土地而建立漢人的社區。

因此，鄭永年所說的「中國維護東亞和平」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中國在歷史上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欲望。但作為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擴張主要在陸地而不在海上，這樣確實誤導了一些人。

註1：鄭沒有定義「東亞」的範圍，但鑑於他一直談論南海，我認為他指的東亞也包括東南亞

註2：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註3：隋唐和滿清未滅明之前也侵略過朝鮮，這裏集中討論明清時期

註4：可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

註5：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註6：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

作者是歷史學者

黎蝸藤 - 中國要向日本道歉嗎？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 安倍終戰七十周年講話，既承認了日本的侵略，表達了繼承歷届政府反省和道歉的立場；同時又表示，戰後與戰爭無關的後代不需要反覆道歉，但應以史為鑒，為和平做出更大貢獻。這篇在日本國內和國際被高度評價的講話，卻被中國指為道歉「不直接」，又認為「不需反覆道歉」不可接受。日前，日本有政客針對中國作出了回擊：中國怎麽不為元朝侵朝侵日道歉？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時語塞。

二千年各有不義 無謂糾纏

回看歷史，中日之間有着長達2000年的交往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的，交惡只有四次，總年份不過幾十年。第一次是唐朝侵略並滅亡百濟（朝鮮三國之一），作為百濟盟國的日本出兵朝鮮，幫助百濟抵抗中國侵略和復國，被中國在白江口之役擊敗。中國顯然屬非正義的一方。

第二次就是元朝侵略日本。13世紀，元朝兩次征日，但被日本頑强抵抗和幸運的「神風」所挫敗。不過，平心而論，這不能完全算在中國的頭上。因為元朝其實是蒙古侵略中國的「蒙據」時期。元的領土遠遠大於之前「中國」的範圍；有專家考據，「大元」這個稱號是蒙古帝國的漢譯；元朝時中國人是最下等的民族，其性命和一頭驢相當（蒙古人殺死一個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元朝不用中國的儒家治國，而大量採用中亞人輔助蒙古人執政；統治階級上層官員既不懂漢語也沒有意願學習；被朱元璋趕出北京後，元繼續存在多年（中國歷史書上稱為「北元」），與中國為敵，甚至俘擄了中國的皇帝；大清的國統被認為是得之於元而非明（皇太極自稱得到元傳國玉璽故建立大清）；最重要的是，現在蒙古國才是舉世公認的蒙古帝國的繼承者。所以對此最直接的回擊就是，要道歉，找蒙古去！

儘管如此，中國在元朝侵略日本時也擺脫不了幫兇的責任，第二次元日戰爭時，大量的漢人海軍是侵略日本的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要中國道歉也並非沒有道理。而且，中國很多「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邊疆領土，都是元朝時才歸附「中國」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如果不承認元朝是中國的，「自古以來」的理論就失去基礎。中國不能既認定元朝是中國，又否認元朝擴張是中國的對外侵略。

第三次是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國出兵相助。這是日本的不義之戰，正好和中國唐代侵略朝鮮引發的白江口之役相提並論。

第四次就是近代中日的戰爭。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斷斷續續大約50年時間，日本是不義的一方。但中日的交惡，並非始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後，很多中國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偶像，紛紛東渡日本求學以及找尋强國之道：包括孫文、梁啓超和魯迅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有在日本的求學和活動的經歷。中國人反日，其實是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之後的事，如果從1915年開始算，那麽中日交惡僅僅30年時間而已，其中還有大約一半時間是處於和平狀態。

以上就是中日之間的交惡歷史。四次衝突，兩次中國不義，兩次日本不義，算是打個平手。如果要糾纏道歉，還真是糾纏不清。

寬待歷史恩怨 是為現實交往

其實，中國歷史上最該道歉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越南和柬埔寨。限於篇幅，這裏討論一下朝鮮的情况。從漢朝開始算，中國侵略朝鮮的次數數也數不清，而朝鮮對中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即使進入近代，中國還嘗試進一步侵略朝鮮。1882年，中國取得在朝鮮的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1884年，中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仁川設立租界（日本和西方在朝鮮設立租界反在中國之後）。1884年，中國干涉朝鮮的內政，扼殺了以變革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甲申政變。中國國內不斷有吞併朝鮮的呼聲，比如袁世凱就密電李鴻章說：「思日本既能廢琉球，我又何不可廢朝鮮改行省？」若非日本的制衡，朝鮮恐怕早已被中國吞併。中國後來把甲午戰爭美化為幫助朝鮮對抗日本，但朝鮮人如果不是傾向日本，也至少是袖手旁觀。因為日本要讓朝鮮「完全獨立」，而中國還想繼續把民族覺醒的朝鮮當作自己的附庸，肯定是更不得人心的一方。直到民國，還有「愛國學者」鼓吹要「收復朝鮮」（地理學家葛綏成著《朝鮮與臺灣》）。

二戰之後，朝鮮發動侵韓戰爭。中國也出兵朝鮮對抗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聯合國軍。在安理會的決議案中，明確中國為「侵略者」。由於中國的參與，共產主義政權在朝鮮延續到今天。朝鮮戰爭誰是正義的一方？正如奧巴馬所說，看看NASA的衛星夜景圖就知道了：三八綫一邊燈火通明，一邊暗淡無光。現在，韓國成為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之一；而朝鮮卻仍然處於封建統治之下，除了肥胖得行動不便的領袖外，每個人都瘦骨嶙峋。朝鮮人民的悲慘狀况，金家自然是最大的責任者，但助紂為虐者難道就沒有道義責任嗎？

如何認識歷史上的罪孽？如何平衡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偉人曼德拉樹立了極好的榜樣。面對黑人要求報復白人的呼聲，他力主「認識真相，放下仇恨」，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南非成為彩虹之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認識歷史，不隱瞞不歪曲，但不把歷史作為現實政治的工具，不把歷史上的恩怨變為現實交往的障礙。我們同樣要清楚認識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元朝，現在沒有打過一場戰爭的「日本國」也不是窮兇極惡的「大日本帝國」。雙方都應持寬容之心。

黎蝸藤 - 誇大歷史性主權無助南海問題解決

2015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這種認識妨礙了各方平心靜氣地按照歷史和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否真的如此「無可爭辯」呢？

南海並不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中國人直到秦朝才到達南海，而遠在此之前，越南人的祖先越人已經在南海邊上生活了上萬年。馬文印菲的先祖更在幾萬年前已經進入東南亞半島。他們當然比中國更早地「發現」南海。

宋以前的中國文獻都難以確定中國是否已經知道了西沙和南沙。比如漢唐文獻中的「崎頭」所指對象和位置均不明，即便崎頭是珊瑚礁，它也可能只位於近海。宋之前，中國在南海交通中也非常不活躍，僅主要充當產地和市場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佔強勢地位的是占城、真臘、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中國船隻僅限於南海沿岸的短途航線，它們不需經過西沙，自然舟者也難以發現西沙。儘管西沙可能在宋之前已經被發現，惟在史料中第一條能夠確認是西沙的記錄乃占城（屬現越南）使者告訴中國人的（《宋會要》，1018）。南沙群島的最早記錄也是外國使者（真里富國）告訴宋官員的（《宋會要》，1209）。

權威官方文獻 未記載長沙石塘

中國一直強調從宋開始已經把西沙和南沙劃歸萬州，其證據是方誌上說的「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但是其實各個版本的方誌的記載大同小異：「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實。」。這說明：（1）「古志云」，說明這是因循古說的；（2）「莫稽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僅僅因循記錄下來的地名，連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能算作什麼「劃歸萬州管轄」的證據？查所指的古志，其實僅僅指出了長沙石塘在海南的東面，既沒有提及從屬關係，這裏的長沙石塘也不過是指西沙而已。相反，更為正式和權威的官方出版的《一統志》，從元到清共7個版本，均沒有長沙石塘的記載。

中國又稱古地圖上標有長沙石塘，作為自古領有西沙南沙的證據。相反，當菲律賓出示古地圖證明對黃岩島的主權證據的時候，中國卻不屑一顧。其實查中國的那些古地圖，大多是「混一天下圖」之類的世界地圖，很多地圖上長沙石塘不單位置嚴重錯誤，而且混在一堆外國國家名字中，難以說明它們屬於中國。在最具代表性的《廣輿圖》裏，它們都僅僅被畫在《東南諸海夷圖》及《西南諸海夷圖》上。明朝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鄭開陽選集》中的各種海防圖（中國把它作為主張釣魚島主權的重要證據），廣東（包括海南）海面的各幅地圖上也沒有長沙石塘。

其實，即便在中國古籍上也有不少紀錄對其他國家有利。比如，明代《四夷廣記》及《殊域周諮錄》記載了使者吳惠出使占城的事，描述其先進入「交趾界」再到達西沙群島。在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中，「萬里石塘」（指西沙）位於「交趾洋」內。清人謝清高的《海錄》（1820）說萬里長沙（指西沙）是「安南外屏」。可見，明清亦有記載西沙群島屬於越南。

在1950年代和緬甸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談到中國在領土歷史問題應該以何時的邊界為標準：由於中外邊界在歷史上不斷變動，一味強調歷史上最大疆界並不恰當，當以清時期，特別是疆界相對穩定的晚清為準則。而儘管當時中國漁民已經在南海諸島上活動（可能比周邊諸國都早），清朝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也很成疑問。

晚清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

道光時期，中國水師巡邏到崖州的玳瑁洲就已經「與越南夷洋接壤」（《清實錄》，卷二二六）。光緒時出版的權威著作《欽定大清會典圖》中，中國南端被定為「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19世紀末，兩艘英國公司提供保險的船隻在西沙群島觸礁，貨物被中國漁民搶掠一空。當英國大使和領事要求中國賠償時，中國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中國毋須賠償。20世紀初中日東沙島爭議之時，中國官員需要靠外媒才知道日人在島上作業之事，也靠翻譯過來的英國航海志才知道島嶼在何方，為了到東沙島調查，中國居然要花一年半時間才能調派出船隻。距離中國如此之近的東沙尚且如此，其他島嶼可想而知了。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討論其他的材料。但僅僅就這些例子看，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其實並不見得如此「無可爭辯」。南海其他國家也有悠久的在南海活動的歷史。如前所述，越南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在18至19世紀初已經有確鑿的對西沙的管治證據，其主權在19世紀中期一度得到國際廣泛承認。菲律賓和文萊很少對南沙提出歷史性的證據，但他們在南沙的歷史性權利也在中國古籍中得到反映。

當然，這裏並非要完全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益。只想希望指出，南海諸島的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以及他們對南海諸島亦擁有傳統權利的說辭即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只會引發民族主義對和平外交的干擾。南海各國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公平地享有對南海的權利。南海各國應在公平、兼顧歷史與現實、以及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地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追求完全實現單方面的主張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各方和平解決紛爭，攜手發展，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是歷史學者 

黎蝸藤 - 澄清幾個關於美國選舉的謬論

2015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常被拿來和香港特首選舉相比，有以總統選舉中種種「不完美」之處為政府方案辯護，惟那些指摘卻並非事實，須做澄清。

一：美國初選是篩選。有兩個問題要搞清楚：初選是否像提委會一樣的篩選？若初選失敗了，有沒有其他途徑參選？

初選屬被人大否決了的政黨提名。政黨要選擇出一個候選人，目的僅為讓本黨候選人勝算更大。它不是由少數人指定一個人選，而是同樣通過普選產生。初選期間，參選人需要到各州拉票，通過民主普選的方式贏得各州的選票。絕大部分州，只要登記為該黨選民就可以參加該黨的初選投票。登記很寬鬆，只要聲稱是該黨選民即可，在一些州甚至連獨立選民或他黨的選民也能參加該黨初選。

故美國的初選也是民主選舉，2008年是奧巴馬而不是希拉里被提名，其原因僅僅是奧巴馬贏得了選舉。正如世界盃中德國隊不是被「篩選」到決賽中的，而是靠6場比賽的勝利而站在決賽場上一樣。巴西半決賽1：7輸掉了，若抱怨說被篩選出決賽，豈不是笑掉天下人的大牙？

多途徑參選總統

美國選舉還留下其他途徑。失敗的參選人（或獨立人士）可以憑藉獨立候選人的身分通過公民提名方法參選。美國各州都規定若有意參選的人能夠拿到本州一定比例的選民簽名支持，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印在選票之上。歷史上有不少人這麽做，最近一次有名的就是百萬富翁佩羅。他們甚至可以另組政黨，譬如老羅斯福就沿此途徑幾近贏得大選。即使未能在各州取得公民提名，選民想選某人還是有辦法的：選票中留有一項「其他人」，選民只要寫上該人的名字即可。

故美國在制度上保障了平等而無不合理限制的被選舉權。把普選產生的初選類比為由少數人控制提名的篩選，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二：黑人在1960年代才有選舉權。美國黑人早在1870年就普遍享有平等的選舉權。第15條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合衆國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被強迫服勞役而被合衆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剝奪和限制。」自此，全美範圍內的黑人就已經擁有和白人一樣的平等投票權。

當然之後美國南方一些州的很多黑人還是被一些技術上的方式實質上剝奪了投票權，這些方式包括語言能力測試及人頭稅等。惟這些限制儘管針對的多為黑人，並沒有在制度上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只要一個黑人通過了文字測試又交了人頭稅就有權選舉。這些限制對其他人種也是平等地適用的，即使是白人，若不能符合這些條件也沒有選舉權（除非他的先人已有投票權）。

現在看這些限制是錯的，但在當時，這種限制特別在南方各州是普遍被認為是合理的。美國婦女到1920年才有投票權，當時有這些認識並非不可理解。即便在今天的香港，人民素質低和月薪不足一萬四，也被作為不能給人民真普選的理由，說是會造成福利主義和民粹主義。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涉及選舉的是廢除了南方州中殘存的已被視為不合理的限制，而非賦予選舉權。

普選成潮流 選舉人票徒具形式

三：總統不是普選而僅由選舉人選出。美國總統選舉形式上的最後一步是由538人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但從19世紀前期開始，當普選總統成為各個州的潮流之後，選舉人票就完全變成一種形式。選舉人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是按照在大選中本州選民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而產生的結果進行投票。絕大部分州採用勝者全贏的規則以體現州的意志。在很多州，選舉人票是法律規定必須這麽投。即便沒有規定的州，選舉人也按照傳統這麽投。歷史上，僅僅有極少數例子是個別選舉人投票的結果和本州選舉的結果不一致，而它們都沒有影響誰獲勝。這些個別例子能產生，也是因為這些人知道自己的投票對大局無影響的結果。

美國人在選舉當天就能夠知道誰是總統（除極個別情况），而不必等到選舉人團形式上投票的一天。事實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選舉人團在哪一天投票，因為那根本不重要。故今天選舉人團制度僅僅有兩個意義：一是歷史傳統，二是對作為聯邦制國家給予各州不同的投票名額的直觀體現。

四：各州選民的選票效能並不相等，因此不平等。和該論調相匹配的是在美國出現過4次候選人贏了普選票卻輸了選舉人票。這是質疑中唯一有部分道理的。簡單解釋，美國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無論從歷史還是法理上，每個州都是獨立的單位。故除了考慮不同州的選民之間的平等之外，還要考慮州和州之間的獨立性和平等問題。如果各州完全按照人口分配選舉人票，那麽小州的聲音就會被淹沒。在制憲之初，美國就為平衡大小州的利益精心設計，現時制度是平衡點。當然有沒有更好的制度呢，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探討。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民主也一樣，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民主。這不妨礙我們認為某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相當不錯，有的國家相當不民主。民主與否並非0和1的關係，而是一個百分比，有90分的民主，也有10分的民主。不能說別人「僅僅」拿到90分，就為自己的40分沾沾自喜；也不能把別人早就拋棄的過時的認識和標準，作為自己今天的認識和標準；更不能說別人要走100年，我們也不能太快，別人走過彎路，我們也要再走一次。在「地球是平的」的今天，這種理論肯定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