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耀華 - 佔領中環是否不符合道德？——經濟學看道德和公義

2013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香港發生的許多社會事件，往往都涉及自由與公義之間的取捨。例如最近已經平息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一方聲稱自由市場受到威脅，另一方則力爭較為像樣的待遇。在佔領中環運動的討論中，贊成者要追求普世價值，反對者認為佔中運動侵犯了中環人的自由，令他們無辜蒙受損失。筆者想在這裏談談經濟學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的作用和局限。

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

經濟學家經常被邀請對各種「規範命題」做評論：政府應不應該訂立這種法規？那家企業應不應該這樣做？…… 諸如此類。但是這類問題的答案，並不僅僅取決於對問題的了解，還取決於所採取的價值觀念。因此，對於這類問題，單靠經濟學本身是不能提供答案的，這是所有經濟學家都知道的局限。

經濟學區分兩類命題：實證命題（positive statement）和規範命題（narrative statement）。實證命題是關於事實真偽的命題，如「汽油費增加5%會令到新車購買量減少3%」 ﹑「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青少年失業率」，等等。規範命題則涉及價值判斷，如「政府應該增加汽油稅」，「政府應該訂立最低工資法」，等等。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要釐清複雜的事實，即建立或推翻實證命題。規範命題涉及觀點與角度，言人人殊，經濟學不強求有一致的看法。對兩種命題的區分以及經濟學使命的規定——研究「是非題」，而不是「應否題」——是大學經濟學入門課第一周的必然內容，是經濟學的ＡＢＣ。

經濟學家在研究是否贊成一個政策時——這是一個對規範命題的判斷——經常用上「效率」這個概念。粗略而言，一個政策的效率就是一個餅的大小，效率愈高，餅愈大。效率這個概念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定義清楚的、可以計算的，使用這個概念時，經濟學家們不會雞同鴨講，也可以互相檢查。基於以上優點，效率理應成為判斷規範命題的出發點。很不幸，由於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所以經濟學家對規範命題的研究往往也到此為止。久而久之，這就給人們一個錯覺，以為經濟學有個公認的結果，認為效率是評價政策應否採納這類規範性問題的唯一標準。

佔領中環不符合道德？

經濟學家這樣強調效率，而忽略分配的公平性及其他考慮，是不得而已的，就像在漆黑的晚上掉了鑰匙的人，他不得不在燈柱下靠着燈光尋找，即使他懷疑鑰匙可能不在路燈照明範圍之內！下次倘若有經濟學家只強調效率而忽略公義，你可以這樣責問他：「你們的入門課中明明說經濟學是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請你不要把效率最大化這個特定的價值標準，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共識！」

最近讀到一些關於佔領中環運動的評論，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佔中一旦發生，會影響中環人的工作效率，對中環人造成經濟損失，所以是不符合道德的行為，這些評論甚至把佔中分子批評為「恐怖分子」云云。這種意見看起來有點言之成理。

佔中對中環的負面影響可以用經濟學中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來分析。一個人在公眾場合抽煙，影響到周圍的人的健康，卻沒有給他們做出賠償，這類行為成為界外行為，對後者造成的影響則稱為界外效應。另一個常用的例子是工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影響到鄰近居民的健康，卻沒有給予人們賠償。界外行為在現實生活上無處不在，它可能是負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一個美女的出現，令周圍的男生眼前一亮，他們得到美女的恩惠，卻不用給予分文，這就是正面的界外效應。研究這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支叫做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開山祖師是凱恩斯的同代人，劍橋大學的同事庇古教授（Pigou）。當時福利經濟學主流意見認為，製造負面界外行為者（抽煙者﹑工廠﹑等等）是「始作俑者」，要為他們的界外效應負上責任。

這種主流意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一個叫高斯（Coase）的人在一篇196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這種看法的片面性。抽煙令周圍的人成為受害者，這是事實，禁止抽煙，抽煙者就變成受害者，這卻是被忽略了的事實。同樣道理，工廠污染讓鄰居成為受害者，不讓工廠生產則工廠成為受害者。高斯指出了問題的對稱性，不管我們站在哪一方，都會得罪另一方。經濟學從此出發，得出了許多趣味盎然的發展，此處不多說。高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事迹香港讀者應該很熟悉。

回到佔中問題上，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對稱性：佔中固然會影響到中環的經濟活動，同樣道理，不讓佔中人士去佔中，卻會影響到他們。如果前者因影響到中環人是不道德的話，那麼不讓佔中對佔中人士也是不道德的。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二者哪個更不道德，不過只指出前者而忽略後者，則是偏頗的。經濟學還是有點用的！

亞當斯密其實是道德學的教授，他在出版《國富論》（1776）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當中分析了人所具有的同理心和良知。《道德情操論》是非常成功的著作，還吸引了從歐洲大陸以及俄羅斯的學生來到蘇格蘭向他學習。其後出版的《國富論》強調自利，這好像是今天的我打到了昨天的我，其實並非如此。斯密覺得自利（他其實是用自愛，self-love，一詞）和同理心是可以並行不悖的，而兩書的思想在形成過程中也沒有先後之別。《國富論》中的核心內容在《道德情操論》出版之前，斯密就已經在課堂上講述過了。《道德情操論》中也有對人們在追求自利時如何做福社會的生動描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個比喻也在書中出現。

大師論公義

斯密以後的大經濟學家的著述中也不乏對窮人的關注。庇古和凱恩斯的老師馬歇爾（Marshall）是19世紀末，20世紀早期英語世紀中最著名的經濟學家（Economics這個字就是他發明的，之前經濟學叫political economy）。他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開宗明義指出，經濟學最重大的任務，就是釐清事實，藉此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低層社會』是不是必須的？我們的社會是否一定需要有一大批人自出娘胎便辛苦勞作，以便為另一些人提供文明高尚的生活，而自己卻因為窮困而無法追求同樣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們對事實的了解和基於此所做的推斷， 這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 它也體現了經濟學的主要和最高的價值。」

到了今天，經濟學著述中已經很少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了。但這並不是經濟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就如我們不能因為物理學中沒有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就認為物理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一樣。物理學家比較幸運，當他對是否支持碼頭罷工工人﹑是否支持佔中一類問題表達意見時，公眾知道其意見是個人意見，而不是物理學的結論。當經濟學家表達意見時，公眾卻往往把其個人價值觀點當成是經濟學客觀分析的結論！

趙耀華 - 好籬笆造就好鄰居——瑞士歸來記

2012年9月3日

【明報專訊】今年7月底前往瑞士參加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會議，順帶了解了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對我這個首次踏足瑞士的人不無啓發。

會議

這個以政治經濟學為主題的會議，每年暑假都在瑞士東南部靠近奧地利和意大利邊境的度假勝地召開，今年已經是第21屆，在Pontresina舉行。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除了研究議題對口之外，會議宣傳品中提出的「必須參與遠足活動」的要求，也是引人注目的地方。

這個一連5天的會議總共討論了30多篇文章。每篇文章分配40分鐘，其中頭20分鐘是個人報告，剩下為討論時間——會議事先指定的討論員（discussant）帶頭討論，接着是集體討論和作者回應。會議如此重視報告之後的討論環節，實屬難得。50多名與會者中有些人毋須提交個人論文，只擔任指定論文的討論者一職，後來聽說他們都是曾多次參加會議的「元老」級人物。此外，出席者過半為德國人，個個都「好打得」，隱隱然顯出德國作為歐洲霸主的地位。

會議每天早上7點半集體早餐，8點20分開始報告，晚上10點半結束，是我參加過最辛苦的會議。另外，會議有3天的下午留作遠足之用，其間經歷同樣令人難忘。第1天我們到了附近的山頂，途中下起雪來，6月飛霜，這又是平生首次見到。第3天的遠足，我選擇了最難的一條路線參加，我們一行從所在的旅館（海拔1800米）先坐纜車到海拔2200米的地方，然後徒步走到海拔3200米的山頂，我和一個德國人包尾，比其他人慢了半小時才到達目的地。儘管如此，爬山過程中卻突然有感。上山的路徑其實一點都不難，風景雖然如畫，變化卻是不大，所以如果目的是爬山的話，香港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人實在應該引以為榮！

瑞士很厲害

一天晚飯期間同一個在蘇黎世ETH工作的德國人聊天，我問他ETH是什麼學校？原來它是瑞士兩所國立大學之一，他一番解釋之後，見我牛皮燈籠，還補充曰：「我們學校出了22位諾貝爾獎得主！」回到香港才知道，這個ETH就是愛恩斯坦讀書的地方，自己實在有眼不識泰山！！

席間我們還交流了兩地的情况。瑞士經濟的支柱是銀行業、再保險業、鐘表業、醫藥業，以及高精密機械製造業。瑞士雖然風光優美，但旅遊業對它而言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重要。香港同瑞士也有相似的地方，差別也很大，兩地人口數目相若（都是七八百萬左右），自然風光美好，但是我們的土地面積只有瑞士的四十分之一，他們都驚訝於香港人到底如何在如此彈丸之地存活：「我的天呀，我們在瑞士的人都覺得地方不夠用呀！」我們也談論到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現在大陸每年男女出生比例約為120比100。我粗劣計算一下，這些「額外」男孩中只要有5%來香港娶妻，就足以把香港同年出生的全部女孩娶光！我這番話被主辦者評為會議中最令人難忘的言論！

瑞士無窮人

會議結束之後，我順道到蘇黎世一遊。原來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蘇黎世，人口只有40萬人！在世界其他大都會，我們都會見到很多窮人，蘇黎世則不然，市內井井有條，一個窮人都看不到。市內的交通以電車為主，長長的車身設有多個門口上落，上下車均毋須拍車卡或展示車票。我坐了十多次電車，就從未遇到過有人查票。我想這種高信任度的制度之所以有效，既同當地人富裕有關，也和外來人口願意合作有關。

我到了好幾個博物館，在位於火車站附近的國家博物館逗留得最久。在有關瑞士化學業在19世紀的發展，展覽說明竟然指出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好處！原文這樣說：「在19世紀，為當地紡織業製造人造色素，造就了化工業的興起。由於沒有專利法保護，各個工廠得以競相抄襲，因而造就了整個行業的興盛。」

海洋垃圾 環保意識

在設計博物館中有兩個展覽。第一個展出的是海洋垃圾。展廳中央堆砌大量的（經消毒處理過的）海洋垃圾：輪胎、膠瓶子、魚網、繩子等等。展館還對各種海洋垃圾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態系統作出文字說明，同時提供三星電視機上的動態顯示，以及各個國際機構的研究報告。參訪當日正值香港的膠粒事故發生之時，十分巧合。

該博物館同時還展出了一種名為Freitag bag的環保袋子。這種袋子是以原本是覆蓋大貨車身的舊膠布為原料，清洗乾淨後，再細心剪裁做成。由於每一塊膠布顏色圖案都不一樣，能用的部分也不一樣，因此每個成品袋子都獨一無二，既重視環保又有個人風格，難怪搶手。袋子的發明者Freitag兄弟是當地人，他們的公司被瑞士人認為是蘋果一類級數的公司。據說這種袋子並不貴，沒有買一個帶回家，是這次行程的憾事。

好籬笆造就好鄰居

回程在飛機上同鄰座聊了很多東西。他原來是亞歷山大帝的同鄉，小時候因戰亂離開了祖國，與父母移民到澳洲，這次回國是他20年來第2次回國。由於對故鄉許多事情看不過眼，他決定提前一個月返回澳洲。他還對蘇黎世機場發了不少牢騷。原來他之前在蘇黎世機場過境，便被盤問了一個多小時。然而，這些令他不滿的地方，在我看來正是瑞士成功的要領。瑞士雖然為歐元區國家所包圍，卻保留了自己的獨立性，並對外來人口的出入加以限制，並沒有因為要推廣旅遊業而放低標準。瑞士可謂深明西諺中「Good fence makes good neighbors」之意。

瑞士的做法對香港不無啟發。香港地少人多，最缺乏的資源就是空間。每個旅客都需要佔據相當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其實沒有發展旅遊業的比較優勢。2003年SARS之後，大陸開放自由行固然對香港經濟恢復有好處，但在經濟恢復之後再重申旅遊業的重要，似有過猶不及之嫌。

到達香港機場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向鄰座告別之後，迎接我的是7月風暴過後的藍天，像阿爾卑斯山上空一樣藍的天空。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趙耀華 - 2111年回顧2011年

2011年7月4日

Vic：趙教授提出民主、社會公義和可持續性這三大問題，無疑都提得很對。但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可說是人心扭曲迷失，變得十分自私、犬儒，普遍貪圖一己逸樂，對他人的苦難麻木不仁。中國著名傳媒人程益中受訪時說：

「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的做人的學問。中國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純粹。四周充斥著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其祖師爺都是厚黑學和潛規則。從這些學問裏，我看到的都是爭先恐後的、創造性的無耻。我經常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那麼多教人做人的學問裏邊，都不教人怎樣做一個正直、正派和有道義的人，反過來都教人怎麼做一個圓滑、世故和不吃虧的人。」

他說的問題，其實不限於中國。似是而非的做人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美國人也很多，而且流傳全世界，當中同樣充斥著「爭先恐後的、創造性的無耻」－－想想華爾街天之驕子的嘴臉，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事實上，這些敗壞人心的思想，很大一部分正是源自美國商界與名牌學府－－想想華爾街的金融肥貓，主要是哪些大學培養出來的？

不同的是，美國再不濟，仍有自由的媒體、相對健全的民主憲政，可以對無恥的金融資本主義發揮制衡作用，因此也有較強的糾正錯誤能力（當然，美國的金融改革還是很令人失望）。而中國高壓獨裁的那一套，是讓人看不到出路的。

程益中還說：

「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賣靈魂的生活。比如不認同某種價值觀而又必須依賴這種價值觀生活；比如為了生活去背叛人類常識和普世價值，為了生活乾脆拋棄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話是謊言，但為了生活卻偏偏說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這樣做只是為了生活得更成功。」

這段話最適合送給香港親建制的權貴：按世俗標準，你們已經很成功了，何不發財立品？為何硬是要做中共的走狗，助紂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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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11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近期我們常能聽到評論，談及關於辛亥革命及其相繼事件對中國歷史長期影響，在這一方面筆者沒有什麼要補充。筆者倒聯想到另一問題——當100年後的中國人回顧歷史時，他們將如何評價這個時代？他們會認為2011年及之後的20年是值得紀念嗎？這段時期會對下個世紀中國的進步產生重要的正面影響嗎？

我們這代人該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筆者認為至少有下面幾方面：

民主

第一是民主。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頭30年的統治中經歷了種種苦難：所謂3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無數的政治鬥爭，等等。無可置疑，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已經大大改善，但尋常百姓仍經受着許多的不公平乃至是剝削。日益嚴重的地方政府腐敗，土地隨意被徵收。即便是不久以前，人們仍然相信這種情况只是地方政府出了問題，中央政府並不腐敗，一旦中央政府得悉地方政府腐敗，它必將對其嚴厲懲治之。是的，地方政府會採取各種措施來防止上訪，但上訪機制確實給予了一般百姓向中央政府反映不滿的機會。

自從譚作人、趙連海，乃至最近艾未未相繼入獄之後，這種天真的看法已經難以立足了。譚作人不過試圖找出汶川大地震中致使學生們喪生的豆腐渣工程的真相，趙連海不過試圖找出那些毒害孩子的毒奶粉事件的真相，他們為受害孩子討公道，並無直接的政治意圖，也不針對中央政府，卻仍然被關進監獄。這要麼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樣腐敗，或者中央政府非常無能，有心無力。兩者都讓人失望。

最近筆者和一個來看我的大陸朋友聊起這些事情，他卻對上述人物的遭遇不大了了。或許因為網絡員警非常出色，筆者友人難以接觸到有關的資訊。然而維持這種資訊監管耗資不菲，當下政府用在維穩上的預算已經超過國防預算了。得益於近3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期望只會愈來愈高，但中國經濟卻難以保持高速增長。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意味着維穩的成本會愈來愈大，獨裁統治恐將難以為繼。民主是中國尚未完成的大變革，希望中國能早日邁向民主。

我想談的第二點是社會公義。除了維護法治，尊重人權，以及關懷社會弱勢群體之外，我想社會正義還應該包括防止精英階層對一般百姓的「剝削」，人民利益應在利潤之前。現在的金融危機很好地說明了問題。

社會公義

在美國以及別的一些國家，銀行部門製造了金融危機，但卻要用公款去解救這些製造問題的人，因為銀行體系「大得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

歐洲的銀行借了太多錢給希臘政府，現在希臘政府無力償還。然而，這些銀行不需要為它們的過失負責，反而是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設法「幫助」希臘政府全額清償債務。但這與其說是對希臘，倒不如說是對那些銀行的幫助。希臘不得不採取各種應對措施，包括減少公共開支和提高稅收。對此，精英階層可以避稅，一般老百姓卻走投無路。更糟糕的是，現在普遍認為這樣的緊縮政策最終於事無補，希臘政府違約無可避免。

在英國，為了實行控制政府開支的緊縮財政政策，大學收費增加了兩倍，然而金融危機絕不是學生造成的。在別的一些國家，政府下令動用退休基金來支持銀行體系，而這些基金很可能損失泰半。美國則採用縮減對學校、老師以及其他基礎設施開支的方法降低政府預算。在上述各例中，始作俑者逍遙法外，無辜百姓卻要為他們結帳。
如今，這種社會不公對中國來說仍然有些遙遠。這首先因為中國的經濟仍然在快速增長，因而政府有較大遊走的餘地（同時，這也是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着更為直接的社會不公）。然而，當經濟增長減慢，政府遊走的餘地將會逐漸減小。筆者希望這方面的潛在問題得到足夠的重視。可以理解，不是所有服務社會都能提供，更別提中國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因為富人製造了問題而導致社會減少對窮人的服務，則是不可接受的。

可持續性

第三點是從全球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是個大國，有多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能力，無論在消費領域還是在生產領域，都會給世界上別的地區帶來巨大影響。它會給全球稀有資源，如化石能源、礦石，乃至水資源帶的消耗推到極致，氣候變遷將對全球的生存環境與生態圈帶來嚴重影響。這些問題可以經由科技發展而減輕，因此應該以更多的資金投向科技發展。然而，我們不應認為這些問題僅僅是技術問題。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給了我們很好的教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與官僚互相勾結，產業鏈過長（從燃料提取到核廢料處置與核廢料分解）所帶來的問題，人類犯錯的幾率，以及人類對核輻射傷害的有限認識（我們的認識主要通過對接受短時間大量輻射的研究，而不是對長時間持續小量輻射的研究），它們都不是技術問題，對科技的盲目信賴只會造成災難。正如新藥的研發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試用，新技術的開發也需要有長時間的試用以確保它的有效性。

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時至今日，人類需要一種較為樸素的生活方式了，我們不應期望中國人有朝一日享受到美國人今日的消費水準。這無疑對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有重大的影響，資本主義曾極大地提高人類生產力，它的前途將會在實踐中決定。

如果中國能在未來的20年於上述3點取得巨大進步，我們這代人在百年之後將讚譽為惠澤後世。2011年不應只有關押維權分子的紀錄，它更應該作為民主、社會公義與可持續發展之肇始記入史冊。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