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評台   2015 年7月24日

作者：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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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鄺健銘 - 關於六四悼念——我們在爭論什麼？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對於學聯首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於六四慘劇喪子、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接受《明報》訪問時說，「應尊重年輕人的選擇，毋須任何事都搞『大一統』，尤其是民主。」

今年六四前後，很多人議論六四悼念的方式與目標，但有這種氣度與視野的論者，卻幾近於無，對話欠奉。具體而言，受爭議的是什麼？議題有多重要？為何今年支聯會的港大民調評分會創1992年後新低？今年維園悼念晚會出席人數為13.5萬，是自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出席人數從2008年的4.8萬人躍升至15萬人以來的新低，原因何在？現在的公共討論，足夠理順這些問題嗎？

很多人很快便將社會間對六四悼念的各種新想像歸因於年輕人——特別是強調「本土」的年輕人——這種看法其實有點粗疏。很多人似乎忘記，2006年公民黨成立初期，並未將平反六四列入政綱，當時身兼主席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執於六四問題，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種觀點，與今日愈來愈有市場的「中港區隔」論，頗有扣合之處。對將「六四」與「本土」扣連嗤之以鼻、視「本土」為自私不理會「同胞」死活的眾多論者，似乎也少有注意到，即連支持支聯會維園悼念方式的論者，亦將「本土」念茲在茲、積極擴大他們對「六四」與「本土」關連的解釋話語的影響力，甚至今年維園悼念晚會，也刻意增強「本土」元素。這些社會現象，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場爭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其一，「六四」與「本土」有何關連？其二，悼念六四所用的口號與倡議的目標，是否需要照顧與重視中港之間的邊界、港人相當鮮明的身分認同？關注這個邊界，有着何種道德意義？換句話說，悼念六四的方式與目標，是否需要扣連與回應中國治下、港人刻下身處如資深傳媒人程翔所說日趨「四化」（註一）的政治險境？

中港區隔早見於80年代

從歷史脈絡看，「六四」與「本土」的關連，不能忽略「中港區隔」訴求這一環。「六四」發生的八十年代，正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命運的年代。有起碼三點，可以見到當時香港社會上下有着希望「中港區隔」的思潮：

其一，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調，都可以見到大部分人不願意回歸中國；

其二，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1984年訪京時說，「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至今這些顧慮不但沒有在香港消失，反而加強；

其三，八九六四發生後，人心惶惶，很多社會精英移民外地，故此至今好些口說「心繫中華」的論者，因在八九六四後恐共而作了保險、手持外國國籍與護照。一些上流精英，更曾成立組織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當時英治政府為平定香港「信心危機」，故此推出「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

閱讀最近關於曾經在八十年代倡議「民主回歸」的匯點成員專訪，會發現他們所以「反殖」，也不純然因為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感召」。縱然匯點1982年的《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計劃書，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但當被問到為何匯點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與其時就回歸問題的民意背道而馳，匯點成員之一何芝君說，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她說。

這為現在流行以「民族情意結」出發悼念六四的觀點帶來可商榷之處。謝志峰在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的發言，為這種「民族情意結」觀點立下了有相當代表性的演繹。他從「大中華」情感與功利角度，闡述悼念六四時中港邊界意識沒有必要存在的原因。依他觀點，從情感角度看，六四是五四運動的延伸，與香港九二八性質一樣，都希望藉着推動民主帶來進步；既然中港是「中華民族」「一家人」，政治目標又一致，港人因此沒有理由「離家出走」。其次，要對抗中共，謝志峰認為香港不能「單打獨鬥」、需要連結大陸盟友，始能成功爭取香港民主；這亦接近於很多人說的先有「民主中國」才有「民主香港」發展方程式。

對血緣排外置若罔聞

近年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個奇怪處，是對香港本土思潮非常敏感，動輒會將之標籤為「排外」；但對「中華民族」的近代建構特質、其「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扼殺地方多元的意涵、其真正極其排外的「血緣」思維卻置若罔聞。以我們耳熟能詳「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述說為例，日本學者坂元 ひろ子曾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指，「黃帝神話」主要是將黃帝定位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並視許多少數民族為漢民族（即黃帝子孫）所繁衍的後代，而這種強調純種血緣的「黃帝神話」，事實上是在複製日本國體論、「大和魂」神話的做法，建構中國版「黃帝魂」漢民族神話、命運共同體意識。這套強調血緣的「黃帝魂」論述放在香港，卻顯得格格不入。有家族幾代居於香港、在港出生讀書工作的南亞族裔人士，只因缺「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香港特區護照。事實上，現於香港大學任教的學者史書美，在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提出「華語語系」思想，正正有着反中國霸權、反殖民的意味；她的想法是，我們不能憑着全球華人有着相近的樣相，就假設地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存在、全球華人都有着與中國大陸人同一樣的身分認同、文化性格與政治取向。

說香港與中國人民的政治行動本質相同、混為一談，其實是有意無意忽略中港情况不同、一國兩制存在的重要性。港人所以會對趙連海只是就毒奶粉問題製造議題、引起關注，就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感到異常驚訝，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國兩制之下，仍有遠高於大陸的社會自由。但港人刻下身處的政治狀况，就如台灣學者吳介民所形容一樣，中共政權「愈來愈趨向法西斯化，它不只本身不民主，還試圖扼殺台港的民主」（註二），正因為此，近年香港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憂慮「一國兩制不保」、「自由不保」。

人道關懷以外

退一萬步說，如果自由是良知的基石、如果香港可以擺賣的中國大陸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在港陸客而言如此吸引，而六四悼念的一大道德意義，是認識專權遺害、保存自由進而良知、繼而醞釀行動，那為何悼念不以保住香港為起點，要捨易取難呢？再者，如果「民主XX民主YY」方程式管用，那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緣何在民主日本下，沖繩仍要不懈抗爭反殖，而在民主英國下，蘇格蘭要搞獨立公投？如果有論者認為不必認真，喊叫「建設民主中國」只是為了宣揚香港有別於大陸的自由價值，那麼這種看法一則是小看了口號的行動影響，二是以為在搞思想研討會，而忘記當下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正處於存亡之秋。

或會有論者認為不應「政治化」六四悼念、人們點燃觸光只是出於人道關懷。如果我們信奉普世價值、關懷全人類，那我們為何不以同樣規模關注赤柬人道罪行、新疆西藏的邊緣抗爭，或者盧旺達大屠殺？柬共是由很多人心繫的家國的政權中共所扶植，新疆則理論上屬「中華民族」一員，在香港爆發九二八前後，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消息，中共疑似在新疆進行屠殺，今年更踐踏疆人的信仰，要求餐廳與商店必須出售穆斯林不得碰觸的菸酒。盧旺達大屠殺至今二十多年，陰影猶存。

沒有丁子霖的氣度

簡括而言，如果道德追求的一大目標是多元，那麼保存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的香港，乃道德行為，正如我們不會認同對新疆西藏遭受不同方式的清洗坐視不理。從功利角度看，先保住香港的自由與獨特性，其實可進而造福廣大中國人民、讓他們有靈根自植的土壤，這正是當年反共、南來文人錢穆與唐君毅，寄望香港他日復興中華文化的理想。在香港如此時空，如何承傳六四的道德信仰，正是當下爭論的一大軸心。只可惜，積極發言的「飽識之士」，卻少有丁子霖的氣度。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一：程翔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

註二：見馬來西亞《燧火評論》，〈專訪吳介民：中國因素與本土意識（上）〉，2015年6月1日

文 鄺健銘

編輯 屈曉彤

李寶瑜訪問鄺健銘：北望，不如南看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19日

 鄺健銘（李澤彤攝）

【明報專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上月病逝，帶動亞洲熱論，一代強人曾帶領新加坡由英殖領土走上自治之路。回看香港，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為何時至今日，只得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民主政制停滯不前？

又有人問，為什麼回歸後，社會才湧現呼聲爭取民主？又為何回歸十八年，港人卻愈來愈人心向背？

愈來愈多人懷緬港英時期，時見龍獅旗在遊行和雨傘運動中飄揚，甚至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畢業的鄺健銘，新書《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封面也是大大一張米字旗。有人謂港人「戀殖」，難道是奴性使然？

鄺健銘反問，殖民的定義是什麼？

香港歷史，離不開英國155年的殖民管治，回歸後，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國，各界只顧聚焦中港問題，卻遺忘了香港在世界及亞洲上原本的定位——一個海洋城市。

鄺健銘翻開一個個英殖歷史案例，大量資料他琅琅上口，他說，只有回望過去，才能解構現在，照見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仍像一個殖民地」

坐在皇仁書院綠草地旁的涼亭裏，看着一班學弟在紮竹棚準備開放日，鄺健銘笑說：「這裏仍然有殖民遺風。」這所中學前身是1862年創立的中央書院，作為英治時期的第一所官校，中英文化薈萃，人才輩出，是個活生生的英殖符號。他說如稱英國和中國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假設香港仍然有殖民特質，「呂大樂也曾說，『一國兩制』的精粹，凍結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殖民體制，所以運作至今，今日的香港形神上仍然像一個殖民地」。第二點是，董建華在回歸七月一日凌晨，言之鑿鑿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身分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以至去年國務院頒布的白皮書、特首強調「權在中央」，香港人有的是無力感。他想起：「在1940年代，泛非洲的『反殖宣言』，人民有自我管治的能力、需有新聞及言論自由，竟然意外地發現，這些宣言，和今日香港人的想法有所共嗚。」如他所言，香港現今的政治處境，不止是停頓，而是大倒退。

海洋自由vs.大陸集權

是故港人對港英政府的念念不忘，其來有自，他以地緣政治的方法研究，發現「中英兩個宗主國最大的分別，是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分別。」中國這大陸國家講求中央集權，最近有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在南海填上小島宣示主權，他打趣道：「如果中國有能力，它真的會把整個海也填了，但海洋不是這個玩法。像英國這個海洋國家，就採取自由開放態度。」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他指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裏提到，日本佔領台灣後，隨即在管治問題請教英國和法國的顧問，英國建議任用當地精英間接管理，而明顯是大陸國家的法國則主張日本把台灣當作國家的一部分來管轄。「可見英法的殖民手腕不一樣，法殖的阿爾及利亞和越南解殖過程，就明顯地比英帝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更血腥，法國要動用龐大軍隊，英國相對來得少，如殖民印度，大概只有千多二千人來管理上億人口。」一個海洋國家，因着地理位置，發揮香港作為一個海洋城市的優勢，效果才能相得益彰。

英人治港 保存在地文化

於是回望英治下的香港，鄺健銘認為有三個特質：「第一是政治自由空間較大，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精英，何啟和林文慶，他們可以有三重效忠，包括效忠英國、中國大陸的發展、香港或新加坡本地社會的發展。」「第二是英國在港的統治者，重視保存在地的文化習俗，因為可以省錢，減少當地人不滿，減低暴力鎮壓的機會。如駱克在1898年接管新界，他建議盡量維持原有的社會和政治模式。」「第三是英國人重視軟實力，像皇仁書院就是中港融合最早期的例子，福州船政局也派精英來讀書，畢業生在社會上舉足輕重，像袁振英，就和陳獨秀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學校並非只教授英文不准學中文，反而着意保持中國人原有身分，再傳授西方教育，學生回到中國後就能幫忙宣揚英國的好，從而令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印象良好，方便英人到中國做生意。」

現時福利自主雙失

眼下港府民望插水，港人若有所失，他一語道破：「像Edward Vickers也曾批，現在政府似乎不及港英時代的官員，因為無民選而有很大的危機感，怕認受性不夠高，產生社會不滿，帶來政治不穩定和阻力。」「特區政府的缺失，第一在於不重視基層利益。雖說港英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在暗地裏卻另有經營，令基層擁有生存空間。如工廠旁邊建公屋，節省交通費及時間，還有工人飯堂、住屋津貼，生活成本大幅降底，反觀現在小販、桂林街夜市被打壓。」還有觀塘清拆重建、推倒牛頭角下村的廉價公屋、利東街，他極憤慨：「為何完全無想過這班人的生存空間？」這些在港英時代備受重視的要素，現今港府卻視如無物。「二是以前的港英官員，很敢和倫敦對着幹，以香港的在地利益為先，倫敦的管治文化亦給在地官員賦予空間，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有最終決定權、自主空間。」但現在通通消失，「香港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不斷下滑。」他提到梁振英曾形容香港為一個「萬能插蘇」，與新坡加李顯龍說的「舢舨」，高下立見，「『舢舨』有很高的自主性，活動範圍廣闊，可以擁抱世界，但『萬能插蘇』只能被動地依賴某一方。香港和新加坡本來都是港口城市，競爭且看你的網絡來源有多廣，若不能自由與世界接洽、尋找自己的腹地，香港一定會輸給新加坡。」

「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當人人都認為，現下中國經濟起飛，香港勢要北望神州，但他卻提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像張保仔年代由長洲到越南的海盜圈、五六十年代在東南亞流行的港產片「南洋三部曲」，或港商在南洋市場的紡織業大賺，甚至新加坡還有人在地鐵裏看《衝上雲霄2》，新加坡公司Page One在香港站穩陣腳，都說明了，「香港原本的腹地不在北方，而在南方」。「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香港的書店肯定比新加坡多，香港的書展也肯定比新加坡好看。」他建議將視野擴闊至整個華南文化圈，包括星馬、台灣、香港、澳門，可以由下而上改變，如新加坡的「草根書室」可以和香港的「序言書室」合作，杜汶澤便懂得在馬來西亞開設電影公司，主攻星馬市場。「如果我們不認真回看過去從何而來，我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強項，會看不清前路，最後只能繼續甘願做萬能插蘇。」

本土意識早種

從而鄺健銘解構出，對於香港日趨強烈的本土意識，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有共通點。首先是對「中國」和「愛國」的不同理解，「在中國這個疆域裏，有很多不同的在地文化，你不能用『中國』或『大中華』來一概而論。所謂『血濃於水』，就是用北方的視覺和標準，去同化所有多元文化。」但無論方言、文化性格、社會行為上，從來都有南北分野，明朝時，廣東、福建在南海上已很活躍，經濟自給自足。另一方面，香港更早有「反共意識」，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反共恐共的情緒濃厚，至1940年代，文人錢穆、唐君毅來港創立新亞書院，提及「花果飄零」實是對中共失望，視香港為中華文化復興地。

組屋光環以外的新加坡

另一方面，港人近年開始羨慕鄰近的新加坡，這也是鄺健銘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後，負笈到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修讀碩士的原因。他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閱讀大量文獻檔案，他批評香港對新加坡的認知非常薄弱，實如李慧敏《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中寫到，新加坡在國內亦有他的問題。但很多港人將新加坡「組屋」視為住屋天堂，卻沒注意到新加坡人投訴樓價太高，在2011年大選執政黨的支持率更因而降至歷史新低。而在十九世紀英殖時代，濱下武志用「兄弟」或「夫妻」來形容星港關係，鄺健銘稱之為「星港走廊」，互相補足。他更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兩者不可相比，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這也是為何英國最後沒有促成香港自治。當年英殖官員詹遜爵士，由錫蘭到香港做輔政司，也曾建議二戰後的香港需要改革自治，他到新加坡當總督時更是積極推動當地自治。但香港在民主上，卻無法避免中國因素，「英國深知，如中國要打過來，實在難以守住，在1956年雙十暴動後，曾認真考慮不如撤出香港」。後因香港仍有戰略價值，才將之留下。

「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

但鄺健銘認為：「『弱政府、強社會』是香港的資產，香港有很強的自理能力，雨傘運動就是例子」。因着八十年代的政治自由空間，香港的文化才「可以這樣生猛」，而言論自由在經濟角度而言更為重要，「像以色列是Start-up Nation，文化核心是敢挑戰權威和應變、創新能力」。但香港現在開始有一種順民文化，還有電視不發牌、出版業受制等。「到底香港可以怎樣重新擁有舢舨的性格？第一是要有擴闊的比較視野，第二是歷史視野也要深廣。」他著述的《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就是「給香港往後的研究備上彈藥」，拋磚引玉。

對於快將表決的831人大框架方案，他不感樂觀：「我們的社會結構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資產，包括社會自由、社會活潑度、社會文化空間。這個方案對北京來說安全系數當然高，雖然一人一票，但誰可出來選，中間悉數落閘。如果最後由北京信得過的人出選，而這人竟然可有幾百萬人給他託管權，即是替北京開路，而北京這套『大陸國家』的文化會危害香港，即單向效忠、縮窄自由空間、更加行政主導，沒有制衡機制，可以想像社會的自我生存、自我空間更細。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我肯定新加坡在不久將來會自由化，而我們卻是走『警察國家』的路。」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資料圖片

編輯 屈曉彤

鄺健銘 - 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鄺健銘 - 香港落後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立場新聞   2015年1月7日

早前，《南華早報》專欄作家Philip Bowring發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樣」。文章開頭這樣說：「最近許多文章都主張香港應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學習，當中不乏謬論，應當及時撥亂反正。」文章嘗試釐清，香港輿論對新加坡模式的各種一知半解 ── 例如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國民儲蓄狀況、經濟增長速度與「即用即棄的廉價勞工」的關係、收入不均程度與香港不相伯仲、國民總收入比國內生產總值低、與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實「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歡讀這種題材的文章，過去一兩年，也寫了好些主題相類的文章，考察的重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點、香港有何長處、為何比較之時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體的星港比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獅城社會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義，認為一般民眾皆愚昧，自由開放對國家發展無益，因此不時利用國際環境險惡、國家版圖細小資源匱乏等恐懼因素，「遊說」民眾接受威權管治、正當化對各種社會自由的規限。在這種國家治理氛圍下，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逐漸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份。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新加坡政府意識到知識經濟下社會創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發表報告，提出「讓國民具備冒險、求真與創新精神，對生活充滿激情」的創意城市願景。不過，有新加坡學者曾質疑沒有新的政治氛圍，新的社會是否能夠破繭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報導，儘管新加坡專利申請愈來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商界領袖甚至開始公開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

港媒經常吹捧、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模式，多只著眼於其施政速度，對此Philip的南華早報文章有這麼一段： 「任何人只要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稍有關注、並希望政府不干涉個人事務和私營業務，自然就會清楚新加坡獨裁統治的缺點所在。獅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重要基石」。的確，香港與新加坡行的是兩套風格頗為不同的模式，前者傾向強社會弱政府，後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機抨擊社會自由引致內耗、拖慢經濟的意圖。不過這種說法難經考驗，原因是無法解釋為何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仍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高於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同樣在新加坡之上。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將來仍能與之平分秋息？觀乎此時此刻香港的發展，我對此頗有懷疑；香港刻下仿如黃昏，新加坡卻如日方中。一個港媒經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為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而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不斷被收緊的特區。

「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的局限

這個分野所以重要，是因為新加坡貴為一國，情況有別於香港充滿灰色地帶的一國兩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權政府 — 地方政府」這一環，權力界限遠較香港清晰與廣闊，因此政策制訂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動力也更高。另外，因為擁有自己的主權，新加坡更可無拘無束地擁抱世界與「外國勢力」，成為貨真價實的「亞洲國際都會」，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發文，公開贊同美國制衡中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同時亦因為要面對一定程度的「主權在民」、選舉壓力，政府不能不緊貼在地民眾聲音。總理李顯龍不只在選舉期才與民眾「擔櫈仔傾計」，6月時排隊買炸雞翼就令中國網民異常羨慕。

國家以少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用人唯賢(meritocracy) 、廉潔(honesty)作為施政核心教條。在國人不滿聲中，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來人口準則，政策轉而強調新加坡人優先。為團結國人，政府主動推動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與本土身份認同。政府重視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讓食物連銷店專斷、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更開設小販學徒計劃，令老字號小店技藝得到承傳。縱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書飽受抨擊，但白皮書也有特地開了一個章節，講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預留綠色休憩地帶，確保本地人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政府設有Contact Singapore，積極在海外招攬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貢獻。重視國家食物與食水供應自足、減低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是政府的重點關心議題之一。新加坡政府遠較香港容易徵用軍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發展項目，在民意壓力下，近來也收回哥爾夫球場作發展之用。

縱然港人仍會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獅城國家圖書館沒有像香港那樣頂住保守民眾壓力，堅持不讓兒童圖書部內容涉及同性戀的書下架），但趨勢是新加坡民眾的問政力量愈來愈大，不再溫馴。最近被指控誹謗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內籌得超過七萬坡幣，與總理李顯龍打官司。在社會愈重批判的氛圍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發展起來。2013年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屆臺灣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個獎項，令新加坡電影在華語影壇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卻日漸成為政治忌諱。香港因愈來愈政治正確地只向北望，開始與新加坡分道揚鑣，由昔日同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變成今天愈加內向的「內陸城市」。談「次主權」、「自治」、「本土」、「香港人優先」，通通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香港境外辦事處不見得會與Contact Singapore 一 樣積極，聯絡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遲遲未能成事；新界東北爭議中，鮮見政府議及香港食物供應自主的一環。政府施政表現，愈來愈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為依歸，可以與獅城政府相提並論 ── 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連是否需要開發郊野公園，高級官員也各說各法，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絲毫不見政府會如何確保本地人原來生活質素不受人口增加影響；官塘重建，政府在民眾不滿聲中急著拆毀小商戶數十載的心血，拆毀一切之後，地皮卻流標，過程之中完全不見官員應有的嚴謹規劃態度；領匯當道之下，小店愈來愈難以容身，小販愈被邊緣化。政府公職的人選考慮，愈來愈傾向務虛地以「愛國愛黨」準則、政治派系立場先行，而非務實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經相信香港勝在有ICAC，但歷經湯顯明事件、亞洲週刊去年傳出北京不滿廉署「太獨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後，此情難再。香港文化產業的經濟貢獻與旅遊業相若，且電視業為電影業提供人材孵化場，加以發展實為美事，香港電視卻因神秘的「一籃子因素」而不獲發牌，公開表態不認同政府發牌決定的顧問其後更遭解僱。因為北望、合拍片當道，港產片港味漸淡，昔日風靡東南亞甚至全球的香港軟實力漸成回憶。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內經年積累的茶垢 ── 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李瑞環回歸前旨在提醒有關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為是打的一個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來香港模式還能保留多少正面意義，很視乎有多少港人能擺脫鄉愿、短視與犬儒的惡習。

鄺健銘 - 英帝國統治與中國香港的民主浪潮

立場新聞   2015年1月6日

刻下香港政改爭議激烈，有些人士很喜歡說：「英國人百多年來也沒有給予港人民主」，《環球時報》也補充說，英國政府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只始於(八十年代)中英政府討論簽署《聯合聲明》。這多少意味英殖時期的管治更獨裁，本地人各種生活意願與訴求多得不到重視；現在港人在中國治下可親身參與討論政改，已是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一大進步，港人焦躁，無甚必要。

如果鑑古可以知今，這種說法忽視了英殖歷史中的起碼三點、與現今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1. 英帝國的運作，並非單由港人耳熟能詳的「中央政府」主導，原因是英國社會多元，且能夠透過議會向英政府施予壓力、進而影響殖民地政策；

2. 英帝國對主權的執著，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帝國管治者更著重保留影響力，以維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對需要管理全球殖民地的英帝國而言，是解決一些殖民地與倫敦衝突的良方之一，「剩餘權力」顯然並非洪水猛獸；

3. 二戰後，港英政府對香港政改發展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四九年後中共執政而衍生的地緣政治，而香港當下的社會討論，卻常有意無意忽略這一環，也因而低估了港英政府當年所需要面對的政改壓力。

十九世紀如日方中、成為全球殖民地數目最多的英帝國，其社會思潮有如泉湧，繼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福音派教義(Evangelicalism, 重視道德行善與社會改革)、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強調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懐疑主義 (Scepticism, 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道德精神、英雄史觀與女權主義，不但推動了英國國內改革，也影響國外殖民地的政策。

當時英國社會掀起的曼撤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運動浪潮是例子之一。運動領袖Richard Cobden與John Bright倡議自由貿易主義，認為殖民地應如獨立國家一樣為自己而活、應當自治，而不應讓宗主國進行剝削統治、得到特殊商業利益；換句話說，這個學派的理想不是主張建立帝國，而是在社群自治的基礎上構建聯邦(commonwealth)(“The object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was not an empire but a commonwealth of autonomous communities.”)。這種思潮後來某程度上影響了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政策，二戰後英帝國的論述也以此為藍本。

英人管治全球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要合符商業利益，要務是減低成本，亦因此英人也著重道德形象，以減少所需的鎮壓行動與開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台灣之際，曾就該如何管治台灣諮詢英法顧問意見。英國顧問建議，將台灣視如香港般的殖民地，善用當地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加以小型殖民地政府與軍事力量來管治；法國顧問則主張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式(法國的一個縣)統治方法，視台灣為日本的「內地」直接管治。這可以見到英人的管治風格、海洋與大陸國家的政治區別。

英帝國的治理並非一帆風順，美國獨立戰爭就給英人上了一課，但英人維繫帝國的手法也因而變得靈活。「自治領」(Domainion)是其中一項產物。1926年英帝國會議已對自治領給予三點定義，其中兩點是： 1. 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 2. 自治領與英國自由組成不列顛聯合國。

二戰後，英人仍想維持英帝國，但也務實地意識到英國財力已大不如前。他們維繫帝國的新方法，是主動給予如新加坡的殖民地自治政制改革。英人背後的理念是，要加以利用戰後日濃的本土民族意識，使之有利於殖民管治。英國官員眼中，自治的好處之一，是為殖民地政府引入更多民意壓力、加快政府的社福施政效率、使之更貼近民生，從而贏取支持。到後來，英人更選擇提拔有利己方的本地政治力量、推動殖民地整合獨立，以在財力與維持帝國力量間取得平衡。有東南亞學者研究指，如非英人扮演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一職、解決馬來亞各族各派的分歧，馬來西亞根本難以立國。

《環球時報》沒有提到的是，早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港督楊慕琦治下的港英政府，已一度計劃推動香港自治政改，以重建英人的管治威望。除了以政改換取增加政府稅收的現實考慮外，楊慕琦的其中一個考量是，英國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的教訓，重視地方自治對維持帝國的重要性。不過計劃因中共建政、變數增加而告吹。

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因一直意識到香港難以抵禦中共進擊，因此治理香港時，往往小心翼翼，以防觸發中共收回香港的行動，也因此沒有緊密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行動，例如英人曾以BBC取締對中共構成挑釁的美國之聲(VOA)電台廣播。在此情況下，香港難以進行政改，因會被視為推動香港自治而引發中方行動。

不過港英政府也曾感到政改壓力。六十年代初聯合國增加了對英國的解殖壓力，這令港英政府有留意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民主自治黨的行動—這個政黨主張反共反殖、任命港人為港督，也曾向聯合國提交聯署。

刻下香港在「國家安全為上」、沒有「剩餘權力」、不能提「次主權」的大前提下，政改不但寸步難行，甚至是出現倒退──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以往的1/8增至1/2。八十年代為確保香港主權順利移交中國而設的「一國兩制」，曾令人有所想像；今人見到此情此景、回望過去、慨嘆今不如昔，自然不難理解。

總會有人反駁說，不要美化「英殖」。但英國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處理手法，卻給港人上了一場活生生的政治課，令他們體會更多，中英兩國處理中央－地方關係的政治文化差異：與中國對香港的一貫辭令有別，英國沒有說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說蘇格蘭自古以來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領土、沒有說蘇格蘭的命運應該由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人民決定、沒有說外國評論公投是外人說三道四，傷害英國人民感情。

有趣的一點是，親中人士多愛以英殖時期香港的政治狀態與現況比較，認為今日的問題當年也有；現在民眾大肆批評，是對英人厚此薄彼的「英奴心態」表現。如果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所謂「回歸」意義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英殖歲月又如愛國人士所言般不堪回首，那麼我們為何要視今昔大同小異為平常事？我們又應如何重新理解「回歸」的意義？去年9月以「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為綱、引發共鳴的學生罷課運動，又應從何說起？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中治觸發社會情緒、管治效果不如英人的情況，並非沒有案例參考；1930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威海衛，便是例子，這在198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Pamela Atwell所著的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裡有詳細分析。在1898-1930年30多年的英治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時間（1902-1921），威海衛的行政專員由曾任香港華民政務司、與香港華人關係融洽、任內大力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與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等華人自理組織的發展，且熱愛中國文化的駱克(Steward Lockhart)出任。駱克的管治風格，是盡量維持當地社會文化制度、盡量不擾民；也因為此，村民享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這管治模式，亦與1898年駱克考察新界、方便英人接管時所作的建議大同小異。

駱克治下，政府只訂下每年需繳交稅款，具體收稅細節由每村之長安排；雖然英人頒佈的法律與大清律法截然不同，但在實行上，中國律法傳統仍受法庭尊重，英人也選擇性地執行普通法，以遷就中國律法；政府於1904年設立的免費學校皇仁學堂，以雙語教學，中國典籍，以及西學如地理數學，同為必修學科。因為英人著意保留地方傳統，中國革命時期，威海衛甚至出現反革命暴力事件。駱克離任時，得到華人精英歡送，被他們讚揚為尊重學者，管治有方，同時為威海衛帶來了啟蒙與進步。

1930年威海衛回歸中國後僅僅兩天，威海衛人便有別於英治時期，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當中的原因，是威海衛政府財政權力收歸南京中央政府，因此計劃開徵新稅，影響民眾生活。事實上，中治風格與英人相反，新政府銳意要破舊立新，毫不陰柔；其發展計劃的野心相當大，支出因此快速增加，且使用權力時毫不吝嗇，這都削弱威海衛作為港口城市原有的大都會外向性格、網絡匯聚繼而競爭力。

因為政府財政需求增加，新稅項削弱了威海衛的轉口港地位，貿易商轉用其他鄰近港口；為彰顯威海衛是中國管轄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展示英語，這無疑是向「外國勢力」架起一道牆；政府在基層增設官僚機構以集中權力、縮窄社區自治空間；警察介入私人生活的程度，也明顯比英治時期高，警隊工作包括確保民眾繳交稅款，甚至調查學校出席率；最重要一點，是南京中央政府的黨組織在威海衛伸延，威海衛政府權力被架空，首任中國威海衛行政專員因與南京中央政府意見不合而被撤職，結果威海衛發展以「國家」而非「地方」利益為依歸。

研究香港的學者Norman Miners，曾為上述威海衛專著以「香港與威海衛」為題作序，並說威海衛的往事對香港前途頗有啟示。但當時他頗為樂觀，因為相信《中英聯合聲明》能保持香港原有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今天，當《聲明》仍否生效也成了香港政治議題之一，就不免使人再次細味history repeats itself這句老話。

(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此為增訂版)

鄺健銘 - 從五四在香港看國族身分認同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4日

【明報專訊】《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是一本令人驚喜與能受啟發的新書。它指出各派因自身利益與主張而對「愛國」、「進步」、「改革」、「民主」賦予不同的詮釋，致使過往有關「五四在香港」的論述偏失，客觀效果上回應了自國教風波後更受大眾關注的香港愛國教育問題，也提供了另一種歷史視角，讓人思考何以香港難以人心回歸。

從五四看本土意識

作者陳學然從當年港人對中國五四運動的反應，以及回歸後香港的五四紀念運動，來看本土意識，以及香港愛國教育的一些問題。這所以值得探究，是如陳學然所說：「目前不少研究五四運動在香港發展的文章，除了揭示百年殖民統治陰暗面外，還強化了港人在殖民地統治下如何保持高昂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構成香港『五四』愛國，反殖民話語——批判萬惡之英、日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突顯港人與祖國血濃於水，同根共感的愛國情懷與民族意識，傳達國家歸屬感、認同感的信息，述說香港人與廣州人、上海人、北京人向來毫無二致的愛國熱情，使香港進一步納入『國家』，『民族』的視角與思想框架下，最後達至加強香港與祖國關係的目的。這些論述很多都是在應合現實需要情况，在1997『香港前途』議題下出籠，藉着塑造五四運動在香港引起巨大迴響的圖景，闡揚港人思想情感從未與祖國母體脫離的事實，進而為『新時代』而強化『香港人』是『中國人』的意識，香港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的政治命題」（頁214-215）。這反映了「歷史」背後的政治身影，無怪乎George Orwell在《1984》曾言「He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回歸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97年頒布的《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增添了香港史部分，香港的歷史教科書也繼而增加了「香港尋根」、「血脈相連話香港」等欄目；「五四運動在香港」亦有別於97前的情况，逐漸成為焦點課題，陳學然將之評為「失實的五四」在地化論述（頁203）。其中一個失實的地方，是教科書傾向表現五四運動中港人「與內地民眾休戚與共的愛國熱誠」。按陳學然的研究，很多歷史書寫者皆引用曾任職於廣東社會科學院與廣東政協的陳謙在1979年所作的回憶。他的文章〈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指，「上海各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我香港同胞義憤填膺，愛國心並不後人。那時居住在灣仔的群眾，蜂擁至日本商店門前擲石示威，破毀櫥窗，高呼抵制日貨口號……員警不得已勸日人商店緊閉門戶，暫停營業。並勸日僑要居家內，切勿出外閑遊，避免事故。」但陳學然查閱1919年相若時段的中英文報紙，卻不見有發生日人店舖被集體破壞的事，在英日官方檔案也找不到相關記述（頁206-207）。陳氏也指這類港人自發響應國內五四運動的歷史觀點，也忽略了當時的英日同盟關係、要在港英政府規管下大規模反日並不容易（頁210）。

愛國史觀下的香港史

對這種愛國史觀下的香港史書寫，陳學然有以下反思：「如果過於迎合時下政治的理由或因素，過於遷就愛國主義史觀而將之用書寫大國史的筆觸勾勒『五四』的在地化圖景，所設計的教材雖能滿足一時所需，但有關內容反過來恐怕往往又是與時代人心脫節，與學界知識體系發展更是產生隔閡。那些嚴重來說是被創造、被虛構的『五四在香港』內容，於目前而言仍不加以糾正的話，將會影響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人，這恐怕不是我們所樂於見到的……在香港回歸以來，以『五四在香港』為視角的歷史教科書編撰，又應該如何處置本土與國家觀念歸屬的問題，這也是亟待處理的。」（頁214）

回歸後官方五四紀念活動的要點，發揚「民主」、「科學」的精神還在其次，首要目標是宣揚愛國、增強國民身分與民族認同——用陳氏的話說，「強調愛國成為回歸以來『五四』場域裏的主流話語……它受到了政府和親建制的民間機構重視。當局藉着『五四青年節』這個平台，先後上演了諸如『青年心繫家國，共創和諧香港』（2005）、『慶回歸十周年』（2007）、『迎奧運』（2008）、『慶祝建國六十週年』（2009）、『心繫家國』（2010）等等的大型紀念活動」。（頁301-302）

不過，雖然陳氏以香港本位來看待五四在香港的歷史，進而思考陸港關係、對以愛國史觀書寫香港歷史加以相當的批判，但他卻不太認同台灣學者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的治史方法，其理據是70年代之前有相當部分的香港居民皆為等待時機回鄉的中國移民，沒有強烈的本土意識，「香港人之香港史」因而無從談起；這種本土歷史觀，亦有「去中國化」、忽略中國因素對香港的影響、「有去歷史化的簡單化」之嫌。（頁3-7）

「70年代之前香港人之香港史無從提起」的評斷其實值得商榷。首先，如果五四運動在胡適眼中就如中國的文藝復興、從毛澤東角度看則是反帝國封建、繼1911年革命之後中國一等一的大事，那該如何理解港人不如愛國史觀所指有着「與內地民眾休戚與共的愛國熱誠」的狀態呢？其次，徐承恩在其近著《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就曾提出港式愛國主義的概念。例如何啟相信中國要強大，便需要引入與香港殖民地制度類同的西方制度，更斥責清廷盲目抗拒西方事物。事實上蔡榮芳同樣注意到早期香港精英港式愛國主義的存在，他稱之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何東是個好例子。在1899年舉行的香港華商公會大眾聚會，他便曾慷慨激昂地主張中國必須聯英抗俄，更建議英國應操控中國的軍隊——「試觀英國與埃及兩國所操練各軍，其成效不卓然可睹耶？」早前李祖喬、袁瑋熙、鍾樂偉刊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文章〈香港的「中國」觀念〉也有提及這種港式愛國情意結；其三，徐承恩與蔡榮芳皆指出基層更在意在地生計利益問題，而非國事。香港史家John M. Carroll也在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記述，1884年中法衝突中，有很多在港工人因為受到廣東官員威迫，擔心住在廣東的家人的安全，才參與騷亂。蔡榮芳亦引述了1930年代南來文人對港人不關心國事之不滿——「港僑醉心歐化，喜用洋裝……中間或吸煙，或食物，或喚歌童，或戲舞女，彼等殆不覺中國今日有何可憂，有何國難！」

「中國性」

當年與香港一樣同受五四運動影響、同為港口城市的新加坡，能夠映照地方性格如何重新演繹新文化運動，以及定義「中國性」（Chineseness）。學者David L. Kenley在著作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透過當時獅城海外華人社群的報刊與文學，研究「中國性」之複雜以及什麼是「中國人」。他發現當時的新加坡知識分子以在地文化、充滿南洋文化氣息的方式，演繹新文化運動。地方因素的存在，令人想起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ara）時，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的概念。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於「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然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

故此愛國史觀的危險之處，就是忽略地方性格，犯了陳學然所說「去歷史化的簡單化」問題。如果主事官員依賴這種愛國史觀閱讀香港的過去，那理順中港矛盾、理解為何回歸後人心難以回歸可會是遙遙無期。

文 鄺健銘（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編輯 蕭麗雯

鄺健銘 - 中港矛盾：世界視野下的中港矛盾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1日

1920 年，毛主席在文章〈「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裏寫道：「我們所主張歡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語。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省自治。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這才叫做『湘人自治』。」

回歸後十六年，香港社會也逐漸浮現近似的本土意識。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議題，已變得更為迫切。今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

中港磨合的問題根源，既來自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也與香港因長期扮演世界自由港角色，繼而衍生鮮明的本土意識有關。

由於一國兩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模式，故此參考世界其他中央——地方磨合的案例，例如美國與波多黎各、英國與北愛爾蘭、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印尼與亞齊等，會有助思考它的現與前路。事實上在八十年代，曾有論者建議香港以波多黎各模式回歸。今年，菲律賓政府能與「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歷史性地達成和平協議，在莫洛建立可能比次主權更進步的「國中國」／「亞國」，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當中的參考案例之一。

國際案例，有三點可助釐清當前中港矛盾的現、擴闊各方對前路的想像：一、香港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在世界其他地方均可找到先例比照，不宜將之簡化為港人面對中國崛起自卑情意結作祟的孤例；二、本土意識不是純粹的憑空建構，將其忽略、強調「顧全大局」與照顧國家利益，無助紓減中央——地方間的矛盾；三、本土意識可以包含世界、性格外向、比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

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

按照已故前新華社部長黃文放的觀點，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理應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一方（見《黃文放論特區首長》頁116、117、120、122、135）。但有兩個因素，使這個脆弱的平衡不易維持：

一．香港史專家曾銳生（SeeTag）在期刊論文Maximum Flexibility, Rigid Framework: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裏指，一國兩制基本上是回歸前中共對港政策「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延伸，以國家利益為先，因此一國兩制承諾不一定會兌現；回歸後香港可享有何種程度的「高度自治」，很視乎它會否損害中共的治國利益。

事實上，早在回歸前，中共的對港政策已展現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解放中國後，中共因外交、國防與經濟利益而沒有立刻收回香港，曾被蘇聯抨擊為「有新殖民主義的野心」。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隨即要求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以便他日收回，使香港名義上的「解殖」，遠比很多人想像來得早。有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指出，推動國家統一，同時保留地方特色、繼續引進外資、方便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當初創建一國兩制的一大動機。

國家其後的一些發展，包括八九後中國對「外國勢力」與「和平演變」的戒心大大增強、令其對港政策易於左傾，乃至近年國內群眾事件與日俱增、國家重心已由經濟增長轉移至政治維穩，均使本質上讓國家先行的一國兩制不利香港維持自由港「原有的生活方式」。

共產政權難與地方多元共存

二．歷史經驗顯示，共產政權向來不易與地方多元共存。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曾有很多車臣知識分子對為弱勢社群打拼的共產黨人寄予厚望，憧憬新政權會為身處俄國邊陲的北高加索人帶來自主與自決權，但最後終歸失望，本地人的文化、信仰、經濟與語言均受擠壓與踐踏，為車臣與莫斯科埋下更多衝突種子。

至於中國，嚴格來說一國兩制最先試行的地方，是西藏而非香港。1951年，北京與西藏達成17條協議，承諾西藏在新中國內仍能維持原來的宗教信仰、社會與政治制度，任何最終改革方案，需事先徵得達賴喇嘛的同意才可通過。當時西藏政策的主事人，也是鄧小平。但到了1956年，中國國內掀起大規模農村集體化運動與土改，西藏無法置身事外，最終釀成衝突、17條協議不能維持。80年代初，鄧小平對英國外相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正是參照當年西藏與北京的協議，這不免留下未來香港會否西藏化的隱憂。

香港本土意識：

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

Tai-Kwan Au在1984年寫成的博士論文Possible Political Futures of Hong Kong已預測，回歸後的香港存有「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Uncertain future conflict factor,頁261）。因鮮明的地方身分認同，香港社會對中國主導香港未來事務的抗拒，很容易會令港人本土意識更強、離心力更大，意味這個因素會否出現，關鍵在於客觀效果上已將中港差異制度化、中港區隔明確化的「一國兩制」能否落實。

的確，八十年代香港革新會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調查顯示，九成三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九十年代《南華早報》的民調發現，當被問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應當不顧中共反對加快民主化？」，83%受訪者贊成，反對者只有12%。

其實早於1980 年，著名學者、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已著述指，港人有獨特、在政治與法律層面與中國大陸涇渭分明的身分認同。儘管港人在文化層面承認中國人的身分，王賡武認為港人的身分認同，仍然包含一些由香港的南來人口、教育與科技水平等條件所產生的獨特地方元素。去年，以評論深刻見稱的練乙錚更甚至認為，港人具備斯大林所論的四大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少數民族。

回顧歷史，香港獨特性的建立，源於它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的自由港定位；「外國勢力」的一直存在，為香港「本土」添加了環球性格。剛開埠時，西班牙洋銀、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以及中國銅錢均為香港法定貨幣。19世紀末的書籍記載，香港鬧市「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香港亦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分子、共產國際、東南亞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基地。胡志明領導的越共，甚至成立於香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造就其經濟成就。時至今日，香港仍被評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本土」的環球性格，既孕育了全球最大的採購和物流公司利豐，亦可透過與南亞、中東與非洲有緊密連繫、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化最佳例子」的重慶大廈充分體現。

因此要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要務是認識與尊重香港的環球性格、避免因為過於擔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將一國兩制的詮釋偏向一國、加強操控，令其失卻原有保存「世界香港」的精神。

但一國兩制先天傾向一國，而回歸後，亦一直不乏與原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圖像有所出入的例子，如近月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指，《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法律位階次於《中國憲法》，其後觀點受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訪問學者質疑。港人愈來愈容易從小至街道生活文化、大至法制（如法治廉政）變異，感覺到資深記者程翔所講的「四化」(「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以及「本土」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故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下降、中港矛盾加劇、本土意識崛起，可謂歷史的自然發展結果，不算意外。（上）

國際案例映照下的中港矛盾（下）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以大量輸入外地人與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最大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英國—愛爾蘭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1998年達成歷史性的Good Friday和平協議。

美國—波多黎各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亦逐漸激進化。在1948至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台灣國民黨—原住民

六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的威權政體因為沒有對新生代漸起的本土意識予以足夠重視，令其用以統治台灣、強調「血濃於水」、以血緣串連文化與政治的大中華史觀與沙文主義受到愈來愈大的挑戰，使原來相容的台灣與中國身分認同割裂、日本與國民黨同被視為「外來政權」、台灣非漢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地方身分認同的一部分。這股本土意識浪潮，為民主進程打開缺口，促使政權開放。

中國—香港……？

雖然香港情况與這些案例不盡相同，但變化主軸大同小異──地方自主被認為得不到重視，催生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案例中激發本土意識的因素，包括：

一，地方經濟逐漸被中央壟斷，其原有經濟網路的多元與重要性乃至經濟自主度被削弱；

二，地方語言與文化空間被擠壓；

三，警察親中央、高壓的公眾形象令地方怨氣加劇；

四，地方新生代的本土意識與政治參與訴求被壓抑，在近年香港都不乏身影。

對於為何本土意識該受重視、不宜從略，案例之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研究巴塞隆拿、波多黎各、台灣等案例的學術著作，均不約而同地強調，本土意識的存在，都是由實在與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觀、地方語言、經濟網絡所構成，並非只是憑空的想像、流於本質論；

二，更重要一點，是台灣案例說明，本土意識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身分認同轉變的重要特徵，是各方對地方歷史敘事的競爭。台灣本土意識崛起、重視在地文化的多元起源，與期間有論者倡議，將台灣置於區域甚至世界史中，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不無關係。

引伸而論，如果將台灣經驗套在香港，像著有《香港大視野》的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那樣，將香港置於不同地域網路（例如英殖時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東南亞與南亞），重新定義地方，那大概可以避免出現「血緣—國家」意識之下，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不合資格申請特區護照的情况。

予自主空間減分離意識

國際案例不單說明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時為何需要以地方為本位，也為具體操作留下若干啟示：

一，給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間，能紓減分離意識。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研究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案例的學術論著Autonomy and Ethnicity: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ethnic States，都有提過這點：有異於一般想法，實現真正的地方自主，反而更有助國家統一；

二，談判過程若只集中與地方溫和派溝通、同時把激進派邊緣化，將無助化解中央—地方的衝突。事實上，在七八十年代，倫敦已嘗試終止北愛爾蘭政治壟斷局面、推動親倫敦與愛爾蘭兩派權力互享，不過未能成功。及至貝理雅在97年上台，雖受到親倫敦勢力的政治壓力，但仍然堅持向與愛爾蘭共和軍關係密切的激進政團新芬黨（Sinn Féin）打開談判之門，最後終在1998年達成Good Friday和平協議，相當有創意地建立讓各派管理政府不同部門的聯盟政府；

三，國際參與對化解中央—地方矛盾、鞏固地方自主，往往能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新近學術著作Diminishing Confli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Why Some Subside and Others Don't就指出，國際參與是印尼—亞齊案例成功處理中央—地方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尼官員原本擔心國際參與會加劇分離主義，但由前芬蘭總統主持的協商，最後卻能同時確保國家統一與地方自主。所以早前袁瑋熙、何雪瑩在《明報》撰文，說香港問題要「跳出本地框架」、「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有一定道理。

零和遊戲非唯一出路

對中國來說，理順中國—香港關係，有其國家戰略價值。按照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新著《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的觀點，隨着「美國重返亞洲和它對華的『包圍』（encirclement）策略逐步形成」，同時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進行新發展模式的壓力不斷上升，未來中國會更需要確保一國兩制、穩定香港人心，以善用其潛在的外交網絡，和建設中國軟實力時不可或缺的香港文化。

有這種戰略考慮、以中國之大、加上近來上海自貿區一度被稱為「新租界」、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氣勢，中港關係大可不必以零和遊戲作唯一出路。

文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鄺健銘、李祖喬 - 香港管治的過去與未來

2012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香港十分流行一套說法：社會爭論太多，蹉跎歲月，令發展停滯。例如不少人把新加坡想像成仍然充滿李光耀色彩的強勢管治，期望香港效法。此崇拜強勢管治、貶低社會問政的心理，既漠視香港過去的管治經驗，亦忽視鄰近區域的民主化趨勢。

港英時代的自由社會與殖民管治

綜觀歷史，雖然港英管治十分出色，但香港過去的成功與強勢政府沒有必然關係。六七十年代，相比鄰近威權政府主導的地區，香港政府算不上強勢，比較倚重與社會溝通合作，香港因而相對自由。1966年，英國殖民地部殖民地政務次官懷特夫人訪港後，已認為社會大眾要求參與更多本地事務的訴求比政府估計更強烈。同年，青年蘇守忠的絕食行動被視為本土社會意識的萌發點。六七暴動後的1970年代，社會運動逐漸為當時管治者帶來壓力。1973年，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民憤，港督麥理浩成立調查委員會，檢討反貪污工作，翌年成立廉政公署。面對冒起的社會問政意識，管治者着重增強溝通、而非嚴厲操控社會。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政，其實是民眾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下參與政治、同時政府願意回應民眾訴求的結果。

從1950年代尾到1980年代初，幾位港督的管治思路幾近一脈相承——以建立市民信心為首要目標，擴大市民問政渠道，積極回應訴求。接任港督前，柏立基曾任新加坡總督3年，任內遇上新加坡自治運動高潮，更曾積極配合推動自治進程。也許新加坡自治運動對他有所啟示，他出任港督時推動公務員本地化，華人高級公務員倍增。所謂「麥里浩仁政」，其實是蕭規曹隨，把柏立基後的戴麟趾政策擴充，包括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令市民有更大參與權，打擊貪污，推行免費教育，興建沙田新市鎮等。港英管治者並非本地人，管治基礎並不穩固，因此處理社會意見時相當小心，不會傲慢地視10萬人上街為「社會上的少數」或「小撮人阻礙施政」。

香港人今天視為學習榜樣的星洲強勢政府，實源起自極為不同的歷史背景。二戰後東南亞掀起反殖浪潮。1965年，新加坡獨立，本地人當家作主，社會跟管治者之間的對立大減。在馬來西亞及印尼包圍下，本地精英領導的政府以團結為口號、強勢主導發展，某程度上是順理成章。因為歷史軌迹不同，現時香港在政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和政治文化兩方面已跟新加坡有極大差異；况且，香港是中國特區，獨立性遠比主權國家低，因此動輒認為「香港應學習新加坡的強勢管治」，是對兩地歷史認識片面的一種表現。

區域發展：民主化的歷史大方向

假如認為過去的管治經驗已經不合時宜，那是對香港現况與亞洲威權管治民主化趨勢視而不見。

一，有論者以「香港經濟落後於新加坡」為由，認為必須強勢管治。這種說法並非毫無爭議。星洲論政網站the Online Citizen今年3月時曾比較雙城過去5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發現走勢幾乎一模一樣；《南華早報》專欄作者Jake van der Kamp於6月時發表評論〈Memo to CY: Singapore isn't better off〉，指香港僱員在2003至2012期間的平均消費能力都比星洲的高。瑞銀去年一份報告亦有類似結論。今年，香港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連續第2年被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位列新加坡之上。星港不同的管治模式，只是因應過去各自形勢的不同應對。星洲部分政策值得參考，不等如香港需要強勢管治。

二，支持強政府的論者，亦沒有注意鄰近地區的新趨勢——教育普及、資訊流通愈趨便捷、國民世界遊歷增多，各地社會問政意識愈來愈強，政府施政愈來愈難繞過民眾。這裏不提早已由威權政體過渡成民主政體的韓國與台灣；越南共產黨早於2006年推行政治改革，電視直播國會辯論，最近國會更否決政府修建高鐵的計劃；緬甸獨裁軍政府的急促民主化令人目眩；2008年大選後，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長期壟斷國會局面被反對黨打破，首相納吉破天荒地廢除類似23條的內部安全法來爭取支持。公開政治辯論文化開始興起，被視為學習榜樣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去年國會大選，縱使大選前經濟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支持度卻下跌，反對黨取得歷來最多國會議席。《紐約時報》指，新加坡政府開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容許更多社會聲音與監察。

過去，社會自由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成功基石，現在，於香港身處的亞洲裏，各地社會也開始有更多自由問政。仍然把威權政治視作「亞洲價值」的，大概只剩下中國與朝鮮。筆者身在星洲，每天讀港聞，完全可感受到兩地自由風氣逐漸逆轉，不免憂心：香港真能承受失去自由的代價？

急功近利才是問題所在

單看近半年，不少評論都不約而同指出政府應該首重溝通與合作——例如新力量網絡的「聯盟政府」方案、盧子健的〈「大和解」第一步：特首真普選〉和黃偉豪的〈「拉布」對市民的好處——速度和效率絕非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價值〉。香港管治的核心問題，並非不夠強勢，而是過分急功近利，迷信強政府可帶來速度與效率，也愈趨欠缺世界視野，漠視香港獨特的歷史以及比鄰近地區有利的制度。香港不僅是中國一部分，也必須是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緊貼國際潮流的特別行政區。假使港人繼續對自身過去與世界未來不聞不問，香港未來的管治只會削足適履、倒行逆施。

作者鄺健銘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李祖喬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