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廣德 - 台山核電7宗罪 香港責無旁貸

2016年6月1日 

【明報文章】香港首家以眾籌集資成立的傳真社上周首發兩條信息，揭示距離赤鱲角機場僅100公里的台山核電站反應堆不僅有安全隱患，廠方不等調查完成照樣封頂，台山當局更催促外方工程師明年投產，爭做全球第一隻白老鼠。有證據顯示核電工程從生產、管理到監管均出現多重漏洞，香港人眼見危機擴大，是否只能袖手旁觀坐以待斃？

一旦台山不幸發生切爾諾貝爾或福島級別的核災，屆時全球新聞報道必會有以下焦點：「由香港上市公司負責興建及營運的全球最大核電機組在台山發生意外，估計包括香港在內的珠江三角洲受災人口逾5000萬。」香港不但會人財兩失，更連商業和金融聲譽也徹底敗壞。

台山核電站由中國廣核集團與法國電力公司（EDF）合資，中方佔七成股權，採用第三代歐洲壓水式反應堆EPR技術，裝機容量1750兆瓦，比大亞灣正在運行的反應堆高出八成，內含輻射物質總量是福島第一號機組的三倍，投產後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巨無霸。2014年12月中廣核集團子公司中廣核電力在香港上巿（港交所上市編號1816），同時把台山核電站資產注入子公司，所以往後核電站的興建與營運便成為香港公司的責任。

安全漏洞 證據確鑿

隨着三年前環保團體開始關注台山核電站風險，至今已有證據顯示安全漏洞「七宗罪」：

（1）反應堆鋼材脆弱——法國核安全局去年發現在法國興建中的EPR反應堆壓力容器頂蓋和底部碳含量超標，韌度不足，容易脆裂導致核泄漏。無論台山1號反應堆壓力容器頂蓋和底部是由法國或日本製造，由於製造程序是由法國提供，壓力容器同樣有安全風險。

（2）國產化步伐過急——台山2號機組的反應堆壓力容器、蒸汽發生器、穩壓器，以及反應堆冷卻管線，全部由中國東方電氣集團製造，除了反應堆壓力容器碳含量同樣有超標風險外，中國廠家急不及待採用國產貨替代進口，不受原設計方的法國核安全局監管，質量成疑。

（3）核島未達標先封頂——傳真社記者本月初到台山以航拍機拍攝核電站情况，發現兩座核島的混凝土外殼已經完全封頂，一旦壓力容器有問題亦不能取出或更換，所以如果中廣核不肯承受核電站報廢的損失，便需不顧安全標準照樣投產。

（4）零部件質量涉造假——法國生產商阿海琺集團（AREVA）今年4月底提交報告，承認在過去51年大約400件組件安全測試不當，包括測試結果和函數被修改、省略或者資料不一致。阿海琺至今只確定有50件在法國核電廠中使用，其餘350件去向未明，因此未能排除台山核電站受影響的可能。

（5）工程進度疑涉隱瞞——按照動工前規劃台山1號機組應在2013年底投產，中廣核總裁高立剛聲稱可在2017年初投產；但參與調試的法國工程師向傳真社表示：「工程延誤是因為要進行電力生產系統測試，核電站每一個部分都需要測試，最快2018年才可以接駁電網正式供電，亦可能要再多兩年、3年、4年、5年。」究竟是否有人試圖隱瞞工程進度？

（6）趕急投產罔顧安全—— 一名負責核反應堆、在核工程有逾20年經驗的法國工程師指中國一方很着急，不停催趕工程，要求發電廠明年投產，「他們要成為世界第一個啟用的第三代核反應堆」。似乎對中國當局來說，趕急投產的商業利益或國家面子已凌駕於符合程序或安全優先的考慮。

（7）獨立監管能力不足——台山核電站發現的反應堆壓力容器碳含量超標、組件安全測試疑涉不當等種種問題，全由法國核安全局發現後再向中國通報，突顯國家核安全局沒有獨立監管的能力。台山機組很多重要部件在國內或日本生產，法國核安全局沒有監管責任，光靠中國國家核安全局監管是否可靠？

證監噤聲 香港遭殃

美國證監會宣布調查阿里巴巴在「光桿節」的網上交易數據是否涉及造假，但即使數據不確，頂多是投資者或商戶利益受損。中廣核負責的台山核電站如果安全質量未過關而投產，對生命財產的威脅比阿里巴巴涉造假何止大千百倍。為何同是上市公司，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對此未有進行調查？

台山核電站能否投產或何時投產都是影響股價的敏感資料，按照上市條例企業有責任及時公布。但上周中廣核開股東大會，不管股民在會上提問或會後大批記者追訪，董事長張善明一直迴避。監管當局若不及時追究責任，勢必賠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

港交所今年起要求上市公司編製《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其中一個範疇是「 產品責任」，即企業須交待產品是否符合法規、對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影響。如果中廣核可以蒙混過關，上市條例豈非形同虛設？香港人或許未能親到台山示威，但起碼有權制止香港上市公司用香港人資金替香港自掘墳墓。

高立剛向《信報》記者強調「台山廠是合乎舊安全標準」，變相承認台山廠不符合法國核安全局正在審定的標準。由於EPR是未有先例的全新技術，安全標準沒有新舊之分，「舊標準」是「尚未合格」的同義詞。法國和芬蘭在建的EPR核電廠正是因為未能滿足不斷更新的安全標準而一再拖延投產日期，甚至有廢廠之虞（芬蘭去年5月宣布取消興建原定第二台EPR核電站）。

真相就在眼前：由於台山兩座核島已經封頂調試，根本無法再改造以符合仍未最後定案的技術標準。中廣核明知「七宗罪」難以彌補，如今為了維護730億人民幣投資而「頂硬上」。「勇氣」誠可嘉，犧牲可是誰？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長春社理事

黃世澤 - 安裕被炒與南洋報殤

2016年4月27日

一直廣受《明報》讀者喜愛的安裕，肯定是《明報》的重大資產，《明報》要開源節流竟然裁掉他，簡直匪夷所思。而專欄作者們開天窗，竟然被強加「編者按」，這種不尊重作者的做法，簡直破《明報》歷史的紀錄。

對筆者這個南洋來客而言，這種粗暴清理不聽話員工的手法並不陌生，皆因現時《明報》的母公司世界華文傳媒集團，處理馬來西亞旗下兩份報章《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的異見評論人的手法同樣粗暴，不難看出這次安裕被裁的實際元凶，其實就是不斷用虛偽口號自我推銷的張曉卿，甚至鍾天祥也只不過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在馬來西亞中文報界，有不少學識淵博、深具份量的評論人，像李萬千、楊白楊、丘光耀等，這些人公開批評張曉卿與執政黨成員之一馬華公會聯手收購《南洋商報》，令馬來西亞中文媒體言論自由消失，公開呼籲作家們罷寫《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這些評論人立即遭到《星洲日報》封殺，沒可能刊登他們的評論固然不在話下，但更離譜的事卻在連他們的相關報道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這些作家被迫害時，鍾天祥都還未擔任《南洋商報》總編輯，因此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張曉卿的慣用伎倆，不論鍾天祥還是陳天祥，只要他要聽老闆的話，都會用同一手法對付安裕。

張曉卿視傳媒為政治工具

當然，張曉卿這樣自閹報章根本是自殺行為，《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銷量越來越差，在互聯網上，有很多馬來西亞人會付費訂閱《當今大馬》（Malaysiakini）的中文、英文或馬來文版，但沒幾個想看《星洲日報》或《南洋商報》，因為張曉卿只把傳媒當成他的政治工具，誰會自掏腰包買一堆沒營養政治廣告回家？假若張曉卿真的珍惜《明報》的賺錢能力，特別《明報》這品牌對挽救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在馬來西亞惡劣形象的價值，為何要裁掉在巴拿馬文件相關報道上表現出色、不偏不倚，日常專欄得到各方愛戴的安裕？張曉卿不尊重讀者和新聞自由，讀者亦沒有必要去尊重張曉卿，亦因此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在全球各地報刊的公信力亦越來越爛。

筆者可謂看《明報》長大，寫作生涯亦在《明報》校園版開始，也經常穿梭家鄉南洋與香港兩地。鍾天祥只聽老闆話，筆者理解，那是南洋老一代人的忠誠侍主之道，筆者不敢挑戰他。那筆者請鍾天祥的老闆張曉卿以情在人間、正義至上（《星洲日報》格言）的精神，向馬來西亞、印尼、香港三地讀者解釋一下多次與世界華文傳媒集團相關的新聞自由事件，特別是安裕被炒這件事，而不要拿鍾天祥當擋箭牌，每天在編輯室面目無光地上班。

這次《明報》粗暴裁掉安裕的做法，既無情，亦無義，公信何存？張曉卿若然真的尊重《明報》讀者，應親自向公眾道歉。而要讓《明報》真正成為一份具公信力的獨立報章，一如英國《衛報》一樣，在眾籌越來越成熟的今天，《明報》如能改由公眾共同擁有，成為一個獨立公共報章將會符合公眾利益。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空勤達人Famous Carol 特事特辦，荒謬 空總唔妥協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個多星期前，爆出梁特首為了替快要登機的女兒拿回遺留在禁區外的手提行李「特事特辦」，當時身在英國的空總總幹事吳敏兒（Carol），第一個反應是「覺得不可思議」。做空姐二十五年，她說從未見過這回事，隨即問英國美國澳洲的同工，都說最多只是總統級的人才有特權，而誰有特權、有什麼特權，該早就白紙黑字寫明；况且，「特首跟總統，仍有好大距離吧？」數小時後，她愈想愈憤怒，然後接下來的一星期，她帶頭組織今天的機場靜坐，空勤抗爭，這次好像第一次脫離了勞資問題，但她強調行動不指涉政治，「佔領機場」的說法亦是被扣帽子，靜坐，是為切實的勞工安全問題。「運了炸彈入去都得啦？炸死的是我們，不是你梁特首。」

二○○三年，吳敏兒一手成立英航香港工會，帶被剝削的同工走過十三年艱苦的抗爭路，由搞工會被打壓、頂着懷孕九個月的肚打官司打至英國終審法院，最後成功令英航為打壓工會員工道歉、把香港員工的退休年齡由四十五歲延至六十五歲。她的事迹，傳遍英國業界，總公司當然看在眼內，空姐碰着她，反應會像電影裏少女遇見超級英雄般瘋狂：「You are Famous Carol? I can't believe it !」

維護專業 確保飛行安全

在事件發生後，空總收到很多人查詢，表達憂慮，吳敏兒說，靜坐是因為他們看到業界和社會反應，認為該代表業界站出來，告訴社會，這個問題出在哪兒。「特權不特權，留待政治人物、議會處理，我們要讓人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妥協。」機管局、民航處及保安局一直強調事件未有違反國際組織訂立的航空保安規定，國際民航組織（ICAO）至今拒評事件。「ICAO是聯合國的組織，由193個政府組成，香港是193分之一，需根據協議在香港制訂相關規則。你不能一邊定規則，一邊犯規，然後還說沒犯規。」一般人看空姐，吳敏兒說大多只想到靚不靚、或者顧客服務，但她說空勤的訓練，首要是安全及緊急事故處理，對航空安全有專業嚴謹的要求，「我們每年都要考一次safety，不合格就炒得，飛機緊急降落，打開艙門放乘客出去的，不是消防員，是我們」。而所謂的嚴謹，是絕對的一絲不苟，她說近年乘客的確愈來愈惡，但空中服務員也有一套處理準則確保飛行安全，不容許妥協。「有些客上到機艙無理取鬧，空勤是可以請他下機，再把他的行李卸下才起飛；一上機就滿身酒除，同樣，請下機」。

工會勞工政策 離不開政治

「這或許是空總的命吧。」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成立不足半年，就要組織一次靜坐。香港航空業的工會，正式註冊的有四個，國泰、港龍、英航、聯合，一直以來各自向自己的公司抗爭，十年前，四個工會組織空服聯盟，但並沒有註冊，一起為勞工問題上過街。投身工會愈久，吳敏兒說她逐漸知道社會上的事跟工會有很大關係，勞工問題，其實離不開政治，如果政制政策與政治總是千絲萬縷的話。「沒有普選，就會像現在的政府、議會，傾側商界，關乎勞工的議案，怎可能通過？」這幾年，香港的勞工法例好像進步了，但同時集體談判權被擱置、侍產假由七天變三天。在這種局面底下，吳敏兒認為，「工會一定要保持高調參與」。醞釀多年，空總去年十一月終於成立，會員達八千人，她眾望所歸是第一屆總幹事。

帶領英航香港工會 13年爭權益

 眾望所歸，因為在這之前的十多年，她一直帶領英航工會跟遠在英國的公司抗爭，身經百戰，當中不少是勝仗。眼前的吳敏兒，開朗豁達能言善辯，百忙之中跟我談了足有三小時，但提起這條路，仍是非言語能難以形容的艱苦。「我已不記得，怎樣捱過那段日子。」

二○○三年，SARS把航空業推進谷底，英航宣布不裁員，但一再減少員工工作日數，轉為75％兼職，即人工打七五折、假期每月多一星期，更單方面把員工的第十三個月糧自動扣減三分之一，「共度時艱」。這種「75」兼職制度，維持了兩年半，香港百多個英航空勤，白白少收了十個月薪金。「因為『75』，我們每月多一星期假，常交頭接耳，開始討論公司常常只單方面做決定，沒跟員工商量，有人說，鬼叫我哋無工會？為何我們不可以有工會？」

英國工會規模好勁 香港沒有

那時候，吳敏兒每次的飛行工作動輒上十天，香港飛倫敦，再飛北京，回到倫敦，第四站才回香港，一個航班上，十五個空勤，三個是香港員工，其餘是英國人。她說，飛行時，常在半空中聽說英航工會的事，「只知道人哋好勁，只知道我們個base（香港）沒有」。英航機艙服務員工會BASSA，會員人數逾萬，是英國規模較大的工會之一。興起成立工會的念頭，可是無從入手，吳敏兒於是請教BASSA同事，如果要搞工會，該往哪裏拿批准？「哇，問了之後，他笑咗好耐，說：Carol，無人需要問准的。」吳敏兒被當頭棒喝，又覺得尷尬極了，一直以來，香港員工被灌輸公司很嚴厲、有紀律、講規則，搞工會，該也要有根有據吧？「成立後，通知公司、與他們坐低會面、要求公司認可工會便可。」

懷胎4月 與公司打官司

工會成立的過程，遇到的困難不多，最吃力或許是熟讀員工守則，足足花了幾星期。「如果我作為主席也不清楚守則，我們如何可以據理力爭？我試過一次出洋相被嘲諷：你做工會代表，完全唔熟守則㗎？唔怪得人人說你只想搏出名。」

工會成立後，艱難的日子才開始，為了第十三個月糧被扣三分之一的事，吳敏兒首次與公司對簿公堂，其間在她懷孕四個月時，父親過身，她大着肚子辦後事、打官司，「面對法官、幾十個同事來聽審、上司與你對壘，又驚BB在法庭出世」。幾經艱辛，她第一次打勝官司，二十一日後，她誕下幼子。港台後來把這段日子拍成半紀錄片，當時吳敏兒看後，淚如雨下。

步步打壓 收警告信

然後，打壓一波一波地湧至。復工首天，她收到管理層的電話，說要為她向傳媒談及公司的報道跟她談，沒想到那是長達一小時的激烈辯論。「他們說，我是英航空姐，任何時候都沒權不問公司就向媒體談及公司的事，還舉起一本員工守則，說『難道這不適用於你』？我說，那篇報道是寫工會主席，工會主席不受限制，那守則，適用於一個空姐，但不適用於工會主席。」沒多久，吳敏兒到英國接受產後培訓一星期，其間收到英國總公司負責所有國際員工的經理日夜留言：「你小心聽着，明天下課後，我要你來見我。」剛巧培訓班有兩個BASSA同事，知道她的事、看過文件後，說BASSA會替她出頭、找人告訴經理：Carol不會來。「哇，那時我才知道，把炮的工會，可以係咁型。她們說，知不知道一個經理要見一個員工有什麼程序？但凡準備或正式紀律處分，都是極嚴重的事，僱傭雙方都不能走錯一步，而經理沒跟程序。」

行李不翼而飛 機場疑被跟蹤

在英國，因為有BASSA，吳敏兒算是逃過一劫，但回到香港，她再次被召，再次被痛斥警誡，還收到五頁紙的警告信。吳敏兒求助職工盟，最後勞工處控告英航歧視工會員工，英航認罪罰款。不過，在回港打官司前夕，她其實在英國遇到怪事——從北京飛到倫敦後，她寄存的行李，不翼而飛，她於是在希斯路機場四號客運大樓找至一號客運大樓，沿途卻總覺得有人跟蹤她。「那是個外國人，唔知佢做乜，去搵車又見到佢，去搵行李又見到佢，最後在一個無人的月台，好驚，心想難道佢要殺咗我？我當時覺得生命受到威脅，那一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於是，她在月台向那人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讓他知道，我見到他」。然後，那人消失了，吳敏兒崩潰地在月台嚎哭。她沒說這事是誰做，只說時間上很巧合。「為什麼做到咁？那種痛苦，我不想再有其他人重複我的經歷。」

45歲要退休 赴英告公司年齡歧視

同一時間，英航員工開始被退休年齡的事困擾，由舊合約轉至新長約制後，員工守則訂明需在四十五歲退休，夠鐘被叮走的空姐，二○○三年出現第一個，但英國員工的界線定在五十五歲。吳敏兒認為這守則不公平，決定到英國法院，控告英航年齡歧視、種族歧視。她先是在英國求助BASSA所屬的總工會Unite the Union，遊走Unite的財政部門、法律部門，花半年時間游說Unite全力資助她打官司——吳敏兒試過，自己找律師諮詢，單是面談討論一小時也要450鎊，後來在當地的勞資審裁處打官司，資金雄厚的英航已動用女王御用大律師壓場。

「Congratulations」 勝過所有辛苦

工會要跟大企業打官司，沒資金的話，所謂爭取權益根本無從說起。二○○六年七月，官司正式展開，吳敏兒卻形容是出師不利，兩次延期。她說，延期是最磨人的，「在公司肯讓步之前，夠四十五歲的員工陸續要離職，四個月可以有十個人，我們好想盡快停止這局面」，其間，不停的文件來往、蒐集資料、來往英國與律師見面討論，同時為了要到英國上庭，每每要向處處刁難她的公司申請假期。「幾經艱辛，終於等到上庭的日子，律師才說大狀病了，無法上庭，我不知道哭了多久，一個人走在街上，那年冬天，4℃，法院距離酒店不遠，但，路就是走不完」。然後，吳敏兒由要求翻譯但律師勸阻，到像電視劇般在庭上被盤問至淚流滿面，二○○八年，終於捱至結案陳辭的日子，審訊結束，判辭卻再等了半年，○八年年尾，律師寄來的電郵只一個字：Congratulations。吳敏兒說，那是幾年來最好的聖誕禮物。隨後幾年，英航不服判決，一直上訴至終審法院，至二○一一年，英航突然中止上訴，提出和解，英航原本只肯賠款，後來答應讓已退休的員工復職，其他員工的退休年齡與英國員工看齊，「準確來說，年齡沒有上限，不過一般會在六十五歲退休」。吳敏兒說，歷時五年的官司，她捱壞了身體，一度嚴重貧血、胃出血、月經流血不止，其間還遇到同事的排擠和仇視，認為她搞壞公司的名聲、僱傭關係，「有些非會員，在單獨向公司提出以較差的條件換取延後退休後，知道我們贏了官司，想我們幫忙爭取，與我們看齊，但真的很難，合約是你談回來，條件是你開出，我們工會怎插手？」

兩孩媽媽 搞工會做空姐

這麼多年來，吳敏兒全身投入工會的事，偶爾有小官司，她為省錢都乾脆自己入稟、學寫證供，同時她繼續全職空姐的工作，獲得的乘客讚賞不少、病假也沒多請，她說，這或許就是當日英航想盡辦法去除眼中釘卻最終沒成事的原因。不過，這女鐵人不止「打兩份工」，她還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說，無論怎忙，家庭也是她的第一優先。人們覺得她像有三頭六臂，但她覺得事在人為，只要能把時間安排妥當便可以，雖然這大概是她把身體捱壞後才真正學會的。工會會務，大多在丈夫孩子上班上學時才做，晚上盡可能都會在家吃飯；她教孩子，也有一手，認為陪伴孩子的時間，質比量重要得多，「要用心觀察，孩子喜歡吃什麼？熱還是冷？喜歡玩什麼？放假跟他們到公園，癲一陣都好開心，回到家，食飯的食飯，做功課的做功課，要做的就做。我做不到像現在有些媽媽，每天在家紮定馬等孩子回來督促功課。孩子起初不合格，由他吧，告訴他錯在哪兒，他自己要努力，讓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不是媽媽的人生。現在有好多媽媽，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考到名校，等於自己入名校。他們總有一天要自力更生，要成長，連照顧自己的本能都沒有，媽媽幫得多少？」

縱使不是日夜監管督促，孩子反而懂事聽話、關係融洽，吳敏兒提到幼子，總笑說他是個肥仔，「有一次買了兩條金魚給他，早上女兒告訴我，金魚死了，因為弟弟把熱水倒進去。我立刻問他為何要這樣做，咁變態？他卻含淚說：昨晚我怕牠們凍……」語畢，她哈哈大笑，她與孩子，一樣善良。

文：陳嘉文

圖：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空勤達人Famous Carol空總總幹事吳敏兒（圖﹕劉焌陶） 

維珍航空香港空中服務員工會去年發起野貓式罷工。吳敏兒(前右)到場支持。（資料圖片）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早前開記者會公布今日集會安排，要求民航處清楚交代事件。（資料圖片） 

早前多名市民到特首辦外請願，質疑梁振英濫權，批評事件破壞機場保安標準。 （資料圖片） 

吳敏兒曾指控英航歧視其工會身分，並監察她，英航就此事被控違反僱傭條例，被判罰5000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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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 官到無責膽自大

夾心人   2015年10月19日

政務司司長林太在立法會鉛水事件上，表示「官到無求膽自大」。我認為將「求」改為「責」，更符合民情。

未談林太官威，先重溫上月一件國際醜聞。德國大眾汽車廠，被揭發在柴油機車排放測試系統作假。本來不合規汽車，經過軟件調整下，可以順利過關。事件曝光後，公司CEO宣布辭職。雖然有此決定，他強調改動軟件是工程部門自把自為，他對弄虛之事毫不知情。請辭是為違規行為負責，符合公司利益，希望挽回公眾信心。

港德兩事表面看不可相提並論。前者是制度不足，後者是部門有心瞞騙。從管治角度看，大眾CEO真是無辜。他一不知情，二是下屬之下屬犯錯，很難和他拉上關係。反觀特區，既然承認制度有問題，有關設計及執行官員當然難辭其咎。不過私企CEO選擇為事件負全責，特區官員之首則聲大夾惡。除了口惠說無迴避責任外，一眾官員好官自為，繼續享受高薪厚祿。筆者補充，大眾CEO決定不是他個人情操特別高尚，大部分私企，若所為影響公司業績及形象，高層一定有人為事件負責。同樣，在其他文明地方，若同樣鉛水事件出現，很難想像沒有任何官員受到懲處。

除問責變成無責外，我又不明官員如何無求。不要說林太住在山頂官邸，擁有龐大權力，其他高官亦享高薪厚祿。大抵無求都是得個講字，或者特區詞彙與別不同。問責制始於2002年，初期尚有高官承擔下台。發展下來，所有事故，除了一兩句道歉外，全部不用負責。高官面皮愈來愈厚，膽子也愈來愈大。筆者建議，將制度改為「厚皮口惠制」，更為貼切。

馮睎乾 - 劉鳴煒的成功之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日前接受訪問，直言今天的年青人買不起樓，因為不願「犧牲」，乃勸他們「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結果惹來公憤。我留意他說話的神氣，覺得他大概是真心的，且真心得相當徹底，以至於能面不紅、耳不熱地進一步剖白：「我哋呢代同再上一代就願意犧牲好多。」如此肺腑之言出自他的金口，真令人百感交集。訪問中他又分享了當飛行教練的經驗，聲言「降落最危險」，「喺五千呎高空出錯，有大把時間去打救件事」──我聽着不禁會心微笑，對，劉先生還是活在雲端比較好，稍一着地，勢必險象環生。

劉鳴煒有甚麼特別的儲錢技巧，我不知道，但他爸爸肯定教曉他特別的吸金技巧。相信不少人還記得金匡（286）的故事──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那已經是上一個「大時代」了。當年華人置業旗下的子公司金匡，員工只有區區數名，長年累月是毫子股，乏人問津。二○○七年頭適逢股市暢旺，公司突賣掉所有物業，只持現金，搖身變成殼股，劉鳴煒則空降出任公司主席，市場憧憬有甚麼注資大搞作，金匡股價應聲炒上，暴升二十二倍。

劉鳴煒上任三個月後，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須投入更多時間履行華人置業執行董事的職務」，股價隨即暴瀉，華置順勢配售一億二千萬股金匡，無數高追的小股民，就這樣統統做了大鱷點心。同年，劉鳴煒花二千一百萬購入大坑豪園一個二千七百呎單位，沒有按揭紀錄。他以大劉之子的尊貴身份到金匡轉一圈、坐一坐，叫市場想入非非，屁股未暖已經點石成金，財源滾滾。劉氏父子的吸金大法，是「廢青」一輩子學不來也想不出的，月入萬五，三個月賺一億，其實唔難。

劉鳴煒接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後，與傳媒茶敘，有人質疑他「離地」，他當時回應說，自己有充分的empathy skill，能了解青年的訴求。但事實證明，他很可能對自己也不太了解。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說：「涉及個人利害時，也許大部分人都是惡劣的判斷者。」（schedon hoi pleistoi phauloi kritai peri ton oikeion）香港早就是財閥統治的（plutocratic）社會了，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跟財閥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然則出生豪門的劉鳴煒，又怎可能正確理解、判斷和處理那些跟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例如劉在訪問中說「地產霸權」只是一個「情緒化的標籤」，顯然是錯得一塌糊塗的論斷。

據年初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七倍，已連續五年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去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推算各地富豪通過尋租行業──如地產、港口、金融、電訊、公用事業等被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所賺的財富佔該區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而制訂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顯示本港富豪從尋租行業賺取的財富佔GDP的百分之六十，力壓俄羅斯、馬來西亞和烏克蘭，高踞全球榜首。這指數當然不能證明政府貪腐，但至少說明若沒有政府撐腰，我們的超級富豪根本不可能這麼富貴，也不可能自誇對社會「貢獻」有多大。數據這麼充足，「地產霸權」還只是「情緒化的標籤」？

前年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探討全球貧富不均問題，指出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頂尖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居然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皮凱提認為這現象可用「超級經理人」（即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天價薪酬來解釋，因為那百分一中有七成都是所謂超級經理人，其收入跟工作表現幾乎完全脫鉤。有錢人都喜歡經濟學所謂「邊際生產力理論」，總自我感覺良好地相信自己收入豐厚，全因生產力高，對社會有貢獻──那怕事實證明往往只有負面貢獻。有時工作表現真差勁得無話可說，花碌碌的銀紙卻不能不賺，那就只好厚着臉皮，用語言偽術把performance bonus改稱為retention bonus了。這些高薪低能的人，不明白本身只是時代的副產品，總以人生勝利組自居，往往將一套表面義正詞嚴、實質殘民自肥的價值觀加諸別人──例如鼓勵你視買樓為人生目標的價值觀。可見富人之所以富有，跟自身的才幹和努力不一定有關，反而搞好裙帶關係，令制度向自己傾斜，才是真正致富之道。

有人認為努力讀書可以出人頭地，見學生抗爭，就說浪費納稅人金錢。這類人也許很多年沒有讀書了。據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系教授Sean Reardon的研究，貧富不均所引發的差異，會反映在子女的考試分數上：在八○年代，入息最高的一組家庭，其子女的SAT積分比最低的一組高約九十分，到現在那差距已拉闊至一百二十五分；百分之十五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成功升讀名牌大學，低收入家庭則只有百分之二。為甚麼呢？Reardon認為關鍵不在於富人子女能入讀較好的學校，而在於富人能運用較多資源培訓小孩，為其教育前途鋪路，如聘請家庭教師、參與夏令營等。在這種條件下，富人的子女大都越富，貧者則越貧，形成惡性循環。十九世紀經濟學家Émile de Laveleye說：「古代的哲人和立法者都從經驗中得知，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憑藉物質條件的平等才能存在。」

維持現狀，美其名是和諧，實際是令貧富懸殊一代比一代合理。但不必擔心，當城中巨富將你的財產合法挪移後，還是會善心地接濟你的子孫，就像劉鳴煒一樣熱心公職，助年青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

丘亦生 - 百五年仆直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日

「最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的一日。」曾幾何時，相比起華資企業，大笨象滙控（005）是管理的典範，是效法的楷模，為多少股東創造了龐大的價值及財富。正因如此，當知道滙控最近再因協助客戶逃稅醜聞而要連連道歉，而面對四面楚歌的行政總裁歐智華，還要拋出一句「我如何能夠知道集團的25.7萬名員工，人人在做着甚麼」，我不禁有點失望。

國際調查報道記者聯盟（ICIJ）月初揭發，滙控旗下瑞士私人銀行於二○○五至○七年間，協助來自二百零三個國家及地區的客戶逃稅，當中有數千人居於英國，共隱瞞了一百四十二億英鎊的資產。雖然滙控已在數份英國報章登全版道歉聲明，表示知恥，又上英國議會做出氣袋，但餘波未了，甚至可能導致主席范智廉下台。

去槓桿下　銀行風光變洩氣

本來，金融海嘯後，銀行業的形象早已一落千丈，有哪一家不是千瘡百孔，在去槓桿的大趨勢下，昔日意氣風發的賺錢能力便像洩了氣的氣球，而一單一單誤導銷售、操控市場的指控，更加無日無之，平均每幾個月，又會聽到少則數十億、多則上百億元的官司和解。正如滙控，在今次醜聞之後，還有操縱滙率的指控及貴金屬交易的調查，要跟監管當局過招。

就當這些就是股神畢菲特所講，潮退方知誰裸泳，對銀行業的新常態來說，其實有着泳褲者幾稀矣，滙控亦非特別衰，所以我認為，管理層根本不需以集團規模太大，員工人數太多來開脫，廿多萬員工的環球企業，當然不多，但也不是鳳毛麟角，李超人上周出業績時，便已提到長和系有二十八萬員工，比滙控還要多，難度又活該出現蝦碌及醜聞？

巨企精於谷數　未能避違規

對於跨國大企業來說，領導層要認得每一位員工當然不可能，何況要知道他們手腳是否乾淨，會否出術做業績，或為爭生意而違規，這正是為何公司要訂立嚴明的規章制度，以及企業文化的重要。諷刺的是，企業往往精於激勵員工努力交數，做好業績，卻往往不能避免他們違規犯例，實在耐人尋味。

如果強如滙控，都有這種鞭長莫及的慨嘆，動輒數十萬名員工的大陸國企，就更加問題叢生，而且積陋之多可能以倍數計，這又令我更不明白，中央現時希望把幾家同業國企合併的動機，如果管五十萬人是難，要駕馭八十萬人勢將更難。強行把它們合併，又會滋生多少流弊。

在歐智華的辯解中，還有如下一句：「在我看來，大家對於大企業的（道德）要求，較諸軍隊、教會或公營服務還要高。」我卻認為剛剛相反，外界對於大銀行的違規，是寬容得不得了，差不多都可以用錢來解決，沒有人因此要面對法律的制裁。這古怪邏輯，只會把一個道德問題，化約成一個成本效益的權衡問題。

今年適值滙控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儘管年頭已發生這許多事，確實有點攞景，把喜慶情緒冷卻了不少，但若能借此轉折位好好反思，對未來一百五十年的滙控，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

丘亦生 - 豬一樣的對手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6日

豬一樣的對手，有時比神一樣的隊友，更值得珍惜。這是我對最近無綫頻頻向亞視伸出援手的感覺。

在上周五的亞視籌款節目上，竟然出現二十多位無綫藝員，錄製打氣片段，祝願亞視渡過財困難關，堪稱奇景。

再翻查資料，原來無綫早前已兩度斥資逾百萬港元向亞視購買粵語長片近700部，以協助其資金周轉。無綫又同意向亞視新聞部借出新聞片，以舒緩其人手緊絀以致片源不足的毛病。

無綫行政總裁李寶安接受傳媒訪問時解釋，同業互相幫忙是應有之義。如此窩心的語句，竟然出自李寶安之口，若非見過他對港視那種趕盡殺絕的態度，動不動便祭出法律手段的盛氣凌人，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人所為。

對港視凶狠　對亞視誠懇

而當整件事又以香港精神來包裝，更加令聽者倒抽一口涼氣。原來老闆有錢而不出糧，卻要旁邊的人夾錢續命，令股東可以賣個好價錢走得瀟瀟灑灑，就是我們所推崇的香港精神？幾時能者居之、優勝劣敗，不再是主導香港經濟的商業原則？經營不善者可以霸着茅坑不拉矢，拖累產業創新及進步，還叫彰顯香港精神？

情景雖覺荒謬，但想想又不難自圓其說。無綫這種「對港視凶狠、對亞視誠懇」的態度，絕非人格分裂，而是一脈相承，歸根究柢，無綫扶弱，目的還是為了鋤強。正正因為亞視弱，無綫才不能讓亞視死，以免任何取而代之的新對手，都會改變競爭的格局。

這點港視主席王維基看得最通透，他認為，亞視倒閉，無綫是最大受害者，即使月花千多萬元來為亞視吊命，都除笨有精。這不正是無綫如今所做的？免費電視市場兩家主要競爭對手（另兩家未發牌）如此相濡以沫，算不算反競爭行為？或許兩家強弱太懸殊，根本稱不上有競爭。

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

對手越弱命越長，在博弈論裏有一個有趣的表述，在一場三人輪流互射的手槍決鬥中，槍法最弱的往往可以保命，因為槍法較好的兩位都忙於先對付勁敵，他可以好整以暇地朝天空開槍，直至有一方先倒下，他還可以取得對付生還者的先機！

亞視繼續維持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可能才是它的最佳位置，只要不圖強，但又霸着大氣電波不放，必能繼續享受無綫慈母式的呵護。

你不可以怪無綫，因為這樣做合乎它的最大利益，怪只怪港府以政治扭曲政策，畸形政策衍生畸形行為，結果是斷送了曾經風靡華人社會的香港電視業。

而同樣慘情的是，香港精神的被污染指數，又創了新高。

陳嘉文訪問羅佩琼：走到最前 留到最後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月4日

【明報專訊】元旦日，亞視支付欠薪期限已過，員工可自動遣散，羅佩琼第一個從中文編輯室離開。

過去兩星期的羅佩琼，大概不是平日的羅佩琼。

「我仍是記者時，每次對住部cam做直播都好緊張，講嘢好窒，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企喺十幾部cam前面，竟然泰然自若。很多舊同事都好驚訝：哇，你好勁！」可是，她卻說覺得自己有點蠢。

羅佩琼九七年入電視台，與亞視新聞前後共患難十二載，由記者升至編輯主任。

亞視新聞由盛轉衰，一直有她身影。

不止一次，在人人離亞視而去的時候，羅佩琼一直留守；這次，在無人敢說公道話的時候，她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讀公開信。

沒想到，她與亞視來到這裏忽然畫上句號。

「讀公開信當晚，我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唔肯定自己會否講多咗。

思前想後，咦，原來我已經站在刀鋒位，連轉彎嘅位都無。」

這個下午，她回望過去，說起她的亞視故事，數度落淚；但如果要重新選一次，她說，她還是會義無反顧站出來。

替同事出頭，無悔被遣散

闊別鏡頭多年，羅佩琼沒有想到二○一四年的冬天，她又重現電視框裏——她仍然是亞視新聞的編採人員，只是這次變成了被訪者。角色轉換，刺眼的鎂光燈或許讓人措手不及，鏡頭前的羅佩琼，一心替無助的同事出頭，沒想過禍從口出這回事。

應該說，這次亞視欠薪，她對於自己的去與留，一直沒想太多。去年十月初，亞視爆出欠薪事件，二十天後出糧；十二月三日，再次傳出欠薪的新聞。「我起初也沒太留意事情發展。十二月十七日，同事決定醞釀元旦日停工後四天，有人找我幫忙寫公開信，我覺得很順理成章，因為我是編輯主任。」直至二十二日、冬至早上，與副採訪主任陳國揚下樓見傳媒前一刻，沒準備什麼的她，突然想起，「咦，我們是否應該讀一讀封信？電子傳媒一定想要sound bite。陳國揚說：咁呀，咁你讀啦」。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羅佩琼成為了代表員工的人，然後成為各家傳媒追訪欠薪新聞的唯一人選，至少在讀公開信那天以後，排山倒海的訪問，不論電台報章抑或電視，大多時候也只有她一人應對。我問她，沒其他人可以做代表嗎？她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可以有其他人選的，但，點解有啲人暱埋咗呢？」

這樣犧牲，為了誰？

羅佩琼沒想太多，直至讀信後二十小時、夜半醒來的時候。「那天，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我唔肯定我會否講咗啲嘢，管理層唔鍾意。我當時諗緊，今次可能真要離開亞視了，那晚我哭了幾次，想起好多片段。」兩天後，員工再次開會統計會停工的人數，結果大部分部組決定留守。朋友勸羅佩琼要懂得保護自己，「他們說：人是自私的，這樣犧牲，為了誰？」來到元旦日，中文編輯枱僅她一人自動遣散。「我沒後悔，做不出就不要說，說得出就要做得到。」情緒沉澱過後，她認為，走這步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亞視新聞開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如果這次事件，可以令社會再關注亞視新聞，我都覺得值得。」

經歷六四，她選擇當上記者

羅佩琼說，她從來是個少說話的人，自己吃虧了，最多是自己躲起來把事情解決便算。不過，或許當時代把大是大非硬放在人面前，要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就會讓人看清自己的本性與想法。正如年輕時的羅佩琼，一直沒有想過當記者，直至六四。八九年，家在香港的羅佩琼，在廣州讀外語系二年級，「上半年，其實基本上無乜上過堂。我一直在廣州有聽新聞，香港商台收得很清，李鵬見學生代表時，電視還有直播。六四發生時，來自台灣的同房回來，打開房燈，一個人站在走廊，不停說很怕，我才知道，原來解放軍入城，死亡數字不斷上升。我們走到巿政府外靜坐後，早上回到大學又寫大字報。然後，解放軍即將接管學校的消息傳遍宿舍，我們幾個相熟的同學，決定夤夜回港，於是乘了一輛從海南島回東莞的巴士，再轉車到深圳，在酒店大堂等早上七時開關。那時遇到從其他學校來的人，才知道我們算是幸運，他們有人是乘貨櫃車來的。」回港後，母親不再讓她回廣州上學，她見到《晶報》的招聘廣告，就這樣入行了。「那時候很感受到，很靠記者冒險去採訪，我們才拿到信息。記者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很重要。」

經歷亞視新聞黃金時代

羅佩琼入行二十五年，逾半時間在亞視新聞，她說，亞視是她生命的大部分。「好多人生轉折都發生在我做緊亞視期間，好多事交疊，好多事已經分不開。」起初，她一直是報紙記者，做了八年，直至九七年，亞視新聞向她招手。九十年代的亞視，是林百欣年代的全盛時期，員工人數近三千人，「那也是亞視新聞的黃金時代，有一班好穩定的觀眾，主播鄧景輝有好多粉絲，平均收視可以維持在十四點以上。我由報紙轉電視，一切從頭學起。那時認識的同事，很多到現在仍是朋友」。入亞視做新聞，羅爸爸最開心，「他必定定時定刻睇亞視新聞，可以講得出哪一次上鏡我口窒窒」。後來父親過身，當時羅佩琼正在忙於採訪澳門回歸祖國，「那是九九年，常在來往澳門的船上，一個人哭」。

最盛之時 採訪各地最前線

羅佩琼在亞視採訪部經歷的第一次「地震」，是九九年時任新聞總監包雲龍離職。「那時候，走了好多記者。我留下了，開始受到重用。」羅佩琼最紅的年代，一整年在全球各地四處採訪，○三年，多事之年，羅佩琼更忙，「那時美伊戰爭，科威特雖在大後方，但都叫戰區，我留了個多星期」。戰事未完，羅佩琼被召回港，「香港唔得了，SARS好嚴重，做了幾日香港，台灣也開始嚴重。在台灣宣布不准來自香港的飛機降落他們的機場前，我已到達，所以記者會上，我是唯一一個香港記者在場，我還記得當時問陸委會主席蔡英文為什麼有這個決定，香港也有報道。後來，香港政府包機接懷疑中招的港人回港，他們生人勿近，我卻第一時間衝上旅遊車『扑咪』。後來聽說高層很讚賞，○四年，升職助理採訪主任」。

每天比較隔籬台 邊單新聞甩咗？

羅佩琼說，若當時沒有轉職電視台，也沒有這種在世界各地最前線採訪的機會。「那是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幾個台競爭很大，戰爭醞釀時，好多crew去巴基斯坦，有一些去以色列。回到電視台，每天比較隔籬台的新聞，『突發，呢個shot我哋有無？呢個bite我哋點解無？邊單新聞甩咗？邊單點解唔去做？』」升職後兩年，羅佩琼不習慣採主工作，離開亞視，也告別了亞視新聞的黃金期。「那次離開亞視，沒有感覺的。」她後來做過自由亞洲電台、《都巿日報》，直至突然有一天，她半夜特別找來電影《金雞2》看，「《金雞2》裏，有用上亞視新聞的片段，○三年七一大遊行新聞報道的VO（旁述），是我的聲音」。

編輯把尺唔可以退

那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很懷念亞視的日子，於是，離開五年後，她重返亞視，由採訪部轉至編輯部當主任。她不再負責安排採訪，每天的工作是把採訪部寫來的新聞，訂下先後次序，「當時的榮總（梁家榮）是靈魂人物，是他教我如何編電視新聞。他說，編輯守尾門，負責把關，要有把尺，把尺唔可以退。他教我的，我永遠記得。」只是沒想到，這次重返，迎來的是亞視新聞步入沒落時期，最近一兩年，甚至衰落至羅佩琼口中的但求維持運作正常已算是完成任務的低谷。

最壞之時 誤報江澤民死訊

二○一一年七月，羅佩琼回歸不久，就發生誤報江澤民死訊事件，震驚中外。兩月後，梁家榮請辭，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事發當天，羅佩琼是直播室最高負責人，突如其來的死訊，只容許她在幾分鐘內決定播與不播，只是這也成了她遺憾的抉擇。「前一晚，外面已有死訊傳出，於是當日在編輯室中，人人都很努力地查證消息真偽。梁家榮斬釘截鐵說，除非新華社出稿確認，否則這單新聞我們唔出。六點新聞，在直播室裏，突然有同事跑進來，引述Tammy（譚衛兒）這隻新聞，立刻出，我一看，是死訊。我問是否新華社出了稿，但無人答到我。時間好急，再唔出，新聞就做完，我於是決定出咗先。我當時想，同事跑得入嚟，消息應該已確認，Tammy說要出，也該已經過榮總同意了吧。」六點新聞結束，羅佩琼在直播室外已見到梁家榮，但沒討論息真偽的問題，「他捉住我傾九點半的江澤民特備節目如何做。我未寫晒稿，也要找大量資料片段，於是集中預備特備節目，沒再核實消息真偽。其間，我見到他不時講電話，我又不敢打擾他，拖到一個位，特備節目播出前半小時，榮總突然說hold住，我才開始質疑，但從未想過王征這因素。」羅佩琼形容，當天編輯室沒有議論紛紛，不過死寂一片更可怕。「那晚不是江澤民死訊，是亞視新聞死訊。」

「《ATV焦點》唔應該存在」

此後，亞視新聞開始一落千丈。梁家榮、譚衛兒相繼離職後，唐德全不久後接手，「他是我另一個恩師，他與榮總都幫我們頂了很多無理的要求，例如擋住很多騎呢的唔知咩招商會，不用我們做新聞」。然後，另一個轉折點，是雷競斌入亞視，《ATV焦點》由中立的新聞節目變成有立場的社評式節目。「電視不同報章，要政治中立，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節目存在。」她說，反國教評論全城嘩然，「但個節目繼續更奇怪地存在，主持人連廣東話都未講得掂」。

節目愈變怪 新聞唯一沒變

節目愈來愈怪，並不是一朝一夕。亞視多年來不停易主，羅佩琼在兩小時的訪問裏，說起不同年代轉換的話事人名字，多如天上繁星。「我入去時，九七年，是林百欣。後來有劉長樂，他算是少少紅色資本。封小平，更紅色資本，他解僱很多人，取消我們的津貼、雙糧，賺了錢，就賣盤走了。之後都數不到了。王征之前，蔡衍明cut晒劇集，搞論政節目，算是創新，吸到一些觀眾，但王征接手後，連呢啲都無埋，開咗啲好怪的清談節目。唯一沒變，就是亞視新聞」。

走剩七人的編輯部

回看最輝煌的日子，只覺今天的景况，血肉模糊得有點荒誕。年多前，連唐德全也離職後，編採兩邊的人也走得七零八落。羅佩琼說，編輯部人數由全盛時期的三十多人，走剩七人；採訪部那邊更慘不忍睹，留下的採主經驗很淺，「他們審完的稿，交給我們編輯，成篇稿的質素根本不到出街的水平」。「現在是完全無採訪要求，採訪部做啲咩返嚟，我哋咪編囉，又唔會施壓，因為唔夠crew、唔夠記者，有時反而是我們編輯部留意到有些重要新聞，採訪部沒人去做，就請他們寫幾句吧。」近期的一次，是地鐵壞車，「採訪部完全無聲氣，我們問採主，採主說：『唔知呀，我乜都唔知』，然後跑掉了」。

我問她，亞視新聞情况惡劣至此，為何不走？「就係因為咁，我更加想守住佢。守到佢哋企穩為止。」過去一年，編輯部最低潮的時候，編輯人手不足，職級最大的羅佩琼，說自己負責「攝更」。「早更編輯放假，我就攝朝早；夜更編輯放假，我就攝夜晚。有時返完通宵要追更，或者返long day，即是返完通宵，直踩至午間新聞才走。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半年。」

Last Day，仍為同事籌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羅佩琼最後一天上班。這個時候退下來，她說也算是可以安心了，「現在編輯部有十二人」，臨走前，她不忘替留下的同事編了個新更表，「今天（一月一日）起沒有我嘛，更表要重新編排」。對於前路，羅佩琼為別人籌謀好、安排好，卻沒有想到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嘛。」後悔來到這一步嗎？她幽默起來，雖然拿着咖啡杯的手，其實一直顫抖。「唔會，其實都幾好玩㗎，可以上陳志雲的《晴朗》喎，係咪先？那天在勞工處開完會出嚟，大堂鋪有紅地氈，我一走，十幾部相機圍着我拍，閃光燈嚓嚓嚓嚓嚓，那刻，突然覺得自己似明星，這種香港小姐式的對待，原來我都有機會嘗試到！」

文 陳嘉文

圖 陳淑安、受訪者提供

編輯 蔡曉彤

無綫新聞部一員工：別以「中立報道」作擋箭牌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7日

算賬，從來不用留待秋後。

近日在新聞部內，由編到採，種種不合常理的調動和安排，不論管理層搬出怎樣的「理由」，卻無法不叫員工相信，這就是對當日「拳打腳踢」編採決定及聯署行動，最赤裸裸的秋後算賬。

這次爭議的觸發點，是當日播出七警涉嫌毆打示威者的報道，當中對事件經過的描述，管理層與編採人員的看法南轅北轍。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管理層長期以來在新聞處理上的偏頗，這才是矛盾的根源。

可以想像，管理層對於「偏頗」的指控，定必深痛惡絕。中立、客觀，是管理層經常掛在口邊的新聞標準。然而，作為負責執行的一分子，切身感受的卻是另一回事，中立往往成為模糊視線、含混其詞的擋箭牌。

以近期的佔領事件為例，管理層明令不可引述集會人士的「呼籲」，諸如呼籲市民到佔領區，避免成為集會一方的傳聲筒，以保中立；但對於警方和政府「呼籲」集會人士離開，卻幾乎每次也照報無誤，所謂「中立」，好像忽然就消失了。

又例如，反佔中支持者誤稱「周融」為「張融」，片段播出後卻被勒令刪除，據講是受訪者不適應鏡頭，要避免醜化。問題是：這位成年受訪者思路清晰、說話清楚，既然其言論並非移花接木，難道不是對公眾判斷事件的有價值資訊？

而另一邊廂，佔領人士常以「留守」自居，管理層一律禁止在報道中採用有關字眼，必須改用「留下」，因「守」字帶「防守」之意，有正面意義。

一方不能美，一方不能醜，這就是管理層的「中立」嗎？

至於今次爭議，誠如新聞總監袁先生所言，他對電視台的一切新聞成品，握有最終決定權。但這並不代表可扼殺前線人員應有的個人專業判斷。外界對於事件描述是否準確、是否涉及法律問題，有不同看法，但任誰也無法斷言，當日前線人員的判斷出錯。

若然管方認為員工有違公司規定、有悖新聞原則，大可光明磊落、理直氣壯地予以處分。然而，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毫無原因的投閒置散，這充份反映了管理層的虛怯，自知無法以理服人，便改以藏頭露尾鬼鬼祟祟的手法，對「不聽話」的員工殺雞儆猴。秉持新聞專業的前線人員，求是求真，今日為何卻換來如此對待？

曾幾何時，無綫電視新聞代表着行業的最高標準，時至今日，人人喊打，原因不言自明，惟有關人等卻仍可安然自若，繼續躲在虛偽中立的盾牌背後，為所欲為。較之今天民望持續低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仍獲北大人堅定支持，何其類同？或許，極權的嘴臉，大致相近。

作為一名小員工，面對有權者，可做的或許不多，也不知下一個觸碰到管理層那神聖不可侵犯「禁區」的，會否就是自己。我們只好相信，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歷史從來不會忘記作惡者的名字。

無綫新聞部一員工

陳惜姿 - 秋後算帳到幾時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6日

有些事，一次已經太多，怎料還有第二次。新聞界如何不憤怒？

無綫新聞部處理七警打人的新聞，本無不妥。「拳打腳踢」、「暗角」打人，都是如實報道，有片為證。

新聞在半夜發生，新聞部總監袁志偉清晨看到新聞，大感不妥，連忙叫下屬刪掉旁白。那幾秒新聞片段，頓成默片。及至中午才加上「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一句。

事件後，處理這宗新聞的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被調離前線，轉任首席資料搜集員。

無綫新聞部近百員工聯署，反對高層刪改旁白，並聲援曾簽署公開信的同事。誰知，秋後再算帳，參與聯署的編輯主任王濱南又被調走，不能再擔任六點半新聞及晚間新聞的主編。

網上流傳的TVB新聞部會議聲帶裏，袁志偉讚賞員工寫公開信是「好事」，代表同事團結一致，也可即時減低記者採訪示威群眾的壓力，他「好開心」。

若寫公開信是好事，若袁先生真是那麼開心，為何聲援聯署的人要受罰，被調離前線？調走掌握重要新聞時段編輯實權的人，除了殺雞儆猴，還有什麼目的？

新聞工作者，憑良知做新聞，誠實做人，為何要受罰？袁志偉能公開站出來，解釋這些人事調動的原因嗎？

香港的新聞自由危在旦夕，TVB「應記一功」。若有天香港果然沉淪了，我們會記着這些人。 

陳沛敏 - TVB老闆心裏面條蟲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日

一家公司或一個機構，好像社會一樣，甚麼人都有。即使任職同一家公司，服侍同一個老闆，也絕對不會每個人的價值觀念、立場取向和性格人品都一樣。不過，在TVB，能晉升至最高層的，似乎都是同一類人。

TVB記者採訪撐警集會時遇襲，三百多名TVB現任和前任員工網上聯署，譴責暴力，要求公司法律跟進，並阻止任何內外壓力影響新聞編採運作。無綫綜藝科總監余詠珊卻指摘聯署為「反公司」行為，下令旗下監製向有份聯署的員工「照肺」。

余詠珊回應，指員工不滿可溝通，而不是「直接向社會展示對僱主的指指點點」，形容聯署「稀奇古怪」。她否認扣減聯署員工花紅作懲罰，又否認曾要求員工刪去聯署否則炒魷，但事後確有30多名TVB員工退出聯署。TVB則指，余詠珊只是表述「個人看法」，但又稱「公司管理層立場與余總監一致」。

廿一世紀，員工就自身福祉或社會議題公開表達意見，是平常不過的事情，就算與公司的立場看法不一致，也不見得動機是「向社會展示對僱主的指指點點」。抱着這種心態的管理層，封建保守得可怕；公司認同這種心態，則反映這家機構的文化同樣落後、封閉。或者應該說，有怎樣的公司，就有怎樣的管理層。

到近日，TVB新聞部又宣佈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調任首席資料搜集員。何永康當日負責處理七警涉嫌濫用私刑毆打曾健超的報道，其後卻遭新聞部總監袁志偉等高層批評「拳打腳踢」用字不當，文稿被大幅刪改。袁的決定引起中層和前線不滿，聯署表達異議。

袁志偉為此召開員工大會，會議錄音卻流出。袁在會上質疑記者是否警察「心裏面嗰條蟲？」憑甚麼作出「暗角拳打腳踢」的報道云云。TVB執董兼集團總經理李寶安對錄音流出震怒，發信員工表明「追究到底」。

在這樣情況下，今次調職是否秋後算賬？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發表聲明表達憤怒，並要求無綫新聞部高層交代，擔心事件令香港新聞自由雪上加霜，「若年輕記者看在眼裏，還夠膽憑良心做新聞嗎？」

我開始懷疑，這些TVB高層其實是他們老闆心裏面條蟲，不但時時刻刻揣摩着老闆個心，而且還是在適當時候應聲的那個品種。

陳沛敏
記者

南方朔 - 台商促使了台灣退化！

2014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2014年，是台灣工業安全、公共安全及食品安全等大崩壞之年。最大的事件有3宗，一是台灣資訊業大廠「日月光」將有毒工業廢水排進高雄後勁溪，嚴重污染河川農田和海洋；二是化工大企業「李長榮」造成地下管線大氣爆，造成巨大死傷，大馬路也被炸開，變成了一條河；第三就是食品業大亨「頂新」集團的食用油風暴，至今未了。這3間公司都不是小公司，都是台灣的頂級大公司，它們同時也是在中國的大台商。照理來說，這些大公司出了那麼大的事故，一定會受到司法的嚴懲。

日月光案高層緩刑 公司罰款不高

但上個星期，台灣的司法卻有兩個決定，使台灣人跌破了眼鏡，大失所望。

第一個決定是10月20日高雄地方法院對「日月光」亂排廢水案作出宣判，該公司4個負責的高幹，分別被處1年4個月到1年10個月的徒刑，但都緩刑，公司的老闆張虔生則無罪不必起訴，該公司觸犯了法律，也只被判罰款台幣300萬元。「日月光」是個每年營收2000億的超級公司，老闆張虔生也是台灣排名十幾的大富豪。這個公司犯了那麼大的案子，沒有人坐牢，罰款也只300萬，這不是離譜又是什麼！因此這個判決一出，台灣真是一片嘩然，認為司法只要一碰到大公司大老闆就自動會轉彎。

第二個決定是，10月21日台北地檢署宣布，它對「頂新」公司涉及的「大統」劣油案已偵辦完畢，決定起訴，「頂新」食用油老闆魏應充被求刑15年。台北地檢署的決定起訴，同樣也跌破人們的眼鏡：

（一）過去一年多，台灣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斷，關於食用油問題，最早的「大統」劣油案，接着是「強冠」公司的餿水油案，最後也最大的「頂新」的工業油和飼料油案。其中最早的「大統」案，它開始於去年10月，台灣的檢察系統對「大統」辦得很快，十幾天就起訴，今年7月「大統」董事長高振利已被宣判12年徒刑，罰款3800萬。「頂新」在「大統」案也有份，但卻拖了一年多才起訴。至於「頂新」涉及的餿水油和工業油飼料油案，至今仍動向不明。

因此，「頂新」涉及「大統」案，「大統」公司快速起訴並重判，「頂新」卻一直拖延，拖了一年多才起訴。台北地檢署表示，這是因為「頂新」帳目複雜，才拖了一年多。但由起訴的內容，卻看不出它有多複雜。台灣媒體報道，「頂新」涉及「大統」案部分，是因為「頂新」自從案發被調查起，就一直透過關係和台灣政府談條件，它願意捐出一筆錢給政府成立食安基金，用捐錢來換不起訴，台灣政府最初似乎也接受了這個條件，但後來「頂新」的弊案不斷出現，最後甚至引發全民公憤，政府終於不敢接受捐錢換不起訴的條件。正因為政府一直在觀望談判，所以對「頂新」的起訴才被一直拖延，直到最後已拖不下去，只得起訴。因此，由「大統」很快起訴並重判，而「頂新」則一直拖延，已顯示出台灣政府出了大問題。

台灣司法看對象辦案

（二）那就是台灣司法原來是看對象在辦案的。「大統」並不是大公司，只能算是地方性的小財團，它缺少了黨政關係，所以政府的檢察系統和司法機關辦起來，沒有壓力，所以迅速起訴並判決。但「頂新」集團卻是台灣的第二大富豪，它在兩岸一年營收4000億，又是台灣最大的門面「101」董事長，「頂新」的魏家已可算台灣的商人皇帝，他們搞出黑心的食用油弊端，台灣的政府和司法對他們家當然必須特別關照，如果不是「頂新」的油風暴，一個接一個鬧得沒完，政府已袒護不下去，否則「頂新」一定會拖得過去，不會被起訴。

因此由富豪商人張虔生亂排廢水不被起訴，只輕罰300萬；而「頂新」鬧出那麼大的風波，它的起訴居然拖了一年多，這其實已印證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司法碰到了巨富豪商，就會自動轉彎。前幾年，哈佛大學名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出了一本《錢買不到的東西》，該書的台灣漢譯本是我寫的導讀。

該書指出，當今的世界，金錢的權力愈來愈大，社會的一切規則都向金錢傾斜，有錢可以買到各種特權，甚至於有錢可以買罪。台灣「日月光」被輕判，「頂新」拖了一年才被起訴，用台灣話來說，這是司法對超級大公司犯罪有「大小眼」，意思是標準不一。

台灣的富豪大公司受到司法的偏袒，除此之外，由於「日月光」和「頂新」又是超級大台商，他們的犯罪其實還有另一種意義。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努力招商，由於中國發展較遲，它對設廠的勞動條件和環境標準都較低，去中國設廠，亂排廢氣廢水，大概很少被取締，這乃是中國空氣污染和河川污染極為嚴重的主因。除此之外，去中國投資生產食物點心，中國的規定也比較鬆，只要不會吃死人或使人立刻生病，中國政府大概也睜隻眼閉隻眼，因而台商遂能大賺其錢，成了富豪。只是這些大台商習慣於中國的低標準後，遂把中國的低標準帶回到台灣。「日月光」把亂排有毒廢水帶回了台灣，「頂新」把劣油也帶回台灣，由於它們都是幾千億的富豪公司，台灣的政府和司法對它們也偏袒，台灣的工業安全和食品安全遂自然而然的加速退化。因此大台商並沒有促使台灣進步，反而是加快了台灣的退化！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林卓廷 - 特首秘撈居然無利益衝突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4日

不少市民問我，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UGL巨款有何問題？讓我打個比喻：你和大廚「思歪」夾份開食店，蝕錢賣盤。買家原本打算出10萬元頂手費，但怕思歪阻止賣盤，又怕他挖走夥計在附近開舖搶生意，於是和思歪進行枱底交易，將原本10萬元的頂手費減至6萬，多出的4萬元給予思歪「利利是是」，要求思歪游說你接受6萬元賣盤，以及承諾兩年內不會在附近開舖。你對思歪收了對方利是一無所知，以為舖頭只值6萬元，忍痛接受，和思歪對分後只取回3萬元，但思歪可取得頂手費3萬元和枱底利是4萬元，共7萬元。如果你知道事件，你有何反應呢？

現實的思歪身為DTZ的董事，秘密收受UGL400萬英鎊，出賣了自己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此舉不但違反董事應有的誠信責任（fiduciary duty），更涉嫌收受UGL非法回佣，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代理人的貪污交易罪」。

更甚者，梁振英其後獲小圈子欽點成為特首，居然選擇繼續履行和UGL的合約，擔任UGL的受薪顧問，並承諾不時協助推廣UGL，以收取巨額酬勞。UGL是澳洲上市公司，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為股東牟利，身為特首的梁振英收取巨款，答允推廣一間上市公司，與答允為其牟利何異？按照梁振英在協議上手寫條款，聲明只在不會引起利益衝突才會提供協助，清楚顯示梁確實知道利益衝突的潛在風險。可惜，400萬英鎊的巨利實在太吸引，梁振英不忍捨棄，於是選擇一邊做特首，一邊「秘撈」做顧問，收取巨額顧問費。一不做，二不休，梁振英甘冒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決定向行會隱瞞有關顧問協議，希望瞞天過海，將巨款袋袋平安。

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枱底交易終被澳洲傳媒揭發。梁振英以「UGL無要求我提供服務，我亦無提供過服務」為「理由」，強調並無「利益衝突」。如果梁振英的「邏輯」成立，行會的利益申報制度將會崩潰，日後行會成員在獲委任前，可「攞正牌」與大企業簽訂巨額顧問協議，而無需提供任何服務，做個名副其實的「乾收銀」（consultant），一路做行會，一路收巨款，而無需申報，這豈不是禮崩樂壞？所謂「無功不受祿」，既然梁振英同意，身為特首為私人公司提供服務，會構成利益衝突，何不在上任前取消協議？梁振英無需提供任何服務卻收到幾百萬英鎊顧問費，世間上難道有超豪免費午餐嗎？梁振英可臉不紅，耳不赤堅持「無利益衝突」的歪理，不單侮辱市民的智慧，更向全世界展示香港出了個國際級的無賴特首。

香港出了梁振英，固然是香港人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香港人無法自行拉他下台！可「幸」，案件涉及澳洲和英國，兩地執法部門無需和中聯辦「大搞內交」；兩地議會的「保皇黨」，只保英國君主立憲制，絕不會如香港的保皇黨「逢董必挺、逢梁必保」！正如北京喉舌經常宣傳，有人勾結外部勢力，不斷密謀破壞香港的管治，想不到梁振英應了北京喉舌，勾結DTZ的外部勢力UGL，收受非法回佣出賣股東，最終更可能因此倒台。

林卓廷
民主黨總幹事、前廉署調查主任 

經濟組記者 - 「和諧」股東會

明報   2014年6月7日

TBB近日有一套新的電視劇，是講股市的，前幾天有一集講主角召開股東大會，小記不幸看到，發覺這家電視台真的如大家所批評，沒有做好資料蒐集，劇中峰迴路轉的股東會，在現實世界根本不會發生。

故事講述，主角為了籌集資金，召開股東大會提出供股集資，他的死對頭卻「踩場」，並宣稱自己是大股東，提出中止股東大會，而主角就即席與他辯論，稱自己才是大股東。

小記投身財經界幾年，採訪過大大小小的股東會，但兩個人在股東大會上爭辯誰是大股東，這情節真讓人啼笑皆非，皆因大股東之間若出現紛爭，都不會愚蠢到自行出面。當眾多小股東面前爭拗，只會影響自己的聲譽，若讓傳媒知道並報道出來，更會成為投資界笑話。

現實情中，如果大股東之間有紛爭，往往都是派「卒仔」出動，自己坐鎮後方吃花生。小記尤記得，兩年前一家天然氣公司舉行股東會，一名小股東在股東會上質問管理層，及後更亂擲杯碟，並追打一名公關，而公司管理層當然是報警求助，而不會像電視劇般，親自出面招架。

事實上，許多小股東都是抱「吃茶點、拿禮品」的心態出席股東會。小記日前才見證一名老婆婆，未等管理層講完就出來吃糕點、喝咖啡，然後更把酒店的杯碟偷偷放進自己袋裏，在一眾攝影記者面前昂然闊步離開。

聰明的公司，就像「四叔」李兆基一樣，他旗下的中華煤氣日前舉行股東會，他準備了1600份點心盒，裏面包括燕窩蛋糕和鮑魚海鮮酥，結果全數派出，小股東皆大歡喜。股票市場，從來都是這麼「和諧」。

書摘 - 品格致勝

2014年3月29日

幸福不可求

偉大的奧地利心理學家法蘭克（Viktor Frankl）逾六十年前送給我們一份無價的智慧禮物，至今仍極有意義。二戰之前，法蘭克在維也納擔任精神科醫師，花了將近二十年時間，治療成千上萬名有自殺傾向的抑鬱病人。他試圖幫助病人不僅終止憂鬱，還能真正幸福生活。最後，他基於自身臨床工作的牢固基礎，發展出一套全面的幸福理論。他的經典著作《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獲美國國會圖書館譽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十本著作之一。法蘭克在這本書中寫道：幸福是不可求的，它是過有意義的生活自然產生的結果。你越是直接追求幸福，得到幸福的機會越低。直接追求幸福或許可帶給你短暫的感官享受，但無法帶來滿足靈魂的真正幸福，那只能靠過有意義的生活達致。

法蘭克告訴我們，人可以藉由三種方式發現自身生命的意義：做有意義的工作，無條件地愛其他人，以及在苦難中找到意義。

在苦難中找到意義可能是法蘭克最深刻的教誨。所有人生命中必然會經歷失落與悲痛。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苦難。法蘭克指出，在最艱難的環境下，我們擁有的最後自由，是選擇如何反應的自由。

以下簡單公式反映了這道理：

絕望＝苦難－意義

如果我們無法從自身的苦難中找到任何意義，如果我們認為這是隨機事件或我們自己運氣不好，我們將墜入絕望的深淵。極端情況下，人們會因此自殺。但如果我們可以從苦難中找到一些意義，絕望感即可減輕；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很大的意義，絕望感將完全消失。

法蘭克1942年遭納粹政權拘留，被迫在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試驗自己的理論（名為logotherapy，意為「意義治療」；logos在希臘文中是指「意義」）。他在奧許維茲（Auschwitz）及其他集中營住了三年左右。被送進這些集中營的人，逾95%死在裡面。法蘭克度過了這段嚴酷的日子，並幫助許多人生存下來，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一個宗旨：幫助其他人發現他們的人生意義，並因此得到幸福。雖然他被補時，第一本著作的唯一手稿隨即被燒毀，他後來寫了39本書，獲得29個榮譽博士學位，直到1997年逝世，享年92歲。他的努力改變了世界各地無數人的人生。

利潤也不可求

賺取利潤是經商必要和可取的結果。事實上，經營一家不能持續產生利潤的公司，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事。賺錢的公司可以成長並持續實踐自身的崇高宗旨，其利潤有助促進社會成長和進步。企業的利潤為國家貢獻稅收，替政府的運作和人們仰賴的許多公共服務提供資金。

一如追求幸福的最佳方法是不直接以幸福為目標，追求利潤的最佳方法是不以賺錢為經商的首要目標。將法蘭克的理論應用在企業經營上，我們可以說：企業若能抱持某種崇高宗旨經營業務，將業務建立在愛與關懷而非恐懼和壓力上，並從逆境中成長，賺取利潤便是自然的結果。一如幸福，利潤弔詭之處，在於不直接追求利潤反而最可能獲得利潤。

如果一家公司為了增加股東價值，只求利潤極大化，不關心整個體系的健康情況，它或許確實能在短期內賺取利潤，甚至可以持續多年（視乎競爭對手的管理有多好）。但是，體系中的各方是相互依賴的，企業忽略或惡待其他利害關係人，最終將產生負回饋環路（negative feedback loop），導致整個體系偏離理想狀態，損害投資人和股東的長遠利益。如果不能使顧客持續滿意、員工積極投入工作並樂在其中，同時獲得社區的支持，短期利潤最終將是不可持續的。（以上摘自第三章）

諷世者堅稱，自覺資本主義不過是樂觀的空想──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商業的核心追求一直是利潤極大化，甚至沒有任何其他目標可以相提並論。

我們堅信，一家公司要好好實踐其宗旨，利潤是不可或缺的。利潤為世界創新和進步提供必要的資本，沒有利潤就沒有進步。如果你的收入僅夠支付你的成本，你的影響將微不足道。全食超市今天對世界的影響遠大於30、20或10年前，因為我們多年來利潤豐厚。這大大增強了我們成長和實踐崇高宗旨的能力。我們因此有能力觸及和幫助數百萬人，而非只是數千人。

問題是，多數公司追求利潤的方式，就像誤入歧途的人追求幸福那樣。如前所述，奧地利心理學家法蘭克曾說：「幸福是不可求的，它是自然產生的。」沉迷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往往是過度自我中心的自戀狂。幸福是過有意義的生活、服務他人、追求卓越、個人成長、友誼、養育子女、愛和慷慨等美好事物的副產品。同樣道理，賺取利潤的最佳方法，是不以利潤為營商的首要目標。利潤是崇高的宗旨、優秀的產品與服務、顧客喜悅、員工滿足，以及服務社會、保護環境的副產品。企業若將利潤提升至至高無上的地位，最終將發現這是愚不可及的事。（以上兩段摘自附錄C）

書名：品格致勝：以自覺資本主義創造企業的永續及獲利

原文書名：Conscious Capitalism:Liberating the Heroic Spirit of Business

作者： 約翰．麥凱；拉哲．西索迪亞

原文作者：John Mackey, Raj Sisodia
出版社：天下文化

商台一員工：請支持留守的人們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16日

【明報專訊】星期三晚突然收到通知，晚上九時廣播道有撐李慧玲燭光集會，約一百名有心人紛沓而來，憤怒大聲疾呼：撐李慧玲！弔詭的是，商台地震，為什麼一開始發起撐李慧玲集會的，不是商台員工，而是其他傳媒人？當日《明報》突然更換總編輯，員工齊心列隊默站抗議，場面令人動容；今日商台名嘴李慧玲疑因受政治壓迫，無故被炒，怎麼沒出現如明報一樣的齊心列隊畫面？

齊心，談何容易？

跟明報情况不同，商台內部早就慢慢生變，而不是一朝突變的，種種細微而令人費解的轉變一點一點發生，怨氣醞釀了好幾個月，初是對變異感詫異、驚訝，繼而轉化成與日俱增的不安、失望與憤怒，再陷入離開抑或留守的掙扎中。沒有工會，沒有組織團結各人，只好各自盤算前路。齊心，談何容易？

自去年十一月李慧玲被調離《晴朗》後，這節目偶爾會出現奇怪的情况。舉例一月十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受訪談政改諮詢，當時輿論焦點明明是公民提名，劉江華卻愈扯愈遠，大談政府派揮春宣傳諮詢，主持人不但沒及時把焦點帶出來，反而說市民「很期待」知道出了多少款揮春，又問福字揮春是電腦打印還是手寫、誰人寫，花四、五分鐘與劉江華談笑風生。誰人寫揮春是新聞重點嗎？是市民大眾熱切期待的議題嗎？值得浪費寶貴的大氣電波時段談宣傳手法嗎？又例如一月十五日，當天特首會發表施政報告，《晴朗》請來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主持人劈頭就問他的婚禮籌備過程、如何認識太太郭晶晶、如何培養感情、兒子名字由來，虛耗節目開首約五分鐘談花邊話題，跟當日新聞焦點——施政報告——風馬牛不相及。

點解不一語中的質問官員？

種種令人費解的對話令人聽得「Ｏ晒嘴」，一邊聽，心裏不斷浮現兩個字：點解？既然881口號是「一語中的」，點解不一語中的質問官員？節目定位一向是新聞評論，點解糾纏在無謂的話題上，浪費時間？意義何在？

這邊廂，想不透早上節目的奇怪現象；那邊廂，關於李慧玲受壓的消息時有聽聞，傳言滿天，諸如收警告信等。縱然為她憂心也沒法幫忙，只得乾着急，希望她熬得過去。而更受關注的消息，是傳聞新上任的商台副總監廖詩颺會接替李慧玲，這是何方神聖？他是愛爾蘭科學工程及技術研究委員會學人兼智庫Roundtable成員，稱與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關係友好，又在商台個人「聲音專欄」中分析國際時事。憑其博士學歷，當教授毫無疑問一定勝任，但當電台主持可是另一回事。他曾在不同場合明言自己七八年不在港，剛從愛爾蘭回流，並不熟悉香港時事。既然如此，如何擔當得起評論本地時事的黃昏重頭節目主持一職？接棒傳聞甚囂塵上，倘若踢走李慧玲，真的換來一名不諳本地時事的溫和博士開咪，任他學歷多高，根本難以服眾。

隨着一些新高層上場，不知不覺間人事愈來愈複雜，近幾個月來工作壓力愈來愈大，氣氛愈趨緊張，加上李慧玲受壓的消息，大家士氣低落。有的覺得這裏變質了，心灰意冷，萌生去意。不同部組陸續有人離職，部分留下的也開始計劃後路。然而，累積數個月的不安的感覺，在二月十二日粗暴解僱李慧玲事件發生後一下子爆發了。

破壞互信元兇：管理層不坦誠

事出太突然，毫無預警，當事人李慧玲和並肩作戰的同事受到的打擊太大，而且解僱手法粗暴無理！同事接到消息時也驚呆了，徹底失望，崩潰。當日將李慧玲送上《晴朗》，為何今日要如此絕情地將她拉下馬？是什麼重大理由，非要將她趕盡殺絕不可？變臉之快，手法之鬼祟、倉促、橫蠻，都令人不寒而慄。根據李慧玲在記者招待會上爆的料，以及各方人士的分析，矛頭均指向政府逼使高層為續牌而「跪低」，在此不重複敘述他們理據，但管理層至今仍未有合情理的交代，如何能安撫同事間不安的情緒？如何叫我信任公司？破壞互信的元兇是管理層不坦誠的態度。

連日來為李慧玲大聲疾呼的人有入直播室手震的潘小濤，有灑淚的黃潔慧，他們堅持留守，在節目中提出對管理層的質疑，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在這風聲鶴唳的環境中，他們拿出了很大的勇氣。或對這電台有寄望，或以大局着想，他們在奮力為香港保留一片自由之地，冒着被盯上剷除的風險，緊守崗位至最後一分鐘。他們的勇氣確實感動了部分同事，有本來打算離開的，重新考慮一同堅持，畢竟站在前線的人，背後也需要人支持才能走下去。况且，騰出位置只會讓黑手趁機換血，換一批聽聽話話的新人，並非好事。

有不忿的網民呼籲罷聽商台，杯葛整個台的節目，但懇請大家再細心考慮清楚，是完全罷聽？選擇性罷聽？抑或監察節目？哪樣才是較明智的做法？我只知道仍在堅守崗位發聲的戰士極需要大家以行動支持，請大家不要放棄他們，不要將餘下的自由平台拱手相讓，中了幕後黑手的下懷。

文 商台一員工

丘亦生 - 富爸爸有牌玩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6日

梁振英政府昨日就免費電視發牌決定的所謂解釋，不但令人無明火起，而且想深一層，無法不令人深深憂慮，因為此舉無異宣告香港進入經濟維穩年代。尤其是，今次指王維基落敗的原因之一，居然是因為沒有財雄勢大的控股公司撐腰。

我不明白，阿媽夠大，是否就意味經營成功，是否就願意刻苦經營不裁員？當年開放固網市場，有不少地產財團參與，但最後是否他們做得最好？九倉電訊連住宅固網業務也放棄了。2000年政府發出五個無線固網牌照，當時恒基旗下的裕基科技也成功投牌，恒基財力夠大了吧，但搞了兩三年已退出市場，錢多又如何？

財力非經營成功關鍵

就算是亞洲最強的李首富，對旗下子公司也有過經營不善便斷絕關係的往績。幾年前長江基建（1038）任由旗下澳洲公路公司Connector Motorways破產，長建原持有該業務四成股權，但由於通車後車流量一直偏低，長建一路把股權減持至19%並及早全數撥備，為甩身鋪路。無論破產結果如何，也對公司毫無影響。

任你的控股公司今日的市值有多大，如果生意缺乏經營能力，不能做出成績，沒有富豪會願意無限量支持，親生仔不如近身錢，簡單一個道理。用控股公司規模作為發牌考慮因素，除非控股公司承諾注資，或為投牌公司的債務作出擔保，否則毫無意義。

歸根究柢，梁振英與行政會議成員，完全混淆了行業的持續發展，與現有經營商的持續發展，是兩碼子事。前者的持續發展，要靠不斷迸發的創新，節目質素的改善。現有經營者的持續發展，則更倚賴於壟斷，與政府對霸權的保護，所以即使重播又重播的亞視，依然不用面對汰弱留強的挑戰。

創新與公司財力及規模的關係，一直是充滿熱議的題材。有人會說，大財團有能力撥出大筆科研預算，而且有更完善的銷售及推廣渠道，可以把開發的新產品廣泛銷售，攫取回報。當然，大公司善於創新的講法，多年來不斷受到挑戰，微軟及蘋果最創新的階段，都不是在其市值最大的時間，不少現時最強大的科網股，幾年前都不見經傳，甚至未出生。

創新講速度　靈活取勝

在創新方面，大小公司各擅勝場，大公司可能強於「循序漸進」的創新，但小公司基於沒有包袱，往往便能成為顛覆性創新的始作俑者。無論如何，與其說公司的財力大小，會左右創新能力，倒不如說是速度，達者為先，轉數最快、走位最靈活的，就有王者之風。

本來是一個簡單的開放市場鼓勵競爭決策，但給梁振英一搞，竟然變成鞏固霸權、杜絕非財閥進場、充滿政治味道兼犯眾憎的事件，用一點黑色幽默的眼光看，梁振英也確實深諳創造（理由）性破壞之道。

丘亦生 - 李小加的創新定義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31日

阿里巴巴的上市故事，注定與香港糾纏不清。港交所（388）行政總裁李小加上周在網誌撰文，提出要特別看待「創新型公司」，要酌情處理他們的上市申請，給予其創辦人特權，讓他們提名大部份董事，雖然全文沒有提過阿里巴巴四隻字，但字裏行間呼之欲出，毫不掩飾欲挽留阿里巴巴的動機。

文章甫出，港交所上市委員會便隨即於本周二討論諮詢的時間表，在港府開綠燈後，「同股同權」的檢討諮詢亦開快車。為了阿里巴巴這單生意，李小加今勻去得好盡。李小加提出的「優待」理據很簡單直接，通篇網誌說中國創新型公司是一個經濟大勢，丟失整整一代創新型科技好大件事云云，但由始至終沒有說明哪些算是「創新型」企業，創新定義都未搞清楚，如何防範有人渾水摸魚，扮創新攞着數？

阿里多年前上市　虎頭蛇尾

對李小加來說，阿里巴巴的淘寶網或者相當創新，那太陽能企業算不算創新？做風電、半導體、垃圾發電項目、研製新藥，難道就不創新？如果下次有一家在互聯網賣衫的公司申請上市，又是否列入「創新型公司」，是否要給公司創辦人同樣的優待？

阿里巴巴在2007年分拆B2B業務來港上市，力銷用互聯網結合內地中小企和海外買家，當時有誰不認為阿里巴巴B2B是創新型企業。怎想到業務實際依靠大量銷售員call客，游說廠家入會付會費，人手成本不菲，巨大增長未見，股價就潛水。

後來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阿里巴巴B2B長時間在招股價以下徘徊，母公司去年以上市價13.5元私有化阿里巴巴B2B，創新夢空歡喜一場。

美國傳理學及社會學家羅渣士（Everett M. Rogers）提出著名創新擴散模型，讀過市場學、經濟學的，一定聽過。他指出，創新過程如「S」形的曲線，當一樣創新事物要能繼續擴散下去，首先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參與。創新擴散比例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快速起飛，接着市場飽和，創新增長不再。

能開創一個時代的創新企業，已是難能可貴，要在市場激烈的競爭留下來，就是難上加難。創立影印機的Xerox、後來破產的菲林公司柯達、被Google收購的手機品牌摩托羅拉、要賣盤的黑莓，哪一間公司不曾是叱咤一時的創新型企業。我想問一問李小加，當企業創新不再，創辦人是否還坐擁特權？那時是由誰決定是否延續創辦人的特權？

免死金牌享特權　苦了散戶

今日是人人景仰的創新公司，他朝可能落後大勢，團購網站Groupon夠以為創新，但上市後生意兵敗如山倒。上市時包裝成創新型公司，也可能經不起時間考驗，這在科技界屢見不鮮。硬要為「創新型公司」改上市規則，我最擔心的是，創新只是淪為沒有實質意義的代名詞，最後只要港交所認為，對方市值大，不想丟掉生意，就給予對方「創新型企業」的御賜金牌，任由創辦人擁特權遊走於香港資本市場，不利小股東利益。

最近，財爺曾俊華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提到，支持各界就現行上市制度諮詢提出任何意見，為李小加背書，港府取態微妙的轉變，不可輕視。我唯一慶幸的是，財爺還在訪問中提到，一致、清晰以及具透明度的監管制度，對香港而言，相當重要。我衷心希望，財爺可以把好這一關。

施永青 - 內地營商 麻煩透頂

C觀點   2013年09月06日

【am730專欄】娃哈哈集團是內地最大的食品飲料生產商，全球排名第五。日前娃哈哈的創辦人宗慶後的女兒，集團的唯一繼承人，31歲的宗馥莉，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在內地做生意，需花太多的時間與政府打交道，讓她倍感頭痛。

其實這種感覺凡是在內地做生意的人都有同感。在內地土生土長的人，或許還容易適應一點。從外地來經商的，即使同是華人，也很難吃得消。

宗馥莉打從初中就孤身赴美讀書，八年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令她養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模式。她說：「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永遠不可能像老爸那一代一樣。」怎麼不一樣，她沒有具體說清楚。但不難想像。

上一代內地人，習慣了凡事都徵得單位領導人同意，而單位領導人又習慣了甚麼事都要管，連談戀愛、生孩子都不放過。結果，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與單位領導人打交道。

然而，新一代人，即使沒有去外地生活過，自我意識增強了，他們覺得政府官員該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妨礙人民生活。他們對凡事都要與官員打交道，不先打通關係就寸步難行的情況已愈來愈不耐煩。像宗馥莉這類有條件的新一代企業家，已不諱言，正考慮把生意搬出去。

中原地產在九十年代初涉足大陸，除了因為覺得內地市場的潛力大之外，還因為我想把市場機制引入大陸。中原的企業文化令公司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與適應能力。我們現在已在內地34個城市有業務，人員超過4萬人。然而，我們一樣煩於與官員打交道，煩得使人氣餒。

在內地做生意，成立公司要經商務部，外來的還要經過外經委，而無論你做哪個行業，都有管這個行業的主管部門，他們有權審核你的經營資格。只要其中一個關口沒法打通，你都沒法開業。開業後，稅局可以來查，勞動局亦可以來查，為了應付他們，令你沒法集中精神做生意。

我不反對政府對商界有一定的管理，但管理的規則必須透明，並且一視同仁，商人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錯。現在是官員權力太大，而規則又極之嚴苛，令官員隨時可以找你麻煩。加上司法制度不健全，商方被欺負，也沒法申張正義。

官員要留難你的時候，隨便找你的一些錯處，無需經過法庭，就可以除你牌，罰你錢，叫你沒法承受。然後他們會告訴你，外出有一間顧問公司是他們的舊上司開的，對解決這類問題很有辦法，建議你可以諮詢他們。

如果你選擇公事公辦，那官員就會繼續在雞蛋裡挑骨頭，要你付出更大的代價。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下，愈是正派的公司愈吃虧；難怪宗馥莉有撤資的念頭了。

Vic：施永青的抱怨，我是理解和同情的－－共產黨的官員，真是土匪都不如。但另一方面，我又十分痛恨許多商人與共產黨同流合污，狼狽為奸。 

劉細良 - McKinsey神話背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9日

梁振英發表的道歉言論，令人又關注起張震遠商交所案，廉署投訴不成立，不代表商罪科及證監調查停止，目前被起訴的只是台前人物。談起張震遠，不少建制派及泛民中人都會惋惜，認為他是商界精英，何以商交所會弄到如此境況。當日在衛奕信年代，他獲顧汝德賞識，聘為中策組全職顧問，甚受港府器重。當年官員介紹他時，總會提到他曾在McKinsey顧問公司任職背景，McKinsey履歷成為他進入公職的一張卡片，由那時開姶，我便相信凡在McKinsey工作過的，應該是叻人。我離開民主黨，在不同媒體工作，也遇上過幾位曾在McKinsey工作的人，說話充滿自信，彷彿對任何行業也可在幾小時內掌握行業關鍵知識，琅琅上口。可惜這些Mckinsey人離開顧問工作，進入實際操作層面時，往往變成笨拙不堪，甚至會犯上低級錯誤。此後每當與朋友談起這些顧問，我總認為他們實在「冇得輸」，他們空降下來，用一張表格總結公司各主要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當改革或併購成功，功勞是顧問，當失敗時，可歸咎於貴公司管理層執行不力。

透明度低　難斷真本事

最近美國出版一本解構McKinsey神話的新書，作者Duff McDonald，書名叫《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fl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作者介紹了這間公司成功歷史，但也同時質疑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厲害。McKinsey也曾作過不少失敗建議，包括時代華納併購AOL，也包括為通用汽車制訂應對日本車競爭策略，八十年代為AT&T制訂應對流動電話巿場的策略，通通失敗，而且不是小錯，是大錯特錯。

作者認為外界對McKinsey公司是好是壞所知甚少，因為該公司的標準合約，是未得McKinsey書面批准，禁止向外披露關於該公司工作內容、建議，甚至提及聘用了McKinsey一事。由於這些規條，外界很難知道究竟他們做得好還是壞，一切只有道聽塗說，而他們的顧問，躲在神秘面紗後，變成了傳說，究竟「好打得」還是「好吹得」，外界也難判斷。只知道他們的顧問有的當上大企業CEO，暢銷書作者，甚至政府高層，自然大家都認為曾在McKinsey工作過的都是勁人。

此書作者對大企業為何聘用McKinsey作另一種註解，他認為大企業CEO要作出不受歡迎決定時，包括降低成本，這些措施當然不受公司僱員歡迎，最好請McKinsey顧問並由他們提出，減低阻力，由此觀之，某些公司根本不在意他們顧問服務水平，只是用他們來過橋。Duff Mcdonald這書相信會引起一番對美國管理學的爭論。政府中人更應看看，不要再盲目崇拜McKinsey出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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