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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藝術初體驗:食物(28)——強搶土地IV

星期日生活   2017312
【明報專訊】愈來愈多歐州大型跨國公司到非洲開發農業,因為那些國家比較貧窮,為了發展經濟,貪污腐敗的政府以極低廉價錢出租土地,但情况更似被侵佔。瑞士的生物能源公司Addax Bioenergy就在西非塞拉利昂共和國(Republic of Sierra Leone)北部種植甘蔗,將它轉化成乙醇,然後外銷到歐洲,再跟一般汽油混合,作為汽車酒精燃料,號稱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
歐洲城市減排犧牲非洲人民土地
Addax Bioenergy跟塞國政府和地方領袖委員會協議,租用土地50年。受影響地區覆蓋五十多個村莊,由於大部分貪窮村民都是文盲,對Addax一無所知,不知就裏,並在村長的壓力下,根本不得不服從,就依領袖委員會所訂定的協議簽了約。當農田被徵收改種甘蔗後,為了保障村民的基本糧食供應,Addax Bioenergy實施一項農民發展計劃,主要是為受影響村民提供援助,Addax把部分從村民租回來的土地,從新分配給他們種植稻米,由割草開墾荒地開始,還叫村民摒棄原來的人手耕種方法,改用機械操作。第一年Addax負責全部工具、化肥和種子的成本;第二年負責2/3;第三年負責1/3,之後由農民自己負擔所有支出。由於塞國農民未能掌握和適應這種機械化耕種法,三年來農作物收成欠佳,連食物也不保,哪有能力花錢買種子、肥料和維修器材?農民曾向Addax反映他們的困境,但沒有得到回應,任由他們自生自滅。至於受薪種甘蔗的農民每月薪水只得53歐元,如果周末加班,則每月可以有88歐元。不過,有時整個月沒休假,月薪仍只得53歐元,而Addax卻沒有解釋其中理由。
機械化愈種愈窮化肥污染水源
甘蔗田位於河流上游,Addax沿河建了幾個大型抽水站,輸水供應整個灌溉系統,耗費大量水資源,多年後這區域人口增加,水源卻愈來愈短缺。同時他們使用化肥種植,許多動物吃下甘蔗周圍的雜草,結果紛紛死亡。每逢雨季,雨水混着化學物流入河裏,輾轉到達下游,不少農民取河水飲用,身體不斷累積這些「毒水」,情况很壞。Addax砍伐大片樹林種植甘蔗,但卻沒有履行合約上所承諾的補償,甚至連村民撿拾樹枝來蓋房子都被Addax拒絕,這些年以後當地居民才恍然大悟,知道得不償失,後悔不已。
「環保生活」不環保殖民主義2.0
一位德國農業家Felix批評這些所謂「綠能燃料」,實際上浪費土地資源,絕對是不智的選擇。原來要生產兩個油箱容量的這類環保能源,所需土地能夠種植的作物,就足夠一家人生活一年。改變地球彼端人們種植作物的土地,來滿足歐洲人過「環保生活」,實在有悖常理。資金不應用來生產拖拉機和汽車燃料,而是應該去讓發展中國家享受他們的食物主權,生產他們需要的糧食,解決糧食不足,以至饑荒等問題。這個發展其實是殖民主義2.0版本,正因這種錯誤運用土地的方法,每年近一千萬公頃耕地被迫「不務正業」,再加上城市擴張而失去兩、三百萬公頃,可耕土地愈來愈少,更變成炒賣商品。Felix認為要解決糧食問題,不是要搞大規模工業化農業,而是讓小農成為農業支柱。人們忘記了全球70%食品,是由小農和都市農耕所生產出來的,Felix認為小農才是全球糧食供應的關鍵和希望。一邊製造所謂乾淨汽車能源供歐洲人使用,另一邊消滅森林改種甘蔗,導致二氧化碳增加,非洲農民喝不到乾淨水,吃不飽,賺不夠錢,最終究竟誰可以得益?
文、圖:楊秀卓
編輯:林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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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姚松炎 - 從灰色到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

星期日生活   2016131

【明報專訊】全球經濟步入增長停滯的可能性愈來愈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加預測全球可能出現經濟衰退[1]2015年的國際貿易增幅只達2%,升幅之低與過去50年的五次衰退(19751982-8320012009年)情况相似。事實上,即使各國濫發銀根多年,仍然無法提振經濟;美國經濟剛剛復蘇,有氣無力,歐盟經濟陷入長期低增長,中國的經濟數據更已淪為國際笑話,俄羅斯、巴西、台灣等經濟體已經連續幾季負增長,澳門的GDP更出現罕見的25%跌幅。

情况令人聯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當時亦催生了凱恩斯經濟理論。所謂的凱恩斯經濟學派,泛指政府透過加大投資,刺激經濟,包括透過借貸來發展基建,直接加大經濟增長。國內一般稱為鐵公基,亦是近年產能過剩及「鬼城」(即樓宇落成後賣不出)出現的主因。雖然近年已經有多份研究[2]證明凱恩斯經濟政策會導致經濟效益受損,但當經濟走下坡,失業率上升,政府為了政治上的穩定和政商界的自身利益,一般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香港政府其實是凱恩斯學派的忠實追隨者,發展基建已經成為香港政府的最重要施政方針之一,亦是政府開支之中最高比例的項目之一[3],這背後當然與賣地旋轉門的利益輸送有關,但政府口頭上仍以社會效益作為藉口,包括過去的十大工程和現時的5000億元大白象工程,政府一直以提高就業率作為興建這些基建工程的辯解。

近期的5000億元基建包括機場三跑、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幾項工程。即使香港面臨勞工不足的情况,不斷輸入外勞,但有團體叫停高鐵,答案竟然係停建高鐵會引致七千勞工失業。

然而,隨着全球暖化逼在眉睫,惡劣天氣殺到埋身,凱恩斯式的大興土木,毁山滅林已經不合宜,把灰色石屎鋪天蓋地,只為增加經濟產值,帶動就業,早已為人唾棄。這種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盲目浪費資源,飲鴆止渴,把人類推向滅亡,早應禁止。

但正如上文提到,當前經濟步入衰退,一旦失業大軍湧現,救經濟刻不容緩,急如星火,政府為免倒台,加上自己利益,一定兵行險着,大灑金錢。既然改不了政府的劣根性,唯有把灰色凱恩斯改為綠色凱恩斯,刺激經濟的同時,可以救救地球,雖然有損效益,尚算兩害取其輕。

建議一:用百億改用太陽能

譬如只需要動用100億港元為香港的發電裝置由化石能源改為太陽能(US$0.25/KWh),便可以為香港每年消耗的430億度電力的一成(約59億度[4])轉為零碳,即減少263萬公噸碳排放,拯救地球。另根據美際開發銀行2014年報告[5],改用再生能源的社會效益高達US$0.285/KWh。換言之,若果數據在香港適用,把香港的發電裝置全部改為太陽能發電,總社會效益每年可達131億港元,長遠有利香港改善市民生活,單單減少因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一項,已是功德無量。

報告中所指的社會效益包括經濟效益提升和社會成本下降。經濟效益包括就業增加和減少電費。社會成本下降則指紓緩全球暖化,控制空氣污染,及保障能源自給的安全。

香港的研究亦有差不多幅度的社會效益,根據WWF2015[5]估算,每年發電引致的碳排放的社會成本高達64億港元(US$35/T),而發電所需的天然氣成本在2015年為178億元,但將會急升至2035年的604億元。換言之,若改用再生能源,為香港節省的直接生產成本和間接社會成本均非常巨大,在2035年時達到671億港元,遠高於投資於交通基建的社會效益價值。

建議二:用4000億回購荒廢農地

此外,綠色凱恩斯政策亦可動用大約4000億港元全面收回新界3800公頃荒廢農地(根據現時政府出價每方呎1100元賠償新界農地計算),可以即時復耕,為香港的蔬菜自給率提升30%,市民除了享用新鮮食用蔬菜外,對減少農藥、化肥等污染,以致減少運輸碳里程都有莫大裨益,健康無價,飲食為先。

或者可以動用1200億元收回1200公頃新界棕土,發展公屋,改善環境,糾正規劃失誤,一舉三得。若以一半土地面積作為興建公屋計算,地積比率5倍,則已可發展60萬間房屋,解決政府的所謂土地不足問題。况且,棕土本來就不容於新界,地契列明農業用途,只不過政府敗了官司,不能執行權益而已。如今既需土地,何不順便糾正政府的規劃失誤,以免夜長夢多,污染泥足深陷。

建議三:用1200億回購棕土建屋

上月全球首長在巴黎COP21會議簽訂的減碳協議,中國和香港本來就需要為未來的減碳減廢作出長遠有效的措施,今年政府亦要向聯合國提交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報告,香港政府本來就需要為可持續發展和改善環境作出努力。然而,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不斷填海推土,毁山滅林,只會把香港的碳排放愈排愈多,把香港的居住環境愈變愈差,生物多樣性愈來愈少。這種舊式發展方程已經窮途末路,不值留戀。

叫停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既可避免無謂的資源浪費,更可阻止全球暖化進一步惡化,和香港宜居度日走下坡。相反,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仍可滿足政商界的政府干預大有為迷思外,更可改善城市污染問題,避免穹頂之下無青天,湖海之內無淨魚,朝着可持續社區的方向,邁向循環城市,落實四零方案(零耗糧、零耗水、零耗能、零排廢)的自給生活,為未來理想城市踏出堅實的一步。

註:
[1] Reuters (2015) OECD warns of global trade slowdown, trims growth outlook againMarkets, Nov. 9.
[2] Mitchell, D.J. (2005)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3] 2013/14年度的政府工程支出達883億港元,佔政府全年總開支3,157億港元的28%
[4] WWF (2015) 香港2050能源願景,碳排放和用電的共治良方,世界自然基金
[5] Vergara, W., Isbell, P., Rios, A.R., Gomez, J.R., Alves, L. (2014) Societal benefits from renewable ener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echnical Note No. IDB-TN-62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文/姚松炎(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美術/郭家樂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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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李佩雯訪問吳恩融:香港風不見了大半

綠色生 (圖片見原網頁)    星期日生活   2015111

【明報專訊】剛過去的小寒,天文台錄得最高溫度23.9℃,是十五年來最高溫的小寒,香港人不僅要抵受愈來愈熱的天氣,還要接受風大幅減少的事實。

「相比六十年代,本港不見了三分之二的風。」中大建築系教授吳恩融說,他研究都市氣候多年,風不見了,是他的個人感受,也是數據道出的事實,罪魁禍首,與城市規劃、樓宇密度、設計不無關係。

所謂環境不變,人在變,香港雖然是世界上人煙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我們不可以控制陽光強弱,亦不能左右主流風的走向,但透過巧妙的樓宇設計、建築物佈局和電腦模擬通風技術,原來都可以為樓宇增加日光和通風度。

不過,若然商人繼續以起到盡,賺到盡心態發展,香港人注定賠上健康和生活質素。

住在窒息大蛋糕 
不見天 不見地 無通風

「相比起我小時候,風少了三分之二,又熱又無風,對生活很大影響。」

「香港很多樓宇像一個大蛋糕,平台高,樓層像一支蠟燭,加上無綠化,無遮陽光地方,樓宇阻擋天空,沒辦法散熱,通風效果不佳,令空氣質素變差。」

「近年政府搵地建屋搵得好狼,希望他們不要因為今天的問題,而製造明日的問題。」

這幾句說話,振振有詞,全是出自吳恩融教授口中。

採訪那天,天色較昏暗,吳教授的辦公室,沒開燈,他透過窗外的少許陽光,埋首工作,桌前的特大書櫃,高至天花,旁邊有一輛單車。原來書櫃是由廢棄木搭建而成,單車是他的代步工具。他不坐升降機,每天走數層樓梯往辦公室,不看電視,愛看書,因為看電視要用電,書本看完,還可以傳給下一個人,他說:「食物、水、材料、能源消耗多少,決定一個人對地球的破壞程度。」吳恩融的專長包括研究可持續發展、都市通風、屏風樓、城市環境、綠色建築、光污染等範疇,他的生活模式,是活生生的示範 。

研究數據 評估空氣流通

吳恩融早年研究香港都市氣候圖,也曾參與規劃署的「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可行性研究」,最近發表與德國合作的新技術,利用相等於十萬部桌上電腦同時運作的超級電腦,以本港的氣候數據、樓宇高度及山勢等資料,模擬本港不同地區的風向、流動及大小等,有助城市規劃和樓宇設計,為政府覓地解決房屋短缺問題,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參考數據。

樓愈建愈過火 致熱島效應

如此關心城市通風,因為他覺得近二十年香港的樓宇建得過了火位,「七十年代建成的康樂大廈(現稱怡和大廈),樓高五十二層,是當年全港最高的摩天大廈,公共樓宇都是十多層左右。小時候,夏天在旺角的唐樓天台開牀瞓覺,睡到半夜要回到屋裏,因為太凍,現在因為熱島效應,風又少了三分之二,夏天不開冷氣難以入睡。」本港的風速由六十年代的平均每秒三米,大幅降至現時的平均每秒一米,等於不見了三分二的風。

熱島效應成因
海邊vs.市中心相差5

所謂城市熱島效應,指城市化的發展導致城市中心的氣溫高於外圍郊區。原因是城市樓宇林立,建築物在日間儲存大量熱能,提升城市溫度,而且樓建得愈來愈高,不利散熱,加上綠化不足,以及冷氣機、汽車等排出的熱空氣,令城市氣溫上升。吳教授說,「日間的海邊與市中心,可相差5℃。上環一帶,沿海岸線的樓高只約20層,但一公里都沒有通風位,海風吹不進市中心內。」

根據天文台資料,香港都市氣溫在過去數十年持續上升,酷熱天氣下引致的不適,我們「領教」不少,而風的多少, 直接影響人體的舒適度。

銅鑼灣有多處要救

旺角、銅鑼灣、荃灣等地,通風條件欠佳,但建築物在設計上只要花點心思,通風效果會明顯改善。以希慎廣場為例,當年興建時參考了通風評估的數據,近渣甸坊入口的地台向後移,中間有一個大窿,有助通風,另一邊街亦後退了五米。吳教授坦言,「銅鑼灣有很多地方要救,但涉及利益問題,有些地方難有改善」。另一相反例子,於二○○四年落成的朗豪坊,將風位阻擋,令後方的上海街、新填地街空氣環境變差。問題產生了,如何改善? 「外國會將風廊位置的樓宇買下,然後打通,或將適合的地方長遠定為綠化行人區。」他補充,「香港樓宇密度高,要通風有一定難度,但不用拆樓也有改善空氣質素方法。例如將路面空間增大、通透率增加、增加綠化,路人也行得較舒適。興建高密度城市時,也可提供較好的生活環境給下一代。」

屏風樓阻擋風流通

現在政府很多大型建設及主要工程,會把空氣流通評估納及風向數據入為規劃與設計考慮,如啟德發展計劃、觀塘重建等,「所以觀塘重建沒有屏風樓,綠化又多了」。不過在私人發展方面,發展商可自由選擇參考與否。引人詬病的屏風樓,阻擋了城市通風,並在建築物背面形成了大片不良的滯風區。

你住得通唔通氣?

現在一個單位動輒數百萬元,市民供足一世換取幾百呎空間,若買了一個不通風的單位,直接影響健康及生活質素。市民除了實地視察,也可參考「香港都市氣候規劃建議圖」及「香港都市氣候分析圖」,認識香港的主流風、海風、城市區域的下行空氣流通的走向,以及都市氣候特性分類,了解什麼地方或區域有良好風流通潛力,哪些區域存在非常高熱能壓力。

規劃署網頁:www.pland.gov.hk
選擇「規劃研究」→「已完成的研究」→
「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評估標準可行性研究」→
「研究報告」→「行政摘要 」,
在第2427頁,查閱上述所說的圖。

文 李佩雯
編輯 蔡曉彤

2014年7月20日 星期日

蔡琇莹訪問林超英:有限觀發展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720

【明報專訊】退休後的林超英,搞作多多,自言「忙過返工」。

生活是忙,但並不亂。

訪問前記者頭痕問他什麼才好——人人都知他愛觀天、觀鳥;退休後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自己動筆寫文章搞定,文章隔不久見報之餘,四年來幾乎一兩星期寫一篇blog,還有經營自己的facebook(他會親自回覆留言)……這樣開誠布公,還有什麼好問他呢?

於是從他的新書說起。《天地不說話》內,是他撰寫的一系列輕鬆易讀但有深意的科普散文。

醉心科學,閱書博雜、不時開竅的林超英,以人文的筆觸,說起天地的故事:說藍天白雲,會說到去「緣生緣滅」、說火山爆發,又可扯到「禍兮福所倚」這道理……說着說着,相信除了因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造價隨時到達三千億,除了會對香港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除了他在一九七九年已開始跟機場這個project以外,重中之重是他真正悟到「有限」這個道理。

思考方法:從「看」到「觀」到「亂想」再到「啪一聲」

「做人要開心呢,一定要訓練自己感應四周的東西。開心就係要打開自己,打開對眼。眼,除了視覺以外係要『見』;耳仔,聽到以外要『聞』。看見東西有時要好奇想一想,問一問。」他的「見」,不只視覺,還要綜合思考和其他感覺。例如他落巴士嗅到一陣香氣,其他人低頭默默走過,獨他抬頭,看見了白蘭樹。

天空其實不是「天」 只是一個空間

他在書中提到很多自然現象,來說明肉眼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例如「藍天」、「彩虹」,單憑肉眼,其實看不見他們出現的「真相」。「你問天是藍色還有假?其實你看到的只是一個『障』。天空其實不是『天』來的,只是一個空間。我十幾歲時發現,原來天唔係黑色,只係一個空間!𠵱家諗返轉頭都覺得當時好勁。後來認識了其他鍾意天文的人,原來好多天文愛好者都經過這個感覺。」他說這種頓悟,有如腦袋「啪」的一聲。所謂「好勁」,也不是自誇,而是那種開竅的感覺,令他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發現自己渺小係一件好事」。

自此,他的腦袋大大小小的「啪」過很多聲。又一次,他因為觀鳥而「開眼」。他說以前成天係飛鳥,他視而不見。直至有次師傅帶他到墳場觀鳥,他才發現「嘩!原來周圍都係雀!於是每日返工放工都見到有雀!」是為開眼界。

開竅 看清表象背後的真實

開了眼,如何才能找到物件背後的「真相」?他說:「首先要周圍望,望吓望吓,互相參照。睇的時候不要有預設的成見。」留意身邊事物,是一種鍛煉,是通向開竅的第一步。「周圍望的時候,要多望幾眼,將物體由視覺變成一個影像,即要『看』。例如,我看見一隻朱頸斑鳩,認得它,這是一個層次。進一步,就是看什麼東西也好,要花多一點時間看,漸漸你會看到這些東西是有動感的、有變化的。這些變化的總和,才是那一件東西。來到這個階段,才是『觀』。觀的時候,你會對那樣東西理解多一些,心也會安靜下來。」

當能夠進入「觀」的境界,便可到另一階段——「亂想」。「其實即係聯想,只係我叫作『亂想』。即係將看過的東西聯想起來,不是一件一件獨立記住的。獨立記住的那些不是知識,只是資訊。經過這個階段,你會發現你所見到的只是很多東西之中的一部分。再之後一步,就是你會突然間見到這樣東西與其他所有東西是相連,搞搞吓呢,突然間便會『啪』一聲,哦,原來一些從來都看不到的關係,突然間走了出來!英文都有個字『epiphany』,即開竅,突然間諗通一啲嘢。所謂諗『通』,即係呢樣駁通嗰樣之嘛。」一言以蔽之,即要看清真相,還是要累積經驗、識見,融匯貫通,才能窺得一角。

他常以「彩虹」為例,說明在美麗的表象下,還有十分複雜的構成過程:看的人要背向陽光,陽光經過水點內部幾次折射和反射,才分拆出七種顏色。若只直視彩虹的表象,便不能理解表象背後的真實。

崩壞道vs.意志

目下,不少人都說香港的情勢「亂七八糟」,這是表象,還是什麼呢?開了竅,懂得看背後真象的人,又如何看當下的形勢?

「你覺得當下世界好紛亂,但其實紛亂是一些大趨勢,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堆人的意志,嚮度郁緊、互動緊。我們身在其中,難以自覺我們是站在哪裏、幹什麼?但這些群體之間的互動,不會只向一方傾斜。因為天道不是這樣的,天道永遠有調節,回復平衡。世道有時會失衡,但任何一方過籠,天係會收佢嘅。(笑)因為如果天唔收過籠的,我哋𠵱家唔會存在。」但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幾時才是「過籠」,天道幾時才會「收」那些「過籠」的事。但見世道崩壞,難道我們就只能望天打卦,「等天收」?

「如果世界只有這一條天道,即所有物質都會消失,那所有人、動物都不會存在。所以天道有兩樣,一樣是『崩壞道』,另一樣係抵抗崩壞的『意志』,即人會去找食物,將從食物中得到的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抵消崩壞的部分,所以『生命』是逆着崩壞的趨勢而存在的。即是說,宇宙中有兩條路,一條路要你崩壞,另一條路就是堅持唔好崩壞。」也許有形的生命最終免不了老去、崩壞、消失,而抗逆崩壞根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來自生命自主的意志,「呢樣嘢,梗係宇宙一出現時便存在。否則,我們為何仍可以坐在這裏?」

知道「有限」 反對建三跑

或者,他忙這忙那,寫文又做訪問反對機場第三跑道(下稱三跑)的興建,就是無法坐定定等個天來收復「過籠」的事物,而要間中「抗逆」一下。問他是否從大自然中領悟到什麼,於是要去翻出一大堆數字跟機管局論證興建三跑之沒必要,他想了一想,說是因為他知道資源是「有限」的,而我們應該是在「有限」之中做得更好,而非想着無止境的擴張。

「大家忘記了,香港因為歷史原因而被框在一個圈裏。跟其他城市不同,上海、廣州、成都可以變大,北京更可以變大至連接天津,他們有地方。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她被『框住』了,我們的每呎地,一mark出去便是永久的沒有了。如填海,你不會想像有人可以將填海土地重新掘出來。這些叫不可逆轉的改變。」土地有限因而填海,發展基建是一路以來我們的發展模式,於是我們相信經濟發展一定愈來愈好,將來出入香港的人一定會愈來愈多。殊不知這種「發展觀」未必趕得及地緣政治的發展,還透支了香港以後的土地及自然資源的使用權。

機場選址赤鱲角 「勉強」的選擇

他說,其實他自一九七九年起便「黐住」這個「新機場」,「起初還未定在赤鱲角的,不過其實全香港也沒有幾個位置適合建機場,所以很快便決定在這裏興建。」赤鱲角機場的選址,旁邊有一大山,其實是很「勉強」之下的選擇,這也可見香港地方的「有限」,「因為那座大山,結果天文台要花很多錢去搞那套『風切變系統』,告知機師風向是否適宜降落。所以當時天文台是要揹很大的『飛』」。

他仍然覺得,機場的所謂客運的擠迫問題,是可以通過管理手法騰出空間來改善的。「現在全球經濟疲乏不堪,新的金融風暴如箭在弦,過去的高增長率未必能持續。另外,隨着內地開放和設施進步,到中國的訪客不一定需要經過香港赤鱲角機場,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現實。所以說,二○三○年赤鱲角機場預計乘客人流,連九千七百萬都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九千七百萬也只比原設計乘客容量多11%,現在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加上管理新思維,原設計的機場完全足以處理。乘客人流實在不足以構成興建三跑的理據。」

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

更別說龐大工程開支的前車之鑑。正在進行中的高鐵工程,之前說要六百多億,隨着工程延誤,最後納稅人埋單要付多少仍是未知之數。興建三跑,究竟要幾多錢?「機管局起初說千幾億,後來漏了口風說二千億,現在連提都不敢提。看來需要三千億。」他嘗試量化三千億這個數字概念:「現在中國嚮尼加拉瓜興建一條新運河,若四百億美金,即約三千二百億。為何興建一條機場跑道,使費會接近一條差不多一百公里、連接中美洲的運河?中間是否有問題?」機管局說他們會「融資」。「但融資之後責任誰負?一定係香港市民找數。因為機管局就是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現在他們連幾錢都講唔出,還要我們去同意興建?」

填海建地,對下一代公平?

建三跑,要填海,而這片海,雖不在維港,也不應任意填。「填了海,即透支了我們後代做事的彈性。現在我們開始講跨代的公平。機管局只是一間商業公司。作為受薪總裁,一定千方百計想將生意變大。生意大,收入也大。但現在建三跑,他們是拎了大眾資源,變作他們的生財工具。」天然資源,即我們的海洋。

他最近讀了本叫Cheaponomics - The High Cost of Low Prices的書,順便將書名譯為「平嘢的代價」。「點解啲嘢會平?因為大司拎唔使錢的天然資源,然後將之變成商品,叫你去買。𠵱家機場呢度呢,就係拎咗個海變做地。他們以公眾損失來津貼他們的生意。他們在帳面賺錢,但香港人便付出了一片海作為代價。所以若要與他們計數,他們是否要畀錢同香港政府買地?根據地價買吖?現在興講『跨代的公平』﹙Interperiod equity﹚,政府其實也要代表未來的市民,跟他去拿回那幅地。」三千億,市民角度來看當然不能算是「平嘢」,但到生意人之手便是以小博大的籌碼,甚至是「無得輸」——因為無論一千二千還是三千億,付鈔的是香港市民。

填海「發展」,真的有需要?

繼而,林超英說到填海得地對海洋及其中生物,尤其是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特別緊張:「我認真起來便要問,填海出來的地,你用幾多錢同香港人租借?就算填海工程係你責任,但那片海是『我』的!」說到我字,不無肉緊。「為了興建這個機場,香港社會已犧牲了很多地,還犧牲了很多沒有人留意的東西。」然後他動手畫了一幅圖,解說填海工程的影響。

「以前這個海跟出面的海是通的,以前任何生物,包括赤𩶘,都可以游得過。而珠江口的水係從這邊出去,又或從那邊入來,所以這裏的海底挖得很深,去廣州黃埔的大船係行過呢度。海豚、魚都在這裏自出自入,但起機場時已將海封了一半,變成了一個內海。現在再起多一嚿,還有個人工島,還有條公路由海底過去的,而原來公路不是在這裏『潛水』,會伸出一部分才落水。你話係咪同以前完全唔同咗樣?呢度係澳門來回之處,如海豚出入便跟這些基建與船擦身而過。其實唔使科學家都知,這裏將有大變。但機管局稱只有這一部分的影響。你看海豚要在這個行船的空間出出入入,那牠們是不會入來的了。」

有人會問,海豚有咩緊要?緊要得過香港發展?「這不是有善心的人的思考方法,動這個念有問題。」他說,現在機管局常提議興建海岸公園,補償給海豚,但這裏本身明明是海豚的家呀。「等於你有間屋,突然有人同你講為咗香港人的利益,要用你一半屋起嘢,跟住宣布將剩下的一半,建作『保護區』,咁邊係『補償』?連補償的概念都錯。」在香港,莫說是海洋生物,即便是人,當「發展」突然站在你家屋前,你也是執好家當與包袱離開。近年所謂的「亂」,便是因為愈來愈多人醒覺到所謂「發展」,是否真的有需要?而我們是否仍要抱守這樣的發展觀?

文 蔡琇莹
圖 余俊亮
編輯 蔡曉彤


早在1999年,當時的九廣鐵路曾提出落馬洲支線要橫跨塱原濕地興建高架橋,林超英跟其所屬的香港觀鳥會,加上環保團體長春社和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帶頭,以「保育濕地」為理由,反對興建高架鐵路。「說起來,三跑與當年落馬洲支線相似,又話係飽和,又話有需求,但起的時候又破壞自然環境,造成傷害。而且這些發展是否有效益呢?係存疑嘅。落馬洲支線工程,那些錢是浪費的,因為之前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沒有一個論證過程。」關於大型基建,林超英翻出數字,說來說去,問的不過「是否真的有需要建?」,以及當中的「論證過程」。他不滿機管局只以「超過七成民意支持興建第三跑道」來作護盾。2000年,當時的環保署長否決了九鐵提交有關落馬洲支線塱原濕地的環評報告,結果高架橋要改由從塱原的地下經過隧道,成香港環境保育史上一重要先例。(資料圖片)

2014年6月11日 星期三

區家麟 - 中國式水電有多環保?

2014年6月11日

【明報專訊】水力發電是再生能源,碳排放極低,水電很環保,這是常識。但國家崇尚「中國特色」,有時「常識」並不適用於中國。有中國特色的水電發展,環保嗎?是一個大問號。

特區政府諮詢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從內地南方電網買電方案,似乎甚受重視。據環境局資料,南方電網之能源組合,現時有32%水電,尚會逐步增加。預計2020年後,南方電網超過一半供電來自非化石能源,按趨勢,仍以「西電東送」,來自四川雲南山區的水電為主。

筆者過去多次到大西南深山,目睹水電工程的驚人規模;當地的「壩業」,規劃發電量最少為三峽工程的6倍,由大渡河、金沙江至瀾滄江,以狂風掃落葉姿態,幾近全流域開發,嵯峨大山之中,主幹流裏奔騰的河水已消失,水庫與發電站,首尾相連,用水電集團術語,叫「用盡每一寸水頭」,河流已變成「梯級電站」,如大渡河數百公里河道,全是大工地。水電集團「跑馬圈水」,大城小鎮被淹沒、居民家園被摧毁遭逼遷、山河破敗;你見到的,是時代的瘋狂,人定勝天的奇想。

或許有人會說,工程完成後,環境可以修復。先不說當地山勢陡峭,常有山崩落石、地震災害,影響水庫壽命與安全。更離譜的是,大費周章破壞山河、未做環評就開工而煉成的龐大發電能力,竟然供過於求,而且規劃失衡,電網未建好,央企與地方政府博弈,又未傾掂數,水電無辦法輸出,要「棄水」,不能用作發電。

據內地傳媒引述中國電力聯合會資料,去年單是雲南「棄水」,就白白流失240億度電,相當於一個龍頭電站一年的發電量。水電大躍進下,內陸省市為求「消納富餘電力」,千方百計以優惠電價,於偏遠山區引入高耗能高污染如電解鋁產業,又以低價鼓勵工業大戶消耗電力,建成全國大小城區的空置「鬼城」,製造廉價卻非必須的消費品,一切化成GDP,成為發展是硬道理的唯一指標。

「水電環保」圖騰養活開發巨獸

也許又有人認為,既有剩餘電力,香港幫忙用一些,豈非兩全其美?這想法有道理,但未免有點天真。水電集團的大計,已伸延至川滇藏深山的最後淨土,「水電環保」的圖騰,養活一群遇山開山,瘋狂開發的巨獸。內地工程界,素有「草樓、銀路、金橋、鑽石壩」之說,意指建樓只賺到「草」,築橋賺到「金」,而築壩則由於規模龐大,要大規模開山劈石,築橋修路,兼建新城拆遷水庫移民,工程龐雜,賺的錢是「鑽石」級。

精銳的工程師團隊、超巨型的運輸與建壩機械,是產業鏈、也是獵食鏈,電力利益集團,不可能停下,有更多的電費供養,客觀效果正是鼓勵他們大踏步前行,進一步踐踏山河。

世上沒有一種又便宜又環保又絕對安全的發電方式,中國式水電的破壞力,不如燒煤造成空氣污染般易見,亦不如核電廠出事般驚心。但這種不理人文、不顧山河、不管效益;言必「大戰略」、「劃時代」、「跨越式」的規劃裏,公眾諮詢近乎零,環境評估形同虛設。香港應否以每年數百億電費,供養這條千瘡百孔的利益鏈,值得深思。

2014年4月24日 星期四

劉克襄 - 一個人的無核生活

蘋中信   台灣蘋果日報   2014年04月24日

假如台灣沒有核能,電力有限,我如何過活。十幾年來,我一直在嘗試。

平常1、2公里,我幾乎都用走路抵達。3、4公里的距離,轉而騎單車前往。更遠的距離,才盡量搭乘大眾交通載具,減少自己開車的頻率。

不因漲價犧牲尊嚴

我盡量不花大量時間上網,不熬夜點燈寫稿,也努力減少智慧手機的鎮日使用。我重新評估,以及了解自己家裡常用的電器,捨棄浪費電力的用品。最大的驚喜是,夏天不吹冷氣和減少洗澡的電能熱水機使用,我的電費從兩個月3千元降到1千元左右。但更美妙的是,省電帶來健康的生活。

生活可以如此簡單節約時,我的信心增強了。假如現有核電提供生活一半的電力,我不要時,很顯然我還是可以過得相當愉快。更何況,它只佔及四分之一。一個人日常生活花費的電力,這般合理推算,如果大家都能撙節,廢核不盡然會過得拮据。

是以,藉著廢核會導致電價上漲,警告人民。我以為那是在綁架民生,齷齪的威脅行為。我不會被經濟部長的電價漲四成嚇到。我已做好準備,我反核。

但我不會用反核是天職,是為世代子孫的安危,或者是為台灣的永續來說服你。我知道這種說法最理直氣壯,但我避開不談,只堅持一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我有生活不被核電包圍的自由。我們活著,不用為擔心那漲價而隱忍,而犧牲尊嚴,活在一個充滿恐懼的富裕假象。

我反核,更不會只為了鼓吹自己的簡單生活而抗議。富裕的人想過精采豐沛的生活,照樣能反核,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也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抉擇。

只是假如你還在擁核,或者不知該站在哪邊,你可能已做了一個清楚的決定。像受傷很痛,繼續注射嗎啡一樣,暫時得到解脫。但我想放棄,迎接痛苦的挑戰。

我知道,有些人跟政府一樣很擔心,失去核電,恐怕沒有允當的取代方案。若換成火力發電,環境污染勢必更嚴重,而太陽能或風力發電都還未臻成熟。你更會質疑,只一個小老百姓反核,效果不大,工業用電才是大宗。是的,也因為這樣,我更期待工業用電大戶,承擔減少污染的責任。企業必須朝綠色思維,積極研發,而非繼續產出耗能的物品,繼續跟政府同夥,恫嚇我們。

你還擔心廢核,國家經濟會持續低迷,甚至倒退,但我們的進步常常只是更大的環境破壞。偏重工商消費的思維,不僅製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偏差,甚而導致過度的消費。我們希望的GDP總成長,是綠色的上揚。

重新建立價值契機

反核不單是反核,而是反思一個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盲目崇拜物質的社會價值。我們率先提早反核,讓自己在緊張的東亞成為非核國家,創造一個卸除核災威脅的國度,會贏得更多的尊敬和支持。反核或許會讓我們重新建立價值的契機,回到過去江院長初上任時講的「安貧樂道」,幸福指數才會拉高。只是,他一定忘了。

大家都說,反核要過苦日子,但我們現在享受核電了,過得快樂嗎?年輕的一代有感受到希望嗎?反核,讓我有更多未來的選擇。擁核,只有一條永遠隱藏危險隨時爆發的不歸路。反核是值得驕傲的,即使將會經歷陣痛,還是要堅定信心。

從經濟的角度,這是巨大而困難的決定,但身為自然環境的一份子人,問題就清晰了。非核家園不應是迂迴的漫漫長路,而是必須果斷衝刺的理想。

自然觀察家、作者 

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譚蕙芸 - 陳局長,請你爬上山來,我們談一談郊野公園這禁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15日

【明報專訊】這星期,我給陳局長搞得心緒不寧。周一,他在網誌說要發展郊野公園;周二,林超英斥這想法如「思想癌細胞」。說實在,回歸後政局荒唐,我已習以為常,但聽到政府要向郊野公園開刀,就如面對國教的家長,聽到有人要「搞我個仔」一樣,氣憤難平。

我對郊野公園有深厚感情。童年時,一家人常登山,我第一堂自然教育課,就是蹲在郊野公園小溪旁觀賞魚蝦,仰頭看天空盤旋的老鷹,在山徑上,跟隨母親認識植物,知道有一種紫色果實叫「山稔」,可吃,鮮甜無比。父親說,山徑叫「麥理浩」「衛奕信」,因港督們熱愛行山,隱約記得,我們曾經在郊野公園,跟在行山的某港督擦肩而過。

小小的心靈自此留下一種印象:英國人不壞,百姓不論貧富均可享美好環境,這叫做「德政」。長大後,每有空就登山,即可忘卻煩憂。我覺得,香港無論多烏煙瘴氣,郊野公園是我們的秘密花園,除了保育,還有一種心靈面向,提醒我們在中環價值之外,還有其他可能,郊野公園是香港人精神上逃逸的最後堡壘。我天真地以為「郊野公園」不能動,是一種港人默識。想不到被陳茂波挑戰了我的底線。但後來,我冷靜下來,我想知道,對郊野公園認識深厚的人怎樣想,於是相約一位舊朋友喝茶。她在政府做與郊野公園相關工作數十年,剛退休。她不希望透露真名,叫我們喚她作「無花果」。

無花果說,她看了陳茂波的網誌,氣憤得「差點要參加佔領中環」。一直甚少批評政府的她也動氣,覺得陳作為「發展局局長」,網誌中錯誤引導公眾,把郊野公園佔地寫成七成(後來更正為四成),連基本數字也搞錯,令人懷疑他對事情了解有多深。另外,她認為香港不是沒有地,為何要向保育價值較高的郊野公園打主意。我問:「那郊野公園是否不能碰,不能談?」出乎我意料,無花果說,「不是不能碰,不是不能談,但你提出的方案有多可行?」無花果指,郊野公園範圍「那條線不是死的」。事實上,文件顯示,近年郊野公園在擴大,自1995年先後有二千多公頃土地劃入郊野公園範圍(新增地方佔總郊野公園面積約5%),如西貢灣仔和港島龍虎山,都是近年劃成的「新」郊野公園。可是,無花果問,即使願意割地,但郊野公園地勢險要,要搞大量基建才能住人,道路水管排污要走入郊野,可能性成疑。她又質疑,郊野公園地點偏遠,風景優美,社會是否會願意用這些優質土地興建公共房屋,解決低下階層需要,還是會興建一萬元一呎的低密度豪宅?

不能觸碰的禁忌

茶敘後,無花果電郵了幾份有關郊野公園的報告給我,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一直對郊野公園充滿浪漫想像的我,忽然以客觀態度,重新檢視它的美好醜。我發現一直忽略了的東西:郊野公園起源有政治原因:六七暴動後,政府想找地方給年輕人發泄精力,於是鼓勵青少年到郊野公園(或者我也是被「吸納」的年輕人,我去了看魚看蝦,便不去示威)。又例如:最初郊野公園的自然環境不甚了了,因山火或居民斬柴令山頭光了,政府把外來快生植物品種引入,變相影響本土生態。

最震撼莫過於,郊野公園風景漂亮,不一定等於具高生態價值。思匯智庫於2011年的報告Adaptive Governance for HK's Country Parks Network裏批評,殖民政府最初設立郊野公園,主要為保護水塘,於是郊野公園集中高山,但其他生態地區,如有多樣生物的濕地和平原,卻甚少劃為郊野公園。亦即,劃入郊野公園的土地,不一定等於生態價值高,沒劃入的,也不等於生態價值低。此一觀點對我來說頗震驚。我得承認,自己對郊野公園的偏愛以情感為主,非理性居多。你以前問我,點解呢撻地方係郊野公園,嗰撻地方唔係,我答唔到。我潛意識以為,郊野公園風光優美,自然有保育價值,卻是一種不求甚解和無知,間接令我心生一種「郊野公園神聖化」,不能觸碰的禁忌。

連功課都做不足 如何讓你陳茂波去談?

話說回來,當我了解了歷史和脈絡,也不反對「郊野公園是可以碰,是可以談」,問題是,讓你陳茂波去談,讓你去碰,似乎你也不懂得碰,不懂得談。

從陳局長網誌,我們看不到一種對環境保育的願景。毛澤東都說過,有調查才有發言權,陳局長連郊野公園佔地也寫錯,由四成寫成七成,已令人先失信心。半生守護郊野公園的無花果火都嚟埋:「這是水平的問題,是他做功課做得不夠?還是專登說錯,如果是專登說錯更是壞心腸。」進深一步,局長要去碰一個社會禁忌,卻沒勇氣帶領全民反思郊野公園規劃,缺乏一種政治家應有的願景和氣魄。如果陳局長說,郊野公園現時沒納入一些高生態價值區,就讓我們重新檢討郊野公園界線,把低生態價值地方建屋,再把被忽略的高生態價值地方重新納入郊野公園,或許,我會讚成也不定。

但說到底,現時陳局長態度曖昧,討論模糊不清。半生做郊野公園工作的無花果,看完陳的網誌,也搞不清楚他是想發展「法定郊野公園範圍」,還是公園以外的郊區。後來,發展局發言人更說,陳的言論「不代表政府立場。」這種又要講又沒承擔的態度,如何令人有信心,把珍貴的郊野公園資源,交託在這個政府手上?

筆者對待陳局長可算百般認真。他在網誌提到可考慮發展「大嶼山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育區」,於是請教無花果,大嶼山郊野公園內有否地方適合建屋?雖然我們都不知道局長所指的大嶼山那一部分,但姑且找來地圖,檢視2008年開幕的大嶼山北郊野公園擴建部分,卻發現大部分是險要斜坡,只有一小片平地在沙螺灣附近,問題是:「無路去到喎。」我倆隔着話筒滴汗。我們不是「不讓你碰」「不讓你談」郊野公園,但你可否告訴我們,是我們對你的計劃太認真,癡心錯付,還是你根本沒有細心思考就口輕輕講?

陳局長,經過了劏房和囤地風波,坦白說,我對你沒好感。但後來讀過你早年在雜誌的專訪,我體諒多了。我知道,你小時候窮,為改善家人生活,一日做兩份工,每晚只睡兩小時,兩年完成十二個專業試。對你來說,到郊野公園散心,或許太奢侈。

我城無價寶 破壞無彎轉

陳局長,你在訪問裏說,掙錢到最後,家人相繼因病離去,令你感嘆「窮半生往上爬,又如何?」陳局長,我想告訴你,和物質成就堆砌的高峰相比,大自然的雄山峻嶺更有永恆價值。過去,土地於你,或許只是一種等待增值的資產;但郊野公園對每年到訪的一千三百多萬人次香港人來說,是不能用錢衡量的無價寶,一旦破壞了,便難以逆轉。

陳局長,請你爬上香港郊野公園的高山,在這裏,你能撥開雲霧,更宏觀地看清事物。你會知道人類的渺小,你會看到社會發展除了建屋,還需要為市民帶來一種心靈的開闊和想像,你會看到,市民需要學懂對土地和大自然的關懷。陳局長,相信我們,當你爬上這座大自然的山,一切觀點會不一樣。在這裏,讓我為你用山水泡一壺茶,然後我們可以談一談,碰一碰郊野公園的禁忌。

文 譚蕙芸

2013年7月21日 星期日

林茵訪問朱凱迪:辦區報建設鄉郊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3721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村民和藝術家到屯門市廣場辦展覽,商場說「我愛我家」是敏感詞、「城鄉共生」也是敏感詞,參展人一再退讓,最終在原定展覽開幕那天,小克筆下的聾貓一句呼籲「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被敏感得可以的商場職員擅自拆下禁展,藝術家忍無可忍,拉隊離去,展覽告吹。

城鄉共生原是夢?選擇在城市化的極致——地產商經營的大商場裏講述關於鄉郊的故事,是否太過一廂情願?

朱凱迪卻說,自「反高鐵、保菜園」開始,鄉郊故事,就是由城市人發明出來去幫鄉郊村民講的,而講述的對象,同樣也是城市人,另一班尚未覺醒的城市人。

由城市保育運動走入八鄉菜園新村,朱凱迪埋首於城鄉角力,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近來他好像靜了,較少在運動的前線相見。這次終於坐下來仔細談,感覺他比從前更深思。

他的說法總比時下口號式的、二元對立的宣傳多幾分猶豫,猶豫來自不斷自省。

他所戒慎恐懼的,不只是反中反蝗的情緒,就算「農村人情很美好」、「原居民就是貪財霸道」這些論調,他亦不鼓吹,「城鄉對話裏是有好多誤解的,這些誤解能夠製造一些張力和動力,但我唔鍾意咁講,唔想去擴大一種誤解,好似有一個美好的新界或者鄉郊等緊城市人去發掘咁,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

「無乜人理的地方有較大包容」

拒絕把問題簡化,結果就是聽眾會少,他自嘲「呢個就可能係我嘅失敗囉」。然而即使置身於如此不容易的八鄉裏,他仍在竭力摸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並持續前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便是重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而這在城市裏,由於社區網絡的嚴重瓦解,已很難入手了;鄉郊卻仍比較有潛質,「始終是個無乜人理的地方,會有較大的包容,有條件去營造和維繫這些關係」。辦八鄉錦田地區報、跟進村民個案、張羅耕地、協調鄉裏的有心人多搞一些活動,重建居民的社區認同,他笑言自己正在用一種好「民建聯式建設香港」的進路在建設八鄉,為的是相信,社區認同若能建立,將會是迎戰鄉事勢力、資本主義城市開發、以至中港融合的基礎力量。

一片鄉郊地養三類人

朱凱迪認為,所謂城鄉關係,並非一直存在,「我們成日以為有城鄉兩種價值在互相角力,其實根本就無,在香港只有一種價值,就是城的價值,城的價值是同時滲透那些鄉郊居民的心裏面的」。我們所說的鄉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上的鄉郊,而這裏住着三類人,一類是與城裏的有錢人勾結、希望搭上城市開發便車發財的鄉事派;另一類是近三十年來逐漸成為鄉郊主要人口的、為追求更寬敞空間而遷入的城市人,他們只將這裏視為市郊住宅,由思想至生活模式都仍依隨城市價值;第三類就是農村裏的非原居民,「他們是弱勢社群,但對於鄉郊整體的衰落,過往他們雖算不上是樂見其成、但都是幾麻木的」。直至城市發展真的踩上門,在拆村逼遷的危機面前,非原居民才開始在社運青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下,整理出一套屬於鄉郊的論述,作為捍衛家園的理由和憑據,「如果要令城鄉關係成為一種真正的議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令到鄉裏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地區裏的存在,當中有無一啲可以拎得出來講、能夠跟其他人有關的一種力量、或一些條件呢?因為你需要一個除了『我住喺度』之外更大的理由,如果你無的話,城市化是有無限個理由的,要賺錢、好多人要住、要有新產業,要中港融合,有一萬個理由。」為與之抗衡,村民開始尋索自身的歷史,提出本土農業對都市人的重要性、鄉郊作為另一種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等。

鄉郊的好不合比例地放大

在這過程中,參與運動的村民和城市青年,均刻意強調鄉郊的美好一面,以說服主流城市人,鄉郊值得保留,「就好似你寫本書介紹香港畀一個外國人睇咁」。當中的農村社區人情味、耕住合一、合家同住老有所依、人與自然共融等等,並不是假,只是被不合比例地放大。「當你去到真正的鄉郊就會發覺,其實它只是好少部分,在新界鄉郊裏這種諗法是邊緣得很嚴重的。就像我們在舊菜園村帶導賞團時,睇親都係好核突的露天貨倉呀、荒廢農地呀,其實是一個關於鄉郊衰落的故事。」放大鄉郊的好,有其宣傳上的正面作用,「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些美好想像裏,因為佢雖然有點唔成比例地得到討論同關注,但對於現實,比如說那些把持權力的人,並未造成好大的挑戰。我覺得關鍵是佢要能夠激起人在現實裏投入角力,現在其實好缺乏真正走入去這種角力的人」。

新界亂七八糟不只是新界的事

過分簡化的城鄉對照,有時更會令我們無法對症下藥、在政策上作出較為公平合理的決定。朱凱迪感到,現時的城鄉討論當中誤會重重,太多面譜化的指控:「例如覺得原居民就是壞人,他們都是一出世就好多錢。其實現在的丁屋根本已不是一般新界原居民可以起到。因為是要在村界範圍內起的,而可以起丁屋的土地已經比原居民裏面的大財團買晒,普通一個男丁,如無背景、老豆唔係好勁的話,根本是起不到的。」只能將丁權以三數十萬的價錢賣給地產商,當一個傀儡式的申請人,自己則住不起丁屋。而市區人恨得牙痕痕的新界僭建,其實很多都是由城市遷入、將丁屋當作市郊住宅的居民做的,「人們好自然就會話,市區都拆了,點解你新界唔洗拆呢?然後就去捉鬼啦。覺得丁屋等於鄉事、鄉事等於貪心、無王管無法例。但如果我們真的去睇實際的居住環境,一個天台,整個篷去遮太陽,其實是好有需要、亦是幫助節能的構築物,咁你唔畀佢,或者好似鄉議局建議話特赦之前的人,之後就唔可以再起,這兩種諗法都是並無理解現實狀况下去諗的。」

另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會因為對原居民已有刻板的定形和印象,就會對他們的問題習以為常,「例如區議會選舉,我們會比較嚴格地對待一些規矩,但如果在村代表選舉、鄉委會選舉、鄉議局選舉就會覺得,『哦,佢哋賄選咩?佢哋係賄選架啦。』或者,『有黑社會同地產商勾結咩?新界咪就係咁架囉。』因為發生在新界,就好似變成是可以容忍的。」朱凱迪指出,不能以為我們有個文明的市區,新界亂七八糟就只是新界的事,「你諗下特首選舉,漁農界和鄉議局界別加埋已有90票,梁振英得689咋喎,差不多100票是新界相關人士畀佢的,這已不是局部區域的問題。」

試行方式:參與鄉郊政治

「經常有一種講法是,撤銷晒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香港就會好好喇。這些所謂答案,就像話徹底同中國切割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一樣,都是好唔仔細,亦唔係真的,但又有煽動力和傳播力的講法。」他認為農村的衰落、或農業是否能夠持續,跟農民對土地的控制程度有幾高是很大關係的;如果農地繼續被視為投機炒賣的工具,即使取消原居民特權、取消鄉議局,「那個空出來的位置好可能係畀地產商佔了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總之唔係我哋囉。所以本身從字面去睇,香港有個鄉議局是重要的,只不過它的發展跟殖民勾結息息相關,變成不務正業。鄉議局、鄉委會,都有農業主任的職位,不過啲人無做事而已。」既然城市價值已深入地理上屬於鄉郊的居民心中,那從事城鄉角力的另一種方式、朱凱迪在試行的方式,就是去參與鄉郊日常的政治裏面,「你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兩個case、實驗式的地方,比如菜園新村、馬寶寶,就拎住這兩樣嘢講,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因為你的對手會反撲㗎嘛,到時你個區入面,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支持你的想法?咁就見真章了。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都需要一層層咁去擺平鄉事委員會、北區區議會、或者地區裡面的學校呀、社福機構呀、業主立案法團呀,這些公民社會內不同的參與者,政府都需要他們的力量,就算唔支持,起碼唔好出聲反對。咁我們這一邊可以有咩呢?農業團體有幾多呢?香港最大的農業團體是『菜聯社』(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有幾十個合作分社,他們有無出來呢?未有啦。要去搵到突破囉,無論在政策上、或者去改變一些組織的權力,去令到你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大。」

建立共同想法

從保衛菜園村至競選八鄉區議員,朱凱迪嘗試由一個點擴展至一個小區,從鄉的層面重建一種「鄉本位」的政治意識,鄉民才能在城市價值的入侵下守護自己,「要重新令到這裏住緊的人當自己是鄉郊的主人翁。我的願望就是先在八鄉這個層面上有得立足,而唔係畀人掃走,然後慢慢去經營並發揮影響力。我們現在成立了『八鄉綠色生活社』,出版地區報啦、有舞團和藝術家搞活動、有耕田班等,都凝聚到一些非原居民的第二代,同埋一班從市區搬入來、原本對鄉郊政治灰心的朋友,大家互相支援,嘗試令多些事情在鄉郊發生。」《八鄉錦田地區報》去年初創刊,每月一期,每期印五千份,在錦上路西鐵站和大欖隧道轉車站派發,內容由西鐵站上蓋屏風樓、丁權爭議、巴士鄉郊線路改組、蚊患,到比較軟性的像新春劍蘭豐收、非裔居民辦球賽融入社區等,都有觸及,「辦報紙是居民組織的第一個階段,其實也是一種論述的生產工作。我覺得我不可以自絕於任何一個群體,希望做到原居民、非原居民村民、城市遷入來的人,三類人都會覺得這份區報係好睇的,能夠建立一種諗法,就係我們都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要為這個地方的未來一齊去諗的。如果策略一點去講,原居民都要諗點樣同城市人去對話的,如果要不斷去利用自己那個全世界都好憎的權利,去在鄉郊起滿晒丁屋,令到鄉不再是鄉、只是市郊,咁原居民仲點能夠去講到自己的位置呢?那些宗族呀、傳統節慶呀,已經是好脆弱的了。」

滅掉農鄉 製造依賴?

鄉郊面對的威脅,除了是心裏只有城市價值的鄉事勢力壟斷,也有中港融合的力量。朱凱迪較少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發聲,其實他亦了解,中共正試圖以城市發展來加強對香港的宰制,「農業通常對經濟的貢獻唔會好大,執政當局要維持鄉郊,通常是出於經濟以外的戰略考慮。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較為需要獨善其身,現在北京的就是一種反轉的操作,佢嘅諗法係香港唔應該再有鄉郊的」。消滅鄉郊和農業,一方面製造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城市建設本身因為花了錢,也有提高GDP增長的作用。然而,朱凱迪不願意輕易為事件定性。「譬如話我唔支持新界東北因為我反中,或者香港要農業因為香港要獨立,這些其實是一些好快的、短路式的答案,我盡量唔希望行這條短路,因為這些短路係隨時電死自己的,政府亦都可以有好多答案回應,如果佢講港人港地、或者建多些公屋,咁會否導致更合理的暴力去拆你條村?『排外反中』的宣傳可以凝聚一時的力量,但那都是沒有承擔的情緒,隨時聚合、隨時消散。當推土機來的時候,這些顧着排外反中的人會站在弱勢者身邊嗎?」在紛亂的社會情緒下,朱凱迪始終相信應從社區認同出發,讓原本一直被制度排擠而喪失自信的非原居民,能檢視由殖民時期開始的體制,重新肯定自己的歷史和貢獻,再透過抗爭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阿離 - 環保不浪漫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霪雨霏霏的初晨,駱克道街中傳來一回回「乒鈴」之聲,4、5個雨衣人頂着滲面風雨,在大街熙攘喧囂之前,把一筐筐玻璃樽倒放到垃圾箱之中;車滿,又恍如螻蟻般把垃圾箱死命推回盧押道垃圾站,不斷往回。每星期的周四五六由上午6時半至11時,都有他們的身影。黎梅貞(April)穿著那件逾年未棄的膠雨衣,兩手各夾着幾瓶猶有餘酒的玻璃樽,匆匆步至,「很多時人們開了一瓶酒,只喝一點點,就丟掉」。她揚手一放,把玻璃樽卸下竹筐,再閃身後巷中。

垃圾紛陳的黑巷中,靜靜擺放着她們要尋找的未得之物,「玻璃樽放在後巷是犯法的,每逢洗巷就要推走,又或者官員來巡巷也要清走。工友有時會提醒我們來拿,甚至試過打電話來叫我們推走,似足走鬼,我就立即吹雞叫人去推。有時候,推開了垃圾桶,自己還要幫忙掃垃圾」。雨水與地下的廚餘餿水攪混成一灘,她想也不想就踩進去,俯身、蹲彎,翻檢一袋袋濕脹腥臭的垃圾,為的,是一個個別人在Happy Friday尋歡一晚後棄之如屣的玻璃樽,「玻璃是不應該被亂掉的,應該還給它們一個價值」。發起「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的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和項目統籌April,3年來成功回收玻璃1300噸,屢屢被傳媒歌頌為「感動香港」的環保鬥士。然而感人背後,實踐環保工作的苦處卻沒多少人體會;而痛處的根,不少是源自政府部門整體的各自為政,以及對環保意識的欠缺。



闖入官僚大觀園

這3年裏激起一片「乒鈴」玻璃回收之聲,令那窒息在「垃圾」名下的價值重新出土的,並非傳統環團,更非環保署,竟是一個扯不上關係的工會——泥頭車司機協會,而工會「sister」April,竟披甲上陣成了回收大將。

在92年成立的泥車會,一直主理改善業界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日復日在堆填區和填土區載貨穿梭,捱得金睛火眼的泥車司機,卻發掘出廢墟中沉澱着各種可用之物,「(司機)大佬們說,如果泥石可以循環再做就好了」,April說。然而回收泥石藍圖宏大,工會根本無力構想,「但在看泥石時也看到一種東西,我們年輕時是不會亂掉的,那就是玻璃樽」。憑藉小時候「按樽按回幾毫子」的簡單想法,工會上下堅持玻璃有價,一個不能少,更大着膽子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遞上「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書,倡議玻璃樽回收再造成環保磚。

一份計劃書,開啟了荊棘滿途的回收路。首先,April需要向ECF解釋「工會是什麼」,「我們是第一個工會踩進去拿資助的,我們不是綠色團體,他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09年遞上的計劃書,擾攘一年獲批,並要兼做回收工作。想法幾近天真的她們,自以為在酒吧區設幾個回收桶,請一個兼職回收員一星期當值三天,便能處理盧押道與駱克道30多間地舖酒吧的玻璃樽。然而,單是擺放回收桶的位置,「地政署立即給我們刮一巴!他們首先問我們:香港有沒有回收玻璃政策?」環保署回覆她說,沒有。

沒有回收玻璃政策,卻批准玻璃回收計劃,實在匪夷所思;而各部門相互隔閡、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性,也叫一腔熱忱的她好生氣餒。計劃之初,為了一個一星期佔用3個上午的回收位置,April也要與環保署和食環署周旋兩、三個月,「食環署首先say no,說沒有地方,又不是他們的業務云云。幸好有個義工是食環署職員,他很好,好肯行多一步,不會框住自己,覺得因為自己是公務員就要在框架下做事,幫我拆了很多招」。義工說,有人收樽,能減少食環署的工作量,給官員一下打動;然而署方仍堅持反對,乃因惶恐市民投訴,「官員說,如果有市民投訴聲音嘈吵,哪個負責?那是聲音污染,負責的是環保署。污糟呢?因為是清潔的問題,環保署說與它無關,但食環署又覺得,本來沒有投訴,因為我們(回收)才有人投訴,怎可以要他們負責?我聽到這裏就說,我負責啦!」一介草民怎能負責?「食環署不與NGO協商,它要對口的是署,署同署、官同官,不是官同民。」在萬念俱灰之際,她乾脆撥電話給食環署官員,又罵又求,最終得對方肯首一試。



爭取半年 放一個回收桶

官僚系統對本子的極致執著,令April吃盡苦頭。例如買手套,計劃書預算兩對防𠝹手套,稍稍為義工添一兩雙勞工手套也被質疑,「交單時他們說,『你(計劃書)沒有勞工手套這一欄』,就是跟本子辦事」。一分一毫,署方都計個清清楚楚,若這份超卓謹慎用於計算回收率和棄置在香港的洋垃圾數量,廢物處理政策必定更臻完備。

最經典的,是一個放在盧押道垃圾站的回收桶。April的「成功爭取」,花費半年;那小小空間,還不到垃圾站面積的二十分之一。為了這個讓有心人不至失望的小小可能,她出盡九牛之力,呼籲支持者電郵聯署爭取盧押站設置玻璃樽回收桶,「情人節我們更送花給環保署長和食環署長,對他們說好欣賞他們讓我們回收玻璃,但如果能多做一步,回收就能更暢快」。堅持半年,環保署把站內原本用作回收廚餘的空間轉交April回收玻璃,但食環署卻要求她們另聘人手看管回收桶以防製造「混亂」,「我們沒有錢,而計劃書也沒有。我們知道有(回收桶)對大家都好,就應該做」。由於掣肘多多,回收桶每天只能開放4個小時,令有心人錯失回收機會。政府在環保政策中,經年呼籲市民要合力把環保文化融入生活,惜物減廢,力求市民合作,然而實際操作卻處處留難有心人。事實上,政府的每位高官要員自身有否堅忍持行着環保信念,不自困在框架下匍匐,以同樣的誠摯回應市民的決心?

環保工作 要自己踩進去

決心滿滿的April坦言,「搞呢壇嘢我老了5年!」一星期3天要坐23蚊通宵小巴由大埔到灣仔,準時六時半開工收樽,風雨不改。為了收樽,還要翻檢一袋袋垃圾,又不敢把垃圾放地,怕收告票;在路上推車,車重難動絲毫,推着玻璃跌在路中心,狼狽又危險;為了回收更多玻璃,她每每要逐家逐戶游說酒吧,希望他們「賜樽」;又要揹着一塊環保磚到處宣傳玻璃回收再造的好處;由於資助是公帑,因此不想行政支出過大,她自己的人工也減了。但這一切也沒令她退場,「我們撤退怎算?沒人會承接,那兒落雨又被雨淋、太陽又曬到正一正,我都曬黑了!車又多廢氣又多,但如果不讓它繼續存在,是一個損失,第一是因為得來不易,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symbolic的事,市民一想起,就是到灣仔回收玻璃」。

「老實講,環保工作一點都不浪漫。當我們很浪漫地想如何搞一個綠色社區,其中那些工作是分了給工友去做,如果自己踩進去,才看到那個挑戰。為什麼工友會如此?為什麼東西放不好?因為我們未埋位。所以我一直都叫黃錦星過來執下樽。」April笑說。

回收精神 不靠錢 靠身教

黃錦星沒有執樽,卻在今年2月發表諮詢,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玻璃樽回收,向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並由政府委聘承辦商負責收集及循環再造,「他們首先說徵費,第一就是要處理錢,但我們第一是想,怎樣叫那些酒吧佬乖點,肯源頭分類」,「酒吧覺得,只要付錢就會有人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他們去做」。April說,最重要是令到人們了解,自己有一個社會責任。

要人體悟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談何容易?April卻說:「人會影響人,(見到別人拾樽)心入面不安樂,自己要改變一下。」收樽3年,她遇到的反應都很正面。一些死不回收的酒吧經理,見她們日復日的在門前辛苦執拾,最後竟自動獻樽,「有人在美孚拿過來,又有次有個市民打電話跟我說他在香港仔隧道塞車,出了隧道就飛的過來」。一班住在南區的美國人,特地來找她,希望她在該區新設回收點,最終爭設了赤柱公眾回收站,還有一個設在九龍佑寧堂,「公眾回收桶有好大挑戰,因為人們什麼垃圾也會放進來,我們也控制不了。但我們到今日也認同有公眾回收,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個實體東西存在,市民就會去回收,慢慢改善和分類,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出現的」。

一個個可能性在滿腔決心的土壤下漸漸開花,甚至在泥車司機的心,「對工會是很大突破,他們一直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自己的事就責無旁貸,但再看遠一點就很少。這次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社區有關係的,是密切的,被社區認受」。有些司機大佬理事甚至落區執樽,跨出環保一步,「(他們的)視野是闊了,覺得自己在推動綠色運動,有點成就,在環保(工作中)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把「一個都不能少」的感覺再生回來

「如果政府真的去做,是要有決心,但她沒有這個決心。」筆者記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3年前曾就廢物處理問題批評當屆政府:「我哋睇唔到政府佢要做個將軍,佢要帶領我哋去打仗,佢係有計劃嘅,有好多資訊畀我哋,有好多例子可以睇到,我哋係可以打贏呢場仗。」

言猶在耳,現屆政府今日已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率碰灰失守,怎能讓市民相信其「打贏呢場仗」的決心?April說,把玻璃樽交給她的人都充滿信心,因為他們知道樽收回後能循環再造至環保磚;相比起來,市民一直勤懇收集的廢紙鋁罐膠樽,若非傳媒揭秘,也不知道原來99%回收物也是轉送大陸,真正在港回收的只有幾稀。

環境問題不會選擇出現在個別一屆政府的施政年度,它處於一種持續運行發展的狀態,無法真正「解決」,必須持續應對;而環境問題也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切割出只有一個部門處理,應把環保觀點主流化。以回收玻璃為例,不但要有回收商,也需要循環再造的技術和工業,更要有市場支撐環保產品銷售。在這個串聯的系統中,政府各部門都要有一種環保意識,April說:「不是我自己顧自己的地盤,視野跨越不到,就做不到,政府其實可以想多點。」

計劃資助本在今年6月暫停,但April依然照樣出車收樽,「拒絕人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唔收唔安樂」。邊收邊等待延長計劃和新一期撥款結果,「我們整天說,當回收玻璃政策推出,我們就收手了。我們不一定只commit在一個地方,要做的事做到了,就已經很好」。April整天說自己是「不務正業」,但那種專心致志,卻敲響了不少人的心,「我們是零利益,又無(創造)appointment,但最重要是創造了一個經驗,告訴別人,這是可能的」。

傳統環保團體普遍不從事回收玻璃,嫌它數量不夠多,運費也貴,「宏觀角度(玻璃)是小,但我們覺得一個也不能漏。如果可以回收到的,為何不做呢?」,「從無到有,大家才會珍惜,但一直有就沒這麼珍惜了。要讓市民覺得,可以回收的,一樣都不能放棄,這才有挑戰性」。

文/圖 阿離
編輯 鍾家寶

2013年3月17日 星期日

林超英 - 香港農業﹕新時代的新角度

星期日生活   2013317

【明報專訊】香港本來有農業,將來也一定要有農業。

香港農業的蓬勃開展,粗略地說,與客家人逃避中原戰亂,南移到廣東沿岸地區定居有關。他們把農業知識和技術帶到天涯海角的香港,早到的族群在平坦低地如元朗平原定居,後來者則在偏遠的山中盆地如沙螺洞等落戶。他們平整土地,建設灌溉系統,種植稻米、瓜果和蔬菜,養豬養雞,養魚養鴨,鄉村鄰里互助互保,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大致無憂無慮,是真真正正的可持續發展。幾百年的時光,一晃而過。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間中隨父親到元朗,見過那裏的大片農田、犁田的牛,以及在田間打穀的農夫,幾十年後的今天,景象依然歷歷在目。記得那時的元朗絲苗是一級名米,香港人都以之為榮,孩子們都知道碗裏的飯,「粒粒皆辛苦」,不敢隨便浪費。

可惜不知何時開始,耕田種地被視為低等工作,不少新界壯丁到城裏打工,或者遠走英國當餐館工,荒村廢田漸多,稻田閒置,元朗絲苗步向衰落,農業的重心轉移到蔬菜瓜果和禽畜養殖。到了1980年代,香港城市化已經有一定規模,農業式微也漸見端倪,但是我碰上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就算在這個不利的情况下,本地的農業生產原來仍然對香港人的飲食發揮很大的貢獻。

經濟起飛忘了食物來源

1986年我借調到布政司署經濟科(相當於現在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幸接觸到漁農署的業務,了解到香港生產的蔬菜佔全港食用量三分之一,活家禽佔四成多,活豬佔兩成左右,淡水魚佔一成多,當時香港的人口已經超過五百萬,這樣的生產量實在不算少。後來,我在厚厚的卷宗裏,了解到當年香港政府有「食物政策」、「豬政策」等,目的是確保香港人的食物儲備和本地生產能力,足以應付突如其來的供應鏈中斷情况(或因風雨,或因人禍),為此香港要維持適量的食物庫存,如3個月的白米儲備,以及本地豬和蔬菜等的生產要頂得住一個月等(大概如是,必須說明,二十多年前的具體數字已經記不牢了)。

不幸的是,香港經濟起飛之後,香港人的視野由「生活」縮窄到只剩下「錢」,香港政府也一樣,把農業判別為「經濟」活動,忘記了農業是食物來源,以及食物是生存的必須物資。政府改了用以「錢」為單位的生產總值去「衡量」農業,1980年代中期,香港農業生產值下降到不及香港生產總值的0.5%,在這個氛圍之下,政府高層不少人認為,農業是沒有前途和不值得花氣力推廣或維持的產業,此後就由它自生自滅。

最近二三十年的歷史,歲數稍長的朋友都知道,街市滿是內地的廉價蔬菜和淡水魚,本地農業產品由於價錢差距被對手壓了下去,此外「環保」嚴管豬糞,把養豬業逼出香港(奇怪的是養馬業不受影響),後來禽流感引起了集體恐慌,「誤殺」了香港的家禽業,現在連在鄉村養幾隻走地雞都於法不容。我說「誤殺」,因為禽流感與人類飼養的雞隻之間的關係,似乎始終未見有嚴謹科學文獻證明,多次聽專家說過,殺死農場的雞隻是不必要的,因禽流感之名被殺的數以百萬計雞隻死得冤枉,後來因防止禽流感為名而被封殺的養雞場則更冤枉!

城市化環境更髒

所謂「現代大都會」的人,包括香港人,愈來愈怕髒怕病,為求把自己的地方弄得超級潔淨和絕對無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活的禽畜逐出境外,以為眼不見就是「乾淨」,結果搞到境內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了,絕大部分食物要倚靠外地入口。其實細菌從來都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無菌是違反自然的,另一方面,從歷史角度看,城市化才是令環境變得更髒的原因,也因此醞釀出更多稀奇古怪的病菌和病毒。

香港農業大幅萎縮,初時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妥,以為現代化的運輸和科技,例如「急凍」和「冰鮮」等,可以保障連綿不絕和潔淨的食物供應。但是現實十分詭異和諷刺,隨着時間的過去,我們發現不管來自內地或所謂先進國家,外地入口的食物問題多多,不是馬肉充牛肉(近期的新聞),就是含有這樣或那樣的農藥、激素、防腐劑、防潮劑、塑化劑、重金屬、抗生素、人工色素、人工味素、致癌物質、轉基因物質,以及千奇百怪的人造化合物(孔雀石綠、三聚氰胺、蘇丹紅)等。

如今稻米、蔬果、禽畜等不在本地生產,眼睛看得見的香港確實似乎沒有「污染」和「衛生」問題,但是我們吃下大量外來的食物,含有亂七八糟的人造化學物質,吃下肚子對人體為害極大,除了直接引起疾病,還可能致癌,甚或令人類斷子絕孫。回頭看來,豬糞的麻煩和禽流感本身的威脅,反而在受控的範圍內,跟加工加毒的食物相比,本地飼養禽畜對人類的傷害簡直相形見絀!

最近幾年,還有一個新情况浮現,就是內地供港的食物價格時有大幅度波動,而且總體向上,甚至偶然有來貨中斷的現象。兩三年來白米和豬肉出過問題,最近則有牛肉價格飈升,廉價的內地食物穩定源源供港,再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是時候重新檢視農業在香港的定位。從當今的全球格局看,究竟農業在香港應該是什麼一回事?香港本地的農業,首先應該視為香港人食物供應的安全保障,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由於種種疊加的因素,包括氣候變化、人口增加、潔淨淡水資源短缺等,未來數十年將出現全球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各國(及地區)都應未雨綢繆,採取措施自保。也許有人會說,不用怕,內地一定會保證香港的糧食供應;但是他們忘記了,回歸之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深圳河南北兩岸都是同樣的人,還以為香港人高人一等,理應得到特殊優待是一廂情願,我們絕不可以強求或假設中國政府在全國糧食短缺時,犧牲其他地區來「特別照顧」香港。也許又有人會說,不用怕,我們有錢,可以到全球各地蒐羅;可惜錢不是想像般萬能,事實上,在饑荒時期,錢相對於米糧,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因為錢吃不飽啊!

中國歷史上,富人懷抱金銀珠寶而餓死的先例不少,因為在沒得吃的時候,誰會以米糧來換錢或金銀珠寶?將來全球糧食短缺時,各國自身難保,誰還顧得上空有紙上無數個數目字的所謂「金融中心」?

因此香港必須建設擁有一定生產能力的本地農業,以備不時之需,最低限度要能夠頂住一兩個月,等待全國或全球的糧食供應出現向好的轉機。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現在應該以積極政策去推動振興農業,除了擴充農耕面積,還要重建禽畜業和水產養殖業。當然時代畢竟變了,我們不能純粹複製過去,而要把新的農業知識灌注入再興的產業中。

應致力生產無害食物

其次,從保障香港人健康着眼,香港農業應該視為優質無害食物的來源,以及在食物安全方面成為進口食物的參照水平,即英文所謂benchmark for food safety。香港本地的農業,可以經由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力量,有效監察生產過程,以及檢測生產出品,確認沒有添加違禁化學物質,確保沒有對人類健康有害的污染等,我們更可透過國際通用的認證,去確認聲稱為「有機農產品」真的來自認可的有機程序生產,總之,在我們身邊生產的新鮮食物,我們可以吃得安心。必須注意,惟有當我們自身的農業產品安全達到高水平時,我們才有一個基礎去要求進口的食物達到同等或更高的安全水平,因此在復興香港農業的同時,政府和農業界要有決心和互相配合,把香港的農業辦成優質無害的農業。

還有一個角度,我的個人體會較深,在世界各地觀鳥多年,我發現農村邊緣地帶往往有較多雀鳥種類,雀鳥的數目也較多,有時甚至比深山老林還要多。這顯示經過千萬年的人鳥共同演化,眾多鳥類已經學懂了利用人類聚居後,在農村周邊形成的、種類繁多的微生態環境,各自找到一片小天地,有合適的食物和掩蔽,讓牠們得以安居和繁衍,其他動物如青蛙、蝴蝶等也有同樣情况,所以人類鄉村和傳統農業對生物多樣性是極有貢獻的。

提高生態價值

香港有一個十分好的例子,就是上水附近的塱原,是由傳統濕地農耕形成的重要生態環境,達到國際知名的級別,列入了世界重要鳥類地區名錄之中。目前荒廢的鄉村和農田不少,部分緊貼郊野公園,甚或位於郊野公園核心,為了提高香港的整體生態價值,是時候採取積極政策,把這些農田劃入郊野公園和推動農田復耕,使農村再成活村,使農耕傳統再在生活中體現,使鄉村農田生態環境再現蓬勃生機,令全港的總體生態多樣性得以提高。過去數十年,為了建路、建橋、建樓房、建水塘、建機場、建貨櫃碼頭、建發電廠、建垃圾堆填區、建這建那,犧牲了不少當時以為常見和理所當然、但是現在變成稀有或瀕危的自然生態,是時候多做贖罪工夫,恢復農村農耕是最好的辦法之一。

農業還有很多不同範疇的價值,包括歷史、語言、文化、藝術、社會、哲學等,可以稍提一下的有﹕客家圍村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給自足,是現代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先鋒,以及農業氛圍透過歷史演化而成的尊敬天地(即是現代語言的「自然」)的傳統文化等,由於篇幅所限,不再展開來談。簡單地說,除了表面上提供食物的功能,農業加上鄉村發揮着無數金錢無法提供的多元社會功能。有興趣知道更多的朋友,可以參看2013127日《香港農業論壇農業是都市的重要構成》的YouTube錄像,分兩部分:

(1) 
(2) 

從香港全局的高度看,本地農業提供的是一種支持生命和令人心聯繫到自然的崇高價值,遠遠超越圍着「錢」轉的人們眼中唯一見到的「價錢」或「價格」。只把本地農業看成是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百分比,只懂得講「金融中心」和「經濟發展第一」,或者以為「發展」等於「建屋炒賣」,其實是想錢想到發瘋。當香港人沒得吃,大家忙得沒有人的生活,全港有石屎,無田野,香港變成「食不飽,熱死你(地球暖化加熱島效應)」的不宜居城市,到時平民百姓心中恐怕只有水深火熱和鬱悶難耐,我們不斷吹噓的「香港國際大都會」,對人毫無益處,只是虛話一句。

直到1950年,香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是大城市,今天的「金融中心」地位是近代無數偶然的結果,但是偶然是不可靠的,我們要腳踏實地,認清香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食」,炒股票,炒地產,都不會變出食物,唯有農業才可以。

過去香港有農業,令此地成為宜居之地,將來香港要繼續成為700萬人的宜居之家,也一定要有規模不小的本地農業。

(本文根據我在2013127日《香港農業論壇﹕農業是都市的重要構成》的演講內容修訂而成。)

文 林超英
香港中文大學
地理與資源管理系客席教授

2013年2月24日 星期日

梁文道談殺生與素食五篇


梁文道:不見為淨(殺生之一)
2013128

【飲食男女】參加「Green Monday」的活動,才知道音樂人張繼聰吃素的理由非關宗教,而是純粹的不忍。從前他也是個食肉獸,尤好和牛,總以為素食者之所以茹素,是因為還沒試過真正好吃的牛肉。直至他偶爾在網上看了一套關於屠牲的紀錄片,便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主動搜尋更多資料,愈看愈多,終於到了一個無法承受的地步,此後漸漸禁絕一切肉食。聽了他的自白,我十分感動,而且非常佩服。因為聽過工業化肉類生產流程之可怖者,並不在少;但多數人只把它當成一個不便的真相,略曉一二就夠了,根本無意深究,只會扭過頭去把它埋在記憶底處。而張繼聰卻能發心動念,以理智認知其層層黑幕,憑良心痛改舊習;這實在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

許多茹素的朋友都喜歡傳佈畜牲禽魚遭到屠戮的殘酷場面,試圖以此打動大部分雜食者的同情心。似乎看過小牛流淚公雞割喉之後,仍然鐵石心腸繼續吃肉的人,便全是泯滅天良的壞人。久而久之,很多人就開始受不了了,覺得這是一種近乎恐怖襲擊的威脅。這麼令人不舒適的真相,當然最好別讓大家看見。於是我們就可以繼續安樂自在地活下去,好比美軍無人戰機的駕駛員,遠在戰區千里之外,坐在設有空調的密室之內,手邊一杯咖啡,眼前一台熒屏。對我們來說,殺伐就只是用拇指頭按鈕而已,戰爭則如一款逼真的虛擬實景遊戲。你只消把那枚紅鍵按下去,屏幕上就會亮起一團光點,既沒有血花和體液濺到你的身上,也聽不見任何恐懼至極的尖叫,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哭。完事之後,甚至用不着洗手,直接就能回家晚飯,在溫暖的燈光底下聽孩子報告功課。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是個殺伐殺得最乾淨的時代,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把動物和人類分隔得最遠的時代。大部分小孩親眼見過的牛,就只不過是市場裏艷紅的牛肉而已;他們連吃草吃飼料的牛都很難碰見,更加不會撞上宰牛的場面。而且愈是現代愈是文明,這個距離就會拉得愈遠,屠宰也就變得愈益抽象。十幾年前,我們還能在「電氣化火車」的車站上看到一列列滿載肉豬的列車駛過,聞得到牠們的氣味(並且急急掩鼻連說「好臭」),甚至聽得到牠們的嘶叫。今天,文明的香港早已成功地把這個不便的過程擋在城境極北,免去了大部分市民目睹豬肉之源頭的負擔。所以,我能想像為甚麼美國某些大城市的兒童,會不知道超市冷藏雞肉和在電視上看見的雞的關係。他們開玩笑說,那些天真的孩子居然以為雞肉就和薯片一樣,是種和動物無關的工業製品。我相信這可能不是一個笑話。偏巧,今天又是人類史上人均肉食量最高的時代。


梁文道:素食者的殺生(殺生之二)
201324

【飲食男女】保羅•麥卡尼和他的女兒史提拉•麥卡尼都是知名的動物權利運動推手,介紹素食可謂不遺餘力。我許多茹素的朋友尤其喜歡保羅•麥卡尼的一句名言:「如果屠房的外牆是用透明玻璃做的,大概每一個人都會變成素食者」。這句話的要義的確是當前素食運動的常見策略,盡量讓更多人看見我們日常肉食供應鏈那看不到的部分,使大家發現可愛的小牛原來和盤子裏那塊粉嫩的小牛肉有關,令大家在飯桌上分食脆皮乳豬的時候想起一頭內臟被掏空掉了的血淋淋小豬。假如屠房就在城市中心,假如屠房真是一座透明的建築,每一個人都能看見裏頭的殺戮,地面的污血,牆上的羽毛;叫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恐怕我們就真的不能不吃素了。

可是我也時常懷疑,這類把殺生拉回到我們眼前的做法,究竟有沒有它的限度?動之以情或許是個很好的起點,但若是理智地思考下去,沿着同樣的邏輯,或許就會碰上撞牆的時候了。

旅港台灣作家蔡珠兒的近著《種地書》裏有篇文章《舞孃殺手》,值得大段引述,講的是她在大嶼山自家菜園裏的除蟲經歷:

「荷蘭豆最早遭殃,豆苗老葉都給啃了,等我發現,翠綠緞面已成透明輕紗,豆莢卷曲起皺,心痛啊,我在株間找罪魁,是種褐黃條紋的毛蟲,下手一掐,濺出濃稠綠汁。以前洗菜見到菜蟲,還要用夾子夾掉,現在氣急敗壞,哪管得那麼多,見一個揑一個,來兩隻掐一雙,格殺無赦。捉了半天弄乾淨,第二天,見鬼了,蟲子好像復活回魂,不知從哪又冒出一堆,蠕蠕在豆上鑽孔。我繼續暴力鎮壓,殺到手軟,但這頭沒平定,那頭又騷亂,台灣小白菜也蛀了,滿葉瘡痍如破網,有的只剩脈梗,菜青蟲肥頭胖耳,大口大口啃得正歡」。

除了菜青蟲,蔡珠兒還要對付果蠅、吊絲蟲和一種形如鳥糞的小蟲。為了徹底殲滅這堆「害蟲」,她決定調查牠們的身世,以收知彼之效。結果這一查,她才發現:

「原來黃紋毛蟲會變成紋白蝶,吊絲蟲會變成小菜蛾,菜青蟲會變成白粉蝶,而枯葉上的鳥糞蟲,原來是柑桔鳳蝶的寶寶,將來會蛻化成闊袖窄裳,黑紋紅花的舞孃,是島上常見的美麗生物,我還教過鄰居的小孩辨認牠呢。愈看愈心驚,沒想到自己竟是鳳蝶殺手,手上綠血斑斑,扼死多少大自然的舞孃」。

蔡珠兒的故事讓我想起以前住家附近一位老伯,他也在村中空地經營了一小方菜園。每逢春夏,正是蝶影翩飛的好時節,樹叢花間點點粉黃淡紅,煞是好看。可這位老伯卻如少女般地逐着牠們撲來撲去,不是為了好玩,那是真的想殺死牠們。理由就是要斬草除根,連交尾產卵的機會都不給。

我更難忘記那年參觀一座現代化大農場的經驗。一般的除蟲殺卵就不必說了,在好些種豆的區塊上,便連蟻都不能放過。尋查蟻窩,整族滅絕,乃是工人們定期執行的任務。每天清晨,他們更得趕在曙光未露之際起床,為的是要捕殺專門到這時刻才爬出地表的小田螺。那些外殼鮮紅的小螺,一來就是一大群,有時候甚至可以佈滿整塊田地。那種場面之奇詭慘烈,實非言語可以形容。

閒下來之後,我請教農場少主算數。想了一想,他說:「種這幾十畝地的菜,一個月大概要殺一噸重的蟲吧」。


梁文道:犧牲(殺生之三)
2013211

【飲食男女】由於耕種難免要犧牲許多無辜小生命,所以素食者其實也迴避不了殺生的困惑。且模仿保羅‧麥卡尼所構想的透明屠房,在城市中心闢一片菜園,再弄一間透明小屋陳放每日被殺死在田地上的蝸牛和毛蟲,讓大家看看自己吃菜的代價。這會不會使得我們連菜都不敢吃了呢?寫到這裏,我知道一定有人以為我接下來就要譴責茹素的虛偽了:「你看你看,嘴巴上說不殺生,結果還不是毀滅了無數生靈?」

不,這還不算最壞,因為我們還可以沿着部署素食的那群人的思路,進一步追問:「難道植物不算生物?吃菜不算殺生」?這個問題似乎很棘手,但解決起來並沒有表面上看的那麼困難。因為大部分站在動物倫理學立場上的素食主張,並不在乎最抽象最廣闊定義上的生命;他們真正介意的,或許是那些被吃的生物和人類的近似程度(愈是像人,就愈可能具有和人相當的價值與尊嚴),或許是那些生物感受痛苦的能力。尤其感受痛苦這一條,是很多素食者拒絕吃肉的根本理由。在他們看來,動物有神經有大腦,和我們一樣會感覺到刀割水燙的巨大痛苦。我們怎能為了一己的口腹之慾,就對雞鴨牛羊狠下殺手,讓牠們飽受肉體的折磨呢?相反地,植物雖然也是生物,也和人類共有部分基因(比如香蕉,它的基因就有百分之三十和人類一模一樣);但它們既不會恐懼,也不會疼痛,與動物截然不同。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大啖香蕉,可不是因為它只有人類的三成尊嚴;而是因為你用刀把一梳蕉從樹上砍下來的時候,它不會痛。然而,也有些人相信一種非常另類的「科學」觀點,認為植物就和動物一樣善感,不單知道甚麼叫痛,甚至還喜歡聆聽溫柔優美的旋律。曾經流行的《植物的秘密生命》便是這類觀點的集大成者,全書充滿各種各樣的道聽途說,以及不合格的所謂實驗結果,目的就是要把植物說得十分玄秘,彷彿也有靈魂。

不想讓植物受苦的素食者大可放心,這套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它完全誤會了植物的「感官」和動物的感官之差異,將它們混為一談。沒錯,植物可以感知光源的方向,可以分辨其他植物和動物的氣味,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觸覺」(捕蠅草便是探討植物觸覺的典範品種);但這些感官能力與動物的最大差異便在於神經之有無。也就是說,即便植物擁有基於電訊基礎的機械感受,例如豆苗碰到欄杆就會自動纏繞成蔓;可它沒有神經去把這些訊號傳到大腦,它更加沒有甚麼大腦。因此,植物又怎麼談得上痛或不痛呢?痛也好,爽也好,這會是動物才能知曉的主觀感受。

當然,假如你是某種宗教或者精神傳統的忠實信徒,對植物生命別有特殊而堅定的看法,那麼科學的力量就不大管用了。比方說畢達哥拉斯,這位人類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數學家,古希臘世界傳說中的神秘智者。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那天傍晚,他的仇家帶領一大群流氓攻擊畢氏弟子聚居的住所(這個仇家是位有身份的貴公子,曾想投入畢氏門下,但遭到拒絕,因慚生恨)。他們先是放火,逼得人人倉皇奪門,再持刀劍等在門外伏擊。弟子們拼死擋住追兵,好讓老師順利逃生。沒想到年邁的畢達哥拉斯好不容易先走幾步,卻在一片豆田前面停了下來。因為這位堅持茹素的神秘大師相信豆子裏藏了人的靈魂,是人類輪迴的一環。他從不吃豆,就算到了這個時候,也不願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踩死一大叢的豆苗。他就這麼站在田埂邊上,迎着落日注視眼前金黃的苗圃,有人說他當時的目光溫柔,帶着無限憐愛,因為他知道這是他此生看到的最後景象。然後,一把利刀從他背後伸過來劃過他的咽喉,噴濺的鮮血灑在這方暮日底下的豆田。


梁文道:印度人不害
2013216

【飲食男女】全世界做素菜恐怕沒有比印度花樣更多,口味更妙的了。在香港吃齋要是吃怕了平庸羅漢齋的曖昧,厭倦了老式廣東齋的重複,印度齋菜館通常便是最好的選擇。為甚麼印度人那麼懂得烹調蔬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印度素食人口的數目實在太大,12億人裏頭,茹素者居然接近四成,其中還有兩億多是連蛋都不吃的。為了遷就這個巨大的市場,印度麥當勞還特地開設了全球首家素食外賣站。老麥都得低頭,就更不用說Pizza-Hut了,他們在印度的連鎖店早就把菜單上超過一半的選項換成素菜了。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相信印度是素食主義的發源地,起碼有三千年的歷史。像我上回提到的畢達哥拉斯,有些學者便認為他的素食主張是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和希臘的文化交流確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繁盛古老,亞歷山大大帝固然把希臘藝術帶去了印度,印度哲學和數學傳入希臘世界的時間可能更為久遠)。

想想看,一個文化既有三千年不斷的素食傳統,又坐擁從喜瑪拉雅山直到恆河三角洲這片土地上的豐盛物產,還要有四、五億人天天堅持吃齋;他們的素菜怎能做得不好?又怎能弄得不別出心裁呢?

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去解釋這麼獨特的印度道路。環境限制、人口壓力,甚至政治結構,都是決定一個社會吃肉多少的重要條件。但比起觀念,這些條件的影響都算不上甚麼。依照我們中國人的常識,社會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階層,理當吃掉最多的肉,所以「肉食者」在古代中國幾乎就是掌權者的同義詞。但你看印度的婆羅門,位處種姓制度頂層,卻偏偏以素食為貴,反而把吃肉的「福利」送給底下不如他的低等族群。其中分別,正在於觀念。而主宰印度飲食選擇的最重要的觀念,莫過於「不害」(Ahimsa,也可譯成『不殺生』、『無傷』,或者『非暴力』)。

所謂「不害」,大抵就是不要傷害眾生的意思。受到上古吠陀思想的影響,差不多印度各大思想流派和宗教信仰都接受了因果循環的說法,他們都相信世間眾生的生死輪迴,沒有任何一個生命的終結是真正的終結,它總會「投胎」轉世,再以另一種形式,另一種面目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頭。所以你傷害任何一個生物,都近似於傷害另一個人。而這因果,又不單是生死的輪迴,它還是各種生物之間的複雜連繫,有點接近今天所說的生態系統。過度破壞其他生命的存續機會,災禍遲早也要降到人類頭上。

簡單地講,「不害」正是一種盡量不要傷害生靈的道德律令,是一種避免惡報,乃至於擺脫輪迴之苦的基本途徑。所以吃素便顯得理所當然,是注重靈性修練及信仰虔敬者的必行本份了。然而,那個一直徘徊在素食者頭上的老問題又回來了:植物算不算「眾生」?如果植物也有生命,憑甚麼我們又能吃它?當然,現代科學已經告訴我們,植物不同動物,沒有意識沒有感情,不在印度人所講的「有情眾生」之列。可在兩、三千年前的思想家宗教家那裏,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莫非真要信眾食泥?


梁文道:世上最嚴格的素食
2013224

【飲食男女】佛教徒吃素吃得理所當然,那是因為今天的佛教並不會把植物納入「有情眾生」的行列。可是,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最早期的佛教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其實相當含混。若從律戒來看,植物似乎又像可以輪迴的生命,必須尊重善待。這也難怪,因為植物確實是印度思想傳統中的「底線生命」(borderline beings),既是生物,必須「不害」;又是人類不吃便活不下去的基本食糧,不吃不行。在不殺生和不自殺之間,在倫理原則與生活現實之間,古印度的聖雄思量出各式各樣的調解之道。

其中最有名也最嚴格的辦法,莫過於正統耆那教的素食主義。按照他們的說法,生命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等級,而等級之上下則決定於感官種類之多寡;植物只有觸覺,所以等級最低。但等級低並不表示就能任人魚肉,因為再低級的生命也是生命,也有它的感受和痛苦,立志解脫的修行者不可以不關顧。

但是,如果植物的生命也有價值,那麼徹底的「不害」就不可能實現了。你路過草地,固然踐踏生靈;就算走進樹林,也會有意無意地擦過樹葉,叫他們難受疼痛。若想活到明天,你更得吞下不少草木花果。所以從一開始,耆那教徒就知道自己的方案只能算是妥協,是把傷害減到最低的次佳選擇。

這個不夠理想的無奈辦法便是:只吃已經落在地上的水果,以及快要墜地的蔬菜米麥,因為它們已經「死亡」。只吃新鮮製成的芝士和乳酪,因為它們還未腐壞,腐壞便有霉菌,而霉菌也是生命。蛋當然碰不得,因為它會孕育出擁有五感的高級生命。番薯和薯仔也不能吃,因為它們長在土裏,是植物的「根」,把根拔掉,整棵植物就活不成了。無花果不能吃,因為它透過胡蜂授粉,胡蜂寶寶也時常住在上面,哪怕只是吃掉「垂死」的無花果,也可能會傷害到胡蜂的生命。蘋果、茄子、番茄和石榴不能吃,因為它們的種子太多,吃掉一個就等於殘忍殺害十幾個生命。不能吃椰菜和西蘭花,因為它們的葉子長了太多層,其中說不定夾藏了甚麼肉眼看不見的小昆蟲。其他的蔬菜要是長得一副「快死」的模樣,倒是可以放心享用,只是必須小心翼翼地一片片葉子剝開檢查,否則誤吃菜蟲,那便犯下殺生重罪了。

這還沒完吃。因為就算你小心到這個程度,你到底還是很難百分百地確定自己有沒有誤殺生靈。所以,最好把食量控制到僅足以維續生命的最低限度,就像南傳佛教行者那樣過午不食,再加上周期性的斷食(當然啦,零嘴自然是想都別想)。

你以為我想笑話他們嗎?不,恰恰相反,我對那些持戒嚴謹的耆那教徒滿懷敬意。因為慈悲,因為原則,他們竟能把與生俱來的慾望克制到這等非常人可及的程度,而且這還只是個很無奈的妥協方案。在我看來,這個故事也很好地解答了許多素食者時常遇到的詰難,比如說「植物也有生命,難道吃素不殺生嗎?」,又或者「種菜的過程也要殺死大量昆蟲,難道吃菜就能避免傷害?」沒錯,完全不殺生的素食或許很難,但素食者與非素食者的殺生數量還是有分別的,其背後用心更有天地之遠。正如台灣學者錢永祥所言,殺一個人也算殺人,但這並不意味一個誤殺過人的人以後就能放開懷抱肆意屠殺。

我們可以不茹素,但沒有資格去質疑出於善心的素食者,說他們虛偽。希特拉憑甚麼譴責殺人犯?這豈不笑話。

文章出處:

2013年1月20日 星期日

炒麵王 - 早了十年的《燕尾蝶》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3120

【明報專訊】上周三透過電視直播聽特首梁振英宣讀施政報告,他談及考慮土地是否開發和作什麼用途時說:「我們不能也不應等待百分百的共識。」那是針對新界東北計劃和啟德發展區而來,聽罷登時湧起一陣惡心感覺,皆因熟懂語言偽術的梁振英,沒理由不知道「共識」其實帶有「分歧」的意思,那是不同意見的持份者,經過磋商和互相退讓後達成的協議,民主地區所有需要諮詢的事件,從來沒有所謂百分百共識,有的只是相對的妥協。反觀極權國家才是毋須諮詢,輕易達到全體共識,因為異見都被河蟹了。

這份被謔稱為「拖政報告」或「輸政報告」的治港計劃,把地產和經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政府想方設法找地起樓,但被環保界人士批評為「盲搶地」,例如不去收回富豪專用的哥爾夫球場,卻選擇趕走農民的新界東北計劃,勢必令香港人窮得只剩下樓,而且還是屏風樓。

小時候家人在上水種田,後來收地被安置上公屋,但不時與村郊長大的朋友到馬屎埔一帶踏單車,有時去採摘黃皮、荔枝、龍眼和番石榴,那裏是我們少年時代的後花園。

在宣讀施政報告的兩個小時裏,我的腦海裏浮現推土機駛進新界東北的畫面,農田被狠狠輾過,瓜果花菜一一摧毁,轉眼就建成一幢幢浮誇豪宅,內裏所有植物都要「被規劃」,為了增加屋苑的異國風情,還引入了不少非本土植物,而且要像時裝一樣隨季節轉換。節日時樹上的燈飾比螢火蟲燦爛,只是冰冷而沒有生氣,而身處其中的人,當然也像植物一樣被規劃。

網民諷刺施政報告放寬薄扶林及半山一帶起樓限制的改圖。(網上圖片)

摘去鮮花 然後種出大廈

伴隨推土機進場的背景音樂,正是樂隊Shine的熱門歌《燕尾蝶》:

摘去鮮花 然後種出大廈
層層疊的進化 摩天都市大放煙花
耀眼煙花 隨着記憶落下
繁華像幅廣告畫
蝴蝶夢裏醒來
記不起對花蕊的牽掛

這首歌是填詞人黃偉文(Wyman)於2002年寫下的作品,隨着城市的發展得到愈來愈多香港人共鳴,去年2月在其作品展演唱會上,已拆伙的Shine合體唱出,短片在YouTube點擊率爆燈,同時令Shine翻生重組,比初出道時還要受歡迎,上月的除夕夜就在紅館開演唱會,創造了城市傳奇。

《燕尾蝶》無疑是贏在歌詞,從字面去解讀,誰都會以為是慨嘆城市發展過於急促,身處石屎森林的城市人忘記了青草地與花香,亦無法阻止發展步伐,只好參與其中,最後變成感覺良好,「為免犧牲/情願被同化/移徙到鬧市找一個家」。

這首歌真的這樣嗎?唱作人林一峰於2003年接受尚未停刊的《壹本便利》訪問時如是說:「黃偉文同記者講首歌嘅主題係寫環保,梗唔係啦!係講一個創作人受到現實環境影響,逐漸被同化,最後失去咗自己。」

回看歌曲的創作背景,2002年的香港是怎樣的呢?當時前特首董建華在民望低迷下仍然成功連任,多得他施政無方,加上當年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有份策劃的「八萬五建屋計劃」遺禍,香港私人樓宇價格在19972002年大跌七成,負資產滿街,失業率屢創新高,城市的發展步伐明顯放緩,甚至出現有樓無人買,商業樓宇空置率高,工廈沒被改建劏房,而是大模規丟空,直至03SARS殺到,全城陷入歷史最低潮。

為免犧牲 情願被同化

《燕尾蝶》出現的時候,社會氣氛傾向悲情和無奈,許多曾經風光的人,因金融風暴變得一無所有,只能懷緬九七前的紙醉金迷,主流想法不是控訴城市發展過快,而是渴望繁榮早日重來。因此,雖然有關解說並非出自Wyman,但林一峰的說法仍然相當可信,說不定他早就探問過Wyman的真正心聲呢。

Wyman在演唱會說過:「我哋嘅青春唔係沈佳宜,係燕尾蝶。」這首歌早寫了10年,恰好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如今眼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被稱為「割地賣港」之名,樓價每天創新高,梁振英一方面推雙辣招徵收印花稅聲稱打壓樓市,另一方面卻一意孤行強推白表免補地價購居屋去創造需求,首份施政報告則未能在短期內增加建屋量,令地產商想窮都難。政府的房屋政策成功令樓價攀上歷史「癲瘋」,在創造香港樓瘋時代上,梁振英絕對是「功不可沒」。

但是,正因為令樓價飈升至常人難以負擔的水平,梁振英才能借增加供應,以加建居屋或公屋為名,致力准許農地開發成住宅。而放寬半山的發展限制勢將令地主利潤大增,但誰都知道只有極少數富豪受惠,對港人有何益處?近日有網民改圖,把半山的未來面貌變成密密麻麻的屏風樓,嚇人,但意境的確符合現屆政府的預期。

叢林不割下 如何建造繁華?

從股市和樓市的數據看來,香港再次進入繁華盛世,但市民的眉頭比任何時候束得更緊,尤其是低下階層難以分享經濟成果,劏房戶只有愈搬愈細,卻聽到特首說着「不會派糖」的風涼話,難怪民怨難以止息。

須知道,香港年輕一代奔走吶喊的,不是追求無止境的發展,而是需要有讓燕尾蝶可以停留休息的地方,但特首卻說:「我們既然要取捨、要抉擇,就要有勇氣,要果斷,要顧全大局。」然而在染紅了的政府班子裏,大家看到是政府取捨時要「顧全大陸」。

「力竭聲沙 情懷承受不起風化

叢林不割下 如何建造繁華?」

若說《年少無知》是去年香港社會的主題曲,那《燕尾蝶》今年很大機會接力頂上,單是把快要消逝的農民生活情况配上音樂,已是末日前的美麗與哀愁。割下叢林製造的繁華,真的是香港人想要的嗎?

文 炒麵王
編輯 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