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 - 完美獨裁 仍需完美順民配合

2016年11月14日

【明報文章】在人大第五次釋法當天，中大校園內發生了以下有趣的一幕：在人流最多的地方之一的大學港鐵站旁，學生會努力地用擴音器，呼籲同學關注人大釋法事件對香港法治的破壞；可惜，無論在人數、聲勢及獲得的注意力上，學生會同學卻遠遠不及在旁邊「dem beat」宣傳文娛康樂等活動的同學。

這校園內的簡單一幕，正正是香港政治現象的完美縮影。無論政治上如斯變天，民生卻仍舊繼續，彷彿是絲毫沒有受影響。即使有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及部分有醒覺性的市民，如何吶喊、聲嘶力竭地希望爭取社會上其他市民的注意，最終所得到的和應和認同，仍是寥寥可數。除了慨嘆在一個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年代，作為一個追求政治理想的改革者，是何等寂寞和孤單外，更使人想起最近剛剛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學學者林根（Stein Ringen）的著作《完美的獨裁：21世紀的中國》（註）。因為書中的重要論點之一，就是一個完美的獨裁的形成，其實也需要有完美的順民去配合，不獨正中了目前中國政治體制的要害，也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現實。

權力的雙向性

在書中，林根認為單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獨裁」（dictatorship）等字眼來形容當今的中國，雖然尚算正確，但卻過於粗糙和籠統，未能精確地捕捉和描述中國政治制度的神髓。他也指出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國體制是太過溫和。所以，面對中國的特殊情况，他便創造了「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一詞。作為一個「管控專制」的國家，中國成功的地方並非只在於她什麼也控制、一切也要在政府的掌控或默許下進行，而是達到這個「管控專制」的模式的手段，不是只靠暴力和高壓，而是成功地令人民自覺控制自己的所思和所想，人民不需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便自動自覺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這令人產生中國「沒有那麼獨裁」的錯覺，起碼在她的人民心中，便有這種自我安慰和自我催眠的感覺。

因此，林根便稱中國為「完全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的典範，也以此作為他的書名。這個獨裁「完美」的地方，正是它有「完美順民」，自願地去接受和配合它的管治，不需要長期透過武力鎮壓來支撐其政權及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大大省減管治的成本之餘，也有助增強政權的合法性，鞏固了它的長期管治能力。

這本書的啟發性，除了是掀開了中國政府能長期維持它的獨裁管治之謎外，便是清晰地指出了權力的雙向性：一個權力關係能夠長期維持並有效運作，不可能只單靠有權者從上而下的施壓，而是也要依賴受權者已默許及接受了這種權力關係的存在，放棄了掙扎及反抗，甚至變本加厲地去主動配合，使制度的運作變得流暢和完美。情况就如林根書中所描繪的中國一樣。

目前的香港，面對人大不斷釋法、法治面臨淪陷，所謂的一國兩制，在中央的權力變得絕對超然、完全不受制衡下，也彷彿日漸蕩然無存。處於這種情况下，和中國國內的「完美獨裁」相比，在制度的硬件上，香港和中國已愈來愈相近。慶幸不同是，在人民是否已完全變成順民、放棄挑戰這個「完美獨裁」並主動配合上，仍有一些距離。可是，使人憂慮的是，從大學校園內你有你孤身關注人大釋法、我有我繼續聲勢浩大地「dem beat」來看，願意配合「完美獨裁」、在這大時代下選擇繼續「正常生活」的人，可能已愈來愈多，而堅持發聲抗爭的人似乎愈來愈少。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警號。

政治的改變絕不能單靠一腔熱誠

抗拒「完美獨裁」的形成，不甘心做順民，便要認清政治的改變絕對不能單靠一腔熱誠。政治上從不存在「邪不能勝正」的道理，而只有優勝劣敗的常規。因此，支持民主的人不能只憑自己站在道德上的高位，便認為自己會得到支持及獲得最後勝利，而是需要策略上的配合和實力上的加強。

在策略上，如何扭轉社會上的分化和兩極化，包括了逆轉泛民與本土及自決派的割裂，以及整個民主派內部的碎片化現象，將會是首要任務。這個社會撕裂的現象其實始於雨傘運動，這場運動雖然成功地喚醒不少香港人，但卻把香港分裂成以較年長一輩為主的保守板塊，及以年輕一代為首的進取板魂。而當不少人歸咎雨傘運動的失敗，是因「不夠勇武」的時候，卻忽略了整個運動期間，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一直少於半數市民，最終有助政府成功輕易清場。

如何學會向政治立場不同的一方伸出橄欖枝，加強合作和團結，正正是爭取民主的非建制派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但也是他們在能力和態度上最弱的一環。要知道，即使他們如何不喜歡非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也好，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仍然是經由地方直選、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來的。這情况就如美國的新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樣：無論他如何不知所謂也好，也是因為有很多美國人投票給他，他才可以成為總統。要反對他的最佳策略，並非不承認選舉結果，因為這等同推翻民主選舉制度，輸打鸁要；而是了解選他的支持者對現狀的不滿及面對的種種難題，正視他們的需要及為他們提出解決辦法，才是最民主及最有效、在下一屆趕他下台的方法。無論在美國或香港，不斷指罵自己不喜歡的政客或其支持者，恐怕只會於事無補，更加深彼此之間的仇恨和鄙視。

削弱一國兩制 將帶來嚴重後果

一國兩制的建立，是確認了兩種不同的制度對香港和中國的重要。它的削弱和消失，將會對香港和中國帶來嚴重的後果。人大沒有自制地不斷和粗暴的釋法，已使在制度的硬件上，香港和中國的「完美獨裁」愈來愈相似。目前只差的恐怕便是「人心回歸」，香港人甘願做「完美順民」的一步。

註：Ringen, Stein（2016）,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黃偉豪 - 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2015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偉豪 - 中國經濟奇蹟告終：中港應保持安全距離

2015年9月7日

【明報專訊】所謂有危必定有機，在中國正面臨自開放改革以來，其中一個最嚴峻的經濟考驗的時刻，也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機會去思考中港關係，及為香港重新定位。

我們應要撥亂反正，認清過分的「中國化」及盲目和太快的中港融合，只會帶來「禍國害港」的嚴重後果。相反，保持香港的獨立性，以確保香港的獨特優勢，反而更有利香港和中國雙方的發展。這一個「安全的距離」，對於目前在經濟上處於危機四伏的中國更為重要，隨時發揮一個可使中國絕處逢生的功能。

股市爆破 非一般正常波動

曾幾何時，中國的經濟奇蹟（China's economic miracle）成為了世人的熱話，甚至有不少人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可以無窮無盡地高速增長，最終國力超越美國，完成中國的「大國夢」。可惜，近日發生的由股市爆破暴跌所引發的中國經濟危機，卻告訴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殘酷現實，就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已面臨幻滅，除非中國決心推行制度化的改革（institutional reforms），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放緩將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結果，甚至整個經濟的制度有崩潰的可能。

我們不應對中國經濟奇蹟的幻滅感到突然和驚訝，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是否稱得上為奇蹟，也有十分多的爭議。例如，不少的經濟學家，包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曾經指出，東亞及中國的經濟起飛，所反映的只是早已家傳户曉的基本經濟定律。簡單來說，中國因為擁有龐大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下，資本家不斷追求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以極大化自己所得的利潤。在這原則的運作下，中國便最終成為了舉世知名的世界工廠。

中國今天的經濟下滑，其實也在理論預料當中。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會使生產成本上漲，因此，亦是基於基本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原則，尋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便會開始移離中國，把生產基地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我們近年見到了越南和孟加拉等國的經濟崛起，正重複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

中國要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在經濟模式上升級及轉型，和其他高度發展的國家一樣，進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industrial）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以知識、制度及技術，而再非廉價勞工及超低的生產成本作為競爭優勢。中國面對的今次經濟危機的最危險的地方是，這並非一般正常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破產。當舊有的發展模式已到了極限而不適用時，而中國又拒絕所需要的改革，這才是問題核心的真正所在，及今次的危機為何如此嚴重及揮之不去的原因。

維持專制經濟轉型 不可兩全其美

中國面對今時今日的田地，不少熟悉中國的情况和發展的學者早有預期。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了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廣為人所關注，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註一）。這一篇文章，如它的題目所指，一早就預言了今次的危機。沈大偉認為由於中國面對的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並非時間可以自行把問題解決，而是必須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可惜，現時中國的態度卻是只想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但又拒絕推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正正是這種既頑固而又不願意接受現實的心態，使到沈認為中國能自行走出危機的機會不大，只會愈走愈深，不能自拔。

沈大偉指出中國拒絕進行改革，來使到自己的經濟可以成功轉型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現階段所需要的已不再是經濟範圍的改革，而是必須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舉例來說，中國要進入知識型經濟，首先必定要放寬人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減低對他們的政治控制及監察。而且，今日中國所面對的不少經濟問題，包括了貪污腐敗及權貴濫權等，根本所反映的是政治問題遠多於經濟問題。換句話說，中國面對的兩難正是又要維持極權的專制統治，拒絕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經濟成功轉型的互相衝突，不可兩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務。

沈大偉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唱衰」中國。早在2013年，在他的《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書中（註二），他早就指出中國根本未有足夠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和美國一樣，可以成為全球大國（global power）。即使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開放改革和發展，以現時的實力而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半桶水」的大國（partial power）。綜合沈的分析，中國無論是現狀或將來均是較灰暗和可悲的，隨時有機會在大國夢未完時，已面對倒退和不穩，前景使人擔憂。

保住香港的重要性

在中國要面對如此重大挑戰的時刻，香港更應與中國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特區政府的官員及領導人不要進一步把香港「大陸化」、「中國化」，及停止任何消滅或削弱香港的文化、歷史、特色和優勢的「去香港化」的行為和政策。首先，香港的整體發展水平比中國高，要香港向中國學習，本身已是一個奇怪及難以理解的說法，只會帶來香港向後倒退的反效果。更重要的是，香港若要在中國的發展遇上危機的時候提供知識、技術，及資金等的幫助，便先要自行不要成為問題或危機的一部分，否則香港不但不能幫助中國，更恐怕自身難保。

即是說，香港若要能夠幫助中國，它一定不能成為中國的腐敗和落後制度的一部分。其實，以上所說的，不外乎是「一國兩制」背後的理念。長久以來，也是「香港好，中國好」，只有保住香港，才能幫助中國，兩者的關係是共生、並存及互惠。

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正進入一個不穩定及充滿變數的階段，有智慧的中央領導人及本地的重量級建制派人士，更應了解保住香港的重要性。只有香港守得住，中國才會有前途！

註一：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註二：Shambaugh, David.（2013）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偉豪、陳慧華 - 撕裂的社會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0日

政改遭否決，但社會的緊張氣氛及矛盾仍然持續。香港社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中撕裂，漸漸形成兩組對立且穩定的群組板塊，如何減低兩大板塊的對立，爭取對話及合作空間，甚至把兩大板塊重新整合，成為了後政改時代極需認真處理的議題。

戴耀廷曾在〈香港社會撕裂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分析香港社會的撕裂可分為「保守板塊」和「改革板塊」。本文將兩大板塊的具體情況以數據呈現，從而探討如何整合兩大板塊，修復多元又和而不同的香港社會。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5年5月尾至6月初進行意見調查。附表一以雨傘運動及政改方案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不同的類別。要證明香港已被撕裂成對立的兩大板塊，我們可以注意到支持雨傘運動及反對「袋住先」的政改方案的人，基本上是同一群人，在支持雨傘運動的人當中，有高達82.52%亦同時反對政改方案，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改革板塊的中堅分子。同一時間，在反對雨傘運動的人當中，亦有高達63.7%同時支持政改方案，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保守板塊的骨幹。值得留意的是，兩大板塊在人數上相當接近，可謂旗鼓相當，反對雨傘運動及支持政改方案的保守板塊和支持雨傘運動及反對政改方案的改革板塊，分別佔總受訪者的26.66%及28.04%。

研究亦發現，若將上述兩個取態的受訪者就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加以分析，保守與改革板塊的差異均十分顯著（見附表二）。

在年齡方面，保守板塊群組的年齡明顯較大，有八成以上受訪者屬40歲以上；反觀改革板塊群組有近五成以上屬於39歲或以下。可以看到改革板塊的推動者多數是年輕一代，而保守板塊則多屬傾向保守，及維持現有政治及經濟格局老一輩。

在教育程度方面，保守板塊僅有18.75%擁有大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反觀改革板塊中則有43.13%擁有大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明顯地知識水平及學歷是改革板塊與保守板塊的重大分別之一。

再看收入方面，雙方的差異較凸顯於低收入及高收入的組別。保守板塊中有14.79%的受訪者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屬1萬元或以下，多出改革板塊近四倍。至於在較高家庭收入組別裏，有近六成四的改革板塊受訪者屬3萬元以上；而保守板塊中則只有約四成四。這說明保守板塊的低收入支持者較多，而改革板塊則有更多高收入及專業人士。

政府令對立加速形成

兩大板塊所反映的撕裂，是雙方就價值和香港的前景和發展方向，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論述。除了雙方的價值觀不同外，外在因素如政府近年的施政模式，特別是處理社會矛盾的方法，及各大主流及傳統媒體對重大事件如佔中及政改的報道方式及立場，都加劇了社會的撕裂，加速了對立板塊的形成。若沒有政府及媒體的外在因素，相信兩大板塊的形成不會來得這麼快，兩者之間的矛盾也不會這麼深。

政府往往用非友即敵的態度施政，不願吸納社會不同聲音，經常把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打成反對派。主流傳媒方面，特別是低收入及低學歷人士倚重以接收資訊的免費電視，常常在報道上有較重視官方立場的傾向。這種模式，除加深了保守板塊對改革板塊的負面印象及誤解外，亦同時迫使年輕及高學歷人士更快地放棄傳統媒體，而投向互聯網的新媒體，從而使兩大板塊對重大事件的認知及理解的距離，越拉越遠。

兩大板塊的對立已發展至涉及深層次的「世代之爭」、「階級之爭」及「香港價值之爭」。要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整合兩大板塊，香港需盡快建立一個包容多元聲音的政治平台，讓不同意見人士可以在平等的環境中相互溝通，從而創造互信及合作空間。更重要的是，解鈴還須繫鈴人，在加強新聞自由的同時，政府及當權者應盡快放棄認為透過分化及撕裂社會，可以有助駕馭反對勢力的極度危險思維。

黃偉豪、陳慧華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助理 

黃偉豪 - 誰來代表香港？一個分贓與自救年代的降臨

2015年3月9日

【明報專訊】在一個經常強調「誰也不代表誰」的年代，究竟又有誰能代表香港？能夠為香港的真正和整體的利益而發聲和努力？

香港今天所面對的眾多問題，包括了自由行及反水貨客、房屋問題及貧富不均等政策上的難題，其實也只是真正問題的表象，問題的核心是，自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已失去了一個有效的制度和原有歷史背景，使擁有權力的人有動機和誘因，用香港整體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和制訂政策。在任何地方，當控制國家或政府權力的人士，根本已喪失了為整體利益而努力的動機和意志的時候，這個國家或地方，其實已進入了一個「無人駕駛」的狀態。

在這個大環境下，通常會出現兩類各走極端的情况，就是有權力的人士，會借用政府的名義來騎劫國家機器，不斷地「尋租」（rent-seeking）及濫權，以權謀私，公器私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及使自己的家族或利益集團的權力得以永恆地延續下去。而生活在這個不幸社會的無權者及一般普通市民，在不能夠有效影響政府及其政策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想盡方法在這亂世下「自救」，奮力掙扎求存。

一個「分贓與自救」的年代就是如此形成。不幸地，以上所描述的畫面，似乎和現今的香港的發展方向極為相似。例如，今日的自由行政策可以被理解為地產商及零售業的「分贓」行為，而政府在袖手旁觀，拒絕承擔其整合及平衡社會各方利益的應有角色下，市民唯有被迫「自救」，這解釋了為何會有市民自行組織反水貨客活動。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了亞洲地區的鄰近國家，例如菲律賓和印尼，發展了很多年，但依舊處於「發展」的階段。本來，「發展」是一個暫時的身分和過渡的階段，但不幸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卻往往成為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看似無法突破的身分。很明顯，發展所需要的不單止是時間，更重要是一個有效促進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制度，使擁有權力的人，真的以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框架來思考，不是只顧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來分贓，不斷牟取私利。

現今世上的所有國家或地方，只要有政府，一定有它的官方統治者或元首。但是，一個擁有或壟斷了政府權力的人，是否會真正運用其權力來達至整體利益，卻可以是完全兩回事。筆者有一個學生，曾參加了一個有不少國家官員參與的國際領袖訓練活動。回來後，這個學生和我分享他的活動經驗時提及一個使他印象深刻的觀察，就是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私下交談的時候，他們往往熱中於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個人成就，但卻較少見他們為國家的落後和苦難而憂心。這正正是國家或整體利益缺乏了代表的典型現象，官員往往關心自己的政治分贓及利益，多於自己國家的發展。在這些國家裏，可能出現很多的富豪，但整體社會則仍是貧窮和落後。回顧香港，在九七後，香港很多富豪的身家均屢破紀錄，但香港整體卻出現倒退，在多方面被競爭對手如新加坡拋離，市民的生活也愈來愈困難。

港「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

在學術上，若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能夠不受少數人操控和不被利益團體所騎劫，有效制定有利社會整體利益的政策，這能力被稱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在這分析的角度下，香港在九七後所出現，政策向權貴和少數的利益團體傾斜的現象，可以視之為香港的「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但大家千萬不要把「國家自主性」這個學術概念，與國家主權、「港獨」，甚至是「香港建國」等概念和論述混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所強調的是政府的政策與整體利益的聯繫，所以一個地方政府或城市，也可以在其自治或憲法下的權力範圍，擁有「自主性」。畢竟，任何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均應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而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

在由Evans, Rueschemeyer和Skocpol 合編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引進國家》）一書中（見參考資料），便對「國家自主性」這個概念有詳細的討論和分析。當中的爭議，是單憑民主的選舉制度，是否就足以保障一個政府的「國家自主性」，使它不會被社會上屬於少數的權貴和利益團體所壟斷和騎劫，從而犧牲公衆利益。作者們認為民主選舉的最大弱點是，要在選舉中勝出，必須花耗大量的金錢及人力物力，因而先天地使社會上的精英、權貴及利益團體享有優勢。因此，要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加強「國家自主性」，一個不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高質素、高效率、廉潔和公平的公務員隊伍也絕不可少。

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在九七前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由於有一隊相對優質的公務員團隊，加上港英的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權，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定的認受性，以維持其有效管治的微妙歷史和環境因素，殖民地香港的「國家自主性」才得以勉強維持，政府的政策不至於全面向大財團和利益團體傾斜。可惜，在九七後的香港，這情况便來了一面倒的惡化，沒有民主的同時，公務員的隊伍也日趨政治化。

九七前後的「國家自主性」的最大對比，也可以從政府的行政長官的角色的重大轉變中看出來。九七前的港督，是由英國政府派過來，可謂「從天而降」，不屬於任何本地的利益集團，可以用較中立的角色參與政策制訂。相反，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是透過四大界別的利益團體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出來，整個選舉制度的最終目標根本就是要保障，甚至是鞏固利益團體在社會上的利益。這情况下，我們又如何奢望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會全力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呢？

在這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尷尬年代，我們除了問誰來代表自己外，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參考資料：Peter B. Evans, Diet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黃偉豪、陳思恒 - 人如其閱：信息鴻溝影響港人政治取態

2015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We are What we Read."

我們常聽到"We are what we eat"這句說話，意思是從一個人選擇吃什麼，可以知道他是什麼人。推而廣之，"We are what we read"同樣成立，一個人透過什麼媒體來認識這個世界，足以反映和影響其政治取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去年11月中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本文以所得數據，分析不同政治取態的人的媒體習慣，和了解他們得知時事資訊的具體途徑，並探討香港人有否被「信息鴻溝」（digital divide）所影響，即是否有群體因年齡、知識和資源的差異，因而對媒體缺乏選擇，活於一個資訊被「篩選」的狹隘世界裏，使他們對香港政治議題的取態同時被影響。

表一以對佔領運動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3類，細看各組的時事資訊主要途徑。支持者中，約四成人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其次是報章雜誌，透過電視接收資訊的不到兩成；不支持者的情况完全相反，逾四成半人選擇電視，只有約一成選擇網站或社交媒體。值得注意的是，兩類人的報刊閱讀比例均是三成多，但其中選擇卻甚不同。近六成支持者是《蘋果日報》的讀者，約一成讀《明報》；不支持者則主要閱讀《東方日報》，比例達三成八。雖然以電台作資訊途徑的受訪者並不多，但在他們當中，近八成不支持者收聽「港台」，支持者有近四成選擇「商台」，比不支持者多近兩成。選擇電視台方面，支持者只有不到一半選擇「無綫」，四分之一收看「有線」；取態「一般」和不支持的電視觀眾則分別約八成和七成透過「無綫」接收資訊。

年輕少讀報、高學歷高收入少看電視

若媒體選擇與政治取態有關，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大眾對媒體的選擇是完全自由，還是有「信息鴻溝」的存在，令部分人因缺乏知識及資源，而得不到全面資訊，被困於一個偏頗的世界之中？表二先將受訪者按年齡分5組，在最年輕的一群（18至29歲），報刊讀者不足兩成，但其餘4組的比例約三至四成；電視觀眾和網絡使用者則成反向趨勢，電視觀眾比例隨年齡上升，由「18至29歲」的23.44%遞增至「60歲或以上」的53%，網絡使用者比例隨年齡下降，由「18至29歲」的57.18%遞減至「60歲或以上」的5.19%，非常懸殊。若將受訪者按教育程度分3組又如何？最顯著的分野再次在於看電視和使用網絡：逾半「小學或以下」受訪者均倚賴電視得知天下事，使用網絡的只佔3%；具專上學歷的受訪者則偏向透過網絡接收資訊，比率接近三成半，只有約兩成半人選擇電視。最後，將焦點轉至收入，月入1萬元以下的受訪家庭幾乎不透過互聯網接收資訊，月入2萬或以上才有較多機會接觸互聯網資訊；月入低於2萬元的受訪家庭，逾半倚重電視作資訊途徑，反觀月入5萬或以上的受訪家庭只有28%透過電視接收資訊。

信息鴻溝成為高牆

在現今撕裂的香港社會下，媒體的影響力不僅是單純的資訊分享，更形成一個「歸邊」的過程，變成不同聲音的「回音谷」，強化己方價值的同時，亦隔絕了與對方的溝通，加劇兩極化的對立。與此同時，從上述分析可見，「信息鴻溝」極可能已在香港形成，成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的一幅高牆，阻礙他們溝通的同時，亦加強了現今媒體的「回音谷」負面效應。面對如此兩極化的政治對立和媒體生態，如何收窄「信息鴻溝」，加強市民的媒體選擇能力，已成為香港社會如何修補撕裂和重建政治共識的關鍵。

作者黃偉豪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陳思恒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助理

黃偉豪 - 「唔抗爭，唔正常！」——年輕人向荒謬時代說不

2014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唔抗爭，唔正常！」這句說話，是參考了著名「棟篤笑」演員黃子華在他最新一次的「棟篤笑」演出的主題《唔黐線 唔正常》。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裏，不「黐線」，不發狂，不失常，才是不正常的行為。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正常，所以才失常。活在荒謬的世界下，真正不正常的，反而是仍然故作正常，裝作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沒有發生，堅持要準時返工返學，定時消費娛樂的一群人。

在荒謬的時代下，不但是正常人和不正常人身分互換，更重要的是，有病或垂死的不是人，而是帶來及產生一切荒謬的制度。病了的是制度，不是人。因此，只是針對人，把一切反抗現有制度及不滿現狀的人，視作為罪犯或精神病人，由當權者把他們關進監獄或精神病院，都只是一種本末倒置、是非不分的做法，不是去面對問題的根源，只是加添了時代的荒謬感。

「唔黐線，唔正常」的道理，在「雨傘運動」中，發展至「唔抗爭，唔正常」的情况。在今日的香港，當市民，特別是仍懷有熱血、理想及良知的年輕人，看見公義已死，制度被扭曲，過往的核心價值已蕩然無存，選擇啞忍、選擇盲目，才是不正常。在「雨傘運動」中，選擇抗爭，反而是一種愛香港的無畏無私的精神的顯現。「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這句在運動中經常出現的口號，正是這種精神的反映。

雖然有很多市民的廣泛參與，但「雨傘運動」主要是由香港年輕一輩為首的運動。運動所反映的是他們的良心，而非年幼無知。事實上，作為香港的新一代，沒有人比他們更關心和了解香港的未來，因為香港的未來，就正正是他們的未來。而他們之所以走出來，全因為在現存的不公義和失效的制度下，他們早已看不見自己的未來，看不見香港的未來。

有兩件筆者近年在大學教書中遇到的事情，足以反映我們的年輕一代，包括了理應是社會的未來領袖和精英的大學生，已看不清自己的未來的情况。他們對未來的幻想或夢想，早已被香港荒謬的制度奪走了。

第一件事是，筆者在大學教的科目之一是公共財務，因此，很多時均會用「買樓」來做例子，一向反應十分激烈。始終，有自己的居所和物業，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是人生中一件十分幸福快樂的事情。

可是，自三四年前起，這個「買樓」的例子所得到的反應已變得非常冷淡，甚至使大學生感到十分陌生。這是因為對他們來說，在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下，「買樓」或置業已漸漸變成了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早已有調查及數據支持，一個中等入息的人，即使不食不用，把所有的入息均儲起來，也至少要10多年的時間，才勉強夠錢在香港買入一個小型單位。連大學生也要被迫放棄安居樂業的夢想，這是一個如此荒謬的社會。因此，當有本地的富豪希望學生放棄佔領，早日回家時，富豪自己又有沒有給予年輕人一個組織自己的家的真正機會呢？

第二件事是在大學的校園內，多了大學生主辦中學校服派對。大學生本應是向前望，陶醉於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前途和生活，但如今卻開倒車，穿回自己中學的校服，懷念自己在中學年代的溫馨歲月。這又是另一件在不正常的荒謬年代，出現的正常事。

荒謬的年代下，成長是痛苦的，反而是愈無知，愈快樂；愈不懂世情，愈自以為自己幸福。因為人愈長大，變得愈懂事，愈有智慧，便愈明白社會的不公義。因此，在已沒有了將來或完全看不清自己的將來的情况下，穿回自己的中學校服，一起懷念昔日的青葱歲月，是在殘酷現實和痛苦中，一種暫時的抽離和紓緩。

年輕一代支持非物質主義

舉出以上的兩件事，並非要矮化年輕人在今次「雨傘運動」中所表現出的無私和勇氣，更絕不是要貶低運動，把運動的起因歸咎於年輕人買不起樓或找不到高薪厚職等低層次的物質主義因素之上。這只是當權者的論述，及他們用來愚弄其他市民以誤解「雨傘運動」本質的圈套。兩件事件所顯示的是，年輕人連深入的觀察也不需要，只從自己身邊最簡單和貼身的事件出發，已看穿了現有制度的荒謬，情况就如在《國王的新衣》中，全身赤裸的國王般明顯。

美國的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在他1997年出版的一本十分具影響力的著作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現代化與後現代化》）中（見參考資料），透過了在40多個社會進行的問卷調查和分析，早已發現和上一代比較，各地的年輕一代是十分支持非物質主義，包括了民主、自由、公義、參與、個人自主及表達權利、環保及生活質素等屬於後現代化的價值和議題。他更預言這個世代價值的大轉移，將會對很多國家和社會，帶來挑戰和轉變。

在Inglehart的著作中，他強調這些新價值的出現，是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象徵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且由於新價值的出現是跨國界的，這亦是一個順其自然，甚或無可避免的過程。在今次「雨傘運動」中，出來帶頭的年輕人及大學生，為的正正並非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公義等後現代化的價值。事實上，如果一如政府或權貴所說，這只是不滿經濟環境及現狀所產生的運動，我們絕不會看見有這麼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參與，他們畢竟不是在這不公義制度的食物鏈的最下層和最大輸家。

雨傘運動是「反佔領」運動

從Inglehart的社會發展模式和軌迹的研究來看，只着重經濟的硬發展，而忽視人的整體需要的發展模式，及只由少數自以為精英的當權者壟斷，而忽視其他人均有參與的需求，權力和能力的政治制度，已經過時，不適合現代的香港社會。真正阻止香港進步的，其實是政府和當權者，而非參與運動的市民。正確一點說，「雨傘運動」不是一場「佔領」運動，而是一場「反佔領」運動，運動希望把香港的前途和將來，從佔領了香港政治和經濟的極少數既得利益者手中，釋放出來，交回每個香港人的手上。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黃偉豪 - 噩夢從「袋住先」開始——愛國愛港，所以被騙

2014年9月22日

【明報專訊】這篇文章刊登的時候，正是港人反對人大常委會為香港2017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連落三閘的決定，而舉行大罷課的開始。中央及特區政府多番強調，雖然它們的方案並非完美，但市民仍然可以「袋住先」，因為這始終是一個進步。這個說法非但不盡不實，而且是對香港的實際情况及制度沒有清楚和全面的認識，以及嚴重地缺乏歷史感。反思香港之所以面對今日如斯的危機及困局，一切也是由「袋住先」所引起！

回顧香港的歷史和政制發展，最經典的因「袋住先」而出事、使港人終生抱憾的例子，莫過於相信了中央的「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承諾。結果，很多香港人共同見證的事實是，只是過了17年的光景，香港人很多原先享有的自由空間，都在不斷被收窄和打壓。香港在回歸之前所建立的優良制度和精神，包括了法治、廉潔及嚴守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系統，和打擊官商勾結及為小市民維持公義的廉政公署，都在1997後迅速墮落或崩壞。

至於「港人治港」的「袋住先」的承諾，更完全未能兌現，成為空談。在回歸之前，不少香港人曾真心相信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主觀地認為除了國防及外交等涉及國家主權的事務外，香港人真的可以對於香港的內部事務有自決的權利。但事到如今，香港人所看到的，似乎是中央用君臨天下的氣勢，對香港事無大小的全面干預。

原本擁有崇高地位的《基本法》，理應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可享有「高度自治」的最佳保障。可惜，在中央多次任意釋法後，再加上國務院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最後致命一吻，香港人對中央會真心遵守「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就更難存有任何幻想的空間。基本法也逐漸被貶為一紙過氣及再沒有重大約束力的政治宣言。

看見回歸後的倒退及敗壞，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究竟香港的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及社會的良知，有沒有為我們發出過預警？

為了解答以上的問題，筆者特別在書架上找回由專門研究香港政治的前輩學者及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前系主任Norman Miners所寫的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見參考資料1），深夜重溫。

Miners 23年前的政治預言

Miners 的《香港政府與政治》，是當年所有學習香港政治的大學生必定讀過的書。它對當時的殖民地年代的政府的管治，及至香港的前途談判的中英之間的角力、九七回歸之前的過渡期風起雲湧的政局，均有深入淺出及一針見血的分析。它的第一版是在1975年推出，前後共有5版（1975、1976、1981、1986、1991）。可以說，這本書的本身，已是香港政治發展和變遷的見證。

筆者手上的版本，是1991年所出的第5版。如今重溫，全書當中使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最後總結的一章，因為它的名稱正正是「香港的未來」（The Future of Hong Kong），為香港的前途把脈，替九七後的香港面對的情况，作出重大的預言。

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一章出版於1991年，即23年前的政治預言，當中對於九七後香港的描述，居然和今日香港的情况和所面對的困境，十分相似。

Miners對九七後的香港的預測是十分暗淡和悲觀。他預計，在中國管治下的香港，「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不外乎是政治宣傳的口號。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特首選舉會被中央操控，選出來的特首也只不過是中央在香港的利益代理人，是向中央而非向香港人問責。Miners亦預計到，在中國接管香港後，香港的自由將會被收緊，經濟也會出現倒退。

使人感到諷剌及有點滑稽的是，Miners甚至預計到有大量內地人會在九七後湧入香港，替民生、社會福利及生活環境帶來重大壓力。有趣的是，Miners原本所擔心的是大量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相信當年的他萬萬也料不到，在現實當中，這批非法入境的內地人，會換上了今天合法來港的「自由行」。

由於Miners的《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基本上在1991年後就再沒有出新版，為了承傳香港政治的研究，筆者聯同其他的熱心本地學者，合編了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當代香港政府與政治》） 一書，由香港大學出版，現已到了第2版（見參考資料2）。在最後的一章，我們也是以預測香港的未來為題。基本上，我們的分析是和Miners的結論脗合，認為除非有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及保障，否則不應對香港的管治存有太多的幻想。由於Miners一書，寫早我們的多於20年，足見他當年的眼光是如此高瞻遠矚。

為何Miners可以早在20年前，就能夠看到現在發生的一切，看得更多更遠。探其原因，或多或少，是因為我們愛國愛港，所以當年一廂情願地選擇去相信了「袋住先」的承諾，不能完全理性和客觀地分析眼前的現實。

雖然我們是學者，但也是土生土長、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在談到香港和中國的未來的時候，心底裏仍然希望香港好，中國好。所以，當事情未真正發展到最壞的時候，仍不想放棄心中最後一絲的希望。萬萬想不到，當年愛國愛港而「袋住先」的決定，卻換來了如今被困愁城的心痛下場。

自己香港自己救

既然受騙皆因有愛，而中央又早有背信棄義的前科，一個早已沒有信用的人或政府，又再可以憑什麼質疑香港人不愛國愛港，又再憑什麼可以令香港人信服再一次「袋住先」？

在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Miners十分悲觀地寫道：相信香港可以一如過往克服其他挑戰一樣，克服九七後的挑戰是不理性的想法（irrational belief） 。因為在九七後，香港已失去了英國的支持和承擔，而成為了一個要獨自地面對擁有10億人口的巨大中國的細小和不重要的聚居地（small and insignificant enclave）。

當然，我們絕不希望Miners的預言一切成真。但十分清楚和正確的一點是，香港已進入了命運自決的年代。自己香港自己救，最終，只有香港人才能真正拯救香港。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Miners, Norman. (1991)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Fifth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Lam, Wai-man, Percy Luen-tim Lui, and Wilson Wong, eds. (2012)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黃偉豪 - 反佔中」對香港破壞 遠大於「佔中」

2014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在安徒生著名的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中，最終是由一個天真的小孩說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的真相。

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故事發生。有應屆文憑試的狀元，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出了自己對「佔領中環」的看法：「以一個短期跌的GDP，小小的經濟損失換來雙普選，或者一個對香港人，對大家來說更有利的東西，我覺得值得。」

我們很多兒時的童話故事，長大後，才突然發覺它們是極具寓意，描寫了不少人性及社會陰暗面的現實「恐怖」故事。在「國王的新衣」裏，真正恐怖的並非製造「新衣」的一對騙子，而是使所有人即使看見真相，也噤若寒蟬的「白色恐怖」，以及鼓勵人用更大的謊言來指鹿為馬，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社會氣氛。以上的情况，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極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佔領中環」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頂多是商業中心幾天的交通癱瘓，以現在大部分的商業運作已電腦化及互聯網化的年代，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理應有限。真正叫人感到擔心的，反而是如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反佔中運動」。為了「反佔中」，它破壞了我們過往所認識的核心價值，收窄了香港的自由空間，改變了社會的遊戲規則。

有兩條香港的重要遊戲規則，正被「反佔中運動」不斷踐踏及破壞。第一，就是保持個人的言論及思想自由。第二，就是商業與政府的合理關係，即兩者保持一段安全和適當的距離。這兩個重要遊戲規則的維持，不但是香港能否繼續成功和繁榮的關鍵，更加是不少有能力移民而仍支撐香港，真心愛香港，想努力建設香港的一代，是否願意留下來繼續以香港為家的重要考慮因素。

工作被迫出賣政治立場

即使尚未有真正的民主，自英國的殖民地年代以來，香港一直擁有高度的言論和思想自由。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參與輿論戰，但它仍容許不同及反對的聲音存在，在較平等的平台上對壘，希望用道理及證據爭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但在「反佔中運動」中，我們卻史無前例地看見很多「噤聲」和「滅聲」的行為，包括了商界抽起支持或同情「佔中」的媒體的廣告，有媒體不接受「佔中」的廣告及有媒體把相關「佔中」的報道或文章抽起或刪改。更甚的是，有報道指有企業威迫員工簽名支持「反佔中」。一直以來，香港人返工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力，沒想到在一夜之間，一紙的經濟合約突然變成了連自己的自由和政治立場也要出賣的魔鬼合約。

而且，「反佔中運動」亦錯誤地理解「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他們把「法治」視作「依法治國」（rule by law）及等同「守法」，是對「法治」的曲解、貶低和矮化。

「法治」是一個在法律研究及政治學中崇高的概念，真正的意義是「以法達義」，亦即是以法律去保障個人自由，以達至社會公義。因此，遵守個別法律條文，並不代表尊重及達至法治。相反，在一個沒有民主及法治的社會，法律往往成為極權及獨裁者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在這情况下，盲目地守法反而是違反法治，使每個人均變成了奴隸。事實上，在歷史裏，奴隸制度在很多的人類社會曾是一個合法的制度。若人人堅持守法，放棄抗爭，相信在地球上的很多人均不會享有今天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反佔中運動」中，看到香港的商界和富豪有如此大型的動員和積極配合，使人不能不聯想到香港嚴重的官商勾結問題，而倍感憂慮。這亦意味着香港過往的不讓政治干預商業運作的遊戲規則不再存在。

過分親密的政商關係

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及經濟危機的政治學者Stephen Haggard寫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一書（見參考資料），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當中一個重要的結論是過分親密的商界與政府關係（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正正是引致金融危機的主因。理由很簡單，商界不會免費地自願成為政治的工具，一切均是用金錢買回來的政治忠誠，背後往往涉及龐大的利益輸送和交易。

Haggard指出，政府有兩個常用來收買商界的方法。其一是透過政策干預，減低其行業的競爭，容許壟斷，使親政府的企業可以透過在學術上稱之為「尋租」（rent seeking）的方式，賺取暴利。其二就是降低監管門檻，而當因沒有適當監管而引致危機的時候，就由政府，亦即所有納稅人來「找數」。在學術上，引起危機的人，不需要為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後果負責，甚至可以從中得益的現象，稱之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在愈危機愈發達下，道德風險只會鼓勵危機發生，而道德風險的失控，正正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主因。

Haggard認為，最糟的是，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亞洲，除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初期外，過分親密的商界及政府關係，甚至是官商難分的情况，只會帶來更多沒有效率的資源分配，包括了數之不盡的「大白象」工程及計劃、更多的貪婪及更多的腐敗。可以肯定的是，個別跟政府走在一起的大企業和大商家，可以賺到盤滿鉢滿，但他們以外的企業及商人，則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而逐漸地被封殺和淘汰。經濟的發展被拖慢，分配愈來愈不均，整個社會最終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由Haggard的分析可以推論，透過動員及利誘商界來反佔中，才是對香港的經濟命脈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致命及最具破壞力的一擊。如果「反佔中運動」的成員及支持者真的關心香港的經濟地位及前途，理應尊重現有的自由及珍惜過往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而不是倒行逆施，把自由收窄及把遊戲規則改寫。

而且，從宏觀的角度和清醒一點看，把香港的經濟和金融制度的有效運作，等同於商業區的幾條街道的交通是否暢順，其實是一個因對香港的經濟制度缺乏基本認識，而產生出的膚淺和幼稚的看法。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Haggard, Stephe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US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黃偉豪 - 中國沉淪——沒有政改，哪有出路

2013年3月25日

【明報專訊】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個主要國家的新政府上場，一開始便如此快地使人對它放棄了希望。但中國，真的做到了！

由習近平和李克強所組成的新一屆中國政府，一上場便做好了「期望管理」的工程，避談一切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使中國在八九六四以來，在政治改革上基本上是全交白卷。在沒有政治改革下，中國的發展前路可以怎樣走？一個只顧經濟發展而沒有政治改革的中國，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中國又是否可以一如它的領導人的堅信般，在沒有政治改革、維持專制的情况下，繼續有長期和高速的經濟增長？

回答以上的問題，在學術界裏有兩種分析，兩者均認為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向是錯誤，對於「中國模式」下了一個否定。

發展代價論

第一個看法，可以視之為「發展代價論」。它主要指出，中國為了發展經濟，雖然是表面風光，背後卻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甚至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和尊嚴。

有關分析指出，即使單從經濟利益層面來看，由於在中國的經濟增長計算當中，並沒有包括環境污染、交通擠塞、工人缺乏醫療及退休保障等對社會帶來實質傷害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因此，盲目的經濟發展，帶給中國的實質利益是比表面的經濟數據為低，甚至可能是一個負數。中國之所以能有效遏抑這些社會成本，使它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被反映，全賴一個封閉的管治，把民眾的聲音及社會訴求置諸不理，或作出種種的打壓。

更甚的是，當民眾已為經濟發展付出了高昂的社會成本，經濟發展成果的分配卻極不平均，往往只集中在一小撮管治精英身上。他們形成了一個極貪腐的利益集團，為了鞏固及長期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對任何的反對聲音，特別是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作出絕不手軟、當中包括了嚴重違反人權及憲法的打壓。另一方面，他們用各種的謊言和政治宣傳手段，來欺騙世界及掩飾自己無恥的罪行，以圖合理化自己的管治。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便著有《大國沉淪》一書〔註一〕，以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來指出所謂的大國崛起，其實是一種沉淪，只是把少數人對財富和權力的訴求，建立於全國大多數人的痛苦和不幸之上。在經濟發展的背後，支撐的是失去自己靈魂和價值、不理會大部分人死活的無恥行為。在缺乏相應的政治發展去平衡和糾正的情况下，中國只會進一步沉淪，換來更大的迷失及更多人民的苦難。

政治與經濟雙生論

關於中國只發展經濟、拒絕一切政治改革，所面對的前路的第二種看法，可以視之為「政治與經濟雙生論」。它認為在現有的方向下，中國只會把自己的經濟發展送上絕路。在學理上，這一派的分析，相比第一種的看法，來得更狼，去得更盡。因為前者只認為中國要為經濟發展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但後者更加認為沒有政治發展，根本不可能有經濟增長。它的分析預言若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配合，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便會失去動力。

第二種看法的代表作，有近期由兩位專長於政治和經濟互動的分析的學者、來自麻省理工（MlT）的Daron Acemoglu和哈佛的James Robinson出版的共同著作《Why Nations Fail》（《國家因何淪亡》）〔註二〕。

根據歷史的研究以及多個國家及文明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個案分析，兩位學者得出的重要結論是，政治和經濟是一對雙生兒，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上，缺一不可。

在書中他們開宗明義地指出，制度（institution）的不同，是解開國家強弱、興衰和貧富之謎的重要鑰匙，而制度可以分成兩大類，貧弱和失敗的國家所擁有的制度均是屬於壓榨性的（extractive），目標和性質均是在於在資源和權力均被少數的精英（narrow e1ite）壟斷的情况下，透過犧牲和剝削大多數人的利益，造就這少數精英的財富和幸福，將少數人或統治者的快樂建立於社會上絕大部分人的痛苦之上。

相反，強大及繁榮的國家的共同特性，是擁有包容性（inclusive）的制度，使人人可以在平等的機會和自由的情况下，參與和投入經濟生產，以及公平地分享自己努力得來的經濟發展成果。

包容性的制度有助經濟發展及國家富強的道理十分容易明白，因為當每個人均有機會參與及獲得合理和公平的回報，自然會產生最大的誘因去全情投入和努力，帶來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即科技和意念的突破，將社會發展推向更高的階段。

跟中國的發展前途息息相關、在書中不容忽視的論點是，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必須要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配合，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一定要同步。因此，現有的「中國模式」，即只談經濟，拒絕政改，在兩位作者眼中，再行下去，只會是死路一條。

在沒有政治改革下，中國現有的是一個壓榨性的政治制度。當政治權力只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他們自然會慢慢減弱經濟制度的包容性，把它改變成壓榨性，以確保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獲取最大的利益，使全國人民為少數的精英勞動和服務。最不幸的是，書中所描述有關一個壓榨性制度如何摧毁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前途，和中國近年的情况極為相似。書中更否定用極權帶來增長（authoritarian growth）的可靠性，相信在沒有政治改革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不能持續（not sustained）。

學者與中國領導人的豪賭

因此，《Why Nations Fail》一書可以說是象徵着學者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豪賭。在這場豪賭中，學者頂多押下了自己的學術前途，後者卻押下了全國13億人民的福祉，可以隨時輸掉整個國家。

我們真的很想去相信，中國領導人在電視機前對我們說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神話，但當大國沉淪的真相不斷浮現，數據、理論及歷史的分析又指向一個完全相反方向的時候，實在很難不教人為中國的前途感到憂慮和唏噓。

◆參考資料：

〔註一〕 劉曉波（2009） 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灣：允晨文化

〔註二〕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London: Profile.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黃偉豪 - 中國夢的幻滅——是時候反省「大中國，小香港」的官方論述

2012年11月5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現時的社會，在有關中港融合或中港矛盾問題的討論上，往往很容易因情緒高漲而產生一個虛假的兩極化，視支持中港融合的一方為愛國，不支持融合的一方為不愛國，甚至是支持港獨。如果我們把爭論的重點重組，問題的核心根本從不在愛國與不愛國、統一或是獨立、融合還是分裂等等，這些往往是由政府虛構出來，用來分化民間社會及把持有不同意見的一方妖魔化、逼入一個永不超生的死角，所製造出來的爭論和對立。

在回歸之後，多次的民意調查均顯示，絕大部分的香港人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分，及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看法。即使我們追溯至回歸前的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民意也只是基於香港和內地制度和發展的距離，而傾向「維持現狀」，而沒有支持獨立或分裂。因此，在民族認同及國家統一的層面上，香港根本從未出現過融合與不融合的對立。

互相尊重的情况下並存

由始至今，問題的癥結所在，是發生在「一國兩制」的操作層面之上，是如何在一國的大前提下，使國內和香港兩個不同的制度，可以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並存，甚至互利互惠。在這個層面上，即使根據「一國兩制」設計師鄧小平的構思，融合根本沒有迫切性，甚至會破壞香港原有的優勢，使它不能有效發揮推動中國改革和進步的功能。因此，鄧小平才提出「50年不變」的想法，原意就是讓香港保留其制度的特色和優勢，成為國內的學習對象，讓國內一步一步的追上來，才真正融合。

換句話說，在制度不同和發展水平有差距下，而所指的發展不僅是GDP，還有法治、廉潔及其他管治制度等，過早及強迫下的融合，對中國不好，對香港也不好。前者失去了改革的學習對象和催化劑，後者完全喪失了本身的制度優勢和價值，變成一個既普通而又沒有自己靈魂的城市。

倒行逆施

強迫性、一刀切及過早的全面融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在董建華的年代已經開始醞釀，梁振英只是進一步把它發揚光大。支持全面融合的陣營，往往把他們的理據建立於「中國好，香港好」的說法之上，至終形成了一種「大中國，小香港」的理念，成為官方推動大融合的主流論述。在這論述下，中國是強大和進步，香港是弱小及陷於困境，因此，香港有需要向內地學習，在制度上看齊，而因要接受國內各方面的援助，包括了「自由行救港」，香港及香港人在面對國內的政府和同胞時，也變得卑躬屈膝，慢慢地漸漸抬不起頭來。說到最終，這根本就是否定有維持兩制需要的倒行逆施。

「中國好，香港好」的說法，根本和近代中國的開放改革的現實不符。在現實出現的情况是剛剛相反，是「香港好，中國好」。要維持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一個有良好發展的香港十分重要。長期以來，在中國對外開放和工業化的過程中，香港為中國帶來了重要的資金和技術。雖然中國已完成了工業化過程，香港在中國的進一步改革上，包括如何建立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應仍有積極貢獻。

在否定香港對中國的貢獻的同時，使人感到意外及不安的是這種倒過來要香港跟國內學習和融合的「大中國，小香港」的思維。這種思維的背後假設，是國內用以發展的「中國模式」，是比香港進步及有很多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

以上的假設至少有兩大謬誤。

第一，是香港和中國處於相同的發展階段，所以香港可以向國內借鏡參考。不過，現實是在經濟上，香港已先中國一步成為了後工業化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在法治、自由、人權、廉潔及其他管治制度上，香港均比中國進步。

第二，是「中國模式」的發展會為人民帶來幸福，社會帶來穩定。但當我們看回現實，這一點也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

「中國夢的幻滅」

最近，由耶魯大學出版、Gerard Lemos所著的《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中國夢的幻滅）〔註一〕一書中，便提供了很多真人真事，指出所謂中國發展模式可為中國人帶來真正和可持續幸福的荒謬和與事實不符。雖然書中的訪問地點是在重慶，但如作者所指出，當中人民所擔心的各種問題及憂慮，如房價、失業、低工資、貧富不均、環境、醫療、缺乏社會保障等，均是全國性的。在書中的最後部分，作者總結認為很多提及的問題的根源所在，是一班在封閉的政治制度中高高在上和自私自利（self-serving）的政治精英。在這個制度一日未改變的時候，作者所預視的中國的將來，不是更多的安定和幸福，而是更多的不穩和抗爭。

「中國夢的幻滅」絕非孤立的作品，而是反映西方的思潮，正重新為中國發展的意義和啟示重新定位。事實上，西方近年已有不少「反思中國」甚至是「沽空中國」或「唱衰中國」的研究和評論。很諷刺地，在最接近中國和應最熟悉中國的香港，反而對中國的問題感到最盲目，或裝作視而不見。在「中國夢」幻滅的時候，特區政府不應再大力推動毫無理智、不理反對和不顧後果的「大融合」，及用「大中國，小香港」的論述來矮化香港和香港人。

當然，在西方的著作中，我們仍能找尋到歌頌中國的作品，如傅高義（Ezra F. Vogel）有關鄧小平的新作〔註二；張鳴書評、葉蔭聰書評〕。可是，傅所歌頌的是過去的成就，一切也已成為歷史，而很多人所關心的卻是中國的將來。光輝的過去絕不保證有美好的將來，傅在1980年代也曾著有《日本第一》一書〔註三〕，歌頌日本的成就。可惜，約10年後，日本的泡沫爆破，從此迷失20年，一蹶不振。中國又會否有機會步其後塵？因此，我們不應只見表面的繁華，而忘記了發展背後的制度隱憂。

◆參考資料：
1. Lemos, Gerard. (2012) 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 Vogel, Ezra.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Vogel, Ezra. (1980）Japan as No. 1: Lessons for America. NY: Harper Collin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黃偉豪 - 1比99的不公義：自由市場的迷思

2012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在法院的頒令下要撤離匯豐總行地下廣場的日子。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行動發源地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美國，其運動的聲勢、規模和受公眾及媒體關注的程度均有下降趨勢。這是否表示困擾着全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的威脅已逐漸解除，一切快要雨過天晴？

對於以上問題，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全球金融危機的威脅根本並未解除，歐美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財赤及國債是天文數字，實體經濟復蘇仍是遙遙無期。而隨着全球唯一餘下來的經濟火車頭中國的經濟也開始放緩，亞洲區的資產泡沫揮之不去，新一輪和更嚴重的危機爆發風險反而在不斷增加。不過，自由市場今次面臨的真正和最致命的危機，是在理論和價值之上，甚至是一場學術上的危機（intellectual crisis）。一度聲稱可以解釋現實及給人類帶來幸福生活的自由市場模式，似乎一夜之間失去法力。它不但不能有效解釋如今所出現的問題，更把人類帶入了一個黑暗深淵。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上，一句主要的口號是「我們是99%」，反映在一個完全跟從自由放任市場的模式下，所出現的只是由社會上最有權力的1%的人，壟斷了大部分的資源，其餘99%的人只能面對貧困和受苦。不少學者，當中不乏經濟學家，已不斷走出來，指出由始至終自由市場只是一個從不存在的迷思，甚至是1%的人為了鞏固和合理化有利自己的社會秩序，而建立的論述或謊言。

要了解有關自由市場的失敗、局限和不足的討論，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年的多本著作，均極具參考價值和啟發性。他和一般對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批評者不同，他的言論更有權威性，因此對盲目和無條件地接受自由市場的教條主義就更具破壞力，突顯其如何缺乏說服力及脫離現實。

政府與市場互補不足

斯蒂格利茨的權威，主要來自他本身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並且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更難得的是，他絕非像不少現今的經濟學家一般，只躲在大學象牙塔內閉門造車，沉迷於一些自我想像出來的數理化模型，相反，他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真正達到經世致用的境界。

自由市場可有效運作假設

根本不存在現實世界

早在他著有的公共財務教科書中（註一），已指出沒有政府參與及有效監管的自由市場只存在於理論的層面，而非現實之中，絕大部分有效運作和健康增長的經濟體系，也是奉行政府與市場互補不足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在2009年出版，分析2008年金融海嘯成因的《Freefall》（直墮）一書中（註二），斯蒂格利茨指出金融海嘯之所以出現，正正源於把本來只出現在理論和虛構層面的自由市場，毫無保留地推至現實當中。由於很多自由市場可以有效運作的假設，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世界，對99%的人來說，結果出現的不是更多競爭所帶來的更多選擇和更美好的生活，而是企業的壟斷和暴利，社會變得更不公義、貧富懸殊及缺乏上流的機會。

他的最新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不公平的代價）更可以被視為向硬推自由市場這迷思與騙局而自肥的1%所下的戰書。書中揭示了很多駭人的數據，顯示不平等的問題已到了水深火熱的程度。在美國，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是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差的水平。在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居然擁有全國超過三分之一財富，而Wal-Mart（沃爾瑪）6個承繼人的財富，竟然是全國最底下三成人的財富的總和。更諷刺的是，不平等的現象並未有因2008年的危機而轉勢，反而使引致危機的1%的人變得更富有。在2010年，這1%的人佔去了新增收入的93%。

不平等源於不公義制度

不平等源於一個不公義、沒有平等機會的制度。1%的人利用自由市場的迷思，建立一個由他們操控和壟斷的制度。正如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不公義的制度把經濟和政治的權力結合，製造種種有利1%的政策和遊戲規則，並且滲透至傳媒和教育之上，使99%的人相信自由市場的迷思，甘心接受他們面前的最差，已是在現實世界中可以做到的最好，對不公義麻木。

有評論者把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樣經常把自由市場批評至體無完膚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Paul Krugman（克魯明），視為主張政府干預的左派和凱恩斯主義學者。這一種分類是有誤導和危險的，因為它把現時有關自由市場的爭論和反思，淪為難分對錯的意識形態之爭，忽略了整個學術討論的真正意義，是要找出誰的理論與模型最能有效解釋現實和改善世界。

亦有評論認為他保守，因為他仍主要着重加強政府在經濟上的監管和責任，並未完全放棄市場的角色。這一評論所忽視的是斯蒂格利茨在這時代背景下的貢獻。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作為共同的敵人下，打破缺口，釋放想像空間，似乎是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用回斯蒂格利茨自己的語言，他主要是想證明自由市場外的另一個世界的可行性（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非否定有比自己所提出的建議更理想的世界的存在的可能性。

在美國一個如此成熟的民主體制，也可以讓1%的人高高在上，如此壟斷社會上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和資源，在沒有民主體制的香港，其前景更顯得不樂觀。要避免比現時更極端和更荒謬的分配不均的情况在香港發生，除了要加快香港的政治改革外，同等需要的是思維上的更新，思想空間的擴闊，走出自由經濟的迷思，對於其他自由市場外同樣可行和更公義的模式，有更多的討論和想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Stiglitz, Joseph.（2000）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3rd ed. New York: Norton.
2. Stiglitz, Joseph. （2009）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NY: Penguin.
3. Stiglitz, Joseph.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Y: Norton.  

黃偉豪 - 信命運的人也看交通燈——不要小看七一的政治力量

2012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在考慮是否在七一上街時，內心可能會掙扎過以下的問題：「上街是否真的可以改變政府的決定，帶來轉變和希望？」

有不滿而又不上街的人，有很多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政府、對政治有無力感的人。對於抱着以上心態的朋友，筆者通常有兩個回應。首先，是不需過分計較功利的回報和得失，始終，在人生中，能夠做回自己，站在自己認為正確和公義的一方，可能比站在勝利的一方但永遠當別人的傀儡或應聲蟲，更為高尚、快樂和重要。

而且，即使站在最功利的角度來看，上街不能影響政府，一個人的能量不足以改變現狀的想法，往往是被刻意塑造的虛假現實。上一代和老一輩的香港人，不少均相信在人生中的許多東西和際遇也是「命中注定」，遇到不如意和不合理的事情，也只會無奈地默默承受。諷刺的是，如何相信命運的人，絕大部分也會在過馬路之前先看交通燈，而不會亂衝出馬路，把自己的生死安危完全交託於命運的手上。這足以說明，人始終對自己面前的路，有一定的選擇權。

人民的選擇權

更重要的是，這一種相信命運但又看交通燈的矛盾行為，往往是在封閉的政治下的政治社教化結果。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正正是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即市民相信自己有能影響政治和改變政府決定的程度。很自然地，任何封閉和極權的政府，均會用盡一切手段，來降低人民的政治效能，使他們接受「命運」的安排，放棄對政府作出抗爭。

用人民自己的心魔，來阻止他們對不公義的管治的抗爭，這一方法，可以比槍炮更有效、無形和可怕。要打破心魔，便需要勇氣和理性的分析。除了看看自己在過馬路時，有沒有看交通燈這行為測試外，回顧過往的七一，也有不少能有效改變政府施政的例子，包括了2003年阻止了23條的立法，及去年迫使政府為立法會的「遞補機制」進行諮詢。

改變政府的能量，是由每一個人，一個一個地相加起來，絕不要看小每一個人可以發揮的影響力。當只有一個反對者站出來時，極權政府的理性選擇是鎮壓，當一大群人站出來的時候，當權者會考慮妥協，而當最終大部分人也願意站出來時，這便是任何極權政府也敵不過的人民力量。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黃偉豪 - 「拉布」對市民的好處

——速度和效率絕非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價值
2012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由人民力量發動、因政府修改立法會選舉的「遞補機制」所引發的「拉布」（filibuster）事件，雖然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極富爭議的情况下「剪布」成功，但由於政府決定快刀斬亂麻的背後原因之一，是要在7月1日之前為梁振英的新班子通過其5司14局的改組方案，相信「拉布」與「剪布」的情况仍然是未完待續。

在這個「拉布」未完、而社會上對「拉布」有一個較普遍負面印象的關鍵時刻，實在有迫切的需要對「拉布」有較客觀和理性的分析。

抗衡由少數人壟斷的議會

首先，最需要指出的是，由於香港並未建立「一人一票」的真正民主制度，民主國家反對「拉布」的最重要理據，即議會的「拉布」是濫用少數人的權利來凌駕多數人的利益，絕對不適用於香港。更諷刺地，由於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席是由選民基礎極之狹窄的功能組別來組成，並且在分組點票下享有否決權，因此，香港立法會的組成並未能有效反映多數人的利益，「拉布」可以是表達公眾利益以抗衡由少數人壟斷的議會的方法。

這次反對「拉布」的論述當中，把民主制度形容為少數人和多數人的利益和權利的對立，亦根本是一個幻想出來的虛假矛盾。由始至終，民主制度真正要保障的是個人（individual）權利，而非少數人（minority）的權利，由於個人的權利是每個人均享有，因此，民主所保障的是，在人人平等下的每個人的利益，而非任何特定群體的利益。

我們當今所普遍接受的民主，是平衡個人與大眾利益的自由主義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因為只着重少數服從多數的單純性民主，很容易產生大多數人的暴政，對少數人的長期壓迫。由此可見，追求將大多數人的利益極大化，追求施政效率和速度，甚至不惜在過程中任意犧牲個人的權利，這並非民主制度的真正精神。試想想，如果效率和速度真的是政府最應該追求的價值的話，只有在由一個大獨裁者話事的專制政府，才是最有效率和速度，而23條和很多的其他惡法亦早已獲得立法會通過和落實。

在對「拉布」的學術研究上，美國學者Gregory Koger（註）研究了美國參議院過百年的拉布歷史後，仍然對「拉布」抱有體諒和開放的態度，並對任何防止「拉布」的改革十分保留。在美國參議院，除非有五分之三的議員，即60席的反對，否則不能終止任何議員的發言。

「拉布」在議會扮演重要角色

Koger反對隨便取消「拉布」這制度，正正是因為即使在民主國家中，「拉布」仍然在議會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民主重視的不獨是投票，亦同樣重視理性的討論和審議（deliberation），因此，若議員的發言權可以輕易被剝奪，議會便很容易被佔了較多議席的政黨所騎劫，淪為沒有分析和討論、只顧盡快通過多數黨政綱的舉手機器。

而且，在議題眾多、紛亂和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拉布」所造成的關注和拖延，一方面有助大眾對原本被忽略了的議題有更聚焦的討論，另一方面亦可給予機會各方，在有議員和民意代表超強烈的反對下，對問題重新反省及作出妥協。始終，民主的精神是達至一個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共識，而非淪為多數人欺壓少數人的工具。

再者，Koger提出，在利益團體，特別是富有的工商金融界別，對政治有強大影響力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共存的社會，議會中的大多數黨能在所有的議題上代表大眾利益，隨時只是一個製造出來的假象。因此，給予少數派議員暫時阻礙和拖延立法的能力，往往是打破只代表社會少數精英的有組織利益團體對政治壟斷的有效工具。「拉布」可以給予在社會上受政策影響但原先沒有聯繫的真正大多數人，更多時間和空間去了解問題及動員，以抗衡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團體對議會的影響力。

最後，在經過多次施政失誤，政府的民望及公信力長期低沉，政府的權力未有民主制度的制衡和監察下，為何市民應該擔心的，不是政府濫權及未有深思熟慮而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反而是政府的決策速度不夠快呢？

以上問題值得反對「拉布」人士慢慢深思。

參考資料

註：Koger, Gregory. （2010）Filibusteri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Obstruction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