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絕食百日，郭飛雄不該孤單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8月15日

 中國人權活動家郭飛雄

明天（2016年8月16日），中國人權活動家郭飛雄（本名楊茂東）獄中絕食將達100天。他對極權政治持久而決絕的非暴力抗爭，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郭飛雄的絕食訴求有四項：要求習近平改革憲法，推進民主制度，廢除中國監獄的電刑，釋放所有政治犯。在當下殘酷的政治高壓之下，以傷害單薄的一己之身為手段，提出如此宏大的政治目標， 在很多中國人聽來，不啻於一個天真的笑話。

然而郭飛雄並非不瞭解中國政治的險惡。他是一位資深的人權鬥士，1989年就曾積極參與"六四"民主運動。2005年，他因在太石村罷免村官事件中幫助村民維權而被拘捕。2006年，他為受迫害的法輪功成員辯護，並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多次被拘押，隨後獲刑入獄五年。出獄之後，他繼續抗爭。

2013年，因為組織參與《南方週末》新年獻辭事件，呼籲新聞自由與政治民主，以及組織協調在中國八個城市發動公民街頭舉牌要求中共官員公佈財產，郭飛雄再次被拘捕，並第二次獲刑入獄，被判六年徒刑。

郭飛雄也並非沒有體會當局迫害異議人士的殘忍。在被拘押、審訊及服刑的過程中，他飽受各種酷刑虐待，包括用電警棍擊打生殖器、關押兩年不予放風、被警察踩破腳趾頭等等。他曾因難以忍受侮辱與酷刑而以頭撞玻璃尋求自殺。

在此次漫長的絕食過程中，獄方強制插管鼻飼維持他的生命，每每血流遍地，痛苦不堪。他也因長期絕食而身體極度虛弱，患上多種疾病。據稱，當局仍然沒有放棄折磨他，比如在夜晚用鄰床撞擊他的床，讓他難以入眠。

"認罪"背景下的決絕反抗

近兩年中國政治反抗者的處境更加艱難。此前可能被刪除的微博言論，現在成了判刑的罪證；此前上街可能被警察約"喝茶"，現在則被迅速送進監獄；此前被視為英雄的人權律師，現在則低眉順眼認罪懺悔並揭發同道；此前可能被認為幫助中國建立公民社會的外國NGO組織，現在都成了境外敵對勢力。

在這種情況下，郭飛雄和其他被稱為"南方民主運動"的人權活動人士，堅持直接的政治反對態度與決絕的抗爭行動，可謂驚天動地。在去年11月的審判中，郭飛雄在法庭上痛斥當局"在經歷了極權主義釀成的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後，你們依然持守其衣缽倒行逆施，不擇一切手段的維護權力私有和全面專政"。南方民主運動另一位成員王默則宣稱，"在這裏我鄭重聲明，一直以來我主觀意願上想顛覆的是中國共產黨專政這個獨裁政權"，"顛覆這個政權我沒有罪"。

郭飛雄的親人和朋友深知與虎謀皮之不易，以各種方式勸說他暫停絕食。但是，郭飛雄表示，他的四項要求無一得到回應，因此將會繼續下去。

黑暗中的歌者應該聽到回聲

絕食並非不珍愛生命。恰恰相反，絕食者認為，每個人都認同生命之寶貴，不僅珍愛己身，也能體諒他人之痛苦。正是在這種觀念之下，絕食才會作為一種抗爭手段。在政治領域，人們通常認為，絕食抗爭超過一定時限，當局必須正面回應或者開設協商通道。

這些普世原則，早已經被中共毀棄。1989年大規模的學生絕食運動，迎來的是機槍和坦克。甚至對於2009年以來的超過140人的藏人持續慘絕自焚，當局也只有漠視與污蔑。這必然提出一個問題：作為國際主流認可的抗爭方式，非暴力反抗在中國的出路何在？

郭飛雄的絕食得到人權人士的大力聲援，遍及全國各地的絕食接力者已近五百人。國際特赦、人權觀察等國際組織也持續關注和呼籲。"郭飛雄關注組"協調人吳玉華（網名：哎烏） 在一封公開信中說，"我們想通過這樣的行動，告訴世界，我們不放棄郭飛雄；生存環境如此惡劣，郭飛雄和他的支持者，仍在對中共和它的罪惡說不；是的，我們不放棄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追求"。

但是，人們從中國當局的反應中看到的是絕望。一再參與接力絕食聲援郭飛雄的艾曉明教授說，"我覺得，哪怕郭飛雄犧牲了，政改也不會啟動，電刑械具也不會叫停"。她解釋自己的行動說，"我們需要表達個人的政治態度，表達我們的是非原則，抗爭需要透明度和公開性"。不過，對於更多公眾來說，非暴力抗爭的要義在於，即便不通過暴力反抗，也能帶來政治變革、人權改善的希望。

有人說過，越是黑暗，越需要星光；越是沉寂，越需要聲音；越是高壓，越需要抗爭。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一個人會唱歌給自己壯膽。但是，如果黑夜沒有盡頭，而他的歌聲終於消失，恐懼將更加威壓。因此，這些星光應該得到珍惜，這些歌者應該聽到回聲。

我有意在半饑餓的狀態下寫作這篇文章。但是，我知道，這根本無法感同身受郭飛雄等人權鬥士在黑暗中抗爭的艱難的百萬分之一。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真相就是真相被扭曲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8月2日

王宇律師正直，勇敢，富有同情心，長期捍衛人權，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如範木根案、曹順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並為法輪功成員辯護。她多次被公權力辱駡、恐嚇和關押，但毫不畏懼，殊死抗爭，被同行讚譽為“中國律師的驕傲”。

2015年7月9日淩晨，王宇在天津家中失蹤，隨後被當局秘密關押一年有餘。2016年，她獲得歐美兩項人權大獎：歐洲司法界的路德維希-特拉裏奧"（Ludovic Trarieux ）人權獎及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或ABA）首屆"國際人權獎"。

這是故事的上半部分，截止於2016年8月1日。這一天，王宇再一次出現在媒體，卻是另外一番模樣。那位性情剛烈的女律師不見了，代之以低眉順眼的懺悔者，甚至成了中國政府的代言人。她感謝警方"保障各項權利"，認為自己過去言行犯錯乃至犯罪。她還揭發同時被當局拘押的人權律師周世鋒"炒作維權事件，抹黑中國"，"妄圖以此作為在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基礎"。

儘管從央視轉移到新媒體及境外媒體，但是人們對中共當局強迫被拘押者"電視（及其他媒體）認罪"並不感到新鮮。單是這場打壓人權律師的"709"系列案中，前有律師助理趙威懺悔並揭發同行，後有8月2日開庭審理中翟岩民認罪並揭發同行。

人權律師攻擊國際人權組織

王宇的"認罪"還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她以中國官方口吻攻擊了國際人權組織。她和丈夫包龍軍律師被拘押之後，他們的兒子包卓軒（包濛濛）被當局禁止按計劃出國求學，境外人權組織曾幫助他出逃（未能成功），卻遭到她的譴責。她稱有人利用其子作為人質，抹黑攻擊中國。

對於兩項國際人權大獎，以及今後無論無論境外什麼組織頒給她什麼獎，她都表示"不承認、不認可、不接受"，也不會請人代為領獎。她還譴責說，"無論境外給我什麼獎，我認為他們頒獎的目的，都是想利用我來攻擊抹黑中國政府，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長期、廣泛而反復的政治迫害，讓大多數中國民眾對於政治案件唯恐避之而不及。因此，打壓異議人士及人權律師，當局不需要對民眾作交代。進一步汙名的目的，與其說是向民眾尋求理解，不如說是鼓動民眾參與迫害。唯一的壓力來自國際社會。對於國際輿論的譴責，中共當局的應對也有所變化：過去是被動辯解，現在是主動攻擊。強迫國際社會幫助的當事人反戈一擊，似乎是一記"妙招"。

美國律師協會計劃于8月6日在舊金山舉行的年會上為王宇頒獎。王宇的聲明無疑增添了麻煩。人們擔心，這樣"倒打一釘耙"會讓國際組織感到尷尬，難以向支持者交代，於是將減少對中國人權活動者的幫助，中國政府如願以償。

我們期待怎樣的真相？

儘管中國政府精心算計，但是那些伎倆都是基於庸俗的市儈邏輯。即便國際人權組織希望中國發生顏色革命，從而改變專制政治及人權狀況，那也並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長期為人權抗爭的人權律師搖身一變，攻擊幫助她的國際人權組織，這本身就是人權迫害的一部分。它足以證明，中國人權狀況日益惡化，比以往更需要國際社會的救援。

據稱美國律師協會表示，他們將進一步瞭解王宇"認罪視頻"的真相，然後再發表評論。這也是另外一些國際組織的態度。基於對王宇過去所作所為的記憶，我們的確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她會像香港銅鑼灣書店案當事人林榮基一樣站出來，勇敢地讓真相大白於天下。不過，應該做好準備的是，也許這一天永遠都不會到來。倘若如是，國際組織將如何應對呢？

更有可能，在大多數案子裏，並沒有林榮基式的黑白分明的真相，而只有李波式的被扭曲的真相。或者因為在信息完全隔絕中被部分洗腦，或者因為在人身絕對控制下迫使利益交換。而且更多的時候，當事人應對良知追問的模式並非承認軟弱和妥協，而是為自己的言行進行辯解，謂之主動的理性選擇。這是生活在恐懼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應對良知追問的主流模式。

中共當局更瞭解人性的黑暗，知道怎樣不讓牢獄之災成為浪漫的革命故事。六十多年來，數以百萬計的人，政治家、軍人、作家、教授、藝術家、商人、工人和農民，被監禁、被勞改、被流放、被虐待，他們中間並沒有走出來曼德拉和昂山素季，也沒有走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和索爾仁尼琴。這些摧殘留下的，是一再被扭曲的靈魂，被扭曲的知識，被扭曲的文化，被扭曲的歷史、現實與未來。被扭曲的真相，是我們能夠找到的唯一真相。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沒有別的愛，只有中共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7月19日

"在最重要的大是大非面前，態度是無法模糊的"，"戴立忍先生直到昨晚表態依舊模糊。為此，導演和全部投資方集體決定，撤換本部電影的男主演戴立忍"。這是導演趙薇和她的電影《沒有別的愛》團隊發表的聲明。儘管臺灣演員戴立忍聲明自己不是台獨分子，而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他還是被換掉了。

時光倒流至2001年，幾乎原樣的話，可以用作任何機構辭用趙薇的理由。當時她穿了一件圖案形似日本海軍軍旗的衣服拍攝時裝照，被愛國網民認為侮辱了中國，對她千般辱駡和恐嚇，甚至在她演出時上臺潑糞。她先後三次發表致歉聲明之後，風波才漸漸平息。趙薇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間。所幸當時的政治氣氛略好於今日，沒有導演或演出機構像她今日這般，以"大是大非"為由和她劃清界限。

從受害者到施害者

一個人因為持不同的政治立場，甚至是同一政治立場（例如"反對台獨"）的不同表達方式，就要被萬民咒駡和驅趕，被合作者大義凜然地斷絕關係，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或政治霸陵。趙薇和理解她的人們可能認為，台獨問題事關民族大義，沒有商量餘地。翻看當年的網絡論壇，不難瞭解，在和她今日立場一樣的人看來，穿上日本軍旗裝，哪怕是無意穿錯，也事關民族大義，罪該萬死。再倒退回三十年前的"文革"期間，哪怕只是在美國留過學，和日本人打過交道，都事關民族大義，死有餘辜。那些口口聲聲稱人破壞"政治底線"的人，搞起政治迫害來其實是沒有底線的。

臺灣演員戴立忍

人們更願意相信，趙薇換主演並非她認同這樣的政治迫害，而是在政治高壓之下的被迫服從。因此，她得到人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她這樣做的理由太多了，最流行的說法是，她對要團隊負責，要對資本負責，對家人負責，對朋友負責（因此不必對公義負責）。她和她的支持者，甚至會因為她的忍辱負重而（自我）感動。

我當然同情並理解趙薇遭受到的巨大壓力，但是我同時也希望她能明白，她是一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操縱著影視藝術和資本市場的權力，無論是真心認同以"大是大非"行政治霸陵，還是被迫服從當局配合作惡，其所作所為都傷害了公義。作為曾經涉世未深的受害人，她應該為自己事業有成時加入施害者的行列感到羞恥。

趙丹"憤怒已到極點"之後

趙薇及她的支持者還應該明白，為了自保而站到施害者一邊，因為助長了迫害政治最終將難以自保。趙薇的電影人前輩趙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聲討文章《我的憤怒已到極點》。在此"大是大非"面前，一眾文藝天才都和他一樣"態度無法模糊"，例如曹禺的《胡風--你的主子是誰？》，於伶的《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胡風被關進監獄，這些人都未能自保，趙丹被關進了關押胡風集團部分成員的同一座監獄，因為紅衛兵也是"態度無法模糊"。

作家李輝編輯的《趙丹自述》中，一半的內容都是趙丹在"文革"中的交代和檢討：自清向黨隱瞞了哪些罪行，回上海幹了些什麼，解放後的罪行交代，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甚至一些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趙丹也要深入挖掘自己"靈魂深處一閃念"的罪惡。趙薇一定認為，這些都是小題大做，荒唐可笑。可是在當時，它們都是"態度無法模糊"的"大是大非"問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未來人們看趙薇今日之聲明，也會同歎"悲夫"。

今天趙薇認為台獨問題是"大是大非"，可是"小粉紅"們沒有買賬，他們認為昨天的"軍旗裝"已經是"大是大非"，根本不應該讓她活到今天。明天，一定會出現更多的"大是大非"。沒有別的愛，只有中共；而且沒有別的愛法，只有用和"小粉紅"們同樣的語言歌頌偉大領袖，和他們一同去砸麥當勞。

協同作惡無法對團隊負責

再說，對團隊、資本、家人和朋友負責這類話，幾乎可以是古往今來所有作惡者和協同作惡者的藉口。一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焚屍官，也是為了養家糊口；倘若他拒不執行滅殺猶太人的任務，他的團隊也會面臨危險。二十多年來，我在中國媒體業屢遭挫折，幾乎每一次都會聽到這樣的解釋：為了團隊的生存，我們不得不執行宣傳部門的命令，禁發你的文章或者解除合作關係。事實是，我走之後，他們所謂的團隊迅速土崩瓦解。協同作惡者不僅不能對團隊和資本負責，也無法對家人和自己負責，有人丟了以為如此這般可以保住的權位，有人未經審判被長期拘押。

我當然知道，不是每一個作惡者和協同作惡者都會落得這樣的下場。通過這些聲明和行為，趙薇或可保住她的億萬家財，保住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副會長等眾多頭銜，未來甚至可以當上電影審查機構的領導。那麼我只好期待，一個以藝術為志業的人，大概更難回避良心的審判。

根據趙丹的妻子黃宗英回憶，趙丹出獄之後，極度渴望再度從影。但是，他拒絕在"運動復查小組"的結論上簽字，也對當局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持批評態度（1980年發表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為此，他再也沒有獲得演出任何角色的機會。我相信，他以這種方式對自己的良心作了一些交代。

同時我也希望，無數同情趙薇和她的團隊的人們，也能同情更多被"大是大非"洗腦、被"無法模糊的態度"霸陵的受害者。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Lady Gaga與中國政治霸淩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6月28日

美國歌星Lady Gaga（臺灣譯為"女神卡卡"，中國大陸多用英文藝名）因為與達賴喇嘛見面，遭到中國大陸"粉絲"憤怒刷屏，指責她"與恐怖分子為伍"，"傷害了中國粉絲的感情"。據《蘋果日報》報道，中宣部、廣電總局及網辦層層下達封殺Lady Gaga的指示，要求內地所有傳媒及全網即時停止播放和上載Lady Gaga的所有作品。

可以看出，這些"粉絲"既不瞭解達賴喇嘛，也不瞭解Lady Gaga。換句話說，他們既不關心到底是誰在威脅或者推進世界和平，也不關心所謂"偶像"真正關心的問題，並非真正的粉絲。甚至，他們連娛樂消費者都算不上──正如有網民嘲笑的那樣："一群聽盜版音樂的人恐嚇Lady Gaga將失去中國市場。"

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不瞭解自己，並非自由發表意見的網民。我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被稱為"五毛"而憤怒，因為他們真的沒有從政府部門直接領賞，而是真心憤怒，主動抗議。"為什麼擁護政府就要說是被洗腦？"他們感到不解。很遺憾，這是事實。

且不說政府控制了全部教育、出版和媒體，每天發佈各種"引導輿論"的指令，列出無以計數的被禁書籍、網站、歌曲、作者、歌星和人權活動家，也不說一個打壓基本人權、動輒禁這禁那的政府不靠洗腦如何能獲得贊同，單就所謂港獨、藏獨、中間道路等議題而言，權力禁止了一方面的意見，另一方面意見怎麼好意思宣稱勝利？

被禁止的其實是本國民眾

《環球時報》對此心知肚明。在前不久評論"網民打擊何韻詩"的文章中，它強調"這種打擊完全是內地民間的自發行為，它的性質一如蘭蔻取消'何韻詩音樂會'後，一些香港人所呼籲的對蘭蔻的抵制"。這是明顯的謊言。很多香港人、機構和企業可以高喊"堅決反對港獨"，在內地可以宣稱"堅決支持港獨"嗎？

官媒為什麼要不惜公然撒謊來強調這點？因為它希望外界將專制控制看成是一個民族主義問題。或者說，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區分，它刻意要混淆“群眾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事實上，境外媒體報道中稱"中國網民"的時候，或多或少接受了這種宣傳。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官方民族主義是對群眾民族主義歷史的收割和利用。在今天的中國，官方從播種、收割到加工都完全掌控，很難說有什麼原初的群眾民族主義。那些群情激憤“驅趕”歌星的網民，動輒宣稱這是“人民的力量”。事實上，在讓孩子不喝毒奶粉、不吸毒空氣等同樣讓他們憤怒的議題上，“人民”沒有半點力量。

一些港臺人士對此辨識不感興趣，認為群眾民族主義和官方民族主義沒有區別，不過是"蝗蟲"和"蝗蟲的爹"而已。不過，對此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之後就會明白，與其花費大量時間去和"中國網民"吵架，不如更多地抨擊中共輿論控制。言論自由的社會，仍然會有民族主義和意見分裂，但是這種可怕的"人民的力量"不復存在。

禁止娛樂明星的"力量"來自官方，它直接損害的正是"人民"的利益。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期間全國人民只看八個"樣板戲"。人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禁令並非直接下達給自由世界的歌者，而是不允許本國人民自由聽歌。被禁止的聽者非但不抗議，卻還念茲在茲富可敵國的歌者的利益，實在不可理喻。

來自北京的政治霸淩

歌者當然也是受害者。這種傷害不僅僅是"失去市場"，而且是政府發動和引導的人身攻擊，以及對娛樂業必需的精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踐踏。那些自稱"粉絲"的中國網民，似乎並不知道， Lady Gaga一直致力於反對各種霸陵（Bullying) 。幾年前，她曾因一位同性戀少年受欺淩自殺，宣稱要和奧巴馬總統見面討論此議題。

在本年度奧斯卡電影獎上，Lady Gaga演唱了《直至你感同身受》（Till It Happens To You）。這首歌是一部反映美國校園霸淩現象之一──性侵害紀錄片的主題曲。在Lady Gaga演唱時，來自美國各地的52名性侵倖存者，有男有女，走上舞臺，手牽著手，互相鼓勵，一起完成了演出。

今年以來"政治霸淩（political bullying）"成為美國輿論中的一個熱詞，它是指政治人物或者組織利用政治權力行欺淩之事。放在全球範圍來看，北京政府鎮壓本國異議人士，打擊港臺及境外的反對力量，包括禁止不同政治觀點的娛樂明星，難道不是最嚴重的政治霸淩嗎？

霸淩現象中的常見錯誤是"譴責受害者"，讓受害者覺得是自己的錯。這也正是欺淩長期存在的秘密。中共官媒及所謂"網民"也是如此，企圖讓人認為錯誤不在政府禁止民眾聽歌，而是歌星們做錯了事說錯了話。

Lady Gaga在奧斯卡電影獎演出之前，登上舞臺介紹節目的人是美國副總統拜登。他呼籲人們採取行動阻止性侵犯行為。"我們必須也能夠改變文化，讓遭受虐待的女人和男人不再自問：'我做錯了什麼？'她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相信長期反對霸淩現象的Lady Gaga不會接受中國網民的譴責。所有遭受中共政治霸淩而失去所謂"粉絲"的明星們，也不必自問："我做錯了什麼？"你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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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烏坎，「一國兩制」的境內試驗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6月21日

2011年末，我從德國去法國訪友，途中遇到暴風雪及鐵路工人罷工改道。為了有足夠的時間寫一篇文章，我索性取消了這趟籌劃已久的行程，在亞琛（Aachen）火車站一家咖啡店裏打開了電腦。那篇文章是《烏坎人，歷史的浮雕》，發表在我任主編的《陽光時務》。

"烏坎人"，是這份週刊當年選出的年度人物。在此之前和之後，我的同事對烏坎事件進行了一再深入的連續報道，並拍攝了大型記錄片。幾個月之後，我的文章獲得2012 年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華語卓越評論獎，這一系列報道則獲得2012香港人權新聞獎。我們為此感到自豪。

烏坎為什麼重要？我在文章中寫道，它是中國人在中共建政以後，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認大多村民都是利益訴求主體，收回"被國外敵對勢力煽動和利用"的愚蠢說辭；第一次脫離政府控制，實現民主自治三個月；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認被它宣佈為非法組織的理事會合法，有效運作並爭取到公民權利。

烏坎並不完美，因為完美並非民主的追求。我當時寫道："接下來他們還可能面臨政府的失信，利益的紛爭，宗族勢力與民選代表的矛盾，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代溝，甚至產生新的腐敗。"

夷平"歷史豐碑"

五年之後，我的前述隱憂全都變成了現實，而且現實遠遠比人們想像的更加殘酷。只是新的腐敗者到底是誰，村民與官方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將一頂頂"腐敗"的帽子戴在抗爭者頭上，大多村民們卻認為這是"秋後算賬"。

當年的抗爭領袖中，薛錦波在抗爭初始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楊色茂、洪銳潮三年後以"受賄罪"被判刑入獄，莊烈宏流亡美國。核心領袖林祖戀（又名林祖鑾）做了兩屆村官，關鍵問題土地維權並無任何實質進展。

林祖戀計劃於今年6月19日再次發起大規模"集體上訪"，並與太太簽訂離婚協議，作出決一死戰的姿態，卻在6月18日淩晨被警方帶走。不出所料地，政府發佈公告，稱他收受巨額賄賂。再過一天，和近年來眾多異議分子、維權人士一樣，他被當局錄製了"認罪視頻"，在視頻中表示向警方"坦白交代犯罪事實"。

村民如期聚集遊行，要求當局釋放林祖戀，歸還被強佔的耕地。儘管他們揮動著五星紅旗，高呼著"共產黨萬歲"，但是當局發佈措辭強硬的告示，要求他們 "不要被少數不法分子煽動利用而採取過激行為"，並警告稱"對採取違法犯罪行為特別是趁機打砸搶的，公安機關將依法予以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烏坎再次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當年，林祖鑾在燈火通明的烏坎小學會場宣佈選委會名單，我的同事張潔平在現場報道中寫道，"他嘶啞的嗓音剛剛落下，遠處傳來了零點的鐘聲。仿佛一個寓言，烏坎，新的一天開始了。"如今，張潔平是香港新媒體《端傳媒》執行主編，而她的刊物在跟進報道時，卻被管轄烏坎的汕尾市政府指責為"在烏坎村內進行煽動、策劃、導演"的境外媒體之一，要被"依法採取措施"。

"一國"豈容"兩制"？

立下歷史豐碑的烏坎人，成為中國再也普通不過的一個受打壓者。拘捕、汙名、恐嚇、電視認罪、武警鎮壓……當局使用的全是老掉牙的手法，也根本不在乎人們是否相信它的說辭，是否怨聲載道。當檢察院公開播放林祖戀的"認罪視頻"後，律師孫斌給出了很好的評論："檢方（若）公佈，他承認自己是外星人，我也不覺得驚訝。"

近年來，針對烏坎民主的艱難處境，當局控制的輿論一直企圖將話題引到同樣老掉牙的論調：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事實上，正如我多次談到的那樣，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專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間？無數中國人設想過、迄今仍被很多人迷戀的一種安全的轉型模式是：上層專制，基層民主；整體專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先局部後整體，最終實現全面民主。當局也希望這個假想模式被香港人接受，正如全國人大2014年"8·31"決議所安排的那樣。

人們似乎忘了，中國法律早已規定，中國內地近50萬個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及村長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官方甚至還主動試驗或者默認過鄉長、鎮長直選。1998年，四川省遂甯市步雲鄉，6000選民一人一票選舉出"新中國"第一位直選鄉長。隨後，深圳等地也進行了類似試驗。

有若干學者對這些試驗做過研究，其結論不難理解：在一個整體專制的大環境中，小範圍的民主選舉困難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五年烏坎故事，是村民誓死抗爭、當局被迫接受的一個新的試驗。今天，試驗的結果昭然若揭：民主與專制勢同水火，"一國"豈容"兩制"？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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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 - 林榮基挺身而出了，你準備怎麼辦？

端傳媒   2016年6月17日

林榮基先生在艱難掙扎之中，成為石破天驚的「香港良心」。而香港的抗爭者們，到了必須回答「怎麼辦」的時刻。

如同沉沉暗夜裏的一道閃電，林榮基先生的記者會，讓很多香港人難以入眠。作為銅鑼灣書店事件當事人之一，他以令人震驚的勇氣講出了自己親歷的黑暗，證實香港人正在遭遇的噩夢。他終結了關於這場噩夢的「十萬個為什麼」，僅剩下一個誰也無法迴避的巨大問號：怎麼辦？

因為出版中共「禁書」，一家香港知名書店的股東、管理者和職員先後被秘密綁架，這個基本事實，從一開始就昭然若揭。然而，林榮基先生的講述仍然讓人感到驚恐。首先應該看到，無論是為了已經面世的圖書，還是一本尚在計劃中的讀物，北京竟然成立龐大的專案組，實施跨境、跨國及多地同時進行的大規模綁架（即便按照中國內地的法律文本，也只能如此定義），其決策邏輯及行為方式，與恐怖組織沒有區別。

也跟恐怖組織一樣，「專案組」綁架人質以後，不允許與家人聯繫，不允許聘用律師，也不明確告知解綁架者身份及關押地點。單是這種隔離造成的孤獨和恐懼，就足以讓綁架者任意敲詐。涉事者李波被迫交出了書店的訂閲資料，令大批內地「禁書」讀者落入掌控之中。

在「李波的微笑」背後

跟恐怖組織或者其他綁匪不一樣的是，「專案組」自由遊走於敲詐勒索、媒體宣傳和法律手段之間。有多少綁架者在成功實施恐嚇和敲詐之後，還能以「取保候審」的名義放人？有多少綁架者可以安排多家新聞媒體採訪當事人，並讓他們流暢自然地說出準備好的台詞？有多少綁架者可以釋放人質之後，再讓他們乖乖地回去？

林榮基先生揭露自己被逼在鳳凰衞視檢討「深刻認識到錯誤」，還透露被操縱表演的主角李波「違反自己意願被帶走」。回顧李波先生的「平安家書」、「自願偷渡」、「夫妻歡聚」、「譴責媒體」、「譴責聲援者」甚至「放棄英國護照」這一系列演出，可以看到被綁架者不僅遭受身體上的拘押和威脅，而且心理和精神也被嚴重摧殘。

綁架者不滿足於讓人質成為戰戰兢兢的沉默羔羊，還要對他們實施「移形換位大法」，讓他們的嘴說出綁架者想說的話，讓他們的身體做出綁架者想做的事。對於大多香港人來說，「李波的微笑」無異於一副面具，令人不寒而慄。

香港抗爭的一道曙光

戴着魔鬼給予的面具，譴責自己的聲援者，如同一具被拿走靈魂的軀殼，內心的苦痛可想而知。綁架者卻威脅說，唯有面具可以護身保命，摘掉面具則將置自己和家人於更危險的境地。經過苦苦的掙扎，林榮基先生做出了驚世之舉，毅然決然地摘掉魔鬼的面具，遠遠地扔掉，用自己的嘴說出真相，用自己的眼睛直視邪惡，用自己的心靠近朋友。

近年來，香港人為基本權利艱苦抗爭，北京政府不為所動，絕望情緒四處瀰漫。林榮基先生明言，艱難掙扎之中，「最終被香港6000人上街支持自己而感動，改變決定，在港鐵九龍塘站出閘，沒有回內地去」，成為石破天驚的「香港良心」。對於香港抗爭者來說，這無疑是一道強烈的曙光，讓人看到了促成更多改變的希望。

從「為什麼」到「怎麼辦」

銅鑼灣書店事件被綁架者中，桂敏海仍被關押在內地，已經返港的李波、呂波及張志平仍未走出綁架者架設的精神牢籠；而勇敢站出來的林榮基先生，則面臨更大的危險。他們需要更多的救助，更多的聲援。

林榮基先生控訴這起赤裸裸的綁架案之後，香港政府和警方再也沒有藉口假裝糊塗。警方必須保護林榮基先生和他的同事們的人身安全，並對這起綁架案立案調查。

對於貫穿整個事件的國家恐怖主義決策邏輯和行為方式，國際社會不應該沉默。北京當局之所以為所欲為，不是因為他們是天生的壞蛋，而是整個世界對惡行沒有制約。記者會之後，林榮基先生一個人扔掉了面具，而所有香港人，都面臨如何「面對真實」的問題。人們對於這起事件的所思所想，不應該再受困於「為什麼」，而是必須回答「怎麼辦」。

（長平，作家，資深時政評論人）

長平 - 誰喜歡迪士尼的「中國特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16日

如果說迪士尼是美國文化的驕傲的話，那麼它在和中國的交往中，已經烙上恥辱的印記。在上海迪士尼樂園開業之際，《紐約時報》對這個印記進行了長篇報道。報道稱，1998年時任迪士尼首席執行官艾斯納（Michael D. Eisner）曾因為製作發行電影《達賴的一生》向中國總理朱鎔基致歉，稱是一個「愚蠢的錯誤」、「這部片子是對我們朋友的一種侮辱」。

對主張言論、信仰自由，尊重多元文化並因此而熱愛迪士尼的人們來說，以及迪士尼所代表的健康、快樂、平等、自由、創造力等美國文化來說，這種致歉顯然是侮辱。可惜侮辱還遠遠不止於此，正如《紐約時報》報道那樣，迪士尼公司將其整個魔法王國的鑰匙與文化理念大相徑庭的中共共用。

在與包括香港政府在內的合作夥伴談判歷史中，迪士尼挾其商業文化霸權，一向以立場強硬著稱。然而，在與中共的談判過程中，它卻一再屈辱地讓步。「我們在這裏要怎麼做，才能讓這個樂園在中國取得成功？」現任首席執行官艾格（Robert A. Iger）的答案是，「關鍵的一點是讓它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確保來度假區遊玩的人覺得這裏就是他們的地方。」

中共以暴力控制市場

那是典型的中共洗腦話語術。中國人喜歡迪士尼公司的產品，不是因為「它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而是因為它是典型的美國文化。那麼是誰在喜歡它的「中國特色」呢？是想要維持專制政權的中共。將政黨的利益說成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正是所有獨裁者玩弄的把戲。這本來應該是迪士尼動畫電影中諷刺的橋段，卻從它的首席執行官嘴裏說出，讓人哭笑不得。

北京政府威風凜凜，外國公司紛紛叩頭，常見的解釋是中國有龐大的市場。其實這並不是問題關鍵。關鍵是中共用暴力控制且不在乎這個市場，可以任意踐踏。聽起來有點不合情理？作為談判的主要籌碼，中共怎麼會不在乎這個市場呢？《人民日報》所轄人民網2011年披露，毛澤東曾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甚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

想想看，戰爭時代踐踏生命，與資本時代踐踏市場，有多少本質的區別？因為一部電影甚至電影中的一句台詞讓中共不高興，就可以下一道命令，叫停該電影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所有產品，這在尊重自由市場原則的民主國家，是難以想像的荒唐事。

對於中共當局來說，沒有甚麼書籍是不可以刪改後給中國人讀的，沒有甚麼電影是不可以不讓中國人看的，沒有甚麼樂園是不可以不讓中國人玩的。中共把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物質消費與文化消費作為人質，絲毫不在乎人質的安危，隨時可撕票，當然可以強硬到底了。網路搜索巨擘谷歌被趕走了，留下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的百度和合同醫療騙子在中國謀財害命，那又如何？無論民怨怎樣沸騰，谷歌想重返中國市場，中共仍然不會放棄嚴格審查的要求。

迪士尼對中共的屈從，可以包裝成尊重多元文化──這本身就是代表美國文化的荷李活觀念的一部份，因此不僅可以讓人理解，甚至能夠獲得讚賞。遺憾的是，它所掩蓋的事實，中共近年來的政治王牌是民族主義，它與多元文化背道而馳。即便在中國境內，它也是大漢族主義。否則，它不會逼迫迪士尼公司為有關達賴喇嘛的電影道歉。這種苟且的合作，對於靠販賣觀念賺錢的迪士尼來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陷阱。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長平 - 魏則西事件與中國癌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0日

陝西大學生魏則西患了罕見的癌症滑膜肉瘤，多方求治無效，於上個月去世，成為近日最大的網絡事件之一。這起看起來「生死由命」的案例，包含了中國大陸社會存在的多種罪惡。

首先是魏則西去世前不久在網絡上揭露搜索引擎企業百度的惡。互聯網並沒有給大多中國民眾帶來全球化資訊共用，而是讓中共當局建立起更加精密的控制與洗腦機制。這種機制不僅不鼓勵有助於資訊分享與傳播的技術創新，而且讓企業主動作惡，一邊與專制政府合作發明和更新審查技術，一邊利用政治手段擠壓不肯充份配合的國外企業。全球搜索引擎谷歌因此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和其他中國特色的網絡企業一樣，百度從當局獲得的回報，不僅是壟斷中國龐大的市場，而且是不受法律監管的為所欲為。百度採用競價排名廣告政策，混淆搜索內容與商業廣告，成為醫療騙子的大本營。

醫療欺騙是中國醫療體制更早造就的另一種惡。為了社會控制而不是公平正義而建立的醫療體制，使得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醫療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大城市少數大醫院才值得信賴，為騙子提供了機會。

中國社會控制一直沒有走出戰時體制，緊緊抓住槍桿子是當局保住權力的核心手段。因此，不僅優勢資源向軍隊傾斜，而且涉及軍隊的醜聞難以揭露。騙子們順水推舟，為虎作倀，老軍醫、武警醫院成為最好的旗號。地方小騙子披上軍隊的外衣，再和百度合作，儼然成了新時代的新科技。

於是，毫不意外地，魏則西通過百度搜索到了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這家醫院的「老軍醫」向他推薦了「來自美國的先進醫療技術」（實際上是不成熟的技術），保他再活20年。在花了20多萬元人民幣之後，魏則西迅速走到生命的盡頭。

百度曾被揭露三成以上的收入來自虛假醫療和保健廣告，它甚至把血友病貼吧等網絡論壇的管理權賣給私人醫院。由於醫療的專業性和生命的不可逆，人們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上當受騙，以及受害的嚴重程度。可以推測，身患絕症的魏則西並不是百度最大的受害者，只是他的遭遇被發現並傳播，引爆了網民們長久的積怨。

砌詞狡辯洗腦　是為更大的惡更多的惡還在等在後面。政府僱用匿名網絡評論員攪渾輿論並洗腦的手法，中國企業尤其是與政府緊密合作的互聯網企業，早已經學會並駕輕就熟，而且直接享受洗腦的成果。再一次，百度辯護者祭出民族主義大旗，稱網民對它的批評是外國敵對勢力佔領中國輿論陣地的陰謀，號召網民「寧可死在自己貪婪的兄弟手裏，也不能當亡國奴」。

洗腦的另一個成果是，追求公正被認為天真可笑，天下烏鴉一般黑，沒甚麼好抱怨的。百度辯護者不否認它作惡，但辯稱它不是最大的惡。而且通過釋放六四資訊等，表明站在它背後的最大的惡是政府。揭露最大的惡本該是為了公義，但是在這裏成了百度逃避罪責的擋箭牌。

面對成堆的社會問題，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人有生老病死，因此，「尊重自然規律，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坦然地面對生與死，是最理性的選擇」。這些原本正確的話語，在此種語境中，成為惡的源頭：政府不僅不作為，而且奉勸人民不抵抗。

配合這些洗腦話語的，是來自宣傳部門的禁令：相關報道「全面降溫」，除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消息外，不再新發相關報道、評論。於是，醫療欺騙就跟腐敗、強拆、城管、毒奶粉、問題疫苗一樣，生在中國，只能「坦然面對」。

由此可見，如果說社會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運作機制的話，那麼中國大陸社會也本身也遍佈惡性腫瘤。惟有脫胎換骨，才能重獲新生。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長平觀察：推！「偉大的中國故事」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4月19日

廣州曾經有一位記者被人笑話，因為他的報道總是這樣開頭：「××做夢都沒有想到……」即便是那位記者，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新聞報道可以這樣寫：網友們做夢都沒有想到，推特（twitter）官方人士向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發出邀請：「讓我們攜手合作，向世界講述偉大的中國故事。」

這句話讓很多推特用戶目瞪口呆。他們沒有看錯，說出它的人是推特新任命的首位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陳葵（Kathy Chen）。她走馬上任之後，在推特上首先和央視及新華社互動示好，儼然是面對公眾的「就職演說」。

中共宣傳機器講述過無數「偉大的中國故事」。它在餓殍遍地時講述過水稻畝產上萬斤，它在紅衛兵街頭槍戰時講述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又在「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時稱它是「反革命暴亂」。今天，它在講述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堅決拒斥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

對於同屬「大中華區」的港臺民眾來說，當下央視講述的最「偉大」的故事，莫過於長期出版中共政治禁書的銅鑼灣書店股東「自願」從境外偷渡到中國大陸向警方「自首」或者「配合調查」，在央視及其合作媒體上公開認罪，並宣稱要放棄外國護照；以及中國警方從肯尼亞押運臺灣「犯罪分子」到大陸，並讓他們上央視認罪。

和很多西方人想像的不同，央視從來沒有滿足於只對中國大陸人講述這些「偉大的故事」。作為中共「大外宣」政策的執行者，它一直在全世界尋找合作夥伴，向全人類推銷這些故事。中國政府把四分之一的人類控制起來，主宰他們的新聞和文化消費，然後用這個「巨大的市場」作為籌碼，配合騷擾、威脅、拒發記者簽證及網絡防火牆等手段，逼迫境外媒體合作。

因為貪婪或者恐懼，境外媒體對中共順從合作並不意外；但是很多人以為推特會是最後一個。和其他不接受中共審查的媒體一樣，推特早已在2009年被中共封鎖。作為網絡時代的自媒體代表，它被追求言論自由的中國網民稱為「永不打烊的自由小酒館」，很多人堅持「翻牆」使用。

幫助過濾政治敏感信息？

「想不到你這濃眉大眼的傢伙也背叛革命了！」正如喜劇演員陳佩斯的相聲名句所言，陳葵的發言令這些忠實的推特用戶感到驚愕。他們並不在乎推特從未對他們表示過感激，但是也無法接受這樣的冒犯和羞辱。他們表達了強烈的質疑和抗議，並在美國白宮網站聯署請願書。

這還不是最黑色幽默的地方。網民搜索發現，陳葵具有可疑的中國軍方和公安背景，曾擔任北京冠群金辰軟件公司任總經理，一家由美國網企與中國公安部合資成立的公司，其產品之一是郵件過濾。過濾什麼呢？陳葵解釋說：「……還有可能具有法輪功或者政治敏感信息或者不良信息，我們會有內容上的過濾。」這些產品顯然令中方感到滿意，陳葵獲得「2004年度中國信息安全保障突出貢獻獎」。

隨後，她又加盟疑因幫助中國政府建立網絡防火牆而廣受質疑的美國企業思科，出任其中國公司高級副總裁，工作任務包括「特別致力於與政府各部門及其直屬機構建立良好的政府關係」。

這也是一個「偉大的中國故事」：很有可能，一個曾經幫助中國政府封鎖推特的人，被聘為推特的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而她並不是中國政府的「叛徒」，而是公開宣示繼續和它合作。

即便如推特官方所說，陳葵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拉企業廣告，而不是平台建設，她的工作經歷及「就職演說」讓用戶感到厭惡和擔憂，仍然不言而喻。

中國政府也在努力「連接世界」

去年底，在巴黎為媒體同行做培訓時，我為自媒體給出了自己的定義。我舉例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作為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創辦了一份信息雜誌，自己編寫內容，自己送到印刷廠印刷，自己發行，並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儘管那時還是鉛字排版，但是我稱它為「自媒體」。而如今中國大陸的微博、微信等被中共宣傳部門嚴格監管的社交媒體，無論它通過多麼先進的互聯網和手機發佈信息，也很難稱它們為真正的「自媒體」。

自媒體之「自」，或者說新媒體之「新」，並不在於其生產和發佈技術。技術只是為它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讓它能夠補充及挑戰精英控制的傳統媒體，相對獨自自主地發佈和傳播信息，為普遍人提供發聲的平臺，而且每一個聲音都可以等到更加平等的對待。臉書（Facebook）和推特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做到了這一點，成為新媒體的典範。這也正是它們被任意操控輿論的中國政府封鎖的原因。

只有改變其根本特性，接受中國政府的審查和控制，這些新媒體才有可能不受阻攔地進入中國大陸，成為和那裏的眾多網絡媒體一樣，以新媒體之名，行專制操控的傳統媒體之實。否則，無論紮克伯格去北京街頭呼吸多少被污染的空氣，也無論陳葵成為推特用戶的頭一天就多麼熱烈地與新華社及央視擁抱，除了讓現有用戶感到不安及受辱之外，不會有別的收穫。

陳葵在推特上用中英文貼出傳統「中國結」，表達「連接你我」的意思。「連接世界」也是紮克伯格的口頭禪。且不說一邊宣揚「連接」一邊討好封鎖信息的專制政權有多麼虛偽，這種低級的心靈雞湯還掩蓋了如下事實：中國政府一邊封鎖信息，一邊也在努力連接世界，孜孜不倦地向全人類「講述偉大的中國故事」。因此，如果這心靈雞湯不想騙人的話，只講「連接世界」這一方面是不夠的。

劉健威 - 歷史的倒退

2016年3月30日

香港有李波，四川也有李波。

作家賈葭「被失蹤」，時事評論員長平三月十九日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發表了《賈葭失蹤，睜眼之罪》，他指出：「從法律上說，這是一起綁架案。比江湖黑社會綁架案更糟糕的是，報案後警方置之不理，而且公眾不敢議論。」

二十七日，長平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給父親賀壽，被四川省西充縣多扶鎮派出所警察「綁架」了，要他們向長平傳遞訊息：停止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否則找理由治罪。

長平馬上發表聲明：「我在中國的任何家人和親屬，都對我的思想、文章和媒體工作沒有任何了解，也沒有任何關係。」二十八日，由於警方沒有長平的直接聯繫方法，於是着他的弟弟發電郵：「哥，你別誤會，警官他們對我們是依法調查……他們辦案程序是正常、正確的……只有你刪了綁架文章就放我們走！」

長平知道這信件不是出自弟弟的自由意志，沒刪走文章；於是他的弟弟改被國安抓走。長平再發聲明，斷絕跟內地親戚的關係，不會再接收弟弟的電郵。讀了這樣的消息，能不慨然——儘管政治制度好像改變了，當權者又穿着時髦外衣，但骨子裏，中國到底有沒脫離封建社會？

一人犯罪，家屬「連坐」，是封建社會才有的現象，這現象似乎在當代社會消失了——即使梁振英一句：「禍不及親人。」傳媒也轉移了對他女兒的「關注」。但在內地，歷史無疑在倒退——「六四」之後，許多人流亡國外，繼續寫文章、接受訪問，批評中國一黨專政，但他們在內地的家人並沒受到干擾和羈禁；但到了今天，流亡者的親人隨時有可能成為人質，在失去自由活動和意志之下向流亡者發出哀鳴，要他們刪除文章。

長平發聲明和親人斷絕關係，是政治對人倫的壓迫和侵犯，文革遺風又颳起；中國政治漸入晦暗的寒冬。

長平觀察：賈葭失蹤，睜眼之罪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19日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盲刺客》中，有一個寓意深刻的情節：賽克隆星球的薩基諾城，曾因奴隸的勤勞而輝煌。地毯編織是它的支柱產業，工人全是奴隸中的兒童，因為只有孩子的纖纖細手才能幹出這般精緻的活兒。由於長期湊近織物勞作，孩子們長到八九歲全都瞎了。於是他們中間流傳著一種說法：只有瞎子才有自由。

中國知名媒體人賈葭，就因為眼睛沒有瞎，失去了自由。在全國"兩會"開幕日當天，他看見"姓黨"的網媒無界網主頁上，出現公開信《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党和國家領導職務》，感到十分驚訝，便告知了他的朋友、無界網執行總裁歐陽洪亮。賈葭和他的律師都多次表示，除此之外，他和這封信沒有任何關係。

無界網迅速關閉，刪除文章後恢復運行，相關人員都"正在接受調查"。沒有假裝睜眼瞎的賈葭，也被列入調查名單。先是他在陝西的親人遭到警方問話，隨後，3月15日，在從北京飛往香港出席講座活動的途中，他神秘地失蹤了。

秘密綁架與消息傳播

包括警方和航空公司在內的各個方面，都拒絕查詢或者回復有關賈葭行蹤的信息。正因為如此"神秘"，事實真相路人皆知：他已被當局羈押。四天時間過去了，沒有法律手續，沒有通知家屬，更沒有律師會面，甚至不知道辦案單位。從法律上說，這是一起綁架案。比江湖黑社會綁架案更糟糕的是，報案後警方置之不理，而且公眾不敢議論。

當局的野蠻給一些自我禁言者提供了藉口，他們以"沒有確切消息"為由拒絕發聲。一些西方媒體也遇到困難：傳統的新聞專業主義，把官方消息視為權威信息源。其餘信息源則須多方確認方可報道。官方一方面進行黑社會式綁架，一方面把公眾治成裝聾作啞睜眼瞎，"確切消息"實難尋覓。因此而舉世沉默，正好墜入當局挖的坑。

所幸輿論沒有作繭自縛，包括紐約時報、CNN、路透社等世界主流媒體都報道了這起"據傳"的失蹤案。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等權利組織也表達了關注。當局竭力掩飾的那封公開信，也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

宮廷權鬥與民間抗爭

有關那封公開信的種種傳聞，也因此而甚囂塵上。公開信署名"忠誠的共產黨員"，闡述習近平主政以來，獨攬大權，熱衷權鬥，政治經濟、內政外交全面倒退，國家面臨"文革"重來之虞。公開信要求習近平主動辭職，讓位賢能，甚至提醒他考慮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諸多評論認為，這反映了中共高層的分裂與危機。不少人期待內部權鬥帶來政治變革的契機。

賈葭曾經和我一起為香港《陽光時務》週刊工作。我們在編輯會上討論過權鬥與變革的關係。其後，我在"主編的話"中寫道："論是革命還是改良的主張者，都對古老的權力傾軋--改朝換代或者宮廷鬥爭--傾注了太多的熱情"，"幾千年來，宮廷政治浪費了太多的政治和社會資源。今天還有人對中南海內幕津津樂道，我只會把他當作一個舊時的說書人"，而應當"遠離權力爭鬥，拒絕宮廷秘聞，關注個體權利，支持新型抗爭"。

我並不是說，高層權鬥對政治變革毫無意義。但是，在中國，這往往成了阻止民間抗爭的理由。我寫了二十多年時事觀察，一直都有更"精通時事"的人勸告我說，高層某派正在精密部署，最好靜待佳音，勿要添亂。"某派"換了一茬又一茬，"佳音"從未幸臨。事實上，無論南韓、臺灣還是緬甸，從內部權鬥到公開民主，反對力量的"添亂"至關重要。更何況，習近平上臺前後，權力傾軋可謂血雨腥風。"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進了牢房，"文革"幽靈卻愈加逼近了。

我也看過賈葭的一些文章，相信他和我一樣，對單純的宮廷鬥爭不感興趣，更不會去佯裝"忠誠的共產黨員"，以"堅持党的優良傳統"為名，為"我黨"的未來操心--我不知道這種策略是否靈驗，但知道使用和關心的人也太多了一點。中國缺乏的是堂堂正正的思想表達，直截了當的政治言說。

盲刺客與睜眼瞎

如此說來，賈葭是這場被誇大的權鬥陰謀的"躺槍"（誤傷）者嗎？是，也不是。一方面，他顯然不會介入這種事情；另一方面，每一位公民，都可能成為宮廷權鬥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相對于那封公開信來說，我更關心賈葭作為一位媒體人、一位網民和一位公民的基本權利。看見一個信息，轉告給一個朋友，就會被秘密綁架，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然而，這正是中國的政治現實。那封公開信的讀者，一定不只賈葭一人。然而，絕大多數人一聲不吭，趕緊躲閃。賈葭曾任職多家媒體，廣有交遊，盡識"思想大家"。失蹤之後，舊雨新知亦多作睜眼瞎，依舊談笑風生，甚至汙名毀譽、落井下石。

真正的盲人因為想戰勝黑暗，其他感知能力往往優於常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中，奴隸兒童眼盲之後，有的成為敏捷異常的刺客。然而，睜眼瞎不會生出這些本領，只會因恐懼和自欺而愚鈍，喪失對基本權利的體悟。這正是專制政治延續下去的秘密之一。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記者該懂什麼「規矩」？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10日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兩會"上，再次出現記者意外提問的情況。3月7日，甘肅省代表團的記者會上，一位記者大聲要求省委書記王三運回應新近一起抓捕記者事件，王三運"當場冷臉"，未予理睬。

去年12月，甘肅永昌縣一家超市職員指控13歲女孩趙某偷竊巧克力，拍照報警找家長，女孩不堪羞辱跳樓自盡，引發群體抗議。報道此事的《蘭州晨報》記者張永生被當地警方找麻煩。警方先以"嫖娼"名義將其抓捕，沒湊足證據後，又控其敲詐勒索。如此打壓媒體的事件，不是歌功頌德的"兩會"關注的對象。

同一天，天津代表團的記者會上，一位記者高聲追問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請他解釋去年天津港大爆炸之後拍賣汽車問題。據香港《明報》報道，黃興國笑而不語，主持會議的天津市人大主任肖懷遠則呵斥記者，"你懂不懂規矩？"得知該記者來自澳門後，肖懷遠仍厲聲道："澳門也要講法律講規矩嘛！"

在3月4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中國媒體記者對大會發言人傅瑩提出了包括經濟下滑、南海危機、北京霧霾、計劃生育等在內的若干尖銳問題。澳洲《新快報》記者葉寶生搶過機會，以較多的言辭提出劉源職務調整問題，被認為是會議安排之外的"激情提問"。他的搶位和提問方式，在同行中引起爭議。

"大膽提問"可以有多大膽？

記者以不依不饒甚至"奇葩"的方式提問，顯然不受習慣於被吹捧和說廢話的中國官員歡迎，被認為"不懂規矩"。他們定下的"規矩"，就是不刁難官員，最好事先審查問題，或者達成默契。假如有看似尖銳的提問，也須是官員能夠應對的──在傅瑩作發言人的記者會上，國內記者可以問天津大爆炸，但是不可以問藏人自焚；外國記者可以問達賴喇嘛，但是不可以問習近平家族財富。這樣一來，記者"大膽提問"，傅瑩"從容應對"，顯出開明景象，皆大歡喜。

更嚴格的場合，比如總理記者會，首先對進場記者要進行篩選，有"前科"或者可能"搗亂"的記者會被拒之門外。其次，記者的問題須事先審查，或者以"通氣會"、"溝通談話"等形式達成口頭協議。為了進入現場，得到提問機會，記者只好接受審查及口頭協議。事實上，在直播現場，記者拿到話筒之後，可以突破限制，改換更有價值的問題，但是他們會因此受到責難，失去更多採訪機會，甚至被拒簽證。

冒險也不一定能帶來職業榮譽。有些同行認為，違背審查協議是背信棄義，問題太尖銳不禮貌，拼命搶話筒太"奇葩"。每個記者的具體問題，也許都值得商榷。但是，就大環境而言，在履行職責與配合審查及自我審查之間，在"不懂規矩"與禮貌優雅之間，前者比後者更值得選擇。

打壓媒體乃與記者為敵

有人在網上說，在西方民主國家，記者也要尊重採訪對象或者發言人。這種說法是片面的。首先，民主國家強調新聞自由。如果政府隨意抓捕記者，撤換主編，關閉網站，要求媒體"姓党"，審查記者提問，官員們得到的對待，恐怕遠遠不是"優雅禮貌"。其次，即便是在尊重新聞自由的環境中，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也不是用"禮貌"來界定的。知名的前白宮記者海倫．托馬斯坦率地承認："記者常常被指責始終對人對事懷有敵對情緒──尤其是對政客，這點完全沒錯"；"以前，政府和新聞界是對立的關係──將來還是一樣。"她以總是能 "讓總統發抖"而享有盛名，曾以連珠炮似的提問讓對她不友好的布什總統顏面無存，也曾第一個要求對她友好的尼克松總統辭職，還說如果切尼競選總統她將自殺。

打壓媒體的政府無疑都是記者的敵人。那些為了獲得些許信息或者完成工作任務，不得不接受審查的記者也許值得同情，但是這不應該成為他們嘲笑"不禮貌"甚至"奇葩"同行的資本。專制政府的官員斥責記者"不懂規矩"，等於是對記者的專業褒獎。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綁架案可以隨意撤銷嗎？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7日

失蹤四個多月之後，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經營者呂波、張志平先後從中國內地返回香港，並到警方銷案，表示不需要港府及警方提供任何幫助，也拒絕接受內地官方安排之外的媒體採訪。

在此之前，另一位失蹤的經營者李波的妻子已到香港警方要求銷案，李波也透過媒體說，他"以自己的方式""偷渡回內地"，接受警方調查。報道稱他們指控同事桂敏海涉嫌非法經營罪。已入瑞典籍的桂敏海則在中央電視臺露面稱， "不希望瑞典方面介入或干涉我回國的事情"。

這些人失蹤之後，長時間沒有音信；內地警方透露拘押他們之後，也沒有法律手續。如此，只能被視作涉嫌非法綁架案。而且，失蹤者被脅迫在媒體露面認罪，並作出非同尋常的表態及表演，也符合被綁架者脅迫的特徵。我不太明白，對於明顯的綁架刑案，當事人可以銷案嗎？如果這樣，那麼任何綁匪都可以逃脫法律制裁，因為他要脅迫手中的人質不報案或者撤案，不過舉手之勞。

非同尋常的現象發生，背後一定有非同尋常的原因，社會自然會給予非同尋常的關注，警方也需要更多更細緻的調查。李波在失蹤前數日，在人身自由的狀況下，明確對媒體表示"只要我自己不離開香港，不去大陸，就不會有事 "。在他失蹤之後，他的太太也表示"近年我們都好有戒心，不敢去大陸了"。如此前後矛盾，顯然事出有因。香港警方及港府豈能因被脅迫中的家人要求銷案，就撒手不管了？

中共利用法律來打壓言論自由，天下人盡知之。因為出版"禁書"被中國警方綁架，也沒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對待，比如以正常的法律文書通知家人、允許律師會面等，期待社會監督及所在國關注，乃人之常情。桂敏海稱"我雖然有瑞典國籍，但是真切地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已非常怪異，李波則稱要放棄居英權更有悖常理。如果這樣可以對社會交代，那麼很難想像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發生了。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李波

這個案子也許可以讓香港人更多地理解內地人的處境。在未能充分討論權力高壓的情況下，內地人不講衛生、不排隊、愛喧鬧、不誠信和易撒謊等等，都被解釋成個人素質問題。李波等人長期生活在香港，深受香港文化和英國文化薰陶，在高壓之下要變成配合權力肆虐的"內地人"，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當然，並非所有內地人都像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一樣，處於直接的拘押和威脅之下。但是，六十多年來，內地人一直處於權利被剝奪、命運被安排、生命被威脅的狀況中，而且一直被愛國愛黨教育洗腦，其"個人素質"自然和自由世界的人們不一樣。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內地人"，而是懸在他們頭頂的權力之劍。

李波再次露面電視屏幕，適逢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頒獎，有人戲稱他才是真正的"最佳男演員"。中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我們可以從媒體看到，幾乎每一個與會者，都是"最佳演員"。我們看不到的是，很多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始終戴著面具，每天都在實踐著"人生如戲"，因為在一個被政治謊言籠罩的社會中，真實的生活更容易受傷。

媒體也是這樣。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被譏諷為"認罪頻道"，已廣受詬病。但是，當權者不僅沒有收斂，而且有意擴大範圍，拉更多的媒體入夥。失蹤的書商被內地警方控制，沒有官方安排不可能接受任何媒體採訪。接受安排的媒體除了央視之外，還有澎湃新聞和香港媒體星島日報、鳳凰衛視。毫不意外，這些媒體除了刊播被安排的採訪之外，沒有同時發表質疑的聲音。

如果此案可以被香港社會接受，那麼請不要嘲笑李波，有一天所有香港人都會成為李波，而且比李波表演得更好；也請不要嘲笑星島日報和鳳凰衛視，有一天沒有媒體可以免於被安排，而且為被安排而感到榮幸。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任志強是最好的靶子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3月1日

任志強是國企退休幹部，曾獲"優秀共產黨員"黨內榮譽稱號。因為所從事的是這十多年來風起雲湧的房地產業，他和很多房地產大佬一樣成為商業明星，又在打壓專業評論而歡迎企業家及娛樂明星發表時事意見的網絡氛圍中成為意見領袖，擁有數千萬粉絲，出版暢銷著作。

和很多體制內成功人士和意見領袖一樣，任志強對於中共僵化的官僚體系及陳腐的輿論宣傳很不滿意。去年9月，當團中央官方微博宣傳"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時，任志強評論說"曾經被這個口號騙了十幾年"。在隨後的爭論中，任志強表明"我不反對中國共產黨，至少在目前還是優秀共產黨員"，而是反對"空談什麼共產主義"，希望"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決社會中現存的各種問題"。

近日，習近平視察新華社、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臺等中央媒體，要求"黨媒必須姓黨"。任志強在微博質疑，"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一場以意識形態為名的更直接的效忠運動正在醞釀之中。眼下正當風口浪尖的任志強"反黨言論"事件，只是一個開頭。

在習近平的強硬作風之下，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任志強說出這些批評意見，是十分勇敢或者非常不識時務的。迅速地，網絡、報紙和電視上，出現了對他的輿論圍攻。這些批評認為，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違反党的政治紀律，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是"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狂"。還有人批評說，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任志強受党之恩惠，獲得財富、身份和地位，不思報答，卻為反華勢力張目，違背人倫道德。國家網信辦發言人罕見地就關閉任志強微博賬號發表談話，稱他發表違法言論。不出意料地，也有文章揭露他涉嫌行賄犯罪。

黨媒最好的攻擊靶子

任志強不是中共的反對者，因此也不是徹底的批評者。不少異議人士認為，和很多體制內薦言者一樣，任志強事實上希望中共專制長治久安。他所主張的言論寬鬆，不過是成為意見領袖之後"兩頭通吃"。尤其不能原諒的是，他曾公開聲稱支持中共鎮壓"六四"屠殺，並得意洋洋地回憶曾贈送戒嚴部隊一輛吉普車和若干蔬菜。有些人認為，無論他過去做過什麼，只要他現在給習近平媒體噤聲添亂，為人民大眾說話，就應該得到支持。還有一些人認為，他因為批評政府被禁言，遭受輿論圍攻，甚至面臨審判，就是因言獲罪，應該聲援。

的確，相對于任志強"不反黨"的批評而言，主張徹底反對的南方街頭運動，宣稱"顛覆這個政權我沒有罪"的王默、郭飛雄等政治活動家，應該得到更多的尊敬和支持。然而，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正是"不反黨"的宣示，才讓他們敢於站出來聲援。

有些批評者認為，任志強應該先退黨，才有批評黨的資格。應該看到，中共控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在很多領域不入黨就等於放棄職業晉升機會。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之後，退黨差不多就等於顛覆政權罪了，大多數人都無法承受這樣的代價。因此，這樣的要求，大約等同於讓大多社會精英閉嘴，在言行上效忠於專制政府。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党媒對任志強批評中，也列著同樣的理由。

對於党媒而言，任志強言論也是一個最好的攻擊靶子，用作在大批判中統一思想的材料。劉曉波、許志永、郭飛雄和伊力哈木的政治主張，他們並不敢拿來公開批判，而是粗暴抹黑然後嚴格封殺。

針對任志強的大字報式批判，讓很多人感覺到"文革"重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文革"有更多的瞭解。有些人以為，"文革"中可以隨意揭發"反動言論"，其實是受到誤導。在鋪天蓋地、熱鬧非凡的揭發批判中，真正的反對意見，比如林昭的思想，了無蹤影。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請揭露更多藏人真相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2月27日

「中國愛國網友」真忙，圍攻了黃秋生、杜汶澤、何韻詩、盧凱彤等「港獨藝人」，林宥嘉、周子瑜等「台獨藝人」之後，現在又要忙著與「支持藏獨」的藝人作戰。這些藝人中，不僅有早已經被揭露與達賴喇嘛合影的李連傑，還有新近發現與「達賴集團兩核心頭目」坐在一起的王菲、梁朝偉和胡軍等人。

正如「中國西藏網」一篇批評這些藝人的文章所披露的，藝人明星去印度參加佛教活動或者支持藏獨「並非沒有前科」：王菲、劉嘉玲、梁朝偉、趙薇等人已多次前往，莎朗．斯通、比約克、朱莉婭．羅伯茨、布拉德．皮特、安吉麗娜．朱莉、李察．基爾等等明星更是態度鮮明。讓更多中國人知道他們的言行，瞭解政治與宗教都存在多元選擇，而不是像央視宣傳的那樣，不肯順從中共就「不得人心」，是一件好事情。

胡軍已通過微博發表聲明，承認春節期間攜家人赴印度參加新年祈福法會，但是不知道「有所謂的分裂集團頭目在場」，表示「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堅決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言論和行為」。即便不知道「分裂集團頭目」在場，一個信奉佛教而且前往印度參加法會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達賴喇嘛在佛教信眾中的尊崇地位。這種聲明顯然是在壓力之下發出的。「愛國網民」還在期待王菲就範。他們以為這是「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誤會。這些明星所怕的，是權力部門的打壓。他們知道，掌握包括網絡在內的媒體批評權力的，並非普通的網民，而是黨的宣傳部門。

流亡中的民主政府

遺憾的是，中共宣傳部門掌控的媒體，對這些事件及其背景「揭露」得太少了。比如，他們提到的「達賴集團」或者「分裂集團」是什麼？與王菲等人坐在一起的「兩核心頭目」是誰，幹過什麼事情？

這個「集團」就是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或者稱西藏流亡政府，是達賴喇嘛1959年出走印度之後建立的行政中心。中國媒體提到「達賴集團」時，還在說「落後的農奴制」。事實上，西藏流亡政府早已經實行了現代民主制度：1991年，實現了議會直選；2001年，實現了第一次民選行政首領噶倫赤巴；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在政治上退休，徹底終結傳統的政教合一制度，將行政權力完全交給新當選的噶倫赤巴洛桑森格（次年改稱司政）。

眼下，西藏流亡政府正處於新的大選季節。3月20日，世界各地近13萬流亡藏人將在630個投票點，選出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45位議員。作為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沒有表態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人們甚至猜不出來他的傾向。

那兩位「核心頭目」之一，就是本屆大選的候選人之一邊巴次仁。他現任西藏人民議會議長，是現任司政洛桑森格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共媒體沒有交代清楚，或者說有意誤導的是，和洛桑森格一樣，邊巴次仁贊同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也就是放棄獨立主張，通過對話謀求中共承諾的藏區真正自治。

真正的藏獨主張者

不僅如此，洛桑森格和邊巴次仁還要「和藏獨分子鬥爭」，說服選民反對獨立，支持「中間道路」。因為，本屆候選人中，作為他們的競爭對手，有一位真正的藏獨主張者李科先。和其他候選人相比，李科先出生于青海，長期生活在中國，被人認為更瞭解中國。他曾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分裂國家、達賴喇嘛間諜三項罪名判刑18年，保外就醫後於1997年逃往印度，現為西藏政治犯運動組織會長。

在達賴喇嘛的崇高聲望下，一個反對他的「中間道路」的藏獨主張者脫穎而出，不僅體現民主政治的多元和包容，也體現了部分藏人對北京政府的深度失望。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信號。

和王菲等明星坐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核心頭目」，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內政部長嘉日卓瑪，中共媒體沒有「揭露」的是，該政府的六位部長中，有兩位女性。另一位是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相較于中共高層領導，其性別比例更趨合理，更符合現代民主政府結構。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