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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 星期六

鄭美姿 - 中國人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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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七年前一個冬日的下午,在挪威奧斯陸巿政廳,正舉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典禮開始,不是鑼鼓張揚,而是一把女聲唱道:「冬天不久留,春天也要離開,春天要離開。」這首歌叫Solveig's Song,由劇作家易卜生填詞,是一首挪威的百年老歌。歌詞最後兩句,這樣完結:「你回來之前,我也一直獨自等待;就算你到了天上浮雲處,我也會前去相見。」

那是為劉曉波而舉行的頒獎禮,歌聲在十二月飄雪的北歐天空縈繞;而當刻劉曉波正於遼寧錦州,地址為南山里八十六號的一座監獄裏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則因丈夫獲獎,而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與外界聯繫全失。

劉曉波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因言入罪,不能出席領獎。這變成一場沒有得獎者的頒獎禮,台下有觀眾,台上只有大會為劉曉波準備的一張空櫈。諾貝爾委員會想邀請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在典禮上為劉曉波奏樂。張萬鈞在美國波士頓出生,他獲邀後沒有立即答應,因為害怕。是的,張萬鈞根本是美國人了,但他仍然害怕,當時他這樣說:「我需要多一些時間考慮,確保不會遭到報復……我在中國還有親戚,我問父親,他希望我不要去。」

除了張萬鈞,大會還向一隊中國兒童合唱團作出邀請,讓他們親臨挪威的現場表演;事緣劉曉波曾說過,他喜歡孩子的歌聲。但最後合唱團拒絕了,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害怕,他們害怕一旦出國了,將不能回家。最後大會改由挪威的兒童合唱團表演,他們喜樂地唱了一首自己國家的民歌,臉上沒有懼怕。

2017年5月7日 星期日

鄭美姿 - 看着一個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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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上月中,一個叫池燕蘭的單親媽媽,佗着長滿腫瘤的大肚子出席立法會公聽會,她患有結節性硬化症,惟所需藥物不在名冊內,需由病人自費購買。她一邊抹眼淚一邊訴說病况,一張長滿腫瘤的臉令她搵工時屢屢碰壁,猶如懷胎十月的巨肚,更阻礙正常生活。三十六歲的年輕媽媽育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同樣遺傳此症。

真的,我好久沒見一個如此亟需援助的香港人,兩手空空在鏡頭前開腔求憐,而她需要的,不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個心臟或器官,她只要一隻藥物來控制病情,而藥名叫mTOR抑制劑。我以為這隻藥起碼十萬八萬吧,但不,藥費每個月原來只是二萬蚊。而這裏是香港,人均儲備量全世界排第三。林鄭特首選舉印一百八十三件短袖Tee都花了六萬蚊,更別提政府注資五十八億元擴建迪士尼。

這些錢香港都花得起,但我們沒有花兩萬蚊去給一個罕見病患者買藥。我好震驚,過去咁耐一直沒有人幫上了忙,一個健康社會應該有好幾張安全網,在事情未直達天庭檢討藥物資助機制之前,她想要得到治療的呼喊,沒有被記者發掘到,甚至沒有被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在社交媒體上流傳過。

她在立法會上說:「我真係唔想死,我唔甘心是否三十幾歲,就要被這個病折磨死。我唔甘心,求吓你哋幫吓我哋。」帶着一個大圓眼鏡的她,聲音柔弱地控訴。但這段片給傳媒播出來時,她已經死了近一星期。

我翻看過去十九年關於這個病症的新聞報道,發現曾有四名病患者接受過媒體訪問,當中有兩人獲得了來自讀者或報社基金的燃眉捐助。不過池燕蘭的故事,都寫在她離世之後。我久久不能釋懷,因為十幾年前,我也訪問過一個患了罕見病的孩子。明日再續。


鄭美姿 - 患罕病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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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前文提及,香港付得起五十四億元注資擴建迪士尼;但我們沒給患有結節性硬化症的池燕蘭,付每月二萬元的藥費,讓她死去,留下同樣遺傳此症的十三歲女兒。政府該用幾多納稅人的錢救幾多病人,錢我有份,話事我沒份。所以唯有相信社會的安全網,由人的惻隱心編織,大概比官僚的政府更可信。

十一年前,有個護膚品牌的公關,跟我說了一件事。品牌推出的護膚膏,很適合一種罕病患者塗抹;品牌在台灣的支線,遂贊助使用,並搞了一個圓夢之旅,安排十五個罕病孩子和家人,到香港的海洋公園玩耍。

二○○六年一個大暑天,我和攝記在海洋公園採訪他們,汗流浹背,始知流汗是一種福氣;因為眼前小孩所患的表皮分解性水皰症,會令全身每寸皮膚自行破損、起水皰、流膿,永遠處於潰瘍的狀態,時刻伴隨如深度燒傷的痛楚。

孩子中有個十三歲的男生叫凱文,他僅七個月大時就給送進花蓮一間孤兒院,父母不要他,但院裏一位高阿姨對他特別心疼,日花好幾小時替他包紮傷口,管吃管睡,放假還把他接回家跟自己的仔女同食同睡。後來我和他們成為朋友,有一年去台灣,我到孤兒院探望,男生光榮地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同伴認識。有一幕是我和他坐在汽車裏,他把頭輕輕地靠在我臂膀上,我卻因為害怕他潰爛的傷口,而別過面孔,沒有好好地抱一抱他,慚愧至今。

中間很長一段日子,我們失去聯絡,我心裏憂戚他已不在人世。去年夏天,我身在台灣,鼓起很大勇氣再摸上那家孤兒院,遠遠我就把他認出來。二十三歲的凱文按「條例」已不能再在孤兒院生活,但院方通融,高阿姨仍然把他當兒子一樣照顧。由不同人自行接連的網,也能把一個脆弱的生命,穩穩承載。

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

鄭美姿訪問趙德胤:拍攝緬甸蠻荒實况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21


【明報專訊】電影《冰毒》最後兩分鐘,是一頭瘦骨嶙峋的牛,四條腿遭五花大綁,兩隻黑眼珠被嚇得凸了出來;牛還喘着粗氣時,頸骨便啪一聲給扭斷,喉嚨被破開,溫熱的血汨汨流滿了鏡頭。

隔着電腦屏幕也看不下去,我瞇起雙眼,自齒縫間吸一口氣,一股腥臊充斥肺葉。

這裏不是緬甸,我定一定神;這裏是銅鑼灣一家精品酒店,空氣是帶點刺鼻的香薰油味道。

導演這齣戲的人叫趙德胤,今年將憑此片代表台灣,出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而他來自緬甸,移民台灣;在緬甸時他拿的是手槍,去替被人砍了一刀的姐夫報仇;在台灣他用的是電影,去重現緬甸最赤裸的真實:「我們是在緬甸那種社會混出來的人,是知識分子,也是激進分子。我的認知裏沒有吵架這個字,要不就打架,即是你們所說的野蠻,所以連拍戲,都是瘋狂的去拍。」

很多評論認為《冰毒》的結局過分血腥,電影大師貝托魯奇則形容為「冷靜、殘酷卻很優雅」,李安也特別趕去紐約的翠貝卡影展,只為看其首映。

趙德胤自己則這樣看:「這段結局比起在緬甸發生的事,還不算殘忍。」

趙德胤給我遞上卡片,一望見卡片上兩行像煞英文「c」的緬文,我忍不住低呼一聲:「我剛去了緬甸一個月,回來兩個幾星期,再看到這個文字覺得很眼熟。」

他瞪一瞪眼睛:「怎麼能去一個月?」

我像是他鄉遇故知:「所以帶着一身病回來了。」

那個討厭的緬甸 要回來先要離開

然後他的眼睛落在我的左邊面,臉上受感染的皮膚,就是自緬甸帶回來的其中一個病,皮膚科醫生也看不好,但我覺得這個江湖郎中似乎有料到。

接着這個導演開始診症:「你吃了什麼藥?現在是惡化了還是改善了?夠三星期了嗎?其間有沒有發燒?沒有?那應該只單純是皮膚表層的過敏,毛囊炎,緬甸太髒了,水也不好什麼?你還在河裏洗澡?水裏有蟲的呀,你們外國人受不了的!《冰毒》我們拍了十天,由台灣去的工作人員全部病倒了,每天都拉肚子,病足十天。年幾前我回緬甸拍另一部戲,病到我以為自己真的要死了,最後跨境去泰國醫病。回台灣後身上都長了疱,去照超聲波,才發現肚子裏生了蟲。外國人是受不了的,我都受不了。」他頓一頓,再說了一句:「連我去緬甸,都會討厭。」

他討厭自己活了一整個童年的地方,因此當初想盡一切辦法要逃到台灣念大學,學成後又不住返回緬甸透過拍電影來緩解鄉愁,那是多麼矛盾的感情。趙德胤不過三十二歲,但長如鐵軌的回憶,令他變成一個老頭。

家鄉,不離開永遠無望

那是緬甸北部的Lashio,趙德胤在那裏住到十六歲。他拍過的好幾部戲,全都在Lashio偏北的地方取材。我當日乘的一輛跑全國主要幹線的大巴,最後一個站就是Lashio。那是最近中緬邊境之處,住着最多的中國華僑,我曾因為反正閒着而打算多乘七、八小時車晃去那裏看看,但賣票人的表情告訴我那裏幾乎沒有什麼,所以我就是沒去到那一站。

「小時候和現在,Lashio也是一樣,沒變過。我是家裏的么子,二哥二姐都到泰國打工,兄姐曾經以為打工養我,我的生活就會愈來愈好。但最後他們都覺得如果你不離開這個地方,人生大概就沒有希望,待在這裏,生活永遠不會變好。」

販毒賺大錢 被拉也光榮

趙德胤很會讀書,成績總是最好的,但從沒有同學或老師因此而誇過他;班上有些同學家裏販毒,因此買得起車子,又能吃得好,同學都羨慕,連老師都尊敬他們:「很多人父親因販毒被拉了坐牢,也不是禁忌,還很光榮的,因為有錢啊。當整個社會都窮,價值觀也就偏差了。」

他每晚睡覺前,都希望明天一早醒來全世界都改變了,一切重新開始:「我每一天對所有的生活現狀都不滿意,天天都想改變。改變一定要冒險,冒險去賺錢,任何可以賺錢的事我都會做。如果我沒去台灣,我長大後一定會販毒,我一定會幹非法的事,因為我自小那種想要賺錢去改變的心太強了,我會不惜一切的。」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趙德胤終於離開了他很討厭的緬甸。那年他十六歲,家裏花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大概港紙八塊錢),買來一張台灣學校入學試的報名表,他從六千個報考者中考上頭五十名,獲台灣學校取錄。家裏再花了半年時間籌錢,終於籌措了約二萬元港紙,用來「送」給層層疊疊的官員,最終辦好一本去台灣的緬甸護照。「護照七月十五號發下來,我十六號急不及待即刻要離開了。」

僅帶二百美元 到台灣買個希望

他十六歲,帶着二百美元,承載着母親和四名兄姐的盼望,一個人到達台灣機場,行李裏放了一套全家人省吃儉用給他買來的最上好的西裝:「我們以為外國人無時無刻都穿西裝的。」那天他跟自己講了一句說話,就是他來台灣的目的,不是念書,是賺錢,只有賺到了錢,生命才能改變。

翌日去到學校,他被告知要交一千美元的學費,他的賺錢生涯也就正式開始了。「我去做地盤,也去做廚房,打工為主,上學為副。」一直到他考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修讀設計,為的就是有多些時間打工賺錢。「我連畢業功課為什麼會交上了一齣短片,也是因為拿攝錄機去替人家拍婚禮賺錢,才興起了拍片交功課的念頭。」

他那齣畢業作品《白鴿》獲選為系裏的第一名,並憑此晉身釜山影展、哥本哈根影展、里昂影展等,取得台灣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從此受到注目。「一路走來,我不過為了生存。我去台灣之前連一齣電影也沒有看過。我的人生直到二十三歲,賺夠了錢給家裏蓋了一個房子,Lashio的家終於有了可以住得人的房子,家裏很好了,我才覺得我一直給錢困擾的問題終於結束了。我的人生開始可以做一些跟錢沒太大關係的東西了,也意味着人生另一種痛苦的開始,就是你閒着沒事就胡思亂想。」說着他的眼睛又落在我的左臉,我那一塊受了感染的皮膚,他打趣道:「就像你也是想得太多了吧,才會想到走去緬甸一些不毛之地體驗人生。」

拍片解答想不通的人性問題

從那個時候開始,趙德胤一直在拍緬甸一種最赤裸的真實,有關貧窮的、有關毒禍的:

「去到一個地步我停不下來,我需要拍這個電影,去解答我想不通的人性的問題。你知道嗎?我拍的片去過這麼多國家的電影節,但電影節根本不需要我,裏面厲害的導演太多了,他們不需要一個緬甸的。就像你的報紙,你今日不出來訪問我,大家都仍然可以活得好好,可能只是你需要這個東西,你需要透過這個東西去表達一種你的想法。我在情感上也是這樣需要電影,它讓我把自己的一點東西表達出來。」

同學際遇比電影更戲劇性

每一齣電影,都是他心裏一種鄉愁。這個斷言自己如果沒去台灣、留在緬甸終必會販毒的人,最後因着上天的一絲憐憫,把他的人留着再遣送去當導演,大概也是人生的一種安排,否則電影《冰毒》的現實,將無從告訴世人。他說:「我國中那一屆有七十個學生,當中三十人做了毒品生意,另外五個人犯了事被槍斃死了,有四人因嗑藥死掉,十幾個人現正在坐牢。」這個畢業班同學的際遇,比他拍的電影還更有戲劇性。

最恐怖拍片體驗 拍玉礦場染病險死

他剛出爐的新片《挖玉石的人》,現正於荷蘭電影節首映,被譽為亞洲版的血鑽石,那是他待在緬甸最北部綿延百公里的玉礦場的紀錄片。拍那個戲他每天跟挖玉工人一同吃一同睡一同拉,就此染了大病,幾乎死掉,最後他跨境去了泰國看醫生:「留在緬甸看醫生怕會死得更快。」他說那是他經歷過最恐怖的拍攝體驗,異常惡劣的地方,氣溫只有兩三度的山區,方圓百公里也沒地方有熱水,他大半個月沒洗澡,某一天聽人家說兩個小時車程外有一家店子,那裏可給你燒熱水洗澡,他立即就騎摩托車去了。「去到才知道,每逢一月他們才會幫人燒水,我急得大嚷你每個月人工多少,我付你一個月薪水你只要燒一點熱水給我。最後因為機器的問題,爐不能開,我再騎兩個小時車返家。」

千千萬萬礦工悲歌

趙德胤沒多說為何他對玉礦場情有獨鍾,要在那個危險的戰區堅持一年拍了這部紀錄片。但其實他的大哥曾冒險到玉礦場挖玉石,希望為家裏圖點大錢,趙德胤每日都期盼大哥會否挖到一塊真正漂亮的綠玉,而最後大哥就如其他千千萬萬個礦工一樣,玉沒挖成,卻染了一身毒癮回家。

在緬甸對抗是一定流血

形容自己骨子裏野蠻的趙德胤,曾經因為在玉礦場工作的姐夫,被一個小混混用刀砍了一刀,而號召了幾個軍人朋友,帶着手槍和武器去報仇,還不過是五六年前的事。而手槍當然是靠嚇的,但他那伙人也真的用槍托把混混打倒地上,結黨逞兇的事迹瞬間在家鄉流傳,他卻說這種名聲可保護家人平安。惡人天不怕地不怕,卻竟然跟記者說,香港雨傘運動的新聞片段讓他看不下去。

「我們在緬甸長大看過好多社會運動,要對抗就一定死人流血,這樣歷史才會留下紀錄,當下才會有影響。這種就是我們給教育出來的野蠻。」因此當他看着香港人幹嘛上街抗議遭警方追打,卻毫不還手的時候,他就覺得困惑:「如果我去參加這些運動,一定藏一根棍子,警察一動我,我立刻就回打他。我們在緬甸上街,棍子、頭盔是必備,你怎能不帶武器?」

他知道自己緬甸式的野蠻,因此台灣反中、或者是佔領立法院,他心裏非常支持,他從來避免評論,也不敢現身。「我們這種人一去就有危險了,所以我跟台灣的導演是這樣說,如果你們反中要打雜,一定算我一份,如果你們只去吵架,就不要預我。反正我不怕講大陸的壞話,大陸就是把最劣質的食品、醫療用品等運到緬甸去,造成了全國社會都面臨的很大的健康問題。」

文 鄭美姿
圖 李紹昌、網上圖片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