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斌 - 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

Vic：本文出自黃哲斌先生的部落格，反對政府收買媒體，反對置入行銷的朋友，請加入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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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借用了John Denver的經典老歌歌名，「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最近常哼唱這首歌。順帶一提，此曲於1966年發表時，原名為「Oh Babe I Hate To Go（喔，寶貝我不想走）」，好吧，兩者都能代表我的心境。

因為從昨天起，我離開了工作十六年又五個月的《中國時報》。

離開的原因很單純，不是跳槽、不是資遣，不是優離優退，而是「我再也無法說服自己，這是個值得託付的行業」。

說來矛盾，兩年前，我調回報社擔任調查採訪室記者，期間沾了一群優秀同事的光，陸續參與「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氣不低頭」等系列報導，兩任總編輯給予極大的尊重與空間，一方面，這差事是值得賣命的、這報社是值得賣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來越難獨善其身、越來越難假裝沒看到，其他版面被「業配新聞」吞噬侵蝕的肥大事實，新聞變成論字計價的商品，價值低落的芭樂公關稿一篇篇送到編輯桌上，「這是業配，一個字都不能刪」。

然後，它們像是外星來的異形，盤據了正常新聞版面，記者努力採訪的稿件被擠壓、被丟棄。記者與主管被賦予業績壓力，不得不厚著面皮向採訪對象討預算、要業配，否則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配合報社政策」。

一家親愛的報紙同業，甚至採取浮動薪資，廣告拉得多，業績達成率高，才能享受較好的待遇。另一家報紙主管開會時，公然指責不配合的女性同仁說，「大家都在賣屁股，你不要自命清高」。

於是，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商DM與政府文宣。

所以我遞了辭呈，辭職理由填寫很翔實：「台灣報紙業配新聞領先國際潮流，自認觀念落伍告老還鄉」，我希望留下紀錄，或可作為一種溫柔的抗議，一種委婉的提醒。



在此同時，我必須聲明：

一、我抗議或提醒的對象，是整體報業環境。有些同業的賣相更凶狠、姿勢更難看；而且我必須說，《中國時報》待我不薄，我也付出自己最精華的青春歲 月，如今拍拍屁股，兩不賒欠。我衷心寄望這家六十歲的老報紙，除了錙銖計較下一季的財報，也能一如老闆蔡衍明的社慶宏願，「不僅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華人媒 體集團，更能成為最有影響力、最受尊敬的媒體集團」。

二、我無意指責或鄙視任何個人，報社裡有許多我尊敬的同儕，他們大多比我認真敬業、大多像我一樣痛苦無奈，然而這時節這景氣，誰沒有老母幼子要養？ 而且，我也曾是奉命行事的一份子，因此，我沒有權利批評任何人，但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反覆地說：業配新聞是欺瞞讀者的，違反專業倫理的，破壞社會信賴的怪 物。

三、先講好，我的人品一點都不高尚，我貪財、好色、嗜酒、物質欲望強、騎50cc機車偶爾會超速、曾有刷爆信用卡的紀錄。但至少，我知道，這一行有些不該跨越、不該碰觸的紅線，越過此線，左邊是山岩峭壁，右邊是斷崖狂濤，毫無閃躲會車的僥倖空間。

舉幾個例，當我跑社會新聞時，不只一位朋友找我「開店插乾股」，電玩店、理容院，他們只要我的記者名銜，我一毛錢都不必出，就能坐領乾薪，但是，我回絕了；

還有一位三溫暖大亨，打電話希望當我的「麻吉鬥陣」，我自己開條件，只要我不再寫他的三溫暖有公共安全疑慮、不再寫他因色情按摩被警察抄店，可是，我也拒絕了；

或是澳門賭場業者曾號召一個「記者砲兵團」，邀請社會記者去澳門旅遊，包吃包喝包住包女人，只要寫篇豪華賭場見聞即可，我還是咬著牙拒絕了，一位相熟的同業，三天兩夜帶了一打保險套。

各位，請再讀我的唇：我的人格並不清高，我也不是吃齋念佛，難道我不想點頭如搗蒜說「好好好好好」？我當然想，想得要命；只不過，我更相信，「人生總有非賣品」，並非世間萬物身上，都有一個標價牌。

例如，讀者的信任；例如，專業判斷與良知；例如，自己的人格與報社的信譽；例如，寫或不寫的自由權利。

業配新聞破壞了這一切，奪走了這一切，它以每字一、兩百元的代價，將新聞變成廉售的開架商品、「整合行銷」名目下的一項配件、政府標案的簡報甜蜜點。抗拒業配的主管或記者，反而變成害群之馬，變成昧於現實的唱高調者，變成觀念落伍的侏儸紀恐龍。

所以，我承認自己老了，笨了，落伍了，半年前，我就決定離開新聞圈，從此投入三件事：
一、我將進行一項長期的採訪報導與評論，揭露置入行銷如何影響新聞自由、政府與企業如何藉由預算控制媒體內容，我的部落格也無限期改名為《【圖解】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算是我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也是送給我曾摯愛的、餵養我十數年的新聞報業的臨別贈禮；

二、我將發動一項連署串連，反對各級政府花費公帑置入行銷。在各種業配新聞中，公部門以納稅人的辛苦錢收買媒體，最是可議，我常說，「政府左手伸進我們的口袋，拿錢賄賂媒體，然後將右手伸進我們的腦袋」，花博、ECFA、國光石化…政府不努力為政策辯護、不努力作民間溝通，現在連文宣廣告都懶得做，直接砸錢買新聞，這是一種最最混蛋加三級的媒體控制。

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反對這種「掏口袋、騙腦袋」的雙重剝削，更何況，現任總統當選後，曾向記協、媒改團體簽署一份「反政治性置入性行銷」的承諾書（點此放大），我們只是喚醒他的記憶而已（按此連署，部落格左列也有連結）。



這項連署的訴求對象，當然包括朝野政黨。民進黨執政時，以置入行銷控制媒體的紀錄也很抱歉；早在七年前，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就打算統一發包買媒體，我當時發表一篇「游院長，為何『置入』錯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溫故知新。

三、凡是任何機關、團體、學校、機構對此議題有興趣，只要人數超過三十人，歡迎寫信到news.onsale@gmail.com，或在部落格左上角留言板以「私人留言」邀請，我都願意無條件演講分享，我一概婉拒演講費、車馬交通費，也請勿準備排骨便當、雞腿飯或西點小餐盒，開水我會自己帶。

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願意與任何人交流溝通「媒體置入行銷」議題，特別歡迎各級政府新聞聯絡單位、企業公關部門、廣告公關公司或媒體採購人員、媒體經管階層或業務部門，以上不受人數限制，蔡老闆、王老闆或其他老闆尤其歡迎（大笑）。

最後，這裡從一個貼貼小孩照片、聊聊喝酒讀書、發發中年牢騷的部落格，被迫轉型為一個機機歪歪的議題部落格，實非得已，還望黃大寶、黃二寶的粉絲別打我。

我最近重讀五年前，前輩記者林照真在《天下》的深度報導：「誰在收買媒體？」，感觸益發深刻；五年來，台灣媒體的怪狀不但沒變少，而且業配手段越發「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沒筆誤），從業者的痛苦掙扎尤甚於前。

幾年前，我仍任職於中時電子報，當時目睹業配新聞「和平崛起」，廣告主試圖介入新聞產製流程、試圖讓記者與編輯成為企業公關部門的附庸。然而，編輯 部至少還肩負守土之責，換句話說，「吵完一架大多還挺得住」；而今，零星戰役早已結束，專業倫理的防線一路潰退，除非你抱定「不幹最大」的決心，否則只能 眼看新聞版面逐步被廣告侵蝕、瓜分，更可怖的是，你無法望見未來的底線。

這故事一言難盡，我們就從明天開始。

【註】此文歡迎助印轉寄，不提作者或出處網址都行，只要附上文中連結即可，無論你要按一個讚，或按一個幹，我都沒意見。

我相信，以中時的言論自由風氣，這篇溫柔提醒不會招致任何形式的文字獄；萬一，我的部落格莫名其妙被「河蟹」了，被「網路長城」了，我希望中時當局給我一個合理說法，否則我會嚴正抗議「馬英九還我牛」。同時在另一個部落格裡，我會持續書寫，不會就此閉嘴。

田習如 - 你看的是新聞？還是廣告？

政府帶頭買新聞，花的都是你我納稅錢！
日期：2010-11-24 作者：田習如 出處：財訊 360 期

Vic：這是一篇難得的好報導，向本文作者田習如及《財訊》的編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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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馬英九在當選總統之初，曾簽字承諾不讓政府預算用於政治性置入行銷；雖然新聞學者出身的執政黨祕書長金溥聰，對置入行銷也期期以為不可；但是監察委員吳豐山日前發布的調查報告卻顯示，馬政府上台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置入行銷變本加厲，連中國政府都來參一腳！

現象一：近來部分電視台下午冷門時段的談話節目，出現了一些生面孔來賓，有的口才不佳，多半靜靜坐在一旁。他們是五都市議員候選人。電視台主管透露，相對於「名嘴」每集可得數千元車馬費，這些生嫩候選人則是付費在鏡頭前卡位，只求曝光打知名度，行情約是一集十萬元。

假報導、真文宣
商業到政治　橫跨各版面

現象二：勞保六十周年成果佳、北市府「路平專案」績效讚、交通部觀光局「台灣自行車節」好熱鬧……近來報紙、電視新聞上的這些「專題報導」，原來是勞委會花了五八六萬、北市府花一六八萬、觀光局花一三六萬元公帑而來的「媒體報導採購案」。

現象三：九月間《中國時報》一整版的「西安市專輯」，標題「科技實力超強 經貿『錢』力無窮」等篇，以及八月《聯合報》整版「湖南省系列報導」，標題「八大精品旅遊路線……」等篇，遭監察委員吳豐山調查指出，這些配合中國各省市政府高層來台參訪時機所出現的報導，實為台灣媒體向中國官方收費的置入式行銷。

前述現象顯示，政治性置入行銷才在台灣發展不到十年，卻已經頻出「新招」，還挑戰了《選罷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競選宣傳和中資廣告的限制，主管機關難道「有法不管」？

先從置入行銷在台灣的蓬勃發展談起。所謂「置入」就是把宣傳目的融入媒體內容，精髓就是要讓民眾誤以為看到的廣告宣傳是「新聞報導」。這種作法在商業廣告上老早就風行海內外，國際上主要是置入於戲劇節目、電影，較少在新聞中置入。

台灣從商業性跨到政治性置入行銷，甚至由政府編列預算大做「假報導、真文宣」，則是不到十年的事情，而且幾乎僅見於台灣。正在進行置入行銷系列研究案的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即表示，從未聽聞其他國家有以政府預算進行媒體置入的案例，連國際新聞自由觀察機構的人員也對台灣現象嘖嘖稱奇，他們頂多聽到俄羅斯官員或商界收買個別記者，「從來沒有像台灣這樣，由政府買掉自己國家的新聞自由，還讓別的政府（中共）也來買自己國家媒體的新聞自由！」

張錦華指出，置入行銷對媒體而言是專業崩潰；對政府而言，用納稅人的錢來買媒體宣傳政績、為首長歌功頌德，則是行政倫理的破壞，兩者都威脅民主的發展。

專業崩潰、尊嚴掃地讀者分不清

一般人認識「置入行銷」一詞，多半始於二○○三年民進黨政府的新聞局長葉國興，提出由中央信託局統一招標高達十一億元、整合各部會的行政宣導置入媒體案。學者觀察，扁政府當年為扳回低落局勢而想對媒體砸錢宣傳，引來國民黨、輿論、反對媒體大力抨擊；但時移勢異，國民黨重奪政權後，同樣也在馬英九民調支持度大滑之下，開始了鋪天蓋地的撒錢置入媒體行動。

諷刺的是，親藍的《聯合報》當年對扁政府置入行銷批判最力，如今聯合報系已成馬政府置入行銷政策主要受惠對象，於是換上親綠的《自由時報》對此大加撻伐。

政治性置入行銷的模式，近年不斷「精進」，最盛行的是打上「專輯」、「專題」名稱的全版報導式置入，例如民進黨大高雄市長初選的「秋菊之爭」期間，四月底高雄縣政府就花九十五萬元買下《中國時報》一個全版的「縣政成果專題報導」。更驚人的是○八年底，時任閣揆劉兆玄有次連續接受《中時》、《聯合》、《工商》、《經濟》四家報紙「專訪」，竟是新聞局花錢買的置入行銷報導，當時四家報紙的處理方式，有的不具名，有的僅由總編輯掛名，新聞同業一望便知有異，但一般讀者自然無法分辨。

如今，由跑線記者直接具名、完全融入一般新聞版面、連內行人都不一定分得清的置入行銷，已被部分報紙接受。某報主管透露，這種「完全置入」的行情是一字一百多元，若要搭配照片，一張三萬多元，因此一則一千多字的「新聞」，十幾萬元就買得到了。

本刊統計今年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的政府採購決標公告中，案名直接冠以購買媒體「新聞專題」或「專題報導」的共有三十三件、四三八五萬元，若加上叫作「專題企畫」或「專題行銷」的媒體購買案則共達八千六百萬元，這還不包括政府機關以「整合行銷」等其他名目，或以非公開招標方式可能涵蓋的媒體置入行銷。甚至，在招標名稱上即大剌剌寫著「置入」的，例如六月台灣菸酒公司委託聯合報系「公關置入」案，十一月《中國時報》標得高雄市府環保局「置入行銷案」等。

中央部會對一般性政策的置入，例如勞委會、司法院年度宣傳預算，大多讓國內四大綜合報紙統統有份，但地方政府的藍綠之分就頗明顯。例如《聯合報》是台北市政府的最愛，從花博、路平專案到「台北好好看」都有專題報導採購案可拿；綠色執政的高雄市、台南縣政府則由三立、民視兩家偏綠電視台得標較多。

花錢如水、人民淌血
一路買到底

至於這些採購案的內容，恐怕多會讓納稅人看得心裡淌血，例如馬總統「向人民報告」記者會，要花錢買時段播精華版；桃園縣人口破二百萬，本來就是新聞了，還要花錢置入媒體做報導；甚至還有標案指名置入某電視台一個帶狀的調查報導式節目，變成其中的一節單元。

事實上，不分置入與否，政府已成台灣媒體僅次於建築業的最大廣告主。根據尼爾森調查公司（AC Nielsen）統計，○九年建築業總廣告量約四十八億元，比○八年衰退，政府的廣告量則近十七億元，比起○八年逆勢成長二成多。

本刊根據公開資料，統計一至十一月主要媒體以自己公司名義拿到的政府宣傳標案（含一般廣告、置入行銷及座談會等），大贏家依序為電視台的民視、東森、三立；報紙的《聯合》、《中時》、《自由》（詳附表）。這還不含聯合報系標得花博門票、紀念品販售等新聞「業外收入」。

《聯合報》業務主管透露，該報每月約一億多元的廣告收入中，屬於「業務配合」（置入行銷的另一說法，簡稱業配）的比重約三成，甚至由編輯部自己找來的業配案每月也有一、二千萬元。每次績效報告會議，業務主管都不忘「謝謝編輯部的配合」。《中國時報》業務主管也不諱言，若是記者拉來的置入行銷案，有抽成五％（如總編輯等主管抽成比率更高）的制度。

提供記者業績誘因，簡直讓新聞行業尊嚴掃地，兩大報雖不乏對置入行銷抗拒的記者和編輯主管，但仍不足以扭轉大環境，只能在置入的程度、個案敏感性當中爭取空間。電視新聞亦然，某新聞台主管坦承，業務部門交來的置入案件新聞部都會配合，只是在每節新聞內的則數不能太超過，否則這些宣傳報導會影響收視率，他也感嘆「置入行銷裡面其實有不少『好新聞』，例如農委會置入的小農故事，有些真的很好看，但是沒有重口味、刺激性，若不是出錢買時段，電視台自己也不會去做這些新聞。」

他律自律難求
國外嚴管、國內無法管？

雖然有人主張置入的報導不見得比媒體自己追逐羶色腥新聞差，不過無論如何，未標明的置入都是對讀者與聽眾的欺騙。美國ＦＣＣ（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定置入行銷必須充分揭露贊助廠商資訊；而美國政府要在媒體花錢宣傳，必須先符合國會的撥款條件，隱藏出資者的置入不可能過關。歐盟和英國也都嚴格禁止政府花錢置入媒體、新聞接受贊助。

立法院法制局曾針對置入行銷提出專題報告，主張在我國《政府採購法》中增列禁止用公家預算做置入行銷的規定。而ＮＣＣ（通傳會）對於商品、商標置入電視節目管很大，但對於政府部門隱藏的置入式報導卻束手無策，最近已討論要修改《廣電法》，規範兒童及新聞節目不可置入，並納入類似美國的揭露原則，但又打算允許「新聞專題」被置入，預料將在學界引起爭議。

如果立法讓人難以期待，寄望媒體自律又不切實際，那麼能否發揮市場消費者的懲罰力量？前提在於，讀者、觀眾是否知道，你看到的究竟是新聞還是廣告？

陳雲 - 宋朝文治與中國憲政——讀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

2010年12月12日

【明報專訊】香港俗人喜歡趕風潮。本年十一月，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在機場博覽館展覽了三個星期，觀眾接近一百萬人。張擇端的民俗風情畫，忽然成了中國最高的藝術精品，定名為「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風俗畫的境界不高，然而論到景物的佈局和定位，《清明上河圖》也有精巧之處。宋朝的畫師將景物定格，在畫卷上羅列，達致視野流轉和視覺均衡，然而這些卻被動畫版取消了。人物從關口行到城內，後面的空間卻無事物補充，形成難堪的空白或凌亂。

宋朝勝於唐朝

假若真的要動畫化，必須將跨媒體的呈現形式重新思考，將動態的景物重新佈局，這需要的不是一隊動畫製作人員，而是十幾個張擇端。在當今大陸，即使是出一個風俗畫師，也是不可能的事。《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也不是戲擬（parody），戲擬是有幽默感和諷刺意義的——例如在城內加幾家現代超市和地產經紀行，動畫版只是burlesque，惹笑的滑稽表演而已。宋朝的精緻風情畫，在今日變成滑稽表演，是中國文明的悲歌。

文化品味是政治開門〔Vic：開放？〕、經濟繁榮、思想自由和道德氣節支撐起來的。文化品味是判斷一個朝代是否盛世的最高標準。中國文明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史學家陳寅恪如此判斷。唐朝承六朝之亂，仍是中國文明的中興期，不是全盛期。盛唐有科舉，但門閥、世族和武將藩鎮仍在，典章制度仍不穩固，文治武功只是曇花一現，頃刻之間，便是藩鎮混亂和朝臣與外戚傾軋。初唐仍有些名臣，往後的士人很多是追逐私利的。宋朝雖然武功積弱，但士人之氣自始至終都是旺盛的，即使蒙古蠻夷滅宋之時，丞相文天祥寧死不降，陸秀夫背負宋帝在崖山投海自盡，隨宋帝跳海自殺、不受蒙古屈辱的軍民，有十萬之數，令蒙古大軍肅然起敬。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記述了這一幕。明朝出了許多吳三桂，宋朝卻是個沒有漢奸的朝代。

共和政治的萌芽

蕭書的第五章，「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宋朝文明的偉大與消亡」，值得細讀。

我們認識的宋朝，是《七俠五義》、《包公案》裏包公不畏強權、高舉正義的宋仁宗盛世，也有《水滸傳》描寫的宋徽宗的衰世。然而，由於《水滸傳》流行，宋徽宗的衰世便成了宋朝的共同記憶。然而，包公的宋朝盛世，足可稱道。宋太祖奪了後周柴氏的天下，立了誓約，後代登位之時，必須到此誓碑背誦其內容﹕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而且「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即使是單方面的誓約，也約束了皇權。宋朝以文官治國，皇帝不得私自下旨，詔令必須得到宰相副署，宰相甚至可以過問帝王家事。宋太祖建德二年，恰遇三位宰相相繼退休，趙匡胤想委任趙普為相，但無現任宰相副署，只好召開會議處理。朝臣建議效法唐代甘露事變之後宰相去世而必須臨時委任宰相的案例，由宰相之下的尚書副署，以便委任宰相。太祖認為不可。再次會議之後，決定用開封府尹副署，即是類似用首都市長副署的方法，解決此行政危機。蕭建生認為，宋朝中國已有了的共和政治的初階。

宋朝開始燒煤及以煤煉鐵，鼓勵商業，以營利稅收充實政費，因此可以增加進士的名額，官俸也極高，寒門子弟如歐陽修、范仲淹出士，生活富裕，可以人格獨立，不像唐朝的卑微，必須投靠世族。北宋的皇帝仁厚，官員上書論政或彈劾朝臣，從未受罰。士人互相砥礪氣節，即使結黨而爭，也是為了政策意見和天下利益而爭，並非為了私人利益，王安石、蘇東坡和司馬光之間黨爭，並不影響官員之間的君子情誼，落台者頂多是貶官和流放，不會遭受迫害。唐代的牛李黨爭，比諸宋朝，不可同日而語。

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人佔了六位；四大發明之中，有三項出自宋朝。然而，宋朝的文治、仁政和黨派共和並不牢固，皇室的私自誓約也不及英國同期的《大憲章》一般，有約束力。《大憲章》是貴族與皇帝之間的盟約，約束君權，是近代憲政的開端。

長期抗衡，催生憲政

蕭建生在書首高舉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以此來衡量中國文明，是無謂之舉。他寫宋朝的帝王誓約與英國的《大憲章》的比較，反而要着力一些。以我的讀史經驗而言，中國的大問題，在於憲政無從建立，大一統來得太急躁，摧毁了多元抗衡的力量。唐朝的盛世，是由於有漢末魏晉及南北朝的長期分裂所形成的地方藩鎮及京城世族的制衡，使得皇權受到約束，人才可以多出。宋朝的盛世也是承接五代十國的長期分裂而形成的多元制衡。然而，此種制衡由於缺乏憲政的保障，大一統之後，即使帝王自我約束權力，世族也慢慢被皇權吸納，經歷五六位帝王之後，便落入頑愚帝王和腐敗朝臣之手——例如宋徽宗及童貫、蔡京一類的朝臣。

近代中國之大患，也是滿清覆亡之後，分裂的時間太短，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南北對峙的局面由於日本侵華、蘇聯干預而過早結束，不能形成長期的多元勢力抗衡，無法立下盟約以互相約束權力，從而開啟憲政。清亡之後，過早來臨的大一統，不論是統一於皇權或革命黨，於憲政之建設，大大不利。故此，觀察近年大陸地方勢力因爭奪利益而彼此對立，甚至有時抗拒北京政令，即使是混亂而失序，反而是憲政誕生的契機。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歸亂而入正，此等黃老政術，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了。

劉曉波 -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中英對照)

I Have No Enemies: My Final Statement

Liu Xiaobo

December 23, 2009

Translation by HRIC, based on a translation by J. Latourelle.

劉曉波 -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2009年12月23日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June 198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Up to that poi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class to enter university wh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reinstated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of ’77). From BA to MA and on to PhD, my academic career was all smooth sailing. Upon receiving my degrees, I stayed on to teach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teacher, I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riting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created quite a stir during the 1980s, frequently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give talk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oing abroad as a visiting scholar upon invitat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What I demanded of myself was this: whether as a person or as a writer, I would lead a life of honesty, responsibility, and dignity. After that, because I had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take part in the 1989 Movement, I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 also lost my beloved lectern and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essays or give talks in China. Merely for publish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nd taking part in a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 teacher lost his lectern, a writer lost his right to publish,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alks publicly. This is a tragedy, both for me personally and for a China that has already see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When I think about it, my most dramatic experiences after June Fourth have been, surprising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My two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have both been provided by trial session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ce in January 1991, and again today. Although the crimes I have been charged with on the two occasions are different in name, their real substance is basically the same—both are speech crimes.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ghosts of June Fourth have not yet been laid to rest. Upon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I, who had been led onto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sent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ins of June Fourth, lost the right to speak publicly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uld only speak through the foreign media. Because of this, I was subjected to year-round monitor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ay 1995 to January 1996) and sent to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October 1996 to October 1999). And now I have been once again shoved into the dock by the enemy mentality of the regime.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this regime, which is depriving me of my freedom, that I stand by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in my “June Seco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twenty years ago—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None of the police who monitored,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me, none of the prosecutors who indicted me, and none of the judges who judged me are my enemies.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I can accept your monitoring, arrests, indictments, and verdicts, I respect your professions and your integrity, including those of the two prosecutors, Zhang Rongge and Pan Xueqing, who are now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me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on December 3, I could sense your respect and your good faith.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Hatred can rot away at a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nscience. Enemy mentality will poison the spirit of a nation, incite cruel mortal struggles, destroy a society’s tolerance and humanity, and hinder a nation’s progress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is why I hope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I look upon our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o counter the regime’s hostility with utmost goodwill, and to dispel hatred with love.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Everyone knows that it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brought abou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my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sing class struggle as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policy of the Mao era and, in its place, a commit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a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atred, and a process of squeezing out the “wolf’s milk” that had seeped into human nature.1 It was this process that provided a relaxed climat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gentle and humane grounds for restoring mutual affection among peopl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in keeping with humanity for the bursting forth of creativ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mpassion among our countrymen. One could say that relinquishing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t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at home has bee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has enab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to this very day. The market trend in the econom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gradual shift in social order toward the rule of law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Even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progress is slowest,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led to an ever-growing tolerance for social plur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regime and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force of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has also been changed from “turmoil and riot” to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gime to gradually accep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1997 and]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sign two majo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2 signaling China’s acceptanc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200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signaling that human right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gime puts forth the idea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ignaling progress in the CPC’s concept of rule.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eel this progress on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since my arrest.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Although I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I am innocent an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re un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one plus year since I have lost my freedom, I have been locked up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ne through four pretrial police interrogators, three prosecutors, and two judges, but in handling my case, they have not been disrespectful, overstepped time limitations, or tried to force a confession. Their manner has been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moreover, they have often shown goodwill. On June 23, I was moved from a location where I was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No. 1 Detention Center, known as “Beikan.” During my six months at Beikan, I saw improvements in prison management.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In 1996, I spent time at the old Beikan (located at Banbuqiao). Compared to the old Beik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present Beikan is a huge improve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hardware”— the facilities—and the “software”—th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humane management pioneered by the new Beikan,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integrity of detainees, has brought flexible management to bear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correctional staff, and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comforting broadcasts,” Repentance magazine, and music before meals, on waking and at bedtime.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allows detain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warmth, and stirs their consciousness in maintaining prison order and opposing the bullies among inmates. Not only has it provided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detainees, it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ir litigation to take place and their state of mind. I’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orrectional officer Liu Zheng,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me in my cell, and his respect and care for detainees could be seen in every detail of his work, permeating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and giving one a warm feeling. It was perhaps my good fortun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this sincer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kind correctional officer during my time at Beikan.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such convi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s political progress will not stop, an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sort of progr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is trial as I await the impartial ruling of the collegial bench—a ruling that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so, the most fortunate experience of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selfless love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wife, Liu Xia. She could not be present as an observer in court today,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you, my dear, that I firmly believe your love for me will remain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that I have lived without freedom, our love was full of bitterness imposed by outside circumstances, but as I savor its aftertaste, it remains boundless. I am serving my sentence in a tangible prison, while you wait in the intangible prison of the heart. Your love is the sunlight that leaps over high walls and penetrates the iron bars of my prison window, stroking every inch of my skin, warming every cell of my body, allowing me to always keep peace, openness, and brightness in my heart, and filling every minute of my time in prison with meaning. My love for you, on the other hand, is so full of remorse and regret that it at times makes me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 am an insensate stone in the wilderness, whipped by fierce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so cold that no one dares touch me. But my love is solid and sharp, capable of piercing through any obstacle. Even if I were crushed into powder, I would still use my ashes to embrace you.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My dear, with your love I can calmly face my impending trial, having no regrets about the choices I’ve made and optimistically awaiting tomorrow.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my country is a land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re the speech of every citizen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ll; where different values, ideas, beliefs, and political views . . . can bot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peacefully coexist; where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views will be equally guaranteed, and where the political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ful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where all political views will spread out under the sun for people to choose from, where every citizen can state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and where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voicing divergent political views.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 last victim of China’s endless literary inquisitions and that from now on no one will be incriminated because of speech.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ource of humanity, and the mother of truth. To strangl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stifle humanity, and suppress truth.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ne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inese citizen.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anything I have done. [But] if charges are brought against me because of this, I have no complaints.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Thank you, everyone.

謝謝各位！

Translator’s Notes

1. Writers in China today often refer to indoctrination with the ideology of class struggle as “drinking wolf’s milk,”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ra as the “wolf’s milk culture,” which had turned humans into wolf-like predatory beasts.

2. China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in 1997, and ratified it in 2001. It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 1998, but has not yet ratified the covenant.

明報社評 - 這一張空櫈 有無窮力量

2010年12月11日

【明報專訊】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大會以一張空櫈代表未能到場領獎的劉曉波。這一張空櫈的張力，不弱於劉曉波親自到場，因為它盛載着中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渴求和追求，同時亦對照出中國當局專制獨裁、高壓統治的一面。內地應對劉曉波獲頒諾獎的舉措，可用氣急敗壞、荒腔走板來形容，使中國的國家形象跌至谷底。中國當局要扭轉被動局面，必須放棄畫地為牢，主導政治改革，切實發展民主，讓人民得以更尊嚴地生活，使國家走上穩定、可持續發展的正途。我們深信這對中華民族，以至中共都是最佳的出路。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前，一名中國副外長曾向挪威政府施壓，但是諾貝爾委員會並不理會，仍然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近兩個月以來，中國當局應對劉曉波獲獎的一些舉措，與理性要求相去甚遠。

應對強蠻失態損國家形象

「孔子和平獎」不知所謂

在外交層面，中國遷怒挪威政府，但是無論怎樣施壓，也不可能改變運作了逾百年的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然後，中國策動各國不要派員參加頒獎禮，結果，在挪威首都奧斯陸派駐大使的65個國家，超過三分之二派員出席了頒獎禮。個別不派員的國家，不諱言是為了「國家利益」。不過，若僅基於「睇錢份上」順應中國的要求，這樣的同路人，即使再多，也只會換來恥笑。所以，在外交戰線，中國的作為收效甚微，更塑造了以金錢辦外交的負面形象。

對內方面，中國當局全面收緊控制，不但劉曉波的妻子劉霞「被人間蒸發」，她的蹤迹安危成為懸念。大批異見人士被禁足，連平日不熱中政治及維權事務，只是較敢言的學者，也被當局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出國。據知，一些被禁足者的家人也受株連，打擊面之廣，是21年前六四事件之後所僅見。昨晚，頒獎禮應沒有來自內地的人士，這固然反映中國當局封殺成功，亦同時說明了鎮壓力度之大和使人害怕之處，對於中國國家形象的負面衝擊恐怕會有深遠影響。

另外，一貫予人堅定權威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前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擺出惡形惡相，形象一落千丈。她的表現，當然反映中國當局的強硬取態，但是立場強硬，仍然可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陳詞，但姜瑜卻以揶揄、申斥記者的方法來作回應，盡顯理屈詞窮的事實。姜瑜的亂了套，不但自毁形象，也貶損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至於那個荒腔走板的「孔子和平獎」，更是不知所謂。這個急就章的東施效顰，反而顯得開自己玩笑，醜態畢呈，莫此為甚。更令人擔心的是，內地如此「消費」連戰，對兩岸大局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還須觀察。

總之，中國當局以強蠻姿態應對，以為可以矮化和抹黑劉曉波獲頒諾獎，但是事態證明，中國當局打壓力度愈大，劉曉波形象就更高大、更高貴，更突顯他獲獎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可以說，真正使劉曉波成為「中國良心」、未來一段日子成為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象徵的，諾貝爾和平獎只是催化劑，更主要的推手應是把劉曉波繫獄的中國當局。說起來很諷刺，卻是事實。

劉曉波被關在遼寧錦州監獄，還有約10年刑期，他不能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身分在監獄外活動，但是他的影響力，於中國內外都不容忽視。外國與中國交往時，可以預見劉曉波會成為議題，中國的對外關係會否受到影響，值得留意。對內方面，內地雖然全面封鎖消息，但是劉曉波獲諾獎的事，會漸次在各個層面發酵擴散，以內地深層次矛盾的深重，劉曉波有可能成為所有維權、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精神領袖，正如曼德拉坐牢，卻成為南非黑人爭取推翻種族隔離、自由民主的精神領袖一樣，劉曉波已經具有類似條件。

所以，劉曉波的張力，會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對於中國當局而言，在囚的劉曉波可能是夢魘。中國否定諾貝爾和平獎所宣揚普世價值的同時，卻不能建立一套廣為中國人民接受、尊重人民的價值觀，即使不是劉曉波，還會冒出其他的「陳曉波」、「黃曉波」。中國當局若要擺脫西方價值的纏繞，別無他法，只有政治改革。

我們過去多次指出，現行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已經不能適應隨着經濟飛躍發展、社會急速轉變的需要。權力、市場、社會的失衡，不但導致深重的深層次矛盾，長遠而言，必定會窒礙經濟健康發展。另外，中國當局以高壓維穩，無視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已不停地衍生嚴重貪污腐敗的事實。這樣的維穩，只會愈壓愈不穩。內地的一些有識之士早已對此不停發出警號。

中共必須主導政治改革

走自由民主可持續之路

我們同意現階段無人能在內地取代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與其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不如順應時代的發展，主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徹底緩和社會矛盾。包括劉曉波在內的不少異見人士，其實只是要求中共主導中國的政治改革，賦予人民自由和民主，使中國走上穩定、可持續的發展大路。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盼望中國能以和平方式推動政治改革，不願見到暴力革命的到臨，故此我們希望中共能承擔上述歷史責任，繼經濟改革之後，為國家民族奠定萬世太平的基業。

李怡 - 空凳是人權的缺席，也是對人權的等待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2月11日

一個位於北歐、人口不到500萬的小國，一百多年來每年遴選一位對世界和平有傑出貢獻的人物。在全球各大國環伺，政治、經濟、軍事紛紛施加影響及壓力之下，就憑着人民所信賴的評選委員會對普世價值的堅持，由於選出的絕大多數獲獎者實至名歸、深得全球大多數人的認同，而建立這個不僅被認為是殿堂級、甚至被認為是上帝級的獎項。環顧百多年世界各國設立多如牛毛的獎項，沒有一個及得上這小國的堅持。向這獎項吐唾沫的人，唾沫只會回落到自己臉上。

昨天，一年一度的頒獎禮，放上了一張空凳。空凳的簡單意義，是得獎人缺席。因頒發的是和平獎，故獲獎者的缺席，即意味他所屬國家的和平缺席。

和平，與人權有重要而直接的關係。當人民過着無自由的奴隸生活，在暴力壓抑下的「和平」就不是真正和平，而是「同而不和」的小人的「和諧」。因此，空凳的另一象徵意義，是獲獎者所屬國家的人權缺席。

如果世人對這個國家的和平與人權的缺席仍有懷疑的話，那麼頒獎禮前當局一系列的嚴控、監視、斷手機、斷網絡、逼外遊，甚至禁止6人以上聚餐等嚴重侵犯人民權利的法西斯壓制，就自我證實這個國家的和平與人權正正是一張空凳。

一張空凳，也象徵着真話在這個國家的缺席。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有100多個國家與組織表示支持中方的立場。但她沒有把國家與組織分開來說，究竟有多少是國家，多少是組織，它們的名字能否公開？這些國家與組織在中國壓力下不參加頒獎禮，是基於利害考慮還是支持中共的高壓政策？

幾乎全人類都看到這張空凳，只有獲獎者所屬國家的十三億人看不到空凳，因此這個國家人民的知情權，也是一張空凳。

頒獎禮以女高音的歌聲拉開序幕，這首挪威作曲家EdvardGrieg所寫的名曲《Solveig's Song》，由易卜生填詞，歌詞說，冬去春來夏秋又至，一年過去，「但我知道你會回來」，「你會發現我在等你」，「你孤身上路」，但「上帝會賜你力量」。這歌聲，不謀而合地表達人們對劉曉波獲釋的期待，頒獎禮隨後讀出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這段話賦予那首歌新的意義：「我」是指中國人民，而「你」則是指自由、法治、人權。「我知道你會回來」，因為上帝會賜「不自由毋寧死」的自由以力量。

在諾獎主席亞格蘭(ThorbjornJagland)的致辭多次引起歷久不息的掌聲，尤其他說一定要釋放劉曉波的時候。小提琴家張萬鈞演奏中國歌曲《茉莉花》《彩雲追月》和英國作曲家EdwardElgar的《愛的禮讚》。《彩雲追月》是中共早年的革命作曲家任光的作品：「一樣的相思／一樣的離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親人啊親人我在盼／盼望相見的明天。」

劉曉波在他的陳述中，談到他與妻子劉霞的愛情：「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彩雲追月》像是對二人高貴愛情的頌歌。

《茉莉花》是被意大利歌劇家普契尼選作歌劇《杜蘭朵》主旋律的中國民歌。「好一朵茉莉花，滿園的花開賽不過它……」是不是也意味着它是自由民主的鮮花呢？

挪威演員LivUllmann讀出劉曉波的陳詞，她說：「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改進本不抱希望。然而，受諾貝爾和平獎的刺激，中國的內政外交已發展到荒謬卑鄙近乎瘋狂的地步了。基於物極必反的原理，恐怕也不能排除有一個審慎樂觀的期待吧。而諾獎的刺激，說不定正是對中國政改的激勵。

放上獎狀的空凳，也象徵對中國人權的等待。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演辭全文

2010年12月11日

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突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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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和王后陛下、閣下們、女士們、先生們，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向的觀點是，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緊密的聯繫。人權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我剛才所讀的，是今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公告的第一段。

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正被隔離監禁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監獄裏，不能親自出席今天的儀式。他的妻子劉霞或其他親屬也不能前來。因此，今天我們不會頒發和平獎的獎章和證書。

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我們對他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衷心祝賀。

歷史上，曾經有多位和平獎得主無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事實上，最有歷史意義和最具榮譽的幾項和平獎中，就有好幾項在頒發時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也有很多次，雖然獲獎者得以前來，卻遭到了本國政府的強烈譴責。

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奧西茨基也未成行，並在一年多之後去世。

安德列．薩哈羅夫1975年得獎時，也是激起了驚濤駭浪。他也沒有能夠親自前來領獎，而是由其夫人代為出席。1983年和平獎得主列赫．瓦文薩(華里沙)也經歷了同樣的境遇。昂山素姬1991年獲獎令緬甸政府惱怒不堪，她也沒能親臨奧斯陸領獎。

2003年，希爾琳．艾芭迪(伊巴迪)在榮獲和平獎之後來到挪威。儘管伊朗政府做出了種種消極反應，伊朗駐挪威大使卻出席了頒獎儀式。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1960年亞伯特．盧圖利和1984年圖圖(杜圖)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和戴克拉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突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雖然本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與劉曉波見過面，我們卻感到很瞭解他。我們密切地關注和審視他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劉曉波於1955年12月28日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他在吉林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後，於北京師範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該校任教。他曾在奧斯陸大學、夏威夷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1989年，他回國參加正在興起的民主運動。6月2日，他和幾位朋友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政府的戒嚴。他們發佈了由劉曉波起草的包含六點的民主宣言，反對獨裁、提倡民主。劉曉波不贊同學生與政府之間發生正面衝突，試圖用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緊張對峙局勢。早在那時，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6月4日，他和朋友們勸說學生撤退，以避免他們與軍隊的直接衝突。他沒有能夠完全扭轉局勢。很多人喪失了生命，大多數是在天安門廣場之外。

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我們樂於遵從他的意願。

劉曉波曾經說：「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天安門事件成了劉曉波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

1996年，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為由被勞動教養三年。他在2003年到2007年間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書寫了將近800篇文章，其中499篇寫於2005年之後。他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憲章》是在2008年12月10日發表的。正如憲章的引言所述，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零八憲章》呼籲保護基本人權，發表後已經有幾千名國內外人士先後在上面簽名。

2009年12月25日，劉曉波因判決書中所稱的「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構成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11年，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自始至終都堅稱，這項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憲法，也與基本人權的原則相悖。

在中國有不少持政治異見者，他們對很多問題持有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在冷戰期間，人們對和平與人權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眾說紛紜、爭執不休。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者和政治學家們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了這種關係的緊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他們所做出的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發現之一。民主政權會向獨裁政權宣戰，並且確實發動過殖民戰爭，但歷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的一個民主政權向另一個民主政權發起戰爭的實例。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更深層的「各國間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實現和平的先決條件，在沒有人權和民主的前提下是無法建立的。

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大國，曾經像中國那樣，在如此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如此迅猛的發展。從1978年起，中國連年保持着10%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幾年前，中國的生產總值超過了德國，今年又超過了日本。由此，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比中國高出三倍，但中國在繼續前進，而美國卻面臨重重困難。

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我們對美國在各個時代的角色都持有自己的看法。友邦和盟國都曾經因為越南戰爭和黑人無法充份享有公民權利而批評過美國。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很多美國人對此都頗有貶詞。但事後看來，正是由於非裔美國人群獲得了應有的公民權利，美國才變得更為強大。

很多人可能會問，今日中國處處顯示出強大的實力，那麼，一個公民因為對國家治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被監禁11年，這是否恰恰顯示出了中國的弱點所在。

這種弱點在劉曉波一案判決書中暴露無遺。判決書中強調說，影響尤其惡劣的是，他在互聯網上發佈自己的文章。但是，畏懼技術進步的人，最該畏懼的其實就是未來。資訊技術不會消亡，它只會進一步地開放社會。正如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在對杜馬的演講裏所說的那樣，「新的信息技術給了我們與世界相聯繫的可能。即使統治階級對此抱敵視態度，世界和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開放。」

梅德韋傑夫在說這席話時，針對的無疑是前蘇聯。強迫和管制民意，阻礙了這個國家參與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術革命。整個專制體系最終崩潰。如果能夠在早期就與安德烈．薩克羅夫這樣的人士開展對話，前蘇聯肯定會受益匪淺。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體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體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中國簽署甚至批准了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多項主要國際人權公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接受了WTO的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中國的憲法保障最基本的人權。《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的第一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劉曉波正是踐行了他的公民權利。他的所做所為無錯、無罪，因此他必須獲得釋放！

近100到150年以來，人權與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鞏固，和平也隨之而來。對此，歐洲的近代史就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因為歐洲曾經歷過多次戰爭的蹂躪，歐洲的殖民政府也曾經頻頻挑起過世界各地的戰爭。而今天，歐洲基本上可以稱為是「和平」之洲。二戰後非殖民化的進程，使一系列國家，首先是在亞洲，然後是在非洲，獲得了自治和尊重基本人權的可能性。以印度為首的很多國家掌控住了這個機遇。最近十年以來，我們還目睹了拉丁美洲、中歐和東歐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很多穆斯林國家，例如土耳其、印尼和馬來西亞，也在向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很多其他國家也即將改變其政治體系封閉的現狀。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衞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甚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劉曉波否認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等同於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侮辱。他堅稱，共產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同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國的變革需要時間，漫長的時間，政治改革將會也應當以像劉曉波所描述的「漸進、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進行。中國在歷史上做過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嘗試，結果造成的卻是混亂。但正如劉曉波所寫的：「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因此，他說：「無論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

中國政府對本年度和平獎頒獎結果的反應是，這是對中國的侮辱，還對劉曉波做出了極其消極的評價。

歷史上有過政治領袖試圖借助民族自豪感醜化持政治異見人士的諸多例子。這些異見分子轉身便成了外國間諜。有時，這種指控還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後果幾乎無一例外是可悲的。

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還在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言辭中有異曲同工的體現：「你要麼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敵人。」酷刑和未經審判的監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義被加以濫用。這樣的說法和做法就更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了反恐鬥爭。

雖然面臨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2009年12月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致劉曉波及為人權自由受苦受難的弟兄姊妹

當黑暗將要退去

而黎明已在遙遠的天邊

唱起嘹亮的凱歌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嚴冬將要完盡

而人類嚮往的春天

被封鎖在冰霜的下面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鐐鏈還鎖住我們的手足

鮮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們招手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悲哀的昨日將要死去

歡笑的明天已向我們走來

而人們說：「你們只應該哭泣」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冬天會過去，春天會消逝，但我知道你會回來

高牆阻不了掌聲

獎狀置空櫈 諾委會主席：劉曉波沒做錯

2010年12月11日

【明報專訊】「國王、王后，由於劉曉波不能來領獎，也沒有愛人能來，我們唯有把獎狀和獎牌放在場內的空櫈上。」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昨晚將寫着「LXB」（劉曉波名字縮寫）的和平獎獎狀，緩緩放在劉曉波的空櫈上。大會又宣讀劉曉波判刑前寫下的最後自辯書《我沒有敵人》，台下來賓感動流淚，起立致敬，掌聲不止。

遠在大陸的中國人，雖面對自六四事件以來最嚴密的政治及網絡監控，但仍有不少人為曉波獲獎聚餐慶祝，又或發起網絡上傳空櫈圖片行動，表達對民主的追求。一名網民留言說：「我堅信，我們一定會堅守到雲散，到天藍。」不少大陸網民都透過twitter文字直播關注頒獎禮，關鍵字提及「LiuXiaoBo」的信息以每分鐘數以千條爆炸傳播開去，頃刻間登上twitter熱門關鍵字榜首。

香港時間昨晚近8時，頒獎禮未開始之際，大會攝影師特意給諾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旁邊的藍色空櫈來個大特寫，告訴觀眾得獎者劉曉波仍被中國政府囚禁，妻子和家人被軟禁不能出境。未幾，頒獎禮的女高音為劉曉波高歌挪威名曲《Solveig's song》，吟唱道：「冬天會過去，春天會消逝……但我知道你會回來。」台下掌聲雷動近2分鐘，亞格蘭開始致辭，講述劉曉波從求學到民運，從六四到被囚的故事，多次用「非暴力」、「和平抗爭」、「保障人民權利」等字眼，形容劉曉波的言行。

主席致辭促釋劉曉波

當亞格蘭講到，劉曉波表示這個和平獎是為了紀念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時，全場即時熱烈鼓掌。亞格蘭說﹕「劉曉波只是行使了公民權利，他沒有做錯，必須釋放！」

亞格蘭致辭期間，至少響起4次延綿逾1分鐘的掌聲，與會千多名人士多次起立，向台上的空櫈致敬。致辭完畢後，亞格蘭拿起一本深藍色諾貝爾和平獎獎狀，封面上印有劉曉波的普通話拼音簡寫金漆大字「LXB」，準備頒獎。他向台下的挪威王室致意說：「國王、王后，由於劉曉波不能來領獎，也沒有愛人能來，我們唯有把獎狀和獎牌放在場內的空櫈上。」然後徐徐走近劉曉波的座位，把獎狀放在椅背前。挪威又一次掌聲雷動。千里之外，不少中國網民在 twitter上激動留言道﹕「我怎能忍住眼淚！」

四次掌聲 來賓流淚

其後，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奏起《彩雲追月》及《茉莉花》兩首中國作品。挪威演員兼導演莉芙烏曼（Liv Ullmann）朗讀劉曉波被判刑前寫的自辯書《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道﹕「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場內不少來賓聞言掉下眼淚。

由於早知劉曉波及其親屬不能領獎，諾委會特意把劉曉波的相片擺放在頒獎台中央。攝影師又不斷捕捉場內的中國民運人士，柴玲、封從德、何俊仁，一個個從鏡頭閃過。其中，柴玲緊緊閉上雙眼良久，百感交集。

外交部﹕政治鬧劇

美國白宮、歐盟和法國昨均高調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再度猛轟諾委會和西方炮製這場「政治鬧劇」，稱「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司法主權，這一正義立場得到世界上百多個國家和重要國家組織理解與支持。偏見和謊言站不住腳，冷戰思維不得人心。」在會場附近，則有約50名挪威華人抗議，稱頒和平獎給劉曉波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決定。

劉霞家外 天羅地網

公安佈防 手機干擾

【明報專訊】劉曉波妻子劉霞住在北京西三環玉淵潭南路，住宅大院外昨晚有20多名香港及外國記者等候，當局則佈下「天羅地網」，距離500米外是警車戒備，大批公安和便衣在周圍執勤，附近還停泊了一輛無線監聽車。雖然劉霞家整晚熄燈，但現場記者多認為，當局如此嚴密防備媒體，相信劉霞一定在家裏。獲劉曉波太太劉霞委託，負責聯絡工作的楊建利昨表示，雖然劉霞不能到挪威，但相信她會用盡所有方法了解頒獎禮的情况，亦很清楚在場嘉賓的想法。

整晚熄燈 劉霞料在家

諾貝爾獎委員會10月宣布劉曉波獲得和平獎後不久，劉霞便無法再透過twitter等渠道跟外間通訊。法新社昨引述劉曉波夫婦的朋友Jean-Philippe Beja說，他從第三者打聽到有關劉霞的消息，「她會看書或繪畫，每天都有跟母親及弟弟通電話，她的情緒似乎還好（ok）」。

路透社報道，昨早一批德國外交官曾試圖造訪劉霞家，但被現場公安「請走」。雖然昨晚北京氣溫低至-5℃，但在劉霞寓所外，當局明顯加強監控，在門外看守的警員及居委會人員都較平日多。劉霞家南門外有無線監聽車停駐，還有多輛普通車輛停駐，車裏有的是軍裝公安，有的是便衣；劉家周圍亦有便衣巡邏，記者在北門外20米便被便衣截住盤問。記者使用的手機信號遭到嚴重干擾，撥打及接聽電話時，不時傳出「嗤嗤」聲，甚至還多次掛線。

禁傳媒直播 店舖停業

晚上8時後，在場警員更禁止任何現場直播，有日本電視台作直播狀，隨即遭4便衣盤問，便衣人員還用掃描儀器搜查記者群是否有直播信號。

昨晚劉曉波家所在社區南門兩旁，所有商舖停業，更有工商局官員親自前往檢查。昨晚7時許，有記者欲到距劉霞家100米遠的一家茶館暫時取暖，工商局人員就跟入監視。有商戶稱，前日收到玉淵潭南路工商所電話通知，指以附近軍委有重大會議為由，通知周圍商舖，10及11日兩天，道路兩旁商舖必須歇業。

素姬挺曉波﹕盼良心犯全獲釋

奧巴馬﹕曉波比我更值獲獎

【明報專訊】剛在上月獲釋的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接受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訪問，力撐與她一樣無法親赴挪威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她表示，相信劉曉波獲和平獎，將對中國民主進程起積極作用，又表示身為一個良心犯，她一直希望所有良心犯獲釋，又鼓勵劉曉波應堅持自己的信念。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晚亦發聲明稱，頒獎予劉曉波，代表了普世價值，並說﹕「劉曉波先生比我遠為值得獲和平獎。」他又對劉曉波無法赴會出席典禮感到遺憾。

哀劉無法領獎

昂山素姬1991年獲頒和平獎。跟劉曉波一樣，她也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獲悉得獎。素姬曾憶述，當時遭軟禁，從BBC聽到自己獲獎，感覺「有點奇怪」。她說﹕「那明顯跟我有關，但又好像跟我全無關係。」她當年未能出席典禮，由兒子代為領獎及致辭。對於事隔19年後，再有一名和平獎得主因身陷囹圄無法領獎，素姬坦言感到「非常悲傷」，「身為良心犯，我一直希望所有良心犯都能獲釋」。她表示支持諾貝爾委員會今次頒獎的決定，並透露已致函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表達對中國在頒獎禮前夕施壓及多國不出席典禮的看法。

素姬說，她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得主當天，從收音機聽到消息，因為劉曉波是大熱門，所以並不感驚訝。她有聽過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素姬為了堅持民主被軟禁，15年來無法與兒子接觸，連丈夫去世也未能見最後一面。對於劉曉波及其家人目前的困境，她說﹕「我想說，一定要堅持自己的信念。」

劉曉波獲獎，不少輿論都關注得獎會否對中國民主進程有影響。對此，素姬的遭遇可能值得參照。素姬1990年領導全國民主聯盟贏得緬甸大選，但選舉結果不為軍政府承認，軍政府打壓反對派，並囚禁素姬。直至今年，緬甸才在軍政府操控下舉行選舉，而素姬本人過去20年大部分時間都遭囚禁。但素姬認為，得獎對她及緬甸民主進程有正面影響，因為令世人更關注緬甸民主運動。她相信，就算沒有得和平獎，軍政府也會軟禁她，「但得了和平獎後，人們更願意為我仗義執言」。至於劉曉波獲獎會否影響中國民主進程，她坦言﹕「我不太熟悉中國的情况，但我相信會有作用，但我不知道會有多大。」

「民主是當今大潮流」

昂山素姬被問道是否對中國最終出現民主有信心，她說﹕「民主是當今世界的大潮流，不止在緬甸或中國， 整個世界都是如此。」

鮑彤 - 人權為目標，和平為道路

——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和《劉曉波文集》而作

2010年12月6日

劉曉波先生起草08憲章，基礎是博愛；目標是伸張人權；道路是和平抗爭。以人權為目標，以和平為道路——這就是08憲章的宗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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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革命的目的是結束帝制建立共和。革命的結果，先後產生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的合法性都來自「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是中國人普遍接受的國家體制。

早期的老革命，曾經誤入暴力的歧途。暴力革命被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抬到了絕對真理的高度：「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這個最高指示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可惜不是真理。

憤怒的群眾往往不由自主地拿起槍桿子。「逼上梁山」是值得同情的，甚至能夠譜出可歌可泣的史詩。但槍桿子只能發洩憤怒的火焰，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所謂「一怒而安天下」，是沒有佐證的無稽之談。陳勝，吳廣，赤眉，黃巾，五斗米道，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名目繁多的門、幫、會、黨，其中包括做成了皇帝的朱元璋，沒有做成皇帝的李自成和袁世凱、搞暗殺的汪精衛，打土豪的毛澤東，兩千年浴血混戰，我殺你，你殺我，多數為寇，少數為王，到底證明了什麼真理？證明槍桿子雖然出得了政權，出得了真命天子，出得了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偏偏出不了共和制度，保障不了老百姓的民權，從而不可能按照老百姓自己的意志——按照各種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協商、爭論、讓步、妥協和合作，——來解決民生發展和民族和睦的問題。

作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臣民，我作證：同1949年「解放」以前相比，我們現在離共和制度，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遙遠了。那時的國民黨的統治，沒有橫掃一切，既不深入，更不嚴密。現在共產黨的統治，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程度：選舉是等額的，行政、立法、司法是必須絕對服從共產黨統一領導的。全國各種官辦團體，都是黨管轄人民群眾的機構。一切媒體必須統一於主旋律。憲法用白紙黑字承諾了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處處存在着思想犯、言論犯和政治犯，幾乎使一切酷愛自由呼吸和獨立思考的公民為之窒息。不管是科學家、藝術家、作家、律師、實業家、政治家、軍人，還是老百姓，一旦被黨劃為「敵對分子」或者「嫌疑分子」，他們的全部活動就勢必受到黨和政府的監控。

正是在這種全方位的監控之下,劉曉波先生和我相識了。劉氏伉儷曾兩度光臨寒舍，都被「依法治國」的警方攔截在門外。第一次大概在十年前；第二次是2007年秋天。當局禁止公民們來我家作客，我們只能進茶館，這就好了，開明的警方逗留在近處或遠處實施監控。此後一年多，喝茶成了我們的慣例，每月一兩次。2008年劉曉波被「依法」抓走，無法親自喝茶，只好由劉霞代他喝。今年10月8日，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和劉霞就被「依法」禁止喝茶——我們又一次被善於「提高執政藝術」的政府，依據從來不向民眾公佈的「規定」，剝奪了人身自由。但我實在很不情願嘮叨這些瑣屑，因為同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公民的歷史紀錄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畢竟處在自己的人權最好時期，儘管她至今仍然沒有民選政府，沒有共和制度。

歷史和現實，教訓了08憲章的思想者：以暴易暴是屢見不鮮的，用暴力建立現代文明則難如登天。要使基本人權在中國落地生根，只能靠理性，靠和平，捨此無可由之道。我們之所以不敢附和「槍桿子面裏出政權」這個被毛澤東冊封的普遍真理，所以甘願以「和平、合法、非暴力」來約束自己，道理很簡單：用不文明的手段，不可能達到文明的目的。

劉曉波先生起草08憲章，基礎是博愛；目標是伸張人權；道路是和平抗爭。以人權為目標，以和平為道路——這就是08憲章的宗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經之路。感謝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是對人權，對和平，對佔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的最遙遠但又最溫暖的祝福。

我們的信念和某些人的信念確實有一些不同。有人口頭上可以反對一切特權，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維護「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的特權。我們主張，既在口頭上，也在實際上，取消一切人的特權，也就是立即無條件兌現憲法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們維護全體中國人的基本人權：窮人的和富人的，漢族的和非漢族的，民眾的和官員的，原告、被告和律師的基本人權。社會不是由單細胞組成的，客觀上存在着不同的群體。無論「特殊材料製成」的強者，還是非特殊材料製成的弱者，人人都應該有基本人權。毛澤東定下了六條標準，鄧小平確立了四個堅持，他們的繼承者又宣佈了三個代表，由這些六、四、三構成的意識形態，也許是真理，也許不是，因此必然有贊成、不贊成和反對的，因此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永遠存在着各種派別。大家都是人，就都應該有基本人權。——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應該有基本人權。被欺淩的弱勢群體應該有基本人權。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去住宅的居民應該有基本人權。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應該有基本人權。被警察法外執行的「勞改犯」應該有基本人權。「涉黃涉黑」的對象應該有基本人權。正在被黨進行「雙規」的嫌疑犯應該有基本人權。刑事犯也應該有基本人權，他們不應該坐黑牢，被虐待，受株連。即使是「四人幫」，同樣應該有權開口，他們有權拿出毛澤東的公開的或者秘密的最高指示來洗刷責任，法官和檢察官無權以維護光輝形象為理由，禁止任何人為自己辯護。

有人因此說我們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不是別的，共和國是人權高於一切的國家。憲法第二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也正是08憲章的宗旨。08憲章的提出，是為了通過保衛民權來保衛我們的共和國，不願意也不可能顛覆她！這就是真相。正是根據這一真相，在中國，公民劉曉波被「依法」判決為罪犯；根據同一真相，國際社會授予他以應得的尊崇。

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確實是有過的。至少有兩位名揚天下的顛覆者。第一個是以「無法無天」而自傲的毛澤東。他規定的制度是「大權獨攬」，「黨領導一切」。在憲法規定「屬於人民」的「一切權力」之中，領導一切的權力已經被黨拿走了，剩下來能夠被人民享有的，只有服從，除了服從，一無所有。另一個是發動和主持天安門鎮壓的鄧小平。他實行的制度是，毛在，毛說了算，我（鄧小平）在，「我說了算」，將來，由我的接班人說了算。人民說話算什麼？什麼也不算。一個人說了算，十幾億公民說了不算，這就是中國的模式，中國的制度。如果這也算共和，肯定不是普世共識的共和，而是中國特色的「共和」。任何神志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屠殺視為「共和」的產物。由此足以証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被毛澤東和鄧小平顛覆掉了，任何人不可能再顛覆她了。劉曉波之所以被「依法」判為「罪犯」，無非是努力挽救這個實質內涵已經被顛覆殆盡的共和國，如此而已。

有人因此把我們挽救共和國說成是「顛覆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共黨章總綱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是什麽？這是對黨權的限制。為了確保共和，為了實施憲法，也為了避免共產黨的腐化和墮落，必須限制黨權——這本來是共產黨用以自律的目標。要求共產黨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實行黨章，怎麼成了「顛覆」？用這種語言指責08憲章的人，肯定是一些既不懂共和也不懂《黨章》的小孩子。對這種人，應該理解，應該憐憫，不值得當真。

人權為目標，和平為道路，這就決定了我們没有把，也不可能把任何人視為敵人。我們眼中沒有敵人，心中沒有敵人。憲法不允許分裂人民，不允許對任何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認定自己無權踐踏任何人的基本人權，連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種問題都是不可思議的，當然更沒有權力去「區分敵我」。

劉曉波被定性為國家的敵人後，在法庭上宣告：「我沒有敵人。」這是一個宣言，是博愛的宣言，是要求摒棄繼毛、鄧以後沿用的用「區分敵我」分裂國家和統治國家的舊思維的宣言；是要求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取而代之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言。

劉曉波所代表的，不是仇恨，而是博愛,是善意和期待,是在和平道路上實現基本人權的真誠殷切的希望。《劉曉波文集》是一顆理性的種子，和平的種子。儘管處在敵意的烏雲的籠罩下，我仍然堅信，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全體中國人，遲早會綻出人權與和平的微笑。

惟有人人普遍享有基本人權的國家，才能夠擔當維護普世和平的重任。

蘆葦 - 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2010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的A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校長唔理我哋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着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嘢」，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班、攞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攞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攞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後記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中國以「危及國家安全」為藉口 大禁異見者出境

中國大禁異見者出境
和平獎頒獎前一周 突以「危及國家安全」阻撓
2010年12月3日

【明報專訊】距離下周五（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還有一星期，內地加強封殺異見人士及其家屬出境，以防他們赴挪威出席頒獎禮；封殺規模之大、涉及之廣，為多年來僅見。曾簽署《零八憲章》並在網上公開祝賀劉曉波獲獎的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前日從北京機場前往新加坡參加國際會議時被邊檢阻攔，理由是他出境「危及國家安全」。茅于軾痛斥此舉只能證明劉曉波獲和平獎的正確，更令他想起文革被抄家的荒謬歷史。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昨在網誌透露被禁出境詳情，他稱，周三（1日）下午去首都機場，準備去新加坡參加喜馬拉雅流域開發國際合作會議，但邊防以「危及國家安全」之名阻攔他﹕「（事件）使我想起文革，我家被抄，掃地出門，愛人被剃了光頭，我被鞭打流血，反而說我是首都的危險分子。現在我被阻出國，反說國家安全受威脅。同樣的邏輯 。」

茅于軾赴星開會被阻

茅于軾對本報說，他要參加的是一個民間討論會議，他也準備了會上發言的提綱，同類國際會議之前參加過上百次，這次是首次被禁出境，當局從未問過他參加的會議名稱，亦未查看會議文件。茅于軾被認為是「體制外」經濟學家，發表了不少非主流、包括批評政府政策的言論，由於曾參與聯署《零八憲章》，以及曾聯名呼籲釋放劉曉波，他稱對今次遭遇已有預感，一周前曾致電公安局，問出國「會不會有問題」，「電話另一頭說『不可以』，但沒出書面警告，於是我想先去試試」。他強調，諾貝爾獎領獎一事，他與劉曉波妻子劉霞無聯繫。

茅于軾嘆息，他昨日在個人博客上發表文章《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至上》，不到10分鐘即遭刪除，「網管的效率可真高。我們納稅人花錢養了一幫限制我們自由的人，真夠倒楣的」。

艾未未去韓國也不准

同時，異見藝術家艾未未昨天在首都機場欲往韓國時亦遭公安攔截，不許出境。他猜測，當局或擔心他轉道往挪威，但他並無此打算。在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後，多人被限制出境，包括維權律師莫少平、江天勇、李蘇濱、劉曉原，學者徐友漁、賀衛方、崔衛平等，他們大多在劉霞邀請出席頒獎禮的名單上，但部分異見人士的家人也無辜受到牽連不准出境，如維權人士胡佳的妹妹、律師滕彪的太太、學者丁東的兒子等。

異見人士家屬受牽連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昨在twitter上透露，同在劉霞邀請名單上的《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其女兒原定計劃元旦期間來香港旅遊，但上月中旬辦理港澳通行證不獲受理，工作人員答覆也是「出境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吳思原打算下周一（6日）去新加坡參加關於中華文化的研討會，亦已辦好簽證，聽聞此事後主動放棄，「不折騰」。

至於劉霞則被當局軟禁多日，外界已無法聯絡她。有網民總結當局近來的荒誕舉動是「兩個凡是」：「凡是劉曉波的親戚，遠的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軟禁；凡是劉霞公開信中提到的人均不能出國，無論何種理由。」

81歲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對於被禁出境相當不滿，他其後在網誌發文表示令他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歷。他接受本報電話採訪時表示，當局限制異見人士出境，更證明劉曉波獲和平獎的正確。

稱證明劉曉波獲獎正確

「在這件事情上，政府做得很不妥當。」茅于軾有份連署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10月初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茅于軾曾在網上連署慶祝獲獎的聲明，他相信今次被拒出境與此事有關。茅于軾相信，此舉並非最高層領導人決定，「這種做法只證明了劉曉波獲獎的正確，對統治階層一點好處都沒有」。

茅于軾相當敢言，除了發出與主流不同的經濟學觀點，他在網誌也經常發表關注人權問題的文章，從基層民眾待遇到城管警察打人，他都一一痛批。

料連署獲獎聲明被盯上

他昨天接受訪問時語氣平和，並不顯得特別激動，他表示，人權保障的滯後，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必須基於平等和自由，交易各方的人生和財產都在法律下獲得充分保護。但中國目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他表示，綜觀世界，沒有人權的國家都是窮國家，而經濟發展得好的都是人權保護得好的，中國若想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消除特權，發展民主法治。

籲把握機會改錯除特權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存在特權，近年又有所回朝，甚至比國民黨時期更嚴重。」茅于軾認為，特權與人權此消彼長，有了特權，就難有人權。他認為，世界大國應該在全球舞台上推進人類進步，包括人權進步，中國應順應世界潮流，而非對着幹，「劉曉波獲獎，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機會，去改正以前所犯的錯誤」。他表示，既然中國領導人這麼愛面子，就應藉此機會改正，令領導人更有面子，在國內外更受歡迎。

明報記者

周富美 - 但願人皆健

台灣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日

以82歲的高齡離開祖國在海外隻身流亡，光是這個年紀，就夠驚人的了。被譽為「中國民間防愛滋第一人」的婦產科醫師高耀潔，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拒絕參加遊行，被關在停屍間8個月，期間曾因不堪凌虐自殺未遂，被切掉五分之四的胃。40年後，高耀潔在1996年接觸到一名感染愛滋病的婦女之後，一頭栽進了愛滋防疫工作，直到2009年8月，為了寫書揭開中國愛滋疫情的真相，這位行走蹣跚的老人，只匆匆拎了一件穿了多年的灰外套，手裡抓著一個血壓計，一腳跨出大陸，逃到了美國。

筆者投入愛滋報導工作10年來，曾在2008年前往高耀潔老師位於河南的寓所拜訪，當時就曾被她在客廳裡掛的一對「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字畫所震撼。高耀潔出走赴美一年之後，在今年10月15日於美國紐約的中國城，發表她在台灣出的第一本新書《揭開中國愛滋疫情真面目》，我買了一張機票，飛往紐約出席高老師的新書發表會，以示敬意。

從中國發現第一個愛滋感染者迄今，25年過去了，估計中國的愛滋感染者約有一千萬人。在2003年，中國官方公布的愛滋感染者人數只有84萬人，到了2009年，卻又降到74萬人。為了「揭黑」，高耀潔帶著記者到愛滋村採訪，官方卻在農村放出風聲，懸賞500元人民幣阻撓她進入，至於記者的賞金則是50元。

「當說真話記者難」
身為一名記者，說真話，報導真相是天職，但是近幾年來，不論是在言論自由的台灣，或是箝制新聞的中國，只是為了要當一名說真話的記者，卻都越來越難。

裹著一雙小腳的83歲的高耀潔，她不只診治病人、下鄉發送衣物，還把從世界各國獲得的近100萬元人民幣的人權獎金，用來印刷傳單和書籍，寄送給偏遠農村的愛滋病患，並為了說出中國的愛滋疫情真相，忍受孤單流亡赴美。高耀潔所做的，早已超越了醫師和記者的天職，只為了實踐「但願人皆健」的想望。

在紐約短暫停留5天期間，每天早上看著高耀潔自己用微波爐煮熟兩顆水煮蛋，啃著兩片全麥麵包當早餐，下午就從冰箱裡，端出中午吃剩的爛麵條，加熱了之後再喝掉，晚上餓了，就吞下幾片餅乾或麵包當消夜，其他的時間，就埋首於桌前寫作。「如果有一天必須回到中國，我要自殺，死在飛往中國的飛機上，不要給美國和中國的親友們添麻煩。」從紐約回來台灣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今年12月1日的世界愛滋日剛過去，高耀潔在我耳畔說的這句話，仍在心頭迴盪著。

作者為媒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