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林少陽 - 警惕黨國化的章太炎

明報   世紀版   20121012

章太炎為辛亥革命最主要的宣傳家。此一地位的奠定,主要源於兩件事。一是一九○三年其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因此而繫獄三年;二是出獄後主持位於其時作為辛亥革命基地東京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寫了許多魯迅後來譽之為「戰鬥的文章」。按理說,於中國國民黨黨史,其資格應位屬元老級,但辛亥革命後的章太炎素以特立獨行聞世,尤其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章太炎更對國共兩黨開火。

章太炎對共產黨的批判,至少見於其時才成立四周年之時,而他的批判也同時指向聯俄聯共的國民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章太炎在上海國民大學作題為〈我們最後的責任〉的演講,其中說:「現在的共產黨,並非共產黨,我們可直接稱他為『俄黨』。他們不過借着『共產主義』的名目,做他們活動之旗幟,……現在的廣東的黨政府──什麼『黨』、『不黨』,簡直是笑話,直是俄屬政府──借着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凡是借外人勢力來壓迫中華民族的,我們應當反對他,這是我們最後的責任。」國共兩黨聯俄的策略當否,自有史家評論,此處存而不議。由此可見,章太炎政治上不僅強調個人的獨立,也強調國家的獨立。他對依靠外國勢力進行革命的孫文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下的中共,都持明顯的批判態度。

至一九二八年,章太炎對其革命領袖,亦是其戰友的孫文之批判日見尖銳。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章太炎發表〈在招商局輪船公司股東會上的演說〉,說:「孫中山後來的三民主義,乃聯外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今日之中國之民不堪命,蔣介石、馮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禍首實屬孫中山。他們現在說以黨治國,也不是以黨義治國,乃是以黨員治國,攫奪國民政權,而對外仍以中華民國名義。」章太炎認為黨國化與袁世凱稱帝相去不遠,本質就是「一個黨要做皇帝」。在這一演講中,他甚至批判孫文和蔣介石此舉就是「叛國」,並借用一九二五年逝世的孫文遺囑用語說:「叛國者國民要合起討伐之。故吾謂革命尚未成功,國民尚須努力,應共奮起。」章太炎在此呼籲繼續革命,結束黨治,其呼聲,在其時可謂一聲驚雷,因為章太炎指出了國權、黨權與民權三者之間可能的對立。一個月後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申報》「本埠新聞」上刊出了一篇題為〈三區黨部呈請通緝章太炎〉的報道。此時此刻,與孫文、黃興並列辛亥革命「三尊」之一的章太炎,顯然已成為國民黨的敵人。

眾所周知,章太炎所批判的黨國體制,延續至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假如章太炎一九四九年後仍在生,我想章太炎進行這一類演講的機會都不會有。原因很簡單:黨國體制已經更為完善了。這是中國現代性最大的成果。

作者簡介:林少陽,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東京大學博士。2010年加入城大前,曾任教於東京大學。著作有《「文」與日本學術思想——漢字圈.1700-1990》等。

2012年10月11日 星期四

梁家傑 - 過橋抽板

明報   20121011

前律政司長、現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上周末於「一國兩制十五年之回歸與前瞻」講座中,爆出驚人言論。她不僅再次將23條立法和釋法問題擺上枱,更指五十年一定不能變是「錯誤」,又批評法官因「不認識」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才會「錯誤」判案……每字每句矚目驚心,直接衝擊著香港最核心的制度與價值。

梁愛詩也許說得對,香港人的確「不認識」由她描繪的中港關係。任何人打開《基本法》,只看到白紙黑字寫著:「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司法獨立」;「河水不犯井水」言猶在耳。記得我還是大律師公會執委時,在《基本法》頒布前隨團訪京,造訪了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喬曉陽,我就親耳聽見他承諾,釋法只有終審法院提請才會啟動。

在香港這個法治之區,一國兩制這個原則是高於人、高於政府的憲制性法律;但梁愛詩卻視之為麻醉、引誘港人和平過渡的藥餌,目的達到後,就過橋抽板、棄若敝屣!若然香港人一早「認識」到司法自主和獨立要為行政方便讓路,終審權隨時會被釋法推翻、司法覆核權被視作大逆不道,九七年香港有可能順利回歸嗎?

如果梁愛詩只是一位普通的前高官,我們大可對她的個人意見一笑置之。但根據過往經驗,梁愛詩從來都是中共的「馬前卒」——她的話並非無的放矢,一方面是向她心目中離心離德的港人展示權威,另一方面是將中央意圖改變香港的藍圖宣之於口,預告著未來的大動作。

2008年習近平訪港,提出「三權合作論」,可見司法自主和獨立從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四年過後,三權中的行政、立法已經染紅,傳媒作為第四權亦屢遭打壓,只剩下司法一權繼續「不聽話」。中共看在眼內,自然要出手整頓一番。

洗腦教育一役,香港人小勝一仗,但可預見未來的戰事,只會愈來愈難打。擋住香港赤化,公民黨一定站在最前線;但一國兩制能否守得住,最終還要看香港人有沒有時刻警惕,一起企硬。


兩律師會反駁梁愛詩批法官
20121011

【明報專訊】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昨日罕有地先後發聲明,批評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日前炮轟本港法官不懂中港關係,並支持以人大釋法解決「雙非」問題的言論。律師會力撐本港法官有質素,直指釋法會削弱法治;大律師公會更明言,任何干擾司法獨立的舉措,均須「嚴加防範並慎重處理」。

「干擾司法獨立 須嚴加防範」

前律政司長梁愛詩日前高調批評法官判案,指法官對中央及特區關係缺乏認識,只懂以普通法解釋《基本法》,在1999年居港權案作出錯誤判決,認定人大釋法是解決雙非問題的最佳辦法。

大律師會:法官應專享釋條文權力

大律師公會在聲明稱,雖然香港法院一直承認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有詮釋基本法條文的權力,但因香港的司法體系沿用普通法,故按普通法系的基本原則,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應專享詮釋法律條文的權力。

大律師公會重申,獨立的司法系統是在香港維護及施行法治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及信譽等亦一直獲本地及世界尊崇,「任何干擾司法獨立或可能被視為干擾司法獨立的舉措,即使不違法,均須嚴加防範並慎重處理」,矛頭直指梁愛詩。

律師會則重申,香港法官的質素、品格及威望一直都受到尊重,又指若政府就雙非開始提請人大釋法,將會削弱終審法院的地位和權威,並損害香港的法治,呼籲政府謹慎行事。

律政司發言人回應稱,司法獨立和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又稱基本法第85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強調政府會繼續致力維護司法獨立和法治。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指出,梁愛詩在政府內已經無任何公職,認為她可以法律界專業身分發表言論,並不算干擾司法獨立。

劉紹銘 - 殺校絕招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樹下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收到威斯康辛大學舊同事轉來一條長長的「電文」,沒具名,只有Posted on August 12, 2012 by junctrebellion的字樣。題目是:“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殺校五招」,用的是動詞過去式“was”,這等於說美國的大學已經完蛋了。

文章所說的「完蛋了」的大學,是州立大學,經費直接來自州政府。1964年我是「博士候選人」,拿到Miami大學講師的聘書。年薪的正確數目已記不清楚,該是七千多元吧。(那時美國中西部的汽油是四毛五分左右一加侖。)除薪酬外還有標準的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

一個單身漢拿七千多元的年薪,在通脹前的美國鄉下生活,溫飽有餘了。除了房租和衣食外,還分期付款買了一部二手烏龜車。依「殺校」一文所載,今天美國大學老師的收入,只夠吃西北風。1975年,Temple大學教授年薪的起點平均是九千多至一萬。醫療、退休等福利外,還有其他優惠如教員家屬可在本校免費就讀等等。

說來難以置信的是今天Temple老師的薪酬跟1975年差不多。因為超過半數的老師已經做了臨時的「散工」,以鐘點計算工資。平均算起來也不過是在八千至一萬四千元左右。他們是教育界的散兵游勇,連會見學生的辦公室都沒有,更別說什麼醫療退等休福利了。

按最新的統計,今天全美的大學教授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一百萬拿的是短期合約,稅前年薪約為二萬元。美國今天再沒有什麼「教授治校」的神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階級」:學校高層行政人員和政府的「撥款委員會」。你問他們為什麼僱用這麼多「散工」?因為要節省經營成本。據2012年的數字顯示,今天學校的行政人員比教員多。學生的學費增加了,大多數老師當了散工,那麼省下來的錢到那裏去了?答案是:要付各式各樣的龐大行政開支。校長是CEO,年薪當然不能拿20K。足球隊是大學揚名聲的指望。金牌教練是足球隊的靈魂,少一個「子兒」也請不到。教員不打散工,冷門的「人文關懷」、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博雅」科目如果不「腰斬」或削減預算,那來的錢去應付這些巨額的行政經費?為了「開源」,學校的「科技」院系或可夥同大企業的發展部門一起做研究。美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這種「互利」的合伙生意,應該源源不絕。「全球暖化」的警告不利大企業的運作,於是總有不牟利的大學研究所及時發表另一套數據,證明「全球暖化」之說全屬「杞人憂天」。

美國公立大學儘管因經費問題而顯得四面楚歌,但雖然受創甚深,死是死不了的。因為大學教育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是「脫貧」唯一可靠的門徑。死是死不了,但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是事實。美國大學越來越「企業化」是大勢所趨。大企業的「是非觀」受制於「行規」,對knowledge一詞也有自己一套的定義。五十年前汽油四五毛錢一加侖,今天通脹了何止十倍。如果Temple大學的老師在2012年拿的還是1975年的薪水,的確要吃西北風。吃都吃不飽,老師那有氣力作育英才?“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讀來真像一篇〈祭散工老師文〉。

鍾祖康 - 對沈祖堯校長的驚艷與批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1日

我身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友,對這家大學並無好感,歷任校長也多屬潔身自愛之輩,沒有我期望的知識分子風範。

從沒想到,現在我終於看到有一位中文大學的校長─沈祖堯教授,表現出知識分子的風範了!早前,中大陳倩瑩同學因爭取公義判監三周,他即發公開信說,「在有需要時,我會以個人名義為她的訴訟提供經濟援助。我也會叮囑政政系老師及大學輔導長,和倩瑩保持聯絡,提供必要的支援。」原來沈校長在上任前的交流諮詢會上已明志以北大前校長蔡元培為楷模:「當年蔡元培未必同意學生立場,但也冒着生命危險救學生。我雖不如蔡元培,但也會盡我能力拯救學生,甚至自掏荷包幫學生打官司。」

到最近的反國教事件,當學聯號召在中大舉行罷課及「誓師大會」時,沈校長旋稱中大將予配合,並說支持同學表達訴求。

還有他對民主女神像的處理……

沈校長這些作為,在香港算是非常罕見的了。我相信,基督信仰在沈校長這些作為上面起了一些作用。

但我最近讀了他於十月四日在其校長網誌發表的〈我的中國心〉一文,發現了沈校長在認知中國上有一些有待超越的局限。此文馬上獲《文匯報》高度肯定並全文轉載。

文中有一段令我尤感不安。他寫道:「奧運會在漢城舉行。當我在看乒乓球的總決賽:中國對南韓,我為中國隊喝采歡呼,當中國隊勇奪金牌,我差點兒下淚。二○○八年北京奧運,中國運動員鄒市明成為了首位在男子輕蠅量級拳賽中贏得金牌的健兒。在賽後,他圍上中國國旗並說:『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

我一直認為,中國統治者長期利用體育運動為政治服務,正是典型的極權政府所為,是完全走上了邪門歪道。前蘇聯和前東歐共產國家,都如出一轍,但還不及現在中國瘋狂。中國政府為了刺激民眾的民族自豪感,令人忘記現實生活中被奴役的慘痛,麻醉人民對政府貪污腐化的反感,於是壟斷全國體育事業,用幾千家體育學院,幾十萬名體育教師,每年花費數以十億計人民幣,專攻奧運金牌。

研究顯示,一個中國奧運金牌的成本,起碼高達六、七億人民幣,甚至有指達到十億人民幣。為甚麼中國幼童願意承受那麼大的痛苦去接受非人訓練,當然是因為中國低下階層生活極苦,父母希望靠子女奧運奪金,先富起來。為甚麼中國女子運動員尤其出色,當然是因為中國婦女地位低微,欲借體育殺出一條血路。

所以,中國運動員奪金絕不可能令我自豪,我只想到這個金牌又令幾多萬個孩子失學?想到又有多少中國幼童為了讓一家人先富起來而含淚受刑?至於中國運動員勝出後圍上國旗高呼:「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更是典型中國愚民所為。五星旗是一面被中國共產黨騎劫了,代表着一個暴政,並另有嚴重缺陷的問題國旗。說「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也是天大笑話。現在中國每十個人中就有四人感染過結核病,一億多人患乙肝,一億多人有寄生蟲,一億多人營養不足。中國依然是頹廢委靡大國。我深信,假如中國政府把花在奧運奪金上的巨款用來改善醫療保健,中國人就比現在這副東亞病夫病容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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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待堂 - 沈祖堯校長那顆其實是非洲心
灰記客 - 我的XX心,論沈祖堯的網誌文章

孔捷生 - 去中國化和中國特色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1日

梁愛詩猛摑香港法官和司法獨立,是搞不清中央和特區的主僕關係,是去中國化、去中央化。對照此前林鄭月娥稱新一屆特區政府未有建樹,只緣多方掣肘,亦係指三權分立為禍香港。眼見國教洗腦指引被迫擱置,狼政府民望迭創新低,習近平還有不到一個月就上位親政了,「三權合作」竟無寸進,皇帝急不急尚未知,但太監急得實在憋不住了,始有梁愛詩這一記耳光,其力度只有薄熙來抽王立軍那記耳光差可比擬。

回歸十五年的香港,談「去中國化」是個偽命題,堅持一國兩制才是真命題,而捍衞香港基本價值,必然要抵禦「中國特色」強勢侵蝕。就拿南丫海難而論,盡顯「中國特色」的光芒──大陸每逢天災人禍,中央領導「重要指示」永遠是頭條;死傷多少是次要的,在黨的關懷下成功營救出多少人才是要點;切莫渲染不幸者的苦難,突出宣傳獲救者的欣慰和對黨和政府感恩;家屬一定「情緒穩定」,哪怕罹難者,託賴「主席喚,總理呼」的黨疼國愛,更兼「左軍姑,右警叔,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

中新社的南丫島海難報道就完全沿襲這套中國特色,標題要點是「成功救起九十五人」,內文要點是「國務院、交通運輸部和部海事局對此高度重視」,這是典型的特色造句。至於報道內地派出四艘專業救助船,儼然救人主力,而「現場還有香港方面的十五艘水警船、三艘消防船及六艘海事船」,「也正在全力開展搜救」。無疑,香港的紀律部隊並非主角,而是「還有」和「也正在」的陪襯。至於獲救者對祖國和中央政府的感恩,也是中新社下篇報道的新聞眼,只可惜沒有等到「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式金句,香港人反被這種中國特色假新聞激怒了。由此可見,梁愛詩指「香港思想未回歸」亦確乎事實,港人不吃這一套,如之奈何?

梁愛詩狂摑香港法律界,還有直取要害的一記裙底腳,她質問「究竟維護社會安寧、秩序緊要,還是個人權利緊要?」這正是中國特色之精粹。悠悠萬事維穩惟大。中國武警編制為二百七十萬,超過國防軍隊;維穩費用七千億,也超過國防預算,道理就在於此。

說到個人權利,在中國特色裏找不到這個概念,倒找到一段網謠:「組織就是你遇到困難時,它說無能為力;你遇到不公時,它說要正確對待;你合法權益受侵害時,它說要顧全大局;你受到誣陷時,它說要相信組織;需要有人作出犧牲時,它說組織考驗你的時候到了;需要有人衝鋒陷陣時,它說是你的堅強後盾;你取得成功時,它說是組織培養的。」

按梁愛詩「思想回歸」論,在「三權合作」之下,香港人就要告別個人權利和公民身份,而去做俯仰由人的國民了。

2012年10月10日 星期三

歐陽應霽 - 舌尖上的

明報   20121010

台灣某出版社引進內地「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的圖像文字版,編輯約我寫一段推薦。執筆那天不知是被誰得罪了,我「竟然」寫了一段文字如下:「一部紀錄片引發了全民為食的又一高潮,在眾多追捧和讚譽的背後,我們真正應該反思的是中國社會現實之殘酷,道德之淪喪,良心之蕩然。『民以食為天』在今時今日已經成為大眾的一種麻醉和逃脫,天不可測不可問不可抗,所謂舌尖上的快感可否平復社會的浮躁?消除心靈的不安?

寫完略作校對,確定這就是我此時此刻所想所說的,隨手一按就電郵出去了。

當然,不到十分鐘,我就收到了平生第一次被拒登推薦的回信。對方當然還是很客氣的,也明白理解我的觀點,但覺得此時此刻出版這書還是很值得的,而我的文字因為並不是針對書本身,就不會放進書中了,並請我見諒云云。

其實這也真的是私人小事一樁,換個位置站在對方出版社的立場來看,婉拒我這坦白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一片叫好的文字當中,忽然有這麼一段反調也的確是十分突兀和尷尬的。而想來叫人吃驚的這也真的不太像一向看來敦厚的我,一下子如此這般不留情面,難怪對方亦只好急急斬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亦讓大家知道了解不為公眾所知的我的一面:忍夠了,不得不實話實說。

再三思,也許該感激出版社編輯善意放我一馬,給我一條生路,不然白紙黑字激發起舌尖上的對峙與謾罵,可能也是我成為眾矢之的後無法招架的。面對如此時勢,沉得住氣做該做的事,分分秒秒都是考驗。

Vic:歐陽應霽的文章,我常看不下去,這一篇是意外收獲。

陳文敏 - 人亡政息

明報   20121010

前一陣子就雙非問題律政司長袁國強表示正在研究當中,並正徵詢英國御用大律師的意見,最快三個月內將有決定。乍聽之下,第一個反應是為何要徵詢英國御用大律師的意見,雙非涉及的是中港關係的問題,而要就當中的法律問題提出意見者,香港法律界大有人在,何須捨近取遠?回歸初期,香港熟悉憲法訴訟的人才不多,引入英國的資深大律師是可以理解的,但回歸十五年了,政府依然動輒便往英國找外援,這不是香港沒有人才,只是他們的政見與政府不同,但政見和專業是兩回事,曾蔭權年代的親疏有別,就連政見不同的人的專業意見也不要,這是心態而非人才不足的問題。

前幾天梁愛詩女士忽然高調狠狠批評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包括法官不了解「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於是出現「吳嘉玲案」,香港法院可以宣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無效這種錯誤判決,更由此上綱上線至部份法律界人士欲「去中國化」,希望香港獨立云云。

為何梁愛詩會在這個時候說出這番高調的言論,並首次正面批評法官?或許政府內部對雙非問題已取態,這番言論可能為特區政府的決定鋪路,指出法院須糾正其先前判決,否則人大釋法便無可避免,亦可同時試探一下社會的反應。然而,梁振英政府的民望正處於低位,攻擊法院正切中香港司法獨立的核心價值,在國民教育風波後再提思想回歸的工作,恐怕只會令港人更反感。

「吳嘉玲案」是否誤判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但這案判決後兩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首次引用中國憲法作判案依據,開創中國政府的行為受憲法約束的司法覆核的先河。從這角度看,「吳嘉玲案」與「齊玉苓案」的分別只在於對中央政府進行司法覆核的權力可否由地方法院行使,並不如梁愛詩所意指為不理解中國國情下大逆不道的行徑。「齊玉苓案」在2009年隨首席法官的離任和另一位法官受貪污起訴後被法院推翻,人亡政息,但這也正是為何我們在認識中國後更加要堅持兩制的原因。

黎廣德 - 討回港人的「被失蹤」土地

2012年10月10日

Vic:這篇文章值得關心香港土地供應問題的人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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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雖然麥齊光工程師擔任發展局長僅12天,但他在任內公開了一份關係重大而政府多年來秘而不宣的資料:你和我和700萬港人在全港共同擁有3900公頃丟空不用的土地,其中包括2100公頃住宅用地。這些土地已屬政府所有,毋須向私人徵收,更已根據城規會通過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劃定了住宅、商業、工業、社區、休憩等指定用途。


這些土地不是政府官員的私產,只是由政府代表公眾持有。由於從2009年起因改動規劃而新增的住宅用地只有76公頃,足以證明政府擁有而丟空了3年以上的住宅用地超過2000公頃〈註一〉。香港的基建設施十分完備,以工程界的能力,可以把境內任何一幅土地在兩三年內從「生地」變為有水、電、道路配套的「熟地」。土地是香港珍貴的資產,把土地丟空猶如把金條撒在地上,庫房沒有回報(臨時用途的租金微不足道),社會喪失發展機會。

囤積土地 窒礙發展

正因為政府擁有依法開拓和徵用土地的公權力,任何政府均應地盡其用,只要配合按部就班的拓地規劃,就可確保土地供應源源不絕。正如商界為了提高投資回報而廣泛採用「及時制度」(Just in time)管理一樣,積存貨品是現代管理的大忌。政府囤積大量土地超過3年,絕不正常。究竟是官員計錯數,還是缺乏想像力,找不到有效利用土地的用途?抑或政府故意囤積居奇、抬高地價?這是維護公眾利益,還是方便利益輸送?

先看市民最關心的住宅用地:香港人均住房面積是145平方呎,比珠三角城市平均365平方呎的一半還要低。即使未考慮每年新增家庭的住房需求,政府也應該把增加市民居住空間列為政策目標。發展局長陳茂波在新界東北諮詢會上,聲稱政府擁有的2100公頃閒置住宅用地,有1200公頃預留作包括丁屋在內的「鄉村式發展」,約500公頃屬斜坡及道路而不能使用,只剩400公頃可建住宅。這種說法有兩大疑團,政府必須交代清楚。

丁屋用地毋須預留

其一、根據《基本法》和城規條例,政府均無預留土地供原居民興建丁屋的義務。事實上,丁屋政策從一開始便已預設「自然死亡」的機制,因為根據法規,原居民只能在原有村界的300呎範圍或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指定的「鄉村式發展」地段上興建丁屋。因此,只要城規會不在大綱圖上新增「鄉村式發展」地段,丁屋用地便會「買少見少」,直至政府無地可批為止。循此思路,陳茂波口中的1200公頃可以全數撥作一般住宅用地,不會違背原居民在《基本法》框架下的固有權益。這些地段是否維持低密度發展,可以從速檢討,再由城規會按程序決定,但絕非拖延不用的藉口。

其二、從麥齊光公開的資料判斷,政府統計的慣例是把用作運輸道路的土地分項列出,不會與住宅或工商業等其他用途合併計算〈註二〉。例如現今全港18區已規劃作住宅用途的土地共有9760公頃,運輸道路另佔4998公頃,兩者不會混為一談。另外,即使個別土地內包含斜坡,發展商也懂得把斜坡所應佔的地積比率轉移至相連地段「起到盡」,不會令整幅土地的可建樓面面積減少。究竟陳茂波是因為不懂行而被誤導,還是他刻意抹殺這500公頃土地的發展潛力?

建屋大業 只欠東風

即使大家接受陳茂波最保守的估算,政府可在閒置土地上興建最少38萬間平均面積70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註三〉,是東北新界新發展區可建單位的7倍,足以滿足今天在輪候公屋的20萬個家庭的需要,還剩18萬個居屋或私樓單位供中產家庭選購。這套「建屋大業」毋須收地,大部分毋須重新規劃,所需資金與興建第3條機場跑道相若,只欠梁振英政府的一個決定。若果加上地產商在私人土地上興建和市建局收購舊區重建的單位,房屋供應量可遠高於此數。

再看商業用地,政府一直說寫字樓供應不足,但閒置土地中商業用地有25公頃,可以提供2400萬平方呎的寫字樓或商場(以平均9倍地積比率推算)。這些土地很多位處市區,單計算中西區、灣仔和油尖旺,便超過10公頃。光是中西區的閒置土地已可建逾400萬平方呎寫字樓,10倍於政府執意重建的中區政府合署西翼大樓。由此可見,完整保育政府山,對甲級寫字樓供應是否充足,不會有絲毫影響,反而政府拒絕釋放閒置土地的政策,是對本土商業發展的最大障礙。

最後看閒置的工業用地,共有300公頃,其中126公頃在元朗,比北區的106公頃還要多。這對發展局重新規劃新市鎮的選址,是重要啟示。新市鎮要為本地人提供就業機會,便必須在居民易於到達的地點發展工業,所以有鐵路直達的元朗區錦上路和新田一帶(將會在北環線設站),遠比北區坪輋/打鼓嶺這些貼近邊境卻遠離鐵路站的地段,更符合本土發展和就業配套的要求。

去殖民化 地盡其用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經常重複說:「政府不會賤賣土地」。這句乍聽合理的說話,其實是自打嘴巴。當政府推銷高鐵、港珠澳大橋和第三條跑道等耗資幾百億至過千億元的項目時,不斷重申政府庫房是否有財務回報不重要(若只計算現金收支,這些項目全部蝕本),最重要是項目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但在運用政府擁有的閒置土地時,為何只計算有多少真金白銀到手,卻一句不談善用土地能令市民安居樂業、令工農商百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

政府自欺欺民的另一手法,是過分強調賣地收入對政府財政的重要性,藉詞拒絕改革。事實上,過去5年政府賣地收入總計1000億元,不及同期綜合財政盈餘3063億元的三分之一〈註四〉。換句話說,即使政府以零地價的方式「還地於民」,香港仍然會水浸庫房。

英殖統治者視土地為政府的家當,藉賣地收入壓低稅負,削弱民眾對官員問責的誘因,以方便管治。回歸後董曾兩任政府均未能擺脫前朝的慣性思維,以致經濟民生皆陷困境。今天市民對「地盡其用」的訴求,無疑是對一貫奉「囤地增收」為圭臬的官員,當頭棒喝。可以預期,政府官員必定會提出千百個理由抗拒改革,死抱土地儲備不放。梁振英班子能否駕馭行政機關,走上「土地非殖化」的新路?

香港人向政府討回「被失蹤」的土地,重新發掘每一片土地的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不僅是為了改善居住條件,更是啓動民主規劃的鎖匙。

〈註一〉見前發展局長麥齊光2012年7月4日就潘佩璆議員提問的書面答覆。

〈註二〉同上,見書面答覆的附件一。

〈註三〉按照1200公頃「鄉村式發展」以0.4倍地積比率,400公頃市區用地以5倍地積比率推算,可建樓面面積為2.67億平方呎。

〈註四〉若加上發展商向政府補地價的收入,5年總計約2600億元,仍然低於同期的綜合財政盈餘。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古德明 - 讀寫障礙

中華正聲     2012年10月10日

【am730專欄】中學生黃之鋒力抗梁振英政府的愚民教育,令人對香港新一代刮目相看。不過,黃之鋒自言有「讀寫障礙」。他讀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雖然下盡苦工,默書還是不免錯漏。

學生要背《再別康橋》,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白話文和古典詩文不同,沒有韻律可言,要背誦,浪費精力之餘,還會令學生視中文為畏途。《再別康橋》這類文字,本身就是讀寫的障礙。

《再別康橋》不要說當做詩歌,就是當做散文,都瑕疵滿紙。請看第一段:「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按我們從來只會「揮手」作別,不會「招手」。《說文解字》講得很清楚:「招,手呼也,從手召」。所以李白寫賣酒胡姬,用「招」字:「胡姬招素手,延(邀請)客醉金樽。」寫送行,則用「揮」字:「揮手再三別,臨歧空斷腸。」(《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南陽送客》)。

又《再別康橋》第二、四段說:「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裏的艷影,在我心頭蕩漾……那樹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按柳樹下的「一潭」,既是夕陽幻化的七彩波光,那麼,波光閃閃、「浮藻」處處的「不是清泉」,怎可能出現楊柳的「艷影」?

我從來只知道倒影應見於清水。所以李白《代別情人》頭幾句說:「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客艷,子傾我文章。」王維《柳浪》頭兩句是:「分行接綺樹(美麗的柳樹相接成行),倒影入清漪。」王、李的「清漪」、「清水」,和徐志摩的「不是清泉」相比,優劣判若雲泥。文章不可能不講點文理。

《再別康橋》最後一段最膾炙人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點雲彩。」在康橋的徐志摩,似乎是說「西天的雲彩」可以任他帶走,只是他「不帶走」而已。我一不知道這是甚麼文理,二不知道那「雲彩」象徵甚麼。所以,我寧願讀易誦易明的古詩,例如陶弘景答齊高帝的《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上等文章不讀不背,下等文字卻不背不行。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文教育。難怪那麼多學生有「讀寫障礙」,更難怪中文水準日陵月替。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20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吳志森 - 也談佛地魔

明報   2012109

(相關文章:屈穎妍 - 我們的佛地魔

共產黨是不是哈利波特裡的佛地魔,真是見仁見智。不同立場,不同經歷的人,會有不同結論。最重要的,你是受益人還是受害者。

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中國共產黨當年大力支持的赤柬、毛主席的好學生:波爾布特、英薩利,肯定是柬埔寨人民的佛地魔。這個恐怖集團,幾年之內,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屠殺了數以百萬計柬埔寨人,佔柬國當時人口的五分之一。

多年以後,赤柬的當權人物差不多死光,但人類的良知沒有泯滅,也沒有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終於在國際法庭內,以反人類罪名受到審判。

受審者不是主謀,只是共犯,身虛體弱,垂垂老矣,看外表,是一隻腳已踏進棺材的老頭。被害者早已變成一堆堆白骨,成千上百的骷髏,因為政治原因,被現政權拿出來展覽。正義雖然遲來,但始終會來。即使化成灰燼,也要還逝者公道。

1959-1961年,中國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實質是人為饑荒餓死的中國人,多達30004000萬。十年文革,非正常死亡,實質是打死、鬥死、行刑死、槍決死、自殺死的中國人,也多達3000萬人,還未計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六四大屠殺,六十多年來,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共計高達60007000萬人,是赤柬統治時期枉死人數的幾十倍。

赤柬是柬埔寨人民的佛地魔,這個佛地魔已經在地球消失了,早成過去式。佛地魔的成員,也被追究責任,受到正義的審判。

而中國的佛地魔卻是現在進行式。比起幾十年前,外表溫馴得多,平和得多,而且富得漏油。但佛地魔並沒有改邪歸正,仍然作惡多端:把異見人士投進監獄,長期失去自由,還要被虐待得失明失聰行動不便,最後更不明不白的被自殺,毁屍滅迹,把肉體也徹底消滅。這不是個別事件,號稱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多年,這類長期監禁致人於死的冤案,規模雖然小了,但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如果我們沒有埋沒良心,沒有受紅色教育的洗腦,除非你裝睡扮作視而不見,斷不會遺忘發生過的血腥歷史,也不會忘記仍然繫獄的良心犯。看見佛地魔的象徵而不寒而慄,你真的不明白是甚麼原因嗎?

鄺健銘、李祖喬 - 香港管治的過去與未來

2012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香港十分流行一套說法:社會爭論太多,蹉跎歲月,令發展停滯。例如不少人把新加坡想像成仍然充滿李光耀色彩的強勢管治,期望香港效法。此崇拜強勢管治、貶低社會問政的心理,既漠視香港過去的管治經驗,亦忽視鄰近區域的民主化趨勢。

港英時代的自由社會與殖民管治

綜觀歷史,雖然港英管治十分出色,但香港過去的成功與強勢政府沒有必然關係。六七十年代,相比鄰近威權政府主導的地區,香港政府算不上強勢,比較倚重與社會溝通合作,香港因而相對自由。1966年,英國殖民地部殖民地政務次官懷特夫人訪港後,已認為社會大眾要求參與更多本地事務的訴求比政府估計更強烈。同年,青年蘇守忠的絕食行動被視為本土社會意識的萌發點。六七暴動後的1970年代,社會運動逐漸為當時管治者帶來壓力。1973年,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民憤,港督麥理浩成立調查委員會,檢討反貪污工作,翌年成立廉政公署。面對冒起的社會問政意識,管治者着重增強溝通、而非嚴厲操控社會。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政,其實是民眾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下參與政治、同時政府願意回應民眾訴求的結果。

從1950年代尾到1980年代初,幾位港督的管治思路幾近一脈相承——以建立市民信心為首要目標,擴大市民問政渠道,積極回應訴求。接任港督前,柏立基曾任新加坡總督3年,任內遇上新加坡自治運動高潮,更曾積極配合推動自治進程。也許新加坡自治運動對他有所啟示,他出任港督時推動公務員本地化,華人高級公務員倍增。所謂「麥里浩仁政」,其實是蕭規曹隨,把柏立基後的戴麟趾政策擴充,包括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令市民有更大參與權,打擊貪污,推行免費教育,興建沙田新市鎮等。港英管治者並非本地人,管治基礎並不穩固,因此處理社會意見時相當小心,不會傲慢地視10萬人上街為「社會上的少數」或「小撮人阻礙施政」。


香港人今天視為學習榜樣的星洲強勢政府,實源起自極為不同的歷史背景。二戰後東南亞掀起反殖浪潮。1965年,新加坡獨立,本地人當家作主,社會跟管治者之間的對立大減。在馬來西亞及印尼包圍下,本地精英領導的政府以團結為口號、強勢主導發展,某程度上是順理成章。因為歷史軌迹不同,現時香港在政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和政治文化兩方面已跟新加坡有極大差異;况且,香港是中國特區,獨立性遠比主權國家低,因此動輒認為「香港應學習新加坡的強勢管治」,是對兩地歷史認識片面的一種表現。

區域發展:民主化的歷史大方向

假如認為過去的管治經驗已經不合時宜,那是對香港現况與亞洲威權管治民主化趨勢視而不見。

一,有論者以「香港經濟落後於新加坡」為由,認為必須強勢管治。這種說法並非毫無爭議。星洲論政網站the Online Citizen今年3月時曾比較雙城過去5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發現走勢幾乎一模一樣;《南華早報》專欄作者Jake van der Kamp於6月時發表評論〈Memo to CY: Singapore isn't better off〉,指香港僱員在2003至2012期間的平均消費能力都比星洲的高。瑞銀去年一份報告亦有類似結論。今年,香港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連續第2年被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位列新加坡之上。星港不同的管治模式,只是因應過去各自形勢的不同應對。星洲部分政策值得參考,不等如香港需要強勢管治。

二,支持強政府的論者,亦沒有注意鄰近地區的新趨勢——教育普及、資訊流通愈趨便捷、國民世界遊歷增多,各地社會問政意識愈來愈強,政府施政愈來愈難繞過民眾。這裏不提早已由威權政體過渡成民主政體的韓國與台灣;越南共產黨早於2006年推行政治改革,電視直播國會辯論,最近國會更否決政府修建高鐵的計劃;緬甸獨裁軍政府的急促民主化令人目眩;2008年大選後,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長期壟斷國會局面被反對黨打破,首相納吉破天荒地廢除類似23條的內部安全法來爭取支持。公開政治辯論文化開始興起,被視為學習榜樣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去年國會大選,縱使大選前經濟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支持度卻下跌,反對黨取得歷來最多國會議席。《紐約時報》指,新加坡政府開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容許更多社會聲音與監察。

過去,社會自由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成功基石,現在,於香港身處的亞洲裏,各地社會也開始有更多自由問政。仍然把威權政治視作「亞洲價值」的,大概只剩下中國與朝鮮。筆者身在星洲,每天讀港聞,完全可感受到兩地自由風氣逐漸逆轉,不免憂心:香港真能承受失去自由的代價?

急功近利才是問題所在

單看近半年,不少評論都不約而同指出政府應該首重溝通與合作——例如新力量網絡的「聯盟政府」方案、盧子健的〈「大和解」第一步:特首真普選〉和黃偉豪的〈「拉布」對市民的好處——速度和效率絕非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價值〉。香港管治的核心問題,並非不夠強勢,而是過分急功近利,迷信強政府可帶來速度與效率,也愈趨欠缺世界視野,漠視香港獨特的歷史以及比鄰近地區有利的制度。香港不僅是中國一部分,也必須是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緊貼國際潮流的特別行政區。假使港人繼續對自身過去與世界未來不聞不問,香港未來的管治只會削足適履、倒行逆施。

作者鄺健銘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李祖喬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吳志森 - 一場海難 掀起新一波中港矛盾

2012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高調到醫院探望傷者,在記者面前,宣布廣東打撈搜救船來香港協助救災。梁特首像個小媳婦,縮在一旁。跟着發生的一切,都按着中國標準化的災難程序: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災區人民表示深切關懷,責成有關官員全力救災,宣傳部門的全力配合,成功救出多少災民/乘客/礦工,最後,例必是獲救者在電視鏡頭前齊聲歡呼「感謝黨!感謝國家!」。

南丫島海難,除了最後一項,獲救者沒有感謝黨和國家之外,其他全部做齊。中新社說,廣東專業搜救船舶救起95名乘客,其實不是「誤報」,而是預先編好劇本的一部分。內地宣傳機器意想不到的是,香港救援隊伍的專業、效率和盡責,根本不用內地任何協助,搜救船什麼都沒有做就離開。但標準稿件早已寫好發出,對象不是港人,而是內地資訊閉塞的民眾,用來突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關懷。中新社的所謂「誤報」,沒有更正和道歉,只是悄悄刪除,成為全港同哀的日子裏,令港人憤怒的黑色笑話。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在海難後在醫院出現,並主動發布要求內地協助搜救的消息,引起香港內部極大爭議。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指「中央關心香港天經地義」。有評論員說要「認領親情」,親人關懷不應拒絕。有公共知識分子對港人的反應感到氣憤,認為這個社會已經瘋了。有專欄作家指港人把中共當成是哈利波特裏的佛地魔。當然更有左報鋪天蓋地的指摘:反共、去中國化、搞港獨……

上述的批評者,似乎有意無意刻意迴避了香港人強烈情緒反應的關鍵。他們未必在乎李剛現身醫院,只要低調些就可以了,也不在乎胡溫發出慰問,更不在乎他們對香港受災表現出的關懷。港人在乎的是:李剛副主任儼然以主人家的身分,以香港救災總指揮的角色,高調向新聞界宣布要求內地船舶參與救援。這個預先編好的劇本,演出得太矯情也太着迹,着實令人反感。

炸彈只會愈變愈大

李剛先說是他主動要求廣東省派船,後來梁振英更正是他透過中聯辦要求廣東省協助,究竟是誰主動?誰逢迎?這些眼花撩亂的把戲,叫人撲朔迷離。

西環治港或許已經成為事實,中聯辦已經進駐特區政府,成為第一支管治隊伍,要否認可能也是無補於事。但現在,連遮遮掩掩都不做,正式現身了。在全港哀慟的日子,要港人面對這殘酷的現實,還要他們掩飾心中的憤怒,難道連叫喊的權利都沒有?

梁振英上任百日,民望低下,成績乏善足陳,民生政策小修小補,缺乏長遠規劃,只懂抱怨前朝。對中央干預,對日益嚴峻的中港矛盾,只做為博得掌聲的門面工夫,「一國兩制」的深層問題,碰都不敢碰,矛盾只會愈積愈深,炸彈只會愈變愈大。 

陳雲 - 戀愛黃河,荼毒兒童

轉角     2012年10月09日

【am730專欄】本年九月五日,朋友的小女孩來探望我,她讀幼兒園,她看見我的電腦屏幕上出現一座香港的山,是西貢的蚺蛇尖,上面有一條蜿然的山徑,黃泥色的。她開口說:「黃河啊。」我好奇了,細細聲問她,你從哪裡學到黃河的?是學校嗎?她呆着。從電視,那些帶人四處遊玩的節目嗎?她也呆着。她始終沒答我。

如果小女孩講黃河,然後念出李白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我會欣慰若狂。然而,如果她的黃河,是從「黃河是中國人的母親河」而來的,我會悲痛莫名。將黃色的山徑看成是黃泥河,沒問題的。就說河、溪,或濁水溪、黃泥河吧。一個在沙田高樓長大的香港幼兒,沙田公園旁邊的城門河都沒見過幾次,為甚麼一見河,就衝口而出,說是黃河呢?我們的下一代,為甚麼會有這種意識的?

共產黨六親不認,但偏要認親認戚,將黃河說成是中國人的母親河。中共要在香港推行愛國教育,目的就是要與香港人釐定血緣關係。中華文化不是這樣傳授的。首先,古人講事情,不是單舉的,而是並舉的。我們河、洛並講,不獨講黃河。古人也不信奉地理決定論,認為黃河是華夏文化的搖籃。古人說黃河與洛水,是此二水出了河圖洛書,乃《易經》八卦之起源。《易經.繫辭上傳》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六七千年前,龍馬躍出黃河,身負河圖;神龜浮出洛水,背呈洛書。聖人伏羲氏根據河圖洛書為則,畫出八卦圖。

李白那首《將進酒》,用的是對仗體,也不是獨舉黃河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之後,就是「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黃河之急流,一去不回,對比光陰飛逝,韶華不再。王之渙的《涼州詞》(其一),吟誦黃河,也是中原與塞外並舉:「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至於母親之說,也是荒唐。古人自有生身父母,比擬的大父大母,是天地,所謂皇天后土,古人不認黃河做母親的。

中國文化講究感應與靈動,並不孤立,古人口語講冷暖(或寒熱)、高低、深淺,而不講溫度、高度、深度。古人講文明,是兩相並舉的,如天地、陰陽、華夏、炎黃、堯舜、禹湯、文武(周文王與周武王)、孔孟、韓柳(韓愈與柳宗元),民初說華人是炎黃子孫,也是炎帝與黃帝並舉。說黃河是中華文化的搖籃,已經是洋化的歐洲觀念,不是中華傳統。說黃河是母親河,更是共產黨的肉麻灌輸,荼毒人心。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擱置、撤回與失效

三文治    2012年10月9日

梁振英政府運用詭詞,妖言惑眾,令人髮指,報界戲稱為「語言偽術」。九月,他說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失效」,已是自欺欺人。從來未曾生效的政策,如何失效呢?

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公屋建屋指引,可以講失效,因為房屋當局真的雷厲風行,推行過一段時期,後來金融風暴,樓市傾瀉,政府見勢色不對,悄悄擱下來。正常的政府,推行政策是有步驟的,政策只有執行、延續、擱置或撤銷,也有專門部門負責推行和監督,不會如馬鈴薯或火車票一般,因擺放過久,忘記了食用或使用而過期失效的。說某個政策失效,是說負責政策的部門或官員失職,心不在焉而令政策過期了。例如說,某個負責政府投資的金融部門,在辦公室昏頭昏腦,睡着了,一覺醒來,錯過了交易時限,股市停止交易,工作任務失效了。

梁振英喜歡講擱置國民教育課程,原因是擱置只是暫時放下,遲些再來考慮,爐裡的火種不滅,好快死灰復燃。如中共說的,擱置釣魚台主權爭議,但好快會再來爭議。

二〇〇三年,董建華政府擱置《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民間都諒解,不必逼迫政府,原因是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是《基本法》規定要立法的,港府受到憲法的限制,只能說是擱置,不能說是撤回或撤銷,否則違憲。但國民教育並非《基本法》的規定,也是香港的內部教育事務,故此民間的抗爭者不可接受擱置,應該是廢除或撤回政策。

一講撤回,以後要做,就要用一兩年時間來重頭諮詢,而且多數失敗。擱置,就可以由中途開始。至於「永久擱置」,是語義衝突的詭詞組合。說temporarily suspended可以,豈會說suspended forever的?擱置就是暫停或中止。永久擱置,就是「永久暫停」、「永久中止」,一看就顯得荒謬。

配詞學上,如果我們不清楚某兩個詞是否不合,做個試驗,將詞語換為近義詞,再組合一次,就會顯出荒謬來。

吳靄儀 - 融樂會的煩惱

明報   2012108

認識融樂會的王惠芬好一段日子了,來立法會表達意見的團體代表的人無數,但對她的印象特別深刻。2008年通過《種族歧視條例》,她花盡心血,仍然充滿不完善不公義的缺陷,會議廳出來,見她淚流滿面,不禁擁抱安慰,深感有負她傾情照顧的一群。

所以自立法會退役下來,第一項要做的義務工作就是參加融樂會,繼續協助少數族裔解決問題,得到實際的平等地位,融入社會,不再被孤立於無形的高牆之後。

其實,支持融樂會的多是有心人,真正付出時間和金錢,積極推動消除歧視的種種計劃。上星期,我初訪融樂會在大角嘴一幢工業大廈的會址,就認識了王惠芬一群熱心能幹的年輕同事和執委會成員,其中擔任主席的黃洪博士,是我一向欽佩的學者,會議中討論的都是工作上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實際的解決方法。而事實上也真的需要有這種支持和努力,才能處理本港少數族裔面對的最大、最基本的困難,就是教育語文的障礙。情況大有Catch-22的味道:入不到主流學校,少數族裔子弟就沒有升學、就業的前途,但要入主流學校、取得成績升學、拿到學位,必須達到的中文科程度,對他們來說,卻是盡一切個人努力仍遙不可及。但如果返回特殊學校的途徑,短期內解決了中文語文問題,但卻犧牲了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

要著手解決問題,所遇到的實際困難卻錯綜複雜,有個人環境的,有制度上的,有政策上的,有社會態度上的,凡此種種,一言難盡。眼睜睜看著一個個少數族裔的少年子弟闖不開出路,難怪樂天愛笑的王惠芬也忍不住唉聲嘆氣,憂心如焚。長命功夫長命做啦,我說,終會成功的。

2012年10月8日 星期一

馬傑偉 - 血濃於水 中國人是否生而愛國?——兼談公民國族主義

2012年10月8日

【明報專訊】拙文見報的星期一,聽聞胡紅玉將交代國民教育的去向,希望能平息爭議。且不拘泥於撤與不撤,國教如何定位、推行,各界藉此契機,還有重要的問題要反思、有大量的工作在面前。無論是學民思潮的青年、是支持推行國教的團體,還是要回答香港人如何認同中國的複雜問題。這個問題,就算不以開展國民教育「必修專科」的方式來回應,教育界以至普羅大眾,也必須面對港人歸屬中國的問題。英殖時代,國族認同聊備一格,懸而不理,反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本土港人認同。今天,不要簡單劃分親中與反共,香港人不分政見也要面對、思考,在香港做一個中國人,應是怎樣的一回事。

在國教爭議的過程,慶幸公眾取得不少共識——

一、愛國有別於愛黨;

二、做國民也要做好公民;
三、讓莘莘學子認識國史與國情,是教育界的時代使命;
四、不應隱惡揚善,要全面了解,認識成就,亦要認識國弊。

以上幾點,我想,正反雙方都會同意,這也是今次爭議在社會共識方面所得到的豐富成果。

血緣國族認同

然而,我在國教爭議的有限參與之中,深感「愛國」討論中還有根深柢固的誤解。常言道,我們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所以愛國愛民,賑災扶貧,打倒外敵,義不容辭,天經地義。亦有說,國民身分,植根於DNA深處,愛國,就如愛你的母親。這種基於血脈與血緣的國民概念,普及於公眾,表現於形形色色的場合之中。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認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是不容置疑的。我懇請議員、官員、校長、老師,以及參與國教討論的家長、同學,藉此機會,停一停、想一想,反思一下這種血緣國族認同的問題。

讓我分享一個小插曲。我在反國教活動發言,指身分認同不一定基於血緣,而是一種選擇。如果有人認為,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血濃於水,所以要愛國,要完成甲乙丙丁各種任務,這種想法是落後的,是不文明的。及後,同事傳來電郵,付上一個名為「香港營」的專業團體廣傳各界的通訊,文章由一位麥姓的資深前輩撰寫,不點名地感慨說,我的言論令他心寒。他寫道:

「依該位教授說法,一個人認不認自己的國家民族,認不認自己的同胞手足,是個人選擇,毋須因血緣而愛國。教授或許可拋出不少理論著作來認明自己的理性,但此番說話在我聽來卻着實心寒。」

我並非好辯之士,只想於下文分享學界的一些共識。另一位前輩給我信息,告知該文作者麥先生是位有心人,他參與公務都是出於一番善意。本文不是筆戰,只希望以麥先生同樣的善意,在國教爭論之中,與讀者一起反思一個「血緣」與「國民身分」的重要課題。

互相尊重的社會契約

我想指出的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國族認同,不符文明發展、不利國家與種族之間的和平共存、不能面對多元文化,更是排外、仇外的溫牀,且與人口急劇流動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然而,這觀念普及於平民百姓,甚至被專業精英所接受。「香港營」就是一群專業人士所組成。有理由相信,特首梁振英或多或少接受這種「天經地義」的國民概念。「血緣愛國」,歸因生物本能,以確保同緣部落的生存,是較為原始的集體求生反應。人類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在於互相尊重的社會契約,所以近年國民認同的思潮,已由血緣(ethnic nationalism)轉向公民式的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前者強調與生俱來、無可選擇、天經地義、生理的必然;後者強調國民的互相尊重、不是同種同族的認同,而是選擇接受社會契約的權利與義務。老實說,血緣國民認同排除異族於外,今天文化多元的社會,幾乎在現實上不可能。而且,請各位想深一層,「流中國人的血就有道義愛國」,此一命題,不可能通過現實理智的考驗。試問,一個長居北京的非漢族國民,他沒有流着「中國人的血」,他就是次等中國人嗎?大量移居海外的華人,他們或留美、親中,或三四代留法國又不認同中國,他們的血緣,與他們的國民身分,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國民認同,是歷史認知、文化薰陶、累積好感的結果,而非因血緣的自然而然。若真血緣使然,港孩有大漢血統,自然愛國,又何須國教灌輸!

麥先生在「香港營」發表的國民愛國文章,有一段正好說明「血緣國民」的想法是何等的理所當然:

「血緣的感情流淌在我們生命的每根血管中,詮釋在我們生活的各個細節裏,它是生物界本能的表現,是人類世界不帶任何附加色彩、最質樸的一種愛,認問這世上誰人可以切斷自己與國家民族的血緣聯繫,不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

引入「公民國民」這種認同方式

這種「血緣愛國」,往往是無條件的,又往往以「家庭」轉換為「國族」。這種繆思,不少有識之士未經反思就輕易接受。家人自有血緣,但不能輕喻為家/國。國族在歷史長河中飽經風浪,政權起落,人脈交錯,國與族糾纏,政權榮辱扣連民族興衰,血緣愛國,貌似純真,但現實政治何其混雜,無論定義如何寬鬆,也不可能是「最質樸的一種愛」。親人之愛,被挪用於家國之愛,我不是全然反對這種類比,只想指出,「以國為母」,比喻尚可,但以比喻視為血脈之實,難以實現於今天文化多元的國家;當然,共產黨更不應被形容為國人的母親。我們認同中國文化,性質不盡如我們愛父母兄弟。要化解上述「血緣愛國」所出現的種種矛盾,引入「公民國民」這種認同方式,是可取的轉變,這也是學界從歷史驗證與比較研究得出來的共識。愛國不是基於血脈中的「基因」,而是在生活累積出來的親切與自豪。「公民國民」以尊重人性基本為依歸,不是以血緣區分你/我、好/壞、愛/惡。這種「公民國民」,也不純是無所歸屬的普世公民,他/她歸屬於一個國家,認同文化、參與社會,批判不義,願意維護國人的集體尊嚴,在國際社會中為國人爭取平等權益。

麥先生文章結尾是這樣的﹕

「香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大都市,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在此扎根,有如此胸懷的香港人,難道連自己的國家都容不下,連植於DNA深處的國民身分都可棄如敝履?若真如此,我寧願選擇不文明。」

在未有科學鑑證核實之前,請不要一口咬定DNA深處有國民身分。把國民身分建基於無可選擇的DNA,不如爭取把文明中國建基於公民契約。這些年,不少港人飽經風浪,其實已經以「公民國民」的方式,認同中國人的身分。我相信這種「公民國民」的認同,將會有利於國家的文明進步。


延伸閱讀:
李純恩 - 香港是苦海孤雛?
陶傑 - 也說「孤雛」
無待堂 - 沈祖堯校長那顆其實是非洲心

趙越勝 - 以自由之名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8日

在這裏卧聽海濤的是9385名美國士兵。68年前,他們跨海而來,如閃電撕裂濃雲,劃破夜空,倏爾消逝。這青春與生命的電閃雖只一瞬,卻已化為永恆。


血染黃沙,肉搏鋼鐵,生命的輕舟搏擊驚雷怒濤。這一切,以自由之名。

1944年1月1日,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悄悄回到美國,這次行程的目的就是籌劃跨海進攻,代號「霸王行動」,後來它以「D日諾曼底登陸」彪炳青史。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兩棲登陸作戰。同它相比,羅馬人登陸不列顛,威廉征服英格蘭不過兒戲。這是一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行動,開始之前,連雄才大略的丘吉爾都有過片刻的猶豫,不是出於膽怯,而是出於仁慈。因為他想到「海灘上會堆滿英美兩國優秀青年的屍體,鮮血染紅海潮」。但終究要出發,因為納粹鐵蹄下的人們在期盼自由。

出發的時間因為天氣惡劣一再推遲,直到首席氣象學家斯泰格上校認定,6月6日天氣稍好,有行動的可能。艾帥在指揮部靜坐沉思良久,終於起身,燦然一笑,低沉地說「我們幹吧!」在發給登陸部隊的通告中寫道「士兵們,你們的目的是消滅納粹暴政,帶來自由世界」,而由BBC傳遞給法國抵抗組織的命令卻是魏爾倫的詩句「單調的倦怠,刺穿我心」。

美軍登陸的地點是奧馬哈海灘,幾處登陸場中,這裏地形最險惡。海灘寬不足百米,峭岸壁立,上面布滿火力點,隆美爾剛剛指揮加固的「大西洋壁壘」,碉堡水泥護牆厚達一米。登上海灘的士兵立即投入單兵格鬥,血肉相搏,生命相拼。士兵知道,他們擔負着自由之名。為了這自由,登陸第一天美軍就奉獻了6577個孩子,今天他們都在這裏,安憩永眠。

海灘上有條曲折的小路,沿着它蜿蜒而上,可達峭壁平台上的美軍墓園。肅立寂靜的墓園,似聽到海風帶來瓦萊裏的詩行「而你,偉大的靈魂,難道還需幻景,沒有這裏的澄碧與金黃?」



這裏,9385座潔白的雲石墓碑,9385個樸素的綠色墳塋。柔草輕覆戰士的靈軀,細浪輕吟安眠的歌謠。那潔白的十字架為何如此高大?與旁邊的國旗不成比例?因為勝利的國家再強大,也不能凌駕於個人的犧牲,是個人的犧牲成就了勝利的國家

9385座墓碑,有少數沒有鐫刻上犧牲者的名字,這些無法確認的英靈都被冠以同一句話「上帝認識你」,神稱呼之名是永恆的。

紀念館內,溫柔的聲音在一個個呼叫犧牲者的名字。單調的呼喚聲如一支淒美的悼歌不停地吟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秋到冬,從春到夏。

陶傑 - 遙遠的歲月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8日

一九四五年,美國用原子彈轟擊日本。日皇還來不及投降,中國人的蘇聯史太林爺爺,機不可失,即刻派紅軍侵略中國東北。

日皇很快投降了,按國際道理,史太林應該停手,但蘇聯紅軍繼續推進,劫走滿洲國的工業設備,價值二十億美元,金條三十億美元,另在東北發行「紅軍票」,共一百億美元,把中國平民骨髓吸乾。

東北城市的電車,一面叮叮的跑着,紅軍上車,看中哪個女乘客,當眾在車上姦淫,中國男人在眼邊瞪眼看,沒有一個挺身而出保護「女同胞」。後來,長春和瀋陽的婦女為了自救,自己剪髮束胸,改穿男裝,才敢走上街。

史太林的紅軍俘虜了二十多萬日軍戰俘,按國際公約,日本投降了,蘇聯應該跟日本談判把戰俘運送回日本,但史太林把二十多萬人趕去西伯利亞做苦工,那一年冬天,戰俘就死了大半。

日本的關東軍,另有十萬人,不向蘇聯投降,遁入長白山。那一年冬天,長白山零下四十度,這十萬人凍死了許多,剩下的,由少數軍官組織下令集體自殺。

滿洲國日本僑民一百三十萬,因為自從溥儀又當回皇帝,日本即向東北開始移民。東北平民到處報復:學校的日本教師,遭到中國學生毆打,日本的兒童,被中國的孩子推進河裏淹死。日本的僑民太多,集中起來,衣服被扒光,婦女強姦,許多日本僑民即刻自殺。

因為日皇投降詔呼籲日本人,投降之後:「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日本僑民和戰俘都服從天皇,絕不反抗,中國平民報復,默默受辱,受不了的自殺尋死。

日本即使投降,無辜的僑民,承受了巨大的孽報。一九四六年初,瀋陽街頭,全是日本人把鋼琴、花瓶、字畫、傢俬,拿出來賤賣的地攤,每個小檔,跪坐着一個日本女子,低頭求售,捍衛男人的尊嚴,賤賣家當的事,由日本女人來做,偶有本地流氓走過,伸手托起她們的臉,見略有姿色,淫言猥語,在冬日的陽光下,她們也只閉目不語,默默忍受着凌辱。

這一切,中國現代歷史教科書是沒有教的。什麼叫無政府狀態?中國東北那七個月,就是真正的無政府狀態,而不是特府官員亂吹的反國教絕食抗議。

孔捷生 - 出頭鳥不如縮頭龜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8日

梁振英和一幫港官在瑪麗醫院如眾星捧月,簇擁着西環「特首」李剛,俯首貼耳聆聽李剛的訓示,此為梁振英的身份驗證。相比董建華、曾蔭權,他更為深諳黨文化和天朝官場遊戲規則,知道何時演自己的戲份,何時應該「我爸爸是李剛」。再推想,如果到瑪麗醫院的是董、曾,中聯辦官員未必如此肆無忌憚地喧賓奪主,李剛的姿態下意識地洩露,在他眼裏梁振英是自己人,有組織關係在,就不存在僭越。

天朝是等級森嚴的官本位社會,像薄熙來這般強勢的藩鎮,一方百姓都是他的子民,辣手酷吏王立軍再受倚重,亦不外是他的家臣。再觀弱主胡錦濤,再平庸也是至高無上的主子。薄熙來自恃血統,持有丹書鐵契,三番四次挑戰總舵主的權威,胡隱忍許久,終須一舉將此強藩剪除。畢竟薄熙來顛覆的是黨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可忍孰不可忍。

薄少爺瓜瓜從美國回來,即電召王立軍來見他;谷開來殺了人,旋即坦然對王立軍吐露,皆因在他們眼裏,王立軍首先是薄府忠僕,事無不可對其言。家奴叛主是罪無可赦的天條,故而谷開來庭審時一再指王立軍「陰險」,以發洩心頭之恨。王立軍當然不是好鳥,但他確有心為薄家抹平此事,他多留個心眼,無非以防萬一。那四個被判刑的重慶高級警官,其中二人均未按上峯密令銷毀罪證,亦絕非出於公心,都是留條後路而已。何謂黨性?服從上級才是黨性。

薄之敗亡,實在怨不得王立軍。薄熙來貌似強勢,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任大連市長居然連當遼寧省委常委都被杯葛;做了遼寧省長,連中共黨代會代表都沒選上,竟要中組部來斡旋疏通;轉任商業部長又一再頂撞頂頭上司吳儀,竟使吳儀寧願以「裸退」來阻止薄接她的副總理位置。此後薄被謫遷西南一隅,卻又搞出個各方側目的「重慶模式」……薄有今日,足見顛覆官場規則者終無好報。

滿朝諸公屁股都不乾淨,薄與王的同一部位也沾滿糞垢,但家臣被中紀委查老賬,薄熙來卻寡恩薄義,卒使王立軍把英國人命案拿出來要挾,薄一記耳光摑得何其愚蠢!且看江澤民死保大贓官賈慶林,卻嚴辦小贓官陳希同,那叫恩威並施。江保賈也等於保了自己,這道理薄熙來就不懂。

趙紫陽倘若不忤逆鄧小平,鄧老爺子是非讓他當總書記不可的,甚麼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都擋不了道。趙順利接班的話,全黨一樣團結在趙核心周圍,衷心擁護「和平演變」,中國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四朝興替,最會做縮頭龜的是胡錦濤。如今試看是他強還是盛氣凌人的薄熙來強?

林忌 - 梁振英的河井一體言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8日

特首梁振英在十月四日接受《南華早報》的「CY執政一百天」的訪問中,再次談及中港關係,指「我們不應該在香港與中國其他各部份之間,嘗試建造一堵牆,或者劃一條線」。

梁振英這種把香港視為中國內部一個城市的說法,正面駁斥了早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否認「深港同城」的言論,更完全違反多年來中共對香港人的承諾──五十年不變。

中港分隔,是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來的政治現實,即使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也選擇承認這個政治現實,認為如此安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有利!香港就是擁有這樣獨特的位置,才得以避過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的一連串政治風暴。提出要保持這個現狀的,是梁振英提出要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鄧小平曾經莊嚴承諾,九七後香港五十年不變,有需要甚至可以加到一百年!可是今日梁振英卻否認中港分隔的現實,偏要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這就是粗暴撕毀鄧小平的承諾──這個寫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上的承諾。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更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時,曾對英國特使柯利達談及香港「井水不犯河水」論,江澤民表示:「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上述言論很清楚,香港和中國是「井」與「河」的分別,香港的井水,絕不應與大陸的河水合流,兩樣完全相異的水,怎可以合而為一?梁振英不斷把河水引入井,更以類似呼籲香港人不要「坐井觀天」的歪理,要把香港這口活井毀去,變成大陸河的一部份,這種政策是甚麼?就是違反江澤民的「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論!

香港的最後資產是甚麼?就是香港這口井的乾淨純正!

要知道大陸河水就有如東江水,本身混濁不堪,未經消毒豈可直接飲用?豈可「河井一體」?香港人根本沒有要新加圍牆,也沒有要新劃界線,我們只是要求保持現狀,要求中共兌現「五十年不變」以及「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諾,然而梁振英上台才一百日,卻已經多次表明要引河入井,要消滅香港的獨特性!

為何令中港關係跌至九七政權移交以來的新低?原因就是梁振英這種不得民心的政策,香港人注意了,梁振英已經把其意圖說個明白,你們再不出來集體反對他,套用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的名言,小心香港「井毀人亡」!

林忌
時事評論員

2012年10月7日 星期日

陳雲 - 香港城邦論是華夏民族安邦、定國、平天下的思想

2012107     出處:陳雲facebook

近日土共攻擊港獨之聲,沸沸揚揚,我特別在即將出版的新書(書名未定)抽出一節,討論香港城邦論與中華邦聯論之關係,分條陳述如下:

一、城邦是擁有繁榮經濟、興盛文教與豐富國際關係的地方。城邦並不擁有現代的國家主權,但其自主自治的能力、國際締約的能力,逼近現代國家。城邦是民族制憲立國(building a constitutional nation)的預備狀態,也是民族文化復興建國(building a culture nation)的發揚基地。

二、城邦乃香港自一八四二年以來的政治體制之描述,不論從屬於英國還是中國,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城邦自治(city-state autonomy)。香港不具備國家主權,沒有國防權力和若干的國家外交能力,但香港擁有完整的自治權和相當能力的外交權。

三、香港是城邦,城邦是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的政治體制的客觀描述。說香港是殖民地,與說香港是特別行政區,都難以理解香港的政治體制。在英國殖民佔領時期,香港不是一般的海外殖民地,香港擁有近乎國家的自治權和外交權,英國外交界一度戲稱香港為共和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說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也是難以理解香港的政治現實。比對其中共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治下的人民情況,香港不是「特別」(special),而是正常(normal),說香港情況「特別」,那麼中國其他地方豈非是「正常」?「特別行政區」只是香港在中國目前憲制上的名詞,並沒有什麼描述的概括力。等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民主集中制」,這個正式的、官方的名詞並沒有什麼描述的概括力,現實是一黨專政,或者黨國體制。香港實現法治,港人擁有人權,香港居民卻不是中國的國民,香港可以用中國香港的名義自行參與國際組織、簽訂國際條約,這些都不是「特別行政區」的名詞可以理解的。香港可以在九七年順利過渡,是因為《基本法》尊重香港的政治現實,香港是自治城邦,九七之後也是自治城邦,只是主權國授予的自治權力比以前更大了:香港可以容許自己選舉元首和立法議會。其他原本的自治權力並無削弱。說香港是城邦(city-sate),只是政治學的客觀描述,等於說中國是黨國(party-state),也是政治學的客觀描述。中共不反對人家用「黨國」來描述自己,為何要反對香港人用「城邦」來描述香港呢?

四、中共是黨國,香港是城邦,彼此都沒有建立憲法上國家、文化上的國家,彼此都處於建立國家的預備狀態。香港城邦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來自《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締約關係,也來自中國國務院頒布的《基本法》的內部憲制關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係用憲法來清楚界定,是中國近代的憲制萌芽。而香港的主流是華人社會,保存了王朝中國與民初中國的文化精銳,並吸收了英國的文化精華與典章制度,是中國近代現代化的典範,足以垂範將來中國以文化建國的道路。

五、香港是中國土地上首次用憲法的方式來規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係,也是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一次用盟約的方式來奠定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區隔關係,也是歐洲的締約政治在華夏的施用。憲法關係是要用政治實踐、乃至於政治鬥爭來演練的,不是一紙公文就可以成事,更何況香港的法治傳統與現代行政歷史比中共的來得更為深厚。香港的地方與中央的權力關係,必須經歷憲法的演練、權力鬥爭的演練、兩地族群紛爭的演練。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香港的自治權力也經歷過無數的英國本土與海外殖民地的權力鬥爭而定型的,歷代總督——特別是二次大戰之後的總督,都曾經捍衛香港的自治權而不惜對抗英國的干預,直至雙方取得默契。權力關係才穩定下來。《基本法》授權自治的中港詮釋之不同、香港與中央的權力關係,兩地族群的紛爭,都必須經過演練,期間出現的問題,可充當將來中國憲制建國的參考。

六、現代中國,國不成國,在法統與道統兩方面,中國都沒有建立起來,沒有建立憲政立國的法統,也沒有建立文化立國的道統。《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地方各自按照其風土人情與政治傳統,分立分治,是華夏在先秦時期,特別在周朝時期的文化天下狀態,是儒家禮樂治國的典範。香港的自治狀態,可以為將來中土的地方自治提供參考,也可以為中國大陸與台灣政權締結憲制關係提供參考。期間,可以適當以地方自治的方法處理清朝這個滿蒙帝國帶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外族領土,奠定華夏以文化立國的憲法體制。至於中國大陸,經兩岸政府商議後,可採取「大政奉還中華民國」之法,中華民國之國號給予大陸,大陸採用民國憲法(經若干調整),台灣獨立成邦,為台灣共和國,同時與中華民國締約。換而言之,促進中國建立法統及道統的方法,是用締約政治來開展華夏天下的憲政,由周邊的台、港、澳開始,再推展到中國大陸地區,由外到內。文化方面,也是用周邊地區的華夏遺民文化來促進大陸的文化滋長,使之復漢,這是以外圍政治促進本土變化的方法,也是「禮失求諸野」的儒家政治。香港要城邦自治,然而也要鼓吹中華邦聯。將來台灣加入邦聯,它的獨立自治權會比香港的大,故此可以提升香港的自治地位,幫助香港確定在《基本法》的憲制授權及享有剩餘權力。[1] 這是香港城邦不能孤立的原因。

七、中國國土遼闊,勉強採取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照顧各地文化風俗而立法與權宜行政,必會成為官僚理性主義統制之國,損害生機,或者落入中央與地方脫離,無法把持大局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中國本土、台灣、香港與澳門建立中華邦聯,對內可以安定各地的文化與政治傳統,毋須統一為官僚體制管治之國,香港及台灣之華夏文化及現代化經驗亦可垂範中國本土,引導中國本土復正及復漢,對外可以用一國四邦的方式,在國際社會活動,促進中國的對外關係。歐洲的德語區,也有四國,彼此緊密聯繫: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Lichtenstein)。此四國之國情,猶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與澳門,當然,中華邦聯將以邦聯憲法訂立彼此緊密的對內關係,並非鬆散的國際聯盟。

八、中華邦聯成立之際,中華四邦同時具備主權而締結成為邦聯,軍事權在統一體制,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各地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邦聯設立協調辦法。

九、中華成立邦聯之後,可以用準成員、預備成員的方式,敦睦日本、韓國、新加坡,並且與漢文化流播地區(越南)及宗教文化友好地區(泰國、緬甸、不丹、斯里蘭卡)保持緊密關係。

十、中華邦聯乃復漢興亞之大業。此舉將可以突破美國的政治壓制和軍事威脅,預計將受到美國的強橫阻撓,預計美國將在邦聯協約之前,鼓動台灣及香港獨立,納入軍事保護條約之內。然而,漢室必須中興,華夏之天下必須建成,東亞必須解放,重獲國家自由。華夏必須與強敵周旋,並向東亞諸國痛陳利害,遊說支持。

關於抨擊城邦論是港獨的、去中國化的,可以反駁如下:

一、城邦不具備國家主權,以城邦描述香港的自治地位,符合《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除了國防與外交屬中央管轄外,其餘事務屬香港內部自治事務,中央及各級省市政府不得干預香港內部自治事務。城邦論是香港民間的護法運動、政治啟蒙運動,並非香港獨立運動。土共高舉基本法的第一條,說香港是中國統轄之下,正是城邦論的基礎,並無抵觸。至於高舉第二條的中央授權香港自治,也是城邦論的基礎。然而,中共理解的授權是隨時可以收回的,但根據憲政原則,中央授予地方的自治權是無法收回的,除非地方政府違憲而中央根據憲法暫時收回若干自治權。

二、香港城邦自治並非去中國化,而是恢復華夏,再造中華。土共說城邦運動是去中國化,乃思想怠惰,不辨是非。去中國化是台灣的民主進步黨和前台灣總統陳水扁推動的文化運動,有台灣抵抗外來政權和外省人的的本土環境,即使是矯枉過正,也是台灣人的事情,其概念不能移植到香港。香港是華夏的遺民社會,保存了中華風俗、正體漢字和粵語漢音,此地華人敬天法祖,然而西風東漸,香港也必須努力恢復華夏文化。

[1] 憲制授權是《基本法》第二條,授權香港自治,但中共常以為授權是隨時可以收回的。剩餘權力是指《基本法》沒有明文限制的權力,香港都可以行使。憲制授權是明文的授權,剩餘權力是不明文的授權。

鄭培凱 - 莫斯科印象

明報   文字江湖   2012107

莫斯科,陰鬱的莫斯科,暴風雪無邊無際鋪滿冰凍的大地上,一層一層的,掩埋了歡笑,掩埋了夏日曾有的風情。沒去過莫斯科,卻早已有了莫斯科印象,是人類堅忍不屈、在最艱困的情况下也能生存的見證。生存在漫漫的寒冬,面臨無情的專制,只能以冷漠對抗冷酷,以粗糲對抗殘暴,以伏特加對抗零下三十度的風雪。莫斯科在我心中最常浮現的印象,是戰爭,是寧為玉碎的意志對抗慘烈的現實,是為了無從探測的理念與信仰,展現不屈不撓的犧牲精神。在托爾斯泰的筆下,戰爭與和平的糾纏,是上帝試探人性深層矛盾的一場悲喜劇,而人類雖然處境如此卑微,卻能顯示痛苦之中的尊嚴與生存的歡樂。莫斯科這樣嚴峻的生存環境,讓我們看到人類處境的各種極端,可以是冷漠無情,可以是殘忍暴烈,也可以是熱情奔放,是聖潔虔誠。

我對莫斯科有一種潛在的恐懼,卻也有着由衷的敬佩。時常想到的是,拿破崙意氣洋洋攻進莫斯科,佔據了一座空城,對着空蕩蕩的克里姆林宮叱咤風雲,心裏到底是個什麼滋味。進城時的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只是一場沒有俄國觀眾,演給自己看的大戲,而最可怕的是,空蕩蕩的戲台是俄國人搭好了,等着法國軍隊來演的空城計。拿破崙是聰明人,什麼時候開始認清了局面不妙,騎虎難下?一天,兩天,三天,一個星期,一個月過去了,俄國大軍到哪裏去了?風雪終於來襲,生長在溫暖地中海科西嘉小島的拿破崙,這才見識到俄國人冰雪般堅韌而冷酷的性格。可惜晚了。我每次聽柴可夫斯基《一八一二年序曲》,都會感到無比的震撼,當俄軍反攻,打得法軍丟盔卸甲,教堂鐘聲齊鳴,叮叮噹噹,旋律如颶風掃過大地,就會想,俄國人的深沉與長久鬱積之後的爆發力,不但來自冰天雪地的磨礪,也來自嚴峻生存環境所賴以依託的虔誠宗教信仰。

來到莫斯科,第一個印象是大,而且給人一種錯覺,是大而無當。住進財經大學的賓館,門樓空蕩蕩的,穿過三層又厚又重的大門,才進入陰暗的大廳。我盡量從合理的角度來推想,這是為了抵禦嚴冬侵襲而設計的,表面上是浪費空間,而實質上是為了禦寒而設置的多重保險。不過,我還是覺得整個設計極為笨拙,讓人感到無助,好像身處荒漠,隨時會有暴風雪來襲,有一種廣袤而陰沉的空間壓迫。也許是因為俄國地廣人稀,習慣了空空蕩蕩,可以隨時隨地踢踢腿,打一趟拳,來個鷂子翻身。反正地方大,不必考慮呎價多少,愛怎麼蓋就怎麼蓋,讓我們這種來自香港狹窄空間生活的鴿子籠動物,算是大開眼界。

莫斯科人動作緩慢,不知道是否跟天氣寒冷有關,一動不如一靜,因為一動就得消耗熱量。給我辦手續的婦人,大約四十來歲,胖墩墩的,拿了我的證件,翻來覆去的看,也不知道是找資料,還是沒看過香港護照,得研究研究,或者只是新奇好玩。反正她時間多得很,而你的時間與她無關,後面有人排隊也與她無關。就這麼擺弄了五分鐘,把證件還給我,遞來一把鑰匙,算是入住。

我不禁胡思亂想,當年俄國人跟拿破崙打仗,也是打的這種拖延戰術,七拖八拖,就拖到嚴冬來臨,暴風雪來襲,老天爺自會處理拿破崙,讓他知道什麼是逆天行事,報應就在眼前。對付希特拉,也是同樣的方法,老天爺永遠站在慢吞吞的俄國人一邊,納粹的閃電戰再厲害,也不能逆天行事,一樣是泥牛入海無消息。蔣介石當年跟日本打仗,是以空間換取時間,讓日本擴大戰線,陷入泥淖,長期抗戰,把日本拖死。俄國人更厲害,是既有時間又有空間,咱們耗着,就跟老頑童周伯通跟人比賽閉氣一樣,看誰耗得久,就是最後的勝利。

在莫斯科生活一段時間,或許能夠學到沉潛制勝的生活方式。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近作有《流觴曲水的感懷》等

崑南 - 魯西迪回憶錄:1989年人類文明正邪交戰中的里程碑

星期日生活   書在燃燒   2012107

【明報專訊】1989,在人類精神文明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是善與惡,戰爭與和平對立/對抗,各自掙扎的一年。或者簡單地說,是正邪對決,一場轟天動地的革命。

當要回顧1989年,對於中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甚至捷克人,都是整代難以忘懷、悲喜交集的歲月。不用說,其中64日的天安門事件是最為慘烈的一幕,一個民族拚命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被一黨專政的炮火鎮壓下來,不過,如果把眼光放大一點,這事件正催生了119日的柏林圍牆倒塌,以及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國家一連串的獨裁政權的崩潰,呀,還有智利,1214日舉行了16年來第一次自由投票選舉;時間拉長些,連蘇聯也受影響變天了。我們也知道,同一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有,同一年的714日,正是法國革命200周年紀念日,還有還有,宣揚嬉皮士精神的胡士托音樂節,驟看來,世界的確改變了,是嗎?是嗎?

可是時間再拉長一下,只帶來了一個殘酷的答案。世局就是這樣的戲劇性。何以見得?61日起共10天,教宗保祿二世訪問挪威、冰島、芬蘭、瑞典等北歐國家,宣揚和平理念。在他的行程第4天,便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了。這還不是戲劇性的歹角出場嗎?

214日是情人節,普世同歡,偏偏在這一天,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頒布全球追殺令,煽動狂熱的回教人士取下印裔英籍作家魯西迪的人頭。為了一本書《魔鬼詩篇》,為了書中一個狂人角色的一個夢,就被判死刑?對終生投身藝術創作的人們,這個事件之發生,不正是一齣荒誕無稽的戲劇嗎?

1989年被追殺為自由奮戰

當年另一位著名作家馬田艾米斯(Martin Amis,英國憤怒一代著名作家Kingsley Amis之子)公開預言,說「追殺令過後,魯西迪便會銷聲匿迹的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魯氏不但沒有像他的名字那樣RushdieRush-to-die,趕着去死),23年後,反而存活下來,還可以繼續創作。今年的半自傳式的回憶錄《約瑟安頓》(Joseph Anton),更加成為1989年這場人類精神文明轟烈奮鬥中的鮮活證物。

這部回憶錄,全書共650頁,看罷(筆者看的是電子書,所以引述的內容無法列出頁數,只能指出是第幾章)令人想起貝婁(Saul Bellow)的Herzog風格,雖然不是全面書信形式,但全書不停找對象申訴,作家啦,名人啦,保護他的人員啦,他的家人啦,甚至上帝啦,無一倖免,從而反映一個被追殺陰影下的人,是如何度過他的孤獨(但不算無援),那種誠惶誠恐的孤獨生活。或者還想起一部電影,奇連伊士活主演的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大家可以看到魯氏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TheGood, theBad,好的一面是指他的坦率與勇氣,例如他對4名妻子承擔他的不忠,例如畢竟他是一名凡人,在逃避追殺令的日子,他以書為伴,寫作,與兒子Zafar在一起之外,杯弓蛇影,連一個前來修理水喉或清潔的人都懷疑,把自己躲起來。他變得不修邊幅,令身體發胖,煙酒度日,然後與前任現任妻子鬧意見,同時與另些女子發生關係,這些都是需要勇氣寫下來的。他對藝術自由之信念,堅持到最後勝利,的確是一件不容易之經歷。每一章的字行間,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的風骨。

盡訴文壇恩怨

壞的方面,他以第三身撰寫,筆者認為,不會是因為寫作技巧之需要,不如說是刻意把真我隱藏,比較接近真實。沒錯,他與她們的關係,在書中一一交代,但十分仔細,到關鍵的一點,就輕輕帶過。可以肯定,作為他的妻子,看到這本傳記,會覺得不是味兒。魯西迪雖然口口聲聲需要愛情,但他的每一個妻子都覺得與他一起生活,總難逃出他的陰影。一句話,相處時光並不愉快。作者顯然有仇不報非君子,趁這個機會,魯氏對於過去與他過意不去的人,都一一不放過。其中表表者,其一是Roald Dahl(寫鬼故事著名的英國作家,1990年逝世)形容他是一個長期令人不快,一雙要勒死人的手的人,這有點接近人身攻擊了(遠因是Dahl曾在報章撰文說魯氏是個危險的機會主義者);其二是James Wood(文學評論家),因為他為了取悅老細,曾刪改過對他作品的評論文字。其實,被他冷言冷語鞭撻的行家,可列出十多位的名單。後半部的內容,不少更是與書人獎有關,討論哪屆誰應得獎或誰應落選,還有引述一大段一大段演說,隱藏着大大小小的文壇恩怨。

全書的敘述,鉅細無遺,資料性(正確與否有待有關人等鑑證)的東西不少,老實說,若只為了八卦魯氏本人的生平而感到興趣,肯定會滿足這樣的讀者,否則,比較之下,還是他的小說好看得多。魯氏從來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天才作家,所以,這本回憶錄所引起的大大小小迴響,給大眾說三道四的機會,是無可避免,但對於魯氏迷來說,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反覺得是理所當然之事。

如果嫌全書太長,或有點囉嗦,不妨向大家推薦第四章Year Zero,此章內作者有提及六四,提及柏林圍牆,有向有關方面寫了一封辯護《魔鬼詩篇》的信,更包括一個頗為有趣的小插曲,因避難,臨時無法回家,那一晚,他與訪問他的女出版家、警探,3人在一張大牀共宿一宵。全書不時都出現幽默風趣的警句或章節,這正是魯氏一貫的文風。

至於Ugly醜惡部分,固然是指凶險的世情了。1989年,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這部煌煌巨著其中的一頁,不過,可能正是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章。正邪交戰之中,魯氏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象徵藝術自由的箭靶,一個命運的奇妙擺佈也。1989年,當然不是一個好時年,對於筆者私人的感受來說,六四事件固然是一個至今仍淌血的傷口,正是這一年內,逝世的名單中,包括不少心愛的偶像,如畫家達利、Elainede Kooning、詩人Robert Penn Warren、女星比提戴維絲(Bette Davis),以及小說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

命運如戲

重複本文前面所提,把時間拉長一些,讓我們回顧,反思,的確感慨萬千。把時間拉長一些,柏林圍牆倒塌兩年之後,東西德統一了。呀,還有,1989720日,緬甸政府正式下令軟禁昂山素姬的,把時間拉長一點,拉長一點,21年後,昂山素姬被釋放了,她贏得了爭取自由和平最清脆玲瓏的一仗。時間再拉長一點,23年後,魯西迪也終於可以繼續自由寫作出版,還寫了部大作,還他清白。貼身保護他的警探Stan,在他筆下也有不少深刻的描寫,幾乎成為第二主角。這位警探還說了一句話,代表了對追殺的野蠻行為的一個率直、簡單之合理抗議,他說:「不能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威脅一名英國公民,不能容許啊……(It can't be allowedthreatening a British citizen. It's not.)」可是,拉長了的時間,對於這一代的中國人,似乎仍停留在1989年的6月,停留在這個6月之4日,停留在這個4日之凌晨……

最後不如再從魯氏這部回憶錄第二章(不會燒的手稿)中摘取一則小插曲,來一個輕鬆的作結。Liz Calder是位女出版家,因為她缺乏勇氣接手出版《魔鬼詩篇》,避過了炸彈投擲、經濟拮据之險,以後出版社才可以生存,發掘了J. K. Rowling。若不是如此,我們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哈利波特》。命運的擺佈就是這樣戲劇性。

文 崑南
編輯 黃海燕

溫曉連 - 文革式的旅遊生態

星期日生活   盛世顯微鏡   2012107

【明報專訊】北京奧運之後,內地擺出一副大國崛起的架勢,之後慕名而來,希望感受一下這個崛起中文明古國的人,來自世界每一個角落,到這一刻為止,仍是絡繹不絕。

筆者長年駐在內地,親友以為是中國通,從那時開始,他們每次計劃回內地旅遊,都會徵詢筆者意見,但每次他們都被我潑一盤冷水,標準答案是——如無必要,最好不要來。

說具體一點,這個建議,主要針對一般遊客,以及一些熱門的景點,因為如果你是億萬富豪,又或是掛上人大、政協名銜,認識地方權貴,那待遇當然有天壤之別。

景點盡是人山人海

內地真實的旅遊生態,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虛擬假象,快要過去的十.一長假,有內地人這樣形容:「杭州全是集體照,泰山排起了長龍,華山數萬人論劍,黃山遊客爆滿,故宮人山人海,長城擠湧得不分內外,美麗的沙灘看不見沙子,全國各個景區完完全全被擠爆,高速公路成了全球最大停車場,這就是黃金周。」

有多少人知道,每次跟旅行團到八達嶺長城,所看到的只是一座近代石屎建築物,去故宮看古蹟文物,眼前只是一堆又一堆人群,個子小一點的,只能看到宮殿的屋頂部分,在茫茫人海中,你只會聽到導遊大聲喝着要「鴨仔」們急步走。

以往香港人喜歡到內地,因為這裏物價相對便宜,香港人到這裏遊玩,有人上人的優越感,但這時代早已一去不返,人民幣不斷升值後,要維持在香港的生活水平,香港人必須付出比香港更高的物價。在同一時間,內地富裕人口急劇增加,有限的高檔服務,早已不是外國和香港人的專利。

古城變娛樂城

再說內地的旅遊業,本質上就是中國模式的縮影,地方政府不顧歷史原貌,大興土木,他們發展旅遊的目標,純粹為盈利,千方百計容納最多遊客,收取最多的門票。只要人流多,周邊樓價升值,賣地收入上升,如此,政府庫房自然盤滿缽滿,對着上級更可吹捧自己的「政績」。

這些例子俯拾皆是。走進雲南的麗江古城,你只會看到五光十色的市集,食肆、酒吧、旅館、卡拉OK林立,基本上,地方政府只是把一個景點視作一個主題公園,在傳媒面前大談什麼保護歷史古蹟和保育,說穿了其實只是噱頭而已。至於當地人,更加不在話下,旅客看到的旅遊業者,眼神盡顯對金錢的飢渴,收費到手後,立時變臉,什麼服務態度,只能在宣傳標語中看到。從他們的行為舉止,完全感受不到他們對當地古蹟文化的尊重。

再舉一個典型例子,西藏首府拉薩,情况確有點叫人搖頭嘆息!當地政府早年曾經作出承諾,這座具神性地位的古城,怎樣發展都好,必須保留原有地貌,市內所有建築物,都不可阻擋布達拉宮的景觀,但早在十多年前,布達拉宮東南面兩公里一座十多層高的政府稅局大樓首先拔地而起,到近兩年,陸陸續續有大型商場在市中心大昭寺周圍落成,商場引入各式連鎖店,不論外貌與風格,根本與這座古城格格不入,更令人沮喪的,是市中心南面的太陽島,竟然開發成一個娛樂中心,內地每個城市都有的桑拿、卡拉OK、浴室,甚至色情場所,這裏一應俱全!

拉薩再以這種模式發展下去,相信再過十年,拉薩已不是一座古城,而是一座典型的娛樂城市。

廿多年來,活在信仰真空狀態下的內地民眾,眼前只有物質與金錢,不論政府高官與一般百姓,都以為「發展就是硬道理」,生命就是建基於唯物主義。

政府與民間這套觀念,早已根深柢固,更為可悲的是,這同時成為他們的世界觀。

他們視其他種族異類的人皆為經濟動物,只要具備經濟物質誘因,什麼事都可以達成。對美國人如是,對日本人也如是,當然,對待國內的少數民族,也是同一種思維模式,在官方的宣傳口徑裏,少數族群的傳統,大都是代表封建,就是貧窮的根源,必須跟着漢人過去二十年的模式發展,才是追求幸福的真理。

各地城鎮千篇一律

結果,由最東面的哈爾濱,到最西面的新疆,再由最北面的內蒙古,到最南面的海南島,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座座千篇一律的建築群,走在街道上,只要看不到車牌號碼,基本上分辨不出身處哪個城市。

極其恐怖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把中國傳統文化摧殘殆盡,事隔三十多年,中國人彷彿再一次踏上了類似一條道路,但今次的元兇,可不是一個瘋狂的獨裁者,而是主流群體腦子裏,對金錢物質那分歇斯底里式的膜拜。

文 溫曉連
編輯 馮少榮

2012年10月6日 星期六

戴耀廷 - 香港有公民社會

明報   2012106

有看法把香港的反國民教育科及其他對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持異議的社會運動,都理解為有敵對勢力在煽動、港英餘孽和利益集團在策動,及國際反華勢力在推動。我只能說這只反映了持這觀點的人對香港的認知是那麼錯誤和偏差。不幸地,這種觀點卻左右著北京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這些看法與現實最大的落差,在於完全不明白香港有本土的公民社會。香港公民社會已發展至具備以下特點:

一、香港公民社會是有著高度自發性的。因此說香港一些公民社會組織是由甚麼勢力、集團煽動或策動,那實在是侮辱了香港的公民。或許港英統治的確遺留下一些對普世價值如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權的渴求及堅持,但若把爭民主、護人權等行動都說成為港英餘孽的陰謀,那麼可能有一半港人都是港英餘孽了。

二、香港公民社會是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其價值或許傾向與北京政府所信奉的不同,也或許它們有接受過外國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捐助,但它們在香港的活動卻不可能是受甚麼國際反華勢力操控。再者香港公民社會組織的成員是更加自主的,組織的領袖根本沒有能力命令或確保其成員做甚麼。這正是從國內觀點(至少是官方的)看香港公民社會的盲點,因公民社會組織及其成員在內地是沒有太多自主性的。

三、香港公民社會中的不少組織所重視和追求的價值,並不是物質性的,而是非物質性的,如可持續發展、平等、公平、公義等。因此,當經濟發展與這些非物質性的價值出現衝突,他們會毫不猶豫和義無反顧地站在公義的一方。不少香港公民社會組織的成員對這些價值的堅持,更可能已達信仰性的,即可妥協的空間很有限。這是以國內觀點看香港公民社會的另一盲點,因他們相信人只會為錢所動,故不能明白中國近年已有那麼成功的經濟發展,而北京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幫助香港經濟,但港人還是「以怨報德」,故結論只能是有勢力在香港搞政治陰謀。

吳志森 - 《我們的國歌》

明報   2012106

雖說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已經失效,但紅色課程早已滲入各科,毒素如水銀瀉地,每分每秒都在洗腦。以下課文《我們的國歌》,又是另一篇洗腦教材的典型,也是小三的語文,不知你家小朋友的書包有沒有這一課:

先來一連串問題,引導同學的小腦袋,「思考與討論」:

哥哥和我為甚麼在家裡唱國歌?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由誰作曲?他在甚麼情況下寫這首歌曲?

這首歌給當時的中國帶來甚麼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甚麼選《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

哥哥唱著「起來!起來!起來!」這段,會讓人振奮,你同意他的看法嗎?為甚麼?

然後是「用心聽,跟著唱」:

問:留心聽國歌。聽的時候,你有甚麼感受?你聯想到甚麼畫面?跟同學說一說。

答:我很振奮,聽著國歌,就使我想到國旗在飄揚。

再來才是課文內容:

哥哥和我快要參加學校舉辦的國慶升旗禮,我們在家練習唱國歌。爸爸笑著問:「你們知道歌詞的意思嗎?」

哥哥神氣地說:「當然知道!歌詞鼓勵中國人起來抵抗敵人。」

除了學生課本,老師還可以根據「教師手冊」,裝扮成專家模樣,侃侃而談國歌的歷史:這首是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當時的作曲者聶耳,如何把曲譜秘密收藏,冒死保存,終於讓歌曲面世的驚險內容……這倒是按照當局準備好的教材,照本宣科,一點難度都沒有。

《義勇軍進行曲》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後,還有很多劫難和滄桑,十三億中國人,我懷疑有多少人清楚知道。我在不同場合,問過資深的公民教育老師,也問過報章教育版編輯,亦問過不少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無一例外,對此一無所知。

我在本欄寫過不只一次了,國歌填詞人田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國歌只可奏樂,禁止唱出。文革高潮,國歌被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太陽升」所取代。文革結束,華國鋒上台,國歌又被改成「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直至1982年全國人大會議,才通過恢復田漢的填詞,後來更寫進憲法,確定今天的模樣。

這些資料在維基都有,問題是老師有沒有找,找到後會不會、敢不敢教。

陳惜姿 - 「失效」並不足夠

明報   2012106

接到記者電話,謂教育局高官在吹風會說了些話,要我回應。教育局終於把去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結果拿出來了,高官還說:課程指引於今年四月推出時根本沒遇反對,是七月份出版「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手冊」,才引起軒然大波,而那手冊本與教育局無關。

我先是不懂反應,現在不是已經十月了嗎?怎麼他的說法仍像七月時的?他們經歷了這幾個月,到底看到聽到什麼?有什麼進入他們的腦袋,影響他們的思維了?還是,什麼也沒有發生?

我唯有重複幾個月前已說過的話,手冊是教育局撥款千多萬做的,用的是納稅人的錢。若教育局認為貨不對辦,便不應付款。無論如何,那都不是跟他們無關。

但我更想對教育局說的是,現在已經十月了,早已沒有人再談「中國模式」手冊,九月八日特首已宣布國教不用獨立成科,由學校自決是否和如何開科。九月底,開展國教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宣布既然學校自決是否開科,也毋須官方課程指引,更毋須檢討或修訂,指引已然失效。

現在教育局當前急務,不是老調重彈,重複三個月前的論點,而是回應委員會的建議。一個如此重要的政策,不應有任何混淆的地方,不能各自表述。委員會主席宣布指引已失效,政府會否接受這建議?

課程指引若是失效,下一步便應該撤回,就是擱置也可,總之要把它「拿走」。政府不可能讓一份已失效的文件,繼續存在,這是違反常理的。指引一天不拿下,學校仍不知它是否有效,是否有需要跟從。也就是說,這指引一天不拿掉,這場仗仍未打完。

陶傑 - 也說「孤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6日

梁營官員寫宣傳文牘,有這樣的句子:「香港回歸十五年,祖國一直對這個遺落海外的孩子照顧有加」,被我們飲食才子李純恩數落了一番:什麼時候香港做了苦海孤雛

先不論什麼孤雛不孤雛。這句話,字面上已經不合常識。香港的新界,與大陸土地相連,在地理上,絕不構成所謂「海外」。

海外(Overseas),意思是至少離天百丈的隔一個海洋。對於中國人,譬如婆羅洲、夏威夷、古巴,這叫海外。大陸七八十年代,分得清清楚楚,英美日本「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梁營的文膽,缺乏這點地理常識,像林鄭月娥說的,實在「令人驚訝」。

香港不在「海外」,也從來沒「遺落」過。一九九七年,香港屬於另一個大家庭,叫做英聯邦(Commonwealth)。香港從來不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有苦沒處訴三毛流浪記的小孤兒,運動員每年出席英聯邦活動會,香港大學是英聯邦大學同盟的一員,香港的上海和潮州紗廠老闆,像唐翔千和林百欣,生產的紡織品,由英國人帶領去歐洲,跟歐洲共同市場談多纖維協議的入口毛額。香港這個「孩子」、「遺落在海外」?也真學了梁特首,說謊也不眨眼睛了吧。

至於香港,早已不是孩子。中國人沒有真正的國家觀念,都把成年人當小孩,孫隆基博士說是「未斷奶的民族」。即使真的是孩子,也會斷奶的,學會走路的,會發育的,會長出陰毛而成年的,像張艾嘉的一首歌:「走吧,走吧,人總要學着自己長大;走吧,走吧,人生難免經歷苦痛掙扎;走吧,走吧,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你沒斷奶,你自己幾十歲繼續啃奶嘴哭媽媽好了,別把香港人當三歲小孩了,可以嗎? 

古德明 - 狼狽之爭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6日

日本戰略大臣前原誠司上月底談到釣魚臺之爭,語帶不屑說:「中國一貫偽造歷史,歪曲歷史。」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反唇相稽說:「前原誠司的言論,非常錯誤。日本總是有些人不敢正視歷史。」其實中共、日本,一狼一狽,雙方正好取長補短,何必爭論短長。

中共六十多年來假如出版過一本信史,可以勝過千百句「前原誠司的言論,非常錯誤」。他們抗戰期間和日本攜手殲滅國軍,以至五十年代祭起三面紅旗殲滅國民幾千萬,以至六、七十年代毛澤東大舉殲滅中華文化,以至八十年代鄧小平揮軍摸黑殲滅學生,以至最近二十年不斷殲滅各地的李旺陽,在中共史家筆下,都變成「抗日戰爭由中共領導」、「五十年代末大饑荒有四千萬人不正常死亡」、「江青違背毛主席意旨發動文革」、「六四清場未傷一人」、「李旺陽厭世自經」等等。

至於日本,先否認一九三七年屠南京,再否認脅迫中、韓女郎做「慰安婦」,現在又否認釣魚臺為中國固有領土,對歷史之尊重,簡直和中共不相上下。而前原誠司說「中國一貫偽造歷史」,把中共當做中國,偷天換日的手段,較中共也略無遜色。

中國史筆,自春秋以來,即以信實無隱為第一要義。所以孔子作《春秋》,「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還稱讚晉國太史董狐:「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唐太宗李世民誅殺兄長李建成,登上帝位,特別叮囑史官不要隱諱這段歷史:「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明太祖朱元璋對史官的要求,和唐太宗無異:「國史貴乎直筆。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明武宗年間,顧清負責編寫《孝宗實錄》,權臣焦芳與大臣彭華不和,教顧清以風聞當史實,誣彭華靠攀附妖人李孜省進身。顧清正色回答:「據實直書,史職也,他(其他事)不敢與聞。」(《玉堂叢語》卷四)這樣的小故事,我國歷代不知凡幾。

總之,《春秋》筆法,董狐直書,二千年來,一直是我國史家榜樣,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淪亡為止。唐朝劉知幾負責國史垂三十年,對史官職責領悟至深。《新唐書》卷一三二記錄了他的名言:「史(史家)有三長:才、學、識。」所謂「識」,就是「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最重要)者」。

中華史學,博大精深,日本、中共哪裏懂得。他們的史家,只須有一長:弄虛作假。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吳志森 - 梁振英何以不叫停煙花滙演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6日

四十年來最大海難,全港同哀。本來,發生慘劇,大家的焦點理應集中在如何救死扶傷,如何安慰家屬,如何善後補救,如何防止慘劇再度發生。稍為理性的人,都不想將慘劇政治化。我千百個不情願,把海難用政治角度分析。無奈的是,當權者的表現實在太難看,太令人氣憤,骨鯁在喉食不下咽,不吐不快。

撞船慘劇在晚上八時二十三分發生,南丫四號瞬即下沉,只剩船頭留在水面,百多乘客或被困船艙或拋到海中,非常危急。消防、水警、海事處、飛行服務隊等救援人員,都在九時前趕到現場展開搶救。

乘客命懸一線,掙扎求生的同一秒鐘,在某處高級場所,特首梁振英、問責官員、官商名流,舉杯祝賀官運亨通國運昌隆,冠蓋雲集,杯觥交錯,等待一年一度的國慶煙花滙演晚上九點正式燃放。在發生意外到煙花放起這近半小時,一定有知情官員通知特首有慘劇發生。當梁振英知道有重大人命傷亡,當時的決定就是:繼續放煙花,以免敗了中央大員官商巨賈的雅興。

好不容易等到半小時的煙花放完了,亦即離撞船意外差不多一小時,負責維持維港航道秩序的警力,才能釋放出來趕赴現場展開救援。政府新聞處當晚十時四十八分發出新聞稿:「梁振英在觀賞煙花滙演後就南丫島撞船意外會見傳媒談話」,「今晚我和政府的高層同事會密切跟進這件事的進展」,清楚顯示梁特首在知悉發生慘劇後,還有雅興繼續觀賞煙花,直至完畢。

有記者問梁振英為何不叫停煙花滙演,梁說這由主辦單位決定。滙演由廣東各級政協贊助,負責統籌的主辦單位,正正就是民政事務局。港難當前,梁振英還是不忘他出神入化的語言偽術。

香港發生空前災難,胡溫代表中央政府表示關切,當然無可厚非。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要求探望傷者,也正常不過。但身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應該捍衞「一國兩制」的嚴格分際:先感謝中央的關心,也要求李剛副主任盡量低調,以免混淆「一國兩制」的敏感界線。豈料剛剛相反,在記者面前,梁振英像小媳婦一樣縮在後面,李剛以主人家身份高調地向全港市民宣佈,馬上要求廣東省派出打撈船協助救援工作,彷彿告訴全世界,救援工作的指揮權,已由特區政府正式移交中聯辦。

遠水不能救近火,廣東省四艘打撈船凌晨來到香港海域,甚麼也沒有做就駛回去,但中新社卻弄虛作假,說中國的專業搜救船在海上救起九十五人。這並非誤報,而是為配合胡溫關切救災,用來蒙騙內地民眾而特製的假新聞。

特首梁振英沒有挺身捍衞「 一國兩制」,令人鄙視。而香港救援人員,充份發揮香港人「做得到」精神,冒死把百多名乘客從死神手裏帶回人間,可歌可泣的救人故事,教人激動垂淚。在此,向救援人員致以最崇高敬意。  

李怡 - 「我爸是李剛」掀香港制度保衞戰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0月6日

一場海難慘劇,救人、哀傷、幫助撫慰死傷者家人、查究出事原因與責任等等都是當務之急,香港人真是不想把事件政治化,儘管我們知道: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然而,李剛的高調,中共的虛假報道,彭清華的回應,梁振英在中央大員前的猥瑣、對何以不叫停煙花的迴避,卻無法不使香港人感到憤怒。海難慘劇,又一次挑起了中港矛盾。一國兩制死亡的陰影又籠罩香港。

從大陸人的角度來看,香港人真是不知好歹。中央駐港大員表示關心,胡溫習三巨頭都專門打電話了解情況,又指示特區政府全力做好搜救及善後工作,大陸派搜救船來支援,下半旗。大陸其他地區發生比這嚴重得多的災難豈會有此待遇?而香港人還要說三道四,講甚麼反對中央干預。大陸網民有的說:「就死了幾十人,大搞特搞。香港同胞遇難我同情,但也不要這樣大肆宣傳,還降國旗,這種做法有待商榷。」

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香港救災體制本來就相當完備,有災難發生,所有救援機制都自覺啟動,誰要中央關心?哪裏需要中央指示才有動作?等你救援船來到,人已救得七七八八,根本幫不上忙。1996年嘉利大廈大火,港督彭定康第二天才到現場,記者問他何以姍姍來遲,他說:「當消防員正努力撲救大火的時候,我來這裏對救援工作並無幫助,只會影響消防員的工作。」

在大陸人治體制下,領導不作指示,下面不會動。在香港的法治體制下,一切制度化,救災啟動,專業人士、紀律部隊、公務員立即各守崗位,盡責做事,甚而不惜身犯險境。

兩制的根本區別是:那一制崇拜權力,這一制尊重生命。

若說這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化,也是事實。但法治和制度化需要人去完善,而百年來香港每一個人的努力,都為了完善這個制度和建立公民社會而不斷加磚。

有人在新浪微博上說:「香港現在所得到的,可不是天掉下來,都是由前輩的鮮血抗爭換來的,捍衞者數十年來前赴後繼。由03年沙士犧牲的醫生,到今次海難救援人員多處骨折仍繼續救人。我們都相信從自身做起,才能彰顯這種價值,才有可能得到價值帶來的甜美。」昨天本報財經版的「中門大開」專欄,列出從1989年以來一些為救護市民而犧牲的公務人員的名字,他們都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體現。他們救災,不須領導指示,不須黨的關懷愛護,而是自覺地表現對生命的尊重,知道人命關天,他們淌着淚、不顧自己的傷痛去救人。我們為他們的事迹感動,因此也為在鏡頭前抽水、說空話,和虛報派船來救起95人的謊言感到憤怒。

這幾年,中港矛盾的升溫,包括兩地民間的衝突,根本原因在於兩地對一國兩制的心理差異。從中共或長期在中共治下的大陸人看來,一國兩制是「一國」所賜予的,香港的自由,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免稅港,香港人自由進出內地和免簽證到140多個國家,都是中共代表的國家政權所賜。中共領導對香港的照顧已夠多了,自由行更是祖國對香港的施恩,香港人還不滿意?現在香港已回歸,我們大陸人來香港還要受氣?受約束?為甚麼我們不能去佔貝澳營地?為甚麼要依你們的規矩?為甚麼不可以插五星旗宣示主權?

實際上,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是按照回歸前香港的模樣寫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1》上的,基本法也是按照這個文件來擬訂的。它是香港本來就有的東西,而且是香港人包括你我都有份在實踐中使它完善的制度,這裏有我們的血汗與淚水,有我們的爭取和奮鬥。作為一個傳媒人,筆者可以不必謙虛地說,在推進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方面,也有使它趨於完善的一分貢獻。

香港這一制,真的不是中國這「一國」所賜,它不是天掉下來,而是我們血汗凝成,因此,我們不忍心看着這一制在一些賣港賊手上沉淪,不忍心香港變為受專權政治擺佈的沒有人的尊嚴、失去人的價值的廢墟。

香港人抗拒梁振英的「我爸是李剛」,是極具象徵意義的香港這一制的生死存亡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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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李怡先生說得好,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是香港本有的;除了香港人自身的努力,要感謝也是感謝英國人。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年,中共建政不過六十餘年。香港某些人喜歡稱中共為阿爺,是自我作賤;認中共的黨國體制為「祖國母親」,是認賊作父,自甘為奴,不知亡國之恨。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文明,一直都是嚴重威脅,於今尤烈,是香港人迄今揮之不去的惡夢。

2012年10月5日 星期五

莊耀洸、徐嘉穎 - 家長有權為子女 拒絕國民教育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5日

國際人權公約列明家長有權為子女選擇符合其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本港國民教育着重培養國家情感,屬倫理、信仰及道德範疇,若學校開辦,家長應有權為其子女選擇是否修讀。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三)條訂明「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種類有優先選擇權」。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確定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繼續有效。前者第十八(四)條指締約國「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後者第十三(三)條規定締約國「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及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亦在一九九九年第十三號「一般性意見」說明締約國應「尊重父母和監護人自由,保證其子女能按其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若開辦特定宗教、信仰或道德教育,「必須以不帶偏見的客觀方式進行,尊重見解、良心和言論自由」,並「遵守不歧視規定,或提供滿足父母和監護人願望的備選辦法」。由此可見,政府推行任何道德教育,必須尊重家長選擇權。

以英國為例,英國中學的性教育是必修課程,同時有選修部份。據《教育法令》第四○三條,性教育宗旨是鼓勵學生重視道德考慮及家庭生活價值,具體闡述是「認識婚姻性質、家庭生活重要性及生兒育女」,同時訂明應按該學生年齡、宗教及文化背景,保障學童避免接受不恰當教育及教材。第四○四條則要求學校必須有性教育書面政策聲明,以供家長查閱及免費索取。而據第四○五條,家長有權為子女退修性教育選修部份。可見英國家長仍可按其自身信仰,替子女選擇是否接受部份道德教育。

在香港,公民教育德育化,國民教育與德育教育綑綁,中港官員一直強調國民教育乃天經地義。二○一二年四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培養學生品德及國民質素,包括堅毅、誠信、責任感、尊重、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文化承傳、平等、人權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可見國民教育屬道德範疇,公約賦予家長選擇權適用於此,英國家長可替子女選擇退修道德教育的做法亦值得參考。若學生或家長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中華民國才繼承中國文化道統,而不認同課程所指的國民身份,拒絕向五星旗致敬,又或相信馬克思主義,堅持工人無祖國,國家是階級壓迫機器,可惡而不可愛,這亦屬信仰範疇。家長應有權基於信仰,為其子女選擇是否修讀該國民教育或參與相關課外活動。固然,若學校不跟從以情引發民族主義的國民教育,摒棄偏頗教材和紅色大陸灌輸團,而着重以客觀持平批判角度探索中國,家長難言有權退選此科。

莊耀洸律師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專任導師

徐嘉穎
人權教育工作者

李平 - 港人永遠的痛 北京示恩的騷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10月5日

昨日全港哀悼十.一海難死難者。市民的泣訴,降下的區旗,都只是對死難者的一分追思、對遺屬的一分安慰。香港這場40年來最嚴重的海難,無可避免地將成為港人心中永遠的痛。港府及親北京人士可以為十.一當晚不中止煙花滙演找到大把理由,但明年呢、後年呢?是否也要當作甚麼都未發生過?

親北京輿論近日猛烈抨擊香港有人把海難政治化、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高調介入救援行動妖魔化。但是,看看北京官員、報章介入十.一海難的過程,不難看到誰是事件政治化的始作俑者,不難看到北京刻意展示對香港的支持只是示恩騷,不難看到中港文化的差異,其實質是黨性與人性的差異。

從李剛走訪醫院,到胡溫習發出指示,再到新華社報道,最後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這是中共處理災難事故的標準流程,其中見到的只有高官的姓名、言論,見到的只有他們的指示、號令,見不到死難者的身份、見不到遺屬及傷者的哀痛。


《香港商報》是中共在港的三大報章之一,海難翌日其頭版大圖是「國慶煙花綻放」,頭條是「CY籲港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而海難只是被煙花和CY擠到一邊的一個標題「南丫島撞船逾百人墮海8遇難」。這份自稱「被中央政府定位為『中國的國際傳媒窗口』」的報章,還自稱是「香港歷史上最為悠久的中文報章之一」,從其選擇新聞的趣味不難看到,中共是關心港人的生命多些,還是關心中共建政慶祝儀式、關心中港融合多些?

至於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10月3日在鮮紅報頭之下的頭條,是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領導人關心香港撞船事故,報道中還見到劉延東、廖暉等官員姓名。在頭條之下的2,000字海難報道中,李剛出場一次、梁振英出場五次,但未見訪問傷者、遺屬。

當然,港人不能苛求《人民日報》與香港多數報章一樣改為黑色報頭。內地天災人禍不斷,領導人隔三岔五就發出指示甚至到現場指揮救災,如果《人民日報》次次都要改成黑報頭,一年中恐怕黑色要多過紅色。一如內地網民諷刺,如果中國仿效美國為重大傷亡事故或名人逝世而降半旗的話,國旗大概也不用升起來了。

至於中新社在報道中公然謊稱「中國專業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現場已成功救起95人」,其目的無非是要凸顯中國有關部門對香港海難伸出援手,不只是道理上天經地義,而且是行動上驚天動地。但真的不知道是想欺騙內地人,還是欺騙海外華人?只是,想欺騙港人,那是不可能的。港人會感激在海難中奮不顧身救人的消防員、市民,會感激世界各地願伸出援手的人,但怎麼可能感激那些冒功邀賞的人?

梁振英在出任特首後首次主持中共建政酒會,就大談中港經濟一體化,強調要認清香港和內地互動發展是「事實」、「現實」,無非是要藉中港經濟融合掩蓋其急於推動政治融合、文化融合的目標。但是,當日發生海難後,中共官方媒體大演示恩騷,所展示的黨性高於人性的言行,還能不令港人心寒嗎?中港之間的新聞觀差異、文化差異、價值觀差異,何來融合點?

張華 - 官媒虛報救人的背後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5日

南丫島大海難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在不恰當的時間(事發當晚),出現在不恰當的地方(瑪麗醫院),講些不恰當的話(並非安慰傷者或向死者致哀,而是大談要求廣東派打撈船來港),受到各方抨擊,指摘他「抽水」(邀功、搶奪功勞),責他妨礙醫院救援,若要宣佈打撈船援港,大可透過新聞稿,而非在醫院搶救傷者之時。不過,說到大海難的「抽水」極品,首推半官方通訊社「中新社」。

中新社周二下午發出新聞稿:「記者二日十五時從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獲悉,中國專業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現場已成功救起九十五人,證實有三十六人死亡。搜救行動仍在進行中。」報道又說:「內地方面接報後,國務院、交通運輸部和海事局高層對此高度重視……交通運輸部高層立即親臨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指導搜救。」

言下之意,人都是中國救援船救起來的。如此謊言,根本經不起推敲。中國方面接報的時間絕不會比香港早!中國救援船抵達現場,也一定晚於香港的水警及消防船;當晚,香港救援人員、附近船隻等已救起近百人。

這種文章,很明顯是拍馬屁的鱔稿,很有中國特色。撰寫此稿的記者,相信既沒到過現場採訪,未目睹那位「運輸部高層」親臨指揮搜救的雄姿,也沒閱讀、觀看、收聽香港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更沒向特區政府救援單位求證,僅憑中國海上搜救中心一面之詞,就以之歌頌中國救援船的優秀表現。

這種弄虛作假文章,充斥中國的官方傳媒。在資訊足、透明度高的香港,大家當然知道這是滿紙謊言,大聲斥罵,中新社不久也撤回重寫,不敢再吹噓中國救援船的「救援奇功」了,老實的說這些船在附近待命,並沒參與救援。

這篇稿,就是用來宣傳中國交通運輸部及海上搜救中心,吹噓他們及時反應,救人功績彪炳,讓他們藉此向北京交差。事發後,胡錦濤、溫家寶及習近平都致電及指示特區政府要做好搜救、救治等工作,要求中國交通運輸部及海上搜救中心等多個部門要全力配合香港,「提供所需的一切協助」。或許正因為國家領導人下了命令,他們即使做樣子也要把船開過來,然後由「喉舌」替他們宣傳一下,向領導人顯示他們全力救援,不僅有了交代,以示遵從指示,撈回一筆政績。至於有沒有救人,是否對死難者不敬或侮辱,他們早已拋諸腦後。

無恥呀!

李純恩 - 香港是苦海孤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5日

有個叫「香港營」的網上組織,也不知道是些什麼人,常常發電郵給我,每次都是一篇文章,幫梁振英說話。

幫梁振英說話沒問題,但這些人寫文的遣字用詞,不大令人吃得消。比如這一天,又來了,一個叫麥國華的人寫的:「香港回歸十五年,祖國一直對這個遺落海外多年的孩子照顧有加──」

聽起來,十五年前的香港像個苦海孤雛,從小被爹媽遺棄,老大了撿回來,這才如珠如寶。但是,寫得出「遺落海外多年的孩子」這樣的人,腦子是有問題的,他是假設了世上孤兒都貧苦悲慘,卻不知道世上有因禍得福的孤兒,這種孤兒自己成才,對父母感情不深,對「父母的懷抱」並不熱衷。

香港就是後者,幸好「遺落海外」,才過上了好日子,好日子過得且不思爹娘,若是爹娘不要,興高采烈,如今爹娘領回去了,大家習性不同,反倒生分。既然生分,照顧有加不有加,也就不那麼歡欣鼓舞,只求管得少些,自然一些更好。

這些香港實情,若不了解,就不要用什麼「香港營」的牌頭來寫文章,寫出來,就不像香港人了,還怎麼「香港營」? 

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屈穎妍 - 我們的佛地魔 (附讀後感)

明報   2012104

某電視台的新聞特輯記者要做一個「共產黨在香港」的故事,四出找尋潛在的、冒出來的、疑似的香港共產黨員。

我有一位朋友在內地做生意,認識一些疑似黨員,於是被記者找上了,希望他能做個中間轉介人,或者幫忙確認一下某某人的黨員身分。

朋友勸記者說:你這個是不可能的任務,今時今日的政治環境,誰會自認共產黨員呢?

「結果如何?找到共產黨沒有?」我八卦追問。

「你有沒有看過哈利波特?」朋友忽然轉移話題。

「有,又如何?關共產黨什麼事?」

「哈利波特有一個不能說的名字,記得是什麼嗎?」

「佛—地—魔。」

「對,『共產黨』三個字,就像『佛地魔』,不能提,不能講,說出來,死定了!」朋友壓低聲線,說得聲情並茂。

十月一日,恰巧在街上碰到這樣一幕:有個小婦人,抱著孩子,孩子在她懷中昏昏欲睡,手上拿著一支小國旗,大概剛參加完一些國慶活動,歸家途中。

小婦人在等過馬路時被路人發現她的國旗,有人刻意把兩人由頭到腳厭惡地打量,也有站在身旁等過馬路者迅速彈開,劃清界線。小婦人也許發覺孩子手上這支紅旗讓人側目,綠燈一亮就嗖一下衝過馬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國旗仔丟進對面街的垃圾桶去。看到小國旗下場,我想起佛地魔。

這夜,發生了嚴重海難,我一直坐在電視機旁看直播,忽然,看到李剛,「佛地魔」三個字,即時又冒出腦海。

果然。網民的惻隱,只在鋪天蓋地搞出一大堆「西環真的治港了!」「李剛,香港事關你屁事……」之類的言論。人命?把李剛罵完再說。

原來,香港人的佛地魔,又豈止「共產黨」三個字?國旗、國歌、國家、國慶、西環、中聯辦、李剛……通通都是我們的佛地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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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屈女士繼暗批學民思潮及反國教評論員搞文革之後,又談笑風生地嘲諷港人的「恐共症」,繼而責罵網民冷血,在38名同胞死於海難之際,還是急於痛罵中聯辦李剛,毫無惻隱心。

屈女士的想法,在香港應該不乏共鳴者。據facebook網友轉貼的資料,城大葉健民教授就這麼說:「真的,我真的覺得這個社會瘋了。假如作為一個地方首長到災場慰問傷者都被視為抽水、中央駐港代表表示關注和提供援助、和領導人的問候都等同干涉特區內政、危害一國兩制的話,我真的無話可說。就算我不懂政治吧,就算我是投共吧,要把我歸類為「梁粉」、搏做官也悉隨專便。我衹相信這種「泛政治化」的傾向,正不斷蠶食我們的心靈,把香港推向了一個病態水平。對,大家是因為多年的創傷才會對當權者信心盡失,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文明社會應有的理性討論的原則。請不要跟我留言討論,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理解這種心態,不同意我的unfriend 我就可以。」

屈女士及葉教授這種觀點,我先不駁斥,推薦大家讀一篇政治啟蒙佳作,黃一恒發表於輔仁媒體的〈論危難中為何還要談政治的迷思〉(標題有點累贅,最後三個字刪掉較佳)。

愚見認為,災難發生時,在不妨礙救災的情況下,談論政治問題,絕非冷血或瘋狂,反而正正是因為我們關心愛護這個地方。在香港高呼「不要凡事政治化」的人,有些是出於無知,但更多是居心叵測,希望壟斷公共事務(這些人的意思,即係政治嘅嘢,又污糟又複雜,大家唔好理咁多,交給現政權就好了;不滿現政權,膽敢發動政治抗爭,即係有破壞無建設嘅反對派、破壞派、政棍之類)。香港精明的人很多,政治無知者也很多;這個城市,非常需要政治啟蒙。

我沒看哈利波特,不知道佛地魔有多可怕。但我確實知道中國共產黨極度醜陋,惡貫滿盈。在中共徹底挾持中國的情況下,所謂「國旗、國歌、國家、國慶、西環、中聯辦、李剛」,統統與共產黨分不開。正常人對歷史與時事稍有認識,不可能喜歡共產黨。李德成教授說得好:稍有血性的人,不能不討厭共產黨。親共媚共者受人鄙視,證明這個城市尚有血性與品味,還未死透,尚有希望。

屈女士日前文章稱今日香港是「最沒言論自由的時代」,今日就有讀者投書明報,質疑「是否言重了?」文明到極的反國教運動,都被屈女士你們老屈係文革,還說自己沒有言論自由?以屈女士的標準,發表不受歡迎的言論,受到讀者強烈質疑,大概就算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她今日的文章,又暗示香港的共產黨員身份曝光就「死定了」。這實在又是言重了。香港的反共者,都是文明人,絕大多數只希望共產黨leave us alone,並非有斬妖除魔的大志。畢竟時勢不同,連中國國民黨都已放棄反共救國,與共產黨稱兄道弟了。

延伸閱讀:魚之樂〈共產黨與佛地魔:一個笨拙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