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對談系列：余若薇 堵路不言勇 難在爭民心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爭普選方案，引起坊間激烈討論。每一個香港人，都不能迴避這問題：「究竟我們想不想香港有真普選」。堵路不只是身體力行，戴耀廷更希望的，是重整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刺激大家思考，究竟我們對爭取普選有多大決心，究竟我們甘心為普選付出多少，究竟香港人要不要一個公義制度，究竟我們是否願意打破愈來愈鬱悶的政治氣候。

戴耀廷下的戰書，不是給北京，不是給特區政府，不是給香港警察。他希望挑戰每一個熱愛民主，對這片土地仍有感情的港人，今天開始思考，香港應否有一個民主未來。「星期日生活」將會一連幾個周日，邀請香港社會不同界別、不分左中右、建制內外的重點人物，劉慧卿黃毓民陳日君，甚至已加入政府主理政制事務的副局長劉江華等，與戴耀廷一起思辯「佔領中環」的可能，打頭陣有公民黨主席余若薇。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和黨友，近年經歷了幾場「硬仗」，二○一○年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被輿論狠批延誤工程上馬，同期的五區公投又未能與泛民其他黨派整合。余若薇說，這些經歷令她汲取了教訓：要跟香港人談核心價值或普選理想，會被批評浪費公帑，阻住地球轉。對談一開始，她就反問戴耀廷，指他的「佔領中環」方案最大難度，並非在儲夠一萬個人頭，而在於如何爭取主流民意支持。

她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質疑，堵路最大難題，須面對類似「拖垮經濟累香港無咗幾十億」的論調。「問題不在一萬人，在於成個社會點睇，唔係我夠勇定我縮，而係政府的宣傳機器好勁……如果一個的士司機問你：戴教授，你佔領搞到我無法養妻活兒，你點同佢交代？」平日斯文大方的余大狀，模仿司機大佬連珠炮發，形神俱備，不難想像，她近年應該受過不少類似批評。

戴耀廷一貫溫文爾雅，以柔制剛地解釋，佔領計劃野心之大理想之高，在於希望移風易俗，讓平日掛住搵食的司機大佬，都會停一停諗一諗，「或者普選真的比經濟緊要」。所以，堵路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社會討論，醞釀民間支持，當大部分平日冷漠的香港人的心也軟化下來，才是佔領的時機。

「佔領中環即使有一萬人支持，卻有十萬人出嚟話你令到佢無工開，咁點先？」

余若薇談起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一肚苦水。她說，外界指「公民黨打官司令大橋工程延誤」，並非事實，她說，政府文件早已披露工程本身已延誤了一年，和官司無關，但坊間卻對「公民黨打官司令政府損失八十八億」的說法十分受落，令她百詞莫辯：「無論我們怎樣解釋，那八十八億就是算在你頭上，水洗都唔清。」後來的五區公投，公民黨亦被批評浪費過億公帑。在余若薇的角度，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選舉，把公投說成虛耗資源並不公允。

這些經驗，教她對香港人的「本性」有深刻認知。她反問，「佔領中環即使有一萬人支持，卻有十萬人出嚟話你令到佢無工開，咁點先？」余說時頗激動，更引述浸大民調數字，指只有13%港人支持以激烈手法抗爭，認為堵路方案難獲主流民意支持，更和戴耀廷展開熱烈討論。

余：你諗番以前港珠澳大橋、五區公投，問題唔係我個人立場係點，我夠唔夠勇，（退）縮唔（退）縮嘅問題……而係政府宣傳機器好勁。香港係一個好實際嘅地方，市民要生活要返工，你佔領咗中環，係香港經濟命脈，佢返唔到工，係咪你養佢先？政府一定用呢樣嘢同你拗。

戴：香港社會一直有兩種路線，一種是經濟效益，另一種是講長遠核心價值，我會問，普選緊要定經濟緊要，大家要選擇。還有我會問，個責任在誰身上？責任在堵路一萬人身上，還是遲遲不肯落實真普選的政府身上？

余：港珠澳大橋我們一樣可以說，責任是在政府環評做得不夠好（但問題是市民卻不這樣想）？

戴：所以不能任何題目都用（堵路）這模式抗爭，唯有落實真普選，香港人等咗咁多年，這刻是否覺得好重要？若有人願意付出（堵路）代價，其他人看到他們這樣付出，能否反思？透過公民抗命的形式，我希望做成一種政治文化的重塑。行動不止爭取真普選，如果香港人沒有具備一種民主文化素養，你爭取了普選制度又如何？你可以話我野心好大。

余：（笑）或者說，（你的）理想好高！

戴：所以，真正要做的工夫，不是在佔領的一刻，在這段漫長的醞釀期，大家討論，可以讓整個社會思考。

「若政府拿出方案，民主派裏若有人接受，覺得『這個最好，好過你坐在中環不知坐到什麼時候』，你卻不認為那是真普選，怎辦？」

話題一轉，我們談到兩年前的五區公投。余若薇說，按原訂計劃，五區公投無效後，本應還有一張王牌未出——全體泛民廿三名議員總辭。可是，後來全香港都知道，民主黨不但沒有參加五區公投，還走入中聯辦談判，接受妥協方案。此後，泛民分裂，齟齬至今。余若薇經歷了這一役，提出若泛民裏的「不同意見」在佔領中環上也可能無法同氣連枝：「若政府拿出方案，民主派裏若有人接受，覺得『這個最好，好過你坐在中環不知坐到什麼時候』，你卻不認為那是真普選，怎辦？」余反問。

戴耀廷同意，以現時泛民的「山頭主義」、「勢成水火」的局面，必須小心處理談判過程，才不至重蹈五區公投後發生外界指控領袖參與「密室政治」的覆轍。他近日思考後，構想了一個計劃，把談判權從「政黨」下放到每一個參與者身上，希望促成泛民團結。

他要求該一萬名簽誓言書的堵路者，必須事先出席一個討論大會。戴解釋，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in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商討日）裏，介紹了這種整合民意的過程。戴說，商討日的日程，由視像廣播開始，一萬人可在不同地點，收看多名專家介紹的不同普選方案，並進行答問。下半部分，則把一萬人再分成十人一組，由受過培訓的談判員帶領，就不同方案深入討論，最後萬人來一次最終投票，獲最多票數的方案，就是拿到談判桌的方案。戴補充，這種「先商討，後決議」的方法，修補了單以投票機制作為收集民意的缺陷，已有美國小鎮就社區發展試行，在香港，鍾庭耀的港大民研亦有試行以這種方式收集民意。

余若薇聽到戴的最新方案，得悉堵路前，還要求品性「實際即食」的香港人抽出一天開會，感到難以置信。但戴解釋，這個過程，目的是希望打破由政黨代表參加談判，可能引起的認受性問題：「這樣，不再有一個領袖可以主導跟從者，不再由個別政黨談判。整個運動是一個沒有英雄的運動，而是從下而上，為每一個人賦權（empowerment）。」

戴說，近年接觸到不少人，對政黨有question mark（疑慮）。他說，認識不少二三十歲的知識分子，熱愛香港，卻覺得自己在爭普選中好像失去角色，於是不願意由政黨代表他，又擔心意願被「騎劫」：「相反，在這個萬人行動，應該是再無大佬，再無教主，這運動係每一個熱愛民主的人，每一個人都count as one（算數），才是達至真正民主的模式。」

對於民主黨兩年前接受政改方案，被狠批「出賣港人」，戴耀廷認為彼一時此一時，不可同日而語。他指二○一○年和現在有關鍵不同，當年是「邁向普選」的中途站，今日卻是爭取「終極方案」的最後一擊：「根據基本法，今次爭取到的是終極方案，我們再沒機制要求再向前，今次爭取到什麼，會跟着香港直入至二○四七年，我們再沒有像二○一○年的妥協空間。」

余若薇聽罷戴的全民「商討日」，還有泛民大和解方案，不禁覺得「理想化」：「講係好容易，到付諸實行，就有好多人有自己的解說」。余舉例，有人可能會把爛方案硬說成是符合普選標準，亦有市民可能認同爭取普選原則，卻不認同堵路手段。她想起五區公投一役上，有市民雖然認同取消功能組別的訴求，卻不贊成以公投作為手段，余不無委屈說：「他們怪責我們『焗』佢哋去投票。」

戴聽罷頓了半晌，嘗試思索堵路之外還有什麼板斧，最終輕嘆一聲反問：「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眾人苦笑。戴苦口婆心說，若連堵路都不做，只能靠泛民在議會否決爛方案，屆時香港人只能繼續沿用舊有選舉方法：「到時仲衰，梁振英繼續做，變咗局面只有更差，如果我們沒有足夠力度……」余若薇接下去：「去破釜沉舟。」戴喜見余若薇的共鳴，精神一振：「我們現在就是破釜沉舟，你博，博輸咗就一世無普選，博贏咗，我哋就突破到一點，我想當中的政治判斷是，香港人是否去到這個點？」

「若政府那麼聰明，推出一個不太爛的方案，民間也算是『有賺』。」

如何能找到這個引爆民情的「觸發點」？戴分析，從香港過去投票數字可知，活躍政治表態的人，只佔人口三成，關鍵在餘下游離的七成人。戴是這樣推算的：七百萬人中有六百萬人有資格登記做選民，當中確實登記只有三百多萬，坐言起行投票者只有近二百萬。戴估計，會狠下心罵堵路者阻礙經濟發展的，只會是習慣高調表態的三成人裏，其中的保守派人士：「關鍵是，我們要爭取中間游離那七成人的心。」

余若薇覺得，經歷過五區公投，走過港珠澳大橋，那七成人的心，飄忽難測。她努力回憶，在政治生涯中，最接近這種「全民民意大逆轉」的神奇時刻，要數近十年前的二○○三年初夏。她憶述，當時為反廿三條在立法會搏鬥，卻感到孤立無援，不但市民不太關注，政府亦鐵石心腸，直至六月，民意突然逆轉，七月一日當天，五十萬人冒着酷熱迫爆維園，回想當日至今仍深受觸動，語帶哽咽：「好多事，發生之前是估不到的」。如何能知道，沉默的大多數什麼時候會被觸動？

戴耀廷估計，到真正要佔領之時，會有一些預兆：例如大批本身不參與堵路的市民，也前來支援（像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反國教的政總公民廣場）。另外，要得民心，必須贏取政府內人士包括公務員同情。假若有政府主要官員其間為爭取真普選而辭職，對民意轉向更有利。戴形容：「成個過程我們要將所有人迫到去一個位置，要你作出一個艱難的抉擇。」戴指若運動得不到主流支持，必然失敗。「成功不是一萬人的問題，而是一萬人的行動能否引發整個社會去反思。」

戴續說，「時間」是戰略重要一環，卻不是急於上街堵路，而是必須立即開展討論。他說，自從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表示不會就普選諮詢，民間恍如「被牽着鼻子走」。戴擔心，現在不開始討論，到政府拋出爛方案，觀乎現在泛民的「恩恩怨怨」，到時心結更難解：「堵路方案提供了一個焦點，讓民間重新掌握時間的主導權。我們現在要給他（政府）壓力，讓他們跟我們的步伐走，而不是我們要跟他的步伐走。」

余和戴一致同意，能否激化到全民終極一博，還要看政府拋出的方案是否「衰到貼地」。筆者想起反國教的「國情手冊」，對手夠拙劣，抗爭才容易升級。筆者反問，我們高談闊論堵路計劃，會否讓對方洞悉先機，若政府懂得拋出一個「中間方案」，泛民又會被分化，堵路就無法成事。戴和余罕有地看到「水杯半滿」的積極意義，同聲同氣：「若政府那麼聰明，推出一個不太爛的方案，民間也算是『有賺』。」

「雖然討論不一定成功，但不討論就肯定不成功。」

戴耀廷常把「佔領心中的中環」掛在嘴邊，意思是，堵路前，社會人士必須做心理準備，釐清大家期望達到的普選目標，認清大家對爭取普選願意付出的代價。跟戴耀廷談了個多小時的余若薇，她心中的中環有沒有被佔領呢？

余若薇略有所思地說，她原來擔心的，即香港市民重視「返工搵食」，未必同情堵路，這疑慮仍未能完全釋除，卻認為對話有意義：「雖然討論不一定成功，但不討論就肯定不成功。」戴耀廷則在對談後有另一領悟：「泛民的分歧程度，我發現似乎頗大，大家能否談得攏，未來必須處理，卻非常艱難。」但戴笑說，憑着他一貫的天真，會以「傳道」精神，繼續與泛民內外中人保持對話。

訪問結束前，余若薇送上她為戴耀廷揮毫的「佔領中環」墨寶。戴耀廷笑說：「如果（堵路）成功，十年後五十年後，這張揮春就是出土文物，十分值錢。」戴還興致勃勃表示，要把揮春送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保管。筆者半開玩笑問，若失敗呢，揮春就無價值？戴仍施展他的正能量：「失敗咗一樣值錢，因為它記錄咗一場失敗既民主運動，係歷史嘅重要紀錄！」

文 譚蕙芸

圖 尹錦恩

編輯 梁詠璋

程翔 - 從「熊咬狼」事件看梁振英

明報   2013年2月9日

「熊咬狼」事件，為香港人提供了一個生動具體的實例來認識現在的特首梁振英先生。

首先，他「上欺中央，下騙市民」，問題的性質比較嚴重。

在僭建問題上，他在明知自己家宅有僭建物的情況下，還謊稱有所謂「專業三人組」為他驗樓證明沒有僭建。說他明知，是因為：1. 買賣合同訂明他不能向原業主追究僭建問題；2. 他自行砌一道牆遮蓋僭建部分，使「僭建就不存在了」。他在明知有僭建的情況下還編出一個「專業三人組」來，就是存心欺騙。當劉夢熊心水清要張震遠考慮如何應付「交人」的問題，張當時的第一時間反應是不存在一個「專業三人組」，所以無法「交人」。（據熊的紀錄，當時張答：「夢熊，交人方面很頭痛，因為兩個專業人士和一個律師，根本沒有的，有的只是10年前CY買房時，找了一個專業人士朋友去驗收，那時的驗收根本不涉及僭建，何況那個人已經去世了！怎樣交？」）。

事發後張發表公開聲明，他的聲明基本上重複了梁振英向公眾提交的14頁聲明中的相關段落（第21段），完全沒有新意。他的聲明最大問題是迴避了劉夢熊對他的指控：一，他有沒有向劉夢熊說過「因為兩個專業人士和一個律師，根本沒有的」；二，他是否說過「那時的驗收根本不涉及僭建」？如果他沒有否認這兩點，那麼所謂的經過「專業三人組」驗證的說法，仍然是一個謊言，因為律師只負責買賣文件及契約問題，不涉及樓宇有沒有僭建問題，而專業測量師的驗收，按張震遠對劉夢熊的說法，也「不涉及僭建」。既然三人的工作都不涉及僭建，那麼何來「經過『專業三人組』驗證」呢？

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 (1835-1902) 說過，「最成功的撒謊者，是只撒一個小謊卻讓最多人相信」（The best liar is he who makes the smallest amount of lying go the longest way）。信哉斯言！他藉着所謂的「專業三人組」，欺騙了香港市民、欺騙了中央，從而騙取了大位。

第二，他通過劉夢熊替他塑造「民意」，從而誤導公眾、誤導中央，令中央作出錯誤的決策。

劉夢熊詳細解釋了他如何使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具體而微地論述如何採取「用民意壓中央、用中央壓選委」的做法，並且通過做《東方》、《太陽》等工作，促使兩報積極支持梁振英。特別是劉夢熊工於心計，刻意塑造「習握手」，向選委發放不實訊息，這就說明，競選期間我們看到的所謂梁振英的高民望，其實有很多都是不盡不實的。可惜不明真相的人就此給蒙騙了。

第三，他當選前後，都有「涉黑」新聞相伴，人們有理由擔心他與「黑」的關係。

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先生的評論對「涉黑」問題已有非常詳細的分析。梁振英雖然發出律師信，但他當選之前的「江湖飯局」和當選之後「收買別人參與撐梁遊行」的事實，卻不約而同地使人聯想到一個「黑」字。從劉夢熊文章中，大家都可以聞到一個沒有白紙黑字點明但意在其中、足以引起我們警惕的問題：梁為了取得某些人的支持，是否向「涉黑人士」作了一些不恰當的承諾？凡熟悉香港政治生態的人，讀到劉文都會不期然地產生這個感覺。筆者覺得，這是香港市民、中央政府需要密切監視的事。

第四，他涉嫌賄選。

根據劉夢熊的緕述，梁振英的言行，既有賄選的主觀故意，也有賄選的客觀行為，按普通法的術語就是既有mens rea （guilty mind），也有actus reus （guilty act）。正因為如此，廉署才足以立案。

何以見得他有賄選的主觀故意？梁振英於2011年12月中當面答應他，表示委任他做行政會議成員「無問題」。梁在無法兌現這個承諾後，親自打電話到東北給劉，向他表示自己不是一個「過橋抽板」的人。為什麼梁要打這個電話，作這種安撫呢？心理學上這類似「佛洛伊德式漏嘴」（Freudian slip），即於不自覺間流露了內心的真實想法，真實想法就是他欠了劉夢熊一些東西需要償還。為什麼他會覺得欠了劉夢熊一些東西？這只能說他心裏明白他曾經對劉有承諾。這種承諾能否構成賄選，有待法官去判斷，但他有一個承諾並且自知必須償還，則是肯定有的。

另一個行為也足資證明他有賄選的主觀故意。當他在無法兌現行政會議席位後，主動倡議用單獨推薦劉出任政協常委的方式予以補償（所以劉說，他要的是A，卻給了B）。這就似乎反證當天的承諾是確有賄選成分，而不僅僅是客氣話或者一般性政治酬傭，因為假如當天只是說說而已，他大可不必那麼認真。他之所以認真謀求補償，只說明他的確知道自己有一筆債需要還，這不是賄選是什麼？

至於賄選的客觀行為：他的確寫了信給劉推薦他出任政協常委。將來真的要出庭的話，這封信將成為重要的證據。

從上述兩點看，起碼這是有「合理的懷疑」（reasonable doubt），至於劉夢熊有沒有當上政協常委，已經不是重要的了。雖然最後劉夢熊被摒出政協，這個結果不改變上述的論證。

第五，他習慣性撒謊。

梁先生讓人不安的地方是他是一個習慣性撒謊的人，在發生「熊咬狼」事件前，香港市民已經知道他這一特點並冠以「大話精」的花名。他這一特點，在他答應推薦劉出任政協常委一事上表露無遺：只是小小一件事，梁就撒了三個謊。

一是，他對劉說，劉是他唯一推薦做常委的人，但被劉「篤爆」這謊言，劉證明他還推薦了其他人。

二是，當他被劉「篤爆」第一個謊言後，就馬上謊說這是對方（另一個獲梁推薦做常委的人）拿着寫好的信要他簽名，他才簽了名（即是說他是被迫的或者勉為其難的）；可是，這個謊言也被劉「篤爆」了，因為心水清的劉指出梁的推薦信是寫在特首辦的信箋上，並不是對方拿着寫好的信要他簽。

三是，既然他說推薦了劉，當劉要他提供推薦信的副本，以便自己拿著上北京疏通關係時，他這才叫劉提供一份推薦信的草稿給他參考，換言之，所謂已經推薦了他當政協常委的話也是謊言。

這時劉才真正無名火起，原來自始至終都沒有推薦自己，卻反覆謊稱自己是他唯一推薦的政協常委。

劉夢熊為我們提供了非常詳細精確的證據，證明在一件小事上，他也是謊言一個接一個的。對這種習慣性撒謊的人，我們還能相信嗎？市民封他為「行騙長官」，誰曰不宜？

第六，他的「敵我矛盾」的意識形態令人心寒、令社會不安。

梁振英被劉夢熊揭發出他視與「泛民主派」的關係為「敵我矛盾」，此語一出，全港嘩然，原來在他眼中，擁有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是敵人，那麼邏輯上可以這樣說：香港的特首竟然視他統治下的大多數市民是他的敵人。

凡領教過中共統治的人，都知道什麼叫「敵我矛盾」。在毛澤東年代，這個標籤就是對異己分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尚方寶劍、法理基礎。這種連中共今天都不太敢公開提的東西，在梁振英那裏卻是隨口可以說出的，這能不讓人心寒嗎？所以中聯辦的曹二寶先生獲悉後，馬上叫劉去糾正他，足見他視大多數市民為敵的心態，也不符合中央的政策，因為這種觀點，足以把香港帶入一個動盪不安的處境。

大家當還記得，在競選時，唐英年踢爆他曾經在2003年50萬人上街示威時建議出動防暴隊和催淚彈鎮壓遊行一事，他當然是矢口不認。現在劉夢熊補充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他內心深處是視泛民為敵人。這就解釋了他為何可以輕率地提出鎮壓的建議。這個「敵我矛盾」的觀點，也許又是另一個「佛洛伊德式漏嘴」，無意中暴露了他「敢於鎮壓、勇於動武」的性格。劉夢熊先生的揭發，更有力地證明了梁這種「敢於鎮壓、勇於動武」的特點是直接來源於他的「敵我矛盾」的意識形態。

有趣的是，唐、劉兩個不同的人，分別因為不同的原因而爆料，豈料所爆的料，都不約而同指向一個共同點：即梁振英內心深處有足以令人不寒而慄的一面。

以上六點，都是細讀劉夢熊文章所得的梗概。香港市民容或對劉夢熊的做法有微詞，但通過劉先生的現身說法，讓市民、也讓中央徹底了解梁振英，則未嘗不是好事。

梁啟智 - 內地媒體中的香港「奶粉荒」

明報   2013年2月9日

香港社會高度關注奶粉供應問題，港府建議限制旅客自攜奶粉離境。這個建議在內地引起許多不滿，認為香港「忘掉自由市場之本」。買不到奶粉，香港家長固然不滿，港府提出限帶離境，又到了內地民眾不滿。在「奶粉荒」之下，中港矛盾正在進一步加深。

瀏覽網上論壇，不難發現內地網民對港府的建議甚多意見，認為這又是香港針對甚至歧視內地的又一措施。查看內地傳媒，同樣見到不滿之聲正在發酵。以《南方都市報》為例，就刊出了題為〈限制奶粉輸出，撼動自由市場基石〉的評論。鳳凰網的「財知道」網站，則更發表長篇訪問，狠批香港「欺負外地消費者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對於此等批評，相信大多數港人都會感到無法理解。搶購奶粉的問題已經在香港造成了嚴重的市場混亂，這些評論怎可以「惡人先告狀」？細心分析之下，原來這些評論所描述的根本不是香港的現狀，從而得出港人難以接受的結論。

在這些評論當中，內地人來港買奶粉是正常的市場行為，香港的轉口港角色自開埠以來已經確立，所以他們認定香港是因為排外而忘本。然而港人每天所經歷的，卻不止是普通旅客購物消費，更是走私集團有組織地在零售點掃貨，然後濫用客運通道過關，不可能被當作是正常現象。隨便訪問一個東鐵線的乘客，都可以說出這些所謂的水貨客如何連背包的牌子款式也是一模一樣。如此大規模的逃稅行為，怎可能和普通旅客購物消費相提並論？但這些「水貨大軍」的畫面，在內地媒體卻甚少出現。

再問下去，問題源於中港邊境之間存在兩種通道。正當商人要出口港版奶粉到內地，走貨運口岸的話就要繳交進口稅和銷售稅，又要面對較嚴格的食品安全檢驗檢疫。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分批從客運口岸過境，卻有可能免去這些成本。當本來應由批發市場和貨運管道處理的轉口業務，變成了要由零售市場和客運交通所分擔，其社會代價可想而知。然而這個問題的重點，在內地的評論當中同樣幾乎隻字不提。

內地信息嚴重閉塞

說到這兒，我們已看到中港矛盾日益加深的其中一個主因：內地信息的嚴重閉塞。內地媒體報道香港消息，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在主旋律下說香港的情況有多好（而這又是基於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對於中國內地的問題如何影響到香港則是禁忌話題。試想想，內地媒體又怎有可能提出，香港的「奶粉荒」的源頭很可能是某些深圳關員的刻意縱容？於是乎，明明是內地市場和制度失效所引發的問題，就被曲解為香港背棄了自由經濟的原則，因為只有後面這條消息才可以通過新聞審查。

信息不對稱產生誤解，「奶粉荒」已不是首例。內地媒體習慣反覆報道中央挺港措施，對港人多年來對內地的賑災扶貧卻只輕輕帶過，難怪港人在內地所獲的評價愈來愈低。活在一個專制政權之下，對自身制度的反省固然不被鼓勵，但在全球化的年代，這些缺陷始終會影響到其他地方，既是不可能無限包容，同樣也無從割裂隔絕。但在港府無法代為出頭的前提下，港人只好靠自己的力量主動把香港的不同面向介紹予內地，澄清不必要的誤解。

李怡 - 歲末感言：惟有反抗才能獲致幸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9日

歲末發生梁振英發律師信一事，使人想起上世紀60年代美國一樁經典案例。

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刊載了整版廣告，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籌集資金，在廣告中提到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對當地黑人的暴行，部份內容失實，負責監督警察部門的市政專員沙利文（L.B.Sullivan）被點名指控。沙利文遂向《紐時》和登廣告的黑人提出誹謗告訴。案子最後鬧到最高法院。法院判《紐時》等被告無罪。理由是：1. 對公眾關心的問題進行辯論，批評政府官員，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2. 在自由辯論中，錯誤在所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該有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3. 如果要求言論必須與事實相符，就很可能使原來想要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因為惹不起官司。

這一樁經典案例，說明新聞自由在發揮「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的功能方面，是允許搞錯的，而誹謗罪在保護政府官員方面與一般百姓也並非一體相待，因為一來政府官員完全有機會有空間為自己澄清辯護，二來也為了鼓勵人民和輿論就公共事務廣泛討論。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月6日也在講話中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同一天，就爆出香港特首與習總唱反調的容不得批評的消息。他真是香港之恥。而《信報》，竟以可以「各自表述」的「致歉」回應，使人對備受尊重的一個獨立輿論陣地產生一絲疑慮：不會是又一個媒體淪陷了吧？

今天是農曆除夕，正值龍蛇混雜之交。龍年，從豬狼戰起始，而以行騙長官戕害言論自由畫上一個不光明的句號，這一年真是充滿撕裂和香港向下沉淪的危機。香港大多數人，在過去這一年，都不好過，無論是政治局面，還是日常生活。政治上，隨着梁振英的上台，香港固有的法治、政府架構組織規則、選舉和公平運作，都迭遭蹂躪；生活上，大量內地人壓境，極度擠壓市民的活動空間，從雙非嬰到上水站到奶粉荒到其他潛在的對香港人日用品的侵奪，5,000萬以及會飛躍增加的大陸旅客成為香港人生活的夢魘，而香港主政者還不停地強調與大陸加緊融合。

龍年的香港是痛苦的。蛇年呢？早兩天，筆者收到張翠容的新書《地中海的春天》，書前引錄了已故法國著名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一段話：

「痛苦是個人的，一進入反抗行動，痛苦則成為集體的……然而這個事實使人擺脫了孤獨狀態……人類有權追求幸福，而惟有透過『反抗』，才能獲致這個幸福。」

這本書是資深新聞記者張翠容訪問地中海南北兩岸的現場報道，那裏近年爆發阿拉伯之春和歐債危機，作者在那裏的訪問，見證一波波為尊嚴而抗爭的覺醒運動的真相。

龍年香港的許多痛苦是個人的，但龍年香港也進入了「反抗行動」的時代，新界東北的與大陸融合計劃在抗爭中政府被迫改了調，反雙非孕婦在抗爭中受遏阻了，反水貨運動和保衞奶粉戰迫使政府有所行動，當然，最值得稱道的是反國教運動取得的成果。所有這些行動都使香港人的「痛苦成為集體的」，在這個「香港集體」中，成長出越來越被認同的本土意識。儘管這一波波的社運中，使人遺憾地失去政黨的身影，但年輕人的崛起，尤其是在反國教中呼喚了十萬人包圍政總所展示的群眾力量，為香港帶來改變的希望。

《地中海的春天》的第一章，引柏拉圖說：「我們的生活有太多的無奈，/我們無法改變，/也無力去改變，/更糟的是，我們失去了改變的想法。」不，面對核心價值不斷被戕害，我們不能一味無奈。龍年種種反抗運動的經驗，向香港人預示蛇年的是：「人類有權追求幸福，而惟有透過『反抗』，才能獲致這個幸福。」

古德明 -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9日

大陸七分之一土地最近瀰漫污煙毒霧。北京每七百五十平方公里之內，空中各種懸浮微粒或達四千噸，撲鼻侵肺，殺人於無形。亞洲開發銀行指出，全球空氣污染最甚的十大城市，新中國佔其七。這當然是中共「發展經濟」的成就。

為了「經濟發展」，他們到處斬山壅水，建電站，起工廠，農業工業產品更可以隨意混入化學劑。於是百川之水，多是毒不可喝；九州之地，無數毒不宜耕。現在，連空氣都不宜呼吸了。

從前，為政者懂得保護環境，務求萬物生生不息。《禮記．月令》就說，正月不得伐木、搗鳥巢、傷害幼小禽畜等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春秋時，魯宣公乘幼魚孕育季節，在泗水設網，太史里革就把魚網搗毀，責宣公不遵古訓：「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極）也。」宣公連忙認錯：「吾過，而里革匡（糾正）我，不亦善乎。」（《國語》卷四）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奏，請開採宣、饒二州銀礦：「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很不高興，說天子的職責，是求賢去惡，不是廣積金銀：「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振肅權豪，惟道稅鬻銀坑以為利益！」當天就免了權萬紀官職（《貞觀政要》卷六）。

中共則只求萬里河山都種銀種金，連空氣都不放過。反正山河空氣污染，一律和他們無關。他們一飲一食一呼一吸，都有「特供」的美水佳肴，還有幾番過濾的空氣。至於中國未來怎樣，非他們所計也。

據北京理工大學去年發表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大陸家財過億者，兩成七已移居外國，另外五成也打算移居。而誰都知道，這些富貴之家，十九是共產黨人。中央社上月中旬報道：過去兩個月，大批共幹為避習近平「反腐倡廉」風頭，悄悄逃到外國，捲去了二百三十八億美元。

同時，根據美國移民部統計，中共部長級以上幹部的子孫，超過七成半取了美國護照。習近平、薄熙來這兩位中共元老之後，今天一成王，一敗寇，但兩人不謀而合，早都把兒女送了去歐美。

古人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又說：「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現在，井水田產隨時有毒，無勢無錢者甚至不能呼吸清新一點的空氣。這都是拜中共「發展經濟」之賜。怪不得習近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共產黨）。只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吳志森 - 續享免於恐懼 只能集體反抗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9日

梁振英以個人名義，向《信報》及特約評論員練乙錚發律師信，指練的文章〈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涉嫌誹謗，要求收回，否則採取法律行動。香港行政長官，就媒體的政治評論作出法律恐嚇，要人家收聲，我從事傳媒工作三十年，還是第一次聽過見過。

讀者可能會說，當年任政務司司長時的曾蔭權，不也曾以個人身份要告《東周刊》誹謗嗎？那次是他的前家廚涉及曾蔭權私德的報道，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今次梁振英的法律行動，完全是衝着針對他的政治評論而來，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法律學者指出，政治人物，特別是手握大權的行政機關成員，不應也不能告人家誹謗，英國更有案例禁止政府對所謂誹謗進行興訟。原因簡單不過：

第一，權力要關在籠子裏受到制約，接受監察和批評天經地義。

第二，政治人物，特別是政府官員，掌握大量行政資源，對外界的批評和指控，若認為不實，可通過各種渠道作出澄清，而媒體也會爭相刊載。這種優勢，不但為一般平民百姓所無，即使是千萬富豪，也都望塵莫及。

第三，政府官員掌握龐大公權力，已夠懾人了，對批評意見，動輒誹謗興訟，就等於叫人閉口噤聲，不要再發出異議。若誹謗罪成，涉及天文數字的賠償，搞得人家傾家蕩產，其震懾作用之大，必定產生寒蟬效應，結果人人不敢聲張，萬馬齊瘖。

行政官員面對不實批評，可以開記者會、刊登廣告、接受訪問，或鬼鬼祟祟找一兩個媒體編輯記者吹風，作出澄清反駁，只要光明正大有理有據，一定可以取回公道。最拙劣最不智的方法，是用法律行動打壓，要人收聲，這是文明政治的普通常識，除非想效法新加坡的李氏父子，用誹謗興訟來滅絕反對聲音。

新加坡政府對異議聲音，包括在野黨和外國媒體的批評，都用誹謗興訟來封殺。起訴外國報章和記者不計其數，對國內的反對勢力，更是絕不手軟。有學者統計過，自一九七九年至二○○○年，新加坡兩位反對黨領袖惹耶勒南和鄧亮洪被控誹謗，先後達十多次，每次都誹謗罪成，涉及大額賠償，總數達數以百萬新加坡元，直至破產收場，被剝奪國會議席，又或流亡海外，才善罷甘休。

梁振英用法律行動對付批評者，即使暫時沒有像新加坡李氏父子一樣，動真格地要告到人家破產，這次發律師信的行動，已作用極壞。商人辦報是今天的主流，財團政商關係千絲萬縷，大都抱着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官府的態度，以免影響其他生意。今回長官震怒，報館以迂迴道歉息事寧人，今後的尖銳批評會否知所收歛，叫人關注。

行政長官以個人名義發律師信要批評者收聲，其他官員會否有樣學樣？甚至變本加厲？媒體和評論者如果不想整天提心吊膽、日日如履薄冰，要繼續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別無選擇，只能團結起來，集體反抗。 

張華 - 中國將迎來橋難高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8日

二月一日早上九點前，河南連霍高公路（江蘇連雲港至新疆霍爾果斯）義昌大橋突然倒塌，至少有二十五輛汽車飛墮三十米高（約十層樓的高度）的地下，官方指此乃一輛載滿煙花的貨車在橋上爆炸所致，造成九死十一傷。官方說法疑點重重，而種種迹象顯示，這極可能是一宗豆腐渣工程引致的慘劇。

首先，常識告訴我們，死傷人數絕不可能是官方所講的二十人。二十五輛車，即使全部沒有乘客，至少也應有二十五個司機。他們被炸飛至十層高的地面，應該非死即傷，而絕大部份跌落橋底的車輛都嚴重變形，更何況是人，因此，絕不可能只有二十人死傷！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救人的附近村民，在其中一輛私家車已救出四人，而事發後幾小時，當地傳媒就報道二十六人死亡，其後官方卻不斷向下修正死傷人數，甚至連煙花貨車的司機也不在名單上。顯然，官方少報死傷人數，很易令人聯想到，他們是否心中有鬼？

其次，炸橋是非常專業的工作，爆破專家必須先找出支撐點，再鑽孔、埋炸藥，並同時引爆，才有可能炸斷一條八十米長的橋面及一座支撐的橋墩。現在，一輪載重五噸的煙花貨車，竟可完成爆破專家才能做到的事，除非中國已秘密研製出新型煙花，其威力強如導彈，否則只說明那座橋的質量很有問題，甚至沒有煙花爆炸它也是時候壽終正寢了。事實上，從橋面、橋墩的殘骸所見，只有很少且很幼的鐵枝，而非慣常的密密麻麻鋼筋。不要忘記，那車煙花並非同時爆炸，而是逐一引爆的，破壞力跟等量炸藥不可相提並論。

這些迹象顯示，通車十二年的義昌大橋，質量或設計很有問題。網民統計，過去五年，全國垮橋三十七條，平均每兩個月就塌一條，其中只有三宗有官員被問責。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多涉及官員的貪污腐敗，橋樑、公路、防洪大堤等公共工程更是重災區，而負責修建、監督公路及橋樑的各地交通部門，也是被揭發貪腐的重災區。

從九七年起，全國有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二十二名交通廳長，因染指公路工程而落馬，其中河南省十六年來連續四任交通廳長，都因為貪污腐敗而被撤職。今次出事的義昌大橋，正是已被判無期徒刑的張昆桐擔任河南交通廳長時建造的。

如果正常豆腐渣大橋的壽命約為十年左右，則未來十年仍是塌橋、毀橋的高峯期。祈求春運期間，這些豆腐渣工程不會出事，否則傷亡更慘重！

梁文道 - 中國輸出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8日

2009年，還在國家副主席位子上的習近平外訪墨西哥，在和當地華僑會面的時候，他說了一番叫人吃驚的話：「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段話不只傳統左味濃厚，而且出自未來一哥，當時又正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說得最興奮的時候，難怪立刻引起議論。有人認為他理直氣壯講得好，老外以後最好別再拿什麼「普世」「國際」來壓我們，也有人認為這是近年中國領導人最粗白最鷹派的對外言論，日後的狀況令人擔憂。

沒錯，中國是不輸出革命，因為中國自己都不革命了。但中國就真的沒有「折騰」外人嗎？早在他說這話的很多年前，我們一群朋友便在許多場合提過中國把自己的問題「輸出」海外的可能。那時候，還有憤青批評這是其心可誅的聳聽危言。然後我們現在就遇到奶粉荒的問題了。從香港到歐洲，世界各地都碰到了大陸水貨客搶奶粉的怪事。這不是「折騰你們」，又是什麼？

用不着精研全球化現象，我們也知道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牽一髮足以動全身。同時，中國又是這麼巨大，大到一個沒人可以當它不存在的地步。奶粉、空氣污染，地下渠井蓋，這幾年來中國「輸出」了多少問題，又「折騰」了多少地方？難道我們還能關起門來，說這是中國道路發展底下「不可避免的代價」嗎？

前幾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固然弄垮了一二乳業巨頭，但受害者的補救始終不得善解，整個行業的基礎流程更是未曾理清。倒是要幫受害者申冤的人遭到逮捕，跟進調查的媒體被迫封嘴。而一些人人都知道它有問題的龍頭企業反而風風光光，不斷推陳出新地喬裝變樣，為自己的產品改出好幾個聽起來很洋派的別名。這當然是利益集團壟斷的後果，當然是政府自己管不好下頭的典型案例。

如今眼睛雪亮、袋中有錢的國民大舉出征，讓境外的幼嬰斷糧。連孩子都吃不飽了，這下人家總可以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了吧。

蘇賡哲 - 公民抗命爭真普選

卡加利星島日報    2013年1月29日

    戴耀廷先生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一向被視為溫文敦厚的學者。日前他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建議以大量志願者和平非暴力地堵塞政經要地的中環，要求真普選。

    戴教授稱，以目前情況看，北京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不大，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過去曾採取過各種抗爭方式，用於爭取真普選可能壓力不足，因此建議「由示威者違法地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

    戴教授的建議，在香港反廿三條立法時，已經由一群加國香港移民提出過。當時有專函由一位李先生帶去香港交給支聯會的司徒華先生，因要發動這樣一次大規模抗爭行動，當時只有華叔有此領導能力。不過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後來，我和華叔閒談時曾提起這事，他只說了「戇居」兩字。瞭解華叔的人都知道，得到這兩個字，就不必再談下去了。

    想不到今天戴耀廷教授提出相似的建議。這裏可以談談其中一些異同。戴教授提出，參加者人數不能少到警方輕易可將人抬走，有一萬人以上應可達到效果。人數愈多，效力愈大。加拿大香港移民的建議（以下稱加建議）則希望有二萬人，但更周詳地考慮到，正如戴教授所說，堵塞必須作長期考慮，因而須要輪替，所以實際參加行動的人數必須以倍數計算。

    戴教授希望參與行動的人要包括意見領袖，尤其是一些過去不曾違法，或不屬激進的政治領袖、前任官員、宗教領袖、學者等，以顯示爭議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對社會產生強大感召力。這一點是加建議沒有提到的，如果做得到，當然最好不過。最要緊是使大家明白，長期在街頭靜坐可能很艱苦；但如果成功，即是香港有了民主政制，成績比以前任何一次抗爭都更重大。

    戴教授建議示威者和駕駛者要有互動。這應該是最近的示威有雙方互罵的情況出現。這點也不在加建議的考慮中。一個人會罵示威者阻著他的路，通常不是阻路問題，而是他的政治立場不在示威者這邊，因此再怎樣互動都難於得到諒解。

    加建議有一個要點是戴教授所沒有提出的，即警方在對龐大的群眾無力可施時，當局被迫到最後，可能出動駐港軍隊。很多人會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北京這樣做代價太大。但在向民眾屈服和付代價之間，他們可能選擇付代價。就如1989年他們選擇付代價，結果得到他們自以為極大利益回報。當年不是大家都以為他們不會選擇付代價嗎？因此，加建議是：軍隊一出動，大家就回家。軍隊回營房，大家又重聚。也就是毛澤東敵進我退那一套。當局是不會長期讓軍隊駐紮在中環街頭的。

    戴教授提出，「公民抗命行動屬違法行為，所以參與者必須在誓言書表明會承擔罪責。行動結束後，參與者應自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執法部門決定是否作出起訴。這也是保持此行動的政治號召力的重要部分。」這一點在加建議中是沒有的。戴教授是法律學者，不是社會活動家，所以重視這點。這其實已經有點書呆子氣了。我一直在思考，華叔當年為甚麼會對加建議斥之為「戇居」。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網誌）

施永青 - 不應任由排外情緒滋長

C觀點   2013年02月07日

【am730專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令世界的原有秩序必須重寫；位處中國邊陲的香港，怎能不受影響？特區政府有責任採取必要的政策，以免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過多的衝擊。這包括：(i)醫院應優先服務本地人(不只是本地產婦)，生活必需品(不只是奶粉)應優先賣給本地人；(ii)學位應優先派給本地學生；(iii)工作崗位應優先讓本地人來填補。

然而，無論政府的政策訂得如何周密，貫徹得如何徹底，但由於大環境仍在不斷變化，香港人受到的衝擊，仍會層出不窮。政府只能減少這種衝擊的力度，而無法完全令香港人的生活不受影響。

在這種情勢下，社會上很容易會滋長出排斥內地人的情緒，輿論應避免過分渲染，因為這種狹隘的心態，不但有違香港的核心價值，而且對香港的發展有害無益。

歷史上沒有那個地方可以搞保護主義而不自招損害的，唯一例外的是門羅當總統年代(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美國自身資源豐富，足以自給自足，加上又有拉丁美洲做後院，才能成功排斥來自歐洲的不良影響，令美國有機會休養生息，最終成為世界首強。但美國成為大國的過程中，只是初段行保護主義，後來仍得依靠全球的資源與人材，才能趕過英國。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有的只是地理位置。沒有鄰近地區的物資供應，香港沒法自給自足；而香港的地理優勢，必須透過對外的交往，才能發揮作用。因此，香港必須歡迎外來人材，接受外來資金，加強對外貿易，才有經濟發展。香港不宜向外展露排外情緒，以免招來同類回應，那香港就會得不償失。

讀者或許覺得我的說法太過功利主義，難道香港應該為了物質利益而忍氣吞聲？讓本地人處處吃虧？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本文一開始就肯定了港人的利益應獲照顧。況且利益亦非本文唯一的考慮，「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不過是先小人後君子罷了。如果要陳義夠高，我們不妨從國際的視野去看這個問題。

人類過往的苦難，大都源於戰爭；而戰爭的爆發，大都源於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因生活習慣、文化意識的差異，而引起的衝突。歐盟的成立，目標就是要消弭歐洲過去打過不停的戰爭，方法就是鼓勵溝通融合，減少歧視仇恨。歐盟各國間不設關稅，又容許人口自由流動，各自尋找最能展所長的工作。歐洲在二十世紀的頭45年，已打了兩場世界大戰；歐盟成立後，才出現較為持久的和平。歐盟對此貢獻不少。

歐洲是國與國之間也可以自由交流，香港與內地同文同種，我們有必要把我們之間的差異這麼強調嗎？香港人不是自比為地球村成員嗎？為何一時說人權無疆界，一時卻主張限制自由行？我們把內地人譏諷為強國人，間接就是視他們為非我族類。這對人類一起在地球村和平共處有幫助嗎？

Vic：施永青真懵定假懵？歐盟之成員國，人口規模與經濟實力雖有差異，但彼此地位平等，同為民主自由、各有主權之國家，當然有條件自由交流甚至融合。香港與大陸，有這種條件嗎？

以歐盟成員國之條件，融合尚且遇到種種重大困難，歐元與歐債危機至今難解；香港彈丸之地，有何條件對大陸大開中門？限制自由行正是為了捍衛港人之人權，中港適度區隔，彼此方能和平共處。香港力所能及，當然可以為大陸人提供各種服務與便利，但香港是香港人的主場，香港人不必也不能委曲求全，為服務大陸犧牲尊嚴以至正常合理之生活。

 

說到「人類一起在地球村和平共處」，到底是誰對人類之和平共處造成威脅？是希望捍衛自治、捍衛正常合理生活的香港人？還是一邊矮化香港、羞辱香港，一邊寄望香港解決中國無力解決的問題之大陸人？堂堂大國，腐敗透頂，本國無法生產令人安心之嬰兒奶粉，也無法透過正常貿易，引進外國奶粉滿足本地需求；所謂奶粉水貨客，其實是逃避關稅之走私犯，公然犯法而大陸當局也無所作為。連奶粉問題，也要靠平民四出掠奪，侵擾文明世界。國人若稍知羞恥，能不感到無地自容？然而盛世大國，最缺的正是良知與知恥之心。 

葉一知 - 沒有上流，只有跨代貧窮？

爽通識   香港爽報   2013年2月7日

最近，香港教育學院發表調查結果指，過去20年本港大學學額雖然增加了，但富裕家庭子女入讀大學的機會比貧窮學生高出三倍。

筆者是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尤記得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出身貧富可說一半一半，而這個印象實可從數據證實—1991年，貧窮線下家庭的子女（香港雖未訂立貧窮線，但一般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50%來分界）入讀大學的比率為8%，而全港收入最高10%家庭的子女的入讀比率為9.3%，但到2011年，前者的比率只有13%，後者的比率卻躍升至48.2%，相差2.7倍。換個角度來看，公屋家庭子女入讀大學的比率，由1991年4.2%上升到2011年的9.6%，自置私樓家庭子女入讀大學的比率卻由1991年的8.8%大升至2011年的31.9%。

這將造成「跨代貧窮」的問題。人的智力和努力並非遺傳或世襲得來，世上沒有「富人孩子一定聰明，窮人孩子一定愚蠢」的道理，〔Vic：人的智力應該與遺傳有很大關係，只是智力高的人，賺錢能力未必高〕因此，教育為基層提供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讓基層孩子藉此脫貧，讓努力讀書得到最恰當的回報，即所謂「向上流動」。

但如果社會的教育、福利等制度不公，會窒礙社會流動，令富裕家庭得享優勢，基層孩子即使天資聰穎、勤奮向學，但因為欠缺資源，也難有出頭天。筆者作為老師，接觸過不少聰明孩子，但因家庭背景問題，學業上無所發揮，殊為可惜。

補習造就「超前學習」

在筆者那個年代，沒有網絡，不流行補習，最明顯不足的資源是參考書。家境好的孩子可以買大量參考書「操卷」，但基層學生單是負擔書簿費也很吃力，要額外買書「進補」實在困難，到圖書館借又要花更多時間和精神。

畢竟參考書還是小數目，到補習風氣盛行時，差距更大。今天大部份學生都有補習，年紀更越推越前，幼稚園便要上英文班、國語班等，基層家庭根本負擔不來。結果，出現富裕學生的「超前學習」，在很早階段便從補習班中學會更高年級的知識，學校成績自然較有保證，但好成績不一定因為聰明和勤奮，只是在多個小時的補習課中學會，基層學生無此機會，學習進度便「落後」了。

至於中學生，更是「十科補八科」，每科每月約五百元，一個月開支便達三、四千元，貧窮家庭又怎樣負擔得起呢？

另外，現在不少學校都要求學生有不同的「文化資本」、十項全能，例如學過音樂、藝術、朗誦等，以作入學參考。富裕家庭可以花大筆錢為子女提供課外學習機會，增廣見聞，增加競爭力，相反窮家子弟不僅無錢參加興趣班，甚至欠缺最基本的學習工具。例如，有關家庭目前仍有近三成因經濟困難而沒有設置電腦或上網，這必然影響孩子學習效率、成績及入讀優質學校的機會。

直資世襲致教育貴族化

直資學校是公認造成跨代貧窮的原因之一。直資學校擁有高度自主權，可以自訂課程、收費及入學要求，接近私立學校，卻得到政府資助。早期政府規定直資學校學費不能多於資助額的q，但政府於2001年把學費限制更改為不能多於資助額的23倍，即容許直資學校大幅加學費，並將計劃由中學擴展至小學。政府後來提出「一條龍」辦學模式，規定「結龍」的中小學必須使用相同資助模式，令更多小學轉為直資。

簡單而言，直資就是把教育間接市場化。筆者當年認識的名校生有兩類，一類家境不錯，一類則家境清貧但憑努力而入讀。可是，近年不少傳統名校紛紛轉直資，學費每年動輒數萬，換言之，優質學校向窮家子弟關上大門，基層學生再努力也沒有用，教育「貴族化」，長遠削弱基層學生憑教育向上流動的機會。

直資學校自主收生條件也造成「世襲」的問題。世襲學位是指兄姊或父母在報讀學校就讀或工作，弟妹或子女可以自動取得學位。當然，名校的世襲學位特別被追捧，於是越來越多名校學位被世襲，可供公平競爭的學位更少，學生單靠成績而享有優質教育的機會便更少。

想深一層，傳統名校的成就是由很多代人努力苦學而成，這些成果不是應該回饋社會，公平地讓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入讀嗎？現在名校轉直資，由富人壟斷學位，教育貴族化，長遠來說對社會是一件好事嗎？

撰文：葉一知
通識老師 

孔捷生 - 拼爹坑爹和封妻蔭子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7日

李小鵬從代省長扶正為省長之際，正是習近平發誓「封建社會那種封妻蔭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敗之道，決不允許在黨內滋生蔓延」之時。習近平自己畢竟經過秘而不宣的黨內小圈子選舉，況且立為儲君時其父習仲勛早已去世。卻要問，李小鵬前兩年當山西副省長，經過甚麼程序？那一紙委任狀是怎麼來的？

從「我爸是李剛」開始就誕生一個流行詞：「拼爹」。郭美美、盧星宇、薄瓜瓜，來頭一個比一個大。不過薄瓜瓜現已淪落到乞求美國政府人身保護，看來還是李小鵬上盤（不是下盤）夠硬，代了一陣省長，儘管期間山西事故頻頻，他還是風風光光地扶正了。

只不過習李上台總要立威，那些上盤不穩的就要小心了。日前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暨太原市公安局長李亞力被革職，又多出個流行詞叫「坑爹」，李亞力的兒子醉駕還打罵交警，憑一句「我爸是李ｘｘ」令對方諾諾而退。事後當爹的下令刪除這起事件的執法記錄，卻被網民抖落出來，卒被省紀委和監察廳調查處理，遂被網民調侃「老子是兒子的通行證，兒子是老子的墓誌銘」。

此案起初定為濫用職權之「瀆職錯誤」，孰料揭開蓋子就臭不可聞，李亞力和兒子搭檔買官鬻爵，從警察那份皇糧到派出所所長的肥缺，父子倆一年就賣出百次之多，其中派出所所長的「優惠價」高達一百萬元。由此可見，買個所長來當，必得在一年半載內翻上加翻撈回來才值，如此百姓焉得不苦？

李衙內醉駕陰溝翻船，把爹給坑了。說到底還是老爹根底不紮實。另一李家就不同了，李小琳被網民評為十大「人品最差」者之一，山西在李小鵬治內隧道塌方死人及化學毒液洩漏均瞞報，李家次子李小勇早就身涉期貨交易欺詐而避禍海外，這一窩金枝玉葉「坑爹」了嗎？沒有。前雲南省委書記、前水電部副部長高嚴為李鵬親信，後任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兼總經理，此人早在十年前便捲款外逃，而他的副手正是李小鵬，案發後李家卻毫髮不損。李小琳指，經濟命脈掌握在紅二代手裏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然而從電力能源到煤炭基地都把持在一個顯赫家族手裏，這樣國家真的安全嗎？

當下熱爆網絡是兩個奇女子，一是「英勇捐軀」睡翻了十多名廳級高官的趙紅霞，二是「房姐」龔愛愛，她在北京擁有四十一套房產，面積共一萬平方米。她們的震撼力難以形容，但和李家相比，只是小蒼蠅而已。卻要看看，習近平打老虎真敢捋李家的虎鬚嗎？

長平 - 永遠的臨界點？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2月7日

中國積重難返，沉痾難挽，面臨革命引爆點。幾乎不約而同地，滿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談起了革命的話題。令人仿佛聽到古代造反的歌謠：「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

我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專家的話句句在理。惟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理大多在若干年前已儼然成立。不僅民眾對腐敗忍無可忍，從鄧小平到溫家寶都在警告不改革就會「亡黨亡國」。意識形態早已經成為皇帝的新衣，說破它的小孩一批又一批地被送進監獄，還有人說只會被當作傻子了。官員的飛揚跋扈，警察的粗暴野蠻，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線。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很多事情要從零開始，現在都已經改成了「要從負數開始」了。

真正的問題似乎不是革命降臨，而是為什麼革命還不降臨？

有時你忍不住想，當局恐怕也有點不耐煩了，不斷地添柴加火，革命就是無法引爆。當官方輿論把民眾抱怨總結為「仇富、仇警、仇官」之後，高層官員的家族財富就肆無忌憚地暴漲，維穩警察的編制就越做越大，官僚作風就越來越壞，官場尋租也愈演愈烈了。

較早預言中國達到臨界點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按照他們的算法，中國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早就破產了。後來發現，原來破產也是一種規則。在規則的底線被無限降低之後，破產也難以實現。

示威、游行、集會、靜坐、罷工、罷課……這些非暴力的行為能夠帶來革命的成功，也是因為被抗議者或者他們的幫凶多少遵守一些規則，比如軍隊不向人民開槍，無法控制局面就宣布辭職。

於是很多人談論起暴力革命。其實，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民眾本來擁有使用武器的權力。如果秦朝就開始實行買菜刀也要登記的制度，陳勝吳廣也很難有機會起義了。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戰場。早有人計算過，中國網民達到多少億，中共就會潰不成軍。這個計算錯誤地把所有的網民都當作當局的敵人了，事實上網民被成功地分成了兩個陣營，無論一邊的叫罵聲有多大，都會淹沒在另一邊的回罵聲裏。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正義的缺失。這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鞏固政權最大的成就，不是經濟增長，也不是維穩部隊，而是滲透整個社會的「去正義化」教育。去正義的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

「為什麼如此多的高層官員家族被爆出幾十上百億的秘密財富，仍然引發不了民眾抗議的浪潮？」一個德國人這樣問我。

我告訴她說：第一，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這些信息；第二，看到的人中，很多都相信那是西方的陰謀；第三，即便相信媒體報道真實可信，有些人也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第四，即便他覺得憤憤不平，可能只是痛恨自己沒有生在帝王家，只好認了屌絲的命；第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想辦法和這些權勢者勾結吧；第六，當然還有一些現代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也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奮起抗爭；第七，當局隨便在前五種人中煽動或收買一些，就足以對付第六種人了……

我發現這個問題，跟任何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樣，細想起來，包含了中共一直在革命臨界點維持統治的全部秘密。 

陶傑 - 鬧鬼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6日

香港一對男女藝人，因為「出櫃」，為同志爭取平權，今年被鄰近地區中央台禁止出台「春節晚會」。

這兩位人物出櫃，沒有一個在北京開記者會宣布我是同志，另一個在廣州公開呼籲姊妹同性站起來，他們的行為，發生在香港，根據「一國兩制」，他們在大陸的登台和表演，不應該受影響。

但是何謂「一國」，什麼是「兩制」，不是由你用常理來解釋，而是由大陸壟斷解釋權。一個人的性傾向，與政治無關，但如果一個社會本來帶有壓迫的傾向，即使你沒有公開說要全民公投普選，你只是一個人宣布你自己的品味，並希望移風易俗，能為這個社會多帶來一點平等，你已經觸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因為中國的「核心利益」，正由於字面抽象，可以由牠任意定義：西藏、台灣、尖閣列島（或稱釣魚台），可以觸犯了其「核心利益」，但北韓的金正恩在離中國邊境三十公里的地方核爆，由於小金夠強硬，他夠兇，所以，北韓的核爆又沒有觸及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人的政治，就是這回事。不要以為你不搞政治，中國人的政治會離開你，不。即使你的事業，飲食，零售，電子，包括影藝，明明與政治無關，當風吹草動的時候，中國政治就像鬼一樣，來拍你家的門。

中國人社會之令人厭怖，在這等看似是小地方，實際上是無所不在的鬼影，你有一點點「知名度」，鬼遲早找上門。如果你是在街邊擺小攤的基層農民，政治不會主動找你，但是，你會不知不覺間變成賤民，沒有權益，沒有公正，漸漸連容身的地方也變成了劏房。

有人會為這個國家辯護：算了吧，這樣大的國家，你要給牠時間「改進」。但三十年來，沒有「改進」只有改退。一個藝人青春有限，就算三十年後「國家」真的「奇蹟」般改進了，你的才華青春也浪費了，你生為中國人，不再有發展才華的機會了，除非你符合越來越擴充的「國家利益」。但你永遠不知道何時誤踩了牠一腳，「國家」不高興，即使你等牠「正常」下來，你的一生也白活了。

古德明 - 官方執行官

中華正聲    2013年02月06日

【am730專欄】一月二十四日，法新社報道：法國文化部禁止政府公函使用email、blog、hashtag等流行英文字，並呼籲傳播界避免使用，代以純正法文詞語，維護法國文化。這一定是新中國政府無法理解的。

新中國當局倡導的現代漢語，用字鑄詞，一律以英文為準。謂予不信，可以問臺灣歌星「陳明章工作有限公司官方網站」、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新華社說的「蘋果公司官方發言人」、「香港卓悅化粧品官方網上商店」、保險公司「友邦香港及澳門首席執行官」等等。以上這些「官」，你不懂英文，就不會知道是甚麼來頭。

中文「官」字當然有多個解釋，但一般指官吏，和「民」相對，例如《周易‧繫辭下傳》說聖人作文字，「百官以治(藉文字施政)，萬民以察(藉文字察事知情)」。臺灣的伶人網站以至香港的化粧品公司，都是政府機關嗎？怎麼自稱為「官」？

現代漢語所謂「官」，是英文official和officer的變體。按official作形容詞，可以指「官方的」、「公務上的」、「正式的」等等，例如平民婚禮上聘用的攝影師，可以叫official photographer(特聘攝影師)；民辦學校發給家長的信件，可以叫official letter(校方信件)；官員往訪某地，可以叫official visit(官式出訪)。現代漢語以硬譯英文為能事，為求「翻譯」方便，於是凡英文稱為official的，一律稱為「官方」。婚禮特聘攝影師、校方信件等，也就一律有了「官方」頭銜。

至於保險公司、化粧品公司等等的「首席執行官」，則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的硬譯。從前，香港把CEO稱為「行政總裁」，很不錯；臺灣拾日本涕唾，譯做「執行長」，差了一截；但大陸硬譯的「首席執行官」一出，港、臺兩地現代漢語人就爭相仿效。英文化身的「官」和「官方」，就這樣在中共倡導下，強姦了中文。

《醒世恆言》第三卷賣油郎秦重上青樓問鴇母：「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錢要幾千両？」鴇母說：「那要許多！只要得十両。」這十両錢，英文可叫official rate，所以現代漢語人大可以說：「你家花魁娘子，官方定價一夜歇錢要幾千両？」

《水滸傳》等二十二回酒家告訴武松：「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這兩個酒名，英文可叫official name，所以現代漢語人也大可以說：「我這酒，官方名字是『透瓶香』……」他們已經不懂得「慚愧」兩個字。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李柱銘 - 政協是中共統戰港人的工具

明報  2013年2月5日

上月中，香港律師會會長葉禮德獲委任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成為首名於在任時接受委任的會長。零八年，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袁國強也曾接受委任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及至去年他獲委任為律政司長，才辭去政協職務。

毛澤東曾說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根據政協官方網站資料，政協全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是由中共所領導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簡而言之，就是統戰組織。而中共統戰的要義，就是找出最大矛盾（即敵人），並拉攏所有其他人將之孤立、邊緣化，在最大矛盾消失後，便會再用同樣的手段，對付次矛盾，接下來，就到餘下的矛盾，一層一層的攻擊，直至所有矛盾都被消滅淨盡，剩下一言堂。

由此觀之，政協根本就是中共排除異己的工具。說起工具，大家可能仍記得月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疑中策組淪為政治工具時，他回應指：「我們接受市民的人工，我們就要服務這個政府，我們就是政府的工具。」這位「左王」的說法，正反映出政協所扮演的角色。

作為政協，便須遵守和履行政協的決議，換言之，要跟中共同一口徑。近年來，中共不斷衝擊特區的核心價值，尤其針對法治。港人都期望大律師與律師會致力捍衛司法獨立和社會公義，然而，公會主席與會長竟辜負市民期望，甘心情願淪為中共的政治打手。

至於其他接受委任做政協的人士，是否知道自己已成為中共統戰港人的工具？

李怡 - 這裏還是香港嗎？

絲絲世語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5日

如果說，奶粉荒問題只要設熱線電話給港媽訂購奶粉這一招就夠，那麼將來尿片荒、衞生巾荒、益力多荒、米荒……，都可以設熱線電話由政府統一供應。

如果說買不到嬰兒吃慣的奶粉，可以換其他牌子的奶粉，那麼買不到牛肉就改吃豬肉，在旺市消失了粥麵店就去遠處吃，在市區買不起房子就搬去天水圍……

田北俊想買件靚衫，被強國人搶光；范國威去迪士尼三次被「篋神」打尖；陳淑莊到處避強國人卻避無可避；李純恩在又一城見人山人海盡是大陸人，有帶大陸團的導遊說，有一次在海洋公園被團友問：這裏是香港嗎？

昨日《蘋果》小編說：簡直可以出番個《香港淪陷》系列！為咗做內地人生意，我哋自己已經冇地方行，冇碇企喇！

這裏還是香港嗎？


高慧然 - 你以為你有資格包容？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5日

2012年，全年訪港旅客接近5000萬人次，其中絕大多數為大陸人。5000萬是怎樣一個概念？5000萬是香港總人口的七倍。一個地方，一年內旅客出入的人數總和居然是本地人的七倍！而且，這群旅客更是來自同一地區的單一種類的「旅客」。七倍於本地人口的流動人口挑戰着這個彈丸之地的承受力極限：地理的、物理的、心理的。同時，改變着這個地方的價值判斷、生活習慣、發展方向，並且，影響着這個地方的結構與未來。

可笑的是，左膠政客、中產至今仍以為自己佔據着主場，以高高在上、悲天憫人的姿態要求香港人包容。700萬如何包容5000萬？弱勢挨打者如何包容大軍壓境式的強國入侵者？700萬人的戲院、茶餐廳、士多變成5000萬人的藥房、珠寶店、手袋鋪，700萬人要包容；700萬人被5000萬人搶奪產房、學位、奶粉，700萬人要包容；700萬人的自由巿場被13億人的非自由巿場嚴重擾亂，700萬人要包容……只有強勢者才有資格包容弱勢者，被動挨打無力還手者說包容，只是阿Ｑ的春夢。

陳景輝在《從奶粉荒看旅遊之都的極限》一文中指出，對一個地方來說，無限制、大量旅客的自由流動，所帶來的影響，從來不止於經濟。一味強調自由流動，使地方任由外在力量穿透，其後果就如英國社會學者包曼所提示：當地人「只能束手無策地看着唯一的『當地』從腳下溜走。」

陳雲 - 保護奶粉，刺激香港建國衝動

三文治    2013年2月5日

中共採用殖民排擠的方法來對付香港人，威逼香港人讓出主場，貶抑香港人成為二等賤民。搶產科床位、搶房屋、搶學額、搶奶粉，生存空間與戰略資源之爭奪，激起香港人的生物本能，絕地反擊，昂然向大陸人抗議，掀起公共空間的族群衝突。香港公共秩序脆弱，港府無可奈何，必會順從本地民意，推出中港區隔的措施，促使香港族群意識更為牢固，令本地人優先的國民原則更為明顯。

香港比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像一個國家。香港有憲政、法治、公民權利、國民福利及族群認同，而中共一項也沒有。一旦香港有了雙普選，在目前中港衝突激烈之下，建國衝動銳不可當。

香港的建國衝動，由族群矛盾刺激而來，這個刺激正正就來自中國共產黨向香港實施殖民排擠的霸權政策。二〇一一年的反雙非人居港權事件，令香港人驚醒香港人口被中共淘洗，香港資源被大陸人濫用，奮起反抗，最終令港府取消大陸產婦來港的生產配額，原本中港族群不分的政策，變成中港有別、中港區隔。雙非人居港權爭議期間，左翼社運界、民主派、宗教界，鼓吹中港一家親、弱勢無疆界，結果，這些違反常識的呼籲，一一被港人唾棄。

大陸水貨走私客來港搶購嬰兒奶粉，左翼社運界、民主派勸諭港人不要針對走私客，認為走私客只是為自己嬰兒謀取安全奶粉的大陸父母，港人應予同情。偏袒資產階級的專欄作家和經濟學者，高舉市場自由大旗，認為市場價格可以自動調整需求，流行的奶粉牌子搶貴了，香港家長可以選購冷門牌子。政府叫家長打電話到政府熱線預訂奶粉，形同淪陷區的糧食配給制。

自由行的走私客妨礙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民情洶湧之下，於一月二十九日向美國總統聯署求援，港府於翌日陸續商議，最終於二月一日建議推出奶粉離境限制令，離境者不可攜帶超出兩罐奶粉。如此，香港的戰略資源保護，就應用了國民原則，港府的反應就好似德國、荷蘭、澳洲、紐西蘭一樣，限制中國旅客購買奶粉（每人兩罐到四罐不等）。

奶粉是必需的嬰兒糧食，因外地人搶購而短缺，政府不能坐視本地嬰兒營養不良，必須排拒外地人。本來，依照某些香港經濟學家的自由市場競爭原則，家長沒本事買不到奶粉，嬰兒合該餓死。然而，現代國家不容許發生這種事，這是由於現代國家有國民原則，保護命運共同體的成員安全。

中共本來當香港是境外地區處理，《基本法》保障的港人生活方式（文化）不變，類似承認香港的境外族群身份，這是香港一百七十年來的城邦自治地位使然。然而，大部分香港人並不認識，都假設中港一家親，大部分大陸來客也不尊重香港的境外族群地位，當香港是當年欠了他們恩情的富貴親戚，大搖大擺來侵奪香港的公共資源，使香港人覺察到中港雙方的族群差異而起來鬥爭，結果就令港府推出區隔中港的政策，在政治上刺激了香港的建國衝動。

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中共協助香港建國，這不是一件挺滑稽的事情麼？而這正正就是歷史前進的方法啊。

白先勇 - 古來材大難為用——讀勞思光〈聞白崇禧病逝台灣〉七絕組詩有感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2月4日

哲學巨擘勞思光先生走了，中華人文風景中，又倒下一棵巍巍大樹。勞思光先生在哲學界教學、著作有廣大影響，其《新編哲學史》三卷，名重士林。勞思光曾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秉承老北大自由主義的傳統，一生堅信民主，關心國事。早年離台赴港教學，曾立誓台灣不解除戒嚴，不會回來，對共產專制，批判尤為嚴厲，終其身，未肯重返大陸。直至1989年，台灣解嚴後，始返台客座清華大學，並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先生最後病逝台灣，埋葬宜蘭。

勞思光祖籍湖南長沙，高祖勞崇光道光進士，曾任兩廣總督。父親勞競九將軍，保定軍校畢業，與父親同學，兩人在台曾有來往。80年代勞思光執教香港中文大學，與筆者有一面之緣，勞先生給我的印象溫文儒雅，是個恂恂君子。勞思光出身翰林世家，國學根基深厚，餘暇喜作舊詩，以詩論史，頗多感時憂國篇章，有杜工部、元遺山「詩史」的傳統，詩集《韋齋詩存述解新編》，由王隆升主編。1966年，父親逝世於台北，勞思光時居香港，聞父親死訊，作七言絕句五首組詩，評論父親一生起伏，以及晚年在台遭遇。這組七絕，頗不尋常，勞思光曾為文弔輓胡適、殷海光、熊十力等知識領袖，蔣中正、毛澤東逝世，他也有詩作褒貶臧否，唯獨祭悼軍事將領，只有父親一人。

〈聞白崇禧病逝台灣〉

其一

南渡棋殘事久非，頻憐霍衛鎖征衣。飛書又報將軍死，落葉輕霜感夕輝。

其二

霸才末世早鷹揚，諸葛呼名未易當。江漢千秋嗚咽水，呂家終竟誤襄陽。

其三

韜機剩向橘中參，伏櫪深知驥未甘。北去降王休寄語，肯從鶯草戀江南。

其四

尚記趨庭面使君，興亡緘口獨論文。石崇有婢窺簾笑，又是狂言一老軍。

其五

如夢風雲念惘然，徐翁妙語憶當年。山川八桂清奇甚，卻欠雄峰上插天。

勞思光父親勞競九將軍曾加入同盟會，又參與辛亥革命，家庭影響，勞思光本人對民國亦一直懷有一份深厚感情。1949，大陸天翻地覆，國府敗退台灣，形成偏安局面，復國大業日漸黯淡，勞氏詩中，時常感慨系之。組詩第一首起句「南渡棋殘事久非」便點出了國府遷台這場歷史悲劇，勞氏借宋人南渡以古喻今。宋末元初大畫家宋室宗親趙孟頫寫下〈岳鄂王墓〉七律一首，悼念岳飛，並抒亡國之恨：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詩中「南渡君臣」指宋高宗趙構、秦檜等人，偏安臨安，殘害忠良，抗金大將岳飛領岳家軍北伐打到河南朱仙鎮，卻被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召回，遭奸相秦檜以「莫須有」罪名處死於風波亭下。岳武穆是父親最欽佩的古代名將之一，抗戰期間，父親常常教我們同唱〈滿江紅〉，岳飛直搗黃龍、還我河山的壯志，必也曾深深觸動父親抵抗外侮的愛國情懷。岳王孤忠大義，一心恢復宋室，卻遭奸佞陷害的結局，也是父親最為惋嘆憐惜的。

第二句「頻憐霍衛鎖征衣」，勞思光以漢朝大將衛青、霍去病比喻父親。衛青乃武帝愛將，七擊匈奴，戰功顯赫，封大將軍。霍去病乃衛青外甥，十八歲大敗匈奴，勇冠三軍，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岳飛曾謂：「衛青、霍去病，將之典範，吾當效之。」父親北伐抗日，功勛彪炳，勞思光以衛青、霍去病與父親相比，倒也允當。但衛、霍適逢明主，深為武帝賞識，終身受祿，而父親晚年在台灣不堪的遭遇勞思光當然明白，所以「鎖征衣」的「鎖」用得深刻。父親在台長年受特務監控，形同禁錮，征衣廢鎖，無怪勞氏「頻憐」。國府南渡，偏安台灣，復國大業，已成殘局，而「飛書又報將軍死」，反攻大陸，更加無望。勞思光悼念父親，亦感慨民國光復前途杳茫。勞氏此詩與趙孟頫〈岳鄂王墓〉隔代相呼應，「落葉輕霜感夕輝」，「水光山色不勝悲」。

第二首

父親揚名甚早，統一廣西，參加北伐，由「鎮南關打到山海關」，民國17年最後完成北伐時才三十五歲，「霸才末世早鷹揚」。父親精於韜略，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被公認為國軍中最傑出之戰略家，有「小諸葛」之美稱。諸葛孔明當年汲汲恢復漢祚，縱有劉備鼎力相挺，最後仍然功虧一簣。父親出身桂系，並未獲得蔣中正完全信任，國共內戰時，父親處處受限，戰略長才無從發揮。1946年東北「四平街之役」、1948年「徐蚌會戰」，兩次關乎國軍成敗的戰役，父親提出重要對策，不被蔣中正採用，最後國軍一敗塗地，父親孤軍無力回天，徒負諸葛盛名，「諸葛呼名未易當」。南宋末年，大將呂文煥死守襄陽，孤城無援，最後出降元軍，南宋亡。國共內戰末期父親出任華中「剿總」總司令，駐節漢口。東北林彪「四野」「遼瀋戰役」後，百萬大軍破關直迫華中，在武漢與父親所率二十萬國軍作殊死一戰，但「徐蚌會戰」國軍大敗，士氣已瀕崩潰，父親雖奮力抵禦，武漢終究不保，最後父親率軍退至廣西與林彪軍隊戰至一兵一卒，大陸淪陷，「江漢千秋嗚咽水」。

第三首

父親在台灣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個並無實權的閒職，平常在家中以下圍棋自娛，蓋圍棋重策略，類似戰場上運籌幃幄。勞思光感嘆父親滿腹韜略，而晚年只能用於棋弈「橘中參」，但他亦深知父親雄才大略，在台灣龍困淺灘，老驥伏櫪，其實心有未甘。父親在台十七年，內心是沉重的，大陸淪亡，父親痛心疾首，一心懸念的，還是反攻復國之大業未竟。1966他臨終前半年，曾託人帶信給滯留香港的老同僚前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信中言不及私，通篇都是反攻大陸的戰略計劃，當時越戰方酣，美國與中共有衝突的可能，那便是國軍反攻大陸的機會來臨。信中如此結尾：

弟待罪台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國軍何時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現在國際形勢，確已接近反攻時機，屆時我總統蔣公，必統三軍，揮戈北指，取彼凶殘也。

1965年，李宗仁回歸大陸，父親曾去信勸阻未果，「北去降王休寄語」，父親在台處境愈更尷尬。當年國共內戰最後階段，毛澤東數度向父親誘降，許以優厚條件：讓父親留守廣西仍舊統領二十萬軍隊，可是父親堅決不為所動，在廣西與共軍戰到最後，「肯從鶯草戀江南」。

第四首

勞思光回想當年父親造訪勞思光父親勞競九將軍，所談內容僅論文章，竟無一言涉及天下大事，「興亡緘口獨論文」。父親古文有根基，自學甚勤，但文章一事終究非其所長，勞思光引《世說新語》大將軍王敦在石崇家裏鬧笑話的典故暗諷之。「興亡緘口」，勞氏亦深知父親當時處境之不自由，「三緘其口」。父親知道自己政治環境險惡，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深受高層忌恨，因此謹言慎行，公眾場合輕易不評論時政。

第五首

父親十八歲參加武昌起義，三十五歲最後完成北伐，抗日立下汗馬功勞，國共內戰，父親與林彪激戰至一兵一卒，為了保衛民國，父親奉獻了他一生，最後在台灣卻遭受疑忌，抑鬱以終。勞思光既傷一代名將，壯志未酬，復感四十年來家國煙消雲散，「如夢風雲念惘然」。

國軍中，除了中央軍以外，以李宗仁及父親等人為首的桂系廣西軍最有實力，然而自北伐開始，二十餘年間廣西與中央一直分分合合。蔣中正對桂系始終心存疑懼，北伐剛完成，桂系勢力暴增，功高震主，引起「蔣桂戰爭」，雙方兵戎相見，桂系勢力一夕間幾乎瓦解。八年抗戰，一致對外，中央與廣西之間的矛盾，暫且消隱，但戰後民國37年李宗仁選副總統，擊敗蔣中正全力支持的孫科，蔣與李、白嫌隙又生，直至「徐蚌會戰」，國軍大敗，蔣被迫下野，雙方關係瀕於絕裂。李宗仁雖為代總統，然軍政大權仍握在蔣手中，處處掣肘，李宗仁一籌莫展。事實上，「徐蚌會戰」後，國軍大勢已去，李宗仁接的是一個爛攤子，李、白等人終究無力逆轉大陸敗亡的命運。勞氏友人徐亮齋嘗謂桂林山水清妙，獨無高峰，「山川八桂清奇甚，卻欠雄峰上插天」。勞思光最後惋嘆，廣西將領雖具雄才，但終難成其大事。

杜甫〈古柏行〉：「志士仁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中國歷來名將韓信、李廣、岳飛、袁崇煥，莫不以悲劇收場，這似乎是雄才大略英雄們的宿命，享有諸葛盛名的父親，也不例外。

孔捷生 - 全民戒毒，自強不吸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4日

中國十七省市遭受最重霾災，到處瘴氣滾滾，妖霧瀰天，連東鄰日本都停止學生戶外體育課了。目下北京人口頭禪是「自強不吸」，莫以為這是戒毒勵志金句，它竟成了「新北京精神」，原話為：自強不「吸」，厚德載「霧」，「霾」頭苦幹，再創「灰黃」。

值得表揚一下，中國環保局終於肯採用美國大使館同一監測標準PM2.5數值，並在橙色警告之上增添了紅色警告，這可是「情為民所繫」的胡溫一屆不屑去做的事。過去中方標準為PM10，所以每逢美國駐華使館公佈空氣重度污染數據，北京環保局都只測出「輕微污染」。而PM2.5標準美國自一九九七年就採用，即測量空氣中直徑小於二點五毫米的細微顆粒，它可在大氣中停留更長，傳播距離更遠，毒害性更大。歐洲北美及日本、韓國、印度、泰國等國均用同一標準。如今中國總算「和國際接軌」，此前官媒及外交部發言人怒罵美使館，指其公佈污染數據係「加入政治色彩」及違反《維也納外交國際公約》，這都一風吹不再提了。

說到天朝外交部發言人，不由得想起那位最「給力」最「雷人」的姜瑜女士，一句「法律不是擋箭牌」，足以流傳百世，哪怕在中共一黨統治結束之後，也是歷史教科書上可圈可點的一筆，而且授課時還會將此句的出處講得更清楚，當時是外國記者提問採訪受到阻擾恐嚇，姜瑜要求對方遵守外媒在華採訪的法律，記住，此時她是講法律的；接着被問到外國記者被警察和國保毆打，這違反了中國自己的法律，姜瑜擲地有聲答曰：問題實質是有些人有些勢力想「搞亂中國」，所以「法律不是擋箭牌！」

須知法律是文明國家所有公民的擋箭牌，倘無法律，政府便會濫用權力；為官可肆意貪墨；警察可殘民自逞；公民的財產物業可以被任意剝奪；軍隊可以槍炮坦克屠殺人民。然而在中共治下，以上諸種犯罪行為，即便有了法律也可以照做不誤，因為只要搬出「搞亂中國」的天條，法律就不是擋箭牌。所謂搞亂中國，實指危及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然而習李一朝矢言「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在於實施」，儘管江澤民也說過「依法治國」，胡錦濤講過「依憲治國」，看去習李的架勢似乎更有形有款，起碼重慶警察跨省「調查」淫照門爆料人，主角朱瑞峰硬是不開門，僵持到翌晨才由律師陪同到警局談話。可記得艾未未在成都也試過將無搜查證的警察拒之門外，結果被破門而入將艾未未打成顱內出血。

當下習朝正要造勢反腐，故而法律還可當朱某人的擋箭牌。不知被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劉霞何時用得上這面擋箭牌？

陳雲 - 香港奶粉荒，向美國求助

轉角   2013年02月04日

【am730專欄】買唔到奶粉？一招收你皮。網民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之後，港府馬上跪低。事緣上星期一，我在西鐵見到爺爺抱住小孫，向婆婆說：「我出門帶夠幾格奶粉儲備，萬一跌落地打爛，孫仔仲有得食。今時唔同往日，唔係隨街買得到奶粉。」婆婆答：「帶得出來，就唔會跌落地，帶一格就夠啦！」爺爺說：「講極你都唔明，都話周街都買唔到奶粉咯！再搶落去，饑荒都有份。」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當晚回家之後，我便在網上發起聯署，向美國總統求助，申訴香港出現嬰兒饑荒。香港奶粉短缺，令父母疲於奔命，令嬰兒營養不良，是中共殖民統治香港的人道災難，港共政府坐視不理，令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是犯了人道罪行，香港人有權向聯合國和美國總統申訴。

各國飽受大陸走私客搶購奶粉之苦，一看就明，美國總統有《香港關係法》在手，可以關注香港在九七之後變壞，而人道災難是他容易入手的地方。此外，大陸走私客來香港搶購奶粉走私入境，是中共實施不公平貿易對待外國入口奶粉，關稅高昂，苛捐雜稅層層盤剝，令走私客買貨過境有利可圖。香港自由市場助長跨境走私犯罪集團，金融、房地產與零售，都淪為大陸人的犯罪賺黑錢的溫床，美國必須關注。我寫了中英文網誌之後，聯署在一月二十九日清晨啟動。

一月三十日，香港人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的人道災難，簽名過了一萬，港府騰雞腳震。拖了幾年的走私賊哄搶香港奶粉的困境，忽然得到紓解，政府轉死性，答應限制奶粉出境(每人兩罐)。然而，實施日期在二月底，竟然與網民聯署的期限吻合。大家不要開心得太早，一定要食住條水，遊說朋友簽署，簽夠十萬人，奧巴馬總統開聲關注香港，震動中南海，香港就會上演一場破地獄。港人政治智慧夠不夠，就看能否衝破十萬人聯署，否則就被政府拖甩承諾。

我是率先將所謂大陸水貨客正名為走私客的人。中共借助走私客、雙非人，成為殖民攻佔香港的棋子，用crowding out(排擠)的策略，逼香港人讓出主場，將港人變成二等賤民。我們現在不能在繁忙時間去超市購物，價真棧無緣進入，鬧市廉價食店消失，麥當勞快絕跡。目前好多藥房，不是香港人開店的，是大陸人持有的，他們會用刺眼的閃光招牌，播放紅歌，採取服務歧視來怠慢香港人，扣起好貨不賣給你。化妝品店也不給港人優惠，趕你走。你以為好多商號怠慢本地顧客，使用簡體字和bling bling的LED惡俗招牌，是偶然的事情嗎？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鄭培凱 - 廢書而歎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3日

《史記．儒林列傳》一開頭，太史公就來了一段感歎：「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甚麼意思呢？怎麼一開始書寫「儒林」的歷史，就廢書而歎了呢？司馬遷寫的列傳也真不少，按照《太史公自序》的籠統說法，是「本紀十二」、「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讓重要的歷史人物一一入傳，有本傳、有合傳、有群傳。《史記》這種「以人為本」的紀傳體模式，創造了中國歷史書寫的體例，也成了二十四史以紀傳體為主脈的寫作傳統。司馬遷書寫其他列傳，其中也不乏令人扼腕歎息的事蹟與情景，怎麼就不曾激動到廢書而歎呢？是甚麼讓他如此激動呢？

其實，答案就在開頭的話裏，司馬遷廢書而歎的原因，就是「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司馬遷所說的「功令」，是當時記載與發佈的功績命令，這裏指的是關於教育政策及廣開學路的法令，打個大家熟悉的現代比方，頗似今天高等教育的擴招政策。就司馬遷當時的具體歷史情況而言，是漢武帝提倡儒學，建立五經博士制度，把學術納入政治體系，讓學者可以分享權力結構提供的利益，開啟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傳統。那麼，建立官學，廣開學路，擴大招生，磨礪師生向學，讓聰明好學之士都有個前程，得以飛黃騰達，有甚麼不好，為甚麼要廢書而歎呢？

我們過去讀歷史，讀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覺得大體上總是好事，雖然貶低了其他諸子百家的地位，卻肯定了儒家學術的人文精神與道德倫理，為中華民族奠定了學術文化基礎，也為中華帝國的統治提供了法理依據，教誨人民要崇尚秩序與穩定，構築社會維穩的心理共識。然而，「獨尊儒術」所形成的一元化思維，以及統治階級為學術法理化提供的利誘機制，長期以來，卻遏制思想的自由發揮，壓抑特立獨行的另類思考方式，到了明清時期，居然走到極端，演化出一整套箝制人性的道德高壓體制，出現「禮教殺人」、「禮教吃人」的現象。

到了清末海疆大開，西風東漸，有識之士驀然回首，開竅了，開始質疑儒學的法理性，如譚嗣同寫《仁學》，就強烈提出，要「衝決網羅」，要打破儒家思想牢籠全民思想的桎梏。清末最早出使歐洲，親身接觸了西方文明的郭嵩燾，讀《史記．儒林列傳》，有了西方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作為參照，對漢武帝建立學官，發展教育，擴招儒學生員，發出深沉的感慨：「武帝廣厲學官，誘之於利祿之途，於是儒者之道以熄，三代聖王之留貽渙散遺亡，遂以永絕於天下。武帝之廣厲學官，其禍更烈於始皇，此史公所以廢書而歎也。」

郭嵩燾說得非常嚴重，批評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學術體制化的後果，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壞。儒學體制化，思想政治化，生員擴大化，學術功利化，教育職場化，以功名利祿為誘因，一切都向實用利益看齊，儒家原來的人文精神就此喪失殆盡。理想中的聖賢之道，是希望知識與教育，可以為人類群體謀福祉，為個人追求真理與生命意義，對天人之際有所關懷，也就是宋代理學家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意思。然而，漢武帝提倡儒學，卻有政治目的，像一隻伸開魔爪的章魚，散放充斥名利的誘人黏液，使人在利慾薰心的過程中，被鋪天蓋地的吸盤牢牢控制，令人浩歎。郭嵩燾的批判，說盡了獨尊儒術造成思想獨裁的惡果，恨不得一棒子打死漢武帝，卻是事後諸葛亮。他是看到了兩千年歷史發展的弊端，徵之於現代西方文明在文藝復興之後的蓬勃發展，恨鐵不成鋼，才會在讀《史記》之時，發了一通馬後炮。這就讓我們更加欽佩司馬遷的歷史睿識，對當時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治意圖，能夠明察秋毫，看到了儒學變成官學的弊端，可謂先見之明。

清初的方苞讀《史記》，也讀出司馬遷的深意，知道太史公論述儒學發展的歷程，正面論說之中暗藏反話，打的是棉花拳中藏暗器，充滿了諷喻臧否。他指出，司馬遷寫到公孫弘以研究《春秋》為名，布衣以致公相，「天下之學士靡然鄉（嚮）風矣」、「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這樣的文句，表面上看來是褒美儒學大興之詞，其實，聯繫到歷史真相，就可以看出，他說的都是反話。《儒林列傳》寫儒學大興之後，研究儒學的經師也就創立了家派，子孫後代及徒子徒孫都受益匪淺，夤緣成為學術官僚，甚者還能飛黃騰達，做到丞相一級的大官。司馬遷寫治魯詩的申公門派，舉了幾個有成就的弟子之後，接着說：「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明白指出，讀書干祿是一條有賺無賠的成功之道。因此，漢武帝興儒學，其長遠的歷史影響，就不是發揚學術，不是追求真理與生命意義，而是建立「學而優則仕」的功利架構，讓學術為政治服務。司馬遷看到了這一點，深刻指出學術發展的兩面性，並對學術體制化提出了深沉的懷疑。方苞讀《史記》，看到了司馬遷「刺譏痛惜之意」，回顧歷史，憬然領悟中國學術官僚化的歷程，不勝感慨：「由（公孫）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

看看今天高等教育職場化，擴大招生，全無理想，一切以牟利為目的，讀《史記．儒林列傳》，更是令人廢書而歎。

石傲枝 - WhatsApp WhyAd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3日

【明報專訊】WhatsApp軟件開始收費，全城熱話。其實在蘋果版本年代，此程式就已經是收費軟件，就算後來的Android版本，亦一開始已明言為收費版本，不過有免費試用期，童叟無欺，明買明賣，用家也沒什麼反對的理據。

有朋友說，WhatsApp選擇收費，恐怕難以生存。我去年了解了一下WhatsApp背後的理念，我卻認為，就算收費，亦會有相當多人支持。

搏擊會

WhatsApp的兩位原創者，在公司網站有解釋WhatsApp收費的文章，當中見到他們對賣廣告相當反感。他們原本是雅虎的員工，深明靠廣告為生公司的運作。如他們所說，公司為了賣廣告，一大部分員工的大部分精神就用到想怎樣收集用戶的資料，而不是放在提升軟件質素。

他們希望以寫出更合用的程式為目標，想用家每天會因為其軟件，生活得提升一點點，而不是為了逃避廣告而絞盡腦汁。因此反大潮流，選擇編寫收費軟件，他們因為毋須賣廣告所以不用收集用戶資料，也不儲存用戶活動紀錄，公司的軟件及硬件都只為寫出更好的程式。

他們文章開首引用了電影Fight Club（《搏擊會》）經典名句﹕

Advertising has us chasing cars and clothes, working jobs we hate so we can buy shit we don't need.

- Tyler Durden, Fight Club

對，使用賣廣告的軟件，我們毋須付費，但這不代表我們毋須付出。我們付出的，是浪費一點看廣告或關掉廣告的時間，是容忍個人資訊被一點一點密密收集，我們同時也容忍了某個廣告，在世界某個角落裏，慢慢改變一些人的消費習慣，讓人類追逐我們本來不需要的東西，愈來愈視消費為理所當然，甚至開始認同這種以增加消耗社會自然資源，好讓我們滿足購買欲望的生活模式，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模式。

每季不換衣裝就追不上潮流，產品出了新型號就得換一個，買了這個你就會高貴/顯赫/型/潮起來，每人手執一件你不買一件就落伍，年中愈來愈多你不得不消費買點什麼禮物送人或慶節的特別千奇百怪節日或紀念日，一家人聚聚都變成一家人走在一起就得互相送禮。「大家都這樣做嘛！」好像解釋了一切，事實是，這些消費不是傳統家庭習俗，不是學校教的規矩，這些年間大家慢慢養成「不買些什麼不成」的習慣，還不是廣告告訴你如此？

我們為了不要付費，結果我們也只值得得到這些——在一方面付費少了，卻在另一方面受廣告影響而花更多冤枉錢。而更壞的，是你付出精神時間了，產品卻因資源都花在賣廣告上，產品質素反而沒有改善。

我就是想要這樣的程式

免費的通訊工具選擇多的是，包括傳統且用戶數量龐大的各式即時通訊軟體，由以前的雅虎、微軟/Skype、Google以及後來加入戰團的facebook，全部都有先來者（pioneer advantage）及關鍵用量（critical mass）優勢，而就算只算主攻智能手機的，跟WhatsApp差不多同期面世的有Tango及Viber，較新的有日本的LINE，近期更有來勢洶洶，高調宣傳的國產WeChat。而以上全部都是免費程式。

在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競爭環境中，一開始就已經是付費程式的WhatsApp，反而脫穎而出，用家有沒有想過，是否就是因為那種反廣告的理念及業務方式，讓WhatsApp員工可以專心一致把軟件寫得簡潔實用，不需為了賣你廣告而要求用家填這填那登記，用家下載之後幾乎幾秒鐘就可輕鬆使用，而讓大家覺得「對，我就是想要這樣的程式！」？

8元買到什麼？

而對我而言，這8元除了買了個好用的App外，還代表我對這份反消費主義理念的支持。

若在這個每秒都有廣告告訴你應該如何過活的世界中，你覺得夠了，覺得你自己會想，覺得自己比商家更清楚明白，自己想花什麼錢想過怎樣的生活，那麼在你跟家人好友快樂分享信息時，每年付8元避免一點煩人的雜音，到底是否值得，你亦應有你自己的答案。

作者blog：http://www.ojeerock.com/2013/02/whatsapp-whyad.html

林慧遠 - 香港夫妻房事觀察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3日

【明報專訊】在赤身裸體玉帛相見的當兒，誰會想到有性趣沒性趣，其實與香港教育制度、房屋政策、標準工時有關？不過，從事性治療20多年的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副會長吳穎英醫生卻告訴我們，夫妻房事，看似關上門很私隱的事兒，但事實是與社會大環境、群眾意識形態，以至政治政策、經濟計算等公共事務脫不了鈎。

夫妻房事，因此，也有了香港本土的獨特性，奇形怪狀估你唔到，有待再教育，以及高聲吶喊爭取標準工時，和救救孩子脫離高度競爭的壓力，致使父母們同得釋放，重獲性福。

「香港夫妻的性生活大致不美滿，年年杜蕾斯的全球性生活調查，香港常排最尾的幾名，我認為主要問題在於，香港人不知道可以擁有更好的性生活，所以他們不懂得去爭取。可以說，香港的性文化，就是無性文化，不重視性，從小在家庭裏已不談論，因為尷尬而鼓勵更多謬誤的出現和傳播。」吳醫生語重心長地解釋道。

吳醫生說，導致香港人性生活未如理想的原因，除性知識和觀念有待改善外，主要是因為香港人在工作和教育子女方面已耗盡身心體力，長期缺乏休息致使健康狀况不佳，又誤以為在如此累勞的情况下再進行性行為更會有損健康，最終夫妻性生活不協調，直接影響關係，甚至離異收場。

工時過長無性生活

從事性治療生涯20多年，吳醫生說香港回歸後歷盡金融風暴，港人工作及生活壓力急增，性生活備受影響，可是當員工滿以為經濟復蘇後會雨過天青，豈料員工與老闆共渡時艱後，老闆獲利增加時員工薪酬與工作狀况卻維持不變，裁員風潮過後時移勢易卻沒再聘請新員工，本來一人做一人份的工作量，卻變成一人做一個半人或兩人的工作量，逼迫員工不斷提高工作效率，但實質是剝奪了他們的私生活，「以前沒那麼多人8、9點才放工，現在的人多變了『無飯夫婦』，有一部分夫妻甚至能見到對方時已晚上11時，屆時兩人只想各自放鬆自己，做一些輕鬆的事情，如上網、看電視等，有的則透過看一些色情資訊來relax，到1、2點去睡時，已很少機會有什麼真實的性生活。」

吳醫生說，5天工作制的實施，讓人們有機會「補眠」，對香港夫婦的性生活有所改善，「很多夫婦都會選擇在星期六夜晚性交，他們擔心平日性交，第二天會沒精力工作，但這是一個謬誤，如果性生活美滿，其實第二天會更好精力，因為性行為是開心的運動，體內會釋放出內啡肽，如同嗎啡，但天然，使人積極樂觀和開心精神。」

因此，標準工時的定訂對提升香港市民的性福很重要，「就算政府不願就此（標準工時）立法，也要提供指引，並像向大眾推廣健康生活般做宣傳賣廣告，形成一個氛圍讓人跟隨，那麼對香港夫妻的性生活會有莫大的幫助。」吳醫生說。

房事無房的遺禍

作為家庭醫生，吳醫生會在日常的診症期間，盡量理解病人的性生活狀况，藉此進行介入治療，她就曾為一女病人診治皮膚濕疹時，發現其婚後的性生活不如意，結婚3年，但自新婚後第1個月始，每月只允許丈夫與她做1次愛。「她說自己不喜歡性生活，因為覺得『好似做雞咁』，我一聽就知她需要幫助，便解釋給她聽，性雖然不一定等於愛意和親密，但是妓女是有利益交易的。」

細問之下，吳醫生才知她小時候與父母睡雙格牀，父母睡下格，她睡上格，自小已覺得怎麼父母睡覺時這麼忙碌，又吵又常在動，及至15歲時，一晚醒來，終好奇往下一望，見到媽媽「好似做雞咁」，這讓她很憤怒也很驚，自始便不接受性行為。「我告訴她，性也不等於就只為滿足自己肉體上的快感，這身體上的親密，是二人單單在思想和情緒上的親密所不能達到的，她應該慶幸自己的父母這麼多年還如此恩愛，父母並沒有犯錯，他們只是因環境局限而沒有了私隱的空間。」

欠缺私隱空間，是香港人長久面對的問題，在樓價瘋狂的今天，情况尤為惡劣。「樓價高，是導致香港人遲婚的主要因素。有些人會選擇一半時間互相去對方家裏住，但時間一長，熱情消失，就此白白斷送了許多青春和姻緣，而一些最終能儲夠錢上樓結婚的，卻又到了38、39歲的高齡，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為了生BB，性生活變成經營工廠似的，不為愛，不為享受性的愉悅快感，最終一晚下來多吵架收場。」吳醫生建議，香港政府對第一次購買樓房的市民應提供更多的幫助，以保障香港市民性生活這基本人權，她提醒因為房價問題而導致的遲婚與生育困難，會影響到香港人口的構成和質素，「相信許多人都知道高齡產婦並不是那麼容易懷孕，而且因為女性一生人由出生那刻開始，卵子數目已固定，經過悠長的歲月，卵子沒有更新，會因此容易誕下有各種問題的嬰兒」。

教育子女太忘我

及至成功懷孕，子女順利誕生，但夫妻的性生活，也不見得因為再沒有生育壓力而變得愉悅。吳醫生指香港夫妻放工回家後多已筋疲力竭，如果還要照顧子女，就使他們更加疲累，缺乏時間享受性生活。甚至乎星期六、日還要忙着帶子女去學各式各樣的興趣班或參與課餘活動，夫妻間完全缺乏相處的時間。「許多人生了孩子後，只記得自己是孩子的父母，卻忘了自己同時也是別人的丈夫或妻子。我去不少家庭探訪，發現有些父母容讓5、6歲的孩子仍睡在同一張牀上，鵲巢鳩佔，夫妻根本無法有性生活。」

吳醫生指出，在照顧子女的問題上，亦突顯了性別差異所帶來的問題，例如在主流社會裏女性多被要求就照顧子女方面負上更大的責任，於是便出現妻子因為過度疲累而拒絕丈夫要求進行性行為的情况。「其實丈夫如能幫忙照顧子女，讓妻子有機會休息，也會有助夫妻間的性生活。」吳醫生說。

吳醫生說，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構成教育子女壓力的元兇之一，「香港的教育制度很特別，學生功課多，老師說是家長要求，家長說是學校安排，學校又說是回應社會需求，我見不少家長，在嬰兒出生不夠6個月已為子女報名讀playgroup，見過有一家長還動員工人、司機幫子女做功課，去全港各地採集植物標本，有不少父母還按排子女讀兩間幼稚園，上午一間下午一間，人生一開始就是如此，子女的身體狀况又怎會好？」吳醫生說，到終於將子女養育成人，但由於長期沒有將時間投放在婚姻上面，就算再不用為教育子女操勞，並因子女婚後重拾了往日的私隱空間，但性生活仍會因為女性收經雌激素下降造成乾涸難以進入以及男性各種疾病致使的勃起功能障礙而無法圓滿。

「夫妻間要有美滿的性生活，就必須努力維持良好的關係，就像農夫耕田，你什麼也不做，也就不可羨慕別人的收成。兩人一定要抽出時間單獨相處，睡前pillowtalk，就算幾分鐘也好。」吳醫生說，如果想增進二人的性情趣，參加關於性的工作坊，或多讀書增進知識亦有幫助，PatriciaLove與JoRobinson所著的Hot Monogamy: Essential Steps to More Passionate, Intimate Lovemaking是她的建議讀物。不過回歸基本，首先還是要解決大環境的工時過長、房事無房、教育制度壓力過大等問題，香港夫妻才有機會得到性福。

文 林慧遠

編輯 何錦源

譚蕙芸訪問戴耀廷：談堵路爭民主

－－準時回家重要還是普選重要？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3日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近日扔出一個深水炸彈，他在報章專欄提出，在現今政治環境下，要爭取真普選，最有殺傷力的武器是在關鍵時刻有一萬人集結中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

一個低調溫和的法律學者，提出以違法手段爭普選，本身已震撼。細讀他的相關文章，會發現他不是隨口噏，從法理到實際運作，他都有思考，更提出「為不公義而違法合乎法治」的爆破力觀點。有人形容，現今香港「吵吵鬧鬧」，怨氣冲天沒有出路的絕望氣氛裏，至少這篇文章讓港人瞥見了改變的契機和希望。

本身是基督徒的戴承認，自己「天真」而「理想化」，他奉勸港人，對香港心死或計劃移民前或許可以博一博，那一博不是跟港府或北京博，而是跟自己內心一博，考驗自己對民主的信念是否夠堅定。他強調，堵路精髓不在上街，而是在於挑戰每一個人的內心，特別是現在四分五裂的泛民，人人要撫心自問：「究竟我有幾想香港有民主？」

戴耀廷在法律學術界有一定地位，他提出的十六字法治定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被不少中學通識課程採納為教材。他早年在英國修畢法律碩士後回港從事法律教育，研究基本法、人權法、憲政轉型、法治和宗教政治等關係；亦曾任李柱銘助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策組非全職顧問。戴經常參與遊行，但較低調，去年反國教集會晚晚到場，甚少上台或發言。

 「你留案底，是你的medal（榮譽）」

法律圈中人形容，戴耀廷政見「溫和」，主張「又砌又傾」，部分激進派形容他「保守」，今次戴忽然建議「堵路爭普選」，還承諾他會參與其中，有法律圈子中人均表「意外」。

聽完大家的評語後戴淡然一笑：「佢哋平時無睇開我寫啲嘢啫。」戴形容，自己文章艱澀技術性，自嘲「無乜人睇」，但表示今次文章與過去多年研究一脈相承。其實，兩年前他在報章已寫過一次「萬人佔領中環」，刊出後零迴響。直至三周前，元旦示威後發生堵路風波，加上預計施政報告不會對雙普選有實質承諾，交稿期間逼近，他再寫一篇。今次一石激起千重浪，傳媒訪問邀約如雪飄至：「我完全無諗過咁大反應，以為好似之前咁，無人理睬。」。

筆者細讀戴方案，發現「表面激進，細節保守」，戴同意。尤其是他明文規定參加者要非暴力。他不贊成大家衝出馬路，最好行人燈轉綠，預先通知車輛改道才「佔領」。之後談判策略亦講求不能「勝者全取」，漠視建制派利益。戴更要求，行動完結後，參加者必須到差館自首。他形容：「自首是一種委身，保持行動政治感召力重要部分，加上你說有一萬人，若大部分人走晒，只留下幾個畀人拉，如何有一萬人的談判籌碼呢？」。

筆者好實際，問戴如何游說「牛頭角順嫂」辛辛苦苦供個仔讀書，他走去參加堵路，留案底怎辦？戴派定心丸指會先找律師義務替示威者上庭辯護，還有名人保薦信附送：「到時會有名人一齊被拘捕，假設有李柱銘咁，可以由佢發信，證明呢個小朋友被拉，因為他參加了香港民主運動，這小朋友絕對無用暴力。我們提供的信件，還可能會讓他入到牛津大學架，因為行動肯定會得到國際同情。」戴更笑說：「你留案底，是你的medal（榮譽）。」

「你人數要多，力量大到衝到個系統食唔到你，迫爆佢個系統」

戴指出，留案底未必影響前途，有法理基礎：歐洲人權法庭曾有案例，有人因宗教原因不服兵役被入罪，後來拿不到會計師牌，上訴到人權法庭得直，終獲重發會計師執照。戴說，因理念而犯法，任何團體懲罰這人，是團體的不義。但順嫂應該無錢為個仔打官司，戴笑說：「所以實惠一點，我們可以為參加者付上名人保薦信。」

近年不是沒有人堵路，但效果不大。戴認為，失敗在人數不夠多：「你人數要多，力量大到衝到個系統食唔到你，迫爆佢個系統」。他指，如果有一萬人，要動用大量警力封鎖和搬走示威者，之後去警局自首也會間接堵塞附近交通，再到法院，究竟能否承受萬人大控檢？如此設計一環扣一環，人不夠，就癱瘓不了社會秩序。

他更說，近日思考後，認為集結人數或要提升至三萬，還要增加集結地點。他舉例，一萬人先在中環，當警方出催淚彈，另一萬人就在尖沙嘴集合，到尖沙嘴出催淚彈，沙田就出現一萬人。他強調，不是野貓式快閃，個個都要簽了誓言書，並要事先向整個社會清楚公布，集結方案的次序和時機。

有心急人聽了戴建議，已提出今年七一來次「試演」，戴奉勸大家耐心「等待」，並預言今年七一肯定未到時辰，時機最快要明年。他強調，要保存這武器的威力，萬萬不能隨便使用，必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就是當政府拋出爛普選方案，港人極度絕望才可用，否則出來的人肯定不夠多，市民亦不會同情你。他又指，堵路一招不能用作「推倒梁振英」，因為議題迫切感不足，加上倒梁和爭普選有一點關鍵不同，後者是中央已經承諾的東西。

戴耀庭侃侃而談人肉城牆大戰催淚彈方案，香港警察神經會否被觸動？戴不肯披露有否被警方約見「喝茶」，但強調警方不是敵人：「你拉我，係執行職務，不是我敵人。我只希望你諗吓我行動背後咩原因，諗吓香港是否要真普選，我的目的便達成了。」他說，堵路成功關鍵除了參加者，社會不同階層亦要受感動，行動才會成功。

「與一哥對話」

筆者忽發奇想，想像一哥會如何跟戴耀廷辯論堵路方案，於是即興與戴在咖啡室上演一幕「與一哥對話」（筆者扮一哥）：

假一哥：戴生，我哋要平衡示威者同一般市民嘅權利。

戴耀廷：這班人有權，別人又有權，所以限制示威者人權的看法，叫做「平衡觀」，不是國際標準。法院用的是「必須觀」，即係要在必須時才能限制我的人權。警隊明白咩叫人權法治咩？你們用緊的法治理解是很低層次，我要同一哥你教一堂書，講解咩叫人權法治。

假一哥：追求民主係個別人士訴求，影響大眾市民就唔啱。

戴耀廷：我也在博弈，或者市民支持我呢。

假一哥：我哋要維持社會秩序。

戴耀廷：法治唔只係秩序，法治必須要達至公義。若我相信普選能帶來公義，我願意付出代價，即係犯法。我會自首，你不能不讓我自首嘛，一哥，自首有罪咩？

假一哥：你係咪玩嘢呀戴生？

戴耀廷：係呀，而家我係「大緊你」呀，所有民主轉型都係博弈嚟架啦，你唔識咩？

假一哥：你好野蠻。

戴耀廷：我畀你拉仲算野蠻？我犯的法不過是非法集結加阻街，又不是殺人放火。

「這是一個『民主文化』建立過程。若泛民都沒有真正成熟的民主文化，爭取到民主也沒意思。」

從一哥我們談到堵路運動領袖人選。戴耀廷提出，運動需要一些「過去不曾違法，或不屬激進的政治領袖參與」，增加感召力，更舉例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但筆者反指，傳統泛民明星近年無法把泛民連結，五區公投後泛民更四分五裂，如何能凝聚萬人？

戴承認，泛民「大佬文化」、「山頭主義」在籌備堵路過程，是要克服的難題：「人民力量畀盡你都係集合到兩千人，兩千人是不成事，會畀人拉走晒。即係人力都要同其他人一齊合作才可以組織到一萬人。你一定要靠民主黨，你不能繼續鬧民主黨，否則人哋唔嚟集結，達不到目標，泛民要學習合作囉。」

戴補充，理想領袖應德高望重，有能力縮窄泛民分歧，又不能太有明星光環，以免參加者激情多於理性。他舉例，朱耀明牧師，或陳健民教授是理想人選。至於他自己，戴耀廷說，他缺乏社運經驗，加上想把時間先放在家庭、工作、教會，暫時採取被動：「我一定不是組織者，亦不會主動去物色領袖，若公民社會有領袖找我給意見，或有人組成籌備委員會希望我加入，則是可以。」

籌備堵路，成為泛民大和解契機，戴耀廷用心良苦：「這是一個『民主文化』建立過程。若泛民都沒有真正成熟的民主文化，爭取到民主也沒意思。如果因為『大佬文化』搞不成（堵路），也證實了香港人未準備好普選啦？」同樣道理，堵路引起交通擠塞，每個港人都要自問，是否願意付出此代價，關鍵是港人有幾渴望民主：「如果所有人都覺得準時返屋企緊要過普選，就算啦。」

戴耀廷說話不徐不疾，笑笑口，「激進」的東西在他口中，會被其書生氣質柔化。他提出堵路，談到催淚彈防暴隊，語氣也是溫和的。戴的同業，悄悄為他抹一把汗，擔心他近日言論會影響仕途，他卻舉重若輕，談笑自若：「呢個行動不是戴耀廷行動，戴耀廷自己做不了，要一萬人才做到，是屬於大家的行動」。談到行動一旦失敗，他也不咬牙切齒，只聳聳肩：「我問心無愧，或者大家諗吓去第二度囉（移民），我咪返大學做研究囉。」

「神呀你要我去（堵路），就庇蔭我啦！」

我城那種怨氣和無力感，似乎沒有傳染戴耀廷。訪問戴兩小時，看到他談民主夢，雙目炯炯有神。談話裏，他不介意用基督教用詞，說希望參加堵路者如決志「委身」信主般慎重，還希望運動有「感召力」，更用「傳道」形容四出跟人討論堵路計劃的感受。筆者覺得，不少人看完戴的文章深受觸動，那道氣場穿透文字感染讀者，不能不歸功於戴背後的宗教力量。戴認同筆者觀察，更形容堵路計劃的核心，正是心靈的重整多於肉身的上街：「我老婆成日罵我太理想化。我是天真，或者說有野心，想建立一個民主憲政文化。一種在現代社會失落了的精神，就是整個社會能夠互信，一同尋找『共同美善』，一種心靈上的，超越個別宗教的價值。」

訪問接近尾聲，戴頗有信心說，堵路若按其列出條件實行，「贏的機會好大」。他解釋，是對北京、特區政府、香港警察和香港市民的博弈形勢推算，估計對方鎮壓可能性低：「佢承諾你普選，已經預咗你一人一票，你只要求佢放提名（門檻），只要你在討論方案時，畀佢（建制派）有機會羸。佢會諗，若你去癱瘓中環，政治代價好大喎，值唔值得博先？」戴不忘補充，更理想情况是，未走近中環，已可以拿着一萬份誓言書夠牙力脅迫對方開展談判。

有人話，對一個失常的政權，你怎跟他談理性談博弈？戴仍樂觀：「至少香港的管治相對理性，我們要求（開放提名門檻），達到普選國際最低標準而己，沒有直接影響（中共）權威。」戴笑說，換轉在內地，「堵路論」一出，已足以令他身陷囹圄，叫港人珍惜這片自由空間。

戴願意走上街頭，承擔堵路罪責。身為人父，對兒子的熱情，反而有點保留。兒子看了父親寫的「佔領中環」文章，有意參加，更向老豆查詢：「到時點上廁所？」令戴哭笑不得。他說，兒子只有十六歲，他不贊成未成年人士參與，因為要承擔法律責任。筆者提醒他，或許兩年後才需要佔領，屆時兒子已成年，或許可父子兵上陣。戴不無擔心地點頭，又說，現階段他壓力不算大，但對未知的將來，要憑禱告找力量：「神呀你要我去（堵路），就庇蔭我啦！」

問

譚蕙芸，前記者，現任大學講師，有教授「暴力與傳媒課程」，上周剛與同學討論傳媒如何呈現示威者和警察形象，並介紹公民抗命的理念。去年有參與反國教運動，見識了組織社運的難處。

答

戴耀廷，港大法律學系副教授，自稱研究風格「較離經叛道」，喜歡把法律及其他學科如政治宗教結合研究，網上博客名為「法界三文治」，解構法治政治管治的三角關係。身為基督徒的戴重視工作和信仰的整合，採取「以神學為起點，以法律為工具」的生活態度。

文 譚蕙芸

圖 李紹昌

編輯 梁詠璋

阿離 - 香港不行了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3日

【明報專訊】內地好友說，這陣子像有一班人替整個中國的同胞到香港辦年貨，筆者無言以對。這幾年間，啞子吃黃蓮的情緒頻頻出現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簽多行實施後，人潮如海嘯席捲，把自由行對香港的壓力推到新高。去年8月31日，梁振英主動向中央提出，在放寬內地人來港的同時，「必先考慮香港的接待和承受能力，按實際情况調節來港人數……務求來港旅客不會為香港社會在各個方面的服務和設施，造成壓力」。傳說中的接待能力機制，又是偽術。

一個1092平方公里的小城，竟承載着全國13億人口的物質欲望、精神需求，甚至勞動生計。怎會不爆煲？

憂鬱的邊界

筆者日前闖關。從九龍塘到羅湖，短短的一列東鐵線，紙皮箱與手拉車由沿線一個一個車站擠到車廂，輪廓口音各異的背包客，緊拉着重中之重的奶粉，或是穩中求要的尿片，還有嘉頓系列出品、繽紛樂、麥提莎，說得出的港貨都有。各種花式的手拉車、行李箱、背包、紙皮箱，各據一方，等待到站，競相奪門而出。水客腳撲朔，旅客眼迷離，你根本無法以外貌分辨誰是水客；拉貨者中有個體戶、小團體，甚或一家大小。出閘後沿路兩旁散滿人和貨，有夾道留守之勢。走到香港關邊，人潮洶湧混亂，筆者被人群推撞，不知方向，「你知唔知你去邊架！係香港人仲喺度排，嗰邊呀！」拿着智能身分證的筆者向他道謝，走得狼狽，頓覺身在異鄉。過了e道，港澳居民與中國同胞分流，不難發現香港居民中不乏拉貨物者。出了關，迎上羅湖站外的一大片廣場，分了貨，交了收，水客身影寥落，然而貨往何處去？

「正品港貨」的欲望

旅客與貨物如水銀瀉地，向全中國流滲。有的坐上大巴到達深圳各地、有的趕上和諧號向廣州行進、有的則走上火車轉戰遠方各省市。筆者尾隨着3名各推着一箱一米乘一米大的品客薯片的水客，從廣場後的停車場繞道而出，沿途亦發現不少水客在等車交貨。筆者一直緊跟3人，他們推着大箱在馬路緩行，身旁有大巴小車甚至警車，依然自在。走了半小時，一直到沿河南路天橋下，3人向接頭人交收薯片，後來一車嘉樂牌雞粉亦趕至，一箱箱搬到一架運貨小車上；車滿後，揚長消失眼前。

重遇薯片的地方，是淘寶網，在「正品港貨代購」為賣點的貨品欄下，是百多位買家的評語﹕「非常好吃，不是國產那種味道。薯片薄，脆，入口即化的感覺。味道濃郁。正宗的國外貨的感覺。」筆者始知道自小吃着的薯片，有一種「正宗的國外貨」味道。現在熱中購用港貨的，都是年輕或中上階層具有購買力的人；這些人對「正品港貨」的欲望中，除了滿足物質上對高質量的要求，和安撫消費行為中的信心需要外，會否也包含了對城市氣質的渴想，或是對小資階級優質生活的習慣和品味的實踐？暫時無法證實。然而這種港貨情意結，由來已久。筆者的居港內地友人A說，自八十年代起已渴望買到港貨，原因是國貨質素太差；內地部門對貨物的檢測權責分散，且執法不嚴，貨品質素毫無保證。直到九七後，兩地人民往來更密，不論是外國奢侈品，還是生活日用品，內地人也希望購用港貨。

「對不起，本來是內地做得不好的東西，卻要你們來承受。」A說來誠摯歉疚，筆者聽得心疼無奈；這種承受，未來可能更沉重。在經濟利益的推動下，港貨熱潮正在內地擴散中，由省市滲透社區。除了大型港貨批發商，這兩三年還加開了加盟式連鎖店，更多是自家經營的小型實體港貨店，而在淘寶開設的個體戶網店數量則更多。這些個體港貨店，為避免假貨，大多不從批發商而是親身到港入貨，這種經營方式更被儀式化，為向賣家確保貨物為正品，網店會標榜貨品皆由店主或親友在香港親自代購，更附上單據向客人證明，甚或在香港原店留影以證到此一購。港貨——不論是奶粉、嬰兒用品、藥物、糧油食品、化妝護膚品、電子產品、玩具零食，都向全國發放，湖南、湖北、東至吉林遼寧，西至雲、貴、川，甚至西藏。在欠缺規管的情况下，銷售港貨的產業鏈漸漸構成，無論是實體經營還是網上代購、親身買貨帶貨還是中段運輸，都形成半制度化的系統性行業，每個環節都有賴以為生的人。

盲目的利益，被消耗的城市

我們慢慢能為本地化妝品專店、護理店、電器舖和藥房的龐大利潤和高速發展找到更實在的原因和解釋路徑；香港的零售貨品不單是自由行遊客的手信，更是支持內地一部分正在興起的港貨銷售的貨源。事實上，不少香港人也參與其中並得益甚深，既得利益者說，自由市場下大量買貨並無違法，雖然內地人來港消費為港人帶來不便，甚或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節奏和文化，但為了香港甚或中國的經濟利益，對策應是提升香港的接待能力而非叫停自由行。

社會學家韋伯曾評論到，利益是盲目的（Interests are blind）。人們因着自己的利益而行動，展現的是一種目的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然而，若要在現實中達至完整而延續的理性化過程（rationalization），並不能只靠個人的利益導向意識和行動。利益是短暫的，並局限於部分的現實處境；社會上小部分人利益的滿足，根本不足以建立整個社會的整全和持續發展，最終得一賠十，落得本末倒置，搬石擲腳的下場。撇開染紅論，無知而盲目的經濟利益主導管治原則，放諸四海，都令內地不同城市的人深感經濟發展帶來的壓抑與疏離。炙熱、鋒利而龐大的經濟動能與欲望暴竄四處，如鬥牛場上的發瘋公牛般橫衝直撞，在實際生活的小節中一天天侵蝕中共政府念茲在茲的和諧穩定，激化各地人民在苦無民主制衡機制下壓抑已久的憤懣。

推介港貨：法治廉潔人權

筆者與上海友人C談起港貨和自由行，是土生土長浦東人的他，三十年來看着上海蛻皮變身成國際都市，看着各地人潮湧到上海，原有的生活方式備受影響，跟港人感同身受，「這已經不是上海了」。在他的前公司，一直以來職員都是上海人，近幾年一半都變成了外地人；在地鐵上，由於旅客增多，「不文明、不堪入目」的現象愈來愈普遍，而交通擠塞情况愈見嚴重；生活上，很多上海的老品牌都備受威脅甚或消失；不只香港，上海也同樣吃不消了。暫居香港的C說以往對香港很是敬仰，想像香港是先進、素質好的地市，但來到後卻發現在經濟主導的發展邏輯下，城市的多元和人道關懷都被犧牲了。問他，覺得香港還有什麼令他欣賞的？「昨天我去了運動場，有個男孩把背包都放在看台上，自己走去跑步了，他不怕（被偷），人和人之間還有這個最基本的信賴，在上海，我們不敢的。」如果真要推介港貨，筆者希望同胞想望的，是香港對法治的持守、對廉潔的重視、對人權的尊重，以及人與人之間真誠的信任，而非單純在經濟交易上的物質滿足。

文 阿離

陶傑 - 見你媽的大頭鬼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3日

香港許多「知識份子」的幼稚，在於他們讀了點書，大把西方人權平等的思想，也加點自由市場的理論，可是有一樣，他們永遠無知，就是對人性之不了解。

香港人力抗奶粉水貨客，可歌可泣，贏得舉世同情和尊敬。但香港有的「知識份子」前中了「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中國傳統文人清高之毒，後又撿拾了日本文明作家村上春樹「在雞蛋和牆壁之間」的唾沫之香，在群情洶湧之際，他們又想做左拉，論政天下，往往不幸淪為怪論。

譬如說：「美國的遊客可以去鴨寮街廟街買入大量廉價電子產品，日本旅客可以在廣東道買玉器」，那麼大陸中國人買奶粉，自由市場，沒有問題，何況大陸的國情搞得他們那邊奶粉有毒，「他們也是受害者」。

中國可以放神舟火箭，可以辦北京奧運，做中國人，光榮得不得了，何時突然變成了「受害者」？美國人當然可以來鴨寮街買廉價電腦，美國女人，更可以去廟街買震盪器和T Back內褲，但美國人沒有把鴨寮街的月租掃成六百萬，而美國女人在廟街，即使再搶購十寸長的震雞巴，也沒有搶得香港的上市公司主席夫人、深水埗師奶沒得用，要去花園道抗議。

市場自由？這種壞鬼「知識份子」的大腦或許該去港島大口環的智障中心檢檢查；非洲的野生大象，去年慘遭屠殺一萬二千隻，平均一個月，一陣槍響，就倒下一千隻，即是每天就被殺掉三十三隻。象牙割下來，七成運去中國，因為中國有龐大的「自由市場」。

看看這奶粉水貨客也是「受害者」？我認為，非洲的大象受害更慘。對於這類知識和思維基礎都很虛幻的「知識份子」，香港人要冷笑一聲：挑，什麼雞蛋和牆壁，見你媽的鬼。在非洲大象和你這個變態的「市場」之間，我永遠站在高貴而可愛的大象這一邊。因為，你這個「市場」越放任，世界越沒有生命，香港人越沒有自由。

陳雲facebook：
鄭家富：「呢班人部份係內地父母，唔係水貨客，只係因為共產政權嘅不堪，導致佢哋唔相信內地嘅奶粉。佢哋都係中國人，我諗起就難受。中國人點解要咁樣對中國人呢？真係悲從中來。」
陳雲在此回覆：「呢班人係香港父母，只係因為共產政權嘅不堪，放走私客落香港搶購奶粉，導致佢哋好難買香港奶粉。佢哋都係香港人，我諗起就難受。香港人點解要咁樣對香港人呢？真係悲從中來。」 

葉家威 - 賢人政治與黨國精英

評台    2013年1月24日

假如有人生病，希望得到醫治，他應求助於醫生，因為醫生有相關的知識和能力。同理，國家亦應該由有合適才幹的人治理，問題是用怎樣的政治制度能達到這個目標。而賢人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 就是其中一種答案，它有兩個原則：一、政治權力或官位應根據才能和德行分配，政治領袖必須擁有過人的才能和德行；二、選拔官員的制度應以此為目的。

賢人政治的思想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根深柢固，儒家的聖君賢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深入民心。最近更有學者認為賢人政治比民主制更適合當代中國，而中共選拔幹部需經激烈競爭，正是賢人政治的初步實踐。本文不會多花筆墨去說明當今中國的政體是如何跟賢人政治差天共地。從毛澤東到林彪到薄熙來，中共的權鬥從來不講道德，而正因為政治道德淪亡、貪腐橫行、錢權勾結，要求賢才治國、公平競爭的聲音才會更加有吸引力。但我想問的是到底賢人政治本身是否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

賢人政治的第一個問題是它欠缺有效的問責和制衡機制：即使人民不滿政府，也不能透過選票讓政府下台，而只能靠輿論壓力。當然，政府也可廣納民意，但到底這些「賢人」何時採納民意，人民是無從控制的，也就是說即使有制衡機制也不是由人民作主。賢人政治所面對的困境是，如果政府太依賴民意，則會失去精英治國的原意，但如果任由執政者違反民意，則必須有一批異常精明而且無私的政治精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賢人政治之所以吸引，是由於我們假設政治精英擁有極高的才能和道德水平，但這種想像絕對不切實際。其次，賢人政治假設我們能夠有一套客觀清晰的標準去衡量個人的才德以及政府施政的好壞，但現實往往相反。如果我們的出發點是不相信民主制之下的競爭可以產生人才，為什麼我們偏偏要相信可以通過考試、選拔的競爭方式去推舉賢能？更重要的是，這些標準（如有的話）不是應該由全體公民決定嗎？

由此可見，賢人政治的致命傷是它無可避免會製造大量二等公民：政治制度公開地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資格分享政治權力，而那些被排拒在公共決策的人只能怪自己沒有足夠的才能。但假如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應被視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接受這樣的政治制度？公民質素低落往往成為贊成賢人政治的理由，但我們永遠無法由此推論精英階層無論在才能和道德上都是無懈可擊，能放心讓他們治國而不加制衡。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賢人政治並非理想的政治制度。退一萬步，即使我們贊成賢人政治，它亦絕不可能在一黨專政的國家出現，因為賢人政治本身就意味著政治權力要在自由、開放和公平的競爭下獲得。否則，它就只會淪為由權貴把持的貴族統治(Aristocracy)。

李怡 - 有優良特質的市民群起捍衞自主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日

在民怨成熟一項推一項的催促下，政府昨推出了限制帶奶粉出境數量的措施。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擔心其後會對其他商品如朱古力之類也有出境限制，說會影響香港作為購物天堂和自由市場的形象。

真的嗎？試隨便找一個大陸以外的其他地區旅客問問，若限制他們帶整箱奶粉或整箱朱古力離境，他們會不會覺得香港就不是自由市場，不是購物天堂了？

如果香港各購物點都擠滿了用推車推着整箱整箱貨品的大陸客，讓正常的遊客走不進店舖，那麼正常遊客會否有購物樂趣？會把這裏視為購物天堂嗎？若一般市民連奶粉、尿片、益力多都買不到，臨過年價真棧天天大排長龍，部份貨品還買斷市，這難道是市民想見到的自由市場嗎？

在民望日趨低下的情況下，厚顏無恥的梁振英近來自我誇耀他十年前到北京同京官談自由行和CEPA，吹噓自己是自由行之父，但對於受自由行負面影響所困的香港市民來說，就終於知道誰是自由行的始作俑者了。

香港原是一個成熟的自由市場，但開放大陸自由行之後就受到了一個畸形地區旅客的衝擊，社會有難以承受的沉重負荷，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得安寧。

自由行不錯是帶旺了零售、酒店、地產等幾個行業，也使這幾個行業員工的薪資有增長。儘管炒高了樓價使市民買不起住房，炒高了舖租使市民習慣幫襯的店舖捱不下去，酒店房價高使許多地區的旅客對香港裹足，對這些倘若市民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麼雙非孕婦，搶購奶粉、日用品，就真是使這個自由市場難以承受了。

香港面對的大陸自由行旅客，是非一般的旅客。文化、習氣、文明、氣燄等且不說，有幾個特點是世界任何地區都不會碰到的。一、人口比例懸殊，不僅少數貪官權貴暴富起來消費力驚人，而且一般中產甚至小市民的需求也不是香港這小地方可以負荷的；二、大陸道德淪喪，黑心假貨氾濫，社會的互信基礎幾乎盡失，而香港對他們來說，是最鄰近又可靠的商品銷售地；三、人民幣對外幣不斷升值，而在大陸則因通脹而購買力持續下降，使香港日用商品售價都漸比大陸便宜；四、大陸對一些外來商品徵收過重關稅，再加層層盤剝、苛捐雜稅，令外來商品價格飛漲，奶粉即其中之一。五、海關的貪污，使走私客得以公然一箱箱運貨。

最關鍵的，是大陸的「一簽多行」政策。香港人到其他地方旅行，不是也有免簽證嗎？但我們不會一天之內去一個地方幾次，而且即使免簽證，其他地方的入境處也有把關的權力。只有香港，對大陸旅客，是沒有拒絕權力的，於是在大陸的一簽多行之下，每天往返多次的水貨客走私客也就絡繹不絕矣。

任何一個地方的自由市場都必須有自主性，不能漫無限制地任由另一地區的人蹂躪。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自然也應如此。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6年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就特別提到香港要保持自主性。他說他臨離去時「心裏存着一份遺憾、一點憂慮和感到安慰的事實」。他的遺憾是「未能把我個人認為最能保障香港利益的構想，通過投票來加以證驗，而大多數自由社會的領導階層，都是經由投票確認的」；他所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使中國官員介入明確屬香港自主範圍的事，因而貽害香港。」他感到安慰的、使他對香港信心十足的事實是「香港人的優良特質、信念和理想」。

他說：「假如香港人要保持自主，那麼每一個人，不論來自商界、政界、新聞界、學術界，或是其他社會領袖，以至公職人員，都必須群起捍衞自主、堅持自主。」

成熟的自由市場，必須是自主的市場，而不是任由一個畸形地區的人來搶奪本地人權利的市場。當三任特首和許多界別的領袖都已向北叩頭放棄自主的時候，有優良特質的香港公眾必「群起捍衞自主、堅持自主」。 

戴耀廷 - 政改還有時間嗎？

明報     2013年2月2日

梁振英在回應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提問何時才開展政改的討論時，他只是簡短地回應說現在還有時間。但我們是否真的還有時間呢？若不是的話，梁振英說還有時間，那表示甚麼呢？

從過去多次政改的經驗，政改討論要在選舉年之前的三年就要開始。普選行政長官會在一七年進行，但下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即使不會全面普選，是會在一六年就要進行，兩者應要一併討論。那麼由一六年起回算三年，那其實一三年就應該開始政改的討論，但梁振英卻說還有時間，那明顯是不重視下一階段政改所涉及的複雜度有多大。

以一七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來說，因已是終極的模式，所涉及的複雜度比之前的政改討論應更複雜。按《基本法》的規定，普選的行政長官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這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現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是否會被完全照搬過去呢？提名委員會會否一樣分成四個界別，而各界別會否保留團體票呢？但這明顯不會符合普選要求，那麼要落實真普選就要具體商討提名委員會包含多少界別、各界別所佔的比例，並要探討如何令各界別選舉代表的方法也符合普選的要求。由於包含的界別會很多，不說談判所需的時間，就是設計及落實各界別中各團體的選舉辦法以符合普選的要求，就已經需要很長時間。只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已可能需要那麼長的時間，更不要說決定及設計提名行政長官的民主程序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

政改涉及的複雜及爭議那麼大，理應是可輕易預見得到的，但梁振英仍說還有時間，那不能不令人懷疑他根本對落實真普選沒有誠意，現在只是用拖字訣，令將來真的開始討論時，到時就可以用事情複雜、時間不夠為借口，以一些半真半假的普選模式來逼港人接受。

方志恒 - 財政儲備，到底所為何事？

2013年2月1日

【明報專訊】1948年，港府忙於戰後重建，財政相當緊絀。財政司花露時（Geoffrey S. Follows）發表預算案時，首次明確提出「累積儲備」的理財目標，希望建立更穩健的公共財政基礎：

「如果我們無法累積到足夠儲備，就無法脫離財政不穩的困境。而建立足夠儲備的方法，不外乎是削減開支或透過加稅增加收入。」（We shall not be out of the wood financially until we have built up a really substantial reserve, and this can only be done by cutting expenditure or increasing revenue by means of further taxation.）

時移世易，今天政府雖然已經建立龐大儲備，但「累積儲備」的殖民地祖訓，仍然被財金官員頂禮膜拜。

儲備水平處於歷史高位

現時，香港政府的儲備資產，全部存放在「外匯基金」，由金管局負責管理。截至2012年10月31日，「外匯基金」總資產達26,123億元，主要可分為「貨幣基礎」、「財政儲備」及「累計盈餘」3個部分：當中「貨幣基礎」是金管局的貨幣負債，用以支撐聯繫匯率，政府不能隨便動用；扣除「貨幣基礎」及其他負債後，才是政府真正擁有並可自由動用的儲備，主要為「財政儲備」（政府歷年累積的財政預算盈餘）及「累計盈餘」（外匯基金歷年投資賺取的淨盈利總額）（附表）。

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剛發表《2013年度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就香港的公共財政體系進行有系統的追蹤研究。研究顯示，截至2011/1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儲備」已達到6691億元，以絕對金額計算，是香港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並升至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35%的歷史高位（附圖）。若再計及6000多億元的「累計盈餘」，政府可自由動用的儲備金額，合計高達1.2萬多億元。

財政司長拒絕定下明確準則

當歐美國家陷於財困之時，香港是少數坐擁龐大儲備的地方。但政府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就是到底要累積多少儲備才算足夠？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一直拒絕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定下準則，反而多次宣稱「儲備愈多愈好」。訂立「財政儲備準則」是否不可行？

其實，訂立「財政儲備準則」，對政府官員來說絕非新鮮事物，香港政府以往一直有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定下準則。

最早的「財政儲備準則」可追溯至1950年代中期，當時財政司祈樂嘉（Arthur Clarke）提出「財政儲備應不少於一年預算稅收」的準則。19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John J. Cowperthwaite）修訂祈樂嘉提出的準則，將「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更改為「不少於預算經常開支一半的數額」。

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在1977/78年度的預算案中，提出了「自由財政儲備」（Free fiscal reserves）的概念，即政府需要在「財政儲備」中預留一定金額，為可能出現的負債作準備（例如政府為法定機構所作的借貸擔保），餘額方為政府可以自由使用的儲備。就此夏鼎基提出「財政儲備需提供或有負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作保證」；至於「自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夏鼎基則認為應該定於「不少於下年度預算開支的15%」。

回歸後，特區政府亦曾經多次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定下準則。其中，曾蔭權在1998/99年度的預算案中，便提出政府需要維持龐大儲備，以應付3方面的需要：（1）應付日常的現金流量需要，金額相當於政府3個月開支；（2）作突發和緊急用途，金額相當於政府9個月開支；（3）保持港元匯價穩定，金額相等於M1定義的港元貨幣供應。

梁錦松接任財政司長後，在2002/03年度的預算案中提出新的「財政儲備準則」。梁錦松認為金管局已落實措施穩定港元匯率，加上「外匯基金」有一定的「累計盈餘」，因此毋須再把「財政儲備」與貨幣供應掛鈎；他提出「財政儲備維持在相等於12個月的政府開支水平」，以應付政府開支的日常財政運作和處變應急需要。

其後唐英年接任財政司長，大致上遵照梁錦松提出的「財政儲備準則」，他發表的首3個預算案（2004/05、2005/06及2006/07），都沿用「政府12個月開支水平」的準則。但唐英年在最後一份預算案（2007/08）中，卻刪除了這個明確準則，而更改為「維持充足儲備」的含糊說法。曾俊華接任後，繼續沿用這個含糊說法，並拒絕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定下準則。

上述的歷史回顧清楚說明，訂立「財政儲備準則」不但可行，更加是以往長期存在的政策慣例，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到底有何理據，拒絕制訂儲備管理準則？

政府需要一套論述回應民情

事實上，隨着近年「財政儲備」屢創新高，社會對「還富於民」的期望與日俱增。面對立法會及公眾的質疑，政府理應重新檢視整個儲備管理制度，並且制訂一套比以往更詳盡仔細的準則，去指導及論證儲備管理制度的運作。但政府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但拒絕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定下明確準則，反而宣稱「儲備愈多愈好」。在今天講求問責強調透明的社會民情下，這種反智的財政管理手法，結果引發「官富民窮」及「守財奴」的指摘，成為政府民望的病灶。

由此可見，訂立「財政儲備準則」不但有財政管理上的作用（指導儲備資產的管理），更加有迫切的政治需要（建立一套論述回應民情）。

政府應該盡快全面檢討「財政儲備」的管理制度，並清晰界定儲備各項主要功能的所需金額——包括「應付日常財政運作需要」、「作突發和緊急用途」、「穩定金融體系」及「提供投資收入」。在這個基礎之上，政府應該就「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提出明確準則，並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以建立一套高透明度、科學化及有公信力的儲備管理制度。這將會有助回應「官富民窮」的社會民情，並有秩序地將過剩儲備，轉移至其他政策用途。

財政儲備，到底所為何事？曾俊華需要給香港人一個清晰交代。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延伸閱讀
新力量網絡《2013年度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
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顏純鈎 - 陳冠中的《裸命》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1日

繼《盛世》之後，陳冠中又拿出一部長篇新作《裸命》。以一個外來人看改革開放中國的人間世相，陳冠中看到的，很多香港人都未必看到。

《裸命》寫一個藏族漢子強巴和一對漢族母女的情慾關係，以傳統觀念來看，那是亂倫的關係，不過強巴對此沒有忌諱，漢族母女也安之若素，就這一點看來，似乎藏族漢子尚未「進化」，而漢族母女又「進化」得太快了。

陳冠中當然意不在寫亂倫，他的情意結還是中國。

這部小說讀來「妙不可言」，「妙」在好讀，「不可言」在不容易解讀。強巴本是漢族母親梅姐的司機兼雜差，用她的信用卡、開她的車，過的是上等藏族人的生活，但他又要扮演「男寵」的角色，隨時陪梅姐上床尋歡。時間長了，這隻「藏獒」終於提不起興致，召之即來，來之不能戰。後來他發現喜歡上梅姐的女兒貝貝，千里走單騎（開車）進京，尋找自己的意中人。他把貝貝追到手，卻不能維持純粹肉慾的關係，因為貝貝忙於追求社會公義，而他還不明白社會公義是什麼。

改革開放正在瓦解藏族千年封閉的文化，世道雜沓，人心丕變，起初漢族為主人，藏族為僕人，時間長了，主僕關係生變，僕人的個人意識滋長起來，要掙脫主人的綑綁，這是強巴的苦惱所在。對貝貝的愛與對老闆的背叛，二者是交織在一起的，愛的另一面是背叛，而背叛的另一面又是愛。這種複雜的心理，不只是強巴一個人的，大概也是藏族人的「集體無意識」。有意思的是，女老闆對他的背叛卻頗體諒，對女兒撬自己的牆角也沒有大發雷霆，這種現實的態度，又似乎別有所指。

以隱喻去解讀小說，往往容易強作解人，但陳冠中是不是希望通過這麼一個故事，傳達一種以寬容和理性態度去解決西藏多年來的政治紛爭的主張，那就只有問作者本人才知道了。

《裸命》與《盛世》不同，《盛世》以理念為主，故事為輔，理念帶着故事走；《裸命》則以故事為主，理念為輔，故事帶着理念走。因此讀了《盛世》，你明白作者的理念為何，但忘記了故事，而讀了《裸命》，你記住了故事，卻要費力去尋找其中的理念。

但讀小說的趣味不就在這裏嗎？

強巴上京途中，才知道有西藏人自焚，到了北京，竟到截訪黑牢去打工，他的身世開始介入中國的命運。顯然，藏族人與漢族人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小說結尾處，強巴與尼瑪談起被「養」的命運，憤憤不平地說：「……養我又怎麼樣？養我還是不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不喜歡總行吧！」這不只是強巴對尼瑪說的，看起來更是西藏人對中央說的。

小說人物都有飽滿生命，文字如水銀瀉地，花雨繽紛；社會陰暗面觸目驚心，性愛描寫肆無忌憚，說它是性愛小說也不是，說它是政治小說也不是，說它是什麼小說都是。

李平 - 北京治污須治官 莫重演殺人霧慘劇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1日

霧霾籠罩中國近七分一的國土、八億人口受到影響，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警告，大氣污染比沙士可怕得多，「任何人都跑不掉」。但是，中國環保部官員說，發達國家耗費了30至50年才基本解決大氣污染問題。一個「才」字，令輿論氣結，中國難道還要耗30年才能結束十面「霾伏」的日子？難道要等到倫敦殺人霧慘劇重演才能讓當局警醒？

北京上月出現四次霧霾天氣，一個月之中僅有五天不是霧霾日，成為舉世矚目的「霧都」，也讓報章、網站聯想到60年前的英國「倫敦殺人霧事件」（London's Killer Fog）。1952年12月初，煙霧連續四日籠罩倫敦，造成呼吸道病人驟增，死亡人數多達4,000人，其後兩個月又陸續有8,000多人死亡。這宗震驚世界的空氣污染事件，催生了1956年的《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

北京的媒體、公眾，都期望今次霧霾事件也可以催生中國的潔淨空氣法，期望政府不要默默等待「大風吹」的日子到來。但是，看看官員們在霧霾問題上怨過去、怨外地、怨外國的醜態，只能說，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環境決定了要治污就要先治官，治官就要先治制度。

首先，輿論不能容忍官員把責任推給歷史的心態。中國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呼籲公眾正確對待當前的空氣污染形勢，因為歐美等發達國家耗費了30至50年才基本解決這一問題。也有國務院高層領導人表示，現在的情況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是長期積累的過程，「這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同步推進的」。他們言談中的輕慢，不能不令人質疑，裝有空氣淨化設備的中南海、大肆採購空氣淨化設備的環保部，豈會知道民間疾苦？

其次，只有立法突破利益集團的「埋伏」，才能結束「霾伏」的日子。為應對霧霾天氣，北京市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包括勒令103家市級排污企業停產、政府機構停駛30%公務車等。但是，媒體質疑，三成公務車只是「停駛」在一紙通知裏，況且，勢在必行的不是給小汽車「計劃生育」，紐約、東京的汽車都比北京多，為甚麼PM2.5沒有北京嚴重？勢在必行的是「打破兩桶油的壟斷」，即打破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地位，不容他們再推遲對燃油品質執行較高標準，全面結束成品油硫含量是歐洲15倍的危害。

第三，不管是約束官員的不當言論、糾正他們漠視公眾利益的心態，還是打破地方官員只重當地經濟增長的官本位思想、打破石化企業的壟斷，都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正如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所指：「如果沒有突破性的管理制度改革，難以徹底解決問題。」他接受傳媒訪問時列舉的政制問題，包括環境影響評估中的腐敗、缺乏司法獨立、環保法律實施無力等，他更建議設立具獨立權力的大氣污染控制管理委員會。

總理溫家寶回應霧霾問題時說：「最近的霧霾天氣對人們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都造成影響，應該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和佈局調整，推進節能減排，建設生態文明，用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遺憾的是，溫家寶主政十年，政改未曾起步，治官無力，治污也令人失望。他下月就要卸任，誰能讓人民看到希望？

林沛理 - 放手是成長的開始

亞洲週刊    2013年2月

非洲例子發現，父母的放任不管往往能培養出具備領袖才能的孩子，舊智慧值得現代家長借鏡。

大有可能憑《林肯》(Lincoln)一片破天荒摘下第三枚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英國演員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在自己選擇的行業揚名立萬，相信是很多望子成龍的父母心目中的成功典範。他們也許會問，路易斯的父親究竟做對了什麼，栽培出一個能成如此大器的兒子？

答案是「在適當的時候放手」。路易斯的父親是英國桂冠詩人塞希爾．戴．路易斯(Cecil Day-Lewis），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走開》(Walking Away)中，最後一段寫父母忍痛讓子女離開，蘊含養兒育女的大智慧，值得中國大陸的「一孩父母」和香港的所謂「怪獸家長」細讀：

更痛苦的分離，也不如它那樣
仍舊啃進我的心裏。也許這表明了
只有上帝才可以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走開是成長的開始
而放手就是愛的證明

（I have had worse partings, but none that so
Gnaws at my mind still. Perhaps it is roughly
Saying what God alone could perfectly show
How selfhood begins with a walking away,
And love is proved in the letting go.）

放手不是不管，只是要子女成才，就要放手讓他們犯錯、犯規，甚至犯險；因為犯錯、犯規和犯險是塑造個性和建立自我(character building)的最有效方法。痛苦比快樂教曉我們更多(Pain teaches us more than pleasure.)，這個事實，每個成年人其實都心裏有數。以《槍砲，細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與《大崩壞》(Collapse)而廣為世界認識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作《昨天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提出類似的觀察。

戴蒙德挾數十年的田野調查經驗與一絲不苟的資料搜集，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夠從傳統社會中學到什麼？」進步，難道不是一個有如時間般不斷向前展開的線性過程？《昨天前的世界》卻告訴我們，原始社會用來解決人類普遍性問題的方法，諸如扶養小孩、照顧老人和解決爭議，頗值得自豪於文明進展的現代人借鏡。

戴蒙德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發現，非洲的傳統遊獵採集社會(hunter-gatherer societies)沒有「children-safe」（保護孩子免於危險）這個概念，為數不少的領袖身上都有被火灼傷的疤痕。原來他們在幼兒期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玩火、玩利器，玩什麼都可以；父母極少干預和懲罰。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與危險為伍，常常弄得遍體鱗傷。可是，他們同時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長大後變得成熟、穩重，既剛毅果敢又深思熟慮，這些特質令他們成為眾人尊敬的領袖。哲學家尼采的名言「再痛苦難堪的經歷，只要沒有令你垮下來，就會令你更厲害」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似乎在他們的身上得到證實。

這徹底顛覆了父母應該把孩子「隔離到安全地方」(put children out of harm's way)的傳統智慧。為人父母(parenting)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懂此道者不僅可以作育英才，並且能夠造福人群，為整個社會、國家、民族，甚至全人類作出貢獻。可是，很奇怪，香港的正規教育(institutional education)對此關乎人類福祉前途的重大課題似乎無甚興趣。大學既無「為人父母學」一科，社會就自然缺乏「為人父母」的專家與權威的供應。於是養兒育女之道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禮失求諸野，「教人怎樣做父母」遂成暢銷書的一大品種。稱他們做「怪獸」也好，叫他們的孩子做「港孩」也好，可憐的家長一概不以為忤。只要學得家長之道的一招半式，他們於願足矣。

為人父母之難，在於一副血肉之軀突然被賦予「近乎造物者的權力」(godlike power)，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樂，以至前途和幸福，操生殺之大權。卑微的人類要扮演上帝，就像低下的蒼蠅要做人一樣，難免自慚形穢，每天都在誠惶誠恐之中度過，怕的是自己今日一時的行差踏錯，會成為孩子將來的抱憾終生。倘若養兒育女有一種萬試萬靈、萬無一失的萬全之策(one best-way approach)，則天下的父母從此可安枕無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