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 星期日

林超英 - 香港農業﹕新時代的新角度

星期日生活   2013317

【明報專訊】香港本來有農業,將來也一定要有農業。

香港農業的蓬勃開展,粗略地說,與客家人逃避中原戰亂,南移到廣東沿岸地區定居有關。他們把農業知識和技術帶到天涯海角的香港,早到的族群在平坦低地如元朗平原定居,後來者則在偏遠的山中盆地如沙螺洞等落戶。他們平整土地,建設灌溉系統,種植稻米、瓜果和蔬菜,養豬養雞,養魚養鴨,鄉村鄰里互助互保,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大致無憂無慮,是真真正正的可持續發展。幾百年的時光,一晃而過。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間中隨父親到元朗,見過那裏的大片農田、犁田的牛,以及在田間打穀的農夫,幾十年後的今天,景象依然歷歷在目。記得那時的元朗絲苗是一級名米,香港人都以之為榮,孩子們都知道碗裏的飯,「粒粒皆辛苦」,不敢隨便浪費。

可惜不知何時開始,耕田種地被視為低等工作,不少新界壯丁到城裏打工,或者遠走英國當餐館工,荒村廢田漸多,稻田閒置,元朗絲苗步向衰落,農業的重心轉移到蔬菜瓜果和禽畜養殖。到了1980年代,香港城市化已經有一定規模,農業式微也漸見端倪,但是我碰上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就算在這個不利的情况下,本地的農業生產原來仍然對香港人的飲食發揮很大的貢獻。

經濟起飛忘了食物來源

1986年我借調到布政司署經濟科(相當於現在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幸接觸到漁農署的業務,了解到香港生產的蔬菜佔全港食用量三分之一,活家禽佔四成多,活豬佔兩成左右,淡水魚佔一成多,當時香港的人口已經超過五百萬,這樣的生產量實在不算少。後來,我在厚厚的卷宗裏,了解到當年香港政府有「食物政策」、「豬政策」等,目的是確保香港人的食物儲備和本地生產能力,足以應付突如其來的供應鏈中斷情况(或因風雨,或因人禍),為此香港要維持適量的食物庫存,如3個月的白米儲備,以及本地豬和蔬菜等的生產要頂得住一個月等(大概如是,必須說明,二十多年前的具體數字已經記不牢了)。

不幸的是,香港經濟起飛之後,香港人的視野由「生活」縮窄到只剩下「錢」,香港政府也一樣,把農業判別為「經濟」活動,忘記了農業是食物來源,以及食物是生存的必須物資。政府改了用以「錢」為單位的生產總值去「衡量」農業,1980年代中期,香港農業生產值下降到不及香港生產總值的0.5%,在這個氛圍之下,政府高層不少人認為,農業是沒有前途和不值得花氣力推廣或維持的產業,此後就由它自生自滅。

最近二三十年的歷史,歲數稍長的朋友都知道,街市滿是內地的廉價蔬菜和淡水魚,本地農業產品由於價錢差距被對手壓了下去,此外「環保」嚴管豬糞,把養豬業逼出香港(奇怪的是養馬業不受影響),後來禽流感引起了集體恐慌,「誤殺」了香港的家禽業,現在連在鄉村養幾隻走地雞都於法不容。我說「誤殺」,因為禽流感與人類飼養的雞隻之間的關係,似乎始終未見有嚴謹科學文獻證明,多次聽專家說過,殺死農場的雞隻是不必要的,因禽流感之名被殺的數以百萬計雞隻死得冤枉,後來因防止禽流感為名而被封殺的養雞場則更冤枉!

城市化環境更髒

所謂「現代大都會」的人,包括香港人,愈來愈怕髒怕病,為求把自己的地方弄得超級潔淨和絕對無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活的禽畜逐出境外,以為眼不見就是「乾淨」,結果搞到境內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了,絕大部分食物要倚靠外地入口。其實細菌從來都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無菌是違反自然的,另一方面,從歷史角度看,城市化才是令環境變得更髒的原因,也因此醞釀出更多稀奇古怪的病菌和病毒。

香港農業大幅萎縮,初時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妥,以為現代化的運輸和科技,例如「急凍」和「冰鮮」等,可以保障連綿不絕和潔淨的食物供應。但是現實十分詭異和諷刺,隨着時間的過去,我們發現不管來自內地或所謂先進國家,外地入口的食物問題多多,不是馬肉充牛肉(近期的新聞),就是含有這樣或那樣的農藥、激素、防腐劑、防潮劑、塑化劑、重金屬、抗生素、人工色素、人工味素、致癌物質、轉基因物質,以及千奇百怪的人造化合物(孔雀石綠、三聚氰胺、蘇丹紅)等。

如今稻米、蔬果、禽畜等不在本地生產,眼睛看得見的香港確實似乎沒有「污染」和「衛生」問題,但是我們吃下大量外來的食物,含有亂七八糟的人造化學物質,吃下肚子對人體為害極大,除了直接引起疾病,還可能致癌,甚或令人類斷子絕孫。回頭看來,豬糞的麻煩和禽流感本身的威脅,反而在受控的範圍內,跟加工加毒的食物相比,本地飼養禽畜對人類的傷害簡直相形見絀!

最近幾年,還有一個新情况浮現,就是內地供港的食物價格時有大幅度波動,而且總體向上,甚至偶然有來貨中斷的現象。兩三年來白米和豬肉出過問題,最近則有牛肉價格飈升,廉價的內地食物穩定源源供港,再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是時候重新檢視農業在香港的定位。從當今的全球格局看,究竟農業在香港應該是什麼一回事?香港本地的農業,首先應該視為香港人食物供應的安全保障,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由於種種疊加的因素,包括氣候變化、人口增加、潔淨淡水資源短缺等,未來數十年將出現全球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各國(及地區)都應未雨綢繆,採取措施自保。也許有人會說,不用怕,內地一定會保證香港的糧食供應;但是他們忘記了,回歸之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深圳河南北兩岸都是同樣的人,還以為香港人高人一等,理應得到特殊優待是一廂情願,我們絕不可以強求或假設中國政府在全國糧食短缺時,犧牲其他地區來「特別照顧」香港。也許又有人會說,不用怕,我們有錢,可以到全球各地蒐羅;可惜錢不是想像般萬能,事實上,在饑荒時期,錢相對於米糧,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因為錢吃不飽啊!

中國歷史上,富人懷抱金銀珠寶而餓死的先例不少,因為在沒得吃的時候,誰會以米糧來換錢或金銀珠寶?將來全球糧食短缺時,各國自身難保,誰還顧得上空有紙上無數個數目字的所謂「金融中心」?

因此香港必須建設擁有一定生產能力的本地農業,以備不時之需,最低限度要能夠頂住一兩個月,等待全國或全球的糧食供應出現向好的轉機。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現在應該以積極政策去推動振興農業,除了擴充農耕面積,還要重建禽畜業和水產養殖業。當然時代畢竟變了,我們不能純粹複製過去,而要把新的農業知識灌注入再興的產業中。

應致力生產無害食物

其次,從保障香港人健康着眼,香港農業應該視為優質無害食物的來源,以及在食物安全方面成為進口食物的參照水平,即英文所謂benchmark for food safety。香港本地的農業,可以經由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力量,有效監察生產過程,以及檢測生產出品,確認沒有添加違禁化學物質,確保沒有對人類健康有害的污染等,我們更可透過國際通用的認證,去確認聲稱為「有機農產品」真的來自認可的有機程序生產,總之,在我們身邊生產的新鮮食物,我們可以吃得安心。必須注意,惟有當我們自身的農業產品安全達到高水平時,我們才有一個基礎去要求進口的食物達到同等或更高的安全水平,因此在復興香港農業的同時,政府和農業界要有決心和互相配合,把香港的農業辦成優質無害的農業。

還有一個角度,我的個人體會較深,在世界各地觀鳥多年,我發現農村邊緣地帶往往有較多雀鳥種類,雀鳥的數目也較多,有時甚至比深山老林還要多。這顯示經過千萬年的人鳥共同演化,眾多鳥類已經學懂了利用人類聚居後,在農村周邊形成的、種類繁多的微生態環境,各自找到一片小天地,有合適的食物和掩蔽,讓牠們得以安居和繁衍,其他動物如青蛙、蝴蝶等也有同樣情况,所以人類鄉村和傳統農業對生物多樣性是極有貢獻的。

提高生態價值

香港有一個十分好的例子,就是上水附近的塱原,是由傳統濕地農耕形成的重要生態環境,達到國際知名的級別,列入了世界重要鳥類地區名錄之中。目前荒廢的鄉村和農田不少,部分緊貼郊野公園,甚或位於郊野公園核心,為了提高香港的整體生態價值,是時候採取積極政策,把這些農田劃入郊野公園和推動農田復耕,使農村再成活村,使農耕傳統再在生活中體現,使鄉村農田生態環境再現蓬勃生機,令全港的總體生態多樣性得以提高。過去數十年,為了建路、建橋、建樓房、建水塘、建機場、建貨櫃碼頭、建發電廠、建垃圾堆填區、建這建那,犧牲了不少當時以為常見和理所當然、但是現在變成稀有或瀕危的自然生態,是時候多做贖罪工夫,恢復農村農耕是最好的辦法之一。

農業還有很多不同範疇的價值,包括歷史、語言、文化、藝術、社會、哲學等,可以稍提一下的有﹕客家圍村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給自足,是現代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先鋒,以及農業氛圍透過歷史演化而成的尊敬天地(即是現代語言的「自然」)的傳統文化等,由於篇幅所限,不再展開來談。簡單地說,除了表面上提供食物的功能,農業加上鄉村發揮着無數金錢無法提供的多元社會功能。有興趣知道更多的朋友,可以參看2013127日《香港農業論壇農業是都市的重要構成》的YouTube錄像,分兩部分:

(1) 
(2) 

從香港全局的高度看,本地農業提供的是一種支持生命和令人心聯繫到自然的崇高價值,遠遠超越圍着「錢」轉的人們眼中唯一見到的「價錢」或「價格」。只把本地農業看成是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百分比,只懂得講「金融中心」和「經濟發展第一」,或者以為「發展」等於「建屋炒賣」,其實是想錢想到發瘋。當香港人沒得吃,大家忙得沒有人的生活,全港有石屎,無田野,香港變成「食不飽,熱死你(地球暖化加熱島效應)」的不宜居城市,到時平民百姓心中恐怕只有水深火熱和鬱悶難耐,我們不斷吹噓的「香港國際大都會」,對人毫無益處,只是虛話一句。

直到1950年,香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是大城市,今天的「金融中心」地位是近代無數偶然的結果,但是偶然是不可靠的,我們要腳踏實地,認清香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食」,炒股票,炒地產,都不會變出食物,唯有農業才可以。

過去香港有農業,令此地成為宜居之地,將來香港要繼續成為700萬人的宜居之家,也一定要有規模不小的本地農業。

(本文根據我在2013127日《香港農業論壇﹕農業是都市的重要構成》的演講內容修訂而成。)

文 林超英
香港中文大學
地理與資源管理系客席教授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漫漫民主路只差一步──李柱銘要做第一被告

星期日生活   2013317


【明報專訊】生命的軌迹是如此奧妙。一九八○年代中,洋名馬丁的李柱銘四十出頭,已是御用大律師,行內地位崇高,能到其律師樓實習,年輕人趨之若鶩。馬丁當時還被中國政府邀請擔任基本法草委,來實習的精英要幫手鑽研起草事宜。馬丁記得,芸芸年輕人中有一個「賓仔」(Benny),這小伙子實習兩年就回到校園,其後發表學術文章,師父看完也忍不住批評:「這賓仔,觀點會否太溫和。」

賓仔後來結婚生仔,在大學做副教授,還以為會平淡到老;這邊廂,馬丁起起跌跌。回歸後,他領導過的民主黨,由香港第一反對黨,變成人人喊打的「賣港黨」。二○○七年就北京奧運撰文希望美國關注中國人權,更被扣上「漢奸」帽子,其後,馬丁退下立法會火線。有年輕人覺得,馬丁老了,不合時宜。

那邊廂,蟄伏多年的賓仔,今年初提出「佔領中環爭民主」,喚醒四分五裂的泛民,大家像冬眠已久的百獸,躁動起來,「賓仔」一時風頭無兩。這天師徒再遇,恍如隔世。馬丁老懷安慰,讚「賓仔」叻仔。徒兒出頭,馬丁卻不敢邀功,形容戴耀廷不是「我這些老人家可以栽培出來」,相信是時勢夠嚴峻,逼出人的良知。戴耀廷卻沒有忘本,說馬丁教他的不是法律,而是做人,為民主打拼多年,要堅持,要有heart

戴耀廷和不同人物對話,這天最寬心。踏進師父位於金鐘的律師樓,原木書櫃、整齊的法律書,一切如同昨日。熟悉的味道,把戴耀廷帶進時光隧道,看到稚嫩的自己,曾經懵懂,美好感覺如潮湧,忍不住說:「好耐無上過嚟啦!」馬丁笑意盈盈上前迎接,握着的手久久不放開,還取笑徒弟:「以前就賓仔,今日應該叫賓哥,還做了名教授!」兩人甫坐下,旁若無人話當年。

戴耀廷輕鬆得很,望着馬丁的眼神,是信任和敬仰,有點像看着自己的父親。兩人互相慰問健康狀况,近日風塵僕僕的賓仔瘦了十磅;馬丁近年割了膽,亦瘦了十五磅,他抽緊身上的西裝褸,讓記者看腰間的虛位。馬丁鼓勵徒弟:「瘦些好,走路快一點。」

戴耀廷現在步伐慢點也不行。提出佔領中環後,北京迅速回應,先有俞正聲的「愛國愛港論」,再有人說特首要先過「篩選」這一關。馬丁估計,官方將拋出的特首篩選機制,不只要篩走泛民,還要篩走「多餘」的建制:「他篩完出來只會有兩隻,一定係兩隻,就算(建制)陣營出第三隻他都喙低你。因為他要穩定。這兩個(候選人)就會甘心情願做奴隸,做完奴隸之後還會很開心,稍為有點不甘心已經不可以。」筆者問:「像唐英年便不夠甘心?」馬丁同意,眾大笑。

現在人人詮釋《基本法》,鍾意又加個「愛國愛港」,忽然又加個「篩選」,大家似乎忘記,講《基本法》,馬丁才是權威。一九八五年開始起草基本法,馬丁是少數參與的法律專家,他曾說,當時開會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沒打瞌睡的只有幾個人。在馬丁極力爭取下,香港今天能沿用普通法,終審庭設在本地不在內地。

馬丁說,基本法起草原意,普選一定是合乎國際標準,一人一票的直選。他記得,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接見他,宣布香港五十年不變,若不夠,再給五十年。他理解是:用五十年時間,讓內地追上香港。故此民主制度亦是香港先行,內地跟着改革:「現在用了共產黨思維控制香港,走歪路,行錯晒,不是港人治港……那班人現在說的東西,和鄧小平藍圖背道而馳。若鄧小平仍在,會逐個拍他們兩巴掌。」

馬丁指鄧小平早已定義「愛國者治港」是什麼,一九八四年見港方代表時解釋:「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複行使香港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和穩定。」如此寬鬆標準,泛民全是「愛國者」:「現在是我們擔心他們搞壞了香港繁榮穩定,我們緊張過他們!誰不是愛國者呢?在立法會講粗口罵中國人的大狀,就不尊重自己民族啦。」他笑道。

戴耀庭認真說,現在內地官員反應,反映他們需要一個「很高的安全系數,不只對自己沒信心,對港人亦沒信心。」這場談判,其實已經開始。戴形容,對方的「篩選論」和「愛國愛港論」是開出一個「高價」;雙方就各自開「盤口」,泛民這邊底線是符合國際標準,而「篩選」和「愛國愛港」肯定不符。

筆者問,有港人已泄氣,認為「預咗共產黨不會讓香港普選,有得投吓就接受。」馬丁勸勉港人,認命前要試多次:「這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撫心自問,是否願意為香港做一件事,即使我看不到民主,我也希望兒子看到……我們是否願意為下一代做一件事,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做就一定失敗。」為人父的戴深感認同,他家裏有三個化骨龍。馬丁的兒子阿祖,現今也是大狀。

馬丁說,這次不是與共產黨對着幹,只是希望國家信守承諾:「你寫了一張cheque給我,唔該你兌現。張支票發出,已經bounced了一次,現在看來,又會再彈票?唔該你大佬,放些錢進銀行,兌現張cheque,只是這樣。」

李柱銘一直沒表態是否參加佔領中環,今次在徒弟面前,矢志參與:「大家即時反應係,我會唔會參加?我到現在也沒說會參加。但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今次我不參加,我臨死時候會想:『點解你個衰仔那時沒有去?你為民主做了這麼多努力,為何這一步這麼重要的時刻,為何你不去?係咪?死都死得唔眼閉。』」

李柱銘是資深大律師,業內講究論資排輩。他在一九七九年成為御用大狀,大律師公會年資排名表中,他位列全港第一。由他說,因理念而犯法有其合理性,擲地有聲:「法律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法律之上還有一個Natural Law(自然法),尤其是民主這些大題目。」

馬丁多年爭民主也用合法手段,今次為何破例?他說,因為一直看到希望,然則現在無希望?「現在不是沒希望,是我們要自己給自己希望,我們不能期望別人給我們希望。」馬丁舉例,二○○三年他內心覺得廿三條立法一定通過,但面對記者提問,還是口硬表示有抗爭餘地,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廿三條被逆轉。戴耀廷聽到師父那句「自己給自己希望」,用力點頭。

兩年前,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被斥「賣港」,黨運自此下滑。自九○年一手創辦民主黨前身港同盟的李柱銘,前後當了十多年主席,非常痛心。他形容,今次不會再重蹈當年覆轍,因為有佔領中環「這招」,令議員不用再落入試煉。他解釋,若歎慢板,到政府推出方案,推出有篩選特首選舉,讓市民一人一票從建制派選擇。那末,民主黨會面對兩難:一係接受篩選但市民有得普選,若否決則只剩下現時小圈子選舉。

上次教訓是,民間來不及反應,議員莫衷一是。但今次佔領中環計劃一早發炮,公民社會迅速凝聚民意,支持議員企硬。現在何俊仁願意辭職,馬丁讚「做得好」,運動就會一步一步啟動。馬丁打比喻:「這招好比武俠片裏的高手,擺隻手在你背脊,將內功輸入,他就好打些。」戴耀廷笑說:「願意為民主付出的市民一齊發功,過啲氣畀泛民議員。」筆者續問,不會再發生二○一○年政改情况?馬丁說:「是,那一次是take it or leave it,民主黨就中計了。」

在馬丁口中「中計了」的,包括戴耀廷,戴當時是普選聯成員,支持與中央談判。馬丁不留情面批評,學者那次「被騙」,之後對方就「不理睬你」。戴小聲道:「就是那時這樣,才令到現在連學者、民主黨也要想佔領中環。」

馬丁語重心長說,父親多年前教誨過他,跟共產黨交手要小心。馬丁父親李彥和與共產黨有淵緣,年輕時留學法國,與周恩來是同學,抗日期間是國民黨將軍,內戰時亦保護過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後李父舉家南下,周恩來多次派人來港希望李父回內地工作,惟李父搬家迴避,寧可做平民。

馬丁回憶八五年任草委時,父親擔心他太單純,曾勸喻他:「共產黨想利用你,什麼也給你,要錢給錢,要女人給女人,要權力給權力。到你無利用價值時,不但擲你落地,還要踩你,我老竇跟我這樣說。你看,現在劉夢熊就是例子。」大眾爆笑,但馬丁一臉認真,他說,當時向父親解釋,知道被「利用」,但仍希望為港人爭取丁點民主法治,自知機會渺茫。李父聽罷,知道兒子沒錯放希望,才安心。

李柱銘一生試煉甚多。一九六○年代,他初出道,接了一宗左派工會人士被警察誣告藏毒官司,官司大勝,有人邀請他訪京,說要讓他成為「愛國大狀」,他婉拒。八○年代,他受北京重用,擔任《基本法》草委,還有人跟他說,回歸後要讓他做律政司長。李柱銘在人生路上,多次可以向共產黨靠攏,但他不為所動。及至八九六四槍聲一響,李柱銘辭任草委,上街抗爭,自此成為中共眼中釘。

六四後,他和司徒華籌組支聯會。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原定舉辦全港悼念大遊行,早上收到消息,有人看到一車車紋身漢向鬧市商舖擲玻璃樽,為安全計,支聯會決定取消遊行。馬丁預視,佔領中環會有類似被「滲透」情况。兩師徒就此討論。

戴:所以誓言書要強調這是非暴力,先要做好多工夫去講,不斷解說,不斷強調非暴力……

李:但你預咗他一定會出橫手,打茅波。他故意令你變成暴力,然後醜化你。

戴:即係佢滲透下去……

李:甚至這些是香港人,是民主派的人,好熱心的,這些人領導都可以……

戴:現在我們要有公信力。

李:變咗旁邊的人做暴力,我們應該捉住他,叫他不要搞!他可能打我,我也沒法,但至少我可以做證人,知道這條友搞嘢,不屬於我們的人。

戴:我們事先講明,你一用暴力,就已經不是我們運動的一部分。

李:有人會說,你這些濕濕碎,沒用的,要流血才可以,我會呼籲你要流血就去搞另外一個運動。

戴:或者流血就流自己的血,甘地就是這樣。

李柱銘說,願意為民主付出「絕對」代價。他不是口爽爽,他有track record。六四後,他成為「暗殺名單」第一位,警方曾拘捕槍手,搜出紀錄李柱銘行蹤的筆記,主腦至今仍在逃。馬丁形容暗殺事件教訓他:「隨時要準備上天堂,做每件事都可能是最後一件事,希望為正義而做。」今次佔領中環,馬丁說,願意被吊銷牌照,更希望自己成為「第一被告」,有需要更會自辯。戴笑說,不少偉大的演詞都是來自公民抗命,建議馬丁預先草擬。身為虔誠教徒的馬丁說:「不用起草,到時就可以,the holy spirit will give me guide(聖靈會帶領我)。」

馬丁願意「去到盡」,卻建議戴耀廷放寬要求,讓多點市民參與。戴表示,近日已修正計劃,開放選擇,堵路者可自行選擇自首認罪/打官司/不主動自首/做圍觀者支持/合法支援等:「現在是,各人計算自己代價。我明白每人有自己選擇,若你仔細老婆嫰,又認同我們理念,可以選擇支援。我希望最終仍有一班人願意去到盡,承擔罪責。自首亦不是為癱瘓警署,而是向自己和社會交代。」

七十四歲的李柱銘若向徒弟傳授「內功」,可能是面對抹黑的心法。多年來,李柱銘就香港議題向歐美國家游說,被指「勾結外國勢力」,北京奧運他撰文希望美國關注中國人權狀况,被指「漢奸」。徒弟戴耀廷這陣子被愛國報章天天點名,指他搞政治鬧劇,勾結外國勢力,被反對派無形之手操縱,甚至搬出他和李柱銘的師徒關係大書特書。

馬丁安慰徒弟:「這些壓力會習慣,第一日是好辛苦。」戴無奈地苦笑:「我還在適應中。」馬丁回憶,那時被稱為漢奸,有記者訪問他:「我說,舒服晒!那記者問點解,我說,漢奸已經最衰啦,還有更差嗎?」師父這種阿Q精神,似乎也感染了戴耀廷。近日網民改圖,把戴耀廷的頭黏到西遊記的唐僧身上,稱他為「歪理法師戴教獸」,旁邊還有豬八戒何俊仁,馬騮精黃之鋒,沙僧長毛。戴懂得幽自己一默:「那幅圖好好玩。」

有人說,佔領中環太「知識分子」,但戴耀廷卻說了個故事,早前他去理髮,髮型師跟他說:「戴生,我看了你的佔領中環,我都去。」洗濕了頭的戴耀廷嚇一跳勸他:「你想清楚好喎,可能要坐監。」誰不知髮型師向他曉以大義:「我想為兒子做一些事,就算坐監也好,可能是一個榮譽,希望可以有普選。對個仔有交代,老豆都為你付出過。」髮型師、戴耀廷、李柱銘,背景迥異,畢竟同為人父,想下一代有個更好的將來,心態終究一樣。

文 譚蕙芸
協力 林茵
圖 李紹昌
編輯 梁詠璋

陳雲 - 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讀陳冠中《下一個十年》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3年3月17日

香港要生存下去,不得不採取樂觀的態度。
 
宗兄陳冠中的《下一個十年》,副題是「香港的光榮年代?」,帶上一個問號,但他是樂觀的。
 
與書名同名的文章,寫於2007年中,香港主權交還中國的第10年,他認為香港可以在下一個10年調整好自己,「做到中國的一分子,為內地的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作出貢獻、繁榮、安定、法治、自由、民主、和諧、善治、公平、環保、節能、宜居、好玩,一個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世界城市。
 
到時候我相信很多港人、國人也會跟我一樣覺得與有榮焉。」
 
陳冠中找對了問題,卻給不了答案。然而,我是感激他的,他是尋找香港核心問題的開路先鋒。他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2004年)的香港中產階級之懺悔,找對了香港的問題,卻給不了答案。他找到的問題,是香港中產的高傲自大與僥倖心理,不知道戰後的國際環境對香港的偏愛和優惠,學了一點知識,快手快腳上了位,賺了一點便宜錢,便自以為了不起,精於私人安排,卻不在公共領域爭權益,「愛國和民主都是香港這場實驗早該完成卻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這一代人遲遲交不出來的功課。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好好的去研發作為民族國家一分子的民主憲政時代的管治。」他認為香港要挽救產業偏差的局面,鞏固自身的優勢,發揮國際城市品牌,與大陸合作。
 
香港作為方法,還是主體?
 
由於陳冠中是做傳媒和潮流文化的,他觀察到問題,描述到現狀,說香港人落入了自己設的圈套,卻找不到答案,於是返回去描述現狀,用潮流文化的混雜,用城市設計的特色來為香港解套。他歌頌香港的混雜城市、半唐番文化,提煉出香港人的辦事能力所在:搞掂精神(can-doism)和落足工夫(「香港的兩種精神:搞掂與工夫」) ,說香港應該善用自己擠擁城市、垂直建築的特色,顯示高效、環保、節能、宜居、方便、好玩的現代生活模式。
 
陳冠中的書是文章結集,有些是雜誌文章,有些是演講錄,在結集的時候只是整理了次序,而不是梳理了內容,故此找不到答案。他過分歌頌香港是雜種城市、採取附加法的城市、多文化城市而認為這是香港可以自恃的特色和老本,這無疑是危險的,麻醉人心的,昧於形勢,沉迷在新左派的多元混雜就是自由的理論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意見混亂,左翼稱之為好事,稱之為思想解放,視之為多聲部的眾聲喧嘩,而不知道這正是97之後容許橫蠻霸權進入香港主場的好環境。香港如果繼續作為方法,而不能作為主體,永遠只是做人家的工具和白手套,用完即棄,而且弄污了自己。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因為借用香港的人,不再給香港人足夠的手續費,連清洗手套的錢都不給我們。他們還說,沒有我們來用你們的手套,香港早玩完了,你們香港人要吃屎了。
 
港欠族群論述 中產缺道德承擔
 
陳冠中認為香港要實踐民主、振興產業和整頓民生,垂範於中國。他也反省了香港中產的自私自利,卻不夠深刻,不能夠將香港中產的缺陷和香港民主之停滯兩者聯繫起來。
 
他的書充滿了缺環(missing links),然而,由於他問對了問題,故此缺環是美好的。他給了我很好的工作素材(working materials),我一再感激他。他提出的中產道德價值反省與香港民主建設,中間缺了一個環節,我是可以繼續推論和補充的。
 
香港的中產有私人道德,有普世價值,卻缺乏本土的道德承擔,故此香港無法產生憲政民主的動力,任由民主派用恐共情緒來壟斷民主議程,與各種霸權勢力妥協,出賣香港民主。為何過去30年,香港的民主論述都是限於政制細節及普世價值,卻不能聯繫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這是香港民主派的階級成分及既得利益使然。民主派以高級中產為主,他們依附執政者(往日的英國殖民政府或現在的港共政府),得到利益分配,他們也依附財閥,得到職位分配。香港的高級中產行業,存在各種壟斷,與地產霸權的壟斷,同出一轍。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只有小部分是資產階級親身出場,大部分是高級中產壟斷議席的。故此,除非高級中產具備族群意識,否則斷不會打破地產霸權的壟斷,更何況,他們持有物業。
 
我在補充缺環,打通關節
 
若果爭取民主議程落實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則民主變成全民投入,特別是低級中產及基層市民投入的社會大議程,則將來民主實現之後,高級中產過去壟斷的利益就要面臨重新審核和分配。一句話,民主派不能成事,是由於香港的高級中產自私,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大於族群意識,維持香港現狀對那群時刻準備移民和出走的高級中產有利,他們缺乏族群意識、缺乏本土認同的命運共同體的感情。目前戴耀廷的「佔領中環」行動,就是高級中產想將民主變成高深莫測的政制細節和靈性修養,將低級中產和貧弱基層,摒棄於門外。
 
香港要締造民主,必須從低級中產及基層的覺醒開始,令他們有族群意識,認識到民主是解決本土問題的鑰匙,投入本土政治,脅迫高級中產和資產階級跟隨。本土政治催生香港民主之後,就有新的制度,香港華夏新文化復興,覺醒大陸。中共一開始就缺乏建國憲法精神及國族文化理論,中共在喝罵香港本土政治的時候,間接反省自身的蘇維埃殖民性,解除蘇維埃的殖民性,擺脫馬列主義遺毒,建立中國的本土政治,重新以華夏民族主義立國。這就是香港城邦協助華夏重新建國,實現華夏復興的角色。我如此打通了宗兄陳冠中的理論關節,大家日後驗證。

2013年3月16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不必「放大」

中華正聲     2013年03月06日

【am730專欄】三月二日,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發言人呂新華會見記者,談到香港和大陸的矛盾:「目前存在的差異、不同意見,在今後兩地的實際交流中可以克服,不必過於放大。」這段現代漢語頭兩句二十六個字,用中文改寫,可以省去十個,意思還更加清楚:「兩地日後往來多了,差異、歧見就會冰消。」至於末句,又是洋奴話。

中文「放大」,是「使體積變大」的意思,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三十回方佚廬談一艘輪船模型:「他這個何嘗是做來頑(玩)的,簡直照這個小樣放大了。」呂新華那個「放大」,和方佚廬的「放大」完全大不同,意思只能在英文字典裏找到。請看一九七八年版梁實秋《最新實用英漢辭典》magnify條下兩個解釋:「放大,magnifying glass放大鏡;誇大,to magnify the facts 誇大事實。」呂新華所謂「放大」,就是magnify第二義的硬譯。當然,要改用真正英文來說,呂新華一定張口結舌,這裏不妨寫出來供他學習:There is no call to magnify their differences and disagreement, which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a steady interflow between the two places。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平兒說:「『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第七十三回賈迎春說幾個人因小事拌嘴,不必理會:「沒有甚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賈迎春不會說「他們把事情放大罷了」,而中國人或可「小事化大」,卻絕不會「放大小事」。

臺灣學者陶英惠《退休茶話:把酒話桑麻》一文記錄了梁實秋對徐志摩、張幼儀婚變的感言:「不知(內情)者根據道聽塗說,加油加醋,大事渲染,甚可怪也。」《列子。天瑞篇》孔子論自吹自擂者:「有人鍾賢世(熱中世事),矝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把上文的「渲染」、「誇張」改為「放大」,現代漢語之下流就躍然紙上。

但下里巴人之歌,最是多人和唱。香港地產資訊網有紀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發表的文字:「任何社會一定有些不幸人物,我們應該幫助他們,但不應將事情放大。」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臺灣《中央日報》為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向胡錦濤卑躬屈膝說「臺灣島內」一事辯護:「沒必要負面放大『臺灣島內』一詞。」他們不會說「但不應誇張其事」、「不必渲染『臺灣島內』一詞的貶義」等等。

「負面誇大」者,negatively magnify也;現代漢語人者,英文之奴才也。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古德明 - 現代漢語「解構」

中華正聲      2013年03月13日

香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支持所謂國民教育,說批評者「焚書坑孺」,一時傳為笑談。但鍾議員以此「孺」當作彼「儒」,沒有甚麼奇怪。畢竟現代漢語人引以為榮的,一是不懂中文,二是懂得一點英文皮毛。

請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沈旭暉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的鴻文,標題是:「解構馬里悲劇。」非洲國家馬里幾十個平民遭游擊隊槍殺,固然是「悲劇」,但我不知道沈教授怎樣「解構」。

中文「解構」有兩個意思,一見《後漢書》卷十三,光武帝致書擁兵割據的隗囂,願和平相處:「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離間)之言。」另一意思見《淮南子》卷十八,說有些事用禮義不能解決,用虛妄言詞反而可以:「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附會)妄言而反當。」沈教授「解構馬里悲劇」,是不是要牽強附會妄言一番?

當然,沈教授不可能懂得中文。他所謂「解構」,應是英文deconstruct的方塊字寫法。查《牛津高階英漢雙詞典》deconstruct條,現代漢語譯法是「解構分析」。沈教授於是以「解構」取代「分析」,因為「分析」是中文,沒有英文化身的「解構」那麼堂皇。

只是英文其實不會說甚麼A Deconstruction of the Mali Tragedy(解構馬里悲劇),因為deconstruct不是「分析」的意思。這個西方哲學詞語,指「不按既定說法解釋詞章,而由讀者自行解釋」。《牛津高階英漢雙詞典》deconstruction條下的英文注釋很清楚:a theory that stat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a text to have one fixed meaning,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reader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解構馬里悲劇」是假中文,也是假英文。真正英文會說An Analysis of the Mali Tragedy。


大陸人民網有中央黨校經濟學教授潘雲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發表的文字:「我們多角度解構經濟、展望未來的時候,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似乎走入最矛盾的情況。」臺灣希伯崙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出版的一本英文文法書,則以「解構英文文法」作書名。他們絕對不是自認「附會妄言」經濟、英文文法等,只是不屑用中文「分析」、「剖析」等詞而已。

《唐國史補》卷下說,熊執易精通《易》理,在試場裡,「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晉朝陶潛有《移居》詩說,喜歡「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今天,我們卻只有「端坐解構」、「奇文共分享,疑義同解構」等非馬非驢的下流話。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古德明 - 香港之蝕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16日

香港《基本法》所謂「循序漸進普選行政長官」,經中共隨意解釋,由一九九七年開始,一再推遲,左十年,右十年,眼看二○一七年將近,似乎再推不得,當局於是圖窮匕見。

三月六日,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俞正聲宣布,他們認為不愛國者,不得當選香港行政長官:「香港必須保證由愛國愛港者統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王光亞馬上響應說:「有些人企圖利用香港,作顛覆國家政權的橋頭堡。」中央駐港專員(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說:「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經過篩選,然後才可以普選。」

俞正聲等話猶未了,香港那些識時務者就高聲合唱一曲《信不信由你》。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說:「任何民主選舉,都有預選,外國選舉總統也不例外。」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說:「市民有平等選舉權,不等於有平等被選權。」政協常務委員陳永棋說:「有預選的選舉,仍然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更說:「香港選民那麼多,候選者假如不經篩選,行政長官怎能順利選出?」總之,中共振臂一呼,香港官場百諾,這是香港市民二十年目睹之平常現狀。

葉劉淑儀、梁愛詩等等所作所為,使我想起日月之蝕。

《論衡.說日》記述了古人傳聞:「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癩蛤蟆)。」那癩蛤蟆會食月,三腳烏鴉則會食日,所以孔子有言:「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史記》卷一二八)《戰國策》卷二十一也有言:「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

香港之內,假如不是有三腳烏鴉和癩蛤蟆,中共決不可能事事假「香港人」之名而行。香港歷任行政長官都由中共欽定,卻有一群「香港選舉委員」作投票狀,把中共「港人治港」的大戲認認真真演下去。各界豪猾憑中共設計的特權選舉,晉身立法會,肆意橫行,卻說是「代表全港民意」。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越來越見暢順,如臂使指;新聞、言論自由則越來越見局促,世界排名榜上一跌再跌;同時,貧富懸殊越來越見厲害,「立錐無地」已成為民間普遍現象,這一切,都是拜那些癩頭三腳「香港人」之賜。

宋太宗年間,朱文濟善彈琴。古琴五弦,後來增加文武兩絃,太宗更增作九絃,令朱文濟試彈。朱文濟不肯,認為這不合彈琴正道。太宗大怒,喝問:「古琴絃五,增文武為七,今孰曰不可?」但朱文濟不為所動。太宗命人捧出金帛作獎賞,再令朱文濟試彈,見他仍然不肯奉命,愛他「震之以威而不攝,引之以利而不動」,操守不凡,於是特賜緋衣,以示褒揚(《藏一話腴》外編卷上)。

今天,中南海固然沒有宋太宗,香港執政者也不是朱文濟,否則東方之珠怎會見食於癩蛤蟆,見食於三腳烏鴉。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怡 - 對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七點思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16日

壓力越大,反彈力也越強。在行騙長官一味拖延、中央大員為2017年及以後的特首普選僭建《基本法》所沒有的條件時,由戴耀廷教授倡議的「佔領中環」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響應。這一個爭取真普選的行動,是未成熟的方案,社會有不少討論。筆者不辭淺陋,在此也提出一些愚者千慮之見。

首先,我們要徹底拋棄「中國無政改,香港無民主」的觀念,這不是本土民主派要反對大中華民主派,而是這觀念源自根深柢固的奴隸思想。民主不是恩賜的,而是要爭取的。這些話許多人掛在嘴上,卻沒有貫徹在行動中。直接在中共的專權統治下的烏坎村村民,仍能義無反顧地爭取普選。香港人怎能因為還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法治,就放棄了爭取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尤其是在我們已看到自由法治在北京壓力下慢慢流失。

其次,我們須知道,當前已到了爭取民主來解決香港深陷政經困局的關鍵時刻,一來特區政府十五年來因無民意授權而進退失據、因對北京一意奉迎使香港等於淪陷在中共和大陸人手中,已到了容忍極限,二來是2017年特首直選和為此準備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迫在眉睫,三來是中共大員在北京祭出「愛國愛港」和「篩選」這兩個關卡,擺明要使普選成為由他們指派的人參選的一場假戲。這種強姦香港市民意志的假戲,由於虛有直選之名,因而比現在的小圈子選舉更帶欺騙性。香港人不是儍瓜,在此情勢下,公民抗命爭取還政於民的氣候漸趨成熟。

其三,堅持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原則。公民抗命起源自美國的散文作家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意思是當公民發現某一條或某部份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時,主動拒絕遵守政府或強權的若干法律或行政命令,而不訴諸於暴力,這是公民不服從的一項主要策略。按照甘地所實施的不服從行動,包括配合拘捕,不反抗,不報復,不還擊,甚而不咒罵。筆者希望有心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政黨及市民,能夠依循這些立足道德高地的原則。

其四,「佔領中環」行動現由兩位學者加一位牧師組成核心,日前組成的泛民政黨「真普選聯盟」據稱也會參與。筆者希望整件事最好不要由政黨帶頭,因為泛民政黨之間過去有太多牙齒印,彼此的支持群眾也互相仇視。某一政黨帶頭都影響反對此政黨的群眾參與。這一期《壹週刊》訪問了一些演藝界、財經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們對「佔領中環」行動並不抗拒。多些這類較少政治色彩的人物參與,將有利於號召民眾。

其五,各泛民政黨及他們的支持者須知,現在是關鍵時刻,泛民之間已沒有內鬥和計較過去的恩怨情仇的空間了。梁國雄要何俊仁辭職來一次可動員三百多萬選民投票的變相公投,何已表示基本上接受這建議。社會對民主黨的批評,主要指它不參與五區公投以及與中聯辦談判。若何俊仁啟動這次公投,以及聲言不再與中共談判,過去的事就不須糾纏。人民力量雖暫時沒有參加「真普選聯盟」,但據聞他們參加的條件是聯盟承諾不與中共談判,這是人力崛起的基礎,聯盟對此條件應予包容。至於哪一個黨受了甚麼人的錢的傳聞,真的不要糾纏,我們要看一個人、一個政黨的言行,而不是去探索它的幕後,事實上對幕後交易也拿不出證據。

其六,「佔領中環」行動不要有排他性。據聞三人核心要主力動員40歲以上的人參與,而不鼓勵年輕人參加,甚而堅持不讓18歲以下人士投身。這真不知是甚麼心態。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思想都很成熟,他們很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社會上沒有人看不到在反國教運動中黃之鋒和他的同伴的表現。

其七,「佔領中環」是一個爭取真普選的口號,它既非運動的開始,也不是終結。在真正開始「佔領中環」的行動之前,依三人小組的部署,還有電子公投與何俊仁辭職的變相公投。尤其是變相公投,若動員得好,會有過百萬選民投票。倘若其後特府搞的行政長官假普選,投票數遠在此之下,那就不僅成為國際笑話,而且欽點的特首也無威望施政也。考慮這一後果,中共絕對有可能讓步。香港市民不要在中共強權面前妄自菲薄,你們的廣泛參與,各泛民政黨的摒除成見的推動,是有可能創出奇蹟的。

區家麟 - 嚴禁扮天真

2013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神劇《天與地》一幕,電台主管暴躁拍門,指罵下屬,阻止直播,節目主持不顧一切狂呼:「無錯!現在大家聽到的怦怦聲,就是強權與制度下的代表!在建制下的當權者,他們最恐懼的,就是他們管治的人不聽話……」

錯,錯晒。

今時今日,強權的聲音,不會氣急敗壞,都很悅耳動聽,甚至笑容溫婉,和顏悅色,穿上筆挺西裝,衣冠楚楚,看來都是有識之士。

他們恐懼人民掌權,說普選特首要有初選篩選,「外國選舉都有篩選」,魚目渾珠,意態認真又天真,自欺之餘,還奢望你信以為真,騙徒行騙的最高技巧,是天真爛漫,自己都信埋;香港記者在北京劉霞家門外採訪被打,他們苦口婆心,叫記者「敏感時刻要小心」、「入境問禁」,不批評國家機器濫權軟禁打人,還質疑記者「採訪一宗沒有新進展的事件」。

多麼熟悉的論調,也流行於不少同是權貴代理人的新聞媒體主管口中,新聞嘛,當然要新。依此邏輯,劉霞被軟禁兩年多了,無新意,不用報道;六四鎮壓廿多年了,無新進展,不用再講;國家機器向來無法無天,為何還要追問?新聞追求新鮮事,就是很多傳媒老闆善忘的理論根據,忘卻公義、忘卻監督政府。

請大家不要天真,追「新聞」當然是記者天職之一,但誰最有能力製造「新聞事件」?正是政府、公關與富貴政黨。高官出巡,講廢話也是「新聞」;周末淡靜無新聞,高官上電台電視做訪問,又成為新聞;富貴政黨做「民意調查」,目的在找藉口自說自話爭取曝光,挑假日開記者會,餵飽主流傳媒的新聞時段。權貴的聲音,巧妙地在新聞裏重複轟炸,正是當權者渴望見到的「新聞」。

溫飽以後,人民要有尊嚴

權貴的代理人發現下屬不識時務,怎麼辦?也請不要天真,強權的聲音當然不會在大會上公告「我有政治任務」,一切拈花微笑,心領神會,盡在不言中。若你悟性低,堅持那些權貴們一聽會發笑的原則與理念,無所謂,強權掌握着行政資源,與升職評核的簽名。他們有的是時間,不爭朝夕,只求陰乾。

強權亦掌控財政資源,工作加倍而經費不增,輕描淡寫之間,做得你半死,自然腦麻痺,只能循既定規程,當機構裏一口小螺絲釘,一如車衣女工身心疲累,時間緊迫,無力越軌,更無力監督權貴,操控手段不着痕迹。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當權者深明籠絡人心之道,強調做實事,港人優先,繼港人港地、還有港人港奶、港人港營(貝澳營地),急市民所急,保你食住,塞你把口,有心了。但也請大家睜開眼睛,溫飽以後,人民要有尊嚴,我們要港人港台,真編輯自主;港人港特首,真正普選,不要諸多推搪扮天真,唔該。

呂大樂 - 財爺中產論照出的集體情緒

2013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財政司長曾俊華一時口快,說了一句自己也是中產,卻竟然觸動社會的神經,惹來強烈反應,這應該是日後香港社會史研究中一個有趣的課題。有趣的地方不在於曾先生本人是否中產,更不是什麼咖啡與電影,而是社會上不同回應所聚焦(更準確的說,應是迴避)的問題。今次群情洶湧,就好像一面鏡子,照出時下香港社會的集體情緒。

就好像一面鏡子

曾先生作為高級官員而竟然脫離社會,對民間情緒如此無知,不知道那句話(對市民大眾而言)不單只毫無幽默感可言,而且在今天的社會環境裏會傷害人民感情(市民的看法是高官在講風涼話,態度乞人憎),這實屬不幸。但社會上很多聲音(當然是通過媒體而放大)也竟然以為跟他糾纏於中產階級的定義,暴露出他對階級缺乏了解,或跟他劃清界線,奚落一番,人心大快,便可為升斗市民吐一口烏氣,那恐怕是阿Q多於實際上面對現時社會上的問題。而批判與嘲笑曾先生的過程也實在太過癮了,以至大部分論者與讀者、聽眾樂在其中,但笑聲過後,其實沒有好好檢視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們仍值得用上時間與精力去關注中產(暫且不談定義),那個議程應該包括些什麼問題?

我一直是從僱傭身分(即屬僱主、自僱、還是僱員)和職業來界定中產:所謂中產階級(或一些人所講新中產階級,以區分傳統上以自僱身分而成為小布爾喬亞的在職人士),主要指擔當專業、行政管理及經理職位的僱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產階級,旨不在於反映他們的收入(即是說這種分析本身已假設中產階級內部存在收入上的差異),也不會直接解釋其身分與生活方式(所以與咖啡及電影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認為那些在勞動市場裏處於中產位置的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

1. 他們都是通過相似的渠道——而教育與學歷是重要的一環——而晉身中產;

2. 他們扮演專業或行政管理人員的角色,也因此而較一般打工仔取得更好的待遇(不止於薪酬,還包括福利、津貼)。同時,他們的勞動市場位置給中產人士提供了事業發展的空間與路徑,以至他們的職業生涯亦有別於其他打工仔;

3. 基於他們踏上中產路徑的共同經驗及其職業生涯的一些特徵(例如對事業發展作出規劃的可能性),中產人士傾向於抱着要求社會改進,但又抗拒大變的社會、政治態度。

長期以來,他們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過去在提升個人資歷方面投入不少時間與精力,他們期望未來可以有合理的回報和穩定及相對地富裕的生活。

刺到痛處

曾俊華先生的一句我也是中產之所以令很多人反感,引起社會反彈,其實是刺痛了在過去15年裏,不少剛進入中產位置和希望可以晉身成為中產的社會人士的痛處。他們之所以覺得好痛,是因為:

1. 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產的薪酬待遇逐漸有所調整。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作的穩定出現動搖;二是福利津貼有所減少或已刪除;三是在中產人士之中,待遇的差距擴大(這就是中產內部的差異,成為了新的關注點);

2. 在這個調整薪酬待遇的過程之中,晚近15年入職的年輕中產經常遇上相同工種但不同待遇的情况。入職的年份(而不是個人資歷、工作內容或職位本身)往往成為了決定工作條件與待遇的重要因素。而這是在待遇差距逐步擴大的過程之中發生,它令部分中產人士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相對的貧乏感;

3. 在這樣的情况下,不少年輕中產開始提問:今天成為了中產,那又如何呢?以往年輕中產踏入30歲前後是進入穩定期(職場的位置開始鞏固,對未來的發展大概有所掌握,粗略地可預算未來的生活條件,而在某些行業裏開始可以享用一些福利津貼,令生活有顯著改善),但現在則於整個人生與職業生涯的生命歷程(即我們的人生年曆圖),向後延了大概5年。這也就是說,在年輕中產眼中,自己距離「上岸」(意思是初步踏入穩定期,而不是指豐衣足食或成為高層)之年,遙遙無期。

不進入問題 是這個社會的特色

只要我們多了解年輕中產的處境,便不難明白為何曾先生隨意一句,會在社會上引起巨大迴響。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喧嘩過後,對曾先生的批評卻未有進一步演變為年輕中產的處境的討論。不進入問題,是這個社會公共討論的特色。本地媒體還是很老套地忙於挖苦曾俊華,不然就簡單地將青年中產的問題約化為買樓上車的困難。看來沒有人留意到年輕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已經有所調校,跟上一兩代顯著不同。他們遲婚(或索性不婚)、到了30歲還跟父母同住、大學畢業幾年還要忙於提升個人資歷,其意義並不可憑上一兩代人的生命歷程來解讀。這些大家——似乎包括年輕編輯和記者——都不太想認真面對的現實,愈看便感覺愈灰。難怪全城都滿足於討論一下咖啡和法國電影,在枝節上做文章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13年3月15日 星期五

陳惜姿 - 天天天晴

明報   2013314

每天在中大校園穿梭,迎面而來都是青春可人、前途無限男生女生,彷彿活潑開朗都是理所當然的。原來有一個女生,前年去了迎新營,拿了學生證,卻從沒開學。若她仍在世,應是物理系二年級生了。

她是李天蔚,前年八月,就在她離開迎新營沒幾天,在一個平白無事的清晨,毫無先兆地,從十八樓住所一躍而下。

我對她印象深刻,除了因為有報章鹵莽地下了一道未經核實的標題:「中大迎新營玩死女生」,成為我和學生討論的材料,也因為死者父親是個名人,天文台前高級科學主任,科普作家李偉才(筆名李逆熵)。更令我難以忘記的,是這事的悲劇性。

最近逛書局,才發現這位不幸的父親,給女兒寫了一本書《天天天晴——給女兒的五十封信》,封底寫着:「一束不該存在的信,一本不該存在的書。」單是發現有這一本書,已叫我很觸動。作者到底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流多少眼淚,才能寫成這本書?

人到中年,已不忍心看太多悲傷的事。但這件事實在太懸疑了,作父親的怎面對?站在書店的我,彷彿已作好心理準備,要和作者一起經歷這場撕心裂肺的痛。

書已看罷,疑團未解,面對這位「完美的女兒」的離去,作者說:「那是一個完全不可解釋的謎,而正如哲學家維根斯坦所講:『對於我們完全不理解的事物,我們只有保持沉默。』」

作者寫這書,是治療傷痛的過程;讀者讀這書,可了解他如何面對苦難。原來人世間有一種痛,可以痛到這地步。他以細緻的筆觸,描寫內心的痛苦、恐懼,與妻子如何互相扶持,令我對人性有多一重理解。



陳惜姿 - 書寫創傷
明報   2013317 

讀《天天天晴——給女兒的五十封信》,看到一對中年人如何面對喪女之痛。作者李偉才十九歲獨生女跳樓自盡,他痛定思痛,把思念女兒、克服痛苦的過程娓娓道來。

突發新聞裡,家屬意外身亡,送喪的人似乎約定俗成要呼喊某幾句話。但李偉才的想法不一樣。當他和親友把女兒的骨灰撒落海時,他寫到:「眾人在大力撒花時都激動地喊:『天蔚!天蔚!一路好走啊!』我最初也本能地跟他們一起喊,可是只喊了一半便戛然而止。這是因為我不相信妳還有任何形式的存在,因此沒有可能聽到我們的呼喚;同樣地,妳也沒有什麼要去的地方,所以也毋須『一路好走』!(妳要去的地方一早便去了,那便是在所有愛的人的心裡……)」

女兒已「沒有任何形式的存在」,在書裡出現過好幾次,說得非常決絕。

理性上接受了,情緒和身體還沒有。有一晚他看到電視劇有一幕,主角受迷藥影響想跳樓,鏡頭從高處搖晃望向路面,他看後心臟急速跳動、氣喘、噁心、暈眩。翌日他在圖書館看到一些適合女兒閱讀的書,卻即時想到她永遠無法讀這些書了,他即時全身像掉進無底深淵,昨晚的生理反應又再出現,而且更猛烈,有「一種無比傷痛、空虛和絕望的感覺」,像「一個遇溺或掉進浮沙的人,即將沒頂時的恐懼」。他努力使自己平靜,但心底卻像有一隻受了傷的野獸,想拚命衝出來,甚至想把一切搗個稀巴爛。

這種痛苦,沒多少人經歷過。希望作者在書寫過程得到治療,相信這書也能幫助遇上同樣創傷的人。在此祝福李先生和李太太,早日走出陰霾,並保重身體。

長平 - 強大的奶粉新政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3月14日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九十年代初期,一首《我的1997》傳遍大街小巷。當香港人正在為未來憂慮的時候,中國內地人卻欣欣然翹首以盼。香港繁榮、自由、法治、多元、人性……至少在名義上,這些東西也會稱為中國的一部分。還有比這更讓人高興的事情嗎?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對香港的真實印象是從1989年開始的。那時的香港就是一個天使,當學生們困守廣場時她給予支持,當運動遭到鎮壓後她幫助逃亡。她有錢,也有辦法,而且中國政府還怕她三分。不用說,我們相信她會幫助中國走向民主自由,而且有一些過分的想像和期待。

香港「回歸」之後的故事,卻是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抗爭。這些年來,聽着香港人的街頭呼號,仿佛看見天使遭受蹂躪,巨人變成病夫。更多的人看穿了香港,瞭解到她本來就不是天使也不是巨人,而是一個被資本操控的小不點。對於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做任何交代地使用公帑而且可以隨時橫徵暴斂的中共來說,想明白這一點更是如獲至寶。

從反對「雙非」孕婦到保衛嬰兒奶粉,香港徹底完成了從慷慨救人到自身難保的形象轉換。同時受愛國主義和利益至上教育的中國人,對香港的心態也從羡慕、嚮往、期待變成了計較、爭鬥和譴責。儘管生產不出一罐放心奶粉,但是很多中國人毫不遲疑地相信,強大的中國可以控制和利用香港。

人們沒有意識到,故事的結局將會如此:香港完全馴服了,但是經她之手的奶粉,再也不會令人放心了。那時候的香港人,將會和中國內地人一起,到西方社會去搶購奶粉。事實上,香港貨早已不是上品。直接從荷蘭、德國私購的奶粉,價格最高可以翻一番。

而且,事情並不會就此結束。德國、荷蘭、新西蘭等放心奶粉的出產地,已經驚呼「中國人來啦」,對奶粉購買做出了實際上是針對中國人的禁令。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似乎還沒有強大到「譴責」這些國家的時候。但是,它正在茁壯成長。

西方人自然比當年的香港人更驕傲,也不需要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因此不可能想像自己也有被染紅的一天。不幸的是,這正在成為事實。當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在抱怨,媒體報道了太多中國的負面新聞,你就知道他們腦子裏已經裝了愈來愈多的「正面新聞」。

當年很多欣欣然嚮往「可以去HONG KONG」的中國人,正在想方設法移民西方世界。幾天前,在日內瓦人權電影節的論壇上,有人問我,隨着中國人出國愈來愈多,中國走向民主的步子是否也愈來愈快?我不客氣地說,這個問題本身透着西方人的自大,事實是中國政府以及接受中國政府教育的中國人及西方人,也在想方設法改變世界。

十年前的SARS危機,逼迫「胡溫新政」揮淚斬馬謖,查辦了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輿論一片歡呼。如今的奶粉危機,政府可以不屑一顧,輿論卻在爭論香港人做得對不對。如果說有什麼「習李新政」的話,這就是它的核心內容了。

周保松 - 反思性認可與國家正當性

《南風窗》  2013年第6


1690年,英國哲學家洛克出版了一本書,叫《政府二論》,而第二論的副題是「論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許可權與目的」。在這本書中,洛克做了一些重要宣稱。他說,人生而自由平等獨立,並擁有一些自然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健康和財產權。未經個體同意,沒有任何組織可以強迫人們離開這種完全自由的自然狀態。這就是有名的社會契約論:國家存在的唯一的正當理由,是得到人民的同意。國家並非自有永有,而是人民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而自願訂立契約的結果。1776年,傑佛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幾乎沿用了洛克的思路,認為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障人民天賦的自然權利,而政府權力必須源於人民的同意。如果政府違反契約,人民便有權起來反抗。

洛克的論證其實有兩部份。第一,人擁有自然權利,這些權利保障了人的根本利益,而沒有任何法律規範的自然狀態最後會導致戰爭狀態,我們因此有理由進入國家,因為國家能更有效保障我們的自然權利,並令我們和平安全地活在一起。第二,作為自由理性的個體,我們清楚知道前面所說的道理,因此有意識地選擇一致同意離開自然狀態,組成國家,並接受國家的統治權威。

洛克認為,在這兩個論證中,(二)才是根本的,因為(一)只是幫助解釋人們為什麼會同意,而「同意」這一行動本身,才是構成政治義務的必要和充份條件。「個人同意」如此重要,因為它體現和尊重人是獨立自主的道德主體。如果政治權威是人們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自願同意的結果,政治義務遂是自己加給自己的,而不是別人強迫我們接受的,因此具有最高的道德正當性。

洛克的觀點,受到不少質疑。其中最有名的批評,是認為社會契約只是一個虛構,因為歷史上國家的存在從來沒有得到人民的真實同意。相反,更多的時候是槍桿子出政權。也就是說,社會契約並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力。洛克不是沒意識到這個困難,因此在書中作出了「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的區分,並認為只要人們在國家中享受到某些好處,例如擁有財產或使用道路,也就等於作出了某種默示同意,因此有義務服從國家。很少人會認為洛克這個辯護站得住腳,畢竟我們一出生便已不得不活在國家之中,就算我們不喜歡也別無選擇。而即使我們享有國家提供的一些好處,也不表示我們已作出某種實質承諾,並因此而要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

這於是帶出一個問題:即使社會契約並未在歷史中出現過,國家的存在也不是我們同意的結果,作為自由平等理性的道德主體,我們經過反思後,是否有理由接受國家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同時追求一個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我認為是可以的。這個論證過程,我稱為「反思性的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


讓我們從當下想起。我們已活在國家當中。我們具有自由意志和反思能力。現在讓我們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有理由繼續留在國家中生活嗎?國家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有人或會馬上質疑說,這樣問沒意思,因為我們別無選擇。不是的。首先,如果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努力想辦法離開國家。即使沒有辦法離開,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做個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樣我們雖然活在國家之中,甚至迫不得已要服從法律,但我可以對這個國家毫無認同感,甚至會做出各種消極抵抗,又或努力聯合其他人改變目前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我們身在國家之中而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管答案是什麼,都有非比尋常的意義,因為這意味著國家的存在不是自有永有且不可質疑的。相反,我們總是可以對國家進行理性反思和道德評價。這個反思過程,表達出一種政治態度,即國家加諸我們身上的種種約束是需要理由的,且這些理由必須得到我們的合理接受。這實際上是一種公共證成的正當性要求:政治權力的正當性行使,必須在公共領域得到公開的合理的辯護。所以,思考國家正當性問題,我們並不需要總是從自然狀態開始,而是可以直接站在當下,以一種獨立的批判的姿態作出提問。

國家是什麼呢?國家是在特定領土之內,唯一擁有制定及強制執行法律的正當權力,且有權要求在其治下的每個人無條件服從這些法律的政治組織。我認為,國家存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它使得公正穩定的社會合作成為可能。人與人的合作,會帶來許多好處。例如聯合起來以抵抗自然災害和外敵侵略,分工合作以生產更多物品,互相學習以創造知識,彼此關顧以建立社會關係,代代相繼以豐厚歷史語言道德文化。我們甚至可以說,我們自我的建立,人生意義的追尋,以至倫理宗教生活的安頓,都離不開政治社群。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人與人生活在一起,會有許多衝突的可能,因為資源有限,因為價值和信仰的差異,也因為人性中自利和惡念的一面。

我們因此意識到,要有穩定的合作,便必須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並且要有能力確保所有人服從這套制度。這套制度將規定我們以什麼方式合作,包括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個人享有什麼權利和義務,社會資源以什麼方式分配,並在出現衝突時提供公平裁決的程式和準則等。沒有這樣的制度,我們將很難避免理性選擇理論中所談的囚犯兩難和坐順風車的情況,甚至會陷入霍布斯和洛克所描述的戰爭狀態。故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從社會合作的觀點看,有國家(即有規則且能得到有效執行)的狀態較沒有國家(即沒有規則或有規則卻難以有效執行)的狀態要好。

但我們須留意,這個結論不是從國家的歷史起源來談,也不是說國家的出現是人們真實簽下一紙契約的結果。但它不是虛構的,而是當下真實的我們在公共領域經過認真反思後所作的理性認可。如果這個認可在社會獲得廣泛接受,國家解體的機會就很小。事實似乎也印證這點。在各種有關國家正當性的爭論中,無論是主張改革還是革命,焦點都不在要國家還是要無政府,而是要怎樣的國家。也就是說,大家都接受國家存在的必要,爭論的只是國家應該根據什麼原則組織起來。

因此接著下來,我們必須回答第二個問題:從平等自由人的觀點看,怎樣的國家制度,才能保證公正的社會合作?這也是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他的名著《正義論》中的基本問題。羅爾斯雖然明言他的理論上承洛克、盧梭和康得的社會契約論,但他的基本問題卻不是要不要國家,而是國家應該根據怎樣的正義原則來建立社會。更重要的是,他一開始便清楚告訴讀者,他的契約論是假設性的,因此他提出的正義原則的說服力並非來自立約者真實的同意,而是來自道德反思後的理性認可。


我認為,如果從自由平等出發,自由主義會主張,一個公正的國家,最少必須滿足兩個制度要求。一,國家必須通過憲法,保障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這些自由構成人的基本權利。二,必須實行一人一票普及選舉的民主制度。這是今天大部份自由民主制國家的立國基礎所在。

如何論證這種制度的合理性?這牽涉複雜的道德論證,但關鍵之處,繫於我們對自由和平等的理解。核心理念是:因為我們理解自身是平等的自由人,所以我們要求國家必須能提供最合理的制度和社會條件,容許每一個體都能實踐生命中重要的自由,並全面發展成為自由人。

我在這裡,特別用了「理解自身」一詞。自由和平等,不是自然之物,而是道德價值。它們不是不證自明的自然權利或先驗的普世價值,而是在政治實踐中得到我們反思性認可的價值。因此,這些價值能否在我們的國土生根成長並化成制度,相當程度上視乎作為實踐主體的我們如何理解這些價值的意義,以及它們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乃至對整個政治社群意味著什麼。專制之惡之為惡,不是明明白白放在那裡,我們便能見到。自由之好之為好,同樣不是簡簡單單一說,我們便能體會。它需要我們整個民族,通過理智和情感,通過對歷史的反省疏理,通過公民行動,通過對人的惡人的善人的脆弱人的尊嚴的認識,通過道德資源的累積,一步一步來理解和實踐。

下面我略談一下我的思路。什麼是自由人呢?第一,一個自由的人,首先不是在身體、意志、思想和行動上受到他人任意支配的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對生命的感受和追求。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別人的財產或工具。第二,一個自由的人,是有理性能力作出判斷和選擇的人。他有能力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政治信念、事業愛情並賦予生命意義,同時在相當程度上對這些選擇負責。換言之,他並非僅由本能支配,而是能對自己的欲望和信念本身進行理性反思和評價的人。第三,一個自由的人,還是一個有能力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實踐反思性認可的人。他既可以使用道德語言進行論證和判斷,同時有相應的意願去遵從道德的要求。

為什麼我們如此重視自由人這個道德身份?我想主要的理由,是自由關乎人的福祉和尊嚴。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是自由人且極為重視這個身份時,我們同時可從一普遍性的觀點,意識到社群中其他人同樣是自由人,同樣有他們對幸福和尊嚴的追求,因此我們接受和要求在國家中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在此基礎上,平等權利和民主選舉的重要,就顯得順理成章,因為這兩者正是實現平等的自由人的必要條件。權利的核心理念,是確保每個公民在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享有自主選擇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自由去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


以上討論旨在說明,國家權威的正當性,並不是像洛克所說的通過一次性的真實契約來完成的。一來這不是歷史事實,二來在論證上也不見得可取。我嘗試指出,政治正當性的建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面向(但不必是唯一的面向),是立足於當下的我們──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領域自由運用我們的理性和道德能力,通過持續不斷的商談對話論證,最後達到的反思性認可。國家在人民中間得到的認可程度愈高,它的正當性就愈高。

由此可見,政治權力正當性的建立,是一個持續的無間斷的互動的過程,而不是像社會契約論所想像的那樣,國家正當性完成於歷史的某一個點,然後問題從此得到永久解決。實情遠非如此。在真實政治中,正當性問題恒常存在,並會在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及在不同程度影響政府的權力行使和有效管治。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開放多元,個人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高揚的時代,統治者不可能再靠傳統、宗教、個人魅力和種種迷惑人心的大論述來維持其權威,而是必須在公共領域直面公民,並訴諸合理的道德論證來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以反思的認可來建立正當性,有幾個好處。一,它是開放的,容許所有公民共同參與。二,它是反思的,因此確保所有論證都會受到理性檢視。三,它是有規範力量的,因為是真實的我們經過真實的道德反思後作出的理性認可,並會通過民主投票和公民行動表現出來。四,它是有進步可能的,因為持續的公共證成的過程,會完善我們的道德判斷,培育我們的道德情感,豐富我們的道德資源,拓闊我們的道德想像。 

蔡子強 - 香港要的是「伊朗式」普選嗎?

2013年3月14日

【明報專訊】兩會舉行期間,北京不斷傳來信息,讓人覺得中央對於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已有一定傾向,為了確保經由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要愛國愛港、得到中央的信任和接受,特首的提名將會加諸例如預選又或者篩選等安排,把諸如泛民等中央不接受的人踢出局,避免選出一名中央認為會與之對抗的特首。這樣的信息傳回香港,因為與港人一直期盼的真正普選存在重大分歧,自然惹來輿論嘩然。

《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普選特首的3道關卡

根據這個寫法,正如一年前我早已在本欄(2012年4月19日,〈有關特首選舉門檻的謬誤〉一文)指出,如果北京存心封殺泛民或不同政見人士的話,可以在普選特首設下3道關卡,分別是:

(一)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二)按民主程序提名;

(三)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首先,所謂「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是如何組成?是延續如今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把它變身成為「提名委員會」,還是更保守(說得極端一些,如由港區人大和政協組成),又或者較民主(如由立法會取代)的方案呢﹖以「公民聯署」作為輔助性方法提名特首候選人,能否引入﹖

第二,何謂「按民主程序提名」﹖提名的門檻如何﹖如果以現時1200人「選委會」過渡成「提名委員會」,門檻是如今的八分之一﹖如唐英年競選時提出的降低至十分之一﹖又或者進一步收緊至六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或者像近日傳得沸沸騰騰、繪影繪聲的,所有參選者,須先經提名委員會「預選」/「篩選」一次,只有獲過半數委員同意者(例如被「鑑定」為「愛國愛港」),才可正式「入閘」呢﹖

第三,北京官員已經反覆強調了多次,《基本法》裏提到的中央對特首,是一種實質的任命權,香港選出來的特首,中央可以不予委任。

正如一些法律學者所說,以一個組成保守的提名委員會、高提名門檻、預選/篩選機制,把泛民和不同政見人士排拒門外,未必明顯牴觸《基本法》,卻並不代表這樣符合港人的期望,以及在政治上,能夠符合一個民主選舉的界定和要求。

民主選舉必須符合9條件

究竟怎樣才可算是一個民主選舉?從政治學角度而言,它必須符合9個條件:

1. 所有成年人均可享有投票權;

2. 每個選民其選票之影響力必須大致上與其他人的均等;

3. 選舉定期地舉行,以及所隔時間必須合理;

4. 所有議席均同樣由選舉產生;

5. 選舉能為選民提供實質的選擇,沒有任何主要社群被剝奪了組成政黨及提名候選人的權利;

6. 候選人可在免受恫嚇的情况下自由地表達其政見及作出競選宣傳,以及選民可同樣地就此加以自由討論;

7. 選民可自由和秘密地投下其一票;

8. 選舉行政管理過程必須對所有候選人均公正無私,選民投下的選票會受到尊重,以及被忠實地依法轉化成有關的議席;

9. 選舉獲勝者可取得有關的公職並留任至其任期完結。

如果拿着這9個條件來審視香港,大家會發現我們的選舉制度並不民主。先說區議會選舉,507個議席之中,只有412個議席由直選產生,另外68席則是委任,27席是當然,明顯違反了第4條,所有議席均同樣由選舉產生。

再看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選舉明顯違反了第2條,票值須大致平等,縱使如今有了5個超級議席,每個人除了直選票外,都有第二票功能票可投,但因為票值極度不均等,由金融界的128個選民選一席,到教育界的92,957個選民選一席,再到超級議席的3,219,755人選5席。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它明顯違反了第1、2、5共3條,不是所有人均有權投票,即使有份投票者,票值也不均,提名權亦受到限制。

如果2017年,縱然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但卻以一個組成保守的提名委員會、高提名門檻、預選/篩選,來控制提名,讓中央不接受的人例如泛民,被拒諸門外,只容少數兩三個建制派候選人角逐,這明顯仍然牴觸了第5條,因而亦並不能被視為一個民主選舉。

建制派偷換概念

近日不少建制派人士紛紛出來為此保駕護航,其中又以曾在史丹福大學修讀政治學、師承一代民主理論大師Larry Diamond教授的葉劉淑儀最出格,她說特首選舉有預選機制並無問題,因外國所有選舉都會設有門檻,這是民主選舉常見程序。這遭到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練乙錚不點名批評為「混帳」、「胡說八道」、「從未見過咁大欺騙」。

不錯,諸如奧巴馬當年也經過黨內初選擊敗希拉里才可正式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請記住,那是民主黨自己黨內的機制,若你不是民主黨,根本不關你事,以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為例,除了奧巴馬及羅姆尼之外,還有12個候選人,只不過因為媒體聚焦兩大黨而遭到忽略而已。企圖以政黨內部初選機制,偷換概念,說成是為普選設下預算機制,在外國司空見慣,實在是極大的誤導。

在爭論到真正的普選不單止是選舉權要平等、投票時是一人一票、就算是被選舉權也應平等和開放時,有建制派再次偷換概念,說全世界的被選舉權都有一些要求,例如無嚴重刑事罪行、無破產等,不會完全開放。

不錯,在各國選舉提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限制,但這些如國籍、年齡、犯罪紀錄、財務紀錄等,都是一些技術規定,但卻不是以政治意識形態,諸如「愛國愛港」,作為思想鑑定,更不是以預選作為篩選。

香港竟以「伊朗式普選」為楷模﹖

實行一人一票普選,但卻先要篩選候選人,又作思想鑑定的,讓人想起伊朗的總統選舉。

在當地,總統候選人需要先經Council of Guardians(憲法監護委員會)先作篩選,這個委員會12名成員當中的一半,是由最高宗教領袖所委任的教士。委員會篩選總統候選人的準則,包括「convinced belief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official madhhab of the country.」(見伊朗憲法第115條)。海外媒體批評,這樣的篩選往往把改革派候選人拒諸門外,只容保守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候選人角逐總統一職,而女性候選人更加不容奢望。伊朗最高宗教領袖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弟弟、當地改革派政治領袖哈迪.哈梅內伊(Hadi Khamenei),便批評這樣的篩選制度威脅和危害伊朗民主。

換成香港,那麼候選人須「恪守伊斯蘭主張」這項條件,可能便會換作「愛國愛港」;Council of Guardians,換作「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被排斥和踢走的,則由女性和改革派候選人,換作泛民候選人。但這是你和我想見的嗎﹖

香港的普選特首方案,是否又應該以「伊朗式普選」為楷模呢?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3年3月13日 星期三

馬嶽 - 不要借下一代來過橋

2013年3月13日

【明報專訊】曾俊華提出了相當保守和保守主義的財政預算案後,主打的論述是如果大灑金錢,下一代會「承受苦果」,謹慎理財是對下一代負責的做法云云。

這表面看來好像很合理,符合香港人一直相信的謹慎理財哲學。但我不禁問:那麼,這一代呢?這一代人的問題,你都解決了嗎?司長?

這一代人的問題 都解決了嗎?

如果一個政府長年入不敷支,仍然不事開源節流,年復一年的大灑金錢,或者以大量發債或印鈔票來應付開支,那的確是可能禍延下一代。但是我們的政府坐擁世上罕有的巨額儲備,在低稅率下近幾年都有數百億的財政盈餘,卻坐視這代人的各項社會問題而不解決,然後面對各方責難時,推「下一代」出來作擋箭牌,這是負責任的行為嗎?

這一代的長者的生活問題、壯年人的在職貧窮問題、年輕人的出路問題、學童的各類教育問題,政府有動用足夠資源去嘗試解決嗎?近年很多民間要求的各項社會投資,包括增加公營醫療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投放更多教育資源、解決跨代貧窮等,都需要投入更多財政資源解決。這一代的問題的積壓,正正最影響下一代成長時,香港的競爭力和生活環境。這一代人坐擁巨款而不用,不作長遠社會投資,是對下一代最不負責任的行為。

曾俊華近幾年面對每年數百億盈餘,為了把盈餘花掉,寧願「東找西找」一些零碎的措施把錢花掉,而逃避長遠的政策承擔。這裏減減電費、那邊減減差餉、成立一些基金、注資某個活動,偶爾受了壓力派6000元,不經不覺又把幾年來過千億的盈餘用光了。這樣是最為下一代負責任的做法嗎?如果曾俊華當財政司長直到2017年,我們就可能白白浪費了10多年可為未來作投資的時光和金錢了。將來縱使2030年財政儲備有2萬億,也不見得下一代會有好的生活了。

教育資源夠了嗎?

如果說要為下一代着想,最直接的便應該是用這巨額盈餘投資教育了。我們花在下一代的教育上的資源,夠了嗎?我們的大專教育學額比例停留在18%達10多年了,大量副學士債台高築而無法繼續升讀學位課程,為什麼不資助更多大學學位?教育界要求推行小班教育多年,政府由曾蔭權2007年選特首「走數」走到今天梁振英,為什麼不增加資源推行?各類有學習障礙的學童支援不足,基層兒童往往在課外活動及其他方面容易吃虧,可不可以更全方位的支援?

政府這種隨意找零碎措施將錢花掉的做法,最佳例子莫過於用4億多公帑資助一些「尖子」,到西方「名校」留學,然後回來教兩年書了。這樣「壞腦」的建議,真的不知是誰想出來的。建議背後滿是迷思,信手拈來便有以下各項:

(1)「尖子」比「非尖子」更值得資助;

(2)往名校念書的,比往「非名校」的更值得資助;

(3)在名校念書回來的,就必然是好的老師;

(4)當老師是最有效保證「尖子」學生有效回饋社會的方式……

以上各項假設,均甚有可議之處。最大的質疑,是這政策的目的究竟是資助本港學生升學,還是師資培訓?如果是資助升學,不少真正尖子,是可以拿到獎學金的,並不是最需要資助的學子。如果是資助升學,香港每年都有很多有志為學的青年,希望到外國念博士而為經費躊躇,每人資助約100萬,我相信夠把博士念完了。4億多元可以令大約500個本地大學畢業成績較佳者念成博士歸來。資助前要他們簽約回港後服務幾年,我相信大多會肯,豈不更加合算?

如果說要培訓師資,4億多公帑可以為香港教育做什麼,張銳輝老師已經計算得很清楚了。用來資助20個尖子教兩年書,成本不是太貴了點嗎?而且沒法保證這些人回流時一定有興趣教書,只為「還債」而教兩年書也無法保證質素。

吳克儉說由於未來要發展15年免費教育,所以要及早投放資源。這真是令人笑掉了下巴,良久托不上來。如果目的是培訓教師,為什麼不直接把錢放在幼師培訓呢?教小孩子最重要是耐心、愛和技巧,花大量公帑資助學生讀完牛津哈佛回來教幼稚園,算是什麼教育政策?

放過下一代,好不好?

特區政府的管治,要害在於缺乏長遠理念和視野,不敢作長遠政策承擔,但求每年「睇住盤數」,結果在多年財政充盈下,白白錯失紓緩社會深層矛盾和為社會作長遠投資的良機。拜託,你們沒有承擔和長遠視野,年復一年的因循苟且也還罷了,不要拿下一代來「過橋」了,放過我們的下一代,好不好?

2013年3月7日 星期四

長平 - SARS十年祭

201337   陽光時務   

有一個朋友從廣州到上海,剛進同學家門一會兒,就被居委會組織的巡邏隊發現,不允許他和同學出門。長達兩周時間,三個青年被困在狹小的出租房內,以聊天、讀書和打牌自娛。居委會每天將生活必需品送到門口。彼此默契配合,相安無事。

SARS,沙士,內地叫非典,一種幽靈般的急性呼吸系統病症,讓全世界倉皇無助。當時廣東是病毒發源地,上海就這樣嚴陣以待。這只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景。在這看似輕鬆的景象背後,是人們內心的恐慌、緊張以及由此帶來的荒誕感。

任何一個人,都可能突然被感染,然後立即被隔離,在不能與親人晤面的孤寂和痛苦中,接受不知道什麽樣的治療實驗,隨時可能不治而亡。宣布非典已得到控制的中國衛生部,成爲可耻的說謊者。儘管世界衛生組織的專業姿態讓人信任,但是沒有人告訴你何處是盡頭,似乎人類就會這樣一直持續下去,直至毀滅。

你不得不爲要不要去銀行提現而苦惱,不得不猶豫要不要跟着人潮去搶購傳說中能預防SARS的米醋和板藍根,或者算計到底該囤積多少生活必需品。你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打電話給外出的親人,稍有失聯就浮想聯翩。儘管你感覺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但你還是要說服自己堅守崗位,甚至去面對一些危險的情景。這時候你真切地知道,命運像是一個漂浮在空中隨時可能爆破的氣球。

當時很多人都在想像,假如SARS能够過去,人類必將反省,中國必將重生。經過生死之戰、靈魂之殤和唇齒之誼,我們必將會有一個更加負責任的政府,會有更加珍愛生命、健康和尊嚴的國民,會有更加透明的言論環境,會有更加專業而勇敢的醫生,也會有深切體悟人類命運的作家,寫出遠遠超過卡繆《鼠疫》的文學作品。

在上萬人被感染、上千人喪失生命、無數人留下後遺症之後,依靠專業、勇氣、協作和運氣,SARS真的過去了。但是上述想像並沒有發生,現實甚至往相反的方向狂奔。政府更加肆無忌憚地說謊,更加不擇手段地阻止真相的傳播。抗議者被失蹤,上訪者被送進精神病院,特務間諜遍佈網絡,骯髒的手伸向香港、台灣和西方。繈褓中的嬰兒沒有放心的奶粉,代表委員卻在「兩會」上歌功頌德。醫療改革裹足不前,醫患關係空前惡劣。一個宣稱言論審查如同機場安檢般必需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人類太過健忘,中國人尤其如此。經受SARS洗禮的胡溫新政,很快建構了超級強大的維穩體系。十年之後,人民大會堂裏那些政客和明星,還有多少人記得SARS,還有多少人想到那些逝去的無辜?當年艱難走出恐慌地獄的香港人,還有多少人滿意政府,還有多少人信賴醫療體系?

被中國驚嚇得魂不附體的世界,還有多少人在警惕這個政治掛帥的衛生部,還有多少人正在和北京的權貴攀親戚?

謹以此悲傷的議題,獻給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

2013年3月3日 星期日

本網誌暫停更新……

3月12日起恢復。期間網友可閱讀Just Getting By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人生有幾多個三十年 (朱耀明牧師)

朱牧:我沒有代價的底線
星期日生活    2013年3月3日


【明報專訊】這天,對話在九龍塘咖啡室舉行,戴耀廷仍未到,還在港台任烽煙節目嘉賓,談佔領中環。朱耀明牧師(朱牧)早到了,和筆者一同分享耳機,收聽戴的節目。第三位聽眾打電話上來,是梁美芬,她以高八度腔連珠發炮,罵戴計劃激進,擔心失控會令市民無謂犧牲,更指斥,這樣做如同封死跟中央對話的門。朱牧聽畢,扔下耳機小聲罵:「頂佢唔順!」

朱牧有氣,這道氣谷了三十年。自一九八○年代開始,朱牧已和司徒華等人,為香港民主進程奔走。他有資格說:「我乜都做過」:一九八六年參與民促會高山大會;八七、八八年上京跟內地官員對話;八九民運後成立支聯會負責黃雀行動;二○○二年與學者成立民主發展網絡,為○七○八普選日以繼夜做建議書,怎知一個唔該釋法,心血付諸流水,自言做了「戇居仔」。

這麼多年,戇居仔變成戇居佬,什麼理性溝通務實平台都用盡了。口水乾了,頭髮白了,耐心也耗盡。剩下一條老命和對民主的不甘心。不要少看一個近七旬老人,火燒起來,連相交廿年的戴耀廷也嚇一跳。朱牧說,絕對同意佔領中環計劃,任何崗位他也義不容辭,又揚言,三十年爭民主路上,只剩下公民抗命一途,形容「鍊這一鋪」可能是他人生最後一戰,更矢言:「我沒有代價的底線。」

被梁美芬的口水蹂躪過後,戴耀廷氣喘吁吁趕到,坐下喝了一口咖啡,和老戰友朱牧交換幾個眼神,又重整士氣。戴耀廷透露,當年婚禮由朱牧主持,但兩人不算熟稔。至二○○二年,朱牧成立的民網,聚集了一批對民主政制發展有抱負的學者,兩人再在那裏碰面。雖然有點交情,但朱牧說,第一次聽聞佔領中環計劃,是從報紙上,最初覺得方案「好啱聽」,怎知瞥見作者是戴耀廷,也覺訝異:「阿戴係溫文爾雅嘅學者,無諗過佢咁激,證明他的看法沒有渠道表達。」

人大釋法○七○八無普選 做了「戇居仔」

朱牧形容,回歸前,社區領袖的意見受尊重,發表意見有「門路」。他記得,一九八七、八八年和司徒華等人上北京,是可以走入去港澳辦跟對方商討。回歸前他常收到政府官員打電話來查詢意見,回歸後一個電話也沒收過:「以前即使佢聽完你意見但最後沒有做,你可能谷住度氣但都順啲,同而家完全唔聽好大差別。現在是封閉,親疏有別,只係聽同一班人意見,無異見。」

民網一班學者最傷一次,要數○四年。當年爭取○七○八普選,日以繼夜設計方案,希望既滿足基本法要求,又能合乎普選精神。朱牧記得,當時學者設計的方案,連泛民溫和派也批評「保守」,但學者們為了令民主步伐在狹縫寸進,仍通宵達旦做報告,怎知報告印好,還未派出,就傳來人大釋法,一句唔該,○七○八無普選。事隔十年,朱牧仍然激動,他指當時公開說,民主已被封棺,下一步就是公民抗命。筆者翻查檔案,馬嶽、蔡子強、陳健民等學者舉行黑衣記招,有人含淚自嘲傻瓜、白癡。朱牧說,那次大家都知道做了「戇居仔」。或者梁美芬要溫故知新,當日要不是有粗暴釋法在先,今日書生也不會毅然抗命。因果循環,有迹可尋。

二○○四年一役後,學者們也未揭竿起義,還向官員循循善誘。朱牧透露,民網曾跟曾蔭權、許仕仁和林瑞麟見面,朱牧當面對曾蔭權說,香港人一直不能主宰自己命運,是一種悲情:「我跟他說,回歸時苦情幾大,唔准『三腳櫈』,只有中英兩國家傾掂,主理我們六百萬人未來。而家回歸後政制發展,又無香港人聲音。」但朱牧說,官員對他的陳情,反應不大積極。

朱牧說,自己一向守法,○三年七一遊行,大家提議不如放棄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他固執堅持,覺得未是抗命時機。今次他舉腳支持佔領中環,因為忍得太耐,順民也爆發:「我三十幾歲爭取到而家,我就快七十歲,而家係最後一鋪爭取民主了。談判又談判過,示威又示威過,我乜都做過了。香港再唔係民主進程向前,就係溫水煮蛙,死架啦!」

戴耀廷重申,要求很卑微:「係。我哋只係單一目標,就係真普選,無附帶,唔倒梁,唔要乜嘢。你基本法講咗,你人大決定實牙實齒,我哋只係話你應承咗嘅嘢,去攞番你應承咗嘅嘢啫,係咁多啫!」筆者想起周潤發在《英雄本色》向狄龍咆哮:「我只係想攞番我失去嘅嘢!」今日由書生道來,同樣悲壯。

對於梁美芬擔心「失控」,朱牧多年籌備六四燭光晚會,認為港人高度自律,擔心是多餘。他回憶,八九屠城後百萬人上街,○三七一五十萬人,遊行人士在途中被擠在樽頸位或無故繞道也沒怨言:「香港人本身係馴服嘅一班人,不過就被香港政府淘盡咗我地……」戴接着說:「頂唔順了我哋而家。」朱和議:「係呀,頂唔順!如果我哋係正義嘅聲音,亦係民間社會渴求的,就算警察都唔係我哋嘅敵人。」

朱牧此刻進入傳教mode:「所以話呢,今次運動我哋要心懷愛意去做。」戴點頭:「無苦澀。」朱接下去:「我愛呢個社會,我愛呢度所有嘅人,所以我先爭取民主,為佢付出代價,然後,我參加就去互相守護,心懷愛意就係唔去敵視人。」戴同意,更指,在爭取民主路上沒有敵人:「對北京或者建制派嚟講,佢哋都唔係我哋嘅敵人,即係我哋要說服佢,香港是時候要走下去,普選係有風險,但唔走下去就是死路,我係要說服佢,唔係要消滅佢。」

「香港人唔deserve咁嘅政府,我唔服氣係呢點。」

兩人同聲同氣說,更強調,爭取回來的普選,不是要為任何政黨開路。朱牧以前爭取八八直選,爭取到成果便退下來,從來不會去參選,亦不理會誰勝誰負。「我哋宗教界人士講,邊個政黨贏唔係我考慮。」戴耀廷更估計,如果可以普選特首,建制派比泛民勝出的機會更大,因為香港人實際,會分析立法會議員和特首角色不同,會考慮勝出者和中央能否溝通。

朱牧亦認同,建制派亦要思考,若沒有真普選,政府管治只會愈趨艱難:「有普選,就可以建立公民歸屬感,有一種榮譽感,這個政府我有份選出來,我會支持佢,愛護佢。」朱牧亦忍不住讚香港人,覺得香港人質素高:「香港人唔deserve咁嘅政府,我唔服氣係呢點。」

梁美芬的陰霾還未散。戴耀廷說,關於「失控」或「煽動年輕人激進」等指控,他也有思考,早前跟長毛一席話,覺得佔領中環可以先請「老兵」做前鋒,或許能回應社會人士的擔心。戴解釋,「老兵」是泛指成熟的人,他們不是血氣方剛,經過慎重考慮,計算過代價,相信到時失控機會細。他幻想一個畫面:「一班公公婆婆,六七十歲嘅,走在街上,可能要篤住拐杖攞張櫈仔坐響中環,對成個社會嘅震撼好大。我哋老兵行先,係表達我哋對下一代嘅一種付出。」戴強調,他不是排斥年輕人,只是讓年長的先上,年輕人可以後補。

朱牧也和議嘆道:「我今年六十九歲,我哋呢一代人對爭取民主感受最深,經歷咗三十年,亦係最失望的一群。我們什麼路也走過了,唯一就係呢鋪。再回顧過去整個民主發展過程,假如政府已承諾的二○一七年都無法做到,就已經係一個點。你放過之後,我地呢一代見唔到,其實就無架啦!」戴和議:「呢班人一直爭取咁多年,去到二○一七果點,終極嘅時候如果我地唔踩盡啲……」

「有沒有爭取民主的過程,是斯文不流血的?沒有!你知中國歷史,辛亥革命死咗幾多人?」

此時,話題進入佔領中環要付出的代價上。朱牧突然語出驚人,在座各位都訝異。

戴:其實又不用拋頭顱曬熱血吧。

朱:如果就算都要架啦。

戴:而家「踩盡」少少啫……

朱:有沒有爭取民主的過程,是斯文不流血的?沒有!你知中國歷史,辛亥革命死咗幾多人?(戴:我有少少不同意)……我們現在這樣是自願付代價,不是被迫,但所有國家爭取民主都要付出代價,只是看大還是小。

戴:有個限度。

朱:這個代價我不會「劃死」在這裏,最終不是你想發生,但亦不是你可以避免……當然戴耀廷有代價的限制,我就沒有那個代價的限制,他(戴)最多就是坐牢。

筆者:什麼叫代價的限制?

朱:我保證我是一個守法的人,不會做任何破壞行為……你現在要鎮壓,我們也沒辦法。

戴:但係從理性去想,他們開實彈是沒可能在香港發生。

朱:(提到他心中最痛的六四)但我亦沒想過天安門那時候是這樣。

戴:(出軍隊)這個代價對共產黨來說太大了。我分析係,對北京來說,他(讓步)只是從100% 一定羸的選舉,變成70%會羸,但一出解放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就會完蛋。

朱:我自己就覺得,共產黨幾時都係共產黨(眾笑),即係佢砌你幾時都會砌你,所以我覺得讓所謂嘅代價這兩個字由政府去想像,不是由我們想像。

「如果我能夠擔一嚿磚頭去建築民主,讓我做一塊磚頭,我都會參與。」

朱牧一番豪言壯語,教在場人士語塞,連老朋友戴耀廷也有點愕然。朱牧自小是孤兒,做過街童,瞓過樓梯底,成年後發憤成為牧師。八九後擔起黃雀行動,協助內地民運人士出國,承受巨大壓力,幾近崩潰,曾被勸說離港,更曾想過從此退出政治。二○○八年患穿腸大病,死裏逃生,再經歷戰友司徒華病逝。回頭已是百年身,是一種怎樣的絕望,怎樣的決心,叫一個兩鬢斑白的老人說出「我沒有代價的底線」這句話?

戴耀廷一個月前接受我們訪問,已點名指,朱牧適合當佔領中環領導。戴解釋,運動需要一個超越政黨的領袖,不應是魅力型,更引用聖經,形容朱牧是「使人和睦的人」,能把不同意見的人匯聚,沒有人會質疑他的人格。

筆者當日膽粗粗在文章裏寫下朱牧名字,先斬後奏,不知他老人家會否不高興,屏息靜氣等待發落。怎知朱牧說:「他提我的名字我不介意,因為我都想做一鋪……如果我能夠擔一嚿磚頭去建築民主,讓我做一塊磚頭,我都會參與。」筆者做醜人,逼朱牧埋牆,問他若被大家推舉做代表會否抗拒,朱牧沒明言反對。但兩人強調,希望運動能保持由下而上的組織,更希望領袖班底交由大眾商議。

話題進入實質操作。戴耀廷表示,希望事情能再發酵一段時間,最快四月底召開會議,讓有意參與的群眾可以聚首。兩人說,宗教界、學界和公民社會已有人示意想參加,若其他群組想來談,無任歡迎。到時會商討行動綱領,撰寫誓言書等。同時,兩人認同應該做些「Q&A」宣傳單張作討論基礎。戴認為,可先召一萬名堵路者,待他們簽了誓言書,再回到其社群或社區解釋,「一浸一浸傳落去」,感染其他人。

三年前,司徒華病逝,臨終前,點名請朱牧做治喪委員會召集人,可見兩人交情。筆者大膽問,若華叔今天仍在,他會贊成佔領中環嗎?朱牧深思片刻,慎重道,「會可行。因為在今日民主運動裏已沒出路。」朱牧說,雖然華叔主張談判,但後來發生的事,包括民主黨入中聯辦後被「出賣」的情况,以及第三任特首的劣行,華叔沒機會看到。朱牧透露,早年曾有中間人要求他向華叔傳話,邀請華叔秘密訪京,朱牧指,放話者太不了解華叔,因華叔是不會答應「秘密」會面的。所以,朱牧估計,只要行動和平理性,在陽光之下去做,相信華叔亦會贊同。

「或者上帝畀我仲有生命,可能就係有未做完嘅嘢。」

訪問個半小時,朱牧太太一直陪伴在側。說到激動處,朱牧幻想和戴耀廷一起坐牢,笑說要搞獄中詩歌班;說到願意加入佔領中環,朱牧反被戴耀廷取笑:「問咗太太未先?」我們幾隻眼同時望向朱太,朱太只溫婉微笑,沒說什麼。朱牧曾說,一家人關係已經超越語言。說到底,朱氏伉儷走過的風浪,有比這些更凶險。四年前,朱牧腸穿洞入院,醫生說只有五成機會活下來。所謂走過死蔭的幽谷,才看清什麼值得追求。離開前朱牧半認真地說:「或者上帝畀我仲有生命,可能就係有未做完嘅嘢。」

文 譚蕙芸
協力 楊宇軒
圖 陳淑安
編輯 梁詠璋

朗天 - 誤讀與顛倒——從得獎藝評看香港電影的低俗與主體

星期日生活    2013年3月3日

【明報專訊】藝術發展局藝評獎結果公布,來自內地的賈選凝,憑一篇題為〈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的影評拿了獎金達五萬元的金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媒體廣泛報道和爭議,事件很快升溫到激化中港矛盾的民粹主義程度。

「畀五萬蚊大陸妹踩香港!」這句網絡流傳的標語很能概括箇中非理性。賈選凝接受訪問時回應稱:「如果以我得獎者身分,加上又是大陸人,以這兩點遷怒於我,我無話可說,這是我的一種『原罪』。」明顯聰明地看出這種非理性而予以柔性的反擊。

好一句「遷怒」,她當然是被遷怒的。因為事情鬧出來後,較有理性的評論已針對整個藝評獎徵文的理念、評審團如何組成、有否足夠具藝評公信力的人擔任評審、評審過程具體如何、如何能把不同類別的藝評放在一起評定、官方如何看待藝評及其判別優劣標準,以至藝術發展局所謂推動本地文化藝術的固有機制、如何使用公帑等等。她不是唯一被批評的對象,也早有論者呼籲:「放過賈選凝吧!」她背後千瘡百孔,被詬病多年,甚至曾鬧上法院的藝術資助評審標準和機制,才是更值得投放怒氣的對象。

事件最大的輸家是本地藝評,最大的贏家是《低俗喜劇》和彭浩翔(電影趁此事重新公映!)。賈選凝作為惹火尤物和嫌疑棋子的雙重身分,雖然猶抱琵琶半遮臉地同時扮演獲利者和受害人的角色,但不中計的評論人仍大可取其大者,將目光從她那具選美質素(賈被揭曾參選內地華姐選舉)的臉蛋離開。

然而,對不起,我卻無法把目光從她寫的文章離開。那不關乎她的評論是否寫得好,足資摘獎(因為比賽總有評審品味的主觀元素和參賽者的相對優劣),也不關乎辯駁社會意識批判是否影評的適當進路,而是其得獎文章以至之前在香港媒體發表的香港電影評論,所表現出來的,對香港電影和箇中所謂「港味」的一再誤讀,既典型又嚴重,只是港事太多紛擾,人們無暇細顧,藝評事件恰好提供良機,讓我們進一步審視和了解這種誤讀。

低俗與本土的錯綜關係

認識港片北進情况的人都曉得,「低俗」兩字乃內地官方和傳媒近年在北上港人作品上經常加上的形容詞。王晶,以至劉偉強,都曾被批評以至「勸喻」不要再拍攝散播「低級品味」的電影,部分內地電影觀眾責怪合拍片成風後,部分香港導演只懂「食老本」,粗製濫造。偏偏,這些觀眾只要有機會,都不吝表示他們其實熱愛香港電影,其中更不乏自稱喝港片奶水長大者。《低俗喜劇》的推出,正是因應這怪現象的商業計算之舉。

你說我低俗,粗製濫造,我便粗拍(據說《低俗喜劇》只用八天完成)低俗給你看,而且以此為包裝、招徠。所謂只拍給港人看云云,也是推銷手法,明白彭浩翔的,自然知道他從未放棄內地市場,只是他更懂曲線賺錢,名利雙收;正如《3D肉蒲團》,標榜純港味之餘,貢獻票房的始終是組團南下觀看的內地人。

賈文並非只批評《低俗喜劇》低俗,文章最大的重點,在指電影偷換了概念,視「低俗」作為「本土性」,卻大受香港觀眾歡迎,反映出港產片已「誤入歧途」。

把商業手法誤讀成本土性打造工程,不能只以「過度認真」形容。香港電影的確原本便有它低俗的元素,其實說得真切點,是不怕低俗、不避低俗才對。我認識的一名內地電影學者,不止一次向我「投訴」港片歧視內地女性,因為港片中的內地女性不少是妓女。我說怎麼會呢?你看《香港有個荷里活》的妓女是找周迅來演,《旺角黑夜》的妓女是張栢芝,她們都是當時香港影人和觀眾最喜歡的演員喔。妓女在香港電影中常是正面人物,除了因為「銷魂處便是英雄地」(《一代宗師》對白),也與妓女本是香港人常有的自嘲認同對象有關——凡事向錢看,什麼也可交換……你說這是低俗,但對不起,正如我經常強調,男盜女娼,正好便是香港電影的最大特色之一。

低俗也有真假

不過,《低俗喜劇》裏搞的,不是這種自然的低俗,而是故意強化、誇大,擺出成為賣點的「低俗」,情况有點像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地區反而會各自標榜所謂本土或民族特色,促進一體化的資本流通。《低俗喜劇》中低俗和本土的「結盟」,成功讓觀眾受落,證明主創人懂得玩這種遊戲。

至於本地觀眾這一邊,由於以上的層次問題,他們喜歡《低俗喜劇》大可各有千百種原因,不能全歸結到「壞品味」勝利,以及再推一步,說反映了對「強國」的恐懼,然後推出第三步,眼紅大陸優勢而尋求「自我感覺良好」的「精神勝利」。

賈文這重重誤推並不偶然,因為這正是近十年內地人對「大國崛起」的心理狀態投射。說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歷史機遇造就;「××國能,中國人為何不能?」;他們歧視、針對以至圍堵我們,因為懼怕我們強大,懼怕「睡獅醒轉」……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絕於耳。對於香港電影,以前拍出討人喜歡的「經典」,只是你們幸運,現在你們的優勢喪失了(港人自我矮化加強了這種看法),再拍不出好東西,反而害怕我們,來醜化我們了。

賈文作者可以因為自己的品味不欣賞「低俗」,但分辨不出「低俗」的真假層次,以至看不出或不承認香港電影原有的(不避)低俗成分,如果不作動機考察,大抵有着更深層的文化(差異/誤解)因由,值得我們深思。面對這種明為誤解,實為顛倒(例如把彭浩翔討好大陸人的佈置倒讀為醜化大陸人),有心為香港電影主體性定位的,也不得不直面它們,奮起一辨/辯。

一度嗅不到的港味

香港電影有其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電影特色,表現某種「港味」,以至體現香港精神和「香港性」(Hongkongness) ,其實是不必強調,也一眼看出,毋庸爭辯的事實。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香港電影發展史,本身便充滿取之不竭的例證。全世界的觀眾,要從一堆電影中分辨出哪一部是港片,毫無難度,因為這些後人常用「本土性」標籤的特色,是跟表現出強烈風格的導演調度、演員演出方法、電影敘事方式、慣用對白、固有觀念等扣上緊密的關係——許冠文與他的小動作、成龍與諧趣功夫、周潤發與飛躍雙手開槍、周星馳與「無厘頭」搞笑場面……都是可輕易認出,而且效法者眾,匯成一代風潮的電影文化現象。只是以往這些顯而易見的東西,一直缺乏理論的歸納、提純、整理,沒有一個漂亮的宏觀格度,沒有一個大而化之的名目(而這恰好也是香港特色)、招牌,以致在它們有所轉化和發展時,容易被視為等同消失。

論述上要定義港味或香港特色,以往一直採取枚舉法。枚舉法讓一盤散沙般的文化產品對象,集合到概念大旗下,但當這些對象在現實中再也找不到時,論者便要棄用這個概念,或把它送到歷史的神桌上供奉。「香港電影已死」,正是在這種操作下提出來的說法。

把香港電影比喻作生命體,有誕生、成長、衰落,之後自然是「死亡」。當現實中再直接找不到過往被視為「港味」的電影產品,便說「香港電影已死」,這固然不負責任,也是極其冒險的做法,因為一旦「港味」經轉化重新「出土」,尷尬難免。

不得不指出,藝評獎評審團主要成員,藝術發展局藝評小組主席林沛理,正是年來倡說「香港電影已死」的論者之一。他激賞誤讀香港電影本土性的文章,大概可以理解。

誤讀是詮釋學的共識以至策略,誤讀可以帶來新觀點,刺激討論發展;但詮釋學的誤讀在於開放,而非一棍打死。我誤讀,我存在;我誤讀,你我有未來;而不是,我誤讀,你不存在(或看不見你存在)。

文 朗天
編輯 馮少榮

相關文章:四維出世 - 香港電影.一路向西


Vic:近日圍繞著《低俗喜劇》的熱烈議論,我有一點不滿的是,「低俗」在反賈選凝評論的人士口中筆下,似乎成了必須捍衛的香港「核心價值」,這實在是非常不智之言。「低俗」一詞一般理解為低級庸俗,是明顯的貶義詞;低俗的品味可以尊重,但不值得讚揚,不值得高舉。四維出世去年9月的文章說得好:「《低俗喜劇》的壞,不在於俗,而在於低,低是低層次,低水平,低成就。」該文章對《低俗喜劇》的批評非常嚴厲,而且質素遠勝賈選凝得獎評論,但似乎沒有引起什麼迴響。


張鐵志說,他從賈選凝的評論中看到大陸人面對香港的焦慮,從反賈選凝的言論中看到香港人面對大陸的焦慮。我覺得他說得對。焦慮之下,批評與反批評,大多淪為意氣之爭。朗天今日的文章,是這場爭論中難得清醒的佳作。 

2013年3月2日 星期六

許驥 - 香港品牌雜誌台灣人話事──張鐵志專訪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3月2日

台灣作家張鐵志去年低調來港,成為品牌雜誌《號外》的主編,不久後又做了香港女婿。今年1月起,《號外》正式改版,用學民思潮做封面人物,高呼「YOUNG POWER」,一改過去多年的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第二期,則請多位同志名人手拉手做封面人物,說「Gay & Proud」。有人說「號外回來了」,有人說「沒看過這麼有文化視野的雜誌」,有人甚至說這兩期《號外》「是個奇蹟」。張鐵志說,接下來一整年,《號外》都要挖掘香港正在興起的新生文化力量。

來香港後,張鐵志的體重有些增加。問他是不是因為婚後發福?他似乎不好意思承認,推說是因為坐辦公室的緣故。這話興許不假。



被拒絕入境的作家

過去多年,張鐵志頻繁往返於中港台各地,一直處於奔波狀態,直到最近半年才安定下來。

1972年出生的張鐵志,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23歲成為專欄作家,多年來筆耕不輟。他在大陸頗有名氣,因為他的幾本樂評著作:《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等,都很暢銷。但和很多港台作家在大陸的遭遇一樣,他們不被允許出版關於時事、政治的著作,乃至於大陸讀者對他們只能有片面的印象。直到最近,張鐵志才能出版他政治專業方面的著作《時代正在改變:民主、市場與想像的權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也算是為自己正名。

但就在這本書快要出版的前夕,張鐵志突然被大陸政府拒絕入境。當時他還供職於《陽光時務週刊》,之後台胞證也不得續簽。張鐵志說,他自己都不清楚具體原因是什麼。他在大陸書可以照出,專欄可以照寫,微博也沒有被刪號,但就是人不能進去。不能去大陸,為了了解國情,只能積極上微博。他說,好在人在香港,每周都有來自兩岸的朋友,仍舊可以做面對面的交流。這也是他當初選擇來香港的原因之一,因為或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可以像香港這樣把兩岸三地如此緊密地連接起來了。

兩岸三地視野的形成

雖然在媒體行業混了十幾年,但是張鐵志卻不定義自己是媒體人,而比較認同自己是獨立作家。他在台灣時,供職過《新新聞》和《旺報》。在《旺報》做文化副刊主任期間,策劃了很多中國專題,每周十幾頁的專題,把導演賈樟柯、藝術家艾未未等人引介給台灣讀者,當時台灣還沒多少人知道誰是艾未未。直到這次來了《號外》,張鐵志說他的自我認同才有了轉變,因為是掌管一本雜誌,全身心投入編輯工作,寫作時間大減。

《號外》之於張鐵志,是個情意結。過去,他常常會叫朋友帶《號外》去台灣。張鐵志說:「《號外》是吸引我來香港定居的最主要原因。」而他,也會把他關注兩岸三地的視野,帶到《號外》來。這種視野來自他長年在中港台的走動。而這種走動,則開始於一本書的因緣際會。

2008年5月,張鐵志第一次在內地出書。在此之前,大陸是遙遠而陌生的。之後去大陸參加活動,漸漸於大陸音樂界、學術界交流,也收到大陸媒體邀約開專欄。在交流的過程中,才發現台灣對中國的認識是不足的。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報道,不是偏藍就是偏綠,不是一片光明就是一片黑暗。而真實的大陸,當然沒有那麼簡單。相應的,他也感覺到大陸對台灣的認識非常有限。張鐵志本來是無心的往來兩岸,後來覺得自己可以做中台之間的橋梁。他介紹一些大陸的作者在台灣媒體寫專欄,也幫大陸媒體的一些專題策劃,包括早前被停辦的《看歷史》雜誌,原因就是做了一期台灣專題,張鐵志是他們的顧問之一。

連接大陸的異質聲音

來《號外》做主編,因為《號外》可以提供一個連接兩岸三地的平台。張鐵志覺得,香港現在充滿本土主義氣氛,今天香港要對抗的是來自北京的一元價值,不要「中國模式」強加在香港身上,香港今天要的是多元開放,不要被大陸同化。但是,他說,香港不可能單打獨鬥去對抗來自北京的「中國模式」。所以,就要連接大陸內部的異質聲音,跟主旋律不合的價值。這種價值,就像是最近兩期的《號外》,關注90後悄然興起,同志文化方興未艾等等。

當今年第一期《號外》的封面被放到facebook上時,一兩個小時就被分享了六七百次。張鐵志說,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况。來香港後,很多朋友都跟張鐵志說年輕的時候是看《號外》長大的,這本雜誌對他們影響至深。但《號外》如今不像1980年代那麼有影響力了,張鐵志想重新找回《號外》新銳、先鋒、探索的感覺,扮演比較先鋒的角色,對城市文化的探索。

站在台灣人的角度看,張鐵志覺得香港人近年非常焦慮,中港矛盾、梁振英等問題困擾着香港市民,翻開報紙,每天都告訴我們哪家小店要倒閉,舊的東西、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斷在消失。那麼,新的東西在哪裏呢?張鐵志一方面感到香港人的焦慮,一方面又感到香港人對新生事物的興奮。所以,他就想挖掘這些新生事物。比如,主流音樂愈來愈無聊了,可是去年很多新的音樂節出現。所以今年第3期《號外》就會推出香港獨立音樂的專題。接下來,還會做香港創意城市的專題、回歸自然回歸農業的專題等等。

這是從挖掘新生事物的角度出發,最近一期《號外》的封面人物,選擇了學民思潮。因為是今年第一期雜誌,也有盤點過往一年的意味。2012年,學民思潮是當之無愧的風雲人物。同時張鐵志相信,正處於巨大變動中的香港,很多東西在死亡在消失,而學民思潮這群90後,則象徵新的力量正在出現。

《號外》新角度

第二期同志專題,做了足足50多頁的篇幅,以香港為主,但也有兩三篇來自台灣和大陸的文章。去年,香港和台灣的同志遊行,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而在香港,從演藝圈到政界,都有重量級人物出櫃。但張鐵志覺得,香港的媒體雖然有關於黃耀明、何韻詩的報道,卻沒有做比較整體性的專題。《號外》填補了這個空缺,他相信是香港媒體近年來最完整的同志議題報道。

這兩期雜誌在網絡上都有很大反響,但是作為主編的張鐵志會不會擔心,雖然facebook上的「讚」不少,但實際銷量並不一定好呢?張鐵志說:「有分量的雜誌會比不痛不癢的雜誌更好賣。」他說這兩期雜誌,都賣得不錯。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張鐵志也花了不少心思,包括邀請何韻詩在第二期寫了一篇專文,講述自己的心聲。而在封面上,也是有意選擇明星來做,還讓眾人手牽手以示團結,並盡量做得精美,使雜誌有額外的收藏價值。

如何看待香港媒體

算上《陽光時務週刊》,《號外》是張鐵志第二份合作的香港媒體。他說,大約三四年前他曾經在台灣寫過一篇文章,描述他對香港媒體的看法。在那篇文章中,他對香港媒體有正面評價,他說因為在他看來台灣媒體實在太爛了。張鐵志說,台灣人常會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他在香港看到媒體對文化的報道不比台灣少,甚至更好。香港雜誌蠻好看的,但確實沒有以文化議題為主的雜誌,大多是生活類的。另外,他說香港沒有「新聞周刊」,缺少對時政比較認真、嚴肅報道的雜誌,這也是《號外》想要填補的空間。

另外的一個消息是,《陽光時務週刊》的執行主編張潔平離職後,也會加盟《號外》。來自台灣的主編張鐵志,來自大陸的張潔平,和一群香港同事共同打造一份香港雜誌。這個編輯部,彷彿就是個兩岸三地的融合體。

文.許驥  圖.尹錦恩  編輯袁兆昌

鞠白玉 - 閻連科:我們被文學所累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2日

約一個作家的訪問自然是要談文學。但是作家直言相告他的狀態:他對文學的作用產生懷疑,甚至他自己已有半年失去了寫作狀態。他並不用創作瓶頸來形容,因為對於一個一生都在寫小說的人來說,素材和技巧已了然於胸。他只是人過中年開始尋找意義。

我得感謝閻連科的坦誠,這樣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作家對自己的焦慮和虛無感毫不掩飾。我想閱讀小說的最好方式是看這個作家的全部系列,那麼在閱讀的同時,也閱讀了這位小說家。他是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在世俗給人的焦慮裏,作家從不能倖免,甚至比普通人更脆弱。

文:鞠白玉 攝影:王天遲




只當陪人散步

這一年的年初,閻連科的名字出現在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最終決選名單中。之前莫言獲諾貝爾獎,已經讓中國人明白華語寫作在國際文壇上並非無足輕重,所以若閻連科獲獎也不應意外。

但他並不抱指望,或者說並不迫切:「我們只當是陪人去散步的。」

六年前我們的採訪在他的家裏,因為太太回老家照顧母親,他要在家陪伴兩條狗,那時他的頭髮還只是摻雜些許白髮,現在已經滿頭銀髮了。五十四歲的閻連科憨厚地笑着,他在朋友圈裏有着好名聲,盡管大陸文壇對他的作品始終持有爭議,他不在乎這些,他只在乎他的生活。

從兩年前開始的拆遷風波,令他失去愜意的田園生活,即便他是再有名望的作家也難敵強權,他為守着那片土地和政府僵持很久,還是沒能保留。幾十年裏他寫了諸種荒誕,那些荒誕在他面前復演。最後他悲憤地在微博上發表一篇長文以示和田園作別。他當年想逃離土地,但土地之於他,其實也從未能真的擁有。

最初為了名利

閻連科與莫言有着極為相似的背景:農村出身,物質匱乏的童年和精神困頓的少年生活,為跳出農門才去參軍,為免於轉業回農村而選擇文學──只有這一條路能使他們擺脫農民的命運。

這一點他從不諱言。「文學被利用了。」他認為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悲哀。「我們最初真的是為了名利。」

當年女作家張抗抗通過一篇《風水嶺》能從東北農場調到哈爾濱,從無望的知青一夜之間成了文人。他還在讀高中,看了這條消息,意識到他能靠寫作找出一條進城的路。他的處女作是三十萬字的長篇《山鄉水火》,寫階級鬥爭。

母親把那部小說的手稿當成火引子,燒火做飯了。

寫畢了痛哭一場

而後的生涯就是一個職業小說家的通常線索,寫,不停地寫。無論是部隊文學,為黨寫的,為體制寫的,後來是為自己,為和自己一樣的人,為鄉民,為人群。他也說得直白:必須出名。

在部隊裏呆了26年,他經歷過身體極為糟糕的時刻,寫的小說因「意識形態」錯誤,受部隊打壓,他得立功贖罪為部隊寫長篇劇。很多年裏他的頸椎腰椎幾近癱瘓,要躺在殘疾人專用的榻上仰面朝天寫,住房小,沒有寫作間,為了他創作不受打擾,妻子常常要在外面蹓躂到很晚才敢回家。不知是身體的疼痛還是精神的壓抑,他常就痛哭了。寫畢了更要哭一場,自己步行到荒郊野外,看着蒼茫夜色流眼淚。

以往的日子那麼艱難他也挺過來了,承認了一個中國小說家的宿命。他也未在強權下屈服,逐漸找到寫作者的自由,他是他自己作品裏的獨裁者。

鄉下尋常生活

他似乎應該為今天的一切感到幸運,不是嗎。否則他預測的最好結局是:建築工地上的包工頭兒。可他借筆耕馳騁着,忽地就頹然了。

現在他對我說:「如果能從頭再來,我不會選擇寫作。」

「從去年八月到現在,我每天都在混過去。寫好的東西不想改,寫了一半的東西不想回頭看。我也不知道原因是甚麼。突然寫作失去了一切意義。」一個筆端叛逆且憤怒的作家,在人過中年後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令人感到意外。

「這樣說很令人失望吧?但這是實情。」他笑着。他真是河南人的典型樣子,臉龐寬闊,闊鼻大嘴,眼神很深沉,像一個永遠恥於說謊的人。

「悲劇還在於我五十四歲了,沒有機會能做別的事情了。人當然無法後悔甚麼,只能獲得某種經驗,我的經驗告訴我:有錢有名都沒意義。我看着現在的年輕人,那麼愉快、陽光,有意無意地去領略生活的真諦,而不用去拼了力氣。 」

半生都在寫作的小說家對自己的寫作生涯生出悔意。這些年裏他常回鄉下,去過那最為尋常的生活,陪伴他的老母親,看他姐姐、姐夫們從事最為普通的營生,他都覺得那是一種扎實。「作家未必比包工頭愉快。」

他曾買下北京南郊的土地,給自己建了一個菜園子和寫作間。他買農具、種莊稼、觀察鳥蟲。一個不想伺弄土地的人最後渴望擁有一塊土地可以耕種。現在土地變成了一條公路,他四處尋來的農具也束之高閣。

沒有青春快樂

我想他是累壞了,在常年的寫作中,他去探究世界的荒涼世事的荒誕和人心的善惡,到最後總會喚起虛無。只有土地是真實的。

「所以我常感到悲觀。寫完《四書》後我寫了《發現小說》,想把小說這事梳理明白。結果寫完了就壞事了。我很懷疑寫作是否我生命的部份?或者別的作家這樣說話時我還信嗎?當一個人不再和年輕時一樣為名利或其他目的而寫作時,還有甚麼力量支撐?」

他認為創作動力和年輕的體力精力是相關的,也只有那時才有飽滿的激情,「可是『老』早晚要到來,誰也不知道一個人的創作生命能否延續。我們從前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俄國名作家),現在的孩子還知道他是誰嗎?但這沒錯,我從不抱怨孩子們不讀書。現在你明白生命只是這麼一個過程,為甚麼非要有文學?如果他能過得快樂,他靠其他任何方式能獲得愉悅,為甚麼不呢。我們這代人將文學看得重要,但沒理由這樣要求別人。我不覺得只有文學才能保證生命質量。」在他的堅持下,他的兒子在英國讀法律,而不是文學。

「我羨慕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只把讀書當成愛好,他們有知識就夠了。」在部隊時他因作品受處分寫檢查,調到作家協會時又因被禁作品惹風波,退出作協後進了人民大學,他感激這所學校給他的寬鬆待遇,可是多年來的文壇傾軋和作品屢禁,令他對人性深深失望。

「所以我更愛和年輕人相處。年輕人們有開闊的心胸且慷慨。相比之下我們沒有青春快樂可言,從你出生第一天起就是成人化的。可是不成熟才應該是正常的啊,三十歲以前的人就應該充滿孩子氣。」

閻連科:
作家,1958年生於河南,1978年入伍,畢業於河南大學,解放軍藝術學院。主要作品:《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曾先後獲得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等國內外文學獎項二十餘次。2004年退出軍界。2012年曾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2013年,入圍第五屆布克國際文學獎終選名單。

我仍是農民的兒子

「如果不是別人催我我絕不動筆。」閻連科有數個絕好的長篇素材,就是沒有動力開工。

或許他需要個長假旅行,或像俄國作家納博科夫一樣的生活方式?他苦笑道:「納博科夫一直是租房,他一生甚至不買一個家。而一個傳統的中國男人,尤其是我們這一代,被名利事業婚姻家庭所累,我們甚至被文學所累。」

他從三月開始會有一個從美國到歐洲的旅行,他希望回來能將餘下的半部寫完。

「真悲觀,這就像一個人的旅行終點是要走進一個酒店。我為甚麼要從北京的酒店走到美國的一個酒店呢?這和人生意義是一樣的。」

從土地走出來的人,言必談及土地。莫言在任何場合談起他的家鄉都是一往情深,閻連科同樣是愛恨交織。當年他以文學為手段,想要逃離和背叛,「可最後全部的努力都是枉然,你用盡一生,發現甚麼也無法擺脫。你仍是農民的兒子,仍然熱愛那裏,仍然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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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中港矛盾在文化層面燃起戰火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3月2日

本周二舉行的全港大專聯校舞蹈邀請賽。20多名理工大學學生,在十分鐘內盡情飆舞。他們重演了去年的反國教集會,佈置了「鐵屋吶喊 撤回課程」橫額。清唱《海闊天空》。舞蹈中有舞者被欺負,他最終重新站立,與同伴繼續奮鬥。最後,現場投影出Voice Out For Our Freedom字樣,意味深長。這舞蹈最後亦贏得冠軍。舞蹈片斷這兩天在網上瘋傳。筆者看了,也感鼻酸。讀友可從以下連結觀看。




昨天,《低俗喜劇》導演彭浩翔在facebook宣佈:「為感激公眾對《低俗喜劇》的支持與熱愛。現決定將低片在港重新上映。現於3月2、3號本周六日在九龍灣淘大影藝戲院上映兩場(3/2 21:50,3/3 16:00)。所有門票收益,將不扣除成本全額撥捐精神健康基金會。我和杜汶澤亦將出席與入場朋友交流吹水。」為甚麼捐給精神健康基金會?因為藝評獎獲金獎的文章,說香港人污名化大陸人是因為見不得昔日窮親戚變了金主的「精神勝利法」。

這兩件事,反映香港本土意識在文化上對大陸侵襲的回應。

中港矛盾已從政治層面擴展到經濟層面、社會生活層面以至文化層面了。許多人批評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對香港的種種問題都應對無方,只是重複一些派糖舊辦法。解決香港的樓價飆升、貧富懸殊、自由行侵害這些近年的主要矛盾,顯然不是財政司司長可以做到的。他能做的只能是堅持香港自由經濟的和強調公平公義的核心價值,不追隨行騙長官加大中港融合、盲目擴大福利爭取民粹的路線。

中文大學財務學講座教授郎咸平數日前在網上發文,引述世界奢侈品協會的報告說,2013春節期間一個月,海外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為162億美元,其中中國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費累計達85億美元,相比去年增長了18%。51%的花費在歐洲,約43.35億美元,佔了歐洲奢侈品市場同期銷售總量的65%。

中國由於進口關稅加其他稅項,奢侈品在內地與在境外的差價,貴一倍都不止。中國成為世界奢侈品最大的消費國,原因是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其中相當部份是貪腐所得。這些富豪極少在大陸再投資,也就是說,他們的錢沒有去繼續創造財富,而是用來買奢侈品和炫富。

近年來,這些中國大小富豪湧來香港消費,除了買奢侈品改變了香港的市區面貌之外,也炒高樓價至香港一般市民無法承擔的水平,更搶購奶粉日用品。對香港人生活造成的侵害也毋須多說了。

中港融合,香港人受夠了。蝗蟲論的出現,從反高鐵一直延續下來的反國教、反水貨。文化上,電影業從盯着大陸的合拍市場,到近年強調香港本土意識和核心價值的《桃姐》、《奪命金》、《寒戰》等出現並旺場,然後《低俗喜劇》來了。戲中鄭中基飾演的廣西黑幫大佬以「暴龍」為名,象徵「龍」的中國,他的無知、橫蠻以及對過時的《官人我要》的迷戀,正如添馬男所說:「代表咗大家對共產黨的感覺」。

《文匯報》記者賈選凝對《低俗喜劇》的抨擊,並非偶然。她文章的結尾說:「香港也好,香港電影也好,都需要以智慧去探索積極、進取的生存空間,重塑符合當今語境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雖然文辭扭捏不通兼晦澀難明,但含意大概就是要香港「重塑」與大陸接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了。

行騙長官周前說,香港的高度自治不等於要劃地為牢、坐困維港。我們的回答是:香港從來不是劃地為牢,但正如世界上其他開放城市一樣,我們必須自主和自保,以及維護我們符合普世價值和行之有效的生活形態。曾俊華在新財政預算案最後說,香港人「不會輕易向命運低頭」。不管他這句話的含意是甚麼,這時候說出來非常「啱聽」。反國教之役,有文化上的理大學生的舞蹈跟進;面對結合藝發局之力的抨擊,廣大網民和彭浩翔作出回應,那些給賈文以金獎的評審和作者本人卻像縮頭烏龜躲起來。中港矛盾已在文化層面燃起戰火。香港人不可缺席呀。

黃明樂 - 無私與否,重要嗎?

明報   201331

很多人都說,反國教之成功,全賴一群無私的學子和家長走出來,發揮帶頭作用,感動了香港人。

「你試吓由政黨發起吖嗱,有無咁多人響應?」——是大部分人的論調。繼而推論,「佔領中環」若要成功,也必須有「無私」的帶頭者。

坦白說,我不認同這個想法,卻又不得不同意,這是一個現實。

如果某些行業,注定被標籤,政治這一行,必然是重災區。

某人對醫理有興趣,他學醫、行醫,賺取可觀收入,別人通常誇獎他一表人才。

但是,喜歡政治的人出來從政,抱負未必有人欣賞,卻往往惹來「利用民意上位」、「政客個個有私心」等指控。

究竟甚麼叫私心?如果是指利益回報,試問哪個行業是完全不求回報的呢?

而回報,又該如何界定呢?嚴格來說,推翻國教,免受洗腦,都是「回報」。去到極端,我們一樣可以說,家長為了「自己」的孩子,才走出來,也是「自私」,而非無私。

當然,我不認為反國教的參與者自私,因為猜忖任何人自私與否,於群眾運動來說,根本沒有意義。

有人行醫,為了利益。有人行醫,為了懸壺濟世。重要的,不是背後的動機。而是,他能不能把人醫好。

有人從政,為自己。有人從政,為社會。重點是,他爭取的,是不是你認同的制度,例如普選。

老老實實,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人,已經不多。不問情由把這些人抹黑,對推動社會改變,有幫助嗎?

香港人常常強調對事不對人,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對人不對事的。只要是政治人物提議的,一律覺得居心叵測。然而,無私與否,重要嗎?

行動,比動機重要。何必揣測背後的「為甚麼」,反正咱們永遠不會知道真正答案。(佔領中環.三)

Vic:「利用民意上位」、「政客個個有私心」這種指控,頗能彰顯香港很大一部分人的政治無知。香港人心目中的專業,似乎不包括政治這一行。政治無知衍生政治潔癖,令許多香港人以為從政者都必須是毫無私心的政治家(想當名垂青史的政治家,算不算有私心?),有私心的從政者便是骯髒齷齪的政客以至「政棍」。政治潔癖衍生政治冷感:因為覺得從政者莫不是卑鄙小人,所以認定政治好污糟,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我唔識政治」、「我對政治無興趣」,然後批評熱心公共事務者都居心叵測或冷酷無情(例如在梁振英僭建醜聞期間,追擊梁振英者便曾受到這種批評)。

去年agnès b. café的簡體字餐牌事件,以下這段文字,值得重溫:

不少人批評,范國威是區議員,今次抗議簡體字,是政黨「抽油水」行為:「傻嘅!這種講法的邏輯是,我們政治人做什麼都有政治動機,做所有嘢都是抽水,為選票。我不會掛心這種批評。」對於會否得失部分選民,他這樣回應:「我哋做政治人當然有我們政治判斷或者政治計算,但我們的底線是,第一,我覺得我們的行為是理性和有思考過;第二,我們做政治判斷有時啱有時錯。這一刻,我覺得我做得啱。」

馬傑偉 - 麻木不仁

明報   201331

這幾天,完全脫離了新聞、電郵、facebook,身心起了變化,人安靜了,peace of mind,擺脫香港的煩躁,感受到自由。

回到現實來,太太報告,奧斯卡李安得獎了,台灣的朋友很瘋狂。女兒深宵下班回家,一見面,就激動的說,喂,你知唔知部《低俗喜劇》,畀人鬧,係個北京女仔,話我哋心理唔平衡喎,醜化大陸人;彭浩翔仲「還拖」啊,live呀!好刺激……然後,熱氣球爆炸,港客魂斷埃及。跟住又係財政預算案,聽講勁高薪嘅曾財爺話自己係中產喎……

我還是陶醉在自己平靜安樂的心境,不想打開電郵、不想看新聞;下班駕車回家,不想打開收音機聽《自由風》。這種心理狀態,這半年經常出現。連我自己也奇怪。在香港,心情平靜很難。坊間流言,一句半句廢話,就觸動情緒。曾俊華一句我都係中產,馬上有人嘩一聲﹕「咁我係赤貧!」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馬料水小碼頭泊好車,在海邊看看風景。就想起Georg Simmel的講法——城市人「麻木不仁」,不是無良心,而是刺激太多,四方八面的市聲,五光十色的光影,身邊都是陌生人;為保住內心自我,為免精神超載,唯有出現一種名為blasé attitude的狀態,把刺激刪掉,集中做自己的事過自己的生活。

今天facebook千奇百怪,每分每秒有新「甫屎」。尤其今日香港,負能量爆燈,讓自己長期投入吵罵的情緒,總有一日burn out

當然,不看電郵不看facebook對我來說已是不可能。工作需要,也要keep in touch。但選擇性的「麻木不仁」,有一天半天optout,在煙花怒放的漫天資訊,稍為抽身而出,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安心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