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出世 - 不能獨善其身的花生戲——致全港的文化、藝術工作者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1月8日

【明報專訊】親愛的文化、藝術工作者：

猶記得今年四月，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香港藝術發展獎」，爆出的總評審團凌駕專業評審小組的事件。

當日事件披露以後，文章得到大家從未有過的轉發和關注，無言感激。

時光荏苒，轉眼半年，新一屆香港藝術發展獎的提名階段，在剛過去的十月三十日結束，不少在去年默默耕耘的文化及藝術工作者，想必已經接受了朋友及行家的提名。

如果大家翻查一下藝發局的網頁（www.hkadc.org.hk/?p=553&lang=tc），會發現總評審團的條款，有以下的修訂：

■總評審團——

由藝發局現屆正副主席（2位）、上屆正副主席（2位）、現屆大會委員（3位）組成，負責﹕

‧審視獎項的整體性及所有細節；

‧討論評審小組建議的得獎名單，作出決定；及

‧總評審團的決議為最後決定

■評選流程——

‧由藝發局大會及藝術顧問負責提名及推選「終身成就獎」及「傑出藝術貢獻獎」

‧由評審小組負責評選五個公開接受提名之獎項，當中「藝術家年獎」及「藝術新秀獎」由所屬藝術界別的評審小組評選

‧以上所有建議得獎名單交由總評審團審議及作最後的決定

‧所有獎項的評選過程均保密進行，藝發局保留不頒發獎項的權利

換句說話，總評審團有權凌駕、推翻專業評審小組及藝術顧問的決定，另立得獎名單。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規條上訂明的總評審團最後「通過」所有評選結果的字眼和評審流程表（如上述），一併下架，不復再現。

若然上一次是大家對所謂總評審團只能「通過」，抑或有權力「推翻」、「凌駕」、甚至另作「決定」，各有不同的理解而產生所謂「誤會」的話，今次是毫不含糊、開宗明義地宣告，總評審團可以有權力決定一切獎項。以前是先君子，後小人，現在是先小人，其後君不君子也不重要了。

這一個修訂，說明無論專業評審，經過多麼的討論，理據多麼的充分，決定多麼的一致，總評審團都可以不需與專業評審小組對話、毋須面對傳媒及納稅人質詢的情况下，把決定粗暴地恣意改動。上一次的經驗，已經說明了事情可以糟糕到什麼地步。

正副主席憑什麼有絕對權力？

上一次的是隱形條款，都可以強解濫用，現在是白字黑字的修訂，今日的政府，有權必用，更不在話下。一個行外人壓到行內人的獎項，到底還有多少的認受性？

更重要的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是運用公帑成立的機構，而正副主席卻不是業界普選出來的，他們為什麼可以有絕對的權力，可以隨意凌駕一切，來決定用納稅人的金錢來營運的獎項，而不需要面對全港的市民？

同是由藝發局主辦的「鮮浪潮國際短片展」，網頁上甚至連評審機制及流程，也付諸闕如，用公帑營運的項目，真的不需要面對大眾？

若查閱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比賽規則第八條：各組別之作品由該組之評審團評選，評選結果及名次皆由評審團決定。人家哪有總評審團設置之理，不是一直良好運作二十年？

事到如此，大家應該明白，這並不單單是本人，抑或幾位評審，跟林導演的事，而是關乎到全港文化、藝術界福祉的嚴正議題。

不久之前，大家還可以剝花生、看好戲，看看公義的最後把關人，能否把龍門守住，半年過去，大家卻一起變作持份者，登時會面對不少切身的問題。

1. 要不要作專業評審或藝術顧問小組成員？

沒有人會喜歡眠乾睡濕的看候選人的作品，努力的填寫報告，長時間的開會討論，嚴肅的表決通過而得來的決定，會被總評審團粗暴的凌駕。

又或說，現在年度藝術家獎及藝術新秀獎，有九個界別，分別是「藝術評論」、「舞蹈」、「戲劇」、「電影」、「文學藝術」、「媒體藝術」、「音樂」、「視覺藝術」及「戲曲」，除「電影」這個被認為是「流行文化」的界別外，其餘的八個界別，會被干預的機會，可說微乎其微。可是，總評審團若有其他界別的委員，又是否可以恣意推翻專案評審五人小組的決定？再者，這個到底是機率的問題，還是原則的問題？九個界別之中，光只有電影界受圍剿，其他的八個界別，是否真的可以事不關己，獨善其身？

2. 要不要接受為獎項的候選人？

不專業的遊戲，沒有公信力的規則，參與就等於認同這個沒有認受性的比賽，成為虐殺香港藝術界的幫兇。我已知有文化界的朋友，因上一次的事件，而拒絕了業界的提名。

3. 要不要提名朋友為獎項的候選人？

候選人可以被總評審團「無端」祝福而蒙上陰影，也可以因為曾各種無法想像的原因，獎項被褫奪，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就是一例。參與不專業的比賽，對藝術界的傷害更大。

4. 如果藝發局突然通知得獎，要不要獎金，要不要獎座，要不要出席頒獎典禮？

倫理課的難題，最佳的道德考驗。一個嚴肅而認真的藝術工作者，理應有足夠的道德勇氣，去拒絕暴政的加冕。幸好我們已有前輩文人，樹立了最佳的典範，真的要向李碧華小姐致敬。

5. 要不要為藝發局作提名委員會成員？

總評審團可以凌駕專業評審小組的決定，也可以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名單外，另立得獎人，那麼，提名委員會的專業地位何在？

不讓行外人凌駕行內人

特別要強調的，不讓行外人凌駕行內人，是要避免行外人有過大的權力，去作出私相授受勾當。今天前特區的二把手身陷囹圄，前特首面對廉署的檢控，水清沙幼的日子，似乎已經離我們愈來愈遠。

本人謹此向大家呼籲，一起拒絕參與香港藝術發展獎，不要為虎作倀，直至藝發局從善如流，把總評審團的機制取締。

魔鬼的代言人會說，文藝界不參與，藝發局仍然可以找建制的乜根物根，選出私煙穎妍四條煙來。如果真的是這樣，獎項的認受性有幾多，大家心知肚明了。最起碼，在這個立場上，文藝界是一致的。沒有趁這一趟渾水，你和我都是清白之軀。

聯成一線，團結才可以發揮力量，改變不合理、不廉正的現狀。

頓首。

文：四維出世

舒罕 - 對中文的鄉愁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1月8日

馬悅然先生的中文隨筆集《另一種鄉愁》最近出了增訂版，添入了三篇新作，還附送了一冊老爺子寫着玩兒，也真玩出詩境的《俳句一百首》。馬先生在中國的知名度往往來自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終身評委，也是唯一在中國居住經年，懂中文愛中文的評委，於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然而當讀完這一卷書後，當會知道他一定不會在意這些身外事，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虛構的白日夢：他寫好名單交給仙女，邀請十一位朋友在香山碧雲寺賞月：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剛好坐一張桌子），除了林公與我還有莊子、白居易、蘇東坡、屠赤水、袁中郎、李卓吾、張潮、李笠翁、袁子才和金聖歎。大家高高興興地舉杯賞月的時候，金聖歎朗誦他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則》，美食家袁子才臨時作了一首七言絕句稱讚碧雲寺的羅漢齋。客人們飯後吃月餅的時候，林語堂和我把煙斗拿出來，一邊抽着，一邊默默地賞月。」年輕時候和中國古典文化的邂逅，自然薰染出馬悅然的品格性情：從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開始，再在高本漢指導下直接讀的《左傳》和《莊子》。

也許是旁觀者清的緣故，不少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古典文化的書相當好看且耐讀。尤其喜歡三位北歐學人的文字，按年代來看，一是民國年間荷蘭人高羅佩，撇開他的房中術研究不說，單是他「不務正業」的《琴道》，《長臂猿考》，《大唐狄公案》都是得浸淫多少年才能遣玩出的極有意思的佳作；二是瑞典的女學者林西莉，她五十年代克服種種阻礙來中國學習，在國人日益高漲的革命激情不斷囈語之際，她卻靜靜地習古文，撫古琴，若干年後，她的《漢字王國》和《古琴》，真是美得驚人的著述，尤其這《古琴》，開頭幾章敍述來華經歷，初識古琴等際遇，既精準如攝影機一般再現彼時風氣，更以冷淡素雅之心懷寫自己的追尋。

第三便是馬悅然的這本小冊子，它不像前面幾本書都是學術著作，只是報紙上的專欄文章，篇幅不長，卻尺寸千里，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寫人記事純用白描，三言兩語即現其神韻，全然不似是運用外語寫作，尤其好玩兒的是時時加入蜀中方言，別有活潑潑地生氣與幽默感，跳宕靈動，像極了蜀山靈猴。

對一般讀者而言，全書第二部分談語言的內容可以拋開不讀，其他篇章則各見其妙了。第一輯「一九四九中國行」主要寫他奉師命入川調查方言的經歷，記載他在峨眉山腳報國寺裏的幸福生活，老和尚的世故，深刻，小和尚的天真，活潑，山居生活的寧靜，悠遠，儘管都是短篇，讀來卻有汪曾祺《受戒》裏那樣的明朗，圓滿。第三輯「美的生活，生活的美」是全書用情最深的地方，主要篇幅寫深愛的妻子寧祖，馬悅然下筆重在點染，不事彩繪，輕輕入手留出空白，反而更見情的深摯純粹。第四輯「中國人與他們的詩意」是最美好而又最令人沮喪的，美好是因為提到的詩人作家都用自己的文字營造了美輪美奐的中文殿堂，沮喪的則是這一殿堂也許越來越衰敗，花草埋幽徑，衣冠成古丘。

長平觀察：「大外宣」是洗腦工程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11月6日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司法部和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對加州一家廣播公司展開調查，這家公司60%的產權實際上由中國官方媒體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的子公司擁有，它在美國各大城市廣播過濾和歪曲事實的親中國政府新聞節目。

專責監管海外媒體的美國官員對此並不知情，直到路透社查詢意識到這家名為WCRW的電臺涉嫌違反廣播條例。WCRW原本是一家瀕臨倒閉的地方小電臺，得到中方注資之後迅速發展壯大，在美國隱蔽地向十多個城市雙語廣播，包括華盛頓、費城、波士頓、三藩市，並正在各地擴張。據路透社披露，這家電臺播出的很多節目內容都已被中國政府控制。

路透社還披露，在包括美國在內的14個國家裏，至少有33個廣播電臺，都與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有著隱蔽的合作關係。這些電臺向所在地區播放由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或其在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的子媒體公司製作或提供的節目內容。而這只是中國搭建的廣播網絡的一部分，這一網絡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和大洋洲。

"都在宣傳國家意識形態"？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對路透社提出質疑，稱西方通訊社和媒體向全世界售賣新聞，為什麼美國電臺就不可以採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節目？問題似乎應該倒過來：為什麼西方通訊社和媒體的新聞可以賣錢，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新聞只能出錢讓人播發？

當然，一家公司為了擴展業務，也可以賠錢賺吆喝。因此，這不是核心問題。核心的問題是："原來在那裏播些來自中國的聲音，是與這種'新聞自由'相抵觸的。看來西方媒體'很講政治'，很願意主動敦促政府給'新聞自由'劃邊界，它們甘當守衛這條邊界的志願者"。

也許《環球時報》真的不明白，新聞自由的重要原則是，政府不能操縱新聞。政府操縱新聞，不是增加了多元聲音，而是干擾了新聞自由。中國官方媒體和政府的從屬關係，恐怕《環球時報》也不會否認。

西方當然也有政府支持的媒體。除了政府是否可以直接干預新聞之外，問題還在於，政府支持的媒體價值觀是什麼？是要求媒體為專制獨裁、反憲政、反人權的制度辯護呢，還是支持媒體傳播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在一些基本原則上，當然有是非之分，而不是一句"都在宣傳國家意識形態"就可以掩飾的。

"大外宣"不應該被容忍

路透社這則報道，揭示了中國政府"大外宣"的成就，但是這只是冰山之一角。中共自建黨開始，就重視宣傳的作用。今天人們知道的"大外宣"框架，包括新華社、中新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央視衛星電視、《中國日報》和外文局所屬刊物等幾大對外窗口。這些機構早在建政之前或者建政初期就已經設立，而且一直都在如常運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久閉的國門洞開，世界的發展對中國人衝擊巨大，外宣工作也因此略顯疲態。"六四"民主運動，被鄧小平判定為"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影響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歸結為輿論的作用。據稱，九十年代中期，加大外宣成為中共明確的策略。

"大外宣"高調讓公諸於眾，則是在2008年之後。這一年，拉薩騷亂、汶川地震、奧運火炬等事件讓國際社會更加瞭解中共，譴責其壓迫人權、鉗制新聞自由的聲音此起彼伏。這個政權的本質讓它不可能去進行自我反省，而是認為遭受譴責乃因對外宣傳力度不夠。根據當年《南華早報》報道，2009年，"中國政府準備耗資450億元人民幣，推動它的主要媒體機構向國際擴張，以改善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這一消息作為正面的"國家形象工程建設"，被包括新華社在內的中國官媒轉發或者重新報道。

"大外宣"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其中一個重點是"外宣本土化"。一方面，人民日報、新華社、《環球時報》高價雇傭外國職員，或者收買外國媒體的編輯記者和專欄作家，撰寫能夠讓外國人接受的宣傳稿件；另一方面，以各種方式收購和控股外國本地媒體，以"外人"的姿態稱頌中國政府。

在言論自由的西方社會，這些聲音的確可以傳播出去，而且干擾了人們的判斷甚至價值觀。如果這些聲音來自人們在資訊自由環境中的獨立思考，只能被當作多元聲音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它來自一個專制政府洗腦工程的操縱，顯然不應該容忍。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李怡 - 你會習慣並成為高牆下的體制嗎？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1月7日

1994年的電影《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票房不佳，雖獲七項奧斯卡提名，最終得不到任何獎項。誰料其後在DVD和電視重播的第二市場卻獲得巨大成功，互聯網電影數據庫（IMDb）的史上最佳250部電影影迷評選中，一直和《教父》在第一、第二名間叮噹馬頭。而且二十年來歷久不衰。毫無疑問，這部電影已被評為影史最佳電影之一。最近，友人送筆者DVD，看後感受甚多。

故事講一位被冤枉殺人的銀行家安迪（Andy），被判無期徒刑並送入「鯊堡」（Shawshank）監獄。在獄中他見到獄吏把新囚犯活活打死、滿口聖經上帝卻又貪瀆殘暴的典獄長、糾黨強暴其他囚犯的惡囚。其中，他與走私貨物而賺取小利的獄友「紅頭」（Red）成為好友。他憑着機智及豐富的理財知識，替獄警長、獄卒們報稅，又幫助典獄長清洗從壓榨囚犯處得來的黑錢，從而獲得信任，受到較佳的待遇（不被性侵和被調到圖書館服務）。在經過20年的囚禁後，他憑着希望、毅力而成功逃獄。

人的習性在體制下形成

電影內容豐富、人性刻畫深入，對話精警，維基甚至設有「月黑高飛語錄」。這裏筆者選其中一段來談談。那是「紅頭」說的話：「監獄裏的高牆實在是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是體制化。」

沒有人喜歡監獄的高牆，獄吏的暴虐，沒有道理可講的壓制，尤其是被判無期徒刑者的絕望，開始時沒有囚徒認為可以習慣監獄生活。然而，不管如何痛恨，日子總要過，不能接受也得接受，於是慢慢就被迫習慣了高壓，習慣了監獄的小社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人就變成要依賴這個不自由的體制才能生存，一個被關了50年的老囚犯，獲釋後竟因無法適應外間生活而自殺。這就是人在一個非人體制下由不得不適應而逐漸習慣逐漸「體制化」，也就是成為體制的一部份了。

一個沒有自由和人權的社會，事實上等於是大監獄。監獄會使囚犯體制化，大監獄也會使它的人民體制化。安迪說：「搞笑的是，在外頭，我剛正不阿。我到監獄裏來才會當個壞人。」因為在高壓之下不走歪路、不當壞人就無法存活。同樣，在一個假話假貨假事充斥的暴力政權之下生活，做一個好人是連自己都不能保護的。因此，見到老人在路邊跌倒，你不能去攙扶；見到小孩被車撞倒你不能去施救，否則就會惹禍上身。大陸人許多讓我們看不慣的習性，正是在體制化之下形成的。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他的著作《無權力者的權力》中，對極權社會有最經典的論述：「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專權政治下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在一國大於兩制的蹂躪下，香港人也正如無辜被關進監獄的安迪。開始時我們抗拒專權政治關於一國兩制的謊言，慢慢就不得不無奈接受。你不必相信梁振英關於他收取UGL 5,000萬港元的解釋，不必接受港大校委會那些無恥成員違反常識的議論，不必接受假普選、鉛水等等無日無之的荒謬，你只要無奈接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這樣你就等於「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這樣下去，我們會像大陸人那樣適應沒有自由法治的假話連篇的體制，最後變成要依靠這荒謬體制存活。現在，不是已經有許多香港人在構建這個體制也離不開這個體制了嗎？

然而，《月黑高飛》的終場告訴我們另一個可能，就是在眼看決不可能的情況下，被自由、希望牽引着，人可以憑毅力和勇氣衝出高牆，振翼高飛。「有些鳥是關不住的，牠們的羽翼太光輝了」，香港人過去是、現在應該仍然是羽毛光輝豐盛的鳥吧。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棄自己了，還有誰會救你？每個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鹽的你，停下來想一下：你的大腦，是不是已經被體制化了？你要放棄還是要抗爭到底？（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觀察：習近平會送台灣什麼禮？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11月5日

在對話促進和平的全球主流輿論下，很難否認即將於本週六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或者稱"習馬會"）的重要意義。遺憾的是，它勢必將讓本屆台灣大選再次籠罩在兩岸議題的陰影之下。

1949年的歷史蒼黃，決定了台海兩岸的今天和未來，兩岸關係在民主政治中成為議題理所當然。然而，另一方面，儘管兩岸都聲稱國家尚不完整或者尚不獨立，獨立治理和發展已經是六十餘年的現實。儘管北京政府從未放棄"統一"口號，但是它在政治議程中早已十分邊緣。官媒《環球時報》甚至發表社論說，大陸人對台灣政壇越來越不感興趣，對各種選舉看客心態增多，因為"台灣無論選成什麼樣，也更難擾亂大陸的節奏"。

台灣人卻沒有這麼灑脫。歷屆大選，無論選情如何，兩岸議題都未有稍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主導作用。2012年大選時，我在臺北觀選，選前和各界人士討論，大多認為兩個候選人勢均力敵，難料勝負。直到最後時刻，大陸台商傾情助選，決定了馬英九的勝局。難怪很多人說，北京是真正的而且是惟一的候選人。馬英九的執政經歷，也映證了這種判斷。

最令人惋惜的是，馬英九執政期間，本來應該是台灣擺脫北京羈絆，輕鬆發展的最好機會。儘管大陸導彈高聳，但是那真的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大陸內部專制腐敗，民怨紛起，北京和地方政府忙著維穩，無暇外顧。軍紀軍力敗壞之程度，從主導軍隊十多年的兩個軍委副主席的腐敗案即管窺。而且，胡錦濤胸無大志，惟念全身而退，除了馬英九這麼好的"老朋友"，北京在台灣也沒有其他選擇。

兩岸隔離，效應對等，台灣年輕人也同樣對大陸越來越不感興趣。然而，主宰台灣政壇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吃歷史老本，未能創造出新的議題。儘管角度不同，兩黨都過度關注北京。國民黨拿中共來騙選民，說跟北京合作好處多多；民進黨拿中共來嚇選民，說它是一個兇猛無比的龐然大物。遺憾的是，這兩種說法都很奏效，各自贏得喝彩。台灣自身的發展議題，反倒靠邊站了。

撤回導彈又何妨？

台灣媒體普遍認為，馬英九渴望個人歷史記錄，莽撞奔赴"鴻門宴"。由於兩位主要候選人民意懸殊太大，"馬習會"難以改寫選情，甚至對國民黨不利。從"太陽花"運動等民意基礎看，這些言說不無道理。然而，這些分析忽略了北京的政治生態。

和胡錦濤的平庸不同，習近平雄心勃勃，好大喜功。上任不久，他就表態說台灣問題不能永遠拖下去。在黨內鬥爭中，他手段強硬，雷厲風行，迅速打破了鄧小平留下的各種政治平衡，直逼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對於民間社會，他不僅野蠻打壓政治異議人士，而且對社會組織也不包容，讓發展了二十年的NGO組織面臨艱難困頓。

大陸有句話說，中共不僅壟斷了壞事，而且也壟斷了好事。就是說，即便是好事，也只有它可以做。它做是英明領導，你做就是顛覆國家。浦志強等維權律師多年來呼籲廢除勞教，被關進了監獄，而習近平上臺之後，開一個黨代會就把國務院制定的勞教法廢除了。再開一個黨代會又把"基本國策"--"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了。

沒人敢說兩岸領導人見面不是好事，但是台灣各界人士呼籲馬英九遵照程序，公開透明。相比之下，同樣作為赴會者，習近平簡直是一個獨行大俠。大陸這邊沒人敢質疑他的程序問題，沒人敢問他跟誰商量過，更沒人敢要求對他對國內媒體開一個記者會--就算開了，記者除了歌功頌德，也不敢提出任何他不想聽的問題。台灣人可能會說，大陸的專制與我何干？問題在於，如果影響台灣大選和未來走勢的重要會晤，以及重要決策，是在這樣的制度下出臺的，怎麼會沒有關係呢？

習近平可以滿世界送大禮、免債務，而且不通過國會、不提前報告、不受輿論監督，那麼他拍拍腦袋送國民黨一個又有何妨？舉例說，他承諾撤回對準台灣的導彈，這算不算重大利好？對他來說，這並不困難，也沒有任何損失。就跟把中國異議人士抓起來，當作政治人質來跟美國談判一樣。把人一放，美國覺得談判勝利，異議群體也奔走相告，都忘了劫持人質本身即是犯罪。當年要跟日本建交，免除戰爭賠款，也就是毛澤東一句話。他甚至可以說，感謝日本人的侵略。

任何對話交流及和平承諾，都應該贏得全世界的掌聲。然而，不能因此回避問題：一個專制政府的友好及承諾是否可靠？或者說，被友好者如何讓它信守承諾？大陸人無計可施，台灣人會另有高招嗎？中共曾經承諾了中國人民主自由，如今誰敢要求兌現誰就坐牢，甚至批評當年的國民黨專制腐敗都成了忌禁。《人民日報》曾經發表社論，表示中國政府對釣魚島沒有領土要求，甚至痛斥這種傳言是無恥的政治陰謀。幾年之後，它又變成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今天撤了導彈，明天再架起來，又有何難？

大陸已經有學者表示，"馬習會"改寫歷史，兩位領導人都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樂見這樣的結果，讓全世界看看三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一台戲：其中一個把另一個關進大牢，讓第三個流亡異國。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德叔 - 盲人過馬路

明報   2015年11月6日

廿年前與失明人士一席話，改變了我們安排服務殘障人士的做法。

在車多而風馳電掣的繁忙路口，見一位失明中年婦女拿着紅白手杖等候過馬路。視力正常的也要加倍小心，故我向該女士提出，我可否陪她過馬路。她答允了，才發現其實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協助盲人過馬路。我跟她交談，知道她去的目的地與我同路，便陪她走了廿分鐘的路程，也上了廿分鐘的課。

她指出不要碰她的紅白手杖。「這是我的眼睛，自小跟我一起生活，卅多年了。」

「如果你不介意，協助我過馬路的最好方法，是讓我扶着你的手臂彎，你走前我半步便可。你快慢和上落我都可以感覺到，不用特別提點指示。」跟她談起，才知道不少人對她們的需要常有誤解。例如引導盲人去座位時，往往帶到座位後，便用力將她按坐在椅上。她說：「我只是看不見而已，還是懂得坐的。其實帶到椅旁，指示座椅位置或椅背便可以了。你可以介紹一下環境，讓我有個概念，就更實用。」

與盲人談話後離開前，須說明你現在要離開了。否則盲人以為你仍然在旁邊，一直跟你說話，變成自言自語，她說：「很尷尬冇癮！」

服務他人，首要明白人家的實際需要，不能一廂情願，假設人家的需要。所以安排學生做社會服務，必須細緻安排事前的準備，認識服務對象的生活特點與需要。故此，我們要求所有推輪椅的，必須先要坐在輪椅上被人推過在斜路上落、上落行人路旁的台級，明白坐輪椅者的感受，才可以去做推輪椅的服務。

chantakhang@gmail.com

孔誥烽 - 沒有中國照顧 美國過得更好

熱血時報   2015年11月4日

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美債最大持有國。之後很多中國與美國的評論員都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主，一旦中國拋售美債，便會引致美國利率飆升、政府赤字無法填補，到時美國便真的完蛋了。這是很多強國憤青近年覺得中國已成世界霸主，在外可以橫行無忌的一個源頭。

但是中國今年開始大規模拋售美債，挽救人民幣幣值。很多遇到幣值貶值壓力的新興國家如俄羅斯和巴西，也被迫拋售美債，但美國並無隨着完蛋。相反，美國經濟繼續復蘇，美國利息繼續低行。最諷刺的是世界市場對美債的整體需求不降反升，十分強勁，美債價格一直上漲，令十三億人都震驚了。事實勝於雄辯：美國不靠中國買美債，2008年之後出現的美國依賴中國論，實屬空談。

之前10年中國大舉買美債，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而不是相反。2008年後，不少人預計中國會失去對美元的信心，早晚會拋售美債。2009年底，美國財政局錄得中國減持美債，引起金融市場揣測中國開始放棄美債，一時出現小恐慌。當時英國《衛報》訪問我，我說中國一日未改變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一日不會減持美債，大家不用擔心。報道刊出後，有覺得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隨時拖垮美元霸權的朋友，私下抱怨我為何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威力。

但幾個月後，美國財政局調查顯示，中國其實從未減持美債，只是將部分原本直接從美國購入的美債，轉為通過倫敦金融機構代為購入。如將後者計算在內，中國所持美債，其實有增無減。接着幾年的發展，繼續證明我的預測正確：中國所持美債，從2008年9月的6,182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7月的12,770億美元，增長超過一倍。同一時期中國官員不斷向美國官員擺出大款霸氣，常常威脅要減持美債，其實只是誤導不明狀況者的煙幕。

中國一直增持美債，不是因為中國要無私地幫助美國，而是因為中國對美債的毒癮太深，難以自拔。在中國出口導向工業下，美國與歐洲是中國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與歐美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區的貿易，均錄得不斷擴大的逆差。中國由亞洲、非洲、中東、南美、澳洲輸入的原材料、機械產品和電子零件，價值遠超過中國向它們出口的成品。中國出口到美國，當然賺美元。由於中國始終不信歐元，所以它對歐洲的出口，結帳也是主要用美元的。

中國對歐美的巨大順差讓巨額美元流進中國人民銀行手裏，中國人行除了將這些美元投資在流動性龐大和相對穩定的美債市場之外，實在沒有多少其他選擇。中國一直說要將人民幣國際化，減少以美元結算出口。但這在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之前，都難有多大進展。

很多分析師不理解中國的美債毒癮有多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便開始預測美國經濟的失衡和泡沫化會導致中國減持美債，令美元利息飆升。但就算在美國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中國仍繼續增購美債，變相幫助美國維持低利率，致使相信這些預測的投機者蒙受嚴重損失。

例如經濟學家 Lawrence Summers 就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期，哈佛大學基金便通過對沖操作豪賭利率將會飆升。但金融危機後利率不升反降，最終迫哈佛在2009年底以十億美元的慘痛損失離場。校內不少建設中的項目，也因此被迫中途停工。這個將哈佛身家敗走一大截的指控，在 Summers 仍在競逐聯儲局主席時，再度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

美國聯儲局在2008年後的持續量寬，令它終於追上中國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至2013年2月，聯儲局的未到期美債佔有率，已達百分之15，中國則是緊追其後，佔百分之12。現在中國遇上資金外逃，出口下滑，人民幣貶值壓力嚴重，人民銀行只好變賣手上美元資產「托人仔」。但這兩年新興經濟滑坡，美元上升，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投資者紛紛跑到美債市場避險，美債需求大增。中國會不會繼續買美債、會不會拋售美債，已經無關宏旨。

（原文刊於第三十五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10月31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熱血時報網站連結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11-04-2015/26655

梁家傑 - 梁智鴻，收手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1月4日

商台上星期先後播出港大校委會9月閉門會議中兩名委員李國章與紀文鳳發言的錄音，廣泛流傳後，港大周五宣佈在法庭取得臨時禁制令，禁止商台及未點名的「其他相關人士」使用、發佈、披露校委會資料，一網打盡「會議錄音、議程、會議檔案、會議紀錄及校委會任何文件」。

港大校長馬斐森不願蹚這場渾水，說是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取得法律意見後申請禁制令，記者有任何問題直接問梁智鴻；梁亦承認，申請禁制令是他的個人決定，沒問過其他校委。換言之，他假借港大之名自把自為！看看他做了甚麼好事！

首先，港大上周五發的聲明煞有介事，但又無清楚說明「其他相關人士」涵蓋範圍，引起傳媒一陣恐慌，急如熱鍋上螞蟻，各自尋求法律意見，個別新聞網穩陣起見，馬上刪除李國章和紀文鳳二人錄音內容，或抽起有關的評論。我勸傳媒朋友稍安勿躁，因為普通法案例把新聞自由置於近乎超然地位，難以想像香港的法官會輕率頒令，全面禁制傳媒發佈一項消息，而這消息經已發表和轉載了數天，實際上覆水難收。

其後揭發，原來港大這項臨時禁制令有公共領域豁免條文，意思是禁制令不適用於在公共領域可以搜尋到的資料，保障已發佈消息的傳媒。港大解釋，上周五「根據法律意見出新聞稿」。

或有人蓄意隱瞞豁免條文

有理由懷疑，有人蓄意隱瞞禁制令關鍵一節公共領域豁免條文，取巧地故弄玄虛，震懾向來守法的傳媒。倘若法庭如此被利用了，法官完全有權追究港大的代表律師，曾否作出這樣的法律意見，就法庭命令的原意誤導公眾，違反專業操守，甚至藐視法庭；抑或，實情是梁智鴻擺代表律師上枱？

不僅商台，所有校委亦收到禁制令文件，皆為被告。梁智鴻既是原告又是被告，何其荒謬？可推理為梁智鴻既然查不出誰洩露錄音，於是技術上把所有校委同列為被告，項莊舞劍，矛頭指向他認為協助竊密者破壞保密責任的商台。

梁智鴻急不及待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作為遮醜布，唯一動機是自知理虧，不欲公眾知道校委會閉門會議的醜態，部份校委如何毒舌詆毀陳文敏教授，如何毫無理由否決任命他為副校長。

梁智鴻以苦主姿態向法庭求助，公眾不禁要問，誰導致今天的亂局，他是清白之身抑或先行不義？校委只是信託人身份行事，但他處理副校長事件過程中，有無遵守《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七大原則：無私（Selflessness）、獨立（Integrity）、公正（Objectivity）、問責（Accountability）、公開（Openness）、誠實（Honesty）、示範（Leadership）？有無依從港大畢業生議會9月1日通過的動議？

港大校監兼特首梁振英說，向傳媒披露錄音是不道德，與新聞自由無關。我認為，為公義而放棄保密，及傳媒報道事實的自由，都是合乎公眾知情權的道德。大學是公共資產，須面向公眾，不是一間私人公司。

可是，梁智鴻當港大是其私人公司，過去一年迎合上意「依法」、「依程序」弄權，副校長一事令港大上下雞犬不寧，再以「保密」之名行不義，不惜毀掉百年校譽，嫌傷口未夠深，又濫用港大資源，動輒報警、興訟，投機取巧，不擇手段，剝奪公眾知情權，與新聞自由為敵。梁智鴻從事公職二十多年，即使另有所圖，不計較晚節不保，亦當念在母校栽培之恩，撤回禁制令，放過港大。梁智鴻，收手吧！

梁家傑
港大校友、公民黨黨魁

陳雲 - 賒數借糧，社區信用

三文治   2015年11月3日

舊日香港，店舖老闆經常容許街坊客人賒數。店舖的記賬簿只寫下客人的姓名和所欠金額，連電話、住址也不會記下，也不會核對對方的身份證。也有小孩自行到食店內買食物，老闆會記賬，甚至囑咐由小孩寫下所欠一元幾角的零碎銀碼，月底由父母到店付錢。客戶在糧油店、米舖、雜貨舖、士多所賒之數，月底出糧之後付錢給老闆，變成「無數」，即無拖無欠，從頭記賬。新界村鎮飼料行的賒數，甚至是幾個月後等待農作物收成或雞鴨賣出之後歸還。

以前的山村士多，也會向窮困街坊賖數。士多老闆會向窮困街坊送上麻包白米，然後留下賬單或記賬，待對方有錢時才付錢。除非戰亂，以前在和平時期，是不容許見到街坊餓死的，否則大家都丟臉。傳統華人的面子，就是指這些。街坊在自己眼前餓死，大家面目無光。

賒欠之別，差之千里。在店鋪賒了之後，定期之內未還，就變了欠。賒和欠看似一樣，但賒和欠的分別，在於欠是難以期待幾時歸還，而賒是定期歸還。今日那些食飯帶不夠錢，轉頭回家取錢或到街上按櫃員機付錢的，不叫賒數，叫「轉頭畀錢」。

除了賒數，往日民間還有自發組成的「供會」，這種小型民眾集資，供會者守諾依時供款，在供會日期滿後可取回資金或貨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不佳的人，每月收入只有百多元，要在中秋節買月餅送禮或自用，甚是吃力。當時的月餅會，容許以分期付款方式預先訂購月餅，供會者每月到店供款一次，餅店會在月餅卡上蓋印，供滿十二期，就可在中秋節前取餅一份。臘味會也採用類似做法，當時每月只需供幾元，歲晚就可以取到臘腸、臘鴨等回家過年。

另外一個歷史名詞，叫「借糧」，向老闆預支糧銀應急。往日生活艱難，打工的不幸遇上家人急病、喪親，需要額外金錢周轉，舊日社會講人情，老闆一般都會寬待，給員工預支薪金，甚至給予額外假期。

往日的賒數，是普遍的民間習慣，也是社區的信用制度（community credits），比起現代的信用卡，更加安全而長久，因為不必付出利息，而且賒數也保證小市民光顧本區小店，順便幫助小市民規劃生計，在日日見面的債主的道德監察之下，必須努力做工，月尾歸還欠款之後，就無幾多錢去賭博。好多我們對舊日社會的看法，是剛好相反的，好多人以為舊日社會結構簡單，但其實舊日社會結構異常複雜，有大量行會、宗親會、行動組織等互相督促，也互相欠對方人情，人情是無法計算清楚的、不可一筆勾銷的，於是只能長久保持往來的關係，甚至將關係延長到下一代。因為複雜、精密，才有信用。現今城市社會結構單一，而且交由政府及法律處理，無賴走了數，宣布公司破產就不必歸還了，酒樓僱主欠薪，也是宣布破產，由拍賣官處理後事，沒有人情債這回事了。

以前生活，是不必靠銀行的，甚至銀行戶口都無，這種生活，金融剝削是無從入手的。故此，實行金融資本主義剝削的政府，必須事先摧毀社區，令社區原有的社群和生活形態消失！要對抗，城邦自治是解決方法，要採取小主權的方式維繫地區自主權，例如，地區議會必須擁有執政權，恢復類似以前的市政局。故此，特區政府成立政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瓦解市政局，令地區無權，另外是取消底層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如學校）的長期聘用制度，變成一兩年的合約制，令社會失信。

安娜 - 深層次情感記錄

紙上聲色   2015年11月4日

有關悼亡的電影，恐怕再難找到一齣克制如是枝裕和的《幻之光》（1995）。但凡寫及離逝之痛的電影，縱不濫情，也少不免會渲染心理上的激烈起伏，或盡量發揮死別的沉重力度。《幻之光》不學《巴黎最後探戈》裏面Paul在亡妻前自剖的絕望與歇斯底里，也不似《無始無終》那種在生活日常難掩喪偶哀愁的作法；《幻之光》的感情藏得更深，來得更含蓄，對女主人公由美子來說回憶是一口深深的水井，必須持續向下探索才能觸碰到一直壓在心中的生命缺憾的源頭。

觸及心靈深處

電影講的是一個寡婦的故事。由美子與郁夫少時相識，二十出頭便成婚，在孩子剛出生幾個月後的一個晚上，郁夫走在火車軌上自殺死了。故事在這裏驀地跳到7年之後，由美子在鄰居的安排下，嫁到日夜面臨日本海的怒濤的鄉下小鎮曾曾木，為鰥夫民雄續弦。由美子的新生活雖然平淡，但卻安穩，而民雄與民雄的女兒友子也不曾做過什麼令她為難或不快。然而，自從由美子因弟弟的婚禮而重訪故鄉尼崎（在大阪與神戶之間的工業城市），關於郁夫的死的疑惑與悵惘再度一波接一波地衝擊着她。

由美子在戲中絕少有機會直接地展露她的悲傷，那種節制情緒的程度在相近題材的作品中委實罕見。我們在戲中沒有真正看過由美子哭，即使是壓軸一場她在海邊對民雄透露心聲的戲，我們頂多也只是在聲軌上聽到她的抽泣。那一場戲我們甚至望不清楚由美子的相貌。攝影機放得老遠，生怕在這個私密時刻侵擾了由美子脆弱的心靈禁區；臉上的細部全看不見，由美子與民雄都成了暮光下修長的剪影，在海與石之間一進一退，一問一答着──由美子說她終究不解為何郁夫要尋死，民雄則權宜地託辭說他可能見到「幻之光」在呼喚。

《幻之光》的故事非常巧妙地將郁夫的死設定為一個無法理解的謎。就算由美子與舊友相聚提及舊事，也不過是再鞏固同一個事實──郁夫臨死前絕無異樣，毫無線索可以推敲到他的自殺動機。所以電影的筆墨不是花在如何去引導由美子查探、了解當時郁夫的心境，這是一個永遠的問號；電影着力寫的是女主角如何深挖進前所未及的情感幽處。

探問真實情感

由美子挖掘得愈深，電影所傳達的情感就愈強愈濃。打從由美子自尼崎回來後，我們可以看到每個接續的場面都是進一步迫使由美子直面昔日的悲劇。先是由美子目送鄰居留乃在嚴冬入海，她的背影何其似郁夫與失蹤了的祖母曾經有過的身影，留乃幾乎像他們一樣一去不返了。接下來由美子在市場跟留乃談起亡夫、兒子勇把玩一輛似曾相識的綠色單車、由美子掌藏郁夫的鑰匙然後責問民雄為何隱瞞他對亡妻的深愛……每一場下來由美子都比之前更難過，但同時間，由美子（與我們）也是漸漸深入她內心的最底層。不是什麼也可以給時間撫平，不是任何傷口也有痊癒的一天；由美子的心彷彿是被開了一個永遠的洞。

面對命中憾事，由美子如履薄冰地自省，探問自己最真實的記憶與情感，然後嘗試與一生悲愁共存活。比起無止盡地沉溺於感傷，或得過且過地將心結解決消化掉，《幻之光》所展現的態度，無疑是較為成熟的一種。

林泉忠 - 為何「崛起」中國得不到台港年輕人的信任？從一篇台灣青年坦率的投書說起

2015年11月3日

【明報專訊】習近平日前指出「世界的未來屬於年輕一代」，雖然這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話語，但是在「後太陽花學運」和「後佔中運動」時代語境大相異趣的今天，這句話顯得意味深長，因為習坦誠地道出了「年輕人掌握未來」的道理。

重點是作為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最具權勢的領袖人物，習大大以及他的決策班子是否真的了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是否掌握了尤其是北京極力想爭取的台灣年輕族群的所思所想，領悟出台港年輕世代為何不信任他所掌控下的中國的緣由？

北京反省停留「青年工作不夠好」

誠然，去年3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及9月香港「佔中運動」爆發後，香港與台灣年輕人的「問題」也終於進入中南海決策者的視野。其後北京對港對台部門積極收集港台年輕人如何、為何「造反」的相關「材料」，然而這些部門透過分析這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卻是排除了原因中涉及北京自己的責任問題。也就是說台港年輕人之所以「閙」，原因不在北京的政策，而在受「台獨」、「港獨」勢力的煽動和利用，以及因為「敵對勢力」包括「外部勢力」等第三者的介入云云。

在此思維下，中南海如何出爐應對政策，也就不難想像了。誠然，北京亦並非沒有反省，然而反省只停留在「港台青年工作做得不夠好」。因此，「加強港台年輕人對祖國的認識」成為最重要的政策方向。除了只聞樓梯響及涵蓋範圍狹小的「協助青年到內地創業」外，具體做法的主要部分仍是以組織港台學生青年赴大陸交流團為主，目的是讓港台的年輕人「多多了解祖國的變化和進步」。

然而，這種做法一點都不新穎，到底有多少效果，相信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都應該心知肚明。上月筆者拜訪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時，也直言：「『三中一青』中的對台青年政策不會有預期的效果。」其實，赴內地學生交流團早在回歸前的香港已經開始，回歸後從中學到大學，香港各學校組織交流團前往大陸如雨後春筍，早已是常態。然而現實是：在回歸17年後香港學生卻來了一場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政府「佔中運動」。

顯然，「交流不夠」並非問題之所在。別忘了，留在「佔中」現場最後一刻的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博士可是在大陸出生長大，難道他也是對大陸的進步和變化一無所知嗎？

台灣年輕人又如何？

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前，在台灣大學授課的筆者在微博寫到「看到當下台灣學生的精神面貌，不得不感慨國民黨大勢已去」。然而，台灣年輕人的想法，即便是大部分關心台灣社會走向的大陸民衆包括網民也所知甚少。試想「太陽花學運」和「佔中運動」期間，在大陸媒體對相關信息進行嚴密封鎖和過濾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了解實際情况呢？難怪最近某位浙江大學的副教授來訪時，我問她「你知道為什麼香港發生『佔中』嗎？」，她毫不猶豫，直接明快地回答：「港獨！」

台灣社會遠離大陸人思維範圍

日前，一篇題為〈身為一個年輕人，國民黨得不到我支持的3個原因〉的文章在台灣電子媒體刊出後，引發熱議。筆者將該文稍作分析後，將原文貼到面向大陸讀者的博客，一天下來點擊率就已超過30萬。許多讀者之所以看了之後「感到震撼」，除了是因為平時很少機會接觸台灣年輕人的真正想法外，還是因為作者許嚴冰是一位23歲，來自外省籍「深藍家庭」的青年。當然也有不少受到官方觀點影響的大陸網友的慣性反應是：「李登輝和陳水扁台獨教育的結果！」他們似乎忘了這位年輕人思想的成形年代是馬英九主政時期！

其實，如此的年輕人在台灣司空見慣，之所以「震撼」，正是因為當大陸人民還在跟着中央的口號做「統一夢」的時候，看了如此台灣年輕人心聲的文章，才赫然發現台灣社會早已遠離他們的思維範圍，這當然也是拜大陸長期以來，且仍在繼續封鎖台港一般新聞媒體所賜。

許嚴冰的文章所列舉不支持國民黨的理由，分別是：一、「太老」，趕不上時代的變遷；二、「把年輕人當白癡」，認為國民黨的思維還停留在戒嚴時代；三、「小看『天然獨』」，作者批評國民黨「把這些天然獨的年輕人，通通打成是被民進黨洗腦的……」

誠然，作者的思維並不算太縝密，所論之問題面向也並不全面，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他的思想在台灣年輕世代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否則也不會幾乎所有台灣主流媒體加以報道、轉載。重點是，許多對台灣年輕人的看法，北京和國民黨之間，其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雖然許嚴冰該文批的對象是國民黨，然而從文章的許多直接或間接的意見中，不難發現：像作者一樣的台灣年輕人對北京不止「無感」，更是「厭惡」。

「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我就生長在台灣，我自然而然的認為玉山是我國最高峰，濁水溪是我國最長的河流。這些體悟並沒有人指導，更沒有人洗腦，從小對於中國只有兩個印象，就是他們一直在人權上有迫害的問題，另外就是在國際上不斷的打壓我們，否定我們身為一個國的尊嚴，這樣的行為實在無法和自己的『國家』連在一起。一個到處做壞事且又欺負我們的人，沒有人會認為是自己人，因此年輕人支持『台灣獨立』是自然的。」

道出兩岸關係的三大問題

這一席話，雖然旨在批國民黨「一再和自己曾經反對的中國靠攏，但早已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然而，卻毫不隱諱地道出涉及兩岸關係中現實存在的三大問題。

其一，北京過去30多年來演變至今的對台政策，其目的不外乎：一、希望台灣人更想當中國人；二、希望台灣人更想「統一」。但是，對台研究和對台政策搞了幾十年，是成功還是失敗，一目了然。

其二、一般大陸人民鮮為人知的「中國對台灣不斷的打壓」，也就是連不敢和北京說不的連戰和吳伯雄到訪大陸時也都要提的「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問題，是北京無法獲得包括作者許嚴冰在內台灣民心的主因之一。

其三、北京賦予台灣社會不分世代、不分族群的形象和「一直在人權上有迫害的問題」連接在一起。對此，中國官方向來也是將問題推給對方：「受偏頗惡意的敵對勢力的媒體渲染所影響。」

可是「中國政府壓制人權」，早已是世人的一般印象。別說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至今仍被關在牢裏，單是為什麼包括他以及「六四」的信息至今仍要全面封殺？為什麼不畏權勢的維權律師一個個被抓起來？為什麼「憲政」、「文革」、「反右」等話題還不能堂堂正正進入公共討論的空間？為什麼到現在就是堅持不許百姓正常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弔詭的是習大大卻可以在百姓不能用的facebook上開設自己的帳號！諸如此類，中國政府什麼時候對人民作出清晰的解釋？

話說回來，雖然「後佔中」時期對前景茫然黯淡的香港年輕人的想法與台灣同齡人的思維着實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是兩地的年輕世代當下所面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處境。

日前，在網上匿名的聊天室裏，一位22歲來台北旅行的香港年輕人和我聊起天來，當他知道我定居在台北時，冒出一句「你好厲害啊，可以移民台灣！」，我就問他莫非他也想移民並追問為什麼，他回答「香港不行了，太大陸了！」

香港「黨國體制化」的危機

曾幾何時，香港曾是台灣人羨慕的進步與國際化的大都會。然而，如今在回歸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香港年輕人正在面對的，已經不再是「真普選」還有沒有可能，而是香港社會將進一步被「黨國體制化」及自己進一步被「國民教育」洗腦的危機。

另一邊廂，儘管台灣社會也存在許多需要克服的問題，不過與香港不同的是，台灣年輕人不僅可以大膽寫出不畏觸碰逆鱗的文章，更能透過自己神聖的一票，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昔日大唐盛世，萬邦來朝。為何如今「中國崛起」進入高峰期，卻引發台港年輕世代更為顯著的離心力？這已經不僅僅是北京為政者不能再掩耳盜鈴的嚴峻現實，也是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好好深思的問題。

文章寫到這裏，筆者當然清楚：此文也只能在港台媒體刊登，即使有勇氣的大陸媒體人樂意轉成官方較難控制的微信版，它的存活時間也只有幾小時。習大大，你真的明白「世界的未來屬於年輕一代」嗎？連你管治下的年輕人你都不信任，又如何讓年輕人信任你呢？

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岸然 - 新聞自由比校委面子重要

作者網誌   2015年11月3日

新聞自由是意見表達和資訊接收自由的具體表現， 這不單比港大那班偽君子的面子重要，也比我們高院那些欠缺人權意識觀念的法官的面子重要。法官當然可予批評，而且涉及人權自由不受法官尊重的重要時刻，猛烈批評法官把他們驚醒，正是傳媒的責任所在。

抗議對象 應是法官

怎樣猛烈法？英國《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因為不滿3名上訴庭上議院法官（Law Lords）在「間諜捕手」（SPY Catcher）案中頒下禁制令，禁止對該書作者彼得衞（Peter Wright）及該書內容的報道，憤而把3位法官的照片倒轉刊登，並在上面大字標題，「你們是蠢蛋」（You Fools）。香港法院的法官多次作出有違常理的裁決之時，評論者與媒體還是對他們必恭必敬，只會令他們更蠢。

筆者必須指出，高院的法官經常表現得欠缺常識，對社會不了解，更對人權的重要性全無意識，很隨意地便多次頒下嚴重影響港人示威集會自由的禁令，這次更直接侵害港人的資訊接收人權，應該完全把他的照片倒轉，然後寫上「蠢材」兩個大字。

傳媒工會應到高院示威抗議而不是到港大，是應該設法鑽法律的空子，於必要時犯法，以保護公眾的知情權。

臨時禁制令給人發覺原來當中不包括已在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的資訊，這是說傳媒可以在禁制令正式頒下前隨意把商台已散播的聲音檔案再轉載，只是商台自己不可以。大家高興嗎？這其實了無意義，筆者與其他留意新聞的人早已聽過李國章和紀文鳳的錄音，亦有大量逐句記下的文字紀錄，再禁也失去保密的效用。

問題在於尚未播出的其他港大校委的發言。這都不在公眾領域，商台及其他傳媒以什麼方法將其向全港市民公開，過程要完全不顧港大校委和高院蠢蛋法官的禁令，那才是維護公眾的知情權，才不負港人所託。筆者要問，傳媒是為了港人的利益、新聞的尊嚴、公眾知情權，還是為了照顧蠢蛋和港大壞蛋的面子？

1987年，英國的「間諜捕手禁書」案，傳媒應是必讀的教材吧？還等什麼？1987年已經移民澳洲的軍情五處（MI5）特工，由於英國政府扣減他的退休金額，為了補償損失而出版書本；他如願以償，單是美國一年已賣出40萬本（到今天超過200萬本已經在全球賣出），他死時是百萬富翁。

英國以違反合約的民事理由到澳洲申請禁制這本書。澳洲的法官可沒有同級的香港高院法官般蠢，隨便任由英政府以違約為由實行政治打壓的目的；澳洲的高院和上訴庭皆拒絕因作者彼得衞破壞保密（breach of confidence）的民事理由下禁令，稱資訊自由更為重要。

英國記者特別從澳洲帶同10本禁書回英，並通知英國海關；帶書不是出版，禁制令不是充公令（confiscation order），海關只好放行。此例一開，水貨客的威力令想看這書的人皆可看到，皆可自由討論書中內容；但受禁制令針對的《觀察家報》、《衞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不能。更有趣的是，從英國駕車可以自由出入的蘇格蘭也不受禁令的影響，上議院法官對自己與社會的脫節，一無所覺。

香港的法官享有獨立和崇高地位，不等於有權不理社會的實況，任意任令資本家和政府借民事的法律去滿足政治上的需求。更嚴重的是，借民事的原則程序去侵害港人的人權之時，法官了無所覺。

港大校委與洩密者連合約關係也不知道有沒有（應不是港大職員所為，而是校委之中有人洩密），去到盡亦只屬普通法中的破壞信託行為（breach of trust），洩密也無人有金錢損失；個別校委有名譽上的損失，是咎由自取。法律的存在是要保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不是方便一些表裏不一的人做卑鄙的事。同是高院，香港的法官就沒有澳洲法官的智慧。

當雷曼苦主在銀行外示威之時，法官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下，隨便就禁了示威者的示威權（銀行以將告示威者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為由，申請臨時禁示威令，示威者被禁了，滋擾的官司不了了之，因為根本講不出有何損失）。小巴司機說馬路的佔領者影響生意，官司有沒有下文？高院法官說他們會受影響是常識，但整件事件是政治則是人人皆知，獨是法官不知的常識。

教育法官 責在傳媒

究其原因，香港的法官是落伍的法律動物，並不與時並進，對法律文化的認知，只停留在英國法律界的七八十年代（法官學法律時），而香港只有對法治盲目推崇的傳媒，欠缺筆者一類的批判者。

當英國法官在1988年明白到自己的愚蠢而撤銷禁書令之後，歐洲人權法院並不為愚蠢的上議院法官保留面子。1991年裁決英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的表達意見自由；同時批評英國法官不是基於明顯不過的保護人權理由撤禁，而只是因為禁令事實上失效。法官為政府違反自由的假定隨意背書（endorse illiberal assumption from government）。

相信英國的「老爺」在此案之後進步了，但香港的法官有待教育，或是教訓；這責任在傳媒身上。上述案件已經給予傳媒足夠的啟示如何避開禁令。筆者特別希望在星期五聆訊禁制令之前，看到其他港大校委的聲音廣傳。這似乎不尊重法官了。正是，他們需要的不是尊重，而是教訓和教育。

家明雜感：《福爾摩斯最後奇案》 故事的力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1月1日

【明報專訊】容我訴說兩個，關於講故事的故事。

上映不久的《福爾摩斯最後奇案》（Mr. Holmes），尾聲有這麼一幕。當故事主線暫告段落後，93歲的福爾摩斯（Ian McKellen）在案頭寫了一封小信。

收信人是日本的梅崎先生（真田廣之），信件的內容是關於他父親的「往事」。故事前文是：1947年，福爾摩斯來到原爆後的廣島。透過梅崎的穿針引線，在荒野尋找山椒、對抗衰老。福後來才知，梅崎見他另有目的。他父親多年前在英當外交使節，非常崇英，認識福爾摩斯後，寫信跟家人訣別。兒子多年後跟福面對面，其實有算帳意味。奈何，福說不認識他父親；更刻薄地評斷，這不過是另一個背妻棄子丈夫編造的故事。

請留意「編造故事」。《最後奇案》的福爾摩斯，一直瞧不起「虛構故事」（嘗言「fiction is worthless」）。他不滿華生的小說生安白造，尤其不滿自己的虛假小說形象（他從不戴獵鹿帽，也不咬煙斗）。好玩，福爾摩斯本來是虛構人物，在《最後奇案》卻要尋回自己的「真實」了。與其別人亂說一通，他索性自己把真相記下。他以十年前最後的案件「灰手套」為題，埋首寫「非虛構」（non-fiction）故事。問題是，他垂垂老矣，行動遲緩，記憶力弱，往事得逐點喚回。倒敘的「分段」，成了《最後奇案》敘事懸念，像章回小說般耐人尋味，幾次要「且聽下回分解」。

一封虛假書信 告慰母子

福爾摩斯著書立說，本來是「以正視聽」，開始時胸有成竹。他沒預料的是，勾沉案件細節、喚回多年前的記憶，竟然害自己碰一鼻子灰。來龍去脈不詳說了，簡言之是寫作變成了他的內心治療。回憶對他造成頗大的打擊，不過亦有火浴重生的效果。經此一役，福爾摩斯大徹大悟，待人處事有極大改變（片首他在列車尖刻），甚至連對「虛構」的態度也截然不同了。

前述那封給梅崎先生的信，就是他人生轉捩的證明。福爾摩斯在信裏打倒昨日的我，他說終於記起梅崎爸爸了。福的胞兄Mycroft引介兩人認識，梅崎一心貢獻英國，Mycroft於是請弟弟去「測試」他。《最後奇案》雖沒明言，似乎是測試他對大英帝國的效忠，福爾摩斯素來觀人於微（影片多番強調他如何見微知著）。熟悉的觀眾知道，Mycroft為英政府做情報工作，他延請梅崎是看準他的日本背景。面對日本軍事擴張，梅崎在遠東一定大派用場。不過，憑McKellen寫信時的鬼馬表情，我們知道故事是杜撰的，也許根本沒見面，福爾摩斯根本不認識梅崎父。然而，這封虛假書信，倒告慰了日本一對飽受傷害的母子（本片還有好幾對母子）。他們道德上得到開脫，像福在信裏強調，梅崎父的工作「既秘密又極端榮耀」（當特務了？）。他在二戰中，不獨跟軍國主義劃清界線，還是個無名英雄，暗中為英政府在「馬來亞」、「阿拉伯海」一帶工作（福爾摩斯在案頭書櫃順手拈來的「故事」細節）。

理智與感情的交戰

《福爾摩斯最後奇案》有很多閱讀方向，我還覺得它是部以福爾摩斯為主角的《迷魂記》（Vertigo），福查案跟蹤淒美女子，因憐憫而深深為她着迷；案件疑似跟鬼魅有關，主角心碎、懊悔與無力，對名偵探（自信男人）的當頭棒喝等，皆跟《迷》如出一轍。分別只是，《最後奇案》的編導沒有希翁般絕望。另外，如上所言，影片也是場「理智」與「感情」、「Non-ficion」與「Fiction」的交戰。福爾摩斯畢生迷信理性，他不讀小說、不濫情，覺得哀悼沒意義。說穿了，他其實是躲在理性、正直的大偵探形象背後，無人明白，孑然一身。萬萬沒想到，他鮐背之年才浴火重生。往後的福爾摩斯，豁然開朗。他「感性」起來了，對管家母子兩非常關顧，紆尊降貴（一度屈膝嚎哭）。他貼近土地，仿效日本儀式哀悼亡人；他甚至相信「虛構」，寫信「編故事」（觀眾看着他忍俊不禁）。寫作、拍電影的人知道，作品遠遠比分類複雜，世上沒有絕對的「虛構」與「非虛構」、「劇情片」及「紀錄片」，往往是虛實互應。

年邁福爾摩斯的順手拈來，教我想起另一個虛中有實的動人故事。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煙

王穎導演、Paul Auster編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煙》（Smoke），1995年的片子，在布克林區的街角小店盡見悲歡離合。擅演黑幫的Harvey Keitel，在《煙》中是小煙店的老闆Auggie，看上去像個老粗。但這個老粗大情大性，有時還很有詩意。他每早定時定候，開店前在街角豎起三腳架，拍十字路口snap shot，幾十年如是。Auggie有個常客Paul（文質彬彬的William Hurt），職業是作家（Auster的個人投射）。某天Auggie邀Paul到家作客，給他看看歷年的照相集。Paul初看納悶，攝影都是一個角度，大大的本子裏頭，張張一樣，有什麼好看？Auggie說，你要慢慢看。果然，Paul放慢翻閱節奏，在一眾照片中，看見街角四時、風雨的變化；途人行色匆匆，衣著、形態卻千差萬別。有相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有時相同的人不見了，又有新的加入……一個作家被老粗教化了。Paul用心看着看着，竟然發現亡妻的身影，她某天在街角路過被Auggie記下來，登時淚如雨下。

然後《煙》的另一幕，聖誕節快到，Paul費煞思量寫稿。Auggie自告奮勇，向他推薦一個幾十年前的聖誕故事，故事交代了他的相機來歷。七十年代，Auggie的小店曾被黑人少年賊光顧，偷了幾本色情雜誌。賊人逃跑時掉了錢包，給Auggie執起。錢包有幾溫馨的家庭照片，是少年幼小時拍的。錢包Auggie收起了一段時間，直到聖誕節，他一個人百無聊賴，順着錢包內證件的地址找上門去。一個年老、失明的黑人老婦應門，有八十多歲了，孤伶仃的住在簡陋房舍。婦人以為叩門是久無音訊的孫兒（錢包主人），很雀躍，緊緊把Auggie抱進懷裏。這一抱，老婦當然知道是另有其人，但奇妙地，兩個孤獨心靈接受了角色扮演遊戲。

「這確實是個好故事」

Auggie陪伴老婦大半個聖誕日，向她報告近况，說自己很好，在雪茄店找到工作，快要結婚了，老婦很安慰。Auggie還出外買了聖誕餐，跟「祖母」大快朵頤。老婦喝了酒，飯後在沙發睡着，Auggie把碗碟洗淨，把孫兒的錢包放在案頭，預備悄悄離開時，在廁所發現了幾部偷來的Canon相機。他心血來潮拿走一部。後來他有些後悔，覺得偷東西不對（他說一輩子從沒偷竊），想把相機歸還。再上門時，老婦不在了，新住客不知她去向。Paul一直沉醉的聽，至這裏才回答：「她可能離世了。」遲疑一會，「即是說，她的最後一個聖誕節跟你度過。你做了件很好的事。」

Auggie反問：「我向她撒謊，偷了她的東西，不見得多好。」微妙的是，Paul此刻突然意會什麼似的，曖昧的對着Auggie笑說：「吹水倒是個真本領……要講好的故事，你得明白所有關鍵。我敢說，你是大師級人馬。」Auggie微笑問道：「你的意思是？」Paul是個聰明人，他不糾纏下去了：「我意思是……，這確實是個好故事。」兩人相視而笑，盡在不言中。

咖啡廳兩個男人閒聊的戲，Auggie說故事前有個關鍵的鏡頭，其實拆穿了故事的真偽，他跟福爾摩斯一樣「順手拈來」。諷刺在於，他開講前，曾揚言一字一句都有真憑實據。《煙》的end credits更幽觀眾一默，把聖誕奇遇拍了出來，我們說「眼見為憑」，所以這就是真了？！這裏頭的關鍵，「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虛構的故事有實在的人物，真摯的感情，虛中見實。明白此道理，一個普通煙店老闆比福爾摩斯更早得道，比名作家更透徹，大隱隱於市，默默當個出色的說書人。由《最後奇案》到《煙》，都說明了故事的力量，足以淨化自己與別人的心靈。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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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達人：斯文醫生怒爭公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1月1日

【明報專訊】重陽節，難得的公眾假期，一千三百個醫生在伊利沙伯醫院大堂靜坐，舉起怒紙，不滿公營醫院醫生未跟隨公務員加薪。有人說，這班醫生也太斯文吧，只舉舉紙、喊喊口號，然後散場。屯門醫院的黃任匡當日坐在台下的左邊，卻覺得很震撼，說這其實是他入行以來見過最激的場面。在掟蕉衝玻璃才叫激的年頭，醫生有多憤怒，外人不理解，黃任匡想解釋，也難免尷尬地笑﹕「我們這行業好辛苦，習慣埋頭苦幹。靜坐當日在場，已好大件事，有些人站起來講話甚至是震的。我們比誰都不願意休假時還要來靜坐。」

加薪不加薪，黃任匡說反映的不是醫生待遇問題，背後是政策的短視、整個醫療體制千瘡百孔。醫療開支少，但香港人長壽，不是反映醫療系統優秀嗎？「作為醫生，我們看見的是不少高壽的老人家，最後幾年臥床不起，不能吃、只插胃喉，沒基本生活可言。沒錯是長壽，但只是未死而已。目光夠長遠、基層醫療做得好的話，不會這樣。香港的基層醫療水平，其實很第三世界。」

醫療體制 積「怒」成疾
薪可加 政府卻不找數

雖說醫生習慣低調沉默，但集體抗爭，其實已不是第一次。最近一次是二○○七年，同樣有逾千個醫生靜坐抗議，後來演變成遊行。那時候，黃任匡入行不久。「當時醫生流失嚴重，人手又沒補充，同事愈做愈辛苦，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八年後的今天，抗爭氣氛不一樣，性質也不同，這次不再只是單純的勞資矛盾，牽涉的，還有醫生的尊嚴。

去年十月，行會決定按每六年一次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向高級公務員額外加薪3％，但對象不包括資助機構如醫管局。早前，立會也通過加薪，醫管局轄下的公營醫院醫生忍無可忍，先是發動聯署，繼而靜坐抗議。事隔一周有多，食衛局長高永文只說原則上支持醫管局動用內部資源向資深醫生加薪3%，換句話說，薪可以加，但錢則要醫管局自己想辦法解決，政府不會負責，雖然公務員和醫生的薪酬，其實同樣來自納稅人。公院醫生不是公務員，是一九九○年醫管局成立後的事，當時規定往後入職的醫生，一律以非公務員合約聘用，但薪酬一直與公務員掛鈎。這並非只是醫生的一廂情願，○九年，公院醫生跟隨公務員減薪，醫管局向員工發公開信，指減薪是要「與公務員薪酬體制保持掛鈎，以保障將來能與公務員一同加薪」，當時未有觸發大規模不滿。可是，等得到加薪消息，醫生與公僕的關係卻突然被脫離。黃任匡說，同事嬲的，是政府出爾反爾，「3％不多，但這是一種侮辱。當年減人工都無咁嬲，是否我們溫文爾雅一點，所以搞我們？」他認為，醫生只是想討回公道，要求政府兌現承諾，卻反被抹黑成衰人——靜坐後三天，政府有消息說是時候討論增加急症室收費。

超時工作 下班途中又折返

「這次事件，影響可以很深遠，真的可能從此要脫鈎了。」脫鈎，意味醫管局要重新訂立一個薪酬系統，醫生都認為，新系統肯定不會比現在優厚，只有更差。而公院醫生的待遇，本來就不見得好，人手長期不足，超時工作情况很嚴重。上星期五，黃任匡才又經歷當值日的噩夢——早上八時上班，晚上十時才放工，回家途中，接到急召，有急症病人急需做手術，於是他又折返醫院，回到家時，已經凌晨兩點。每次當值，情况都相似，每個月有四至七次。超時工作的時數多到計不清，但額外的補水不會讓醫生賺回什麼。「每個月劃一補水三千元，行內人都自嘲，醫生是『三千蚊任做』。」

忙得天昏地暗的醫生，站出來爭取公義，在香港的確並不常見。但人們其實不該為此詫異，他們在公營醫院裏看到的社會矛盾，比一般人都多。「人們一定覺得，像財爺說，中產一定飲咖啡、看法國電影，但我們其實經常處於社會的矛盾點裏。醫生的工作性質，讓我們常接觸最底下、最弱勢的一群，不公義的事，就在這裏發生。」

政治來找你
與同事組成「杏林覺醒」

黃任匡是心臟專科醫生，自實習後取得醫生牌，就一直在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工作。他說，同事間本來就少談政治，但近兩三年，情况有點不一樣。「都是避無可避了，電視日日播着新聞畫面，同事一起午膳，總會討論，而那些事，反國教、白皮書，很切身地影響我們。」八三一落閘，黃任匡與其他同事認為不能再默不作聲，於是組成「杏林覺醒」， 以醫生的身分公開議事。他們很少組織活動，大多只就新聞事件發表意見，反應快、立場清晰，但不少傳統醫生其實在背後說他們是「醫生界的『熱狗』」。他說，如果可以選擇，他不會站得這樣前。「我只是醫生，接受的訓練，是如何救一個有心臟病的伯伯，不是演講、搞公眾活動。」只是，這兩年，社會氣氛變化很大，莫說政治一團糟，醫院裏看到的社會縮影，也愈來愈讓人心寒。「虐老，久不久都會有一個，但這兩年，多了被遺棄的老人。」有一次，醫院安排一個婆婆出院時，護士打電話到安老院，職員說，婆婆的子女早兩天已替婆婆退院，護士於是嘗試聯絡家人，家人卻已人間蒸發。

虐老遺老
社會出了什麼事？

遺棄老人個案多了，黃任匡不知道究竟是香港人涼薄了，抑或經濟問題嚴重了，這終究超越了他的工作範疇。可是醫療制度之下的不公，是的確沒怎樣改善過。六、七年前，他遇到一個患急性心臟病的婆婆病發入院。「在已發展地區，這種程度的心臟病發，住院期間應做手術，問題解決了，才讓病人出院，說的是幾天的事。可是因為我們制度問題、資源分配問題，我們要跟家人說，病人問題很嚴重，隨時會死、好危險，但要他明天出院。」婆婆入院後，黃任匡用藥物為她穩定病情，同時排期做手術，但手術排在一年後。幾個月後，婆婆再病發，至第三次入院，返魂乏術，那時距離可以動手術的日子，尚有一個月。婆婆兒子拉着黃任匡的手，沒有怪責，但問他為什麼媽媽一次又一次病發，還是等不到接受手術的機會，黃任匡無言以對。

港醫療水平 頗似第三世界

「我們說的是香港，不是第三世界國家。」黃任匡說，在某些方面，香港的醫療水平，有點像第三世界，例如，人們去急症室看醫生，沒理由動輒要等數小時，又例如，人們有急病要住醫院，沒理由是睡在廁所門外或者盥盆之下。「又例如，一個心肌梗塞的病人，入院後，用的某一種藥，是全世界都不再用了，只有香港和非洲某幾個落後國家仍用，連醫學期刊都沒有關於這藥的文章了，它藥效比新藥遜色、副作用較大，但價錢廉宜。我們為什麼會知道呢？早前我們出席國際會議，席間與其他國家醫生交流，談談病例、用藥，說到我們用streptokinase，被人笑呀，原來我們仍用這藥。」

政策短視 人手混亂

人手問題、薪酬系統問題、醫療服務落後，香港醫療制度千瘡百孔，黃任匡認為，「若說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會說是香港醫療制度沒有長遠計劃，政策都很短視」。他說，就像我們常說的醫護人手不足，三年前，政府積極挽留部分已退休或離職醫生、撥款增加醫科生學額，但在此之前，○三年及○七年，其實是當局以「肥雞餐」讓資深醫生提早退休。「這不可能發生的，政府有做人口普查，知道醫療需求趨勢呀﹗」

預防不做
只開藥給已發病病人

政府短視，導致人手混亂、士氣低落不在話下，犧牲的最後是社會整體，還有普羅大眾。「你開一粒藥，不止看那藥要花多少錢，花不花得起，而該是長遠一點去看，這藥現在花了錢，將來會否幫我們慳了錢？但香港不考慮這方面。」就舉降膽固醇藥為例，「當全世界都說高膽固醇的人吃這藥可減低將來中風、患心臟病的風險，我們只會開這藥給已病發的人。這是很愚蠢的，我們不會做primary prevention（第一線預防）、防患於未然，但這一來可以改善病人生活質素，二來從社會經濟角度去看，它幫助社會減輕將來要長期照顧中風病人的負擔。我們的政策制訂者，眼光只放在如何減少接到投訴。」

預防醫療 基層醫療 被忽視

說香港醫療落後，並不完全正確，香港的確在某些方面在全球頂尖，例如關於乙型肝炎的研究，香港享負盛名，SARS時的研究也領先國際，而且香港也出產不少國際知名的醫生，如換肝聖手盧寵茂、肝臟權威黎青龍。可是，若醫療制度的使命是服務巿民，那總不止是某幾個巿民。「一個黎青龍教授，也醫不到幾多個病人。我們七百萬巿民，靠的不是一兩個頂尖人物，或者幾百分很出色的研究，而是要靠一個公營醫療制度，但那遠遠追不上水準」。黃任匡認為，真正先進的醫療系統，可能是韓國、日本，又或者英國——當全球都知道癡肥問題愈來愈嚴重，導致的血管病愈來愈多，英國是第一個國家首次錄到血管病的病發率有下降趨勢，而這範疇，預防醫療、基層醫療，是香港一直都很弱的範疇。

「普通屋邨幫你睇傷風咳的醫生，其實在每一個醫療系統都很重要，當你覺得唔舒服但又唔知什麼病，你會先看這些醫生，由他們來決定是否有能力解決問題，抑或要尋求更專門的治療，他們的質素、人手，很大程度決定醫療體系是否健康。但香港沒幾多人想做，大部分醫生都想做專科，個個都想做程至美。」黃任匡說，做專科醫生，不一定比較賺錢，但造成這局面，也關乎政策的導向，「每一個專科學院、資格，每年收多少名額，這是政策制訂者決定，又或者從行政角度看，抽調多少資源在專科培訓」。近年，偶爾看到電視有政府宣傳家庭醫生的廣告，是終於意識到基層醫療的重要性了，可是力度遠遠未夠解決問題，起步也算是很遲了。

做醫生
全因中六肺癆 那夜護士看顧

在公立醫院工作，非人生活不足為外人道，薪酬也遠不及在私營醫療機構的醫生，所以，留下的、堅持的，絕大部分都是因為一份使命感。黃任匡認為這說法太肉麻，「不如說，要賺錢的話，就不會做醫生吧，太辛苦了」。早陣子，他才在醫院目睹一個實習醫生，工作時突然在病人前哭，實習醫生說很辛苦。黃任匡沒試過這樣，但笑說曾經回到家裏「咬毛巾掟枕頭」，痛恨自己入錯行。「那是必經階段吧。我覺得，只要夠『想』，什麼難關也能捱過。我真的好想做醫生。」他說，這念頭始於中六。「有一晚，睡覺時，突然覺得喉嚨痕、痰上頸，於是走到廁所咳痰。一咳，整個馬桶都是血。」他叫醒父母，立刻入院，他從的士向外望，看着北區醫院愈來愈近，心想這次會死了，不會出來了。醫生診斷他患上肺癆，住在病房的窗邊，最初的那幾晚，每晚都害怕自己會死，無法入睡。「但有個護士，陪我傾了一晚偈。」她是個中年護士、媽媽級，整晚都很忙，談幾句就要去工作，說一會便回來。「她真的每次都會回來。那時我覺得很溫暖，知道有個人看顧我，I am in good hands，不用徬徨。」

「好想」做醫生
給同事起碼的尊重

黃任匡住院兩個月，康復出院，說往後的人生，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給他的。「當我工作辛苦時，我會提醒自己，我真的好想做醫生，想像他們用這方式幫人，想的程度，足以令我捱過那些很辛苦的時刻。」屯門醫院，被稱為地獄醫院，手術併發症多、環境又擠迫，但他眼見身邊的同事，個個都是像他一樣「好想」做醫生的同事。「所以我很為同事驕傲，為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有信心，無論人們怎說，他們一點也不失禮。政府不應這樣對待我們，不是說因為我做得辛苦，你該給多點錢，而是要有起碼的尊重。我們的同事，不值得被虧待。」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

鄭立 - 政治就是化解衝突

2015年10月31日

【明報專訊】說政治是一種工作，應該會有些人感到驚訝，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中華近代史當中權力濫用不斷的肆虐，導致「政治」兩字不斷的被扭曲與污名化，一談到政治，就會令人想起不人道的鬥爭、抹黑，以及權力。

廚師是一種工作，不專業的廚師，做菜的時候會難吃又不衛生，腐敗的政治也莫過於如此，就是把工作做得不好，忽視了顧客的權益。是的，政治是一種工作。但說政治是一種工作、一種生產，對很多人來說是新奇的概念。因為我們的教育系統，很少有教過，什麼是政治？為何我們需要它？

其實政治，就是「化解衝突」。

人類生存 必有衝突

難有兩個人，在任何方面的立場，都是完全相同的。人類生存和工作，就一定會有衝突，感情和利益的衝突，也總是競逐有限資源。哪怕是夫妻去旅行，也會爭論不同的目的地，只要多過一個人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就會不斷產生意見不合的情况。

如果放任這種情况發生，衝突無法解決，不僅不能互惠，而且之後大家會開始有芥蒂。再小的衝突就會不斷的激化，衝突的形式也會不斷升級，從大家互相抗拒，去到吵架，去到使用暴力，去到再糾眾使用暴力。那是因為，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從沒有化解過，最終導致兩敗俱傷作為結局。

所謂政治，就是透過互相溝通、商談，去找出大家的共識。讓得益者向受害者讓步，使受害者甘心，得益者少一個敵人，終致紛爭排解。而有能力的政治家，更可以將兩個對立方，化敵為友，使兩個利益有衝突的對手互相尊重合作。因為感受到保護和尊重，而達至團結。

鬥爭是因為沒有政治

所以，政治這種工作，正是消除我們所謂的「社會內耗」，若在位政治家懶惰，不願意不斷找出各方面的衝突出來調解。社會就必然會鬥爭不止，所以，鬥爭並不是因為政治，相反，鬥爭是因為沒有政治。就算很多人宣稱自己是從政，但如果他連「政治是什麼」都沒概念，甚至覺得自己「不搞政治」，那麼，你可以預期，這種人無心亦不懂怎樣去消解衝突，而只為自己的利益立場服務。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政治，不做任何政治行為，就是說，那個社會並不試圖化解任何衝突。不安撫受害者。這樣社會必然是鬥爭不斷，無法團結。他們可能會認為是參與衝突的人的錯。這是不對的，社會鬥爭不斷，是因為從政和掌握權力的人，沒有做好他的工作，就像是沒把食物煮熟的懶惰廚師。

沒有政治的社會，得益者和受害者的矛盾，將會日漸變得尖銳，而受害者最後的選擇，就是支持瓦解這個架構，讓得益者的利益從此消失。

而動盪的時代，正是源自取得政治權力的人，透過不公平的制度，霸佔政治的職位，沒發揮政治的職能，使社會失去了調解衝突的能力，導致不滿的人愈來愈多。政治失能，跟電廠停工、水管破裂，本質上並沒什麼不同。

長平觀察：從未「妄議中央」，談何「黨內民主」？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10月27日

最新頒佈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禁止"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党的集中統一"，讓很多人感覺到歷史倒退， 寒氣逼人。

這個被稱作"史上最嚴厲黨規"， 其實並不是新鮮。中共從建黨開始，就從列寧那裏學來"鐵的紀律"。紀律嚴明就意味著殘酷的整肅鬥爭。陳獨秀、王明等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建黨元勳，都被清除出黨。延安時期，作家王實味因為一篇批評雜文，被抓捕並遭秘密槍殺，遺屍枯井。奪取政權之後，中共更是政治運動接二連三，不僅林昭、張志新等"妄議"者遭受殘酷迫害，連老舍、傅雷等沒怎麼議的文人，也被逼"自絕於人民"。

中共並非一般"執政黨"

有人會說，這個新的條例是黨紀黨規，只針對黨員，豈能將政治運動全都納入議論？此前，針對浦志強律師等呼籲廢除"雙規"制度（中共紀委私設刑堂，要求違紀黨員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多有刑訊逼供），也有很多人反對說，那是黨內制度，幹卿何事？

且不說一個政黨是否可以違背法律，私立黑道規矩，中共可不是一般的政黨。人們多引用西方政治概念，稱其為執政黨，其實很不準確，因為並不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在野黨。中共一黨專政，壟斷了全部政治資源以及多半社會、經濟和文化資源。在很多領域，比如政府機關、媒體、國有企業，如果你想事業發展到中上層，必須成為黨員。因此，中共黨規，既制約現有黨員的言行舉止，也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全體國民的潛在發展。

"黨內民主"不堪一擊

打擊"妄議"者的極端政治就是"文革"，不僅批評者或被打死或被投監，而且全體國民唱"萬歲歌"，跳"忠字舞"，對著毛澤東畫像"早請示晚彙報"，專制程度遠超古代帝王。其結果是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瀕臨崩潰邊緣"。以否定"文革"獲得統治正當性的鄧小平，禁止反思政治制度，將"文革"主因歸結為毛澤東搞"個人崇拜"，被林彪、"四人幫"等"反革命集團"利用。為了阻止"文革"重現，他推動了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領導幹部年輕化等改革，似乎決意讓自己成為最後一位獨裁者，使得"黨內民主"成為一時之議。

「集體領導」是胡溫時代的特點

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形成"集體領導"的寡頭政治。很多人相信，拒絕多黨競爭的中共，為了自身前途，接受了黨內制約原則，寡頭瓜分利益，互相制約，儘管不是民主，但也比沒有監督強。中共智囊學者甚至炮製出理論認為，"集體總統制"遠比"個人總統制"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

"黨內民主"理論不僅限於九常委或者七常委各占山頭，而且包括廣大黨員群眾，對中央的大政方針提出廣泛批評，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黨應該具有的姿態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妄議"獲罪，似乎成了異議人士的"專利"。

習近平上臺以後，以反腐為名重新整黨，收緊大權於一人之手，所謂"集體總統制"、"黨內民主"不堪一擊。

"妄議中央"出現在黨規裏，儘管事實陳舊，但是用語新鮮。"妄"者，胡亂也。"妄議"也就是"胡講"，這是一種情緒用語。將情緒用語寫進規章，體現的是統治者的恣肆妄為。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