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勤達人Famous Carol 特事特辦，荒謬 空總唔妥協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個多星期前，爆出梁特首為了替快要登機的女兒拿回遺留在禁區外的手提行李「特事特辦」，當時身在英國的空總總幹事吳敏兒（Carol），第一個反應是「覺得不可思議」。做空姐二十五年，她說從未見過這回事，隨即問英國美國澳洲的同工，都說最多只是總統級的人才有特權，而誰有特權、有什麼特權，該早就白紙黑字寫明；况且，「特首跟總統，仍有好大距離吧？」數小時後，她愈想愈憤怒，然後接下來的一星期，她帶頭組織今天的機場靜坐，空勤抗爭，這次好像第一次脫離了勞資問題，但她強調行動不指涉政治，「佔領機場」的說法亦是被扣帽子，靜坐，是為切實的勞工安全問題。「運了炸彈入去都得啦？炸死的是我們，不是你梁特首。」

二○○三年，吳敏兒一手成立英航香港工會，帶被剝削的同工走過十三年艱苦的抗爭路，由搞工會被打壓、頂着懷孕九個月的肚打官司打至英國終審法院，最後成功令英航為打壓工會員工道歉、把香港員工的退休年齡由四十五歲延至六十五歲。她的事迹，傳遍英國業界，總公司當然看在眼內，空姐碰着她，反應會像電影裏少女遇見超級英雄般瘋狂：「You are Famous Carol? I can't believe it !」

維護專業 確保飛行安全

在事件發生後，空總收到很多人查詢，表達憂慮，吳敏兒說，靜坐是因為他們看到業界和社會反應，認為該代表業界站出來，告訴社會，這個問題出在哪兒。「特權不特權，留待政治人物、議會處理，我們要讓人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妥協。」機管局、民航處及保安局一直強調事件未有違反國際組織訂立的航空保安規定，國際民航組織（ICAO）至今拒評事件。「ICAO是聯合國的組織，由193個政府組成，香港是193分之一，需根據協議在香港制訂相關規則。你不能一邊定規則，一邊犯規，然後還說沒犯規。」一般人看空姐，吳敏兒說大多只想到靚不靚、或者顧客服務，但她說空勤的訓練，首要是安全及緊急事故處理，對航空安全有專業嚴謹的要求，「我們每年都要考一次safety，不合格就炒得，飛機緊急降落，打開艙門放乘客出去的，不是消防員，是我們」。而所謂的嚴謹，是絕對的一絲不苟，她說近年乘客的確愈來愈惡，但空中服務員也有一套處理準則確保飛行安全，不容許妥協。「有些客上到機艙無理取鬧，空勤是可以請他下機，再把他的行李卸下才起飛；一上機就滿身酒除，同樣，請下機」。

工會勞工政策 離不開政治

「這或許是空總的命吧。」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成立不足半年，就要組織一次靜坐。香港航空業的工會，正式註冊的有四個，國泰、港龍、英航、聯合，一直以來各自向自己的公司抗爭，十年前，四個工會組織空服聯盟，但並沒有註冊，一起為勞工問題上過街。投身工會愈久，吳敏兒說她逐漸知道社會上的事跟工會有很大關係，勞工問題，其實離不開政治，如果政制政策與政治總是千絲萬縷的話。「沒有普選，就會像現在的政府、議會，傾側商界，關乎勞工的議案，怎可能通過？」這幾年，香港的勞工法例好像進步了，但同時集體談判權被擱置、侍產假由七天變三天。在這種局面底下，吳敏兒認為，「工會一定要保持高調參與」。醞釀多年，空總去年十一月終於成立，會員達八千人，她眾望所歸是第一屆總幹事。

帶領英航香港工會 13年爭權益

 眾望所歸，因為在這之前的十多年，她一直帶領英航工會跟遠在英國的公司抗爭，身經百戰，當中不少是勝仗。眼前的吳敏兒，開朗豁達能言善辯，百忙之中跟我談了足有三小時，但提起這條路，仍是非言語能難以形容的艱苦。「我已不記得，怎樣捱過那段日子。」

二○○三年，SARS把航空業推進谷底，英航宣布不裁員，但一再減少員工工作日數，轉為75％兼職，即人工打七五折、假期每月多一星期，更單方面把員工的第十三個月糧自動扣減三分之一，「共度時艱」。這種「75」兼職制度，維持了兩年半，香港百多個英航空勤，白白少收了十個月薪金。「因為『75』，我們每月多一星期假，常交頭接耳，開始討論公司常常只單方面做決定，沒跟員工商量，有人說，鬼叫我哋無工會？為何我們不可以有工會？」

英國工會規模好勁 香港沒有

那時候，吳敏兒每次的飛行工作動輒上十天，香港飛倫敦，再飛北京，回到倫敦，第四站才回香港，一個航班上，十五個空勤，三個是香港員工，其餘是英國人。她說，飛行時，常在半空中聽說英航工會的事，「只知道人哋好勁，只知道我們個base（香港）沒有」。英航機艙服務員工會BASSA，會員人數逾萬，是英國規模較大的工會之一。興起成立工會的念頭，可是無從入手，吳敏兒於是請教BASSA同事，如果要搞工會，該往哪裏拿批准？「哇，問了之後，他笑咗好耐，說：Carol，無人需要問准的。」吳敏兒被當頭棒喝，又覺得尷尬極了，一直以來，香港員工被灌輸公司很嚴厲、有紀律、講規則，搞工會，該也要有根有據吧？「成立後，通知公司、與他們坐低會面、要求公司認可工會便可。」

懷胎4月 與公司打官司

工會成立的過程，遇到的困難不多，最吃力或許是熟讀員工守則，足足花了幾星期。「如果我作為主席也不清楚守則，我們如何可以據理力爭？我試過一次出洋相被嘲諷：你做工會代表，完全唔熟守則㗎？唔怪得人人說你只想搏出名。」

工會成立後，艱難的日子才開始，為了第十三個月糧被扣三分之一的事，吳敏兒首次與公司對簿公堂，其間在她懷孕四個月時，父親過身，她大着肚子辦後事、打官司，「面對法官、幾十個同事來聽審、上司與你對壘，又驚BB在法庭出世」。幾經艱辛，她第一次打勝官司，二十一日後，她誕下幼子。港台後來把這段日子拍成半紀錄片，當時吳敏兒看後，淚如雨下。

步步打壓 收警告信

然後，打壓一波一波地湧至。復工首天，她收到管理層的電話，說要為她向傳媒談及公司的報道跟她談，沒想到那是長達一小時的激烈辯論。「他們說，我是英航空姐，任何時候都沒權不問公司就向媒體談及公司的事，還舉起一本員工守則，說『難道這不適用於你』？我說，那篇報道是寫工會主席，工會主席不受限制，那守則，適用於一個空姐，但不適用於工會主席。」沒多久，吳敏兒到英國接受產後培訓一星期，其間收到英國總公司負責所有國際員工的經理日夜留言：「你小心聽着，明天下課後，我要你來見我。」剛巧培訓班有兩個BASSA同事，知道她的事、看過文件後，說BASSA會替她出頭、找人告訴經理：Carol不會來。「哇，那時我才知道，把炮的工會，可以係咁型。她們說，知不知道一個經理要見一個員工有什麼程序？但凡準備或正式紀律處分，都是極嚴重的事，僱傭雙方都不能走錯一步，而經理沒跟程序。」

行李不翼而飛 機場疑被跟蹤

在英國，因為有BASSA，吳敏兒算是逃過一劫，但回到香港，她再次被召，再次被痛斥警誡，還收到五頁紙的警告信。吳敏兒求助職工盟，最後勞工處控告英航歧視工會員工，英航認罪罰款。不過，在回港打官司前夕，她其實在英國遇到怪事——從北京飛到倫敦後，她寄存的行李，不翼而飛，她於是在希斯路機場四號客運大樓找至一號客運大樓，沿途卻總覺得有人跟蹤她。「那是個外國人，唔知佢做乜，去搵車又見到佢，去搵行李又見到佢，最後在一個無人的月台，好驚，心想難道佢要殺咗我？我當時覺得生命受到威脅，那一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於是，她在月台向那人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讓他知道，我見到他」。然後，那人消失了，吳敏兒崩潰地在月台嚎哭。她沒說這事是誰做，只說時間上很巧合。「為什麼做到咁？那種痛苦，我不想再有其他人重複我的經歷。」

45歲要退休 赴英告公司年齡歧視

同一時間，英航員工開始被退休年齡的事困擾，由舊合約轉至新長約制後，員工守則訂明需在四十五歲退休，夠鐘被叮走的空姐，二○○三年出現第一個，但英國員工的界線定在五十五歲。吳敏兒認為這守則不公平，決定到英國法院，控告英航年齡歧視、種族歧視。她先是在英國求助BASSA所屬的總工會Unite the Union，遊走Unite的財政部門、法律部門，花半年時間游說Unite全力資助她打官司——吳敏兒試過，自己找律師諮詢，單是面談討論一小時也要450鎊，後來在當地的勞資審裁處打官司，資金雄厚的英航已動用女王御用大律師壓場。

「Congratulations」 勝過所有辛苦

工會要跟大企業打官司，沒資金的話，所謂爭取權益根本無從說起。二○○六年七月，官司正式展開，吳敏兒卻形容是出師不利，兩次延期。她說，延期是最磨人的，「在公司肯讓步之前，夠四十五歲的員工陸續要離職，四個月可以有十個人，我們好想盡快停止這局面」，其間，不停的文件來往、蒐集資料、來往英國與律師見面討論，同時為了要到英國上庭，每每要向處處刁難她的公司申請假期。「幾經艱辛，終於等到上庭的日子，律師才說大狀病了，無法上庭，我不知道哭了多久，一個人走在街上，那年冬天，4℃，法院距離酒店不遠，但，路就是走不完」。然後，吳敏兒由要求翻譯但律師勸阻，到像電視劇般在庭上被盤問至淚流滿面，二○○八年，終於捱至結案陳辭的日子，審訊結束，判辭卻再等了半年，○八年年尾，律師寄來的電郵只一個字：Congratulations。吳敏兒說，那是幾年來最好的聖誕禮物。隨後幾年，英航不服判決，一直上訴至終審法院，至二○一一年，英航突然中止上訴，提出和解，英航原本只肯賠款，後來答應讓已退休的員工復職，其他員工的退休年齡與英國員工看齊，「準確來說，年齡沒有上限，不過一般會在六十五歲退休」。吳敏兒說，歷時五年的官司，她捱壞了身體，一度嚴重貧血、胃出血、月經流血不止，其間還遇到同事的排擠和仇視，認為她搞壞公司的名聲、僱傭關係，「有些非會員，在單獨向公司提出以較差的條件換取延後退休後，知道我們贏了官司，想我們幫忙爭取，與我們看齊，但真的很難，合約是你談回來，條件是你開出，我們工會怎插手？」

兩孩媽媽 搞工會做空姐

這麼多年來，吳敏兒全身投入工會的事，偶爾有小官司，她為省錢都乾脆自己入稟、學寫證供，同時她繼續全職空姐的工作，獲得的乘客讚賞不少、病假也沒多請，她說，這或許就是當日英航想盡辦法去除眼中釘卻最終沒成事的原因。不過，這女鐵人不止「打兩份工」，她還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說，無論怎忙，家庭也是她的第一優先。人們覺得她像有三頭六臂，但她覺得事在人為，只要能把時間安排妥當便可以，雖然這大概是她把身體捱壞後才真正學會的。工會會務，大多在丈夫孩子上班上學時才做，晚上盡可能都會在家吃飯；她教孩子，也有一手，認為陪伴孩子的時間，質比量重要得多，「要用心觀察，孩子喜歡吃什麼？熱還是冷？喜歡玩什麼？放假跟他們到公園，癲一陣都好開心，回到家，食飯的食飯，做功課的做功課，要做的就做。我做不到像現在有些媽媽，每天在家紮定馬等孩子回來督促功課。孩子起初不合格，由他吧，告訴他錯在哪兒，他自己要努力，讓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不是媽媽的人生。現在有好多媽媽，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考到名校，等於自己入名校。他們總有一天要自力更生，要成長，連照顧自己的本能都沒有，媽媽幫得多少？」

縱使不是日夜監管督促，孩子反而懂事聽話、關係融洽，吳敏兒提到幼子，總笑說他是個肥仔，「有一次買了兩條金魚給他，早上女兒告訴我，金魚死了，因為弟弟把熱水倒進去。我立刻問他為何要這樣做，咁變態？他卻含淚說：昨晚我怕牠們凍……」語畢，她哈哈大笑，她與孩子，一樣善良。

文：陳嘉文

圖：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空勤達人Famous Carol空總總幹事吳敏兒（圖﹕劉焌陶） 

維珍航空香港空中服務員工會去年發起野貓式罷工。吳敏兒(前右)到場支持。（資料圖片）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早前開記者會公布今日集會安排，要求民航處清楚交代事件。（資料圖片） 

早前多名市民到特首辦外請願，質疑梁振英濫權，批評事件破壞機場保安標準。 （資料圖片） 

吳敏兒曾指控英航歧視其工會身分，並監察她，英航就此事被控違反僱傭條例，被判罰5000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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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廣德 - 「特事特辦」之火燒連環船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香港人同坐一條船」是少數權貴哄騙平民百姓的空話，後者的小船破船豈可跟大船官船相提並論，但它們緊緊綁在一起卻是事實。

一男子權力慾投射出火舌，不慎慾火焚身，誰料颳起大風令火燒連環船，官員議員一個個捲入火海，遠至北京隔岸觀火的《人民日報》評論員也趁機發難。正當我城市民以為可以安坐船中剝花生之際，忽然發現大火不只燒旺張燈結綵的官家大船，連小船破船也易被火海吞噬，要不趕快逃生便得加入滅火。

香港上演的戲碼總是如此精彩，七百萬人擠在一起，弄不清誰是主角誰是配角。

事發半月，機場行李「特事特辦」的一家主角恍已變成閒角：梁頌昕在美國升學，梁振英除了不斷否認濫權之外大家不會有任何期望，所謂「第一夫人」更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最有看頭的戲碼是搞清香港七百萬人原來分演七種角色，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大家不妨對號入座。

盲撐

這角色由活孖寶主演：首先是民航處長羅崇文，他一口咬定「任何機場一定發生遺失行李情况，航空公司及機場保安會處理，不認為是『特事特辦』」。另一位保安局長黎棟國同樣否認由航空公司人員代為將行李送入禁區的做法是「特事特辦」，但他加入一點似是而非的道理，「由職員攜行李需要進回禁區做法符合基本要求，但要符合確認物主、通過正常安檢及不會引致飛行風險三個條件」。

兩位活寶的共通點是罔顧事實，因為多家傳媒派人到機場實地測試，以一般旅客的身分遺失行李，沒有一位能得到梁頌昕的待遇。所以機場人員在事件中運用酌情權，令梁頌昕獲得特權優待是鐵一般的事實，這還不算「特事特辦」？

掩飾

這角色由行政會議成員擔綱：首先是葉國謙，乾脆把特權認定是市民應享而未享的權利，建議機管局檢視現行做法：「在便民的角度上，機管局是否應該要考慮一些機制，能夠讓類似的『失魂魚』，在親人或朋友手中，可以接回遺留的行李？」繼而是葉劉淑儀，她說「每個機場、每間公司都一定有VIP服務」，更以英國外相夏文達作比喻，認為這是對待貴賓的禮貌。

可惜葉劉淑儀露出馬腳：夏文達是公職外交人員因公出行，梁頌昕是非公職人員因私出行，豈能相提並論？况且夏文達真要遺失行李，只會讓隨行特工認領檢查而非交機場人員運送。所以當主持問這是否「特事特辦」，葉劉只得支吾以對，因為一時要說特首女兒應享特權，一時又要說特權不算「特事特辦」，實在是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

迴避

令人嘆為觀止的戲碼是最需負責的官員最懂耍太極，運房局長張炳良被傳媒三番四次追問，只稱「機管局了解緊」，「要等機管局報告」。機管局起初發表聲明，辯稱「沒有違反一直以來的機場保安程序」，繼與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會面時，承認梁頌昕一事並非一般遺失行李事件，但將此事說成是「航空公司去處理同客人關係」，機管局不能代表航空公司回應。

根據國泰航空的內部文件，當時在特首夫人一番理論及特首與駐機場職員通電話後，一名國泰職員取得機場保安公司當值經理准許，才把梁頌昕遺失的行李穿過禁區直送登機閘口。既然機管局負責機場保安，又如何能推卸「發出准許」的責任？

硬食

整場戲啞子吃黃連的角色莫過於機場保安公司和航空公司，它們至今未有發表正式聲明，因為若果承認當時行使酌情權是「特事特辦」，等於指正特首說謊；若果否認行使酌情權，等於同意大眾與梁頌昕享有同等權利，勢必永無寧日，機場日後無法運作。

揭弊

香港人最應感謝的神祕角色至今仍未現身，因為他們是冒着極大個人風險的吹哨人。首先是向《蘋果日報》透露事件經過的當事人，隨後是向傳媒提供兩份國泰內部文件的神祕人。沒有他們挺身而出，公眾對這宗貌似小事的大事勢必蒙在鼓裏，權貴對規章制度的侵蝕必定變本加厲。

最令人憂慮的是香港仍未有「揭弊者保護法」，據《南華早報》報道，機場保安公司已把涉嫌向傳媒提供資料的前線員工辭退，但因為當事人未有現身，詳情無法核實。儘管如此，若果市民漠不關心而不向機場保安公司施壓，前線員工被犧牲，有如縱容特首一家假手他人kill the messenger，誰通報誰遭殃，以後有誰敢為公眾利益講真話？（編按：有傳媒其後曾聯絡該保安公司，對方回覆指報道純屬虛構）

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已就「揭弊者保護法」提出私人草案，但遠水不能救近火。相信不少人對為港視發牌說出真相的顧問伍珮瑩被公司解僱一事記憶猶新，誰忍心讓這種不公不義的犧牲又再重演？

企硬

演變至今，這齣戲的主角是既有切身利益亦肩負公眾利益的地勤和航空人員。他們最熟悉一貫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因此可以義正詞嚴地指出群醜亂舞的可笑。

從公民黨機師譚文豪發動公眾聯署，到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黎玉嬋指出容許特權是嚴重保安漏洞，再到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總幹事吳敏兒號召會員和市民今天下午三時到機場靜坐行動，均顯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氣概。

航空安全並非臨時加插的劇目，特別在全球恐襲風險上升的今天，民航處不能視行李有通過安檢便等同滿足航空安全要求，因為「同行同檢」是增加航空安全系數的必要措施，所以違背通則的特例必須減至最低。民航處理應對「非同行同檢」以「零容忍」為目標，但現今為了掩飾特權卻反其道而行，即使國際航空組織不願公開譴責，也無法令空勤人員信服。

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特一家涉嫌違反機場安檢規定的事件，但在建制派護航下否決，猶如火上加油。

啞忍

假若你沒有擔綱演出上述六種角色的任何一種，你自會「被演出」為一味啞忍的路人甲。千萬不要以為大火不會燒過來，因為除非你是臥牀不起的孤家寡人，無論你自己或親戚朋友都必然有使用機場服務的一天。設想特首一家「特事特辦」順利過關，揪出揭弊者殺一儆百，「同行同檢」制度鬆弛，特權氾濫變本加厲，香港機場很快會變成國際航空安全最弱的一環，恐怖分子找上門的日子還遠嗎？

從一件黑色手提行李演變為一齣黑色荒誕劇，這件事有資格列入學校通識教材，因為它引證了權力令人腐化的本質，更說明了香港社會雖自以為文明，其實脫不了威權文化的基因。

追本溯源，這事件本來不牽涉什麼重大利益，梁頌昕不能及時拿行李上機，談不上有何損失。但特首「不能認錯」這項迷思，卻牽引了巨大利益：官員怕得罪上級影響仕途，行會成員怕因護主不力而失寵，機管局怕特首延宕三跑填海，航空公司怕損失商業利益，建制派議員怕誤判北京撐梁力度，一環扣一環，至今未聞有建制中人敢公開要求梁振英道歉認錯。

事實證明，順從威權的慣性遠遠大於服膺理性的力量，無疑反映香港管治文化的落後本質。

火燒連環船正在上演，所以七百萬人還可以調換角色。如果你對「啞忍」生厭，或許你還來得及今天下午趕往機場變身「企硬」演員。如果你認識受權貴迫害的揭弊者，你或許可以找出方法為他們討回公道。只要荒誕劇未曾落幕，香港人還有改變結局的機會。

文：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圖：黃照達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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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全社會的潰爛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15日

昨天拙文提到最好最壞的時代，結尾是「至於最壞，不用說了」，朋友問那是甚麼時代，何以不用說。我的回答是：看文化，教育，言論，學術，人品……。人文才是國家民族的根本。政治經濟都是一時的。

民國時代的北大、清華等學府，有多少大師級的教授？培養了多少有理想有追求的滿腔熱誠的學生？社會上出現過多少經典級的著作？有過多少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這些人文科學成果，直接或間接塑造社會意識，建立社會人品。儘管政治腐敗、經濟凋敝，但社會沒有潰爛，傳統道德仍然穩固。所以，周有光說，「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我於1945至1948年在大陸接觸到的老師、文化人，都是有理想有品格的人。1949年後在左派學校接觸到的老師，由於大部份是來自廣州的進步大學生，也仍然感受到他們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對學生的關懷愛護。然後，隨着大陸「權力至上」的變化，教育也變味了。香港左派學校相信也受影響，但我沒有切身體驗，不能評估。

昨天提到大陸網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上帝給中國還留下了幾個有良知的人》，講的是幾個敢於說真話的知識人，他們大部份是民國時代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有良知的就只有「幾個」，而且還是前朝留下的。除了周有光，文章還錄有其他有良知者的名言。86歲的資中筠說：「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在中國的所有問題中，教育問題最為嚴峻。從幼稚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像力的極端功利主義，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

77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說：「我們的大學，包括北大，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的教育體制，正在培育『有毒的罌粟花』」。

61歲的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對官的照顧卻無微不至。世界上有離休一說嗎，只有中國有；有常規化的公款吃喝旅遊嗎，只有中國有；有不成文的子女就業照顧嗎，只有中國有；有專門為領導犯罪設立的豪華監獄嗎，只有中國有。」他還說：「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全社會的潰爛主因是權力的絕對，而教育培養「有毒的罌粟花」更毀滅了民族的未來。民國時期的教育部長，都是有獨立意識的、才德兼備教育家，如蔡元培、黃炎培、章士釗、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中共建政後全面倒向技術性的培養，人文科學凋零，向權力與財力聚集。香港，要跟着極端功利主義的路向沉淪嗎？（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立峯 - 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2016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象徵着「本土派」的崛起，甚至帶來了「三分天下」的說法。個人意見，認為「三分天下」的說法也許言之尚早。這不是小看本土派的支持度，而是「本土派」這3個字，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到底標誌着什麼，其實仍不是很固定。發展下去，「本土」是一個有清晰輪廓和界線的派別，還是一個各自借用來表述政見的符號，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派」一詞已完全滲入公共論述之中。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在2014年，「本土派」一詞在13份香港中文報章（註）中出現過586次，2015年飈升至2036次，到今年頭3個月，已經有1460次。當一種派別身分在社會上被那麼經常地談論時，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如果要市民自行選擇，有多少人以及什麼人會自認屬本土派？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8日至24日間，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通過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以下的分析經加權處理，令樣本在教育程度、年齡和性別分佈上符合香港人口。

8%市民自認本土派 不可忽視

在訪問末段詢問人口特徵時，其中一條題目請被訪者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屬哪一派別。答案選擇有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當然，被訪者也可選擇說自己沒有政治取向或索性不回答這題目。

筆者同時用去年7月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另一民調所得數據作比較，但當時題目仍未有「本土派」的選項。表1顯示了兩次民調的結果。在今次3月的調查中，有超過8％的市民自認屬本土派，自稱激進民主派的只有不足3％。最多人選擇的仍是溫和民主派，有32％左右。選擇3個代表建制陣營的標誌的被訪者，加起來有14％左右，而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加起來超過四成。

有趣的是，相比起去年7月，雖然多了一個額外選項，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並沒有降低多少，選擇激進民主派的市民本來就不多，反而是選擇中間派的市民下降了接近9個百分點，恰恰約是本土派市民的比例。

要留意，在過去的民調中，「中間派」只是一個「邏輯性」選項，讓市民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外有多一個選擇而已。但去年區議會選舉和早前立法會補選，均有參選人士打正「中間路線」的旗號。民調結果顯示，這些中間路線候選人，似乎沒有使更多人選擇自認中間派。剛好相反，當有政客借用「中間」這符號時，自認屬中間派的市民反而更少。

當然，中間派的市民少了8、9個百分點，不等於中間派的市民直接變成本土派。最合理的推論，是一些原本選擇中間派的市民選擇了溫和民主派，而剛巧差不多比例的溫和民主派支持者選擇了本土派的旗幟。

無論如何，8％是一個絕不可以忽視的數字。如果我們再以年齡劃分，就會更清晰地見到本土派冒起的勢頭。表2顯示，在45歲或以上的各年齡層，選擇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只有2至3個百分點，在30至44歲的市民當中，本土派支持者有6％，但在18至29歲的市民中，選擇本土派的有接近30％，跟溫和民主派的39％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禮了。

不過也要補充一句，年輕人其實並不特別抗拒溫和民主派。在數據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比例，在18至29歲的市民之中甚至是最高的。年輕人的特點是極少建制派支持者，也比上幾代香港人少選擇中間派或回答無政治取向。

兩派對旺角騷亂態度差異明顯

選擇本土派的市民，跟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在政治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這是需要多方面觀察的問題。調查問卷和本文空間所限，這裏只分析不同派別市民對農曆年旺角騷亂的態度。問題的用語是：「今年年初一深夜喺旺角發生咗一場騷亂，以下邊句說話最能夠代表你對呢次事件嘅態度呢？」

答案選擇有「譴責示威者嘅行動」、「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責任」、「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係問題根源」，以及「支持示威者嘅行動」。

表3顯示相關結果，若計算所有被訪者，接近三成市民譴責示威者的行動；四分一左右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部分責任。最多人選擇的是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佔超過四成。只有不足5％的被訪者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但當市民被分為不同派別時，本土派支持者中，有約三分之一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而在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中，明確支持當日行動的不足2％。激進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成支持當日行動；但要留意，由於激進民主派支持者比例本身很低，在計算其內部百分比分佈時，有效樣本數很小，該些百分比的實際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表3顯示，本土派和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在對旺角騷亂的態度上有很明顯的差異。不過，自認屬本土派的市民中，也有接近六成「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甚至有5％左右選擇「不認同行動，但政府亦有部分責任」。由此可見，也不是絕大部分在民調中自稱本土派的市民，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本土派的抗爭行動。

「本土派」意涵仍未穩定

回到文章開首所說，「本土派」的意涵是什麼，應該仍未穩定下來。今年立法會選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血公民、城邦派，以至新民主同盟、香港眾志，甚至傳統泛民政黨會如何論述本土，都會繼續影響市民如何理解「本土」的意義。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日後繼續分析和觀察的基礎。但頗為確定的是，年輕人對「本土」的認同度非常高。在將來的日子，隨着新舊世代持續交替，本土的呼聲會繼續上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當本土論述繼續在大眾媒體恒常出現時，年長的幾代香港人會否也開始接納「本土派」這個標誌？「本土派」能否再進一步擴展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本土」能否由一個屬於新世代的符號轉化為一個跨世代的符號。

註：13份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頭條日報》、《晴報》、《太陽報》、《都市日報》和《am73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怡 - 八十年變遷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14日

八十歲高齡，讀友中比我年長的大概不多，年長而對抗戰、淪陷、國民黨時代有親身經歷的人大概更少，至於在過去60年一直在新聞出版界工作、對兩岸和香港的重大變遷保持深度關注與評論，而且至今尚未止息的人，我也數不出還有誰了。

能夠概括八十年的變遷嗎？試試看吧。到了我這年紀，已沒有利害的考慮，也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了，最重要是自己怎麼看自己。所寫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在民國時代的大陸，我生活的時間不長，只是戰後到1948這三年。那三年大陸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學生運動此伏彼起，知識分子傾向中共民主政權，內戰形勢在民心主導下一面倒，國民政府迅速敗亡。1948年到香港的少年，也理所當然地擁護新興的朝氣蓬勃的紅色中國。

最近讀到大陸網上流傳的一篇文章，其中引錄今年110歲的經濟學家兼語言學家周有光一段話：「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現在說大師，都是那個時代出來的。你可以一個一個查，都是。這是事實，清楚得很，不用辯論。」

我回想戰後那幾年在大陸所接觸到的老師、文化人，看過的報紙，不能不認同周老。又讀到另一位資深學者、86歲的資中筠，她說的一段話：「我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垮臺，一是因為腐敗，二是因為腐敗還不徹底，就是說官場是腐敗，而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沒腐敗。所以他們還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要想辦法反對它。」

「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於是儘管社會動盪，仍然保有知識界的優良傳統，留下燦爛的文化，以及許多值得景仰的人物。社會的底氣還在。至於中共建政後，在極權政治下，有權就有一切，沒權就連維持起碼的生活和做人的尊嚴都不可能，於是整個社會包括知識界全面腐敗。沒有知識分子，沒有教育家，沒有文化人，沒有獨立公正的媒體，徹底成為一個趨炎附勢的社會。

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在哪裏？在香港，也有的在台灣。在英國殖民地的保護下，香港知識人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殖民地法律保護了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造就了我的後半生。在一些人迎接回歸的前夕，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在新書發佈會上我忍不住哽咽。

以我的經驗，英殖時代的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好的時代；民國時代的大陸和台灣，包括汪精衛的偽政權時代，是華人社會次好的時代。回歸後尤其689治下的香港，是華人社會次壞的時代。至於最壞，不用說了。（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陸友珍 - 查理考夫曼 奧斯卡鬼才編劇導演

電影講座   2016年4月14日

要數當今荷里活聲價最高的編劇家，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考夫曼早年受過劇場與電影拍攝的訓練，九十年代初在電視圈起步當編劇。1999年他憑《玩謝麥高維治》（Being John Malkovich）聲名鵲起，當時甚至有人懷疑這個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鬼才編劇是否真正存在。千禧年代初考夫曼陸續交出《何必偏偏玩謝我》與《無痛失戀》兩個妙想天開的劇本，後者更為他贏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到了2008年，考夫曼終於克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執導處女作《腦作大業》。雖然電影頗有好評——Roger Ebert甚至推許為10年裏的最高傑作，但票房並不理想，令考夫曼之後的幾個拍攝計劃難以成事。相隔7年，我們終等到他的新作《不正常麗莎》。

考夫曼的電影之所以教人分外期待，是因為他幾乎每一個作品都能帶出新意， 發前人未見的巧思。而他不獨是倚仗一些小聰明或天馬行空的橋段來包裝自己的作品，他的故事總是近乎執迷地在某些主題上鑽研，例如有關人的身份、主觀的思考與記憶、生存的意義與虛無等。他的獨特品味以及不從俗的堅持，令他成為了當今美國影圈裏一個無可替代的崢嶸人物。

考夫曼從一開始着力專注的範圍就是人的感觀與思想。在他的世界裏，思想與肉身是可以分開來看的；主觀裏的思想世界比現實更繽紛、更奧妙迷離，而這才是一切問題核心的所在。在他首個編劇的電影《玩謝麥高維治》裏，他就提出了一個好玩的大膽假設：如果我們都能進入別人的腦內會如何？而且，如那個不是一般人的腦袋，而是演員尊麥高維治的腦袋又會如何？

身份疑惑

《玩謝麥高維治》的男主角Craig是一個木偶劇表演者，他的事業毫無起色，在妻子再三催促下就找了一份負責檔案分類的工作。在他工作的寫子樓裏，有一天Craig發現了在文件櫃後藏着一扇小木門，木門打開是一條看不見盡頭的窄道。其實這就是通往麥高維治腦內的秘道，走進去後，就能代入了他的身體，從他的眼睛看世界。

電影裏有3個主要人物——Craig、他的妻子Lotte及跟Craig在同一層上班的美女Maxine，3人在知道這個秘道後有截然不同的反應。Maxine是3人中對「走進別人腦袋」最不感興趣的，她不為此感到新鮮刺激。這事對她來說的唯一功用就是讓她賺錢：Maxine與Craig合夥，每晚寫字樓休息後放人進來，向每位想走進麥高維治腦袋15分鐘的人收取200美元。另一邊廂，對Lotte來說，她初嘗變成麥高維治後就有一重大覺醒。她走進麥高維治的身體後，始知最適合自己的是男兒身，她甚至有一股不能抑止的慾望，要接二連三地變成麥高維治去跟高傲冷艷的Maxine戀愛。

Craig比起其他走進麥高維治身體的人有點不同，因他懂得運用操縱木偶的技巧來妥貼控制麥高維治的身體，並從而一直留在其體內。所以，到了故事後段，Craig能利用麥高維治去完成他更大、更有野心的企圖。他利用了麥高維治的名氣完成了自己的木偶劇藝術，成為了轟動世界的木偶師。Craig寄居在麥高維治大半年後，全世界都以為行徑偏鋒的麥高維治放下演戲投身一個新的藝術領域，並且令所有觀眾拍掌叫好——沒人知道在這一切背後是那個寂寂無聞、在街頭賣藝沒人理睬的落泊木偶師。Craig、Lotte與Maxine都透過通往麥高維治腦袋的秘道完成了一些心願。

Maxine較簡單，她着眼與所得到的都是錢財。Lotte則由此彌補了性別認同上的缺乏，偶然地找到了最舒服的生活方式。Craig的情形最為複雜，他變成麥高維治後的確得到一些他渴求已久的東西，例如別人對他在藝術創作上的認同及名利，但他在麥高維治身體裏久了，好像喪失了自己一部分個性。某程度上，是Craig先在世界上消失了，他才能用另一個身份完成夢想。這種代價值得嗎？名成利就但失去了自己的Craig，是變得更完美還是更支離破碎？

洗腦故事

到了2004年，考夫曼另一部代表作《無痛失戀》讓他更進一步將不具體不可見的腦內思想世界呈現出來。男主角Joel與女友Clementine分手了，他傷心欲絕，並得悉Clementine去了一家洗腦公司，把腦裏有關他的記憶洗掉。Joel一怒之下跑到這家洗腦公司，希望也把Clementine從腦內洗走。影片大部分篇幅就是寫Joel在自己腦內的世界，一邊重複經歷他與Clementine的往事，一邊卻目擊這些人物情景逐一被洗走化成烏有。

有賴導演Michel Gondry的配合，電影用上了許多出其不意的技巧去表現Joel的內心世界。例如他的記憶開始消失時，整個空間的電燈就會一排一排的關掉，或四周的人一個個地消失。後來有一幕，Joel拖着Clementine奔跑避開洗腦程式時，走着走着的Joel回頭，猛然發現Clementine臉上沒有五官，只有一張模糊空白的臉。

《無痛失戀》用電影的技法去模擬失去記憶的狀態與感覺，做得很傳神。在這部電影的腦內世界，Joel可以自由穿梭於不同區域；思想世界裏是有另一套與現實完全不同的時空規律。其中最能表現出思想世界的自由與無所拘束的一場戲，就是Joel與Clementine逃到他的童年時代。當兩人被洗腦機器步步追逼時，Clementine提議他們可躲在一個「沒有Clementine」的記憶區域，這樣他們就能逃過被洗走的厄運。Joel苦苦思索，終於召回孩提時在窗前望雨的記憶。電影快速地插入一些童年片段，然後Joel與Clementine的房間忽然下起雨來——兩段記憶竟魔幻地重疊在一起，以致在室內也有雨水。之後兩人一同重溫Joel的童年時代，在一段講他被朋輩欺凌的戲，電影一時以小孩呈現兩人，但鏡頭一剪則又變回成人的Joel與Clementine穿上了小童衣服。腦內思想世界的真假虛實，每每在確定與曖昧之間遊離的特性，在《無痛失戀》裏給考夫曼發揮得淋灕盡致。




妙絕人偶

新戲《不正常麗莎》嚴格來說不是考夫曼的全新作品，劇本在2005年已寫好。當時考夫曼受電影配樂家Carter Burwell（他曾為《玩謝麥高維治》、《何必偏偏玩謝我》配樂）邀請，參與「Theater of the New Ear」計劃，為他寫了兩個在舞台上聲演的劇本，第二個就是《不正常麗莎》。電影版的情節與原劇沒太大分別，甚至電影版的3位配音員——David Thewlis、Jennifer Jason Leigh與Tom Noonan也是原來在舞台上聲演此劇的3位演員。

考夫曼電影耐看，是因為主題能與形式（form）緊緊扣連，執行者無論是否編劇本人，亦很難找到另一個方法去說他的故事。今次運用人偶拍攝，正巧與故事的形式非常配合。跟考夫曼過往的作品主題近似，《不正常麗莎》探討的依然是身份問題和中年危機。故事主人翁Michael Stone（英文名Stone似暗示了主角半生的沉悶和無趣），是客戶服務部的精英，他出版客服秘笈和四出演講，傳授服務客戶的秘訣給自己的讀者。作為一個能言善辯的業界人物，Michael對聲音特別敏感。《不正常麗莎》花了非常長的篇幅去寫Michael如何接收四方八面的聲音。人至中年，對刻板生活厭倦的他，無論是路人、前女友、老婆和兒子等人的說話，聽起來的聲調都是一樣的──一把悶氣無活力的盛年男人聲音。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聽到一把與別不同的天籟之音，或遠或近的呼喚他。

從故事設定看來，用人偶演出，實在和文本異常匹配。人偶有限的面部表情、相對生硬的動作和奇怪的比例，正好反映主角Michael苦悶的世界。既然身體樣貌近似，聲音可能是唯一能給他自覺平凡的生命的一點興奮劑。從製作角度出發，為人偶配音，確實能比真人演出省下不少工夫。用人偶拍《不正常麗莎》是聰明絕頂的選擇。

這部片與考夫曼的前作相似，同樣着重呈現角色的主觀感受。電影用Jennifer Jason Leigh溫柔的聲線去為女主角Lisa配音，突顯出在Michael心目中她與周遭人物是截然不同的。有時要去解釋一個人為何喜歡上另一個人，實在很難用言語說清。但《不正常麗莎》這個在聲音上的設計卻是妙絕，簡單直接的就讓觀眾明白及體驗到Lisa是多麼獨特。然而，有趣的是，電影處處提醒一切都是「情人眼裏出西施」。Lisa在Michael眼裏獨一無二，但客觀地看，她的外貌毫不出眾，個性內向，欠自信心，連她也意識到自己的平庸。到底兩人的微妙感情，是Michael剎那間的盲目躁動，還是他真正在別人身上看到可貴可愛的優點？

作者刻意安排大部分場口從主角的視點出發，令觀眾投入其中，看到最後才明白導演的用意。Michael夢到酒店經理在地牢勸他另覓所愛，千嬌百媚隨他挑，連經理亦自願獻身，可Michael卻全盤拒絕。即使Lisa與自己的身份多不相稱、見識淺窄和酷愛陳腔濫調的流行曲，覓到與別不同的聲音，也足以情訂終生。Michael以為與他發生一夜情的Lisa是萬中無一，命中注定，但熱情過後她的聲調也漸變回盛年男聲。考夫曼借聲音寫愛，寫它的機緣巧合和令人欲罷不能，卻又寫它的稍縱即逝、寫它的不可能。到最後，只剩下一件古董的東瀛性玩具，能發出不同凡響的聲音。可能對Michael來說，戀物比戀人可靠，因為人不用對物負責任。但在人偶的世界，人與物不易細分。《不正常麗莎》只有收結一場跳出了Michael的視點，亦為導演和Michael的愛情觀立下註腳。聲調沒變，人心先變，激情浪漫過後，怎去繼續愛，其實全乎一心。

撰文 : 陸友珍

李怡 - 八十自述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13日

我出生於1936年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裏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縱使日漸變色也只激勵我老驥伏櫪，要螳臂擋車力抗沉淪。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裏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道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道，一切只要是充份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道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道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道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有人查萬年曆，1936年農曆三月二十二日，是新曆4月13日。（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安娜 - 好戲在後頭

紙上聲色   2016年4月13日

當爾冬陞宣布《十年》獲最佳電影後，彷彿今屆金像獎其他獎項落入誰人手中都不再重要了。《十年》得獎後，頃刻間社交網絡已被洗版；額手稱慶感動流涕的不少，但同時也有批評的聲音。批評的輿論中有兩個主調，一是認為《十年》在電影藝術層面上未臻完善，不值得拿最佳電影；另一說法則慨嘆政治表態蓋過了藝術成就上的優秀，電影獎項變成了一種意氣之爭甚或是政治角力。

真正能為藝術作品寫下最終極評斷的，是時間；在時間以下所有的評價都必然是暫時的、會改變的、會受一時一地的氣氛思想所影響。好的作品會代代相傳，壞的作品會在不知不覺中被遺忘，這基本上是恒久以來所有藝術形式中的定理。電影年紀不大，但也是一直經歷着評價的修正與重整。例如五十年代不被嚴肅看待的尼古拉斯雷、道格拉斯薛克、雲遜明尼里，到了七十年代就被新一輩評者視為風格突出的作者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水準夠高好片夠多了吧，他拍的《狂牛》和《盜亦有道》當年都失落了奧斯卡的最佳電影，但現在還有誰會在意呢——而這一點從未阻止到兩片被奉為傑作。

製作不粗疏

我自己其實是完全不同意《十年》是手法稚嫩或者製作粗疏的說法。相對於同時競逐最佳電影的《智取威虎山》與《踏血尋梅》，《十年》在製作規模與技藝圓熟的程度上未能比擬（《智取威虎山》的技藝水平更加是達至香港電影未見的新高度），但這不一定會將《十年》在藝術的水平上完全比下去。片中《浮瓜》安排步步見險的肅殺氣氛以及上層與底層的對比，沉着而有章法；《冬蟬》冒險地以晦澀的故事及意象嘗試捕捉一種難以言說的絕望心情，其視野自覺而統一，並非癡人說夢；《自焚者》特具野心，人物與情節都多，糅合了偽紀錄片與懸疑情節，在複雜布置之下最後達致的戲劇效果並不失禮。Robin Wood說過若要他勉為其難地界定出好片共有的特質，他會說是aliveness。對我來說，《十年》是要比其他競逐作品更alive，而這種aliveness是可以跟攝製專業與否無關的。

我不企求獎項能作目光獨到的判決；如果獎項能作為對整個局面有積極意義的表態，對我而言已足夠了。《十年》獲獎，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把（本地）「短片」進一步帶進普羅觀眾的視野。過去10年雖有許多年輕導演念茲在茲地做獨立短片創作，奈何觀眾群有限，更不用說爭取到在戲院公映。《十年》的出現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本地短片的水平在這幾年已漸次提高，如陳巧真的《32+4》、黃瑋納的《他們的海》都在海外影展得獎；這些作品容或有待精煉，但比起主流市場的《葉問3》或《紀念日》，它們都好很多。這些誠實的短片作品，至低限度應有多點機會讓觀眾得睹；而優秀的短片創作者，也值得有更多向前邁步的機會。在這方向，我覺得《十年》獲獎是推了一把。而且這不過是個開始。後浪欲來，同業與前輩能去承認和鼓勵，並不易得。反正《十年》又不是他們最後一部電影，這部不夠好，就再多看他們一兩部吧。

假如《十年》或多或少是我們的《光陰的故事》，那麼我們就給10年時間，看看會不會有我們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或《悲情城市》——一部可以叫我們自豪、無愧作香港人的電影——產生出來。我有信心，這一天終究會來臨。各位看官，且勿焦急，好戲還在後頭。

劉天賜 - 洋人家教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13日

看到幾張洋人家教的漫畫與金句，大家分享。上司與下屬也合用。

如果孩子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是家長愛命令他們，不重視他們的感受。

中國倫理社會，父母輩高高在上，沒有絲毫態度重視卑輩感受。可是「父慈子孝」之觀念，被父權遮蓋了。慈，包含尊重，卑輩也有自尊心、人格、面子，必須視之為一個人。不以身作則，尊重同輩卑輩，叫他們怎能尊重他人？

如果什麼都給孩子買，然而他們還是去拿取不屬於他們的東西，因為不讓他們自己選擇想要的東西。家長切勿濫花錢買物質送與孩子，贈送須有理由。尊重孩子有個人的喜好和選擇。當然不可能超越了家長能力範圍啦。乘機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如果孩子不會堅持自我，因為在其小時候，家長在公共場合面斥。公共場合，家長、上司、施用權力者（軍人例外）皆要十分慎權。須對孩子和下屬保留情面。尤其現代小孩子很早便進入社會，對周圍環境很敏感，自我及他人的存在及角色都有界定，不能隨便敦款濫權。過去，上司教導，讚揚下屬例必公開兼大大聲，責備則關上門才開動，出門口仍笑騎騎。人有面、樹有皮也。

如果孩子很懦弱，因為幫助他們的速度太快，不要清掃成長路上每一障礙。尤其家中只得一孩，家長視之極其珍貴，太過多幫助不好。養成依賴心理，且成懦弱個性。不能下主意。太過不理會孩子，養成自信過度，不知進退。教以「進退有度」，知進知退，能屈能伸，成長有大利，起碼不會自殺！

如果孩子易發脾氣，給他的讚揚不夠，只在言行不正確時他們才受到注意。一般家長不願意稱讚孩子，認為尊卑之禮不主張，一讚便失身份。讚美他人當誠實，好便讚賞。尊長持賞罰權，好好利用。一如上司必須合適讚譽下屬。孔夫子常讚學生。

如果孩子總神秘不告訴你任何事，因為家長總愛打擊他。尊長常患「示威權病」，使用權力不適當，凡事喝罵。令孩子疏遠你。

如果孩子沒禮貌，這是仿效家長的。身教非常重要。家長、老師、上司老闆、明星都在身教。我不同意還愛惜濫藥至死的歌星。

如果孩子撒謊，檢討尊長對他們犯的錯誤是否反應過度。人做錯事，總恐怕懲罰，公道公正公平在賞罰中最易見。不公允，養成孩子撒謊、強辯、抵賴等等討人厭的習慣。

如果孩子自信心不足，檢討尊長是否給的建議多於鼓勵。建議好，鼓勵更好。尤其父母對子女的鼓勵，一句勝人家百句。加油便是提供動力。

如果孩子喜歡無事打擾，只怪家長對其親密不足，他們渴望親近你。距離造成威權。父母以正身正言造成威儀，多示愛護關懷。

如果孩子妒忌心強，因為家長常拿他們與別家孩子作比較。毒性的比較是「人家比你好」，不論人家比你差的地方。孩子不忿，只養成強烈嫌惡心，不知人家長處，或者成犬儒、憤世嫉俗者的乞人憎。

趙崇基 - 太政治化了

2016年4月12日 

《十年》得獎，很多人說「太政治化了」，是政治綁架藝術，當中包括一些業界中人。

可是，九七之後，合拍片當道，有很多題材在審查或自我審查之下，悉數無法開拍。公安不能是壞人，現實中不能有鬼，少數民族少碰為妙，文革六四碰都不要碰，這算不算政治化？為什麼這些人從來不哼半句？

那些連電影都還未看過的電影人與業界代表，對幾個年輕導演的得獎作品，群起而攻之，這是不是也太政治化了？

一個教法律的立法會議員，連金像獎選舉規則都未搞清楚，就說金像獎主席要為結果負責，這些說話，算不算政治化？負什麼責？主席有權控制別人投票，有權決定結果，還是有權推翻結果？

同一個議員，在大陸法律學者聲稱「大範圍談論港獨，可能觸犯煽動罪」之後，將大範圍演繹為「在沙漠講就冇問題，但在市區講就唔得」。這種將言論自由局限於沙漠的說法，算不算太政治化？

特首家庭在機場「特事特辦」，惹來市民質疑濫用權力。有保皇議員反過來要求機管局檢討，建議修改機場條例，開「方便」之門。還有一位曾管保安的議員認為「特事特辦」冇問題，因為「香港得一個特首」。這些人到底是為政治還是為民生？這又算不算太政治化了？

九七之後，香港社會愈來愈政治化，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大家可以各自詮釋。政治乃眾人之事，社會政治化不是問題，但不能輸打贏要，對你有利幫你搵到食的政治，你就當冇件事；主子不喜，阻你搵食的政治，你就高呼太政治化，公道嗎？

derekee@gmail.com

調查報道達人：Christoph Giesen《南德意志報》記者 打撈文件海揭政商骯髒秘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夜深人靜，只剩報社燈火通明。電腦前，記者守着屏幕，等着籌備逾年的報道於網上面世。機房裏，報紙經過滾筒，疊好，送往報攤。此刻，城巿還沒醒來，一個足以讓全球政商界變天的報道，靜待世界不同角落的讀者打開。

接下來，就是這幾天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

數天前，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巴拿馬文件」調查曝光，逾400名記者，透過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合作，秘密調查逾年，揭露Mossack Fonseca為各國政要家族、商賈、名人、軍火商開設離岸公司，涉及逃稅、貪污、瀆職、洗黑錢等罪行，項目代號「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正巧是那位冒險由神山盜來禁火，讓人類得見光明的希臘神話主角。

雖然，《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解密」說，「普羅米修斯」的代號其實源自星空奇遇記（Star Trek）的飛船The Prometheus，「ICIJ習慣以星空奇遇記的飛船來命名調查行動，例如之前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調查，代號就是Voyager（另一艘飛船）」，這或許與ICIJ資訊科技部總監是星空奇遇記迷有關，但這美麗的巧合，竟與現實如此貼合。塵封於文件庫中，不見天日的惡行，因調查而曝光，火勢於各地蔓延，冰島總理更因此下台。

一個無名短訊 觸發記者偵查

禁火的火種，緣起自一年多前，《南德意志報》記者Bastian Obermayer收到「無名氏」的秘密信息：「你好，我是John Doe（無名氏），有興趣要資料嗎？」他答：「我們非常有興趣。」其後，對方陸續傳來一千一百五十萬頁資料，因數量龐大，《南德意志報》遂向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求助。四百名「普羅米修斯」之一，有份揭露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家族坐擁巨額資產的《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說：「最後見報的，只有八名領導人家屬，其實我們手上有更多名字，不過我們決定了，只針對與現時最高權力核心有關的人。若將調查擴展至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甚至政府官員，牽連的人更多。現在只是最核心的極少數人。」

調查中國「離岸解密」 第一步：鎖定目標 搞清關係圖

Christoph跑了五年中國新聞，參與過兩年前「離岸解密」（Offshore Leaks）的中國調查，今次再與美國記者Alexa Olesen、及兩名來自英國、法國的記者，組成中國及北韓調查小組。四人都跑過中國線，精通中文，目標明確，只針對行為不當的大人物，「我們要做的報道，不僅內地，遠至歐洲、美國的讀者都會想看。」

他笑說，調查記者的工作，可以讓人悶得發慌。「調查報道的工作，其實百分之八十都是在看資料。有時可以悶到極點，你要捱得過初期的階段。當你能掌握那些資料跟箇中故事，就會覺得好有趣。」骯髒的秘密，都藏在浩瀚如海的電郵、合約、證件副本中。大海撈針的第一步，是鎖定不同領導人家族成員的身分。

舊聞找線索 找線人「聊天」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誰是某政治局常委的兄長，誰是誰的什麼人，單是這步已花了一個月，過程十分困難。有時你得靠運氣，由台灣、香港的舊新聞找線索，從碰壁中摸索（trial and error）。」除了看資料，他們也會找各自的線人「聊天」，「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問這些資料來幹什麼。」

科技鑑別幫手 中文拼音同音字極多

花了一個月，鎖定約三百個名字，再與ICIJ的巴拿馬文件資料庫核對，剩下百多個目標人物。接下來，就是漫長而枯燥的搜索。

ICIJ已透過光學字元識別技術，將相片或文件影印本，變成可搜索的文字資料，但2.6TB的資料庫橫跨四十年，一千一百五十萬頁文件並非全都有用。其中除了護照和身分證副本外，股東名冊、公司名稱、註冊地址、銀行紀錄等，不少都只得拼音，中文同音字極多，要憑姓名拼音找一個人，難於登天。「我們要逐個名字去找，最困難的，是中國的姓氏很大。以英文拼音姓Wang（王）為例，單是在內地姓『王』的人，已比全德國的人口都要多。要辨識目標人物的身分極難，若名字只得兩個字，更是難上加難。」

線頭：出生日期‧護照‧登記地址

他們用的方法之一，是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有出生日期，你或許能大概得知對方是否你要找的人。例如有領導人出生於五十年代，我們要找他的女兒。推論他在文化大革命後生兒育女，那麼就是1976到1985年這段時間。若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是1965，便知道這不是你找的人。」

搜索的過程甚花時間，「不是每個目標都有出生日期，有時要用他們的登記地址追查，在網上搜索那個地址與什麼公司有關，也會用護照副本核實目標的身分。很多時候追查到最後，才發現誤中副車。現在見報的八人，一定最少有一至兩份文件，證實他們的身分，我們很少依靠線人的資料。」

公私資料庫 對照覆檢

除了巴拿馬文件的資料庫，他們還用盡一切方法去找零碎的線頭，包括舊新聞、全球各地公、私營機構的特藏資料庫（archive）。「所有可能用來對照覆檢（cross check）的資料，我們都對照過。」Christoph舉例：「若你知道目標人物在一九九五年於耶魯大學異業，可翻查當年畢業典禮的資料。追查李紫丹（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外孫女）的身分時，我們便搜尋了史丹福大學的資料庫。」

報社工作外 每月騰一周做調查

漫長的搜尋、核證由去年八月開始，直到今年二月才大致完成。其間四人繼續兼顧本來報社的工作。「我寫的是商業版，報道德國工業企業，與調查全不相干。在日常工作以外，每個月最少會花一星期時間做調查，我們每兩星期會開一次視像會議，平日也會用加密的電郵溝通。」

沒踏足內地 4人遙距蒐證

由資料庫啟用，記者們着手調查，到報道見報，歷時近一年，調查其間Christoph與拍檔並無踏足內地，四人分別在德國慕尼黑、美國紐約、英國倫敦遙距搜索、對比資料，其間英國《衛報》及瑞士的記者都有幫忙。「有些特別情况，我們會派人去內地實地查看，但在搜索資料的階段，太早去拍門及而會打草驚蛇。」

科技令記者走前一步 報道方式跟傳統沒變

一九七六年的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記者在國會圖書館，埋首於堆積如山的借書卡；二○一五年的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裏，記者穿梭在雜物房封塵的檔案架之間；二○一六年的「巴拿馬文件」調查若拍成電影，是Christoph與其他三百多名記者，在各地不同時區，不分晝夜坐在電腦熒幕前，將零碎的線頭織成一條條完整的線索。是次共有逾八十國的記者參與，但不少記者都無功而回。

「若是早幾年，線人會給你一疊文件，但記者難以判斷這些資料可否派上用場。現在泄密者可以提供海量資料。公私營機構都將客戶資料以數碼方式儲存，可供搜尋、配對。你想像一下，若只有實體文件，要將2.6TB的資料印出來，要多少幢大樓才放得下？」

「不同之處，是記者走前了一步。以前，要用什麼資料做報道，是由泄密者選擇；現在，是由記者，甚至是讀者自行搜索當中有用的資料。」但Christoph說，科技帶來的改變僅是新聞報道的首個步驟，「當你找到有可能報道的新聞故事，例如有人跟可疑的公司、交易有關，你還是要找資料，對照覆檢，找當事人質詢，跟以前一樣。傳統的新聞報道方式其實沒有改變。」

中共封鎖文章 證明當局緊張

「巴拿馬文件」的火勢迅速蔓延，火燒各國政要的後欄。冰島總理因涉嫌隱瞞利益衝突而下台；力倡規管離岸避稅天堂的英國首相，被揭發亡父以離岸公司逃稅，更在壓力下「擠牙膏式」承認曾因此獲利，面對極大政治危機；俄羅斯總統的密友被揭發擁有來歷不明的資金；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八名領導人，被揭發家族以離岸公司坐擁巨額資產，惟外交部發言人僅以一句「對於這種捕風捉影的東西，我們不作評論」輕輕帶過。Christoph並不在意：「中國有防火牆，我不預期有大規模影響，但中共封鎖了我們的文章，證明他們其實有多緊張，我們已深感榮幸。」

中國調查組沒內地傳媒 對他們來說太危險

普羅米修斯盜火，為人類帶來溫暖光明，卻因此被宙斯詛咒，每日受惡鷹啄食內臟之苦。泄密者冒險披露律師行四十年來的內部文件，但求「將這些罪行公之於世」。中國調查小組並無內地傳媒，除了Christoph是來自首先得到資料的《南德意志報》，Alexa來自ICIJ，其他伙伴都是由ICIJ邀請加入，「ICIJ沒找中國傳媒，參與調查對他們來說太危險了。」

台灣的《天下雜誌》也是獲邀加入，專責調查台灣線。香港擁有最多中介機構（包括律師行、會計公司，甚至涉事的Mossack Fonseca律師行在港也有分公司），而總部在本地，亞洲最大的發展商新鴻基地產也在巴拿馬文件中榜上有名。在Christoph團隊報道的八名政要家屬中，前國務院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持香港護照；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更以近四億港元，購入山頂豪宅。香港卻未有傳媒參加「巴拿馬文件」的調查。筆者以電郵向《南德意志報》及ICIJ查詢，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揭發當權者，冒的是生命危險

兩年前的「離岸解密」調查，ICIJ的內地伙伴機構疑受當局恐嚇而退出。最近年逾七旬的內地記者高瑜，因住所被強拆而心臟病發送院。在屢有記者喪命的俄羅斯，記者要揭發總統涉嫌洗黑錢，冒的，是生命危險。

隨着「巴拿馬文件」曝光，我們知道，在世界各地看不見的角落，有許多逃稅、貪污等罪行的受害者，例如在烏干達有油商以離岸公司逃稅四十億美元，比政府全年總收入還要多，政府醫院卻窮得連乾淨的藥棉也買不起，媽媽們因此痛失兒女，嬰兒夭折率一直高企。

這把來之不易的禁火，再次提醒我們新聞自由的可貴。

《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 

ICIJ記者去年6月在華盛頓開會，商討合作策略及調查方向。 

團隊在多月調查中從「巴拿馬文件」的線索追查各人的關係。圖為《南德意志報》記者Bastian Obermayer（右）跟Frederik Obermaier（左）研究人物關係。（資料圖片） 

在合作伙伴伍海德死後，谷開來為撇清關係，將公司股權轉讓予一名叫Devillers的外國人，惟該人用的登記地址，正是谷開來於北京的家。（《南德意志報》提供） 

2014年，MF律師樓在英屬維京群島政府的查問下，向政府公開Cofic Investments公司持有人身分，是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夫婦，並附上李小琳的香港護照。這份文件，助記者確認李小琳的身分。（《南德意志報》提供） 

Christoph Giesen曾參與兩年前的「離岸解密」報道，透過ICIJ與《明報》等傳媒合作，披露溫家寶女婿劉春航擁有離岸公司，該公司曾向摩根大通收取逾千萬港元顧問費。（資料圖片） 

文：黃熙麗

圖：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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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離岸公司 避稅不違法？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最近史上最大型的跨國調查《巴拿馬文件》曝光，有如真人版《焦點追擊》（Spotlight）在全球同步公映。調查揭露多國政要的家族透過離岸公司坐擁巨額資產，冰島總理貢勞格松更因涉嫌以離岸公司逃稅而下台。而且，文件披露，香港擁有最多協助離岸公司成立的中介機構，包括律師行、會計公司，甚至涉事的Mossack Fonseca（MF）律師行在港也有分公司，有傳媒甚至形容，香港是「頭號秘密離岸金融服務中心」。離岸公司令人聯想到洗黑錢等非法勾當，不過，大家有否留意，原來Google、Apple、Amazon、Skype等跨國企業，都利用離岸公司合法持有股份？其實擁有離岸公司是否等於犯法？

離岸公司是什麼？

英屬處女群島（BVI）、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紐埃島（Niue）、巴哈馬群島（Bahamas）、塞舌耳群島（Seychelles）、巴拿馬共和國（Panama）、毛里求斯共和國（Mauritius）和百慕達（Bermuda）等地，都可讓外國人於當地註冊成立離岸公司，公司不在當地運作，政府只收取公司註冊費及數千港元不等的年度管理費，而不收取任何稅收。

離岸公司的「合法」好處

擁有律師及會計師資格，專長稅務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說，擁有離岸公司並不等於犯法，不少公司以離岸公司用作集資工具，發行債券。而且利用離岸公司，有數個持有資產的「合法」好處。

第一是可以節省稅項。以個人名義買賣物業需付印花稅，不少人就以離岸公司持有香港物業，「以前可以避開印花稅，現在法例修訂後，以公司名義首次購入物業，要付的印花稅更多。不過，其後買賣物業就不用再付印花稅，只要買賣公司股權便可」。另外，在英國、澳洲、內地等徵收資產增值稅或遺產稅的國家，以離岸公司持有資產，轉移資產時只需轉移公司擁有權便可，不用繳稅。翻查資料，Google於二○一一年將八成利潤轉移到百慕達的離岸公司，自此在全球繳付的稅款減半。

不過，開設離岸公司，並不等於不用交稅。以香港為例，任何在港營業的公司，都需在香港繳稅；而美國的規定是，若該公司總部設於美國，在全球的生意都需向美國繳稅。此外，不少國家都有大量反避稅的法例，隨着全球化，國際間亦有「營利轉移協議」，防止公司將營利由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因此逃稅愈來愈難。

其次是保密，因公司資料不像香港般，可公開查冊。翻查資料，以英屬處女群島（BVI）為例，當地只會公開公司註冊證書、組織章程大綱、註冊辦事處地址，至於董事或股東的個人資料則無從得知。梁繼昌說，透過離岸公司持有資產，「可以令人不知道你有幾多間屋，完全保密，無人知」。而且這些「離岸天堂」都不設外匯管制，資金、物業等資產轉移，都十分方便。

此外，這些「離岸天堂」大多是半獨立的前英國殖民地，法制源自英國，雖然公司法不及其他地方成熟，但若有訴訟，終審權在英國，故法制保障較令投資者放心。梁繼昌強調，離岸公司保密性高，而且當地反洗黑錢的法例較落後，的確有可能用來作洗黑錢或逃稅，但上述所說的節省稅項方法，仍屬合法範圍。

為何有人要下台？

若離岸公司並不犯法，冰島總理為何因此下台？

「政治人物或高官以離岸公司持有資產本身並不犯法，但讓巿民有所懷疑（隱瞞資產），是好不正確的做法。有些國家由海嘯後以嚴謹的金融政策勒緊褲頭，但作為領袖卻隱瞞資產避稅。例如現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與陳婉玉「樓換樓」），做法就有問題。這件事，普通人做或許沒問題，但你是高官，就不可以。」梁繼昌說。

香港擔當的角色

調查披露，香港擁有最多中介機構，MF香港分行更是涉事律師行最多生意的辦公室。梁繼昌解釋，香港吸引中介機構的原因甚多。首先，香港位於亞太區中心，不論是內地、東南亞甚至澳洲，來港都甚為方便；而且香港無資金管制，資金流入毋須申報，加上資訊發達，法制基礎穩健，故吸引大量外地資金，相應的服務便應運而生。不少外地國際律師行都來港開業，專營海外法律服務，甚至有的只專營個別「離岸中心」如BVI的法律服務。

但梁繼昌說：「我不覺得香港的透明度或執法與外國有好大落差。」香港起步較慢，十多年前才開始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稅務協議，而且接近內地，有不明資金來港，令人懷疑背後來源。但香港雖無外匯及資本管制，卻有極多防止洗黑錢的規定，簡單至開設銀行戶口，亦有嚴謹程序。此外，香港亦將通過自動稅務資料交換條款，落實後，銀行等財務機構，將自動將戶口收入、交易等資料與其他簽訂條款的國家交換，提高財務透明度。不過，梁繼昌說，香港仍可做得更好，例如資金流入應作申報，並簽訂「營利轉移協議」，防止公司將營利由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亦認為，香港有其透明一面，例如內地公司來港上巿，要有一定「透明化」，例如申報董事資料，有公司報表等。同時，除了資金流動，對官員資產的監管及其他資料亦應更公開及有系統，例如立法會議員申報資產，現仍以表格列印出來填寫，政府應推行電子化，日後才方便整理及搜尋。

對於今次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合400名記者之力，追查多國政要親屬持有離岸公司，作為同盟成員之一的陳婉瑩說，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難民、投資、環保、勞工，這些議題都橫跨不同國家。現在生產線不限於一處地方，加上資金流動、地緣政治等因素，不同地方的關係愈見密切，記者跨國合作調查是大勢所趨。」

■巴拿馬文件與香港的關係

1. 香港成立的離岸公司最多，是涉事的Mossack Fonseca（MF）律師行生意最好的分行

2. 香港有最多中介機構（銀行、律師樓、會計公司等）（2212間），排第二為英國（1924間），第三為瑞士（1223間）

3. 總部在本地，亞洲最大的發展商新鴻基地產也在巴拿馬文件中榜上有名

4.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以香港護照避過律師行背景審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姊夫鄧家貴的離岸公司登記地址在香港；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擁有香港身分證

文：黃熙麗

圖：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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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 - Who's afraid of 十年？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都說人有人的命，戲也有戲的命。

《十年》當初一定沒有預計今天成果。獨立電影我們看得少麼？充其量在坊間映幾場，巡迴一下電影節就算了，觀眾人數多則數千吧。《十年》由場場爆滿到榮升「最佳電影」，成為talk of the town，乃時也命也。沒有雨傘運動、689集團、警譽掃地、粗暴高鐵、李波事件……就沒有「十年」現象。當然，《十年》得獎同人，應要感謝大陸喉舌報的推波助瀾。

上周日金像獎典禮上，爾冬陞宣布《十年》得獎一刻，影片立即成了面照妖鏡。恐怕是三十五年來金像獎沒見過的場面，資深電影人什麼風度都不顧了，索性拒絕拍手，以臭臉回應賽果，真好看！我們真不用艷羨旁人，奧斯卡多年前頒獎給伊力卡山惹爭議，自由派影人鄙視卡山當年「二五仔」行為，怒目切齒，今天我們的影人有樣學樣。不過他們絕非申張公義，不拍掌的背後，不是輸打贏要，就是要向主子表忠吧。幾天下來，資深電影人繼續對《十年》口誅筆伐，把它看作殺父仇人。所以，《十年》單是讓我們看看一眾嘴臉，已經值回票價了。

真有「實至名歸」這回事？！各人有各人標準。你說《十年》未夠班，我更慨嘆《寒戰》爛透。相對而言，資源龐大、經驗豐富拍得一塌糊塗，比起獨立電影青澀、不完美更罪無可恕。金像獎經常失諸交臂，《天水圍日與夜》競逐那年，本來節節勝利，然最佳電影卻給了《葉問》（黃某人上台說「之前有少許失落，不過沒關係，最佳電影已包含了所有最好東西」）。《天水圍》富人文關懷，以善良回應「天水圍城」現象，更借師奶故事，側記香港今昔；《葉問》則是英雄主義功夫片，比起從前同類多些人性的touch，不過說到底是發泄大於其他，而且政治正確無誤。在香港電影的憂患年代，金像獎選民最後把選票給了《葉問》，大抵認為，那才是工業的未來指引。

誰「綁架」了專業？誰「騎劫」了獎項

無可厚非，人各有好尚。既參與金像獎遊戲，就要認同它的遊戲規則。《十年》得獎的批評論點，一說「情緒蓋過理性」？若相信機制及專業，怎可以咬定投票者只憑一個準則？即使很多人真的為了啖氣，要問的是「氣」的由來，而不是怪得獎影片吧？不見得，但凡是本土或「港獨」題材的獨立片，就一定走上「最佳電影」的提名路，世事如此簡單就好了。另一說「政治綁架藝術」，金像獎真是關心「藝術」？政治與藝術真可以劃分？從來不是親建制影人帶頭把電影「政治化」麼？！看看議會中的所謂「文藝界」代表吧。投票屬個人意向，說「綁架」或「騎劫」好笑，電影人是返大陸見慣人大政協，以為「投票」即是「舉手機器」，是可以被控制的？金像獎之前，倒沒聽說有人要替《十年》拉票什麼的。然後，輸打贏要，大吵大嚷說要改賽制的人更可恥，為了示忠不擇手段。連小小一個電影投票都如此自我審查、數典忘宗，難怪香港變成今天這樣。

金像獎也不是鐵板一塊，幾十年來口味翻了幾翻。最初是影評人獎項，影評人齊心嘉許新浪潮電影，推崇方育平、許鞍華及嚴浩等導演，當時同樣有反對聲音。後來獎項改制，開始頒給賣座片。三十五年來，得獎的電影，主流、小眾什麼口味都有。CEPA後香港影人的焦慮，合拍與本土的糾葛，也在金像獎的賽果中反映。《十年》最大意義不止是「共鳴」，它打破了我們對「香港電影」、「金像獎影片」不少成見，提出很多「Why Not？」。很多人批評《冬蟬》，但別小看，它應是香港歷來接觸最多受眾的實驗創作，教很多人驚訝（或不解或憤怒），暗忖（媽的）電影原來可以這樣子！如果金像獎從前可頒給《半邊人》、《阿飛正傳》、《籠民》、《香港製造》、《打擂台》，看不到為什麼不可以是《十年》。

領獎難得的那份謙遜

有些無知者說「那我也拍激進題材拿獎好了」。拍吧！真樂見香港電影有更多商業、類型以外的選擇，更多關心地方的故事。哀哉！拍了幾十年影片的人還不知道，藝術成就不是計算可得、獎項亦不是，《十年》出乎所有人（包括攝製者）意料。另一些無知者說，「電影應該有國族認同」，真虧他們說得出，各地（包括美國）反政府的電影肯定看少，「愛國」只有一套模式，看看之前一部偽紀錄片The Death of a President好了。上周《十年》眾人領獎，最令人感到不同的是他們那份謙遜。以往財大氣粗的見不少，有些好像應分的（如上述《葉問》得獎時）。管你再資深，電影（藝術）世界這樣大，在它跟前誰不渺小？《十年》得獎掀起一些歪理抨擊，如「短片算什麼電影」、「低成本怎可拿獎」之類，足見香港雖曾盛產電影，此地電影光譜之狹窄，業內竟有人如此無知。《十年》正好是起步，讓更多人看看「香港電影」還有什麼可能性，不要再跟風濫拍、墨守成規。

至於那個頒獎禮，多少年來只用大台做大騷的邏輯，找來娛樂藝人插科打諢，經常貽笑大方。很多時候，正正是這個電影頒獎典禮帶頭不尊重電影。香港的電影工業悠久並強大，獨立電影躋身頒獎禮殊不容易，《音樂人生》提名那年，有明星半開玩笑在台上說，若紀錄片成為主流，大哥大姐注定沒工開了。唉，電影拍了大半生，開口埋口的還是「搵食」。少憂心喇，幾年下來證明，紀錄片怎會動你大哥皮毛？！去年《點對點》提名，有主持人挖苦影片只在偏遠零星戲院公映。名人啊，你們都是坊眾熟悉的臉孔，憑電影名成利就；獨立電影、紀錄片只在電視機前曇花一現，何以連基本的包容尊重也不懂？當然，明星、主持背後有撰稿員，他們大多是電影人。電影人為何集體為難獨立電影，又是另一個要深究的課題了。

今年頒獎禮 年輕得體

然後，今年的金像獎頒獎禮出奇地年輕、得體。我陰謀論估計，這可是《十年》「副作用」？若已知最佳電影誰屬，或明知大陸封殺，很多人（包括頒及領的）不趕今趟渾水，不如給年輕一代多些機會吧。於是，今年頒獎禮感覺清新。最起碼，它由主持選擇開始，收斂了多年來的嬉皮笑臉（《十年》因為敏感，慶幸沒有像《點對點》成講稿的嘲笑對象）。大家願意少講無謂，更多回到「電影」本身。仿奧斯卡的「最佳編劇」剪接可取，說明文字的作用，連林敏聰出場都是介紹什麼是電影配樂。

至於劉青雲在典禮開始時介紹賽制、定義「香港電影」，在我陰謀的看來或有「劃清界線」味况，恐怕亦是因應《十年》而設計的（重申賽果是選出來的，不是金像獎協會可左右）；但亦算申明了制度的可貴。另外，幾年前因為香港電影不見出路，金像獎頒獎禮突然「歷史」，大談黎民偉什麼的，嘗試引進歷史context，不只格格不入、異常尷尬，慶祝「港片百年」更不求甚解（學術圈仍未有定論）。今年把「歷史」回到「人」，童星出場環節有口皆碑，而且同樣由新一代引發（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小孩牽頭）。

典禮整體而論，《踏血尋梅》具港片新派風景，男配角白只與女主角春夏俱很年輕，最佳歌曲《差一點我們會飛》的主唱者黃淑蔓更只有15歲！新演員陸續介紹最佳電影，游學修爆肚私下寄語，不負眾望。整晚高潮是宣布《十年》得獎一刻，畫上圓滿句號。別說《十年》，金像獎亦令人耳目一新！它受到近年難得的注目，年輕網絡一代的話題，我是金像獎協會要好好感激《十年》。有危便有機，爾冬陞在台上示範資深電影人的不亢不卑。青壯兩代互相輝映，這怎可能不是金像獎最漂亮的一年？！

以後歷史會記着，香港電影的改朝換代，由2015年的《十年》開始。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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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打壓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星期日生活》電影專欄作者家明從銀幕的光與影看出另一重切面人生，是每期細讀的文章。前不久，他用了兩個星期的篇幅談到《荷里活黑名單》這部電影，旁徵博引述及美國二戰之後的那幾年黑暗日子。說的是麥卡錫時代「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反共狂飈，我沒有機會看《荷里活黑名單》，經家明詳細講述，電影的肅殺氛圍在字裏行間直透紙背，那是暗無天日的政治迫害。家明在文中提到另一部講述相同議題的《Guilty by Suspicion》（午夜風暴）倒是看過，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電影導演David Merrill在被召傳到國會眾議院非美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夕暗夜的天人交戰，過了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那晚看完電影後脊樑上的寒意揮之不去，仍然清楚記得。

電影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的一柄利刃，資本主義社會固然通過第八藝術「笑裏藏刀」宣傳其優越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實主義理論，亦要求作者以藝術方式「幫助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於服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而言，電影的九十分鐘媒介經歷足以塑造一種人或事的典型，在漆黑的電影院令觀眾潛而默化，勝於刻板背誦的洗腦工程。職是之故，電影製作人就是他們打壓／拉攏的對象；到了這時，電影不是藝術，而是政權存亡要素。

於是，美國右翼政客五十年代初要荷李活影人交出親共的「讀書會」成員名單。也是五十年代，香港左傾影人組織「讀書會」，紅心朝向北京中共政權，結果遭到港英驅逐出境。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意在香港制訂「附匪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與大陸有交往的香港電影從業員若不簽「悔過書」，電影不得在台灣放映。因此，倘說像今天一些香港電影業人所言電影不涉政治沒有黑名單從無打壓，這是很重大的發現，可以競逐諾貝爾和平獎。

家明的兩篇文章寫得透澈，讀後當會對美國六十年前的暗黑年月了然於胸。我無謂在這裏狗尾續貂，簡單而言，麥卡錫主義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之後美國政客掀起的「誰失去中國」白色恐怖，矛頭不單對着政府部門，更大的是指向自由主義滿溢的電影工業。美國的人身及思想自由招牌在廉價愛國主義之下砸破淨盡，才氣橫溢的荷李活十君子下場悲慘，白飈之下人人噤若寒蟬，一片殺氣騰騰，擋者小則從此失業，大者如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避秦。政壇方面，國務院官員大批遭到整肅，被視為親中共的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黯然離職到加州推銷百科全書為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共破冰之後嘗言，如果美國不是搞這麼一場反共運動，折損大批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可能不必打那場禍延幾代的越南戰爭。

影圈裏的無間道

麥卡錫主義在影圈興風作浪，除了國會傳召作證的政治壓力，與荷李活右翼分子竊據演員工會也有直接關係。這人叫列根，就是一九八一年當上總統那個。他兩度擔任演員工會主席，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他第一次當家正值麥卡錫主義時期，帶頭對被認為思想左傾的電影從業員實施杯葛，編劇的劇本找不到電影公司開拍，演員導演無人願意簽約。多年之後，人們找到列根為何對左傾影人咄咄相逼的原因，原來他一身兼兩職，既是演員，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秘密線人，代號T-10。解密檔案顯示，列根當上演員工會主席同年的一九四七年，在國會聽證會告訴議員誰人「有問題」；也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工會發起「不當共產黨員承諾」。這種做法一直到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浮現之後，列根把這個無間道角色演得絲絲入扣。

與其他地區相若，美國影業也是兩股力量，一方是財雄勢大的八大公司，一方是票房保證的編劇與演員，雙方互相拉扯，影業巨擘錢財豐厚，甲不做找乙做，青山代有人材出。不過有時候形勢比人強，就得調整做法，這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頒獎禮。在奧斯卡悠長歷史，這是極具意義的一屆，也是嶄新史頁的開始。一九七二年，當時美國進軍越南已有十年，那年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發起「復活節攻勢」，美國急忙反擊，大舉轟炸河內及海防等北越重要城巿；美國反戰運動此時也進入高潮，炙手可熱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多次參與示威，處處走在前頭，成為標誌人物，使得反戰洪流氣勢大盛。這年，她的電影《花街殺人王》（Klute）入選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影后金像獎拉攏珍芳達

一九七二年三月，奧斯卡頒獎禮舉行。珍芳達在一九六九年憑《攞命舞》（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提名，落第而回；今次以《花街殺人王》再度提名，捧獎而歸。這時珍芳達在保守主義充斥的影業世界可說生人勿近，有人視她如蛇蠍如鬼魅，她上台領獎時說了很短的一段話：「謝謝，十分感謝電影藝術學會成員。感謝大家的喝采。想說的話很多，但今天晚上不準備在這裏說了。謹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nd thank all of you who applauded. There's a great deal to say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it ton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頒獎禮舉行前，有人認為珍芳達十拿九穩，原因不是演技，說是珍芳達因為一九六九年失意金像獎，「把心一橫」全身投入反戰，於是這屆就給她一個，希望她「回心轉意」，云云。同年六月，珍芳達拿了小金人三個月之後到訪河內，到被美軍炸剩殘垣的地點探望百姓，坐到高射炮架拍了新聞照片，保守派大怒，稱之為「河內珍」（Hanoi Jane）。自此之後珍芳達星運漸暗，一九七五年更整年未發巿，多年之後她在一次訪問說，「我不能說我進了黑名單，但我是在灰色名單」（I can't say I was blacklisted, but I was greylisted）。

香港影壇的國共之爭

至於太平洋這邊的香港，更是國共兩黨的肉搏之地。年前出版的《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與《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兩書都提到五十年代初左派影人組織「讀書會」，那時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褓襁階段，百多香港影人「學習進步的文化理論及政治理論」。在英國人眼皮底下搞親共活動不容於殖民地當局，一九五二年劉琼等多人被驅逐出境送回大陸。左派影人四散，但同一時間親台的右派影人如魚得水，如果說這是港英刻意打壓左派影人的伎倆亦無不可。當時台灣官方人員在港半公開活動頗為招搖，去世多年的導演李翰祥生前說過有人向他自認「四組」；他不明所以，了解之下，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另稱，表露身分的地點就在香港。

英國人的拉一派打一派加上國共之爭，編織成銀幕之下的一齣齣間諜電影和人間悲劇。李翰祥成長於北平，五十年代初來港，由美術小工逐漸走上大導演之路。七十年代末他赴美進行心臟手術前，回到久違的大陸省親會友，由於當時台灣影響力在香港影壇猶如一霸，聲名盛如李翰祥也因為保密緣故，由澳門暗中到拱北轉廣州再搭航機赴北平。遊遍山水之後，一個長於北京的導演，開機拍片乃是自然而然之事，這就是一九八三年接連上畫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此舉觸犯當時香港影壇大忌，蓋台灣是港產片除了星馬以外最主要出口地，對香港電影堪稱手操生殺大權。說得俗一點，與今天香港影業翹首北望神州雷同，「搵食靠大陸」的七八十年代版本就是「搵食靠台灣」，昔時的新台幣等於今天的人民幣，那時晉見台灣官員與今天與中共權貴共桌等量齊觀；不同的是時空轉換，三十年前的「自由祖國」變成如今的「祖國內地」。

李翰祥梁家輝的經歷

李翰祥這兩部電影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李是華語電影的超級導演，若然此例一開，自由祖國說不定在中共「一國兩制」面前潰不成軍。香港當時有一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人稱「自由總會」，五十年代由親台影人發起，港片若要在台灣發行，事先要在自由總會登記。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曾撰文稱，當時大部分電影從業員，除了左派影人，「其餘大部分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因着對抗中共的漢賊不兩立本質，對「附共」、「投共」、「親共」者嚴懲不貸。相對於此，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則有相關條例，包括聞之色變的可根據「電影事業及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反正歸誠之情報」審議電影，「在未審議前對該項情報有關影片不予核定」這一殺手鐧。六十年代，李翰祥母親在北京染恙，李不敢回京探視，只得請太太張翠英代行，因為「怕了自由總會給台灣祖國打小報告」（李翰祥《天上人間二》）。到了李翰祥斗膽到大陸拍戰，這還不是「為匪張目」？撞牆出事不在話下，連此片的新晉演員梁家輝也因此受盡夏楚。

梁家輝憑《垂簾聽政》得第三屆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那時金像獎是初生孩兒，立場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是延續到今天的自由主義，不管台灣態度如何，就把獎頒給梁家輝。梁拍了這兩部宮幃片之後無以開戲，因為是台灣方面卡着。平情而論，影業老闆未必懂戲，倒是對政治這玩意深諳箇中三味，台灣對梁某有意見，不給梁開戲便是，於是梁影帝變成失業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擺檔，在報章副刊寫專欄，印象中他寫過一篇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短短幾百字看得出是下筆認真的讀書人。緣何梁家輝影片無法進入台灣，說法有幾樣，有說是台灣封殺（這是必然，否則梁以影帝之身何以無戲可開）；也有說是有人要梁家輝就赴「匪區」拍戲簽下「悔過書」，梁不允，於是拉倒，類似說法不一而足。

沒有完結的悲劇

時移世易，冷戰結束，自由祖國風光不再，紅色祖國日漸發達，電影兩岸同時上演，相對台灣的二千萬人口，大陸的十幾億人巨大巿場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拍片對象談話對象表忠對象出現根本變化，北望大潮不可阻擋是事實。上周《十年》得獎後，有人侃侃而談政治與電影工業的雙生體關係，又講到阻絕政治介入影業。這若是抽離歷史背景，或許是新話題，當攤開史卷即見真相——甲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反對不義越戰，乙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回大陸拍片——僅僅只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藝術自由，卻在寒風澈骨的歲暮遭告密打壓封殺迫害，銀幕上的劇情總有完結時，真實悲劇從未落幕。

這篇周記寫得匆忙，來不及查閱美國電影藝術學會成員以及港台影人的前世今生，誰是昔日參與打壓珍芳達的惡棍，誰使李翰祥怕小報告不敢回鄉探母，又或者是誰封殺梁家輝。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那夜，鏡頭掃過之處，昔年「自由影人」魅影似是若隱若現；舊事歷歷在目，朗朗乾坤，白紙黑字都在史冊，便是改弦易幟，早晚也會找得出來。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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