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 -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夾心人   2016年4月15日

近年香港出現一些現象，令筆者大惑不解。若某些事不牽涉中港矛盾，就算黑白分明，不少名人專家，亦支持內地做法。比如銅鑼灣書局事件，竟有意見指書店中人「食得鹹魚抵得渴」，暗示他們自討苦吃。若說他們「舔共」，又未免將事情簡化。不過李國章先生言論，令我茅塞頓開。他表示只要港人不惹怒中國，中國也不會干預香港。這些「徵狀」，顯示香港患上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所謂斯症，來自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宗械劫案，4名被挾持人質，在警方搶救獲釋後，不但對綁架匪徒露出憐憫情感，甚至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參考維基百科，心理學家認為這是自我防衞機制發展。遠古時人類為了避免被敵人殺害，便選擇放棄對抗。從某程度看，這適應過程，是進化一部分。

病者有下列特徵。第一是人質感受綁匪威脅自己存活。期間綁匪可能會略施小惠。其次，除了歹徒單一看法外，人質得不到外間訊息。最後，人質必須認為逃脫是不可能的。若將中央視為綁匪，港人為人質，這理論也都適用。香港回歸是政治現實，港人沒有其他選擇。中央有能力決定特區生死。不要說出動解放軍，停止食水供應便已足夠。北京又提供經濟優惠（比如自由行），助港度過難關。同時，又利用專業「五毛」及收購傳媒，令支持中國聲音愈來愈大，反之對抗北京沒有好下場。

參考專家意見，斯症患病者會有以下四個歷程，包括恐懼、害怕、同情和幫助。翻看回歸前後歷史，個別人士由反共到逢中必對變臉過程。筆者認為他們內心實質嚴重恐懼，和斯症患者徵狀雷同。

高重建 - 翻牆背後的成本

RYU VS KEN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曾跟朋友說，香港最主要的成本是租金，大陸最主要的成本是翻牆。那雖然是戲言，但實際上也是事實。

比如說我的廣州辦公室，光纖上網本來就要比香港貴得多，還要另加「海外帶寬」，逐M算。然後加錢翻牆。這還只是辦公室內而已，為了讓同事平時也能真‧上網，還得為所有同事買VPN，選用市面上公認最好的。但就連這家專業做VPN的公司，最近也翻不了牆，可憐我付了一大筆年費給外國勢力，原來買來了過期武器，都沒意識到祖國早已超英趕美。

祖國高牆 超英趕美

你說就算是這些成本加起來，還不至於高過租金？當然。但翻牆真正的成本，是背後的隱藏成本。相對國內專業的同事，過時的我啥都不懂。但有時他們有不懂的時候會問我，假定我知道。你問我，我問邊個？當然是姑姑——Google是也。我經常抱着一個假定，我們不過一家小小遊戲公司，又不是什麼全球先鋒，任何我們想到的，之前都有不少人想過了，任何我們的疑問，之前都有人問過了，也有人解決了。前陣子網上流傳一本假書叫Copy and pasting from Stack Overflow - cutting corners to meet arbitrary management deadlines，程序員紛紛LOL（laugh out loud），正是因為明知是假的但又很寫實，現在遇到編程問題，總能在最大的程序員社區Stack Overflow找到答案，拿來主義。

砍掉大量生產力

所以除非你要享受解迷的過程，否則自行花時間解決難題前都應該先行搜索。這個假定，大部分時間是對的，問題和答案姑姑都能搜出來。當搜不出來，通常是因為自己搜索的功夫不到家。真正沒有人解決過兼放上網的問題，搞不好可以讓你拿諾貝爾獎。缺乏了搜索的能力，就是失去了大量生產力。而很多優秀的內容，都存放在海外的網站，於是牆掉海外網站，就是砍掉國家大量生產力。

我是很平和，非常有耐性的人，但也偶爾對國內的同事發脾氣。不止一次，是因為儘管公司不計成本提供最好的上網和翻牆資源，同事依然不珍惜，懶得用，繼續百度，寧願QQ。「姑姑還是不穩定」、「Slack傳文件就是慢」——blame the victims。這種互聯網式自暴自棄，教我很火光。

我除了很難發脾氣，也絕少認真厭惡，但我真心討厭百度。國際上有科網三巨頭Apple、Google、Microsoft，國內的三巨頭人稱BAT——Baidu、Alibaba、Tencent——分別掌握了人與資訊的關係、人和貨金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有些港人常覺得Alibaba當年鬥贏了eBay、Amazon等網店，QQ過往鬥走了ICQ、MSN等即時通訊軟件，純粹因為國內的高牆和保護政策，我不認同。保護政策和高牆固然是給國內公司提供了優勢，但真正深入使用PayPal、支付寶、MSN、QQ，在牆內和牆外生活的人，相信都能感受到「阿Q」，還有很多中國科技公司比如小米，從抄起家是事實，但發展成型後確實有青出於藍的地方，部分技術和功能很先進，甚至有創意。比如，facebook和LINE的支付功能是跟微信支付學的，只是有些港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願意承認。相對於eBay和MSN，直接競爭對手「阿Q」確實提供了很多針對中國獨有情况的細微改善。

就是百度，我從來看不到它有任何地方超越學習對象Google，甚至連抄也抄得不倫不類，到喉唔到肺，比如網上辦公軟件欠奉，在國內整個安卓手機系統的生態中更只扮演大配角。呀，不對，還是有一項功能超越了，過濾。百度過濾出來的信息，還有百度百科，清過蒸餾水，大可考慮發展水利。比如說，搜索巴拿馬，能找到大量旅遊和地理知識，還「被推薦」移民巴拿馬條件的網頁。助紂為虐，百度當之無愧。要數天下第一阻礙國家發展、阻住地球轉的科技公司，首選百度。

文：高重建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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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避稅不違法，又如何？道德角度看離岸公司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巴拿馬文件披露，香港是調查中擁有最多離岸公司的地方。

以離岸公司「避稅」並不違法，不過稅收是將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也是國家賴以提供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收入來源，利用離岸公司避稅，在公共財政的道德上頗有商榷之處。

樂施會二○一三年的研究估算，離岸公司讓各國損失最少一千五百六十億美元稅收，相當於全球人口在赤貧線（每天1.25美元）以上生活所需金額的兩倍。

我們找來多位會計界及金融界的專業人士，還有研究公共財政的學生，隔空來一場迷你論壇，談談香港的情况。

受訪者：

馮志強，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研究香港公共財政史

陳漢輝，思言財雋發言人，於外資公司從事金融業

琪琪，進步會師發言人，資深會計師，熟悉稅務

Bittermelon，專欄作者，香港會計師

跨國企業以離岸公司避稅，道德上有何問題？

富者愈富 基層中產受苦

「（避稅）無可避免會令貧富差距嚴重，因有錢人能通過離岸安排避稅，普通人卻不能。」Bittermelon說。馮志強亦表示，以離岸公司避稅的門檻甚高，只得財團及富人可不斷累積資本，富者愈富；另一邊廂，全球步入經濟低潮，少了稅收，財政緊縮政策的推行時間就更長，「要勒緊褲頭減福利。少了錢撥去公共服務，最終受苦的，是基層及中產」。

有得有失 吸引外資創造就業

不過，陳漢輝及琪琪都認為，雖然在本港簡單稅制（不設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下，離岸公司有方法「作稅務安排」，但同時這亦是香港吸引外資，成為金融中心的優勢。陳強調，任何公司有生意於香港運作，其實都要向香港交稅，「政府當然是收少一些稅，但外地公司來港開業方便，隨着他們擴展業務，吸引更多同類公司，提高就業率，政府的其他稅收基礎也會擴闊，加上其他經濟效益，與所損失的稅收，難以判斷哪邊較多」。

除了令政府減少收入，Bittermelon說，若投資者以離岸公司隱藏資產，各地稅務機關無從得知，要花費額外資源去蒐集資料，增加政府行政成本。以美國的《外國帳戶稅務合規法案（FATCA）》，為例，就強制要求全球各地銀行以複雜的程序，向美國政府申報美國公民或公司的資料，防止海外居民或公司向美國避稅，而這些行政成本，要由銀行及客戶承擔。

想避稅，不及以前般容易？

稅局追擊離岸公司

琪琪說，香港公司要聘請專業人士做審計報告報稅，惟海外公司則只需自行呈上損益表，的確是報稅機制的漏洞。但離岸公司向來是本港稅局的追擊目標，稅局有不少方法可追查其收入，從而課稅。若離岸公司與香港公司做買賣，稅局可書面向香港買家查詢交易，此外，若離岸公司有香港銀行戶口，或有股東常駐香港，稅局亦可由銀行紀錄追查其收入。

不過，正因避稅問題讓各國政府損失慘重，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開始合力打擊離岸公司避稅。近年，香港與不少國家簽訂雙邊稅務協議，交換財務資料以打擊避稅，亦正草擬修例，以達國際間的「共同申報標準」（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CRS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建議各國制定法例，要求銀行向稅局提供資料。Bittermelon則指出，本港亦受美國的《外國帳戶稅務合規法案（FATCA）》約束，不論是個人或企業，只要與美國稍有關連，隨時會被香港銀行要求申報，防止他們向美國避稅。

犯罪分子可瞞洗黑錢

離岸公司引來道德爭議，不只因為避稅，亦因為有機會被用來洗黑錢。Bittermelon說，由於離岸公司私隱度高，犯罪分子可通過離岸公司把犯罪得益隱藏，恐怖分子更可以此籌募資金。就算不是犯罪分子，若投資者藉此隱藏資產，各地稅務機關無從得知。

事實上，巴拿馬文件的調查亦揭露，內地的紅色貴族如李紫丹等利用離岸公司，經香港將來歷不明的資金轉移至外地，令人擔心香港這個「萬能插蘇」會淪為洗黑錢的地方。不過，在香港洗黑錢是否「話咁易」？

洗黑錢話咁易？

內地資金流入 港銀行要求證明

Bittermelon不認為香港財政透明度低，「例如現在要對外支付一筆錢，若金額大，銀行都會問原因，並要求文件作證明」。陳漢輝強調，金管局與證監會的監管嚴謹，「若無端端有資金由內地流入，銀行會要求文件證實來源。以基金為例，若資金來源不清，證監會不會批牌照讓你做資產管理」。就算是英屬處女群島等地，本身的法制「也不是完全無王管，這些地方近幾年都要跟國際條例，嚴防洗黑錢，例如要求每年開董事會，申報做緊什麼生意，有報告寫明，並由獨立會計師行、核數師檢查，知道資金來源。」陳說。

買樓管制較鬆

琪琪亦指出，金管局有指引，指導銀行如何辨別疑似黑錢來源的客戶，「但畢竟只是指引，沒法律效力，仍是不夠。就算立法，也要看大家如何執行，最重要是監管機構或政府把關」。不過，隨着全球資金流動頻繁，「銀行風險管理部、基金、證券行、信托等，都一路研究緊啲indicators（指標），留意可疑的資金來源，亦有內部指引如何去追查黑錢。簡單到去銀行開戶，你填的那張申請表格，其實一直都在改」。資金一旦流入銀行體系，便有迹可尋。陳漢輝說，相對金融，香港對地產的資金來源及交易管制較鬆：「有人拿一篋錢來買樓，就可以不經過銀行體系。」

政要家族帶來的紅色資金從何而來，我們無從得悉。但多名受訪者都肯定，巴拿馬文件調查的結果，已打擊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金融中心地位動搖？

與內地政治關係令人擔憂

Bittermelon：「現在『巴拿馬』一鬧，香港重入（黑）名單也不定。」他解釋：「歐盟的不合作稅務管轄區黑名單，只要有十個或以上歐盟成員國說香港不合作，香港就會重登黑名單。（註：來自黑名單的公司，有可能要繳付更高稅率）去年六月，就是有十個說香港不合作，所以香港被列入黑名單，到去年十月，減少至七個，才除名。」琪琪則說，「大家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離岸公司，但我反而最擔心，是香港的政治角色。因政治關係，若內地真的有黑錢下來，我們無力招架。內地有不少集團來港上巿，行內人對內地帳目的真實性，其實心裏有數」。

政府官員置身事外

陳漢輝說，香港是全球少數的自由投資巿場，各地資金海量湧入香港，當中難免有人意圖不軌，不過，對於內地權貴有可能用香港將黑錢匯到海外，陳則回應道：「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我們實質上無法遠離內地。我們也不是要遠離內地，而是不能只靠內地。當內地有事發生，例如經濟逆轉，或資金來源有問題，我們就首當其衝。香港是國際城巿，我們不能只偏向內地生意，缺少國際性。」Bittermelon則批評：「事件發生以來，香港政府好像沒事人一般，仍未見有官員出來捍衛香港聲譽。莫非巴拿馬文件已成為香港的敏感詞？」

香港稅制向資本家傾斜？

香港在巴拿馬文件中擁有最多離岸公司，相關的金融、法律服務發達，背後與我們奉行簡單稅制（不設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有關，離岸公司樂於利用香港避稅，亦令人反思香港的稅制是否向資本家傾斜。

無資產增值稅 加劇貧富懸殊

馮志強研究香港由一九三○到一九七○年代的公共財政史。他認為本港稅制有不少漏洞，除讓富人利用離岸公司逃稅，亦讓資本家少交了稅，「不少國家會徵收資產增值稅和股息，但在香港不賣股票套現，就不用交稅。現代稅制的理念，是勞工及資本要共同分擔稅務。勞工只可打工掙錢，交的是薪俸稅；但資本卻有多種不同形式，因此徵稅方式亦應有多種形式。」Bittermelon亦認同，沒有資產增值稅，是向資本傾斜，「他（投資者）什麼也沒有做，純粹靠投資為資產增值，有能力投資的人享受增值好處，沒能力投資的人卻不能，這會令貧富懸殊加劇。再講，一個公平稅制應是重新分配財富，增值稅能起這方面的作用」。但Bittermelon並不同意徵收股息稅，因股息來自公司繳付利得稅後的利潤，再收股息稅就是雙重徵稅。

開徵銷售稅 壓力轉嫁基層中產

財政司長曾談及開徵銷售稅。馮說，若開徵銷售稅，難免將稅務壓力轉到基層人士及中產身上，同樣的稅額，佔基層收入比例更高，基層面對的稅務壓力更大。有說，由賣地及印花稅等土地收入帶來的資金，足以應付政府的公共財政，故可繼續奉行簡單稅制，馮則認為，若政府開徵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可以擴闊稅基，而且比土地收入更穩定，「像○三年，樓巿一倒，庫房就有危機。而且在公共財政體系而言，土地不應被視為商品」。

文：黃熙麗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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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雜感：《樹大招風》新導演交出佳作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樹大招風》證明，「香港電影」有其生命，我們不用過分憂心。

許學文、黃偉傑及歐文傑，不過是初出茅廬的年輕導演，之前拍學生短片，拿過「鮮浪潮」比賽獎項，巡迴過一些國外影展（歐是《十年》導演之一，《十年》名副其實亦「樹大招風」）。杜琪峯想訓練新人，銀河影像吸納了三人，拍成這部《樹大招風》。三人電影科班、略有經驗，但換上工業製作又是另一回事。讀坊間報道便知，《樹大招風》由籌備到拍竣，前後歷時五年。監製杜琪峯及游乃海要求非常嚴格，三人各只拍30分鐘（許拍林家棟，黃拍陳小春，歐拍任賢齊），已吃不少苦頭。但若今天從成果論英雄，這些年的工夫、等待，看來都是值得的。

從劇本而言，《樹大》示範了港片少見的認真與紮實。三個大賊主角，各有真實原型（葉繼歡、張子強、季炳雄），故事只拿了原型的部分特徵及事件，更多是創作者的構想。構想不是完全的空中樓閣，而是要把人物拉回時代，還他們「人性」，想像他們在什麼果境，有何欲望與焦慮。任賢齊演的葉國歡就是一例，他的兄弟被擊斃、贓物被壓價。在公海，他見海上的電器走私如此輕易，看了看手上的AK47，暗忖為何還打生打死？於是選擇轉行。不過葉想得不夠周到，因為從此要仰人鼻息、奉迎大陸貪官，大魚大肉應酬（葉對吃很簡單，只愛「鹹菜扣肉」）。葉國歡故事一個設計有點刻意，但很能說明原委：他做大賊時很剽悍、是眾人大哥，都是別人替他點煙的，改行走私後變得唯唯諾諾。他為海關一個芝麻官點煙，官員說「行了」（拍他手背慢鏡頭），葉當場呆住，好像感嘆，自己怎麼弄得如此委屈。

各「不甘心」賊王合作

《樹大招風》呈現的三個大賊，各有各的前因後果、各有各的「不甘心」。除了葉國歡外，陳小春的卓子強連大富豪公子也綁架了，幾十億贖款一下子到手，他的「事業」到達「瓶頸」。林家棟演的季正雄，身分撲朔迷離，做事小心翼翼。他本來看準打劫九龍城小金行，卻因為見證投注站內馬迷的瘋狂而得到啟示——好一場匠心獨運的場面調度，幾乎沒有對白，只憑各人反應，以影像說故事；季與大圈仔三個「局外人」之形單隻影，對比眾馬迷的集體失落、「3T」派彩的盆滿缽滿，「馬會好過搶」的信息再明確不過。《樹大》所以叫人共鳴，在於寫出那份角色的「不甘心」。亦正因為「不甘心」，才有「三大賊王合作」的懸念。

誰不想在自己的專業有番作為、打出一片天地？現實的悲哀往往是，力有不逮，或時不我予，或命運弄人，即使大賊也沒兩樣，他們說到底亦不過一介草民。有說《樹大》有濃厚的銀河影像或杜琪峯影子，我想最貼近是故事的宿命觀吧，最後讓人想起由《非常突然》到《毒戰》。影片另一諷刺橋段是，「賊王合作」其實只來自謠言、江湖風聲，空穴來風原來真可無因。面對以訛傳訛，也是再高明的大賊都拿它沒法的；他們甚至是聽見謠言後受啟發，倒過來受命運指派，才令謠言幾成真。當然，當《樹大》的故事發展了大半，仍未見「賊王合作」水到渠成，觀眾大概已經猜到，故事的高潮顯然不是讓大賊好好幹一場了。

「大限」將至風滿樓

《樹大》還靈巧地把故事設定在1997年回歸前夕。一切時也命也，影片籌備多年，今天出台了，倒更切合當下港人的「今非昔比」甚至「戀殖」心理。於是，儘管影片的1997年沒寫得很深入，「大限」仍隱隱然深化了角色的處境。影片收得妙，很有弦外之音：一個回憶片段（長鏡頭），葉國歡、卓子強及季正雄原來曾在大陸的「風滿樓」（山雨欲來？）相遇，各不相識。嗯，不對，還得提及上一場。風滿樓這場回憶戲的背景音樂（嗩吶），在上一場季正雄快捉拿時已fade in。季惶惑看着鏡頭（角色唯一看觀眾），熱鬧的音樂響起，很精彩的聲、畫矛盾設計！鏡頭一切來到風滿樓，他們三個人難得在同一畫面出現，聲軌再一次發揮神奇效果。先聽到的聲音是，九七回歸典禮上英國查理斯王子的語重心長寄語：「我們不會忘記你們……在你們出類拔萃的歷史中，開展新一頁的時候。」固然語帶相關了。然後畫面接上九七片段，彭定康的漂亮女兒哭成淚人，政府建築皇冠徽號被拿下。查理斯語畢，充滿「雪花」的電視畫面關閉（「電視」影像在本片意義不少），片尾曲是已故黃霑譜詞的《讓一切隨風》：「事未過去，就已失蹤，此刻有種種心痛」。《樹大》ending是近來港片最具餘韻、令人念念不忘的。「三賊王」一下子成了「香港」或「香港人」代表，我們殊途同歸，叫人不勝唏噓。

看完《樹大招風》，很多人在網上搜尋葉繼歡、張子強及季炳雄的事迹。這表示，電影鮮活的寫出了三個「人」。因為這部電影，我們對「大賊」多了想像、好奇心，甚或惻隱同情，有別於媒體一直的「冷血悍匪」描述。電影的力量，不過如此吧。

主角出色 綠葉演員豐富

再次重申，不知製作背後辛酸，只從成果論，三個年輕導演的功夫到家。三主角出場先聲奪人，各自定調。季正雄殺警迅雷不及掩耳，燒身分證切合他的一人千面（潮哥、可樂哥），把身分燒掉（尤其在正報道基本法的電視新聞前）亦和應了故事的1997背景。葉國歡故事首個畫面，是他行劫的新聞片段，手持AK47一夫當關。這很聰明，一來這是葉最深入民心的形象，另故事由他們在黃光亮的大本營黑市交易開始，也省卻拍攝行劫大場面。卓子強的登場最浮誇，配合他的性格，顏色最亮麗（大宅窗簾與卓的西裝襯得好看）。他在大富豪跟前不除不疾的唱卡拉OK，身邊全是富豪隨從，但他輸人不輸陣。

《樹大》的演員很中看，三主角中，陳小春的角色似乎最難演，稍一差池便過火，他拿揑得好。任賢齊要做出前後判若兩人（比他在《大事件》的角色複雜），性格的差異或受爭議。林家棟則可怖陰沉，但他跟小女孩的關係又說明角色另一面（小女孩亦好）。除了主角，《樹大招風》的綠葉演員豐富，林雪、劉家勇、歐錦棠、熊欣欣、尹揚明、吳志雄、黃光亮，以及愈來愈修成正果的姜浩文。

《樹大招風》整體水平，絕不遜於銀河其他電影。影片還有不少出色處，卓子強開電話專線找葉及季下落，叫提供線索者赤裸上車；這段以《讓一切隨風》變奏配樂，剪輯明快。葉國歡的部分盡現官場百態，貪污局長不是鐵板一塊，或張揚或沉着的，由好色、嗜酒到品茗，氣場個個不同，位置愈高的愈不形於色。不過，總體而言，《樹大》還數許學文的「季正雄」段落最神。除了上面提到投注站一場，還有最後季在天台致電卓子強，他不動聲色，身旁被單卻隨風起舞。卓子強在大陸落網，武警吉普車隆隆的引擎聲不絕於耳；一下子剪回季正雄那邊（top shot），夜深完全寂靜，又是一動一靜的對比。飛虎隊行動敏捷迅速，惟某個隊員不慎碰到電視魚骨天線，令季身邊的電視一下子清晰，電視的尖聲喚醒了不知什麼時候熟睡的季。他慌忙找出槍，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了。

素來謹慎的季正雄是棋差一着？他的覆亡在於一念？《樹大招風》根本是，三個角色徘徊在欲望、紀律、仁義、利己之間，內心不停交戰的人性故事。

《樹大招風》 

《樹大招風》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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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 - 《樹大招風》﹕大限前的無意識主體化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這不是一篇影評，或者說，這不止是一篇關於《樹大招風》的影評。

《樹大招風》是2016年迄今為止最令人看得振奮的電影，也是比較能深刻表現所謂「本土性」的本地作品。當然，何等振奮，怎樣本土，都是需要深入分析、辨別和詳論，以免陷入簡化和情緒主導的危險。

剛拿了第三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十年》，以基本悲觀的影音筆觸為香港未來定調，期望觀眾看後驚覺警醒，則「為時未晚」。信息直白清晰，並無懸念。相比之下，《樹大招風》承接香港電影那左右逢源、正反皆可解讀的其中一道創作傳統，為「本土」這近年論者已無法迴避的符號作出了複合而多層次的闡示。

什麼是本土性（localness）？這問題我們早已指出不是一個好問題。本土優先和普世價值之間的對立，是一種偽對立；本土優先不能違反普世價值，普世關懷操作上也當包括本土優先的可能（否則難言普世）。本土本來可以是一個地區（region）或地域（territory）概念，相對於外地、外來（foreign）；香港問題真正關鍵的是主體（subject）概念，無論其以主體性（subjectivity）或主體化（subjectivation）的方式呈現。主體問題上承主權移交前的港人身分（identity）認同問題，但今天仍問身分同樣也已不着力，必須去到主體，在政治議題上就是主權（sovereignty）問題。

由《打擂台》以降的主體追尋

以前不是沒有人提香港獨立，但沒有多少人聽得進耳，不全因為不可行，沒效益，而是香港從來都是一個中介，我們叫它作中途站也好、踏腳板也好，意象是浮萍（沒有根）、浮城（半天吊）、擬人化則是妓女（人盡可夫，沒自己的家），人們只是經過這裏，暫時停留，因種種原因走不了，仍永遠視之為客旅，不該也不會把感情（認同感、歸屬感）寄託其上。

本地世代論流行後，論者愛說第二代香港人（類近於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開始以本地為家，但這種「家」，也在殖民地管治意識下，僅被視為賺錢的地方；「阻人搵食、罪大惡極」以及「搵食啫，犯法呀？」之類的道地說法和觀念，都找到它們牢不可拔的文化基礎。直至被批為「沒有希望」的四代香港人（80後和90後，類近於Y和Z世代），歷經保育社運、反高鐵、反國教、撐港視，其間中港文化差異急速升溫至區域矛盾，最後通過三區佔領運動的洗煉的年輕人，紛紛躍起，各自選擇了他們的抗爭方向。其中最能體現主體進取（radical）方向的「港獨」，固已不是禁忌，也不再是乏人提起的前途選項。

《十年》中的〈自焚者〉，是正面提出「港獨」可能的作品。有些人談「港獨」，一開始便考慮可行性、論辯香港人是否一個民族等去否定提出者的合理性；鮮有認真探究一下為何如此「不合理」，如此「危險」（「解放軍一出即秒殺香港」之類），仍會有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真的是年輕人少不更事，受別有居心的中年持論者魅惑煽動嗎？也許吧。不過自主自決，進而獨立，也正好得證確立主體過程所由。反照於香港電影，由《無間道》系列（2002-2003）的雙重臥底、終難重新做人的身分危機隱喻，到《打擂台》（2010）的新懷舊主義及《葉問》系列（2008-2015）的新港人身分確立，再到《十年》和《樹大招風》，正式宣示主體訴求及主體化過程，真有望盡天涯路，千里走來從不易的感覺。

一體三面的圖式

《樹大招風》由三名年輕人（黃偉傑、歐文傑、許學文）執導，分別拍攝片中三個主要角色卓子強（影射張子強，陳小春飾）、葉國歡（影射葉繼歡，任賢齊飾）、季正雄（影射季炳雄，林家棟飾）的故事，然後在資深編導（杜琪峰、游乃海）監製下，交給有份奠定銀河映像動作風格的大衛李察遜（David Richardson）和助手梁展綸擔任剪接，剪成一部完整的劇情長片，儼然是一次老中青三代影人合作成果。一如當年的《打擂台》（年輕導演伙拍甘草演員），不光體現年輕人意志。

據說大衛李察遜不懂中文，也不需懂中文，光憑影像語言便可剪輯的剪接高手，所以電影並非全依敘事結構或文本內在脈絡剪成（或反過來說，構作出一個怡然理順的文本）。話雖如此，觀眾願意的話，仍不難看出三大主角實為一體之三面，英文片名Trivisa固直指「貪嗔癡」三毒，鼓勵觀者把角色對號入座（卓子強對貪、葉國歡對嗔、季炳雄對癡），但三者如作平列，便無轉進，故依其「賊性」，實可套入另一結構，即「正匪」或陽剛之賊（卓子強）、「反匪」或陰毒之賊（季正雄），以及作為對立關係的第三項，統合轉進兩者的當身大賊（葉國歡）。不喜歡這種舶來貨辯證思維的，古中國也有類似的說法——老子一氣化三清，上清、玉清、太清是也。三為一體更不消說，這次我們當然很難把聖父、聖子、聖靈強套進去，但問題不在能否順利一一對應，而是這「三一」（Trinity）結構，正好是一個主體圖式。

不滿《十年》技藝粗糙、淺薄直白、全無餘味的觀眾，在《樹大招風》找到藝術的深度並不偶然。以符號學論之，《樹大招風》不如其他「本土電影」（由《打擂台》、《東風破》、《狂舞派》、《殭屍》、《盂蘭神功》到《哪一天我們會飛》、《陀地驅魔人》等）僅側重挪用強烈本地文化元素能指（signifier），或者部分宣之於口，懷舊味道濃厚的所指（signified），而是同時配合純熟的港產電影語言（動作主導、畫面利落、節奏明快等）作為符碼（code）。（另一些像《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那樣的「本土電影」也有港式符碼，卻組合效果不佳。）

有些觀眾很喜歡那首帶上前朝况味的配樂《讓一切隨風》，覺得被挪用的歌詞很有意思，但那些意思（例如歌詞「你似北風吹走我夢」配合片末主權移交新聞片段，寓意「回歸」後港人夢碎），那些能指和所指的對應，必須在特定符碼下才能脫離原本的脈絡，移到《樹大招風》的脈絡裏，重新組合。而這符碼，並非單單為移植悲秋傷風，搬玩「英雄末路」的哀嘆而操作，這一點務須點明。

召喚．參與．自決

假如說《十年》乃借向前看而直述現實（偽預言），《樹大招風》便是以回溯審視當下——回到九七大限，主權移交當刻，代表舊香港「自由人」的「三大賊王」分別走上絕路。然而，相比於銀河團隊實際在九七前後拍攝的作品，諸如《攝氏32度》、《兩個只能活一個》、《恐怖雞》、《暗花》、《非常突然》等極度灰暗，瀰漫同歸於盡信息，《樹大招風》的重點顯然並非放在英雄（或梟雄）有志難伸，時不我與之上。首先，三個主角都沒有在影片當中喪生（葉國歡身中多槍，在地上爬行卻沒有斷氣，我們也曉得他影射的真人賊王也只被打成殘廢），其次，影片以三人在風滿樓無意中碰首的場景作結，交代那個驚世駭俗然而沒有完成的三大賊王合伙大計，就是在那一刻無意中誤打誤撞成形。三人最終沒有「合體」，但片末一鏡展示了一個不會實現的自我原型，唯其不會實現，它才是最純粹的，空無內容的形式主體。中國古語叫這作「體無」。體要無，用才會有。微妙之處就在於，三個大賊當時一定要沒意識到對方，才會繼續依一種無形召喚參與那個沒有完成的計劃，並在參與其中成就自身。

「民主是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陳冠中2013語），那是作用的無，挾帶悲情。主體的無，帶來的是自由的騰飛。什麼是自由？不妥協？不為人後？悲劇投身？堅持作法外之徒？也許都是，但說穿了都只是自由的表相以至倒影。自由意志、選擇自由、自我決定、自發自主自律，都從「無」上扣緊主體（簡言之，自由選擇就是在無所偏好的狀况下選取，自我決定便是不根據性好決定，最終無所謂決定）；沒有不自由的主體。香港人一直最崇尚的自由，只是法治保障的各種自由權利，一來到實際生活，生命擴張，便傾向放縱恣肆的假自由。香港過往主體難產，不意識到命運自決，以至甘於把命運交給所謂親母（中）、養母（英）。《樹大招風》在這時代的關口，表面上承接九七電影的悲情尾巴，其實卻恰如其分地從最殘酷的一刻，即三名「自由人」被捕的一刻回過頭來，把那個主體架構呈現出來，從而揭示全片就是一個主體化過程，當然，這主體化是在無意識的狀况下進行的，這一點的詳細意義，關乎法國思想家瓜塔里（Felix Guattari）所說的分子革命（Molecular Revolution），得另有專文闡述。

明乎此，則《樹大招風》那「讓一切隨風」的舊歌新播，對觀眾來說，便不必是「回首向來蕭瑟處」的唏噓，而可是「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的沉吟。

文﹕朗天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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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勤達人Famous Carol 特事特辦，荒謬 空總唔妥協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個多星期前，爆出梁特首為了替快要登機的女兒拿回遺留在禁區外的手提行李「特事特辦」，當時身在英國的空總總幹事吳敏兒（Carol），第一個反應是「覺得不可思議」。做空姐二十五年，她說從未見過這回事，隨即問英國美國澳洲的同工，都說最多只是總統級的人才有特權，而誰有特權、有什麼特權，該早就白紙黑字寫明；况且，「特首跟總統，仍有好大距離吧？」數小時後，她愈想愈憤怒，然後接下來的一星期，她帶頭組織今天的機場靜坐，空勤抗爭，這次好像第一次脫離了勞資問題，但她強調行動不指涉政治，「佔領機場」的說法亦是被扣帽子，靜坐，是為切實的勞工安全問題。「運了炸彈入去都得啦？炸死的是我們，不是你梁特首。」

二○○三年，吳敏兒一手成立英航香港工會，帶被剝削的同工走過十三年艱苦的抗爭路，由搞工會被打壓、頂着懷孕九個月的肚打官司打至英國終審法院，最後成功令英航為打壓工會員工道歉、把香港員工的退休年齡由四十五歲延至六十五歲。她的事迹，傳遍英國業界，總公司當然看在眼內，空姐碰着她，反應會像電影裏少女遇見超級英雄般瘋狂：「You are Famous Carol? I can't believe it !」

維護專業 確保飛行安全

在事件發生後，空總收到很多人查詢，表達憂慮，吳敏兒說，靜坐是因為他們看到業界和社會反應，認為該代表業界站出來，告訴社會，這個問題出在哪兒。「特權不特權，留待政治人物、議會處理，我們要讓人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妥協。」機管局、民航處及保安局一直強調事件未有違反國際組織訂立的航空保安規定，國際民航組織（ICAO）至今拒評事件。「ICAO是聯合國的組織，由193個政府組成，香港是193分之一，需根據協議在香港制訂相關規則。你不能一邊定規則，一邊犯規，然後還說沒犯規。」一般人看空姐，吳敏兒說大多只想到靚不靚、或者顧客服務，但她說空勤的訓練，首要是安全及緊急事故處理，對航空安全有專業嚴謹的要求，「我們每年都要考一次safety，不合格就炒得，飛機緊急降落，打開艙門放乘客出去的，不是消防員，是我們」。而所謂的嚴謹，是絕對的一絲不苟，她說近年乘客的確愈來愈惡，但空中服務員也有一套處理準則確保飛行安全，不容許妥協。「有些客上到機艙無理取鬧，空勤是可以請他下機，再把他的行李卸下才起飛；一上機就滿身酒除，同樣，請下機」。

工會勞工政策 離不開政治

「這或許是空總的命吧。」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成立不足半年，就要組織一次靜坐。香港航空業的工會，正式註冊的有四個，國泰、港龍、英航、聯合，一直以來各自向自己的公司抗爭，十年前，四個工會組織空服聯盟，但並沒有註冊，一起為勞工問題上過街。投身工會愈久，吳敏兒說她逐漸知道社會上的事跟工會有很大關係，勞工問題，其實離不開政治，如果政制政策與政治總是千絲萬縷的話。「沒有普選，就會像現在的政府、議會，傾側商界，關乎勞工的議案，怎可能通過？」這幾年，香港的勞工法例好像進步了，但同時集體談判權被擱置、侍產假由七天變三天。在這種局面底下，吳敏兒認為，「工會一定要保持高調參與」。醞釀多年，空總去年十一月終於成立，會員達八千人，她眾望所歸是第一屆總幹事。

帶領英航香港工會 13年爭權益

 眾望所歸，因為在這之前的十多年，她一直帶領英航工會跟遠在英國的公司抗爭，身經百戰，當中不少是勝仗。眼前的吳敏兒，開朗豁達能言善辯，百忙之中跟我談了足有三小時，但提起這條路，仍是非言語能難以形容的艱苦。「我已不記得，怎樣捱過那段日子。」

二○○三年，SARS把航空業推進谷底，英航宣布不裁員，但一再減少員工工作日數，轉為75％兼職，即人工打七五折、假期每月多一星期，更單方面把員工的第十三個月糧自動扣減三分之一，「共度時艱」。這種「75」兼職制度，維持了兩年半，香港百多個英航空勤，白白少收了十個月薪金。「因為『75』，我們每月多一星期假，常交頭接耳，開始討論公司常常只單方面做決定，沒跟員工商量，有人說，鬼叫我哋無工會？為何我們不可以有工會？」

英國工會規模好勁 香港沒有

那時候，吳敏兒每次的飛行工作動輒上十天，香港飛倫敦，再飛北京，回到倫敦，第四站才回香港，一個航班上，十五個空勤，三個是香港員工，其餘是英國人。她說，飛行時，常在半空中聽說英航工會的事，「只知道人哋好勁，只知道我們個base（香港）沒有」。英航機艙服務員工會BASSA，會員人數逾萬，是英國規模較大的工會之一。興起成立工會的念頭，可是無從入手，吳敏兒於是請教BASSA同事，如果要搞工會，該往哪裏拿批准？「哇，問了之後，他笑咗好耐，說：Carol，無人需要問准的。」吳敏兒被當頭棒喝，又覺得尷尬極了，一直以來，香港員工被灌輸公司很嚴厲、有紀律、講規則，搞工會，該也要有根有據吧？「成立後，通知公司、與他們坐低會面、要求公司認可工會便可。」

懷胎4月 與公司打官司

工會成立的過程，遇到的困難不多，最吃力或許是熟讀員工守則，足足花了幾星期。「如果我作為主席也不清楚守則，我們如何可以據理力爭？我試過一次出洋相被嘲諷：你做工會代表，完全唔熟守則㗎？唔怪得人人說你只想搏出名。」

工會成立後，艱難的日子才開始，為了第十三個月糧被扣三分之一的事，吳敏兒首次與公司對簿公堂，其間在她懷孕四個月時，父親過身，她大着肚子辦後事、打官司，「面對法官、幾十個同事來聽審、上司與你對壘，又驚BB在法庭出世」。幾經艱辛，她第一次打勝官司，二十一日後，她誕下幼子。港台後來把這段日子拍成半紀錄片，當時吳敏兒看後，淚如雨下。

步步打壓 收警告信

然後，打壓一波一波地湧至。復工首天，她收到管理層的電話，說要為她向傳媒談及公司的報道跟她談，沒想到那是長達一小時的激烈辯論。「他們說，我是英航空姐，任何時候都沒權不問公司就向媒體談及公司的事，還舉起一本員工守則，說『難道這不適用於你』？我說，那篇報道是寫工會主席，工會主席不受限制，那守則，適用於一個空姐，但不適用於工會主席。」沒多久，吳敏兒到英國接受產後培訓一星期，其間收到英國總公司負責所有國際員工的經理日夜留言：「你小心聽着，明天下課後，我要你來見我。」剛巧培訓班有兩個BASSA同事，知道她的事、看過文件後，說BASSA會替她出頭、找人告訴經理：Carol不會來。「哇，那時我才知道，把炮的工會，可以係咁型。她們說，知不知道一個經理要見一個員工有什麼程序？但凡準備或正式紀律處分，都是極嚴重的事，僱傭雙方都不能走錯一步，而經理沒跟程序。」

行李不翼而飛 機場疑被跟蹤

在英國，因為有BASSA，吳敏兒算是逃過一劫，但回到香港，她再次被召，再次被痛斥警誡，還收到五頁紙的警告信。吳敏兒求助職工盟，最後勞工處控告英航歧視工會員工，英航認罪罰款。不過，在回港打官司前夕，她其實在英國遇到怪事——從北京飛到倫敦後，她寄存的行李，不翼而飛，她於是在希斯路機場四號客運大樓找至一號客運大樓，沿途卻總覺得有人跟蹤她。「那是個外國人，唔知佢做乜，去搵車又見到佢，去搵行李又見到佢，最後在一個無人的月台，好驚，心想難道佢要殺咗我？我當時覺得生命受到威脅，那一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於是，她在月台向那人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讓他知道，我見到他」。然後，那人消失了，吳敏兒崩潰地在月台嚎哭。她沒說這事是誰做，只說時間上很巧合。「為什麼做到咁？那種痛苦，我不想再有其他人重複我的經歷。」

45歲要退休 赴英告公司年齡歧視

同一時間，英航員工開始被退休年齡的事困擾，由舊合約轉至新長約制後，員工守則訂明需在四十五歲退休，夠鐘被叮走的空姐，二○○三年出現第一個，但英國員工的界線定在五十五歲。吳敏兒認為這守則不公平，決定到英國法院，控告英航年齡歧視、種族歧視。她先是在英國求助BASSA所屬的總工會Unite the Union，遊走Unite的財政部門、法律部門，花半年時間游說Unite全力資助她打官司——吳敏兒試過，自己找律師諮詢，單是面談討論一小時也要450鎊，後來在當地的勞資審裁處打官司，資金雄厚的英航已動用女王御用大律師壓場。

「Congratulations」 勝過所有辛苦

工會要跟大企業打官司，沒資金的話，所謂爭取權益根本無從說起。二○○六年七月，官司正式展開，吳敏兒卻形容是出師不利，兩次延期。她說，延期是最磨人的，「在公司肯讓步之前，夠四十五歲的員工陸續要離職，四個月可以有十個人，我們好想盡快停止這局面」，其間，不停的文件來往、蒐集資料、來往英國與律師見面討論，同時為了要到英國上庭，每每要向處處刁難她的公司申請假期。「幾經艱辛，終於等到上庭的日子，律師才說大狀病了，無法上庭，我不知道哭了多久，一個人走在街上，那年冬天，4℃，法院距離酒店不遠，但，路就是走不完」。然後，吳敏兒由要求翻譯但律師勸阻，到像電視劇般在庭上被盤問至淚流滿面，二○○八年，終於捱至結案陳辭的日子，審訊結束，判辭卻再等了半年，○八年年尾，律師寄來的電郵只一個字：Congratulations。吳敏兒說，那是幾年來最好的聖誕禮物。隨後幾年，英航不服判決，一直上訴至終審法院，至二○一一年，英航突然中止上訴，提出和解，英航原本只肯賠款，後來答應讓已退休的員工復職，其他員工的退休年齡與英國員工看齊，「準確來說，年齡沒有上限，不過一般會在六十五歲退休」。吳敏兒說，歷時五年的官司，她捱壞了身體，一度嚴重貧血、胃出血、月經流血不止，其間還遇到同事的排擠和仇視，認為她搞壞公司的名聲、僱傭關係，「有些非會員，在單獨向公司提出以較差的條件換取延後退休後，知道我們贏了官司，想我們幫忙爭取，與我們看齊，但真的很難，合約是你談回來，條件是你開出，我們工會怎插手？」

兩孩媽媽 搞工會做空姐

這麼多年來，吳敏兒全身投入工會的事，偶爾有小官司，她為省錢都乾脆自己入稟、學寫證供，同時她繼續全職空姐的工作，獲得的乘客讚賞不少、病假也沒多請，她說，這或許就是當日英航想盡辦法去除眼中釘卻最終沒成事的原因。不過，這女鐵人不止「打兩份工」，她還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說，無論怎忙，家庭也是她的第一優先。人們覺得她像有三頭六臂，但她覺得事在人為，只要能把時間安排妥當便可以，雖然這大概是她把身體捱壞後才真正學會的。工會會務，大多在丈夫孩子上班上學時才做，晚上盡可能都會在家吃飯；她教孩子，也有一手，認為陪伴孩子的時間，質比量重要得多，「要用心觀察，孩子喜歡吃什麼？熱還是冷？喜歡玩什麼？放假跟他們到公園，癲一陣都好開心，回到家，食飯的食飯，做功課的做功課，要做的就做。我做不到像現在有些媽媽，每天在家紮定馬等孩子回來督促功課。孩子起初不合格，由他吧，告訴他錯在哪兒，他自己要努力，讓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不是媽媽的人生。現在有好多媽媽，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在孩子身上，孩子考到名校，等於自己入名校。他們總有一天要自力更生，要成長，連照顧自己的本能都沒有，媽媽幫得多少？」

縱使不是日夜監管督促，孩子反而懂事聽話、關係融洽，吳敏兒提到幼子，總笑說他是個肥仔，「有一次買了兩條金魚給他，早上女兒告訴我，金魚死了，因為弟弟把熱水倒進去。我立刻問他為何要這樣做，咁變態？他卻含淚說：昨晚我怕牠們凍……」語畢，她哈哈大笑，她與孩子，一樣善良。

文：陳嘉文

圖：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空勤達人Famous Carol空總總幹事吳敏兒（圖﹕劉焌陶） 

維珍航空香港空中服務員工會去年發起野貓式罷工。吳敏兒(前右)到場支持。（資料圖片）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早前開記者會公布今日集會安排，要求民航處清楚交代事件。（資料圖片） 

早前多名市民到特首辦外請願，質疑梁振英濫權，批評事件破壞機場保安標準。 （資料圖片） 

吳敏兒曾指控英航歧視其工會身分，並監察她，英航就此事被控違反僱傭條例，被判罰5000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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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廣德 - 「特事特辦」之火燒連環船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香港人同坐一條船」是少數權貴哄騙平民百姓的空話，後者的小船破船豈可跟大船官船相提並論，但它們緊緊綁在一起卻是事實。

一男子權力慾投射出火舌，不慎慾火焚身，誰料颳起大風令火燒連環船，官員議員一個個捲入火海，遠至北京隔岸觀火的《人民日報》評論員也趁機發難。正當我城市民以為可以安坐船中剝花生之際，忽然發現大火不只燒旺張燈結綵的官家大船，連小船破船也易被火海吞噬，要不趕快逃生便得加入滅火。

香港上演的戲碼總是如此精彩，七百萬人擠在一起，弄不清誰是主角誰是配角。

事發半月，機場行李「特事特辦」的一家主角恍已變成閒角：梁頌昕在美國升學，梁振英除了不斷否認濫權之外大家不會有任何期望，所謂「第一夫人」更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最有看頭的戲碼是搞清香港七百萬人原來分演七種角色，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大家不妨對號入座。

盲撐

這角色由活孖寶主演：首先是民航處長羅崇文，他一口咬定「任何機場一定發生遺失行李情况，航空公司及機場保安會處理，不認為是『特事特辦』」。另一位保安局長黎棟國同樣否認由航空公司人員代為將行李送入禁區的做法是「特事特辦」，但他加入一點似是而非的道理，「由職員攜行李需要進回禁區做法符合基本要求，但要符合確認物主、通過正常安檢及不會引致飛行風險三個條件」。

兩位活寶的共通點是罔顧事實，因為多家傳媒派人到機場實地測試，以一般旅客的身分遺失行李，沒有一位能得到梁頌昕的待遇。所以機場人員在事件中運用酌情權，令梁頌昕獲得特權優待是鐵一般的事實，這還不算「特事特辦」？

掩飾

這角色由行政會議成員擔綱：首先是葉國謙，乾脆把特權認定是市民應享而未享的權利，建議機管局檢視現行做法：「在便民的角度上，機管局是否應該要考慮一些機制，能夠讓類似的『失魂魚』，在親人或朋友手中，可以接回遺留的行李？」繼而是葉劉淑儀，她說「每個機場、每間公司都一定有VIP服務」，更以英國外相夏文達作比喻，認為這是對待貴賓的禮貌。

可惜葉劉淑儀露出馬腳：夏文達是公職外交人員因公出行，梁頌昕是非公職人員因私出行，豈能相提並論？况且夏文達真要遺失行李，只會讓隨行特工認領檢查而非交機場人員運送。所以當主持問這是否「特事特辦」，葉劉只得支吾以對，因為一時要說特首女兒應享特權，一時又要說特權不算「特事特辦」，實在是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

迴避

令人嘆為觀止的戲碼是最需負責的官員最懂耍太極，運房局長張炳良被傳媒三番四次追問，只稱「機管局了解緊」，「要等機管局報告」。機管局起初發表聲明，辯稱「沒有違反一直以來的機場保安程序」，繼與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會面時，承認梁頌昕一事並非一般遺失行李事件，但將此事說成是「航空公司去處理同客人關係」，機管局不能代表航空公司回應。

根據國泰航空的內部文件，當時在特首夫人一番理論及特首與駐機場職員通電話後，一名國泰職員取得機場保安公司當值經理准許，才把梁頌昕遺失的行李穿過禁區直送登機閘口。既然機管局負責機場保安，又如何能推卸「發出准許」的責任？

硬食

整場戲啞子吃黃連的角色莫過於機場保安公司和航空公司，它們至今未有發表正式聲明，因為若果承認當時行使酌情權是「特事特辦」，等於指正特首說謊；若果否認行使酌情權，等於同意大眾與梁頌昕享有同等權利，勢必永無寧日，機場日後無法運作。

揭弊

香港人最應感謝的神祕角色至今仍未現身，因為他們是冒着極大個人風險的吹哨人。首先是向《蘋果日報》透露事件經過的當事人，隨後是向傳媒提供兩份國泰內部文件的神祕人。沒有他們挺身而出，公眾對這宗貌似小事的大事勢必蒙在鼓裏，權貴對規章制度的侵蝕必定變本加厲。

最令人憂慮的是香港仍未有「揭弊者保護法」，據《南華早報》報道，機場保安公司已把涉嫌向傳媒提供資料的前線員工辭退，但因為當事人未有現身，詳情無法核實。儘管如此，若果市民漠不關心而不向機場保安公司施壓，前線員工被犧牲，有如縱容特首一家假手他人kill the messenger，誰通報誰遭殃，以後有誰敢為公眾利益講真話？（編按：有傳媒其後曾聯絡該保安公司，對方回覆指報道純屬虛構）

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已就「揭弊者保護法」提出私人草案，但遠水不能救近火。相信不少人對為港視發牌說出真相的顧問伍珮瑩被公司解僱一事記憶猶新，誰忍心讓這種不公不義的犧牲又再重演？

企硬

演變至今，這齣戲的主角是既有切身利益亦肩負公眾利益的地勤和航空人員。他們最熟悉一貫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因此可以義正詞嚴地指出群醜亂舞的可笑。

從公民黨機師譚文豪發動公眾聯署，到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黎玉嬋指出容許特權是嚴重保安漏洞，再到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總幹事吳敏兒號召會員和市民今天下午三時到機場靜坐行動，均顯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氣概。

航空安全並非臨時加插的劇目，特別在全球恐襲風險上升的今天，民航處不能視行李有通過安檢便等同滿足航空安全要求，因為「同行同檢」是增加航空安全系數的必要措施，所以違背通則的特例必須減至最低。民航處理應對「非同行同檢」以「零容忍」為目標，但現今為了掩飾特權卻反其道而行，即使國際航空組織不願公開譴責，也無法令空勤人員信服。

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特一家涉嫌違反機場安檢規定的事件，但在建制派護航下否決，猶如火上加油。

啞忍

假若你沒有擔綱演出上述六種角色的任何一種，你自會「被演出」為一味啞忍的路人甲。千萬不要以為大火不會燒過來，因為除非你是臥牀不起的孤家寡人，無論你自己或親戚朋友都必然有使用機場服務的一天。設想特首一家「特事特辦」順利過關，揪出揭弊者殺一儆百，「同行同檢」制度鬆弛，特權氾濫變本加厲，香港機場很快會變成國際航空安全最弱的一環，恐怖分子找上門的日子還遠嗎？

從一件黑色手提行李演變為一齣黑色荒誕劇，這件事有資格列入學校通識教材，因為它引證了權力令人腐化的本質，更說明了香港社會雖自以為文明，其實脫不了威權文化的基因。

追本溯源，這事件本來不牽涉什麼重大利益，梁頌昕不能及時拿行李上機，談不上有何損失。但特首「不能認錯」這項迷思，卻牽引了巨大利益：官員怕得罪上級影響仕途，行會成員怕因護主不力而失寵，機管局怕特首延宕三跑填海，航空公司怕損失商業利益，建制派議員怕誤判北京撐梁力度，一環扣一環，至今未聞有建制中人敢公開要求梁振英道歉認錯。

事實證明，順從威權的慣性遠遠大於服膺理性的力量，無疑反映香港管治文化的落後本質。

火燒連環船正在上演，所以七百萬人還可以調換角色。如果你對「啞忍」生厭，或許你還來得及今天下午趕往機場變身「企硬」演員。如果你認識受權貴迫害的揭弊者，你或許可以找出方法為他們討回公道。只要荒誕劇未曾落幕，香港人還有改變結局的機會。

文：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圖：黃照達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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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全社會的潰爛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15日

昨天拙文提到最好最壞的時代，結尾是「至於最壞，不用說了」，朋友問那是甚麼時代，何以不用說。我的回答是：看文化，教育，言論，學術，人品……。人文才是國家民族的根本。政治經濟都是一時的。

民國時代的北大、清華等學府，有多少大師級的教授？培養了多少有理想有追求的滿腔熱誠的學生？社會上出現過多少經典級的著作？有過多少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這些人文科學成果，直接或間接塑造社會意識，建立社會人品。儘管政治腐敗、經濟凋敝，但社會沒有潰爛，傳統道德仍然穩固。所以，周有光說，「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我於1945至1948年在大陸接觸到的老師、文化人，都是有理想有品格的人。1949年後在左派學校接觸到的老師，由於大部份是來自廣州的進步大學生，也仍然感受到他們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對學生的關懷愛護。然後，隨着大陸「權力至上」的變化，教育也變味了。香港左派學校相信也受影響，但我沒有切身體驗，不能評估。

昨天提到大陸網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上帝給中國還留下了幾個有良知的人》，講的是幾個敢於說真話的知識人，他們大部份是民國時代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有良知的就只有「幾個」，而且還是前朝留下的。除了周有光，文章還錄有其他有良知者的名言。86歲的資中筠說：「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在中國的所有問題中，教育問題最為嚴峻。從幼稚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像力的極端功利主義，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

77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說：「我們的大學，包括北大，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的教育體制，正在培育『有毒的罌粟花』」。

61歲的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對官的照顧卻無微不至。世界上有離休一說嗎，只有中國有；有常規化的公款吃喝旅遊嗎，只有中國有；有不成文的子女就業照顧嗎，只有中國有；有專門為領導犯罪設立的豪華監獄嗎，只有中國有。」他還說：「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全社會的潰爛主因是權力的絕對，而教育培養「有毒的罌粟花」更毀滅了民族的未來。民國時期的教育部長，都是有獨立意識的、才德兼備教育家，如蔡元培、黃炎培、章士釗、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中共建政後全面倒向技術性的培養，人文科學凋零，向權力與財力聚集。香港，要跟着極端功利主義的路向沉淪嗎？（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立峯 - 多少市民自認屬本土派？3月調查研究的結果

2016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象徵着「本土派」的崛起，甚至帶來了「三分天下」的說法。個人意見，認為「三分天下」的說法也許言之尚早。這不是小看本土派的支持度，而是「本土派」這3個字，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中到底標誌着什麼，其實仍不是很固定。發展下去，「本土」是一個有清晰輪廓和界線的派別，還是一個各自借用來表述政見的符號，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派」一詞已完全滲入公共論述之中。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在2014年，「本土派」一詞在13份香港中文報章（註）中出現過586次，2015年飈升至2036次，到今年頭3個月，已經有1460次。當一種派別身分在社會上被那麼經常地談論時，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如果要市民自行選擇，有多少人以及什麼人會自認屬本土派？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8日至24日間，進行了兩年一度的「市民對傳媒及輿論的看法」意見調查，通過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以下的分析經加權處理，令樣本在教育程度、年齡和性別分佈上符合香港人口。

8%市民自認本土派 不可忽視

在訪問末段詢問人口特徵時，其中一條題目請被訪者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屬哪一派別。答案選擇有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當然，被訪者也可選擇說自己沒有政治取向或索性不回答這題目。

筆者同時用去年7月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另一民調所得數據作比較，但當時題目仍未有「本土派」的選項。表1顯示了兩次民調的結果。在今次3月的調查中，有超過8％的市民自認屬本土派，自稱激進民主派的只有不足3％。最多人選擇的仍是溫和民主派，有32％左右。選擇3個代表建制陣營的標誌的被訪者，加起來有14％左右，而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加起來超過四成。

有趣的是，相比起去年7月，雖然多了一個額外選項，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並沒有降低多少，選擇激進民主派的市民本來就不多，反而是選擇中間派的市民下降了接近9個百分點，恰恰約是本土派市民的比例。

要留意，在過去的民調中，「中間派」只是一個「邏輯性」選項，讓市民在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外有多一個選擇而已。但去年區議會選舉和早前立法會補選，均有參選人士打正「中間路線」的旗號。民調結果顯示，這些中間路線候選人，似乎沒有使更多人選擇自認中間派。剛好相反，當有政客借用「中間」這符號時，自認屬中間派的市民反而更少。

當然，中間派的市民少了8、9個百分點，不等於中間派的市民直接變成本土派。最合理的推論，是一些原本選擇中間派的市民選擇了溫和民主派，而剛巧差不多比例的溫和民主派支持者選擇了本土派的旗幟。

無論如何，8％是一個絕不可以忽視的數字。如果我們再以年齡劃分，就會更清晰地見到本土派冒起的勢頭。表2顯示，在45歲或以上的各年齡層，選擇本土派的市民比例只有2至3個百分點，在30至44歲的市民當中，本土派支持者有6％，但在18至29歲的市民中，選擇本土派的有接近30％，跟溫和民主派的39％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禮了。

不過也要補充一句，年輕人其實並不特別抗拒溫和民主派。在數據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比例，在18至29歲的市民之中甚至是最高的。年輕人的特點是極少建制派支持者，也比上幾代香港人少選擇中間派或回答無政治取向。

兩派對旺角騷亂態度差異明顯

選擇本土派的市民，跟選擇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在政治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這是需要多方面觀察的問題。調查問卷和本文空間所限，這裏只分析不同派別市民對農曆年旺角騷亂的態度。問題的用語是：「今年年初一深夜喺旺角發生咗一場騷亂，以下邊句說話最能夠代表你對呢次事件嘅態度呢？」

答案選擇有「譴責示威者嘅行動」、「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責任」、「唔認同示威者嘅行動，但認為政府係問題根源」，以及「支持示威者嘅行動」。

表3顯示相關結果，若計算所有被訪者，接近三成市民譴責示威者的行動；四分一左右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亦有部分責任。最多人選擇的是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佔超過四成。只有不足5％的被訪者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

但當市民被分為不同派別時，本土派支持者中，有約三分之一明確支持示威者的行動；而在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中，明確支持當日行動的不足2％。激進民主派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成支持當日行動；但要留意，由於激進民主派支持者比例本身很低，在計算其內部百分比分佈時，有效樣本數很小，該些百分比的實際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表3顯示，本土派和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在對旺角騷亂的態度上有很明顯的差異。不過，自認屬本土派的市民中，也有接近六成「不認同行動，但認為政府是問題根源」，甚至有5％左右選擇「不認同行動，但政府亦有部分責任」。由此可見，也不是絕大部分在民調中自稱本土派的市民，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本土派的抗爭行動。

「本土派」意涵仍未穩定

回到文章開首所說，「本土派」的意涵是什麼，應該仍未穩定下來。今年立法會選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血公民、城邦派，以至新民主同盟、香港眾志，甚至傳統泛民政黨會如何論述本土，都會繼續影響市民如何理解「本土」的意義。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日後繼續分析和觀察的基礎。但頗為確定的是，年輕人對「本土」的認同度非常高。在將來的日子，隨着新舊世代持續交替，本土的呼聲會繼續上升。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當本土論述繼續在大眾媒體恒常出現時，年長的幾代香港人會否也開始接納「本土派」這個標誌？「本土派」能否再進一步擴展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本土」能否由一個屬於新世代的符號轉化為一個跨世代的符號。

註：13份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文匯報》、《大公報》、《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信報》、《頭條日報》、《晴報》、《太陽報》、《都市日報》和《am73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李怡 - 八十年變遷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14日

八十歲高齡，讀友中比我年長的大概不多，年長而對抗戰、淪陷、國民黨時代有親身經歷的人大概更少，至於在過去60年一直在新聞出版界工作、對兩岸和香港的重大變遷保持深度關注與評論，而且至今尚未止息的人，我也數不出還有誰了。

能夠概括八十年的變遷嗎？試試看吧。到了我這年紀，已沒有利害的考慮，也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了，最重要是自己怎麼看自己。所寫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在民國時代的大陸，我生活的時間不長，只是戰後到1948這三年。那三年大陸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學生運動此伏彼起，知識分子傾向中共民主政權，內戰形勢在民心主導下一面倒，國民政府迅速敗亡。1948年到香港的少年，也理所當然地擁護新興的朝氣蓬勃的紅色中國。

最近讀到大陸網上流傳的一篇文章，其中引錄今年110歲的經濟學家兼語言學家周有光一段話：「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現在說大師，都是那個時代出來的。你可以一個一個查，都是。這是事實，清楚得很，不用辯論。」

我回想戰後那幾年在大陸所接觸到的老師、文化人，看過的報紙，不能不認同周老。又讀到另一位資深學者、86歲的資中筠，她說的一段話：「我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垮臺，一是因為腐敗，二是因為腐敗還不徹底，就是說官場是腐敗，而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沒腐敗。所以他們還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要想辦法反對它。」

「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於是儘管社會動盪，仍然保有知識界的優良傳統，留下燦爛的文化，以及許多值得景仰的人物。社會的底氣還在。至於中共建政後，在極權政治下，有權就有一切，沒權就連維持起碼的生活和做人的尊嚴都不可能，於是整個社會包括知識界全面腐敗。沒有知識分子，沒有教育家，沒有文化人，沒有獨立公正的媒體，徹底成為一個趨炎附勢的社會。

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在哪裏？在香港，也有的在台灣。在英國殖民地的保護下，香港知識人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殖民地法律保護了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造就了我的後半生。在一些人迎接回歸的前夕，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在新書發佈會上我忍不住哽咽。

以我的經驗，英殖時代的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好的時代；民國時代的大陸和台灣，包括汪精衛的偽政權時代，是華人社會次好的時代。回歸後尤其689治下的香港，是華人社會次壞的時代。至於最壞，不用說了。（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陸友珍 - 查理考夫曼 奧斯卡鬼才編劇導演

電影講座   2016年4月14日

要數當今荷里活聲價最高的編劇家，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考夫曼早年受過劇場與電影拍攝的訓練，九十年代初在電視圈起步當編劇。1999年他憑《玩謝麥高維治》（Being John Malkovich）聲名鵲起，當時甚至有人懷疑這個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鬼才編劇是否真正存在。千禧年代初考夫曼陸續交出《何必偏偏玩謝我》與《無痛失戀》兩個妙想天開的劇本，後者更為他贏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到了2008年，考夫曼終於克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執導處女作《腦作大業》。雖然電影頗有好評——Roger Ebert甚至推許為10年裏的最高傑作，但票房並不理想，令考夫曼之後的幾個拍攝計劃難以成事。相隔7年，我們終等到他的新作《不正常麗莎》。

考夫曼的電影之所以教人分外期待，是因為他幾乎每一個作品都能帶出新意， 發前人未見的巧思。而他不獨是倚仗一些小聰明或天馬行空的橋段來包裝自己的作品，他的故事總是近乎執迷地在某些主題上鑽研，例如有關人的身份、主觀的思考與記憶、生存的意義與虛無等。他的獨特品味以及不從俗的堅持，令他成為了當今美國影圈裏一個無可替代的崢嶸人物。

考夫曼從一開始着力專注的範圍就是人的感觀與思想。在他的世界裏，思想與肉身是可以分開來看的；主觀裏的思想世界比現實更繽紛、更奧妙迷離，而這才是一切問題核心的所在。在他首個編劇的電影《玩謝麥高維治》裏，他就提出了一個好玩的大膽假設：如果我們都能進入別人的腦內會如何？而且，如那個不是一般人的腦袋，而是演員尊麥高維治的腦袋又會如何？

身份疑惑

《玩謝麥高維治》的男主角Craig是一個木偶劇表演者，他的事業毫無起色，在妻子再三催促下就找了一份負責檔案分類的工作。在他工作的寫子樓裏，有一天Craig發現了在文件櫃後藏着一扇小木門，木門打開是一條看不見盡頭的窄道。其實這就是通往麥高維治腦內的秘道，走進去後，就能代入了他的身體，從他的眼睛看世界。

電影裏有3個主要人物——Craig、他的妻子Lotte及跟Craig在同一層上班的美女Maxine，3人在知道這個秘道後有截然不同的反應。Maxine是3人中對「走進別人腦袋」最不感興趣的，她不為此感到新鮮刺激。這事對她來說的唯一功用就是讓她賺錢：Maxine與Craig合夥，每晚寫字樓休息後放人進來，向每位想走進麥高維治腦袋15分鐘的人收取200美元。另一邊廂，對Lotte來說，她初嘗變成麥高維治後就有一重大覺醒。她走進麥高維治的身體後，始知最適合自己的是男兒身，她甚至有一股不能抑止的慾望，要接二連三地變成麥高維治去跟高傲冷艷的Maxine戀愛。

Craig比起其他走進麥高維治身體的人有點不同，因他懂得運用操縱木偶的技巧來妥貼控制麥高維治的身體，並從而一直留在其體內。所以，到了故事後段，Craig能利用麥高維治去完成他更大、更有野心的企圖。他利用了麥高維治的名氣完成了自己的木偶劇藝術，成為了轟動世界的木偶師。Craig寄居在麥高維治大半年後，全世界都以為行徑偏鋒的麥高維治放下演戲投身一個新的藝術領域，並且令所有觀眾拍掌叫好——沒人知道在這一切背後是那個寂寂無聞、在街頭賣藝沒人理睬的落泊木偶師。Craig、Lotte與Maxine都透過通往麥高維治腦袋的秘道完成了一些心願。

Maxine較簡單，她着眼與所得到的都是錢財。Lotte則由此彌補了性別認同上的缺乏，偶然地找到了最舒服的生活方式。Craig的情形最為複雜，他變成麥高維治後的確得到一些他渴求已久的東西，例如別人對他在藝術創作上的認同及名利，但他在麥高維治身體裏久了，好像喪失了自己一部分個性。某程度上，是Craig先在世界上消失了，他才能用另一個身份完成夢想。這種代價值得嗎？名成利就但失去了自己的Craig，是變得更完美還是更支離破碎？

洗腦故事

到了2004年，考夫曼另一部代表作《無痛失戀》讓他更進一步將不具體不可見的腦內思想世界呈現出來。男主角Joel與女友Clementine分手了，他傷心欲絕，並得悉Clementine去了一家洗腦公司，把腦裏有關他的記憶洗掉。Joel一怒之下跑到這家洗腦公司，希望也把Clementine從腦內洗走。影片大部分篇幅就是寫Joel在自己腦內的世界，一邊重複經歷他與Clementine的往事，一邊卻目擊這些人物情景逐一被洗走化成烏有。

有賴導演Michel Gondry的配合，電影用上了許多出其不意的技巧去表現Joel的內心世界。例如他的記憶開始消失時，整個空間的電燈就會一排一排的關掉，或四周的人一個個地消失。後來有一幕，Joel拖着Clementine奔跑避開洗腦程式時，走着走着的Joel回頭，猛然發現Clementine臉上沒有五官，只有一張模糊空白的臉。

《無痛失戀》用電影的技法去模擬失去記憶的狀態與感覺，做得很傳神。在這部電影的腦內世界，Joel可以自由穿梭於不同區域；思想世界裏是有另一套與現實完全不同的時空規律。其中最能表現出思想世界的自由與無所拘束的一場戲，就是Joel與Clementine逃到他的童年時代。當兩人被洗腦機器步步追逼時，Clementine提議他們可躲在一個「沒有Clementine」的記憶區域，這樣他們就能逃過被洗走的厄運。Joel苦苦思索，終於召回孩提時在窗前望雨的記憶。電影快速地插入一些童年片段，然後Joel與Clementine的房間忽然下起雨來——兩段記憶竟魔幻地重疊在一起，以致在室內也有雨水。之後兩人一同重溫Joel的童年時代，在一段講他被朋輩欺凌的戲，電影一時以小孩呈現兩人，但鏡頭一剪則又變回成人的Joel與Clementine穿上了小童衣服。腦內思想世界的真假虛實，每每在確定與曖昧之間遊離的特性，在《無痛失戀》裏給考夫曼發揮得淋灕盡致。




妙絕人偶

新戲《不正常麗莎》嚴格來說不是考夫曼的全新作品，劇本在2005年已寫好。當時考夫曼受電影配樂家Carter Burwell（他曾為《玩謝麥高維治》、《何必偏偏玩謝我》配樂）邀請，參與「Theater of the New Ear」計劃，為他寫了兩個在舞台上聲演的劇本，第二個就是《不正常麗莎》。電影版的情節與原劇沒太大分別，甚至電影版的3位配音員——David Thewlis、Jennifer Jason Leigh與Tom Noonan也是原來在舞台上聲演此劇的3位演員。

考夫曼電影耐看，是因為主題能與形式（form）緊緊扣連，執行者無論是否編劇本人，亦很難找到另一個方法去說他的故事。今次運用人偶拍攝，正巧與故事的形式非常配合。跟考夫曼過往的作品主題近似，《不正常麗莎》探討的依然是身份問題和中年危機。故事主人翁Michael Stone（英文名Stone似暗示了主角半生的沉悶和無趣），是客戶服務部的精英，他出版客服秘笈和四出演講，傳授服務客戶的秘訣給自己的讀者。作為一個能言善辯的業界人物，Michael對聲音特別敏感。《不正常麗莎》花了非常長的篇幅去寫Michael如何接收四方八面的聲音。人至中年，對刻板生活厭倦的他，無論是路人、前女友、老婆和兒子等人的說話，聽起來的聲調都是一樣的──一把悶氣無活力的盛年男人聲音。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聽到一把與別不同的天籟之音，或遠或近的呼喚他。

從故事設定看來，用人偶演出，實在和文本異常匹配。人偶有限的面部表情、相對生硬的動作和奇怪的比例，正好反映主角Michael苦悶的世界。既然身體樣貌近似，聲音可能是唯一能給他自覺平凡的生命的一點興奮劑。從製作角度出發，為人偶配音，確實能比真人演出省下不少工夫。用人偶拍《不正常麗莎》是聰明絕頂的選擇。

這部片與考夫曼的前作相似，同樣着重呈現角色的主觀感受。電影用Jennifer Jason Leigh溫柔的聲線去為女主角Lisa配音，突顯出在Michael心目中她與周遭人物是截然不同的。有時要去解釋一個人為何喜歡上另一個人，實在很難用言語說清。但《不正常麗莎》這個在聲音上的設計卻是妙絕，簡單直接的就讓觀眾明白及體驗到Lisa是多麼獨特。然而，有趣的是，電影處處提醒一切都是「情人眼裏出西施」。Lisa在Michael眼裏獨一無二，但客觀地看，她的外貌毫不出眾，個性內向，欠自信心，連她也意識到自己的平庸。到底兩人的微妙感情，是Michael剎那間的盲目躁動，還是他真正在別人身上看到可貴可愛的優點？

作者刻意安排大部分場口從主角的視點出發，令觀眾投入其中，看到最後才明白導演的用意。Michael夢到酒店經理在地牢勸他另覓所愛，千嬌百媚隨他挑，連經理亦自願獻身，可Michael卻全盤拒絕。即使Lisa與自己的身份多不相稱、見識淺窄和酷愛陳腔濫調的流行曲，覓到與別不同的聲音，也足以情訂終生。Michael以為與他發生一夜情的Lisa是萬中無一，命中注定，但熱情過後她的聲調也漸變回盛年男聲。考夫曼借聲音寫愛，寫它的機緣巧合和令人欲罷不能，卻又寫它的稍縱即逝、寫它的不可能。到最後，只剩下一件古董的東瀛性玩具，能發出不同凡響的聲音。可能對Michael來說，戀物比戀人可靠，因為人不用對物負責任。但在人偶的世界，人與物不易細分。《不正常麗莎》只有收結一場跳出了Michael的視點，亦為導演和Michael的愛情觀立下註腳。聲調沒變，人心先變，激情浪漫過後，怎去繼續愛，其實全乎一心。

撰文 : 陸友珍

李怡 - 八十自述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13日

我出生於1936年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裏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縱使日漸變色也只激勵我老驥伏櫪，要螳臂擋車力抗沉淪。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裏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道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道，一切只要是充份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道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道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道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有人查萬年曆，1936年農曆三月二十二日，是新曆4月13日。（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安娜 - 好戲在後頭

紙上聲色   2016年4月13日

當爾冬陞宣布《十年》獲最佳電影後，彷彿今屆金像獎其他獎項落入誰人手中都不再重要了。《十年》得獎後，頃刻間社交網絡已被洗版；額手稱慶感動流涕的不少，但同時也有批評的聲音。批評的輿論中有兩個主調，一是認為《十年》在電影藝術層面上未臻完善，不值得拿最佳電影；另一說法則慨嘆政治表態蓋過了藝術成就上的優秀，電影獎項變成了一種意氣之爭甚或是政治角力。

真正能為藝術作品寫下最終極評斷的，是時間；在時間以下所有的評價都必然是暫時的、會改變的、會受一時一地的氣氛思想所影響。好的作品會代代相傳，壞的作品會在不知不覺中被遺忘，這基本上是恒久以來所有藝術形式中的定理。電影年紀不大，但也是一直經歷着評價的修正與重整。例如五十年代不被嚴肅看待的尼古拉斯雷、道格拉斯薛克、雲遜明尼里，到了七十年代就被新一輩評者視為風格突出的作者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水準夠高好片夠多了吧，他拍的《狂牛》和《盜亦有道》當年都失落了奧斯卡的最佳電影，但現在還有誰會在意呢——而這一點從未阻止到兩片被奉為傑作。

製作不粗疏

我自己其實是完全不同意《十年》是手法稚嫩或者製作粗疏的說法。相對於同時競逐最佳電影的《智取威虎山》與《踏血尋梅》，《十年》在製作規模與技藝圓熟的程度上未能比擬（《智取威虎山》的技藝水平更加是達至香港電影未見的新高度），但這不一定會將《十年》在藝術的水平上完全比下去。片中《浮瓜》安排步步見險的肅殺氣氛以及上層與底層的對比，沉着而有章法；《冬蟬》冒險地以晦澀的故事及意象嘗試捕捉一種難以言說的絕望心情，其視野自覺而統一，並非癡人說夢；《自焚者》特具野心，人物與情節都多，糅合了偽紀錄片與懸疑情節，在複雜布置之下最後達致的戲劇效果並不失禮。Robin Wood說過若要他勉為其難地界定出好片共有的特質，他會說是aliveness。對我來說，《十年》是要比其他競逐作品更alive，而這種aliveness是可以跟攝製專業與否無關的。

我不企求獎項能作目光獨到的判決；如果獎項能作為對整個局面有積極意義的表態，對我而言已足夠了。《十年》獲獎，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把（本地）「短片」進一步帶進普羅觀眾的視野。過去10年雖有許多年輕導演念茲在茲地做獨立短片創作，奈何觀眾群有限，更不用說爭取到在戲院公映。《十年》的出現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本地短片的水平在這幾年已漸次提高，如陳巧真的《32+4》、黃瑋納的《他們的海》都在海外影展得獎；這些作品容或有待精煉，但比起主流市場的《葉問3》或《紀念日》，它們都好很多。這些誠實的短片作品，至低限度應有多點機會讓觀眾得睹；而優秀的短片創作者，也值得有更多向前邁步的機會。在這方向，我覺得《十年》獲獎是推了一把。而且這不過是個開始。後浪欲來，同業與前輩能去承認和鼓勵，並不易得。反正《十年》又不是他們最後一部電影，這部不夠好，就再多看他們一兩部吧。

假如《十年》或多或少是我們的《光陰的故事》，那麼我們就給10年時間，看看會不會有我們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或《悲情城市》——一部可以叫我們自豪、無愧作香港人的電影——產生出來。我有信心，這一天終究會來臨。各位看官，且勿焦急，好戲還在後頭。

劉天賜 - 洋人家教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13日

看到幾張洋人家教的漫畫與金句，大家分享。上司與下屬也合用。

如果孩子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是家長愛命令他們，不重視他們的感受。

中國倫理社會，父母輩高高在上，沒有絲毫態度重視卑輩感受。可是「父慈子孝」之觀念，被父權遮蓋了。慈，包含尊重，卑輩也有自尊心、人格、面子，必須視之為一個人。不以身作則，尊重同輩卑輩，叫他們怎能尊重他人？

如果什麼都給孩子買，然而他們還是去拿取不屬於他們的東西，因為不讓他們自己選擇想要的東西。家長切勿濫花錢買物質送與孩子，贈送須有理由。尊重孩子有個人的喜好和選擇。當然不可能超越了家長能力範圍啦。乘機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如果孩子不會堅持自我，因為在其小時候，家長在公共場合面斥。公共場合，家長、上司、施用權力者（軍人例外）皆要十分慎權。須對孩子和下屬保留情面。尤其現代小孩子很早便進入社會，對周圍環境很敏感，自我及他人的存在及角色都有界定，不能隨便敦款濫權。過去，上司教導，讚揚下屬例必公開兼大大聲，責備則關上門才開動，出門口仍笑騎騎。人有面、樹有皮也。

如果孩子很懦弱，因為幫助他們的速度太快，不要清掃成長路上每一障礙。尤其家中只得一孩，家長視之極其珍貴，太過多幫助不好。養成依賴心理，且成懦弱個性。不能下主意。太過不理會孩子，養成自信過度，不知進退。教以「進退有度」，知進知退，能屈能伸，成長有大利，起碼不會自殺！

如果孩子易發脾氣，給他的讚揚不夠，只在言行不正確時他們才受到注意。一般家長不願意稱讚孩子，認為尊卑之禮不主張，一讚便失身份。讚美他人當誠實，好便讚賞。尊長持賞罰權，好好利用。一如上司必須合適讚譽下屬。孔夫子常讚學生。

如果孩子總神秘不告訴你任何事，因為家長總愛打擊他。尊長常患「示威權病」，使用權力不適當，凡事喝罵。令孩子疏遠你。

如果孩子沒禮貌，這是仿效家長的。身教非常重要。家長、老師、上司老闆、明星都在身教。我不同意還愛惜濫藥至死的歌星。

如果孩子撒謊，檢討尊長對他們犯的錯誤是否反應過度。人做錯事，總恐怕懲罰，公道公正公平在賞罰中最易見。不公允，養成孩子撒謊、強辯、抵賴等等討人厭的習慣。

如果孩子自信心不足，檢討尊長是否給的建議多於鼓勵。建議好，鼓勵更好。尤其父母對子女的鼓勵，一句勝人家百句。加油便是提供動力。

如果孩子喜歡無事打擾，只怪家長對其親密不足，他們渴望親近你。距離造成威權。父母以正身正言造成威儀，多示愛護關懷。

如果孩子妒忌心強，因為家長常拿他們與別家孩子作比較。毒性的比較是「人家比你好」，不論人家比你差的地方。孩子不忿，只養成強烈嫌惡心，不知人家長處，或者成犬儒、憤世嫉俗者的乞人憎。

趙崇基 - 太政治化了

2016年4月12日 

《十年》得獎，很多人說「太政治化了」，是政治綁架藝術，當中包括一些業界中人。

可是，九七之後，合拍片當道，有很多題材在審查或自我審查之下，悉數無法開拍。公安不能是壞人，現實中不能有鬼，少數民族少碰為妙，文革六四碰都不要碰，這算不算政治化？為什麼這些人從來不哼半句？

那些連電影都還未看過的電影人與業界代表，對幾個年輕導演的得獎作品，群起而攻之，這是不是也太政治化了？

一個教法律的立法會議員，連金像獎選舉規則都未搞清楚，就說金像獎主席要為結果負責，這些說話，算不算政治化？負什麼責？主席有權控制別人投票，有權決定結果，還是有權推翻結果？

同一個議員，在大陸法律學者聲稱「大範圍談論港獨，可能觸犯煽動罪」之後，將大範圍演繹為「在沙漠講就冇問題，但在市區講就唔得」。這種將言論自由局限於沙漠的說法，算不算太政治化？

特首家庭在機場「特事特辦」，惹來市民質疑濫用權力。有保皇議員反過來要求機管局檢討，建議修改機場條例，開「方便」之門。還有一位曾管保安的議員認為「特事特辦」冇問題，因為「香港得一個特首」。這些人到底是為政治還是為民生？這又算不算太政治化了？

九七之後，香港社會愈來愈政治化，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大家可以各自詮釋。政治乃眾人之事，社會政治化不是問題，但不能輸打贏要，對你有利幫你搵到食的政治，你就當冇件事；主子不喜，阻你搵食的政治，你就高呼太政治化，公道嗎？

derekee@gmail.com

調查報道達人：Christoph Giesen《南德意志報》記者 打撈文件海揭政商骯髒秘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夜深人靜，只剩報社燈火通明。電腦前，記者守着屏幕，等着籌備逾年的報道於網上面世。機房裏，報紙經過滾筒，疊好，送往報攤。此刻，城巿還沒醒來，一個足以讓全球政商界變天的報道，靜待世界不同角落的讀者打開。

接下來，就是這幾天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

數天前，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巴拿馬文件」調查曝光，逾400名記者，透過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合作，秘密調查逾年，揭露Mossack Fonseca為各國政要家族、商賈、名人、軍火商開設離岸公司，涉及逃稅、貪污、瀆職、洗黑錢等罪行，項目代號「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正巧是那位冒險由神山盜來禁火，讓人類得見光明的希臘神話主角。

雖然，《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解密」說，「普羅米修斯」的代號其實源自星空奇遇記（Star Trek）的飛船The Prometheus，「ICIJ習慣以星空奇遇記的飛船來命名調查行動，例如之前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調查，代號就是Voyager（另一艘飛船）」，這或許與ICIJ資訊科技部總監是星空奇遇記迷有關，但這美麗的巧合，竟與現實如此貼合。塵封於文件庫中，不見天日的惡行，因調查而曝光，火勢於各地蔓延，冰島總理更因此下台。

一個無名短訊 觸發記者偵查

禁火的火種，緣起自一年多前，《南德意志報》記者Bastian Obermayer收到「無名氏」的秘密信息：「你好，我是John Doe（無名氏），有興趣要資料嗎？」他答：「我們非常有興趣。」其後，對方陸續傳來一千一百五十萬頁資料，因數量龐大，《南德意志報》遂向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求助。四百名「普羅米修斯」之一，有份揭露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家族坐擁巨額資產的《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說：「最後見報的，只有八名領導人家屬，其實我們手上有更多名字，不過我們決定了，只針對與現時最高權力核心有關的人。若將調查擴展至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甚至政府官員，牽連的人更多。現在只是最核心的極少數人。」

調查中國「離岸解密」 第一步：鎖定目標 搞清關係圖

Christoph跑了五年中國新聞，參與過兩年前「離岸解密」（Offshore Leaks）的中國調查，今次再與美國記者Alexa Olesen、及兩名來自英國、法國的記者，組成中國及北韓調查小組。四人都跑過中國線，精通中文，目標明確，只針對行為不當的大人物，「我們要做的報道，不僅內地，遠至歐洲、美國的讀者都會想看。」

他笑說，調查記者的工作，可以讓人悶得發慌。「調查報道的工作，其實百分之八十都是在看資料。有時可以悶到極點，你要捱得過初期的階段。當你能掌握那些資料跟箇中故事，就會覺得好有趣。」骯髒的秘密，都藏在浩瀚如海的電郵、合約、證件副本中。大海撈針的第一步，是鎖定不同領導人家族成員的身分。

舊聞找線索 找線人「聊天」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誰是某政治局常委的兄長，誰是誰的什麼人，單是這步已花了一個月，過程十分困難。有時你得靠運氣，由台灣、香港的舊新聞找線索，從碰壁中摸索（trial and error）。」除了看資料，他們也會找各自的線人「聊天」，「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問這些資料來幹什麼。」

科技鑑別幫手 中文拼音同音字極多

花了一個月，鎖定約三百個名字，再與ICIJ的巴拿馬文件資料庫核對，剩下百多個目標人物。接下來，就是漫長而枯燥的搜索。

ICIJ已透過光學字元識別技術，將相片或文件影印本，變成可搜索的文字資料，但2.6TB的資料庫橫跨四十年，一千一百五十萬頁文件並非全都有用。其中除了護照和身分證副本外，股東名冊、公司名稱、註冊地址、銀行紀錄等，不少都只得拼音，中文同音字極多，要憑姓名拼音找一個人，難於登天。「我們要逐個名字去找，最困難的，是中國的姓氏很大。以英文拼音姓Wang（王）為例，單是在內地姓『王』的人，已比全德國的人口都要多。要辨識目標人物的身分極難，若名字只得兩個字，更是難上加難。」

線頭：出生日期‧護照‧登記地址

他們用的方法之一，是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有出生日期，你或許能大概得知對方是否你要找的人。例如有領導人出生於五十年代，我們要找他的女兒。推論他在文化大革命後生兒育女，那麼就是1976到1985年這段時間。若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是1965，便知道這不是你找的人。」

搜索的過程甚花時間，「不是每個目標都有出生日期，有時要用他們的登記地址追查，在網上搜索那個地址與什麼公司有關，也會用護照副本核實目標的身分。很多時候追查到最後，才發現誤中副車。現在見報的八人，一定最少有一至兩份文件，證實他們的身分，我們很少依靠線人的資料。」

公私資料庫 對照覆檢

除了巴拿馬文件的資料庫，他們還用盡一切方法去找零碎的線頭，包括舊新聞、全球各地公、私營機構的特藏資料庫（archive）。「所有可能用來對照覆檢（cross check）的資料，我們都對照過。」Christoph舉例：「若你知道目標人物在一九九五年於耶魯大學異業，可翻查當年畢業典禮的資料。追查李紫丹（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外孫女）的身分時，我們便搜尋了史丹福大學的資料庫。」

報社工作外 每月騰一周做調查

漫長的搜尋、核證由去年八月開始，直到今年二月才大致完成。其間四人繼續兼顧本來報社的工作。「我寫的是商業版，報道德國工業企業，與調查全不相干。在日常工作以外，每個月最少會花一星期時間做調查，我們每兩星期會開一次視像會議，平日也會用加密的電郵溝通。」

沒踏足內地 4人遙距蒐證

由資料庫啟用，記者們着手調查，到報道見報，歷時近一年，調查其間Christoph與拍檔並無踏足內地，四人分別在德國慕尼黑、美國紐約、英國倫敦遙距搜索、對比資料，其間英國《衛報》及瑞士的記者都有幫忙。「有些特別情况，我們會派人去內地實地查看，但在搜索資料的階段，太早去拍門及而會打草驚蛇。」

科技令記者走前一步 報道方式跟傳統沒變

一九七六年的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記者在國會圖書館，埋首於堆積如山的借書卡；二○一五年的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裏，記者穿梭在雜物房封塵的檔案架之間；二○一六年的「巴拿馬文件」調查若拍成電影，是Christoph與其他三百多名記者，在各地不同時區，不分晝夜坐在電腦熒幕前，將零碎的線頭織成一條條完整的線索。是次共有逾八十國的記者參與，但不少記者都無功而回。

「若是早幾年，線人會給你一疊文件，但記者難以判斷這些資料可否派上用場。現在泄密者可以提供海量資料。公私營機構都將客戶資料以數碼方式儲存，可供搜尋、配對。你想像一下，若只有實體文件，要將2.6TB的資料印出來，要多少幢大樓才放得下？」

「不同之處，是記者走前了一步。以前，要用什麼資料做報道，是由泄密者選擇；現在，是由記者，甚至是讀者自行搜索當中有用的資料。」但Christoph說，科技帶來的改變僅是新聞報道的首個步驟，「當你找到有可能報道的新聞故事，例如有人跟可疑的公司、交易有關，你還是要找資料，對照覆檢，找當事人質詢，跟以前一樣。傳統的新聞報道方式其實沒有改變。」

中共封鎖文章 證明當局緊張

「巴拿馬文件」的火勢迅速蔓延，火燒各國政要的後欄。冰島總理因涉嫌隱瞞利益衝突而下台；力倡規管離岸避稅天堂的英國首相，被揭發亡父以離岸公司逃稅，更在壓力下「擠牙膏式」承認曾因此獲利，面對極大政治危機；俄羅斯總統的密友被揭發擁有來歷不明的資金；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八名領導人，被揭發家族以離岸公司坐擁巨額資產，惟外交部發言人僅以一句「對於這種捕風捉影的東西，我們不作評論」輕輕帶過。Christoph並不在意：「中國有防火牆，我不預期有大規模影響，但中共封鎖了我們的文章，證明他們其實有多緊張，我們已深感榮幸。」

中國調查組沒內地傳媒 對他們來說太危險

普羅米修斯盜火，為人類帶來溫暖光明，卻因此被宙斯詛咒，每日受惡鷹啄食內臟之苦。泄密者冒險披露律師行四十年來的內部文件，但求「將這些罪行公之於世」。中國調查小組並無內地傳媒，除了Christoph是來自首先得到資料的《南德意志報》，Alexa來自ICIJ，其他伙伴都是由ICIJ邀請加入，「ICIJ沒找中國傳媒，參與調查對他們來說太危險了。」

台灣的《天下雜誌》也是獲邀加入，專責調查台灣線。香港擁有最多中介機構（包括律師行、會計公司，甚至涉事的Mossack Fonseca律師行在港也有分公司），而總部在本地，亞洲最大的發展商新鴻基地產也在巴拿馬文件中榜上有名。在Christoph團隊報道的八名政要家屬中，前國務院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持香港護照；全國政協前主席賈慶林的外孫女李紫丹，更以近四億港元，購入山頂豪宅。香港卻未有傳媒參加「巴拿馬文件」的調查。筆者以電郵向《南德意志報》及ICIJ查詢，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揭發當權者，冒的是生命危險

兩年前的「離岸解密」調查，ICIJ的內地伙伴機構疑受當局恐嚇而退出。最近年逾七旬的內地記者高瑜，因住所被強拆而心臟病發送院。在屢有記者喪命的俄羅斯，記者要揭發總統涉嫌洗黑錢，冒的，是生命危險。

隨着「巴拿馬文件」曝光，我們知道，在世界各地看不見的角落，有許多逃稅、貪污等罪行的受害者，例如在烏干達有油商以離岸公司逃稅四十億美元，比政府全年總收入還要多，政府醫院卻窮得連乾淨的藥棉也買不起，媽媽們因此痛失兒女，嬰兒夭折率一直高企。

這把來之不易的禁火，再次提醒我們新聞自由的可貴。

《南德意志報》記者Christoph Giesen 

ICIJ記者去年6月在華盛頓開會，商討合作策略及調查方向。 

團隊在多月調查中從「巴拿馬文件」的線索追查各人的關係。圖為《南德意志報》記者Bastian Obermayer（右）跟Frederik Obermaier（左）研究人物關係。（資料圖片） 

在合作伙伴伍海德死後，谷開來為撇清關係，將公司股權轉讓予一名叫Devillers的外國人，惟該人用的登記地址，正是谷開來於北京的家。（《南德意志報》提供） 

2014年，MF律師樓在英屬維京群島政府的查問下，向政府公開Cofic Investments公司持有人身分，是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夫婦，並附上李小琳的香港護照。這份文件，助記者確認李小琳的身分。（《南德意志報》提供） 

Christoph Giesen曾參與兩年前的「離岸解密」報道，透過ICIJ與《明報》等傳媒合作，披露溫家寶女婿劉春航擁有離岸公司，該公司曾向摩根大通收取逾千萬港元顧問費。（資料圖片） 

文：黃熙麗

圖：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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