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6月7日

六四有意義。六四無意義。六四是我的國家事，與我息息相關。六四是「你國」、「鄰國」事，與我完全無關。我永遠紀念六四。我已經忘掉六四。你偏激、無知、懶惰、冷血。你消費六四、行禮如儀。你的態度讓共產黨最高興。你在幫共產黨搞愛國教育。

這是完美的對立，因為對立的雙方都擁有絕對真理，如同白馬非馬，中國非國，不證自明，不容置疑。不過，如果兩三年來你面對這一大堆背反的二律始終有點不安，而你的普識和直覺都告訴你，那不安是很自然的，那麼，你應該和我一樣，跳脫一切真理的枷鎖，從不可思議的無知處探索對立的統一。

我於是要嚴肅地向你提出一組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的命題，卻信心滿滿地相信，無論你站在了對立的哪一方，最後都無法不以某種方式去接納這些命題。當真理真而無力，實用主義就派上用場。值得留意的是，我這樣認真挑戰你那個你從不承認存在的舒適區的時候，哲學家卻在驚訝雲裏探頭張望，對我竟然要跟你玩這個遊戲大惑不解。

其實我自己也不解。這組新鮮的命題我老早提出過，而且是公開地、不只一次，可惜人們在媒體上覆述我的說話的時候，總是把我本來用或沒用的關鍵字眼忠實地增加減少、放大縮小，結果就如同在哈哈鏡裏看共產黨那麼雙倍滑稽多倍反事實。

我於是要親口告訴獨派的你：六四有新義，你抓得住，對你和對香港影響的深遠，非比尋常；你小不忍而棄六四，即是把一筆重要的抗爭資源糟蹋了。我也要親身跟統派的你點明：你對六四的理解有理卻並無專利。別人也有理由認為，六四在中國的民主意義是虛構的、後設的；更有理由認為，六四在香港的愛國意義一開始就是微弱的，不堪一擊的，更不是唯一的。

這事情太重要，我得反覆說。

傳統的六四民主和愛國論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都一直強而有力；任何人以這兩個概念去理解六四，並以之為出發點去紀念六四，都是合理的。事實上，我還會說，香港泛民主派二十多年來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理念，教育了民眾，揭露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有苦勞也有成績，不應忽視更不可抹殺；這一點，是任何人，包括主張自決獨立的香港人，在沒有意氣的心情底下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不過，把八九六四視作一場民主愛國運動，雖然合理，卻不是唯一的合理。這是因為，如果從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緣起、發軔時的綱領、過程中提出過的口號等方面看，建設民主不是其定義性訴求，尤其是如果我們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話。北京的八九民運緣起於民眾悼念胡耀邦，一個比較開明的共產黨總書記；這與1976年清明發生的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八九民運提出過的訴求和口號，最為人知的並不是建設民主中國，而是反「官倒」、爭取集會自由和要求訂立新聞法等。

反官倒是民眾自發的廉政運動，後來朱鎔基、胡錦濤搞的嚴打，習近平推動的反貪腐，都可視為共產黨對民眾一直以來的廉政訴求的回應。儘管我們可以說群眾性的反官倒訴求包含了一種廣義的非體制性民主情緒，但它本身還不是一種民主訴求。至於爭取集會遊行的權利、要求訂定新聞法，只能算是一種對自由和法治的訴求，和民主有某種潛在的關係，但也不是民主訴求。甚至到了運動的最後期，有個別人士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嚴格而言也不能算是民主訴求而只能看作一種對自由的最強烈呼喚。說到底，香港沒有一黨專政，但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如果我們拿辛亥革命作比較，分別就很明顯。辛亥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早清清楚楚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每一個被清政府追捕的革命派，每一個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出錢出力支持同盟會的人士，都知道那是一場民主革命、體制革命。我們不排除八九年那場民眾運動裏的個別參與者，若干廣場領袖如王丹，或其精神導師如魏京生和方勵之等，心裏都可能有比較清晰的建設民主體制的目的，但如果這種主張不曾成為運動最突出最普遍的訴求，那麼這個運動還不是一個民主運動。

當時的實況是，大陸一般人對民主的理解很模糊。其時，民主一詞的通常語意有兩個，在與「資產階級」作為形容詞連用的時候，它指的的確是體制上的民主；但如果單獨使用，民主一詞就不過鬆散地泛指一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開放局面。

這個近乎自由的語意，我們可以在「民主集中制」一詞中體會：黨員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就是民主，黨委最後一錘定音就是集中。民主的對立面是集中而不是專制，這是中共刻意改造過之後的語意。江澤民有一次訪美，發表演說的時候，外面抗議中共暴政的聲浪很大，江就隨口打趣說：「很好呀，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民主嘛！」在黨的無縫教育四十年之後，大陸一般民眾講「民主」，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對89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另一種理解是：那是一場中國人民反貪污、要自由、爭取社會法制化的愛國運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帶有民主運動的某些共性，但它本身還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必須承認，把八九民運的「民」字理解為「民主」而不僅僅是「民眾」，乃是一個十分奇妙、絕頂聰明的後設做法或包裝，在國際上馬上得到廣泛支持，最後竟誘發了東歐蘇俄等地的一些真正的帶民主特性的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因此，六四的偉大意義，六四死難者終極付出的可貴，都不因我們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理解而有所減損；這一要點，無論是獨派還是統派都容易疏忽了。

連帶地，我們也可以對89年春（特別是5月21日那天）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民眾運動作不同的理解。假如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第一性不是民主，那麼發生在香港的那場支援運動也不可能是一場民主運動，更不可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這是不言而喻的。然則，關於這場運動的愛國屬性又如何呢？

視「香港的八九六四」為一場愛國運動，理由也是充份的，特別是從運動的領導骨幹的政治背景和投入時的主觀意識看，都毋庸置疑，但我們依然可以對其深層意義和原動力有不同理解。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可以是標示性的，可以是出擊性的，也可以是防守性的。把運動定位為「愛國」，便是一種標示；當群眾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它便帶有出擊性，但出擊往往也是最好的防守；重新理解香港的八九六四，最後這一點是關鍵。

1989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敲定、港人勢成甕中之鼈的時候，北京發生大規模抗命運動，香港人發現了一個看來很可以「隊冧」中共的機會而加以利用。這「隊冧」，既是出擊，但更重要的是一種求生本能，一種恐懼中的掙扎甚至孤注一擲，一次終極防守。香港人對北京八九民運的各種支援，既包含同仇敵愾的利他因素、愛國的標示作用，也更豐富地包含了上述的求生自保意識。

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六四在北京以失敗、屠殺告終，香港的支援行動便馬上土崩瓦解，有人沉默，有人扭軚，有人移民，都是防護性行為的延續，只不過在運動期間的集體防護眼看無效之後，大多數人採取了各種個人防護。這些當然都不是愛國心的表現。

今天，有些人不承認香港八九六四的愛國意義，但他們卻不智地同時排除了其積極防守意義。當時港人想趁機「隊冧」中共，其實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勇武自保行為，獨派完全不應否定，反而應該盡力做全新的再詮釋工作，在揚棄愛國的同時，確立香港八九六四的防護意義、本土意義和警惕作用。

我認為，儘管上述兩套對六四的理解南轅北轍，卻不互相牴觸或矛盾，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由不同政見的人士各取所需。六四這歷史悲劇，其實是香港人的一筆寶貴抗爭資源、重要啟蒙工具；年輕一輩近年雖然有其他更具現實和在地意義的政治動員槓桿以至自己親身構築的建國神話，包括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魚蛋革命等，但六四依然有其重要意義，無以取代；上星期日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參加者大排長龍擠滿一個大堂，顯見其份量。

然而，我在前往參加港大活動的時候，卻在地鐵車廂裏的新聞短訊屏幕上看到一則消息：「張文光指年輕人排拒六四的態度十分決絕。」那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認為，很多年輕人其實念念不忘六四，他們最要決絕的，僅僅是香港的最大六四活動主辦單位的悼念綱領裏頭的一些個別元素，而不是整個六四事件本身。六四是一筆政治公共財（public good），如果主辦單位把這筆資財視為己有，控制了對六四悼念活動的綱領，就會導致一些人對參與的決絕。

在星期天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上，我是三位台上的講者之一，另外兩位是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和支聯會的李卓人。卓人兄是我十分敬重的民主鬥士，我於是把握坐在他旁邊公開發言的機會，一再向他提出問題：六四既是一筆政治公共財，支聯會能否開放悼念綱領，按香港各民主派別之間的「六四最大公約數」重新詮釋悼念意義？進一步而言，支聯會能否開放其決策組織予各種政治立場的反共群體，包括獨派團體？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可以」的話，那麼張文光說的「決絕」便會消失於無形。

其後，我向卓人兄和所有在場的民眾提議，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一個綱領，各自解讀；不同的團體派別可以在自己的文宣裏注入更多正面論述。「香港的六四」面臨第二次薪火相傳，我希望大家不要不自覺地做了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