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 - 一介布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5日

夏志清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美國紐約市辭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滿中外，著作等身，要紀念他，就他的著作議論固然適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聞逸事可多。若要側寫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絕不會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負責籌劃夏先生《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譯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書信往還，也多次拿過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邊」新聞做過文章。如今先生「大去」，應就我個人所知對他的文學見解作一補充。

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如果不是通過中譯本先後接觸到「兩岸三地」的華人學界，張愛玲今天那有如此風光？說起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下半生」能再熱鬧起來，也因得先生的賞識，在《小說史》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

張愛玲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總背上「鴛鴦蝴蝶」之名，只合消閒遣興。那年頭唯一有眼光賞識到張愛玲才華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筆名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斬釘截鐵的肯定〈金鎖記〉為「我們文壇最美收穫之一」。他說得對：〈金鎖記〉的人物「每句說話都是動作，每個動作都是說話，即在沒有動作沒有言語的場合，情緒的波動也不曾減弱分毫。」

傅雷文評，全以作品的藝術成就定論，沒有夾雜「意識形態」的考慮。夏先生是上海人，張愛玲在「敵偽」時期的上海當上了胡蘭成夫人這回事，他理應知道。張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說史》中隻字不提，只集中討論這位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開頭就用F. R. Leavis在《偉大的傳統》一書所用的無可置疑的語氣宣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這種近乎「武斷」的看法，當然「備受爭議」，而且這種爭議，可能會無休無止的延續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說法，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我們自己各有取捨。《小說史》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七九年，夏先生特為此寫了一個長序，特別點出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對「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

夏先生大半生的「職業」是中國文學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卻是西洋文學。他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當過助教，後來得到留美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念研究院，用三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那年頭的美國研究院，念文科的總得通過兩三種外語考試。記得夏先生所選的外語，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資質過人，在大學時勤奮自學，一早打好了語言和文學史的根柢，不可能在三年半內取得耶魯的博士學位。

不難想像，像夏先生這樣一個有高深西洋文學修養的人，為了職業上的需要再回頭看自己國家的「文學遺產」時，一定會處處感覺「若有所失」。一九五二年他開始重讀中國現代小說，發覺：

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柢說來，實由於對其「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夏先生讀唐詩宋詞，不時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他讀中國詩賦詞曲古文，認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李白真想喫了藥草成仙，談不上有甚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王維那幾首禪詩，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看不出甚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來。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詩篇裏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

夏先生「明裏」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暗地」卻私戀西洋文學。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沒有置喙餘地──只要他不要在學報上把中國文學種種的「不足」公佈出來。但這正是他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一文所幹的別人認為是他「吃裏爬外」的「勾當」。身為哥大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學生前來請益，夏老師理應給他諸多勉勵才是，但我們的夏老師卻歪想到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傳統，居然說"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說會毫不猶豫的勸告任何大學生主修希臘文。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名家輩出，力度振聾發聵。為此原因，夏老師也會毫不猶豫勸告來看他的學生主修俄國文學。難怪「國粹派」的學者把他的言論目為「異端」。

夏先生第二本專著《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書分六章，各別討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六本說部，一點也不奇怪，夏先生評價最高的是《紅樓夢》。但隨後的十多二十年，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了解逐漸加深，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相應作了修改。這裏只能簡單的說，夏先生對故事收尾寶玉遁入空門，作為看破紅塵的指標極感失望。當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安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影響。

夏先生用「docile imagination」一詞來概括中國文人創作想像力之「柔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調，唱多了，別無新意。寶玉出家，不是甚麼知性的抉擇，步前人後塵而已。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馬佐夫兄弟》跟《紅樓夢》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後者更能「深入靈魂深處」。這麼說來，夏先生為了堅持「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愛國」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論，激奮起來時，有時比魯迅還魯迅。我們記得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曾向魯迅請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讀書」給讀者參考。魯迅一本正經的回答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甚麼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說的話，世間若還有「衞道之士」，看了一定會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Arthur Waley、Ezra Pound繙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人家說：「就是好！繙譯得多了，就沒甚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繙譯一點點，人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覺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甚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這種言談，精讀《紅樓夢》的唐先生受不了，認為老友「以夷變夏」，寫了〈紅樓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一文，發表於台灣的《中國時報》，內有十八個小標題，其中有「瘋氣要改改」、「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態」這三條。

這場唐、夏二公就《紅樓夢》價值之爭議，其實開始前就有結論，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勝負。唐先生在美國受教育，以英文寫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經典，自然是史學範圍。他閒時或會涉獵西方文學作品，但對他來說這只是「餘興」，這跟志清先生在這門功課上作業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看德剛先生的年紀，諒是抱着《紅樓夢》吃喝做夢那一代的書癡。既是平生至愛，那能讓夏某人「貶」其所愛？

本文以〈一介布衣〉為名，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跟內容貼切的題目。六十年代初我到紐約拜望夏先生時，他帶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的房子。隨後幾次拜訪，他也是在「家」接見我的，只是「家」的面積比初見時略為寬敞，想是因年資增長而得到的禮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師討生活和替報章雜誌寫寫文章賺點零用錢外，想來再沒有甚麼發財能力。說他是「一介布衣」，應該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