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鄭立在本版〈邏輯盲〉與〈怪責受害者〉兩文，點出那些縱使受過高度教育的人，做事說話，依然前後矛盾。他們或許故意忽視事物或言行之間的矛盾，除了說他們不懂邏輯，我認為倒不如說他們偽君子、真文人，端看各位看官的立場吧。而這種高舉道德，忽視知性智力，對政治冷眼旁觀的後果，有不同表現。或如隱士，但求一己家庭之安危；或如苦口婆心的儒者姿態，開口羅爾斯、閉口馬克思；又或如着人看重理性與現實，往往以為人生如舞台，極盡擔憂之餘，凡事以諷刺的劇評人態度分析世事如戲，到了緊張時候，往往說念於家眷，不能親臨其境，與其說是《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的後現代夢囈與諷刺（ironic）態度，倒不如說是中國文人與官僚態度，深植「中國化」的中華文明根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內容是西方先進理論、行為倒很Chinese（參考與那霸潤《中國化的日本》）。
中國化的文人
這種說法，聽來像「小農DNA」之說，而最近本地文壇陶傑老師在《蘋果日報》的文章，連同陳雲的書物，竟被指乃港獨思潮的思想原祖。我無意在這裏有限版位搬弄深奧理論，加入討論，因為深植香港的不安，理由明顯不過：就是中國化思維侵入的結果而已。搬弄學說，迴避主題，實在罪過罪過。譬如當今世界上，又有哪一個政府，最強調民族論呢？你不拿什麼開刀，比拿什麼開刀重要。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被打壓、壓抑的文化認同，你不去出聲，在這個位置，覺得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才是一個文化上的弱者，需要去幫忙，除了是認不清楚權力關係，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只能說，你真的不太了解——或者太了解——何謂中國文人的政治遊戲。
更重要的，與其說這「小農DNA」是民族性的討論，不如說是一種文明論。理由簡單，因為近現代中國，很難說是一種完全制度化的民族或國族。而這種說法，非本人所創，毋寧說是近現代日本學者的一致見解。
冷眼旁觀中國文明的日本知識人
根據平野聰在《「反日」中國的文明史》的論述，主權與民族概念，無非是西洋外來觀念，所謂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無非是幻視了「近代日本的國族夢」而已。這論述並非今天才有，從明治年間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到戰後日本民主主義教父丸山真男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都強調中華文明之所以不能適應近代西方種種制度，無非因為不能建立國族（nation）。讀者只要想想這個英文字的翻譯的混亂，或者什麼「中華民族由很多民族組成」的矛盾說法，就能知道我們對何謂國民國家，還是差不多先生（一個連是不是民族都差不多的民族！）。福澤與丸山，論及中華文明並不適合建立現代國族，在於一層厚重的文人傳統，文人往往以民意以挾君主，又以精英自居鄙視下民，再加上宗族與利益，這種中華文明，妨害國民身分之建立。兩人都認為，中華文人官僚往往以個人道德教條，代替知性的政策分析，不知社會為何物。
福澤諭吉在一個壓抑階級流動的社會，做一個中下級武士，卻面對上位者名不正言不順的道德教誨，而丸山真男一個年輕的大學教授，被徵召到軍隊當下層士兵，體驗這些糅合了現代西洋官僚組織與傳統東洋道德教化的「無責任體系」，兩人都對道貌岸然的言行（可能包括對自己的），深痛惡絕。
《衝鋒車》中黃子華被刪剪了的對白，認為蟑螂從來沒變，委屈求存，實乃最成功之演化生物。香港在西洋與中國文明兩者，怕死的上一代，能否意會到原來新一代人已經站到了文明戰爭的最前線？而這些正為尊嚴努力的年輕人，諷刺地，竟然是這些怪獸家長所培育出來。在重視家族溫飽的動物化生活與重視個人尊嚴的現代人態度之間的戰爭，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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