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青春就是煩惱，是現代社會的特徵。念社會學的人都知道，在傳統社會，成長大多數時候都只不過是按照既定的路徑進行，與生俱來的個人、家族身分往往會決定青年人的生命歷程。那個年代，生涯不用規劃，因為是早早已由身邊的「大人們」決定。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每個年輕人，無論出身、地位、性別，在成長的某個階段，都會為種種原因而煩惱不堪。在現今香港，更有一群年輕人不但覺得要為自身的前途而籌謀，也更「先天下之憂而憂」，在為香港的前途而抗爭。面對我們身邊因為各種原因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我們這些已到年紀的「大人」，又有什麼可以做，來為他們分憂解惑？
首先，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認識他們感到不安、不滿的原因。早前建制拋出了一套我稱之為「上位論」的論述，來解釋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指青年人是因為向上社會流動受到阻窒而投向反建制運動，也有指是通識科把他們「教壞」了，令他們變得偏執與對現實不滿。這些片面與似是而非的觀點，不但無助我們充分認識當前運動的成因，更讓青年人進一步肯定大人們不了解他們，也沒有誠意來和他們溝通。
說青年人不是因為自身「上位」問題而參與社會運動，並不等於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沒有問題。他們現今在就業、居住、社交、婚姻、教育、社會保障等生活面向所面對的挑戰，都比我們年輕時複雜得多，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至獨立自主。他們有擇業的「自由」，但也有失業或長期待業的風險。同樣，他們有擇偶的自由，但卻不斷有「結婚難」之嘆。我們這些大人，不能以我們的成長經驗來量度現在的年輕人，因為我們成長在可能是香港最好的時代，「遍地黃金」，我們其實不應該貿然說：「我們都可以怎樣、什麼，為什麼他們不可以？」
理解青年處境 才能分憂
遠的不說，以我為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博士到手，回港之後是「人揀工」，找到教席之後，幾乎就是鐵飯碗。反觀今天的青年學者，無論是土博士、洋博士，若果要在香港學院謀生，往往要接受極不穩定，和並不理想的僱用條件，有很多更變成「漂流講師」，以兼職及短期合約謀生。要為青年人分憂，我想必須先要認清他們的處境與我們的不同，方有對話的可能。
大人們通過理解、認識青年人的處境，方可能在這社會充滿着怨氣、撕裂的當兒，為青年人們分點憂。佔領運動到了今天，也是時候反思、整理、再出發。每一個年紀稍長者，都應該好好地和身邊或認識的青年人好好的談一談，聽聽他們的心聲，也應分享你對這次運動或當前形勢的看法。我們不可以存心抹殺他們的思考，但也不要「盲從」他們「一往無前」的判斷。如果你真的和他們志同道合，那就應該站出來作他們的前鋒、中堅、後援，不要讓他們孤軍作戰。不過，如果你和他們有不同意見，現在就更是時候「開心見誠」和年輕人們交換意見。他們若要留在現場，我們應該「挑戰」他們，拿出除了「爭一口氣」的目標與計算。又如若他們決定撤退，也應和他們一起思考以後應怎麼辦。如果年輕人們現在的訴求只是要對話，「大人們」為什麼不能先退一步，反而巍然不動，冷眼以待？
跟沉默大多數談談
當然，我們也不應忘記，參與了運動的青年人畢竟只是少數，有更多的他們的同齡人，其實並沒有走上街頭。選擇了保持「冷靜」的青年人，他們究竟是因為抱有不同的價值觀，考慮到手段與目的的關係，還是因為「哀莫大於心死」，因為種種原因對政治產生冷感，覺得自己無力改變現狀？對於這群沉默大多數，我們也應該和他們好好談談，向他們討教，請他們分享採取了不同行動的原因，和他們對香港前途的立場與看法。
不論青年人關注的是個人的煩惱（private troubles），還是公眾的議題（public issues），都是他們合理的選擇。我們不能，也不應對他們妄加褒貶，否定他們的選擇。反而應該「憂他們之所憂」，了解他們最感困惑的生活面向。他們當然可能是對香港政局苦無出路已感到沮喪，但他們也絕對可能是因工作性質、待遇覺得士氣受挫，也不能排除他們可能覺得人生旅途上，沒有友輩或親密好友同行是最大挫折。
助建立「上位」階梯
我輩「上年紀」人士，在不同組織、單位、企業中都有機會是「在上位」者。我們的「手下」，都應該有不少在力爭上游的年輕人。當然年輕人並非要「乞求」我們的同情與優惠，他們也往往有能力改寫遊戲規則，創出自己的一片天。不過，更多的年輕人不管是因為個人條件或際遇問題，還是無可奈何地在現有制度中打滾，在夾縫中求生存。對於這些兢兢業業、奮發向上的「後輩」，我們應該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為他們創造條件，製造一個能讓他們發揮所長、讓工作成果得到合理回報的機會。我們也應自省，這樣做並非是施恩於年輕人，而是我們知道，每一個組織，都是只有在充分調動年輕人的積極性，令他們感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才會把生產力最大化。就以大學為例，我們在招攬大批「廉價」教研人員的同時，也應該建立一條階梯，提供資源與機會讓他們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上位」到更佳的工作崗位或「跳槽」到條件更好的學院。
作為父母、師長的「大人」們，我們的「天職」本來就是要作年輕人的聆聽者、「啦啦隊」、「人生教練」與「麻煩終結者」。作為「上年紀」人士，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煩惱，例如五十過後的我們都無可避免地要開始盤算退休後的生活，在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面前，我們也有和職位相應的工作壓力，時間亦往往絕不夠用。不過，就算我們多忙碌，若有青年人來找我們求救、求助，甚至只是交換意見，我們也應能盡量把一點時間放在他們的事情上，不應和公立醫院「睇街症」一樣盡快把他們打發了事。
我身邊的年輕人，有像我大兒一樣在掙扎要平衡學業與最愛的足球運動（更要面對傷患的困擾）；有像老二般在生涯規劃中未能找到方向；有如Joycie般在學業與照顧家庭之間，要兩面兼顧；有如Michael般在社運與個人前途間徘徊；也有像Kathy一樣在運動中因為與友儕們持不同態度而承受極大壓力。這種種「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都是實實在在地於生命歷程中，令他們感到焦慮與不安。我們不一定能為他們解決問題，但如他們需要一雙聆聽的耳朵時，我們是否能放下手上的事情，聽一聽他們的心事？也有些時候，我們打一通電話，寫一封電郵，又或者只憑個人的經驗，也可以為他們提供到一點幫助或有用的資訊。能為年輕人所用，這又何樂不為？「後佔領期」更有不少年輕人從「前線」「復員」歸來，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協助他們收拾心情，重新投入「平常」（不一定是正常）的生活。
將青年煩惱扣連「大時代」
最後，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整篇文章都沒有談到怎樣改變社會，反而強調個人作為，是否有點脫線？這裏我其實是受到美國社會學家Christian Smith等2011年所著的Lost in Transition一書所啟發。書中談到了一系列現今青年人所面對的問題。他們高舉社會學大師C. Wright Mills的旗幟「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希望把青年人的個人煩惱與他們的身處的「大時代」扣連，來理解他們的處境。
本書令我有兩點感悟。首先，大量有關青年成長的研究都指出，青年成長的過程是否順利，很多時都取決於他們和成年人世界的關係。他們愈多和成年人有深入接觸，成長的「問題」愈較輕微。反之，如果青年人的身邊只是有同齡人，結果就往往未如人意。因此，成年人要多關心青少年，是老生常談，但也有科學根據。其次，在結論中他們指出，要徹底解決「青年問題」不容易，就算在美國這一民主社會，也沒有立竿見影的良方。而且社會制度變革曠日良久，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我輩大人對造成今天香港的困局，有我們的責任，當然也應尋求社會改革、制度變遷，以求根治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們對身邊的年輕人們眼前的種種煩惱，也應分一點心，嘗試了解他們生活上的問題，甚至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這篇文章，是我這個六十後社會學人在這個躁動的大時代之下的一點感言，希望和認識的，也和不認識的年輕人們分享。
文 趙永佳
編輯 蕭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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