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開以後：陪我講出我們現在何以生疏──給爸媽的信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佔中第十一夜，月正圓。添馬公園的盡頭，站滿了舉目觀天的年輕人。可惜密雲滿佈，月色躲藏，人人臉上都難掩掃興之情。轉身離開之際，卻瞥見一個男生，躺在草地上，仰望星雲，輕聲哼唱：「明月光，為何未照地堂……」歌聲不算動聽，卻應景。

回到夏慤道，台上講者力竭聲嘶，痛陳政府不是；台下仍舊人影散亂，有人側耳傾聽，但更多人選擇盤踞馬路一角，自得其樂——路壆旁，校服女生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彷彿要看穿手上筆記；瀝青上，黑衣少年三五成群，圍圈而坐，時而靜默，時而嬉笑，時而拌嘴。兩星期前的金鐘，是香港命脈所在，乃成年人的世界；當下的金鐘，是青春革命的源頭，由年輕人畫下邊界。

這陣子，聽見許多人說，新時代已經來臨，雨傘運動的主角，由始至終都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之所以撐起雨傘，流連街頭，除了是奮身抵抗政權，更致力以行動向上一代說不。因此，中年十死士就此湮沒人海，三子被迫消失於視線，就連日前陳日君抨擊學生「行錯路」、「愚蠢」，也換來黃之鋒義正詞嚴，高聲反駁：「樞機爺爺，時代已經不同。」

時代已經不同。過去兩星期，走上街頭的，盡是幼嫩臉孔。他們自發行動，不要組織，不要領袖，更不再奉大人的信念為真理。廣場上，他們怕李柱銘、戴耀廷、陳日君越俎代庖；飯桌前，他們厭惡父母、大姨媽、四舅父高壓管治，動輒使出十二道金牌。

一場運動，兩代裂痕，不知擘開了多少家庭。

然後，有心人發起「給爸媽的信」行動，鼓勵年輕人掏出真心，親筆疾書，寫下難以宣之於口的萬語千言。「平時喺課室叫學生寫嘢，佢哋實交行貨。」發起人Indie坦言。另一發起人阿Lo接着說：「但估唔到收到嘅每一封信都有金句。」隨意翻揭學生信件，果然讀到發人深省的句子——「也許您現在覺得我們阻礙了他人的道路，不過馬路不只一條，如果我們不爭取，以後的路就只有一條」。動筆的，是一個年輕女生。

佔領的第十一個晚上，筆者跟阿Lo和Indie走在寬廣的馬路上，收集年輕人們給爸媽的信。明月光，照出的，原是一代人的集體心事。

「給爸媽的信」角度年輕，但兩名發起人其實不算後生。一頭金髮的阿Lo畢業數年，現任職製作公司；西裝骨骨的Indie年長幾年，現從事教育工作。兩人離開校園多年，佔中開始後，卻一直思考如何與學生同行。阿Lo每晚到佔領現場留守，「係擋過催淚彈嗰批」；Indie沒走那麼前，卻嘗試捫心自問，「件事發生到呢個stage，我哋其實可以做啲乜？」

於是國慶日下午，兩人在WhatsApp即興談了兩個多小時，碰撞出不少有趣點子。「初頭想寫封信畀梁振英，又或者寫畀世界各地的人，之後諗不如回收膠樽啦，要大家寫少少東西，塞入去，好似漂流瓶咁，在佔領場地飄吓飄吓，最後都係交畀梁振英，又或者世界各地的人。」阿Lo回想意念，一臉興奮。但當日的衝勁，實質夾雜無奈，「其實當時都係畀少少嘢自己做，等自己無咁被動，無咁無力啫。」

「不過國際媒體都知（香港情况）啦，再話畀佢聽乜嘢呢？」Indie續說，「所以與其對外講，不如都幫坐喺度的人，諗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啦。」兩人因而構思「給爸媽的信」，希望大家用寫信整理思緒，再將心中所想轉告父母，化解兩代分歧。「最緊要夠touching，因為感動人的東西最容易spread開去，大家會有共鳴。」最終，阿Lo透過舊上司林日曦請來在《100毛》雜誌工作的手足，用幾個小時，就設計好標誌，印刷好信紙，約齊了幫手，當晚一行十人走到佔領現場，講解意念，派發信紙，然後拍照記錄。一星期後，兩人手上已有上百封信件。

這手中信 分量重千斤

活動原希望年輕人交信後，會用手機拍下父母讀信的情形，但阿Lo發現，別說要父母讀信，許多人連將信親手交到爸媽手上，都覺艱難。「在銅鑼灣遇上一個女仔，一見到我就話『啱喇，你嚟得啱喇，我尋日先同老竇嘈完。』」女孩隨即展示手上傷痕，說是爭執期間，被鐵閘撞傷。「終於佢寫了封信，同爹哋講對唔住，話發咗佢脾氣，想叫佢唔好擔心。不過，她最後都唔敢交那封信。」

寫信難，寄信更難，大概因為兩代之間，夾雜太多的誤會、太多的不解。阿Lo每天收發信件，從中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人人的阿爸阿媽，都認為自己仔女係被煽動的！所有人都係咁講。點解咁一致呢？我真係唔明囉！」Indie笑着補充：「佢哋唔係好相信有人會自己諗嘢的，哈哈哈……」因此，他們接觸過的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被家人認同。但少年們一於少理，繼續堅守街頭。

就連阿Lo的母親，起初也堅決反對。「本身（佔中）這個話題，係唔會在我家出現的。到催淚彈那一晚，她就開始叫我唔好再出去喇，好反對。」於是兩母女展開連日拉鋸，「佢不斷send文章畀我睇囉，又話美國控制呀，又話『個個都睇我哋中國唔順眼呀𠵱家！』」阿Lo啼笑不得，還要應付父親的突然來電，「第一句就問『佔中係咪好好玩呀？』又話咩其實共產黨咪幾好。但明明我就知道阿爺以前被人批鬥過……」阿Lo氣憤，但又理解：「可能佢哋曾經suffer過一些事，驚咗呢個話題。」

到「給爸媽的信」正式開始，母親才有轉變。「我send番一些學生的信畀佢睇，想話佢知，這件事純粹想感動人，唔通咁都有錯？」結果，翌日母親用WhatsApp錄音激動回應，「我總算無生錯你！」分歧就此解開。「我阿媽係好鬼浮誇的。」阿Lo咧嘴而笑。

不退一步的堅持

9時許，明月高掛夜空。我們沿夏慤道行走，派發信紙。阿Lo喜歡找看上去比較年輕的，「同自己年紀差唔多的會尷尬。」結果我們繞了一圈，就原路回去收信。第一個寫好的，是在紅十字會附近，正倚坐石壆的Simon和Melle。

兩人都是大學三年級生，留守多日，父母同樣反對。「衝公民廣場嗰晚先第一次留守。返到去，屋企人完全估唔到我會參與這種活動，反應好大，問我點解要咁樣做。我就喊晒，唔敢望佢哋。」Melle的笑容，帶着苦澀。「之後佢哋好強硬，話我再出嚟，就唔會再理我……不過我最後都係照出。」她認為，摩擦源於父母對自己的輕視。「你們說抗爭這種事情應該留給有能力的人，但我很想跟你們說，這種事情與能力無關。」Melle在信紙上寫下如此一句。

並肩而坐的Simon，家裏鬧得一樣僵。「佢哋知我有去，最近除了『食飯喇』，都無乜同我講過嘢……（心情如何？）咁都好嘅，唔使佢煩！」微皺的信紙上，他寫字不多，但態度堅持：「你們可能會唔認同，但希望你們會理解。」Simon說，父母看重現實，質疑他「改變唔到中共」。但他仍然執著，全因要爭取未來：「他們過安逸的生活過得太久，有樓有工，想要的東西都已經到手。但大學生呢？一出來就要揹十幾廿萬的loan，買唔到樓啦，生仔又要同人爭學位，我們真係睇唔到未來。」言語流露年輕人獨有的悵惘。「上一代或者覺得我們阻住他們搵食，但我覺得人唔應該就咁為啖飯、為五斗米折腰。」迷霧散去，男生的眼神回復澄明而閃亮。

上一代也許難以明瞭，何以年輕人願意犧牲青春，告別安舒，流連街頭。我跟阿Lo、Indie走到大台附近，遇上John及同行的三名朋友。四人20來歲，已經出來工作，但這幾天下班後，卻堅持相約在金鐘，原因是為了「下一代」。「我唔想第日有小朋友，要同佢講，當日你阿爸龜縮喺屋企，無出到街。我未必要企最前，亦未必好似其他示威者咁叫口號，但會坐喺度靜默，而沉默都係一種對抗。」John說得認真。身旁的Paul微微點頭，沒半點猶豫：「你唔能夠望住學生去為社會犧牲而袖手旁觀。」

那一夜，月光流瀉在夏慤道上。一路上我們跟許多不想喝湯的年輕人談過。大部分人想法清澄，意志堅定。有人為了上街，跟父母鬧翻，例如坐在紙皮上溫習的阿芝。「出嚟第一日開始，我爸就嬲咗我囉，𠵱家勁憎我，一句嘢都未講過。」她是中六生，明年要考公開試。「佢係發晦氣嗰種，我一話出去，我媽就會嗌『快啲阻止佢啦！』跟住我爸就會話，佢要出去死咪由佢死囉！」稚嫩的臉上，只剩下一記慘笑。

夏蟲不可語冰，於是有年輕人選擇迴避。「要講一定講得掂的，但唔想有咩麻煩嘢囉！畢竟除了父母，還有好多親戚，他們反對得更激烈。」在海富天橋下靜坐的Dick笑言，自己已經在facebook unfriend了所有親戚。「驚有摩擦嘛。我平時都會post嘢，費事佢哋見到又說三道四。」朋友可以unfriend，但親戚總不能斷交。「都怕成為茶餘飯後嘅話題，第日見面就濕滯。」兩代之間，像雞同鴨講，又像螳螂面對蟋蟀，無言以對，自說自話。

父母不願子女置身危險

當然，天下間沒人想做天安門母親。上一代之所以激烈攔阻，許多都源於安全考慮。坐在行車天橋上的Tina知道母親擔心，所以一直隱瞞：「我話去同學宿舍屈蛇，呃咗佢出嚟。但出得多，佢都估到。」自此母親千叮萬囑，「要我帶多啲器具去，遮呀口罩呀，帶多幾個去」。母親默許，但父親一關更難過。「到𠵱家都無同爹哋講。佢平時好擔心我，連我去camp都會勁驚，莫講話上這種場面啦。佢應該會鎖住道門，唔畀我出街。」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提到，戰後嬰兒為人父母後，都傾向基於以往的社會經驗，緊密監視年輕一代。父母擔心子女安危乃人之常情，但界線設在哪兒，背後恐怕藏着需要整代人思考的問題。

雨傘運動青春煥發，但上一代不也曾經年輕？是時間讓他們遺忘初衷，抑或兩代人之間，始終隔着無可踰越的縫隙？這成為了許多現場人士心裏的問號。「我好細個的時候，八九六四，他們都帶過我上街遊行。到今日，他們就選擇短淺，覺得而家生活到咪得囉，唔好搞咁多嘢喇。」對於父母的轉變，坐在馬路中央的阿茵大惑不解。「請你們再拿出當年的勇氣，不要再作沉默的一群，沉默是等於幫兇。」無奈以外，她寫給父母的信，依然懷着一絲希冀。

反智的上一代？

言談之間，許多年輕人都提到CCTVB。運用媒體的習慣，似乎是兩代分歧的另一個原因。跟友人圍圈而坐的林同學分析，「佢哋個年齡層係用WeChat，唔睇facebook的，所以有好大分別。我爸跟得好貼，會問我有咩facebook專頁好睇，即晚like晒，但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唔會咁做，他們始終比較抗拒去融入呢個新時代。」旁邊的Emily搶嘴，「大家對網上資料的睇法好唔同，例如律敦治產房張圖，個個都手痕轉載！他們覺得資料的真偽唔重要，個信息最重要……」再旁邊的Kaye說得更激動，「所以咪唔明囉，這個是一個群體的反智喎！」

有的學生比較幸運。讀大學一年級的Bianne在信中稱讚母親：「最意想不到係佢都出來，身體力行。通常上一輩的人，尤其阿媽會話，『細路咁危險，咪出嚟喇！』但佢就係咁塞錢畀我，叫我買物資過來，又同姨媽一齊嚟睇，好難得。」母親支持運動，Bianne有時會反過來勸她回家。「我成日問佢攰唔攰，攰就返屋企。到夜晚黑就會叫佢走，因為佢精神一向麻麻，驚佢有事，哈哈！」小妮子笑得燦爛。

那夜，筆者翻閱了無數本難念的經：大人講究現實，年輕人追求理想；父母怕危險，子女認為失去公義的社會更加危險。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各自回復必要的沉默。

而對年輕人來說，更矛盾的，在於他們之所以能夠獨立思考，又有餘暇追求理想，恐怕全因為上一代踏實做人，用雙手取代腦袋。「如果唔係爸爸媽媽咁樣培育我哋，我哋就唔會讀書比佢哋多，有自己的諗法。所以，都係要多謝自己屋企……」大學生阿樂，吃着消夜，淡然地說，「既然係咁，都無需要去改變任何一方的意見，唔一致咪算囉，都無咩好講。」語畢，再次沉默。

明月光，照地堂，兩代人，shall we talk？

文 阿果

圖 胡景禧

編輯 胡可欣 

Vic：台灣朋友的慧言：誰說參與香港佔領運動的年輕人是被有心人利用了？為什麼不是反佔領的老年人被人利用了？統計顯示，詐騙案的受害人以老人家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