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曼德拉走了，終年九十五歲。
高山仰止的偉人殞落，舉世同表哀悼，所有媒體的訃文對這位南非自由鬥士都是一片讚歌，電視新聞上重複播着曼德拉出獄時受到的夾道歡迎。案頭上那一本二手的。書脊上折痕纍纍的曼德拉自傳Long
Walk to Freedom，就如此被壓縮成三分鐘的新聞畫面，彷彿曼德拉的一生可以用簡單而直白的三個形容詞概括：「奮鬥」、「堅持」、「成功」。曼德拉跟馬丁路德金一樣，在我在書本與名人傳記中初識何謂不公義的童年時代，是我舉目仰望的偉大人物。也許生來有理想主義基因的人，總是特別無法忍受差別與歧視，對於弱勢有着無可救藥的同理心。而今時今日，曼德拉的確跟馬丁路德金一樣，成為了道德感召的代名詞，偉岸的，理想化的，不可觸及的聖人典範。
在對曼德拉的一片歌頌聲中，不少阿拉伯世界的媒體都登出曼德拉跟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合照，認為兩位英雄與鬥士，終於可以一同安息。這當然是阿拉伯媒體獨有的現象，西方媒體至今依然將阿拉法特打為恐怖組織頭目。2004年，阿拉法特因病離開巴勒斯坦，前赴法國治病，終歸客死異鄉。阿拉法特的死因，至今依然備受爭議，巴勒斯坦人至今相信阿拉法特是為以色列所害，事實上也有不少證據證明阿拉法特是被刺殺而死。今年七月瑞士放射性物理研究所Radiophysique指出，阿拉法特死於一種高劑量放射性物質釙-210，而他穿過的內衣上發現的釙-210分量，多得足以殺死20人。
稱阿拉法特是自由鬥士
阿拉法特離世，曼德拉當時發表的悼文如下：「阿拉法特是這個世代其中一個最出色的自由鬥士，終身為巴勒斯坦而戰。我為他和其人民的願望尚未實現而感到傷感。」彼時澳洲總理霍華德說的，卻是「我相信歷史將會嚴厲審判阿拉法特」。在國際社會對阿拉法特的一片鞭撻之聲中，曼德拉是極少數對阿拉法特有正面評價的國家領袖。
同被西方國家標籤恐怖分子
其實不難理解阿拉法特與曼德拉惺惺相惜的情誼——二人皆終身對抗一個種族主義的政權、二人都曾經用過暴力手段對抗壓迫，二人都曾經被標籤為恐怖分子。六十年代，聯合國曾帶頭制裁南非，以圖迫使南非放棄種族隔離政策；然而英美在南非有經濟利益，各家大廠也在享受在南非黑人比白人廉價八分一的工資，自然不願支持。當時不少非洲國家已參與抵制，但對南非經濟影響微乎其微。在西方因為固有利益，不願意支持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之時，阿拉法特所屬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利比亞前總統卡達菲與古巴領袖卡斯特羅，都為曼德拉成立的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提供過金錢援助﹑武器與訓練。受卡斯特羅影響，非國大在1961年放棄「非暴力不合作」原則，由曼德拉率領武裝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試圖以「遊擊戰略和恐怖活動」推翻白人政權。及後曼德拉被捕，白人政權恃着冷戰時期的盟友英美撐腰，遲遲不肯釋放曼德拉；而曼德拉當時跟卡達菲、卡斯特羅和阿拉法特一樣，是戴卓爾和列根口中的恐怖分子，絕非所謂改變世界的偉人。直至2008年，美國才將曼德拉和非國大從恐怖組織名單中移除。
兩極的評價世人認同的價值
曼德拉與阿拉法特同樣用過暴力手段，以圖達到目的，他們在歷史中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分別大概只在於歷史對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否成全。1977年，通用汽車董事之一，非裔美國傳教士沙利文呼籲開展公民抗命，堅持通用汽車對所有種族的員工實行同工同酬，並且對南非政府下達兩年內釋放曼德拉的通牒，否則他會盡其所能把所有美國公司從南非撤離。同年美國境內的大學生反隔離運動陸續開展，學生團體紛紛要求大學從南非撤資，南加州大學就從南非撤出逾三十億美元。1986年，撤資運動之波瀾壯闊終令列根政府通過反種族隔離法案，對南非實行全面撤資及經濟制裁。八十年代末期南非經歷巨大資本外流，白人政府已是強弩之末，經濟問題迫使南非與國際社會談判，種族隔離制在1993年終成歷史。今時今日，國際社會針對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的杯葛﹑撤資及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Movement, BDS)，正正是模仿南非撤資運動的翻版。以色列的政權在美國支撐下，看似固若金湯，然而當時的南非白人政權看來也是堅不可摧。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也隨着歷史的潮流而去，或許我們可以相信，阿拉法特也終將被平反，甚至擁有跟曼德拉一樣的歷史地位。
將曼德拉跟阿拉法特相提並論，或許是犯了許多人的大忌——當年阿拉法特逝世，出席葬禮的美國高級官員只有一位；然而曼德拉卻被奧巴馬推崇為「屬於千秋萬世」（belongs
to the ages）。曼德拉當選總統後對於前白人政權不作清算，且竭力將南非模塑成為種族得以和平共處的國家，無可置疑是高風亮節；然而非國大針對白人政權的恐怖襲擊，例如著名的Church
Street Bombing，又的確殺害了不少無辜平民。阿拉法特的爭議性自然比曼德拉大得多，巴解的恐怖活動事迹，由被約旦驅逐後的「黑色九月」到「慕尼黑慘案」，自是罊竹難書。我未必認為阿拉法特稱得上英雄，事實上他似乎缺乏曼德拉的胸襟，巴裔學者薩依德也因為批評他是「暴君」而一度不得踏足巴勒斯坦。然而曼德拉與阿拉法特政治取向的相似，卻叫人為當下世人給他們的兩極評價而莞爾：我們的時代，認同的到底是哪一種價值？
歷史錯置埋沒太多人與事
許多大陸網民感嘆中國不是沒有曼德拉，只是沒有釋放曼德拉的白人總統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曼德拉偉大，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們也有諾貝爾和平獎，誰對他的遭遇感到悲傷？甚至於有幾個人記得他的名字？……」早前又讀到高耀潔醫生在美國生活的報道，將半生奉獻給中國的愛滋病防治運動的她，晚景孤清淒涼；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長年的軟禁和監視之下，患上嚴重抑鬱，卻不敢求醫。在夜涼如水的冬夜，見朋友在臉書上寫曼德拉：「又一個偉人走了，如今仍在世的偉人有多少？」我暗自思忖：也許所有的偉人都需要一個時代來成就。有那麼多曾為公義大力呼喊過，犧牲過的人，在歷史的輾轉之間，寂寂而終而無人問津。對於那些無法蓋棺論定的當下，我們都懂得說「歷史自有公論」——這句話在這個用血與淚鋪墊的時代，卻又不免顯得如此輕浮。曼德拉的光芒無法否定，然而歷史有太多人與事的錯置，所埋沒的，容不下一句「如果」的一切，總教人如此唏噓。
文 陳婉容
編輯 莊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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