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總嫌我的詩句太長
而現在，命運卻把你的兒子
壓縮成一個短句
這個短句還在被刪減
直到只剩下一堆皮囊
一個面目全非的強姦過的詞
我已經老了
看上去比你還老
當我有一天重歸故里
這顆禿頭還習慣當眾叫「媽媽」麼
我是否有力氣去感受愛
接納
太輕柔的風？
－－廖亦武一九九一年三月獄中
她把一本薄薄的冊子借給我，放在一個信封袋裏。冊子是最簡陋的印刷，暗黃的紙，小小的鉛字。《古拉格情歌》，是這名叫亞縮的人在獄中寫的。他將短詩和書信藏入一本《三國演義》的書脊，趁手工勞動時，用漿糊封好。他說是上帝在保佑它。他出獄後幾經輾轉，還是找到了這本書。
那舊稿上的字體小得如針尖，如微塵，用放大鏡也看不清。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他用竹籤沾着紫藥水寫這些細密的字，打發獄中的孤獨與苦痛，並提醒自己絕不屈服。
這名叫亞縮的人就是廖亦武。
他在德國獲獎的消息，大陸被封鎖得結結實實，那篇演講，在微博上每有人發出來，官方便在一秒內刪除。他們特別害怕他，一如以往地怕他。從前不讓他走，他成功脫逃了，遠在德國，仍然是心頭刺。
一個人在五十歲的時候離開故土且心知永不能回是甚麼滋味呢？只有那夜幕下逃命疾奔不得回頭的人才知道，在經年的恐嚇、凌辱、打壓之下，不得寫不得說不得自由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種不得已的決心，連回頭都不可能。一回頭就是經年的舊事撕扯着心。
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兩種現實裏。他們全靠着回憶和書寫才讓人們得知有另一個世界。
作家野夫在四川鄉間度假，回憶着老廖出走那年。「他從成都匆匆到大理，打電話給我讓我也趕去大理，電話裏並沒說甚麼。我趕去的時候他已是失蹤了。他的女友也不知他下落。後來才得知他是從中越海關走的，是拿着護照正常出關的，算不得偷渡。他當時只是想試一試，所以沒有告訴任何人。」
廖的處境要比其他異見作家更難。省市的地方警界遠比北京更要嚴苛，為了不出意外，格外要對這些人施壓。事實上廖出獄後沒有做過激進的事情，除了寫書，便只有走訪朋友或是新書發佈，卻常常是中途被取消驅散了的。
借給我書的女人，是廖曾愛過的人。他們在十年前相識，有過徹夜的長談。她回憶廖拿出從不離身的長簫，在冷寂的夜裏吹奏給她聽，中間伴着唱和，聽的人，吹的人，所有的悲苦都會從身體裏向外湧，變成眼淚。
他去她家中做客，她在家中備簡單飯菜，弄得鍋盆狼籍，他一挽袖子做起了主廚，做飯對四川人來說太駕輕就熟了。他喜歡給別人做飯吃。他想過平穩的人生，不用心驚肉跳，不用在深夜裏蹣跚，不用吹着簫去四處尋找家園。她的家那麼溫馨，安全，她那麼柔美溫婉。那晚他沒走，睡在沙發上。
第二天臨別，他贈她這本小詩冊和《中國底層訪談錄》上下冊。他去採訪，說好再見面，「我不要只和你做知心的朋友，我想和我愛的人能一起生活，能摸到她的頭髮」。
見面那天他沒來，很久都杳無音訊。後來她得知當天他在去採訪的路上被蒙面押走。
再見到，他臉上沒有了神采，她形容是「驚人的萎頓」。「那麼陌生，冷感，和從前判若兩人」。
「他冷冷地告訴我，他不會再見我了。又說，因為愛你，所以要遠離你。」她靜靜回憶着某年某月這個人和她說的話，這些年她從未向任何人提及這段事，從沒向任何人提過廖的名字。
「他看着我的眼睛說，我希望你去過我不能過的生活。你應該永遠像現在這樣，穿得漂亮，去咖啡館，見任何朋友，過平安的生活。」他已經被剝奪了這樣的權利。
他在麗江住過一段日子，找個久無人居的荒院子，撿些桌椅，開了個沒有名字的酒吧，來往的皆是各路牛鬼蛇神，根本賺不到錢。養隻小狗和他相依為命，他吃雜糧，狗也跟着吃起素。
老廖又帶着狗乘車去大理，在南門外小院住下，月租四百五十元。他來和他的兄弟野夫相會，兩個光頭，一隻小狗。夜半的簫聲如鬼泣。
他的戶口一直在四川涪陵，他去申請護照，總被駁回：出國可能威脅國家安全。他每年申請一次，已是十幾年，當成一個行為藝術來做了。直到二○○八年四川地震時，廖才能趁亂辦到一本護照。這是天賜給人自由的機會。
野夫取得德國文學基金的贊助，會在柏林生活一年。他能和他的兄弟再見面，「除了在中國，可能我們在哪兒都能遇見。」廖在德國能順利拿版稅和金獎，又是大學的駐校學者。離亂一生，終得安寧，只是失去了故園。這種失去，不是因戰亂。看似太平的世界，人心卻失去了故園。「我相信他走到哪兒都能寫。我們這代人，野蠻生長的經歷，一輩子也寫不完。」
那本一九九九年的詩冊裏開篇這樣寫着：是的，許多人都死了，我們還活着，並且還將繼續活下去，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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