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廿一年祭：15萬燭光 愈打壓愈明亮 警方數字11.3萬 21年新高

2010年6月5日

【明報專訊】這個晚上，15萬港人懷著沉重心情聚集維園，悼念1989年6月4日那一夜，在北京天安門為民主獻上生命的同胞。雖然新民主女神像一度被警方扣留、現只容許暫放中大校園，參與維園晚會人士甚至感到香港悼念六四的自由度被收緊了，但響徹維園的歌聲未有顫抖，有蠟燭的高舉燭光，無蠟燭的亮起手機，以此示明﹕21年來，港人未有忘記平反六四的心願，愈打壓愈強！

支聯會計算的集會人數平了去年紀錄，達15萬人，一樣地迫爆維園6個足球場、籃球場和草地，警方估計的人數卻較去年多了八成，達11.3萬人，是晚會舉行21年來警方估計人數的最多的一次。

華叔﹕「多謝」政府中大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對此感到滿意，「多謝」特區政府搶走兩個民主女神像及浮雕，也「多謝」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拒絕把女神像永久擺放中大，激起市民憤怒，令更多人參加集會，「曾蔭權政治智慧太低，他不單不能打壓我們，反而幫助我們有更多人參加集會」。

晚會於8時15分開始，其後不斷有市民由銅鑼灣、北角湧來，大會在8時50分宣布，前來人潮已擠得到連維園旁的告士打道、糖街都被封了，全場即報以歡呼聲。大會預備的蠟燭也不夠派，市民便應呼籲亮起手提電話，為六四死難者送上悼念。

今年晚會以「平反六四 堅持到底」為主題，序幕《為自由》音樂錄像，剪輯了民主女神像在89年在北京誕生、被拉倒，再在香港豎立20年，日前被政府沒收的片段。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致悼詞時說，他們今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但他以嘶啞的聲線堅定地說﹕「我們的回應是，毋畏毋懼、堅持到底、戰鬥到底，不只這一代，還要一代一代地堅持和戰鬥下去！」

天安門母親感謝港人銘記

大會其後播放「天安門母親」代表張先玲的講話錄影，她感謝港人21年來不曾忘記「那場血腥的屠殺」和生活在人權和生命遭漠視的內地同胞，在現今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風險，「香港這塊自由慢慢被吞噬的土地上」，實在不容易，港人的勇氣和努力，令人欽佩。

八九學運前領袖李海透過錄影說，從六四20周年開始，年頭的增加已經不太重要，因為六四已經成為永恆，並為所有人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只要我們這一代參加過六四的人還在、還活著，那麼，六四給我們的動力，就是一個不竭的源泉」。首次踏足維園的民運人士李進進對有大批青年參加晚會，表示感到開心及感動。

因發起聯署《零八憲章》去年底被中央政府判處入獄的維權人士劉曉波，其妻子劉霞透過錄像，以劉曉波在六四15周年寫的詩作為悼念獻祭，「20年來，每年的今天，曉波都會寫上一首詩，以紀念這個日子，現在他人在監獄裏，沒有紙也沒有筆，不可能再寫詩了……」

對於支聯會連續兩年都公布參加六四晚會人數為15萬，而警方公布的數字卻較去年大升5萬至11.3萬，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他兩年都有參加六四晚會，以參加者的角度而言，「今年人數肯定不是去年的兩倍」，他對於警方公布的人數感奇怪，認為警方有可能是「上年報細數，今年接近一點」，但究竟警方是否受政治壓力而公布與去年有大出入的數字，便難以揣測。

警方﹕場地面積人群密度推算

對於今年警方的數字為何大幅增加，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曾艷霜表示，警方的估計，主要根據人群的擠迫程度及場地面積推算出來。她說，警方估計的遊行集會人數，只是一個內部參考數字，純屬為保障人群安全及維持人群秩序，實施交通管理及作有效調配人手之用。

六四廿一年祭：龔立人 - 恐懼的政治 ——香港中文大學對待「新民主女神像」

2010年6月8日

【明報專訊】對於香港中文大學 （以下簡稱中大）以政治中立原則為由拒絕同學申請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一事，我寧願中大以沒有空間或「新民主女神像」欠缺中國特色為理由拒絕同學申請，因為後者理由還可接受。當然，中大清楚知道我所列舉的理由是可討論，所以，它寧願以一個眾人都不信的理由——政治中立——拒絕學生申請。

數年前，我在崇基學院周會跟同學說，「大學是一處有夢想的地方，也是培養同學有夢想的社群。不但如此，大學也是支持你們實現夢想的後勤基地。」我沒有具體描述夢想的內容，因為我相信同學們有視野、品格和能力追求生命的美善。這正如崇基學院校訓——「止於至善」。當日周會上，有同學問，「若大學已不再有夢想時，我們同學可以如何？」我很直接回應他，「若真有這一天，請同學們為你們的師弟妹勇敢地指出大學的錯誤，因為中大是你們的。」想不到，今天同學需要站出來。

雖然中大的運作需要由一些專業人士管理，但同學、校友和教職員等等全都是中大的持份者。我們眾人有份參與建設中大。我們尊重這些專業人士的管理，但這不等於他們的決定是好的決定，不但因為人是罪人，更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我對好的理解很簡單，好就是容許人有夢想、培養人發展夢想和支持人實現夢想。若政治中立原則是中大立場的話，中大需要向我們說明，它以拒絕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為維護的政治中立如何容許、培養和支持同學和教職員的夢想。可惜的是，中大的公開聲明沒有陳述理據。

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意含

我不需猜測中大的理由，反而我想說出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意含。第一，「新民主女神像」與六四民運事件分不開。「新民主女神像」不純是一個對民主和自由的客觀訴求，反而「新民主女神像」提醒我們，有人仍因六四一事有家歸不得、被監控和入獄、不能公開悼念失去的親人等等。此刻，我們意識到個人的夢想不能沒有對他者（離世和仍在的受難者）的回憶，也不能沒有對他者的承擔。我們不能只向前看，而不向後望。不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牽掛，而是因為我們不能遺棄受苦者。同學們沒有興趣要衝擊校方，更無意要令校方難堪，但同學們只想對歷史有責任和承擔。這是夢想的基礎。

第二，「新民主女神像」代表對社會一個願景，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生活，追求人生的真善美。中大有它的校訓——博文約禮，而「新民主女神像」所含意的民主、自由和正義等等沒有違反中大精神。更重要，它是由同學主動提出擺放「新民主女神像」，並以同學可理解的方法表達出博文約禮的精神。我找不出理由要反對同學的訴求，反而我為他們鼓掌，因為他們真的長大了。

第三，「新民主女神像」絕對代表一個政治立場，因為她代表受害者和弱者的面容。受害者和弱者沒有權力，只有真相。他們的故事與面容正揭露有權者的暴力。更重要，他們也揭露虛偽的政治中立。

雖然中大最後暫時讓「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內擺放，但它的態度已顯出它的恐懼政治。一方面，它恐懼破壞它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治中立；另一方面，它恐懼跟同學和教職員就此事公開討論。所以，中大的讓步是基於恐懼多於真誠的悔改。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副教授

六四廿一年祭：馬傑偉、李立峯、朱順慈 - 毋忘六四，毋忘人文中大 ——兼論作為價值禮儀的悼念活動

2010年6月7日

【明報專訊】中大高層以政治中立為由，禁止學生會擺放民主女神像，詞窮理拙，惹來批評排山倒海，在此不贅。令人費解的是，一眾高級知識分子，為何作出如此反智的聲明？教授們是大學領導，為何會作出如此違反大學理念的舉動？一位高層對我解釋：以大學之名的每個決定，行政人員均要肩負責任、考慮後果。如今後果是，校方既阻擋不了女神落戶，反而損害了校譽，挽回校譽的是學生、員工、教員。

大學教員、學者，其核心的存在價值，在於創造與傳授知識，而知識之可以創新，必須有思想自由的環境，故此言論與表述自由，是大學基石所在。各種思潮在大學這個搖籃討論思辯，往往有政治效果，舉凡各種對現代社會的新興論述，均可能衝擊社會制度、修正文化偏見、開拓通識眼界。

朋友陳智傑編著小書《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指出1960年代以來，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雖不擅埋首於大理論大系統，但多年來均參與香港重大政治辯論，並在思潮激辯中，為香港注入新觀念新論述，由1970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1980年代的中產大辯論、過渡期至今的民主運動，到近年的公民社會、本土論述與保育思想，大學孕育的知識分子，均扮演開拓、演繹、傳播的角色。而嚴格來說，這些介入社會的思潮，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不是迂腐 就是缺乏承擔

誠然，校方可以指出，個別學者的思想及言論毋須政治中立，但學校若要像一個公共論壇般容讓所有聲音和意見被討論的話，那麼學校的管理層就必須像論壇主持人一樣嚴守中立。這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校方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論壇管理人，校方也有帶領學校發展的責任，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談中立，校方在推動教學語言改革時，有沒有想過要在中英文之間保持中立？我們固然不希望校方在日常運作上把自己的態度強加於學系和員工身上，但遇到重大議題和事件，遇到了是非黑白，觸動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大學的傳統時，校方如果仍然只懂得祭出政治中立的招牌，若那不是迂腐，就是缺乏承擔。

今次在中大擺放女神像，是維園悼念六四的延伸、是表述對自由公義的追求、是一種是非黑白的道德判斷、也申述了參與集會數以十萬計的港人長年積累的深厚信念。因此女神像所象徵和展示的，已不單單是一種政治觀點和立場，而是一種與大學理念脗合的社會良心。

從在中大求學到今天從事教研，在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們耳聞眼見的，是「兩所」大學在運營，一所是久不久遇到重大爭論時出現的「人文中大」：宏揚國學、關社認祖、崇尚自由、不畏權貴、開拓新知。在尋常日子和大小會議中，我們所認知的，則是另一所管理技術日益現代化的「官僚中大」：爭奪、管理資源，落實一套又一套的規劃方程式，腦子裏都是預算、程式、報告。我們認為現代管理有其必要，「計掂條數」是行政人的份內事。做過大學文學院院長的美國文學理論家和思想家Stanley Fish說過，大部分學者低估了行政人員的重要性，優良的行政令實現大學的教育和人文理想成為可能。理論上是這樣，但現實令人不能釋懷的是，大家營役於數字、為交數而絞盡腦汁、疲於奔命，對人文教育反而冷漠寡情。「官僚中大」為實，「人文中大」為虛，甚至被拋於腦後，如神主牌般藏於高閣。

「人文中大」再教育「官僚中大」領導層

得承認，女神像入中大，從行政角度，須有個程序，放哪處、放多久，確實有商討的必要。但中大高層發出一個充滿公關辭令的聲明，違反了「人文中大」的核心認同，觸發校友師生迅速且強烈的抗議，側面指出官僚思維「鬼掩眼」，每天想著如何爭取資源、周旋於建制、在國內拓展教育產業，竟然忘記了「人文中大」的理念中，最重要是多元、開放。值得慶幸的是，「人文中大」深入師生血肉，日來抗議的信息不絕於耳，反過來再教育身在「官僚中大」的領導層。人文中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理念，就是advocacy，從來不是政治中立的。

女神像落戶中大，是香港六四悼念活動的新里程。六四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政治啟蒙的時刻，直到近年，我們的觀察是青年人接棒者眾。經過1990年代稍為低迷的日子，近年六四晚會愈來愈深化為信念堅定的政治禮儀。程翔的說法：悼念六四，是港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套稱為「媒介事件」的理論，是傳播學近20年來較具創見及影響的理論之一，用以分析六四活動，我們發現，香港每年的維園集會，漸漸出現性質上的變化，近年已成為認信香港自由與公義的公民宗教禮儀。

自1980年代末，「媒介事件」理論由傳播學者Katz及人類學家Dayan開創，至今20多年，有長足進展。年初Couldry等出版文集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Routledge, 2010），提供了不少具啓發性的新觀點。按Katz & Dayan的原型，媒介事件分3類：

其一，走在歷史前沿的「征戰」（如人類首次登陸月球），事件突破了原有的界限，發生後人們的價值意識都有所改變；

其二，周期性比試的「競技」（如四年一度的奧運、美國大選），事件按旣定的規條展開；

其三，訴於傳統的「典禮」（如國慶、國家大典；原為coronation，「加冕」，現概括作「典禮」），事件是對過去傳統的誓師與效忠。

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始於Katz & Dayan筆下的征戰事件：民運走入突發的歷史現場，北京 愛國青年死於解放軍槍下，觸發中國以外的共產國家如骨牌倒塌，世界變了，香港人不知中國列車駛向何方？早年六四集會，仍望早日平反，年年過去，港人或有猶豫，但近年集會幾經跌宕，風雨之後，信念逐年加強，紮根深化，漸由「征戰」化為「典禮」，最終平反六四的征戰目標仍在，但「典禮」性質漸濃，每年肯定信念、深化21年的傳統。

「媒介事件」4種特質必不可少

Couldry等對媒介事件作修正補充，能讓我們對六四活動加深了解。作者群重申，無論「媒介事件」變化如何，有4種特質必不可少。

其一，異於尋常（disruptive insistence）。以六四晚會為例，「媒介事件」的魅力在於打破日常生活，參與其中的人願意付出時間，忍受現場種種悶熱與不適，媒體亦要「就範」，TVB不敢CCTV化，亞視不敢怠慢，頭條報足十分鐘。

其二，演練示眾（performativity）。事件中人，身體力行，鞠躬致敬、高舉燭光、放聲高歌。作者說，「Media even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alance, neutrality, or objectivity」（頁25） 。意即身體演繹就是參與表態，並無中立可言。演練創造了禮儀的真實，六四信念不是紙上談兵。

其三，認信效忠 （loyalty）。一年一年六四典禮，一次一次的認信效忠。媒介事件必含價值。

其四，共同經驗 （shared viewing experience）。六四晚會陌生人肩並肩，就算不在場，亦可在媒體感受10多萬燭光舉起的奇觀。共同經驗亦成為集體認同的力量。

新論文集還提出新論，有兩點可用於六四。其一是借neo-Durkheimian的分析，注入禮儀視角，視「媒介事件」為世俗公民宗教，不涉鬼神，集中於集體的價值效忠，以回應日益非人化、官僚化、程式化的世俗生活。六四集會愈來愈近似一種傳播價值的政治禮儀。

首先，台上台下的演繹劇本（script of performances）漸趨成熟穩健，台上喊口號、唱歌曲、祭英烈、燒名冊，台下安靜合作、禮讓有道、不留垃圾、堅持而莊重，經多年經歷，心中有數，人人有自己的劇本。

其次，一如傳統宗教，六四集會有聖詩（《血染的風采》、《中國夢》等） 、精神領袖 （司徒華 的堅持感染萬千市民） 、不同人物的受苦見證（天安門母親及劉曉波妻子的講話），以及各種民運象徵（女神像、烈士碑） 。這些「宗教」元素均能強化信念。

其三，六四信念，並非神秘信仰，而是由浪淘沙石沉澱而來的集體價值：為弱者發聲、為不義抱不平、為民眾求公道、為道德良心無懼政權。

最後，對參與者而言，六四信念愈來愈成為本土價值的強烈認同所在。正如程翔在晚會前發言，廣大國土上，彈丸香港，是自由之都，港人能不珍而重之！

女神像獲取豐厚象徵意義

新文集中，著名傳播學者Douglas Kellner注入奇觀元素，指Guy Debord的「奇觀社會論」只集中批判奇觀作為消費噱頭，是太簡化了。媒介事件中的奇觀，可煽動認同、亦可鼓勵反抗。六四燭光，已成港人奇觀。萬點淚光，言說慰問、標示團結、溫婉而頑強、認信了參與者的堅持，折射到電視、報紙、facebook之上，成為晚會引人幽思的反抗象徵。

認識符號學的朋友都知道，符號的象徵有生命周期，必須孕育於生活禮儀，不斷補充、強化，才有持續的活力。陰差陽錯，今年六四增添了充滿象徵力量的女神像。她被警方扣押、被中大拒於門外，在她「受苦受挫」的磨練中，短時間內獲取豐厚的象徵意義。她被運置中大前，已滿注了維園悼念集會的充沛活力，背負當晚10多萬市民的期望。背後的價值正脗合「人文中大」的傳統，以具體的事件批判了「官僚中大」的蒼白邏輯。女神立於中大，是六四禮儀的深化與延伸，亦是「人文中大」與「官僚中大」的博弈。但願校方與師生坦誠對話，而不是加深裂痕。

三位作者均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老師

六四廿一年祭：安徒 -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明報 2010年6月6日

又要下筆批評中大，難免尷尬，畢竟還是母校。

但是這所「母校」近來的所作所為，已經令我等中大人感到非常陌生。為了拒絕學生在校園擺放一具雕像而搬出「政治中立」四個大字，如此理屈辭窮地回應，這所大學亦可謂接近自拆招牌的絕路。

高教領導人 有辱斯文

可哀者，不是因為它被批評的餡媚權勢，而是它展露出這一批「高教領導人」的思想是何其混亂，已到達有辱斯文的地步。

大學之為大學的最高原則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正正是容納各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張自由表達，互相理性辯論，溝通差異，以追求真理和共識。所以，思想自由的前提正好是鼓勵師生提出不同政治主張，勇於表達，而非迴避爭論，沒有態度。

新亞書院是中大的創校組成書院，它的校訓出自儒家思想的「誠明」。而儒家經典《中庸》對誠的解釋是﹕「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政治、世局、社會沒有立場態度者，又如何能做到擇善而固執？

事實上，孔孟之道最討厭的其中一類人就是鄉愿。鄉愿指沒有是非觀念，事事刻意討好他人者。鄉愿永遠裝出老實的模樣，事事折中調和，沒有什麼主見，只會維維諾諾附和別人。孔子對鄉愿深惡痛絕，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也說﹕「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中文大學不高舉思想自由的大旗，不以促進學生表達政治見解，提供方便與機會發展成熟政治判斷能力為務，而口口聲聲以政治中立為尚，是否說明它今日已成為一所鄉愿大學？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說學生展示一具雕像，就要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中大校方公然宣示自己以政治角度考慮學生申請，但所依據的卻是沒有經大學社群公開辯論而達成的那謂「中立」/ 「不中立」的準則，這表明了中大當局恰好不是在實踐政治中立，而是政治性地行使一己的政治判斷。那問題就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一種違反大學是理性開放，宏揚思想自由，尋求真理共識之地的「壞的政治」。

雕像館藉口低能

不過，更荒唐的竟是消息指有校方高層認為，此例一開，中大就不能拒絕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的雕像擺放，這會使中大成為一所雕像館。有網上的評論直斥這是低能，筆者也想不出理由不同意。因為，這是一種近年香港親建制的保守派不斷重複的滑坡歪理的最拙劣運用。而且，如果中大要忠於自己這套說法，那始作俑者應該是樹立唐君毅像的人，因為唐君毅生前毫不掩飾其反共立場，死後遺作也處處流露他的反共思想。當下中大校園內，親中商賈，愛國權貴的塑像、身影、名號卻也是四處可見，那為了貫徹政治中立，不左不右，為防各式政治立場的象徵物氾濫校園，那是否要來一場全校政治大審查，洗底以示政治中立？還是只許校方招徠權貴放火，不許學生良知點燈？

其實，今日中大校園早已是多元政治立場的象徵並存的地方，如果你在新亞尋得反共孔學偉人的痕迹，在崇基飯堂外的草地一角，你也會發覺那裏默默樹立着左翼理想主義年代的一塊勞動光榮碑。兩者象徵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各異，但同時是各自時代的印證，歷史的印證，承載着各自當年熱烘烘的真實政治。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有各種政治見解的交鋒爭辯，那些正是中大本身所積聚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大人自豪的一部分。

可是，在什麼時候你會想像，我們會進入一個年代，在沒有交鋒爭辯，沒有是非標準的舖陳闡述下，一頂「政治不中立」的帽子竟然從天而降。這難道不是要毁掉中大幾十年來在人文、文化領域所累積的聲譽和家當？

我要問，這是一個什麼年代？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着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各各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

而今日日益邁向勞斯萊斯化的中文大學，卻是一所恭逢盛世來臨，在盛世榮耀中翻波逐浪，卻忘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知識分子責任的盛世大學。

事實上，今次在中大校園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其說是紀念六四屠殺廿一周年的標誌，不如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重意義，紀念中大永恒不滅的一種道高於師的抗議精神。這種精神在《新亞校刊》新八期內由唐君毅先生如此闡述﹕

「同學們固然當尊敬施教的先生，但是尊師必與道相連。道即是理想，師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導同學向道。故道尤高於師。而一切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於同一地位，當負同等責任，每人皆可以當仁不讓。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當仁不讓時，師友之關係以大公之道為媒介而聯絡，而後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堅固的基礎，才可以長久。」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是再引自三十九年前新亞一位同學劉美美給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及師長的公開信。《中國學生周報》頭版報道，標題〈劉美美哭新亞〉，內容訴說學生深受新亞儒家教導，心深仰慕新亞人人歌頌的「新亞精神」，要同學同擔民族命運，民族前途。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前後，新亞的師長們卻明哲保身，寂然不動，光讓學生被捕被毆，校方卻保持沉默。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申請用校內「誠明堂」作為公開論壇場所都不批准。於是，在一片「新亞精神已死！」的批判聲中，劉美美發公開信與師長與校方對質。一時之間，〈哭新亞〉一文震動學壇，傳為佳話。

大學之不朽 中大人的可愛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生於北京學生運動，針對的是強權專制政府，但廿一年後女神像在香港落戶中大的事件，卻同時是針對一貫都有明哲保身的鄉愿傳統，並日益向靠攏權勢方向滑動的大學校方。

「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大人守持大學精神，代代不滅。二千人護送女神，再次編上一章。將來在永久安放的女神像旁，如能同時在刻石誌上唐君毅以上道高於師的訓誨，及〈哭新亞〉的事蹟，那麼，這所大學四五十年來在苦難與盛世之間的跌宕與嘲弄，也不致全遭荒廢為散失的家當。

這是大學之不朽，也是中大人的可愛。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現代化

2010年6月4日

【明報專訊】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現代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現代化，一定要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但是，僅有原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操作方案，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提幾個要點。

核心是權力制衡

一、首先要達成更廣泛、更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鄧小平30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永恆不變的教條。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和個人的侷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包括「六·四」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參看《漸進民主論》「真相與和解」一文）。只有這樣做，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二、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核心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權力不能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必須分開，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合作。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監察權獨立，這是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和監察系統的中央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權力的關係。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有了從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

三、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

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

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制發育之路——像17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兩黨制優於分散的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利於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他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性。

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精英的合法參政渠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

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治」，全國2700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四、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五、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六、「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政治現代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體制疲態畢露 大有清末之象

當年「胡溫新政」剛揭幕時，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曾經寄予莫大期望。幾年看下來，這個「新政」卻是承諾多，做得少；口號多，行動少；令人相當失望。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那個權貴惡勢力的百般阻撓。胡溫的改革不論朝哪個方向走，只要觸動了權貴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會遭到這個惡勢力的強力阻擊，休想挪動半步。

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國企和金融系統的徹底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究竟能夠依靠哪些力量？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個改革，還肯為它出力？實在看不出來。照此下去，「胡溫新政」難免變成「裱糊舊政」——清末改革派大員李鴻章晚年曾發浩嘆，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裱糊匠，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塊紙糊上，直到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效能愈來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1980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裏曾經流行一句話：現在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在前頭。——「精英」是指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痞子」則是體制內外腐朽的、破壞性的力量。「六四」鎮壓之後，精英潰不成軍，痞子惡性瘋長，社會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內裏正在潰爛，所有的「反腐敗」措施不過是「揚湯止沸」，不過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長得更加茂盛。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的步伐要適當加快。開快車要翻車，但是，開慢車也會翻車——你慢慢騰騰，堵著大家的路，一定會出來一個壞脾氣、急性子的，把你頂翻到溝裏去。執政者過於保守，歷來是養育極端激進勢力的肥田沃土，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頭。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終結果，就是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

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一、司法獨立；

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和收入的「陽光法案」；

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

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體政治體制改革。

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盡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力地貫徹實施下去。如果連這幾件事都拖著不辦，那就再也不要奢談什麼改革了，等著大亂、大折騰、大清算好了。

歷來的政治領導人當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懷抱改良社會、利國利民的遠大理想，為之奮鬥不息；庸人胸無大志、抱殘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則專以玩弄權術、鞏固權位為能事。所謂「胡溫新政」究竟以哪一種歷史定位載入史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之四）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為何「愈維穩愈不穩」？

2010年6月3日

【明報專訊】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撰寫）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愈維愈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本人早在十幾年前提出的「漸進民主論」當中，就強烈主張仿照英國模式，把政治現代化區分為兩個階段，「先自由、後民主」，即首先要解決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建設，亦即「第一代人權」的切實保障問題，然後才能把民主化即「第二代人權——平等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提上日程。這是既能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急迫、最嚴重、人民最不滿的制度弊病，又能避免因「參與爆炸」而導致失控的最優路徑。其間有大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不及細述，請參看拙著《漸進民主論集》中的相關文章。這裏僅以「六四」事件為例，談談為什麼只有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1989年「六四」導致眾多市民和一些學生無辜死亡的天安門廣場的清場，放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原本是件極其簡單的事情：首先，依法照準大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申請；其次，依法規定遊行的標語口號，起止時間，人數、路線、地點和禁止事項（不得阻塞交通，不得破壞公私財產，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負責保護依法進行的遊行示威，阻止一切違法言行；不聽勸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權動用合法限度之內的強制手段——用警棍、水龍、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強行驅散或逮捕。照此辦理，即便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幾輛消防車，高壓水龍一冲就能解決問題，哪會發生大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警方無計可施，最終要動用20萬大軍進京大開殺戒這樣的恐怖悲劇？前總書記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試圖把中國引向世界文明國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卻被「4.26」社論的階級鬥爭邏輯誣指為「支持動亂，分裂黨」！

人們不免要問：一個執政長達40年的黨，怎麼會如此驚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失業率猛增，群體性事件勢必隨之高發，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現代法治國家 沒有內部敵人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况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注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馬克思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人民」，無產階級）和魔鬼（「敵人」，資產階級）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對於敵人，那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對於「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察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對於敵人，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殘暴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

中共治國理念 仍然不是法治

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載入憲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學生的示威遊行用「4.26社論」定性為敵我矛盾，把6月3日晚間人民群眾阻止軍隊進城的行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濫用武力予以鎮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裏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就充分說明，「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他法律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年10月31日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情况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况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明對比。這種自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持續至今的憲法和法律的虛偽性、欺騙性，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况，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其他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建立在制度性的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佈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卑劣的可恥境地？

中共領導者 是一群邪惡之徒？

20年來，我從未停止過對「六四」慘劇的沉重反思。追究責任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汲取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我一直在自問，那種迄今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德譴責——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他們注定了要幹邪惡之事——能夠解釋「六四」這一場民族悲劇的深層原因嗎？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誤入歧途的社會

1989年的中國，是一個無論是執政黨、政府，還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人民大眾，對於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究竟應該如何治理，從觀念、制度、政策到具體行動都極度無知、混沌一片的，誤入歧途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效治理？1989年6月2日，我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發出的近乎絕望的呼喊「我們沒有敵人」不但不被執政當局接納，反而因「六四」的血腥鎮壓而完全淹沒，社會對立與仇恨反而更加難以消解，社會和諧與和解至今仍然遙不可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不能不令人對於我們這個被仇恨的油蒙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憂慮！

那麼，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話：是那個完全脫離現實，純屬烏托邦幻想的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人乃至廣大民眾喪失了基本的常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萬惡之源——至少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是如此。這麼說，我看不算過分。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文明異端不僅敵視西方主流文明，敵視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與中華文明和諧中庸的偉大傳統格格不入，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去信仰這個西方邪教？把這樣一個如今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政黨還在愚昧信奉的西方邪教奉若神明，卻把自己的祖先和傳統棄之如敝屣，「愛國主義」還從何說起？

一句話：只有把國人「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的積習引上新一輪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之路，建立法治憲政的普遍共識，才是治本性的維穩之道！

（四之三）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誰將折騰中國？

2010年6月2日

【明報專訊】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穩定，什麼事都辦不成」；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提出「不折騰」；都很對，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擁護。問題在於，這只是良好願望。要讓願望成為現實，還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診斷來，我們先要診斷出「折騰」的病根何在。

極端主義

早在1993年，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騰中國的東西，一言以蔽之曰「極端主義」。若談「陷阱」，這就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陷阱。簡略說來主要有三種：

一、極左，即新毛派。他們討厭改革開放，熱愛普遍貧窮、自由等於零的毛澤東時代，隨時準備開歷史的倒車。不幸的是，在貧富懸殊、貪官橫行天下的當今中國，毛澤東時代對於大批底層民眾確實有着強大的魅惑力；加上執政者至今仍然把馬列毛的那一套供奉在神壇上，更讓極左派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一旦氣候適宜，新毛派趁勢崛起、製造大亂並非天方夜譚。

二、極右，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和激進民粹民主。所謂「華盛頓共識」給第三世界開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藥方的錯誤，已經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暴露無遺。這個「新自由主義」並不新，它不過是資本主義原始時期反對政府照顧窮人、忽視社會公平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老調重彈，倒是恰好和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頗有一比！激進民粹民主，在主流政治學當中屬於極左，這裏姑且按照「鄧小平理論」定為極右。這是和當今超過100個大小國家中建立起來的主流民主相對立的另類異端民主。所謂主流民主，是指自由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民主，以法治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激進民粹民主，則是形形色色非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為只要推翻不民主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壞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實現的盲目樂觀的民主，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

三、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和富國強兵，拒斥自由民主，通常帶有強烈反美反西方情緒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走過的老路，曾經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過巨大的災禍。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誡人們，一個沒有自由憲政約束的強大國家絕非人類之福。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憂慮「中國威脅」的原因所在。不建立自由憲政，「和平崛起」的承諾講得再動聽，也無法令人由衷信服。

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更恐怖的第四種極端主義出現了，並且正在惡性膨脹中，這就是把極左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法西斯這三種極端主義集於一身的權貴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腐化墮落的官員及子弟親友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惡勢力的急劇膨脹，是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滯，而且從中共十三大路線大幅倒退，從「黨政分開」退回「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權力全都集中到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中，一切監督制衡統統化為烏有，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六四」鎮壓和隨後不久蘇聯解體，共產主義信譽掃地，共產黨人信心崩潰，於是凡手裏有點權的，便抓緊機會拚命撈錢，再把妻兒送往國外，給自己留好退路。

六四鎮壓惡果 民族道德靈魂敗壞

「六四」鎮壓的最大惡果，不是表現在那些可見的數據，而是民族道德靈魂的根本性敗壞——整個中國社會理想破滅，正氣遭到致命斫傷，「仰望星空」成了傻瓜行徑，高尚君子與政權離心離德，鑽營狗苟的庸俗小人一批批鑽進中共隊伍……正所謂「黃鐘毁棄，瓦釜雷鳴」，「上下交征利」，惡俗當道、犬儒盛行，發財致富成了唯一的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一切，更給官員們提供了放手貪腐的宏觀微觀環境。近年來，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僱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簡直到了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無所不為的地步！

據官方數據，僅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各級檢察機關查處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就有67,505人，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學者估計，這6 萬多人僅佔貪腐官員總數的5%至20%，實際犯罪人數是這個查處數字的5至20倍。

特權家庭的問題

短短20年間，這個階級非法聚斂了驚人的巨額財富。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財產（不包括境外）超過一億的有3220人，90%是高幹子女（《遠東經濟評論》，2007.no.4）——當然，也有合法財產混雜其間，不能說100%都是非法取得。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至90%是高幹子女。一位久居中國的美國官員說得好：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佔有70%的財富，而西方國家財富佔有最不平等的美國，是5%的人口佔有60%的財富，比起中國可謂「瞠乎其後」。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0.5，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號稱被中國共產黨唯一、排他、當然地「代表」着其利益的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知道了這些事實，心中的怨憤將會以何等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是這樣一個急速劣質化的社會，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國模式」、「北京共識」！

（四之二）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

——寫在「六四」事件21周年之際

2010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歲，1989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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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21周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都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鑑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所謂「中國模式」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

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表象，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明深刻不知多少倍！「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表象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不是別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權就有一切，金錢萬能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有權就有一切」加「金錢萬能」。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着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自由缺失 公平缺失

後極權，意味着自由缺失——這裏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公平缺失——這裏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

「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着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物質層次，向愈來愈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中國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愈來愈多，那麼，幾乎可以確信，「中國模式」代表着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中國和世界都會愈變愈窮？

如果相反，中國愈來愈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全」的需求將會愈來愈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訊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的現實，令人感嘆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當今中國 沒有人有真正安全感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道，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1000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富人移民國外，使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30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年全球194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位；9項指標中，「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 100），「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分（見《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 4000美元的「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

（四之一）

六四廿一年祭：孔捷生 - 不幸生於六月四日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6月07日

六月四號是友人生日，他叫劉心武，是後文革傷痕文學的前驅。八十年代我初次訪港，就和他結伴。香港這邊接待的是現時《前哨》老總劉達文。卻沒想到，後來我們都和六四有了宿命般的關聯。

一九八七年，劉心武在「反自由化」中被革去《人民文學》主編，他不肯寫檢討書，還對代表黨組織前來談話的鄧友梅摔了水杯。鄧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此前他就處理過我的個案。因為我在八五年以青年作家身份出訪法國，說了「黨根本不應該管文藝」。其實類似的話，著名影星趙丹臨終也說過，被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怒罵：「趙丹臨死還放了個臭屁！」

至於我的「臭屁」，由鄧友梅任主管的外聯部指示廣東作協，不能再讓我出國。接到通知的是黃慶雲，她是香港作家周蜜蜜的母親、羅海星的岳母。黃慶雲私下告知我，我置之一笑。卻沒想到，劉心武和我這個非黨作家竟與代表黨組織的鄧友梅還有別樣的政治糾葛，此是後話。

八九民運驚濤迭起，六四前幾天，劉心武已從李先念女婿劉亞州 (軍隊作家)那裏獲知，鎮壓不可避免。劉馬上通知我，但彼時我們包括劉亞州自己，都沒料到鎮壓是如此暴戾！六四當晚直至拂曉我都在廣場，中間僅回家一次， 並致電劉心武，通報廣場、長安街、前門大街的慘烈境況。

六四屠殺後第六天，我和劉心武逃離兇城，遁到嶺南。此間可看香港電視，晝夜都是六四新聞， 其間播出十八歲的張德培在法網折桂，他的奪冠感言最後一句：「願上帝保佑中國人民。」頃刻全場肅穆，而我和劉心武淚流滿面，他哽咽道：「我生於六月四日，以後再無生日可過了。」之後我和劉心武分手，他回京接受「清查」，受到留黨察看處分，而我則在七月間經黃雀行動營救到港，幕後推手正是劉達文。

六四後我寫了多篇回憶錄，其中言及離京南下這篇，被美國華裔作家於梨華看到，她到北京與中國作協鄧友梅見面便提及此事，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鄧友梅即通過渠道搜尋刊登該文的雜誌，並以此指證劉心武「企圖外逃」，致使他的留黨察看期長達七年，那本身已違反黨章。這些於他都屬過眼雲煙，惟獨六四是我們的共同記憶。今逢六四，我賦詩一首贈劉心武──

每逢今日豈無句，始信離魂別有天。
遁世忘庚聽水逝，結繩記痛擁薪眠。
君簪白髮三千丈，我拭青冥廿一年。
縱渡仙河猶擊楫，焉知墳樹可飛綿。

六四廿一年祭：程翔 - 重溫梁啓超《愛國論》 ——紀念「六四」21周年

2010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六四」21周年。今年的紀念活動，雖然遭到21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可幸的是，薪火相傳，新一代的愛國青年正在茁壯成長，香港人將一如既往，秉持著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精神，把這個全國最自由的地方，打造成中國的良心。

在「六四」21周年的時刻，重溫近代史上啓蒙大師梁啓超在1899年寫的《愛國論》（註1），十分有意義，因為他在100多年前的觀點，到今天仍然很有現實意義。

「愛國不等同愛朝廷」

《愛國論》的一個最主要觀點是「愛國不等同愛朝廷」。他說：

「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駡焉……」

正因為國家不等同於朝廷，故「愛國不等同愛朝廷」其理甚明。不唯此也，正因為兩者的不同，故「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即是說，批評執政當局，正是為了愛國。梁啓超說：

「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梁啓超這番話還帶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朝廷執掌國家政權有一個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對此非常贊成，他對此句的批註是：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註2）

為什麼說梁啓超100年前寫的《愛國論》到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看到今天香港政壇上充斥著荒謬的「愛國」等於「愛黨」 或者「愛國」必須同時又「愛黨」的言論。凡是批評中共的，都被視為「不愛國」甚至「賣國」。去年就曾經有人在報章上刊登《香港再出發》的宣言，裏面就遮遮掩掩的論述為什麼愛國就必須同時又愛黨。連中共都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就由一些無恥政客羞羞答答地代它說出來。所以梁啓超關於「愛國」的啓蒙思想，到今天仍然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對國內來說，這種啓蒙就更加迫切，因為直到今天，竟有人因重申梁啓超這個100年前的舊話而罹罪。2010年4月11日《南方都市報》歷史評論版編輯朱蒂因為編發在該版的歷史評論《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遭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勒令停職處理。朱蒂發給朋友的短訊說：南都上周歷史評論版我編發的《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終於事發。我被停職了，汪作批示，省裏要求問責，我上黑名單了。出事的文章關鍵的一句話是：「國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後果，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愛國變成愛朝廷，甚至變成愛領袖——君主。」真想不到早在100年前由梁啓超批倒的歪理，到今天還有這麼頑固的生命力，更想不到100年前梁啓超能說出來的道理，今天重複了一下就惹禍上身，這是否說明今天的中國比100年前的中國還要更專制？

「愛國必興民權」

《愛國論》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愛國必興民權」。 梁啓超說：

「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梁啓超所指的民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權，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在梁啓超看來，愛國與人權，不但不對立，甚且是相輔相成。要講「愛國」，必須從尊重「人權」做起。

他又說：

「民權、自由之義，放諸四海而皆准，俟諸百世而不惑。」

又說：

「民權不必待數千年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五洲而悉唯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

今天有些人不但把愛國與人權對立起來，更動輒以所謂「國情不同論」來抗拒普世價值，以繼續其「一黨專政」的統治。這些人應該看看百年前的啓蒙巨人是如何看待愛國與人權的關係的。

在歪理橫行的今天，讀一下梁啓超的《愛國論》，確實是一貼醒腦劑，有利於撇除被植入腦中的歪理。當局在推動「愛國教育」時，是否應該也把梁啓超的《愛國論》列入必修課程？

註1：載《梁啓超全集》（第二卷，270頁），北京 出版社出版1999年

註2：見韶山紀念館典藏毛澤東讀《新民叢報》（第四號）時的批註

六四廿一年祭：天安門母親 - 獻給「六四」大屠殺的死難亡靈

——「六四」慘案二十一周年祭

二十一年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北京大屠殺，從我們身邊奪去了203位親人的生命，至今尚有更多的死難者我們沒有找到，他（她）們不為外界知曉，下落不明。然而，二十一年後的今天，中共集團對它一手製造的「六四」血案諱莫如深，好像當年未曾發生過似的。時間能淡化記憶，難道也能消彌事實嗎？

當年那場大屠殺過後，迫於國際社會的一片譴責之聲，鄧小平、江澤民對於來訪的一些外國友人曾做出承諾：在適當的時候會公布死亡名單和死亡人數。但是中共當局向來不講誠信，說出來的話不算數，他們只考量利弊得失。從鄧、江做出承諾後，國內民眾和世界人民、受難親屬密切關注中共的後續行動。但是從那一刻起，一屆又一屆的政府再也沒有人敢於提及這個名單和數字，有關「六四」慘案的全部資料包括死難者和傷殘者的資料也就統統成為國家的絕密檔案。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我們這些承受了巨大痛苦煎熬的受難親屬，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尋訪死難者和傷殘者的路程。母親們不怕當局的威脅、打壓，不怕當局的謠言、中傷，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樣，一個一個地尋找，一點一點地落實，以巨大的毅力戳穿了當局的欺騙和謊言，以至於獲得了今天這樣的結果。

中共權貴集團向來奉行這樣的潛規則：謊言重複千百遍即成為事實；哪怕是眾目睽睽的事，如果人人「知其白，守其黑」，久而久之，則如黯然無所見。中共權勢者長期以來搞「強迫遺忘」，不准提及有關「六四」的一切，以至於一些80、90後的年少者竟不相信二十一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過一場滅絕人性的殺戮，即使偶有耳聞，也是瞠乎其後。中共當局自以為得計，以為這樣做，就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把「六四」推向遙遠歷史年代的機會，甚至可以把「六四」這筆血債遠遠地甩開。然而，我們從1993年6月最早公布的16位死難者起，到後來的96位，155位，186 位，196位，直至今天的203位，這一個一個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啊！可是霎那間他們都一齊在人們的視野裏消失了，但是，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卻都赫然在目，誰能掩蓋得了，誰能抹殺得了?！二十一年前的大屠殺鐵板釘釘，無可逃遁。現如今中共權勢者營造了光怪陸離的「和諧世界」，如果你們尚存的一點良心未泯，那麼在度過了白天的喧囂之後，剩下來的定會是無邊無沿的恐懼！長時間滯留不去的恐懼！

在1995年5月，我們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受難者母親向全國人大提出了三項要求，以此作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的基礎。這就是：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數、死者名單；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的刑責。我們的聲音你們聽到了，但你們不敢回答。我們年年重申這三項要求，如今過去十五年了，你們依然不敢回答。我們不怕你們沉默，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不會放棄！

我們於1999年組成了20人的對話團，要求就「六四」問題與政府當局進行平等的、有誠意的對話。我們的聲音你們也聽到了，但你們還是不敢回答。以後我們年年要求對話，你們年年不敢回應。我們不怕你們沉默，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不會放棄！

「六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動用法律程序，把「六四」大屠殺的主要責任者之一李鵬告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次檢察院雖然接下了我們送去的起訴書，但是十年過去了，又是杳無音訊，儘管我們屢屢催問，仍然沒有任何答覆。請問，難道李鵬就能置身法律之外？難道他就有權免於起訴？

2001年，我們發表了《天安門母親的話》。母親們向所有關心國是、真誠地以民族前途為念的海內外同胞宣布：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這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形成以來第一次在觀念、訴求方面的重大調整，即：我們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們必須放棄中國歷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爭；作為一個有着尊嚴與自信的公民，我們應該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2006—2008這兩年，我們對於自身的理念和訴求再一次進行深刻的審視。我們作出決定：遵循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是又一次對先前遵循的理念做出的必要而有限度的調整。我們從血淚和苦難中逐漸明白：「六四」不僅是一家一戶的不幸，而是整個民族的不幸。這種不幸的發生，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敵對，源於國人對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漠視，源於我們這片土地上文明與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贖之道，既不能靠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過的以暴易暴和階級拚殺，也不能靠今天執政者反覆宣示的所謂「科學發展觀」或「親民路線」，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結束傳統的專制政治，以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權威，要使每一個公民擺脫皇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依附性性格和歷史的惰性，在觀念上確立人類普世價值的地位。基於這樣的共識，我們決定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克制來謀求「六四」問題的和平解決。

為此，我們於 2009年就此問題提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我們注意到，今天的世界潮流是對話代替對抗。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上主張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分歧與爭端，那麼，我們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當局以同樣的方式來解決國內的分歧與爭端。如果能在「六四」問題上，爭取實現以對話來代替對抗，那將是整個民族的幸事、全體國人的福祉。多一分對話，就多一分文明與法紀，也就少一分愚昧與專橫。對話不是把社會導向對立和仇恨，而是把社會導向寬容與和解。

這就是我們解決「六四」問題的理念和主張。我們的聲音中共當局也應該聽到了，但還是沒有回答。請問，你們究竟是不敢回答，還是無法回答？面對我們這群經受了二十一年痛苦磨難的年邁母親，你們應該作出一個回答。難道你們真想把我們全部拖死、拖垮，以至自然消失嗎？

十多年來，你們動輒就在各家難屬門口站崗、放哨，平日裏你們跟蹤、盯梢、竊聽電話和手機、干擾電腦通訊、偷拆沒收信件，已成為家常便飯，甚至任意羈押、拘捕、抄家、凍結捐款、剝奪難屬的行動自由。你們還動用警車追趕到離京百里以外的遠郊去對難屬實施監控。去年「六四」前夕在京的母親們聚集在難屬家裏，相依為伴默默祭奠親人的亡靈，也遭到橫加干涉，更為惡劣的是其中有些難屬還被禁止參加祭奠，有些難屬想在親人倒下的時間、地點默默灑酒祭奠也遭禁止。「六四」二十周年前後，在每年的公開信上簽名的各家難屬幾乎都遭到警方的嚴密監控。居然連身患絕症的病人、坐着輪椅度過餘生的癱瘓者、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都不放過。

凡此種種有悖天理人倫的惡行實令人髮指。相比之下，你們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創建「孔子學院」，提倡孔孟之道；你們說起話來三句不離「和諧社會」；當你們用「以人為本」、「珍愛生命」之類的說詞到處遊說的時候，難道你們就沒有聽到二十一年前那批死難者在九泉之下的咆哮和怒吼嗎？難道你們就沒有聽到二十一年來「六四」受難母親在曠野上的吶喊嗎？

祈願我們的親人至今尚未安息的在天之靈能夠早日得到安息！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李雪文　徐　玨　尹　敏　杜東旭　宋秀玲　於　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趙廷傑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　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豔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寧　王文華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陳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豔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高　婕　索秀女　劉淑琴　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軋偉林　郝義傳　蕭昌宜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綵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李淑娟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　琳　劉　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寧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松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　連　李春山　蔣豔琴　何鳳亭　譚淑琴　肖宗友　喬秀蘭　張桂榮　雷　勇（共128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　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共22人）

2010.6.1

六四廿一年祭：王丹 - 我們憑什麼忘記？！

2010年6月3日

【明報專訊】六四21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收到一封來自香港的電郵，大意如下：

「王丹你好，

我是香港的××。今年清明前夕獨自一人在天安門廣場拍了這些照片，為記念六四21周年。送給你及曾為民運流過熱汗熱淚熱血的生死難者，還有天安門的母親。

一直有一心願能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唱《血染的風采》，但四方八面的閉路電視，秘密警察及公安，我辦不到！！我可辦到的只可看着曾染血的地磚，人民英雄紀念碑及毛主席的照片，默默的低聲地唱畢整首《血染的風采》，兩行眼淚一滑而下……

89年，我15歲，被深宵直播新聞的畫面，嚇傻了！臂上掛上黑紗，放學後跟同學們不停地將關於六四的報紙影印本，放入白信封內，寫上中國各地商貿公司的地址（特別是內蒙及西藏地域），不知道合共有多少封，肯定有過千封。之後每人分別放入不同地區的郵筒寄出。希望當年他們真的收到我們的信！在平反六四的遊行中，叫喊着口號，灑着淚和汗，一個在殖民地長大的15歲的我，一直在想『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真的也太真了，做假的也太逼真吧？！』若果當日我可以的話，我相信我會踏上飛機，跑到天安門廣場上，為你們支援……

21年了，六四仍未平反，但我希望真的有一天，在藍天白雲下的星期天，我們數百人，甚至數千人，猶如天壇公園的老伯伯老婆婆，圍着人民英雄紀念碑高聲大合唱《血染的風采》。希望這一天，我們仍是黑髮，不需等到白頭。

祝一切安好！」

如果讓我寫下一些關於六四21周年的感想的話，我寧願如實轉錄這封來自香港的電郵，因為浸透在這封信中的情感，正是21年來不分大陸還是香港、台灣、世界各地的華人想到六四悲劇時的那種心情的真實寫照。它比我作為一個當事人的回憶，來得更加傷痛，更加刻骨銘心。

21年過去了，我們要問的是，這樣的傷痛已經過去了嗎？表面上看，也許是。但是從這封電郵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很多人的內心還是有這樣的隱隱的傷痛，它猶如隱沒在暗處的血漬，偶爾被陽光照射到，還是會放出慘淡的光華。任何一個民族，如果要健康成長，就不能不正視內心的這種傷痛。一日不擺脫這樣的內心陰影，一日就不能說我們是一個健康的成熟的民族。

殺人者，都沒有忘記；

我們，憑什麼忘記？！

而今天的中共，非但不去處理這樣的民族成長過程中積累的傷痛，反而試圖抹殺歷史，讓傷痛不僅無從得以減輕，反而更加深深地掩埋起來。這無疑是對民族的犯罪。難道，歷史通過淹沒真相就可以成為過去嗎？難道，只要封鎖住國內的言論，曾經有的傷痛就化為烏有了嗎？這是一個掩耳盜鈴的政府，也是一個對人民和國家極為不負責任的政府。

也許，我們無力改變政府的行為，但是，作為人民，我們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當我們面對一個極力要我們忘記歷史的政府的時候，我們所能作的最大的反抗，就是盡我們的所能，不要忘記歷史。

有人說：已經21年了，中國已經有很大變化了，就忘記過去，向前走吧。我的回答是：

第一，雖然已經21年了，雖然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中國，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沒有變化。我們看到劉曉波因為言論被判重刑，請問，這與文革時期有變化嗎？我們看到司法制度不能獨立行使社會功能，人民有冤屈只能通過上訪的方式申訴，還要受到打擊逼害，這與1970年代末期有什麼不同？我們看到，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不滿逐漸積累，這會比1980年代更加進步嗎？任何有良知的人，怎麼可能蒙住自己的眼睛，只去看那些變化的部分，而不去看那些沒有變化的部分呢？既然很多在1989年導致學生上街的問題依然沒有改變，我們，憑什麼忘記？！

第二，雖然已經21年了，當時作為鎮壓一方的政府，有一天忘記六四嗎？大批流亡在外的國人至今不能回國，只因為他們不願意按照使館的意願，承認自己當年的行為是錯誤的，請問，政府有忘記六四嗎？今天在中國，六四仍然是最敏感的詞彙，不要說民間，連官方都閉口不談，這樣的敏感度，請問，政府有忘記六四嗎？那些天安門母親們，他們沒有任何政治動機，如果他們申請去天安門廣場，為自己死去的孩子點燃一支蠟燭，政府會同意嗎？這一切，都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當年開槍殺人的那個政府，他們一天也沒有忘記六四。我的問題是：如果，作為殺人者，都沒有忘記；我們，憑什麼忘記？！

所有中國人，都希望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我們可以為之驕傲的國家。但是，如果僅僅發生在21年前的一件重大事件，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我們自己不知道。我們能夠驕傲得起來嗎？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中國嗎？如果不是，請你們站出來，大聲地告訴全世界：儘管中國政府試圖淡化歷史，但是，我們不會忘記。

六四廿一年祭：李怡 - 記憶戰勝遺忘的永續希望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6月3日

明天是六四 21周年。近年香港特區政府似乎總是擔心去維園燭光集會的人太少，因此每年都要搞些事出來動員市民。去年 5月 14日，曾特首在立法會發表一通為六四鎮壓開脫的言論，更說他的意見「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於是激起公憤，引動市民在六四夜逼爆維園。今年六四並非逢五逢十之年，早前支聯會也表示今年參加人數不會太多，但特府又來表演捉放民主女神像的醜劇，昨天又拒絕民主女神像的雕塑藝術家陳維明入境，繼高志活之後再次表現出對藝術家的表達自由缺乏寬容。在無法禁制新聞自由的社會，特府這些動作究竟是起了壓抑市民參與的作用，還是起了動員市民參與的作用，明天晚上就有答案了。

六四燭光集會，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維持表達自由的重要標誌。每年六四，數以萬計的市民參與燭光集會，從高處拍下的一片燭光的壯麗景象，標誌着香港人在這片已回歸中國的土地上，延續六四的記憶，延續香港百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爭取民主的主要後援這種使命。六四的大片燭光， 21年來從不間斷地向世界宣示昆德拉的名言：「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

時間，確實會冲淡記憶。香港作家陳冠中，於今年初出版的小說《盛世》，講的就是在集體遺忘下出現的中國故事。它既是一個寓言，也是一種預言：不僅中國當權者把甚麼反右、大躍進、文革、八九六四等等有關的報道都封閉，而且幾乎所有中國人也對這些舊事失去興趣，都願意選擇忘記，於是盛世就出現了。書中引用英國政治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話：「人的生命，孤獨、貧窮、齷齪、粗暴及短促」，當人的生活是一種「終極的恐怖」，這時「大家反而主動願意在一隻並不可愛的巨靈前面跪下，因為只有這隻巨靈可以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就是說讓國家成為暴力的唯一合法壟斷者，捨此別無選擇」。這就是中國當權者的執政目標。小說《盛世》總結出「新盛世主義」的十項國策，包括「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等等，把這些相互矛盾的概念統一起來就是國策。

如果這樣可以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那麼也許時間真的會成為記憶的橡皮擦，一陣一陣地把六四屠殺從人們記憶中抹去。然而，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時光消逝並沒有使記憶處於劣勢。貧富懸殊，貪官惡吏的殘酷暴行，大小官員對老百姓的欺壓，司法不公，新聞封鎖和百姓蒙寃的投訴無門，把人們逼到走投無路，於是楊佳、鄧玉嬌成了英雄，對校園的連環兇殺案，網民不指摘行兇暴徒，而是指暴徒應該殺的是貪官而非小童。前天發生法院槍殺案時，網民的反應是：「當法律不再公正時，只有自己去討說法了」。中國社會的不公平現象越演越烈，不斷提醒人們，今天當權者的殘暴，正是六四屠殺的延續。

中國社會的益趨不公，也延伸到香港。貧富懸殊加劇，政府和社會的人事關係漸漸凌駕法律，我們不知道事事仰賴北大人鼻息的政府，甚麼時候會推行「三權合作」，甚麼時候將《基本法》 23條變成威脅香港人自由的法律。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不斷提醒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這一切，包括《基本法》訂立 23條，也都是六四屠殺的後續發展。

因此，無論大陸的還是香港的年輕人，都因現實的壓迫，加上互聯網資訊，在六四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不會讓記憶總是輸給遺忘。而香港六四的燭光，會是記憶終能戰勝遺忘的永續希望。

Vic - 從林行止對富士康事件的反思說起

2010年6月1日

富士康員工連環自殺，令人沉痛不已。連日來，韓寒、梁文道（兩篇）、林夕與李照興都有精彩的文章評論。這些文章觸動我的，是其中濃厚的人道關懷，是作者對中國勞工階層困境的深入了解與同情。例如，針對有人批評自殺的員工「短視」，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梁文道的駁斥一針見血，令人感動：

這也會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唸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甚麼工都不幹然後餓死的自由呢。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有選擇去其他工廠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種甚麼樣的自由呢？其他的選擇又會有多大的不同？

在第二篇文章裡，梁文道為新一代與工人處境發聲，同樣叫人動容：

我知道上一代也曾疼痛，甚至生產過更多的斷指。然而我以為問題永遠不該是「為什麼下一代不能忍受」，而是「為什麼上一代可以忍受」；我們不能把這種環境看作正常的環境，接著質疑下一代人不能吃苦的理由，反而該如實看見這種環境的苦，然後探問是什麼使得上一代人身在苦中不知苦。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希望，以及對希望的想像。流水線上機械化的動作確實難熬，但上一代人仍然盼望回家結婚蓋房子，每一個小時的工作都能換算成未來的磚瓦，每斷一根手指都意味著樓上的房間多了一扇窗子。所以這種苦是值得吃的，再多的犧牲也都是有意義的……

現在呢？你現在回到農村生活還能算是一個好生活嗎？替孩子付出和城裏人差不多的教育開支，帶父母到城裏看和城裏人一樣昂貴的病；還有哪一位工人會希望回村安家過日子？住在城裏吧，你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憑積蓄住得起一間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說戶口變遷的困難）。反正怎麼存都存不出體面的未來，我拿月薪去買一部新款山寨手機滿足一下短期慾望都不對嗎？回去是不行了，留下來也看不到往上流動的道路，眼前的勞動就真的只能是勞動了，猶如每日推石上山。

假如一代真的不如一代，那實在不是下一代的意志力的問題，你應該問他們要意志力來幹什麼。

然後，今天看了林行止先生三千多字的大作〈權衡輕重明智取捨 勞工集約尚未可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的反思〉，看完實在失望。林先生反思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重要論點包括：

1. 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以中國現階段的經濟情況及社會條件，似有必要。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與社會「疏離」進而引出種種不滿現實行為，是自然的發展。富士康除支付比最低工資高的薪給（加班工人月入在二千元人民幣水平），還提供膳（每天消耗三噸豬肉、三噸雞肉、六萬隻雞蛋及二十噸白米）宿、有不少文康設施及文娛活動（天下當然沒有免費午餐，但在不算差的薪給上有這些不另收費的物質及精神「享受」，員工似不應抱怨）。

2. 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邊際利潤率只約百分之二，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在筆者看來，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有關當局如果還不滿意，要富士康提高工資增加福利，那麼，在稅收上便要作讓步，若不如此，富士康可能會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價格競爭力。

3. 工廠搞出人命，譴責資方、同情勞方，是一般人的即時反應，亦是論者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為弱者伸冤的最佳題材；可是，熱血沸騰的心若無冷靜的腦袋配合，不僅看不到關鍵所在，亦無法寫出令人信服和對事件的瞭解（遑論解決）有幫助的評論！

失望之餘，我覺得韓寒這段話實在精警：

這就是為什麼富士康有這麼多人跳樓，機械的勞動，無望的未來，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別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價，除了吃得飽和穿得暖以外，別的什麼都做不了，而讓你吃飽飯還在被這個政府當作對世界人類天大的貢獻和政績宣傳，還恨不得拿出遠古時代的數據和冰川時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飽已經要感謝國家了，你說你能奢望什麼。

在我看來，林行止所謂的「冷靜的腦袋」，其實是一種非常功利、麻木不仁、自以為理性的「經濟學家」思維。那麼多工人走上絕路，恰恰正是因為這種「冷靜的腦袋」主導了世界經濟運作模式。在這種思維裡，人的尊嚴是沒有價值的，是一個non-factor。對一個不到半年時間內，令十多名年輕工人走上絕路的體制，林先生看不到其滅絕人性之處，又或者即使看到，但認為這是正常不過的事－－所以林文才會說：

事實上，與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富士康的情況並未「達標」……。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九九九年（最新資料）中國每十萬人口有二十七點八人自殺（男十三、女十四點八），富士康在這方面是，套用一句股市術語，「大落後」！

可悲啊，自殺統計如果可以用這種方式解讀，那麼，所有為了那十幾個富士康員工感到沉痛的人，可說都是些「不懂科學分析、沒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了，而論者「擺出來」的悲天憫人，也就是婦人之仁了！活生生的悲劇擺在眼前，我們如果可以用這種冷冰冰的「總體經濟式」數據將它們合理化，視之為正常社會現象，然後心安理得地拒絕進一步深思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種心態，除了麻木不仁，我實在不知該如何形容。

或許這不是林先生的原意。但我想，他也未免太美化資本家「設廠創造就業」的功勞了！例如他說：「小說家慈悲為懷，對（英國工業革命初期）工廠僱用女工童工，更極盡醜化之能事。」這觀點可真是有待商榷，我想許多人會認為那不是「醜化」，而是忠實反映。

我知道我這種想法，許多人會認為是過於理想主義。但是，如果像林行止所說的，在利潤微薄的情況下，富士康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而富士康這種生產與管理模式，在中國現階段下是必要的（很少人敢說是「合理」的），那我實在覺得，社會的「務實標準」，實在太可怕了－－難怪被壓在底層的人會因為絕望而自殺！

人們常將理想與務實視為截然對立，忘了古人早說過「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忘了人最該做的，是務實地追求理想。如果我們總是輕易地將社會既有事實（例如統計數據顯示的自殺情況）視為理所當然，視為必須接受，那麼我們又如何追求進步呢？要將別人所受的苦難合理化，實在是太方便了。只要不看、不理、不想，又或者抱著「關心了又如何」的心態就可以了。待我們對人類苦難普遍麻木不仁時，人就失去人性了。

關鍵就在於，當今主導世界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折不扣就是非人性的。我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應該是讓人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但現實是，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弱勢者）都成了經濟發展的人質與奴隸。如今人們談論經濟，只懂得著眼於冷冰冰的總體經濟數據。我們迷信大量消費就是幸福，迷信無止境的經濟成長才能保障幸福（所以連正常的經濟週期性衰退也視為必須消除的問題）。1973年，英國經濟學家修馬克（E. F. Schumacher）出版名著《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副題是「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選擇這副題，恰恰是反映作者認為，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已非人性化，不把人當回事。修馬克的批評如今看來完全沒有過時（真是悲哀），茲引兩段如下：

「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的顯著發展」（菲爾普斯．布朗〔Phelps Brown〕教授的說法），絕大多數是量化方面的發展，犧牲了對素質面差異的理解……舉例來說，一位經濟學家出身的計量經濟學家，一旦使用他的純量化工具證明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增加了例如5%，對於這應該視為好事還是壞事，這位學者不願面對，通常也沒有能力處理這問題。即使只是想一下這問題，他也會失去自己全部的確定感。對他來說，GNP成長必然是好事，不管實際成長的是什麼，也不管是誰因此得益--如果有人得益的話。成長可能是病態的、不健康的、擾亂性或破壞性的，這種觀念對我們的學者來說是不應出現的荒誕想法。一小群經濟學家如今已開始質疑進一步「成長」的空間有多大，因為在一個有限的環境裡，無限的成長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他們，也無法擺脫純量化成長觀念。他們不過是以非成長代替成長，也就是以一個重點代替另一個重點，而不是堅持辨明素質面差異的首要性。

市場僅代表社會的表面，以及當時當地短暫局面的相關意義。市場並不探究事物的內在性質，並不探究事物背後的自然與社會事實。某意義上市場可說是個人主義與非責任（non-responsibility）的制度化。除了自己，買賣雙方對誰也沒有責任。富有的賣方只是因為貧窮的顧客需要救濟就降低賣價，或富有的買方只是因為賣方貧窮就多付一些錢，皆是「不經濟的」（uneconomic）。

《慢錢》（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一書的作者Woody Tasch引述第二段話時表示：

關鍵在於我們不能受意識形態束縛，既不要因此無法認清市場並非萬靈丹的事實，也不要因此根本地抵制市場。我們尋求的，是一種「連貫」（connected）且「平衡」（balanced）的準則，涵蓋且尊重市場的力量，但比市場更大……研究亞當．史密斯的人常指出，在《國富論》之外，史密斯還寫了《道德情操論》，探討由同情心、善行與責任等組成的道德情操網，而這正是市場的無形之手運作的道德脈絡。

沒錯，《道德情操論》一開始就寫道：「不管我們認為人是多麼的自私，人性中顯然有一些原則，令人關心他人的命運，必須看到他人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儘管他除了因為看到他人幸福而感到快樂外，其實一無所得。」史密斯因在《國富論》中提出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概念而備受尊崇，他認為開明自利跟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描述的美德是同等的。他寫道：「盡善盡美的人性，正在於關心他人甚於自己，在於克制私慾並盡可能樂善好施；光是這樣就足以促成人類感情與激情之和諧，彰顯人的得體與風度。」（《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五章）

可嘆的是，如今我們看到主導世界經濟運作的自由市場信徒，幾乎是從不談「同情心、善行與責任」。對他們來說，現代經濟學之父說「盡善盡美的人性，正在於關心他人甚於自己，在於克制私慾並盡可能樂善好施」，實在是一件「不方便面對的事」，所以還是少提為妙！

不喜歡「理想主義」沒關係，但請不要對輕易地對別人的苦難視若無睹，輕易地視壓迫人的制度為理所當然，輕易地為吃人的制度開脫。既然林行止認為「郭台銘的國際視野和魄力，華人社會中罕見，其掌握的電子科技，更是少有其匹」，我們相信，郭先生應該有能力開一家員工不會接二連三尋短的工廠－－既然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代工廠，你怎麼好意思拿中國全國的平均自殺率作為自己的標準呢？凡事留餘地，不要迫得那麼緊，把人當人看，可以嗎？

李照興 - 開在血汗國度的工廠

2010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在郭台銘特別重視查察下，不到一天，依然繼續有員工自殺，富士康的事件顯然並不尋常。死亡、壓抑、謠言、勞資矛盾、階級對立、血汗工廠，種種多汁的報道元素，亦足夠令國內傳媒與微博評論百花齊放月旦一番。

這兩天未經證實的傳聞或引出的熱烈討論還包括﹕有人爆料，「廠內有大哥聚賭放債，脅迫工人，造成工人走投無路」；是執行的中下管理層濫用職權執着雞毛當令箭管理過度；也有評論甚至說成是台灣高層普遍對內地工人的歧視；有人呼籲溫家寶介入調查，相反意見認為民間工廠事故都要勞煩總理即問題更大。

在種種評論中最被傳揚的一句概括性評語是﹕富士康不是一家血汗工廠，它是開在血汗國度的一家工廠。

顯然，這被視為魔咒的連串事故，已不可作為單獨某一工廠的個別事件。

它揭示了現中國高速發展下的兩個極待改變的訴求﹕在企業系統而言，怎樣的管理，什麼樣的透明度，才是可應用到全國的標準？富士康事件可能做到一件好事——最好的結果是引發對勞動者待遇的一個明確規定，作為全國的規範準則。簡單而言，就是企業和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另方面，它敲問着一個更人本的問題﹕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到底要什麼？

綜合現已公開的各頻道信息，可以作一合理的評論，正如周四《明報》所言，從種種工作環境及福利的標準看來，富士康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血汗工廠（如果我們理解血汗工廠為一種剝削基本人權的奴隸式勞動基地，生產環境惡劣，工資可恥，甚至管理層對於勞動者的暴力壓迫，員工連基本的生存權及人權也未能得到）。連串事件發生後，廠方用盡了方法，包括成立覆蓋所有員工的心理互助小組，讓員工交流互慰，又招聘百多名心理諮詢專家組成專家小組，甚至從香港引進心理分析軟件，計劃把所有宿舍樓下裝防護棚。又如直接提高待遇，計劃下月工資普遍增10%到15%。最後一着，還請來五台山高僧作法。如此種種，比對起中國更多別的公司，廠方可說已有相當良心，嘗試用盡辦法解決問題。但為何不幸事件仍繼續？

甚至乎，富士康已帶出一個我稱為「富士康疑難」的命題﹕現代化的管理，不差的待遇，為何不能令員工買單？

最高的效率 最少的干擾

像富士康這樣的廠城式社區，我倒有經歷。走進過上萬人的別的廠區（可想像富士康上數十萬人規模的複雜性），一反我們對混雜廠房的印象，我所見到的，是整齊光鮮的排排廠廈。園區有足夠的戶外空間，但通常都空無一人。為了維持管理及生產的高效，時間表的管理至為重要，那意味着，在開工的時間，工人要付出最大的功效，生產最多的製品。最少的干擾。工作時工作，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平時門禁森嚴，不容外出，基本上是一個給你起碼溫飽食宿工作的集中營。

我觀察到這種把員工變成流水生產線上螺絲釘的非人性管理，最大問題體現在禁止或起碼是不鼓勵員工之間交談及熟絡。要知道來廠區工作的，多來自鄉村，過往鄉間的親切人鄰關係忽然沒有了，又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交通不便消費不起），感覺上就是一個人進入一個眾人各不相識的孤島。所有人的心理情緒壓抑可能共通，但這個也沒機會跟旁邊的人分享。

我見過的國內廠區員工宿舍，環境以國內水平不算太差。小小一室可能是八個人住，都是上下格牀，很多大學的學生宿舍也是如此（通常是四個牀位）。不過據報道，輪班同更及同部隊中的工友不會被編進同一宿舍，這刻意的隔絕工友間友誼建立的制度，我認為是其中的禍首。

過往還是工廠製造業時期的香港，有所謂工廠妹工廠王子的文化，在工廠車間聽電台點唱，彼此還有講有笑，工友變成自己的家人。無論是小型山寨廠還是中規模的廠房，形成了香港一個個小型新家庭的樣子，工友於假日參加海浴旅行團，齊齊結伴遊山玩水，男歡女愛，建立家庭，感覺辛勞後的幸福價值。但國內遠方來打工的工友，多抱賺錢回鄉的心態，不期望在新城落地生根，手機的普及讓他們更習慣打電話回家多過跟工友交談。不過人工低微，平均大約一千多一點（富士康這價錢高於其他國內工廠水平），做五個月不花錢才夠買一部iPhone。做新城市人的夢想落空，但又不能衣錦還鄉。

無法做新城市人 無法衣錦還鄉

至於工人自己亦不會因工作而有光榮感。他們是代工廠生產線上的，比器材更不值錢的勞動力，他們所以存在，不因他們過人的手工藝，而在於他們可隨時被替換及轉換工作手勢，在於製品潮流五時花六時變（多得我們頻頻換手機），不值得廠方製造統一機器去長期生產同一產品，廉價的低技術工人，隨時彈性轉換手勢，今天貼膠膜，明天上螺絲，毫無技能價值，只有效率價值，這才是他們的存在價值。他們就是代工廠的一件組件。代工廠不是創意工場，只是按圖加工，不重創意。他們可能生產很多蘋果富想像力的產品，但他們不是蘋果員工也不是諾基亞員工。他們不能分享這些魅力型領袖及創意企業品牌的光榮感。

在人性的層面上，這類廠城的問題是﹕通過現代主義式的高效淨化管理（那些明淨廠房空間的確令我想到柯布西耶的建築），證實解決不了中國來自農村的工人的那種前現代心靈需求。員工的心靈如廠區中的寬闊車道空白。

至於中國企業教訓的層面，大家不禁要問的是﹕連富士康的相對好待遇都出事，其他沒公開的真正血汗工廠豈不是問題更大？富士康事件被高度關注，它台商的背景有大影響。起碼它透明度比較高（又是相對而言），它引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套高效但同時又維護到工人福利的設廠政策。可能涉及到日後立法規定工作條件的發展。工時及工薪是多少？工作環境的管理該如何？對員工工作期內及工作以外生活的控制尺度？如何監管中低層管理人員不至濫權？有沒有透明的申訴機制或有效的情緒管理服務？最重要是如何真正回歸人性，讓員工之間自由去疏導情緒聯誼友情互相扶持？

引起注意 以死拿回尊嚴

博客上的一則說法﹕「某個富士康跳樓員工（哈工大畢業的那個）在跳樓前一天的聊天紀錄。那個所謂的聊天紀錄裏，該員工和他的同學說他被懷疑偷了東西，後被非法搜身、搜房，還被保衛科的某主任毆打。他實在受不了這種侮辱……」這話的背後信息顯然易見﹕尊嚴。

最後要說的是﹕死法有很多種，選擇跳樓，往往是出於明志，拿回尊嚴。是故意吸引人的注意，在無別的選擇下，發表自己的宣言。處於種種不公的對待或情緒打擊下，他們申訴無門，或情感無處傾訴，已無處可逃。看到這點，再聯繫到近期別的砍兒童案，就會有深刻啟發。公義、公開、公正——在這血汗國度被嚴重扭曲了，所有可能的合理反抗被滅聲了，所有可能的情感被遏止了。走投無路，只能鳴冤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