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正 - 南北行百年興盛與孤寂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8日

【明報專訊】今天上環的文咸西街，又稱為南北行街，看似是一條售賣海味參茸的小街而已，回顧歷史，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裏是見證殖民地上，華商崛起風雲際會，商號林立之地，更擔當了當時香港經濟的重要命脈。

電影《胭脂扣》中，張國榮飾演的十二少，正好就是來自當年某南北行的紈絝子弟，為上世紀初的浮華璀璨，留下了不少想像。

回家在舊故紙堆中，竟發現數張早年的南北行單據，頗堪玩味，畢竟已是半世紀前之物，卻映照出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華商故事。

早於明代，已有不少潮州人到東南亞一帶營商落籍，僑民益多，對中國貨物需求甚切，海上貿易更見頻繁。而香港作為殖民地，享有自由港的方便，加上位處中心的地利，因此不少潮商到港開業，設置分號，趁季度風向，以帆船載運東南亞的土產和材料到中國，而將中國的物品往送當地變賣，形成南北的跨地域貿易生意，而這些具規模的經營商，皆稱為南北行。

當中元發行可說是此行業中的老大哥，創立於一八五○年，有說是更早，比乾泰隆還早。由澄海人高元盛所創，後為高楚香又名滿華，接手經營。至於乾泰隆則同是澄海人的陳煥榮所創。兩間字號加上合興行，被譽為行中的三國。至於元發行和乾泰隆都擁有自家船隊，對於貨運的時間以至載量和利潤的收益均能自主控制，令兩家相比同業更具規模和信譽。縱使早期只是代客貨運，收取佣金，已累積了不少財富。正所謂「發財立品」，兼惠及鄉里，因此不少南北行商更經常聯同其他商號，以貨價中抽取部分，籌集資金予中國賑災和建設，更在故鄉興建會館和興辦學校等，可說是一群早年具有社會責任的殷商。

惠澤社群建醫院辦學校

鑑於早年華人在港地位低微，不少本地商業事務都壟斷於西人手中，港府政策上，亦沒有任何鼓勵和支持，直至華商拼搏自強，漸漸崛起，之後他們自行組織商會；一來鞏固地位，維護業內利益互相關照，更可維繫鄉情，尤其是潮洲人對「自己人」的特別關顧，因此南北行業更於一八六八年，成立了「南北行公所」，此亦可說是香港最早的行業商會之一。

有見華人勢力逐漸強大，當時港府亦開始鼓勵華商多參與本地事務。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 ，港督麥當奴示意華人紳士，創建華人醫院，即後來的東華醫院；創建者則來自南北行、金山莊、洋行業、銀行業等。而元發行的高楚香更被同業推舉為倡建總理之一，其後不少本地公共事務的代表或發起人，都有來自南北行業者。不說不知，香港大學籌建初期，乾泰隆也曾慷慨捐助六百大元，可見業界對本地公益事業，漸趨積極投入。

鄉里之情 接待同鄉讀書人

從最初開始，南北行業務已遍佈東南亞和中國，彼此間多以聯營分號的形式合作，大家除了是家族成員外，多數是當地同鄉故里為合伙人，遂形成了強大穩固的族群商業圈，大大強化和凝聚相互的力量和溝通，遇有突發事件和商業紛爭時，都可透過此「網絡」盡快解決。這種特質相信除建基於互惠互利之下，不少亦出自族群的互相信賴和團結性格所驅使。據聞當年一些南北行大商號，經常招待同族人寄居，充當中途旅館和職業介紹所之角色。正如元發行後人憶述，上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在他們商號的「食客」不計其數，有些「閒人」更一住就超過十年，終日無所事事，當家亦不會下逐客令。偶爾鄉人赴省城考舉人，為省旅費，取道香港的元發行「掛單」，能夠招待同鄉讀書人，老闆大多欣然慷慨支持，這腰纏萬貫的孟嘗君，可謂絕不簡單。後來因經濟不景，元發行後人不善經營，貨款一時周轉不下，不堪債主臨門追討，於一九三三年倒閉，是為可惜。

戰後南北行 風光不再

至於戰後的南北行業，更面對東南亞市場逐步開放，競爭劇烈，未能適當重整業務應對改變，除了僅存的乾泰隆在六十年代，仍是本港大米的進口商外，其他戰前商號早已收縮或結業，而香港更在六十年代中開始，步入工業起飛的新時代。轉口業更拓展到不同產品，再不限於傳統的柴、米、油、鹽和土產，傳統的南北行業早已風光不再。

香港經歷多番的變遷，商業往還早具有國際規模和格局，老早成為國際級的商業城市，今天作為營商者，應具有審時度勢的智慧外，更需有高瞻的遠見，和有惠澤社群和關顧弱小的善心，為社會謀福祉，令香港出現更多有良知的「儒商」，才是正道。

有單有據

做生意，最重要買賣雙方公平交易，真憑實據，一張舊單據上，除印有商戶名稱外，貨物的類別，數量和價值外，更附帶不少額外的商業元素或該行業的規則和條款列名，貨銀兩訖，免卻將來爭拗。例如以下兩張六十多年前的南北行收據，更可從中了解行業的一些有趣味之處。另一方面，可從設計和圖案的美學上，觀賞這些單據。

乾泰隆：最老字號 譽滿東南亞

乾泰隆創辦於一八五一年，是南北行業最早經營者之一。由澄海人陳煥榮創立，人稱「船主佛」，皆因別名亞佛，亦為船主。早年家貧，靠捕漁為生，克勤克儉下，自購帆船，在香港、汕頭，上海、東南亞之間，從事南北貨物買賣生意。由於經營有道，加上南北市場需求蓬勃，逐漸建立跨地域的貿易網絡；加上自家船隊，大量進口暹羅和越南大米到中國銷售，累積財富，成為譽滿東南亞的巨富。

百多年歷史的乾泰隆，從十九世紀中葉跨越二十世紀，亦是戰後僅存，字號最老的一間南北行商號。見證早年華人在香港、東南亞，營商創業，建立社會地位的各個階段。

商戶發貨印章，多由司理親手驗收蓋上，有時更需經手人印章或簽名，以作有效。

因中國兵災，在災款上扣銀，估計年份為1948年，為中國內戰期間的特殊捐助。

此為提醒客戶的一些業內規矩，如驗明貨品，

又不得在此貨額上有扣除借貸，否則後果自負，有如今天的免責條款。

蓋有「財源廣進」四字，一來有好意頭之意，還有指明貸款經扣除佣金的實數。

九八行的規矩細則，清楚列明，不得有誤。

盤生意點解咁好賺？

南北行業又稱為「九八行」，是指他們為客戶賣出貨物後，收取百分之二為佣金，雖然為數極微，但每宗生意額甚大，每年的獲利亦不菲。一些客戶甚至將巨額金錢擺放於一些信譽昭著的商號，賺取高息，跟存放銀行沒有分別，好些更經營匯兌作「副業」。行業中以一八五○年開業的元發行和一八五一年的乾泰隆和合興行，被視為十九世紀中葉南北行業的龍頭表表者。

文、圖 吳文正

編輯 蔡曉彤

皮亞 - 《竊聽風雲3》因果報應論

movie chic，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8日

【明報專訊】香港電影少有談到地產霸權，一來沒市場，二來講都改變不了現實。《竊聽風雲》系列是例外，地主會之後再碰新界丁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你說是什麼都好，總之有因必有果。

《竊聽風雲》第一集結局主角的死法，當時都算「議論紛紛」，因為古天樂離奇地「死唔去」，就像總是無法說服觀眾為什麼主角總是打不死的英雄電影，但未死不等於好過，他用殘廢的身體，喬裝司機，把上市公司大老闆車到「斷橋」上，同歸於盡。這種誇張和不合情理，就算在虛構的電影世界也容易讓人接受，但《竊聽》系列順水推舟，甚至推而廣之，誇張和不合情理成了系列處理結局的獨特方法。看看《竊聽3》結局，就知歹角的死法，沒有最誇只有更誇。

處決歹角狠毒

《竊聽風雲》處決歹角的手法，是狠毒的。那種狠毒，就像我們經常聽見一些人，為表明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是清白而發的毒誓：「假如有做過什麼什麼，出街立即被車撞死！」。「被車撞死」是死於非命，即橫死，橫死又令人聯想到橫屍街頭，總之一切都不是好的結果。玄學家也認為死於非命者，鬼魂特別淒厲，假如不作超渡，據說鬼魂會留在枉死地一百年不離開。所以，《竊聽風雲》用「被車撞死」來處決歹角，比用槍打死，用刀刺死，用繩勒死，用意更「明顯」。

《竊聽3》要讓歹角「亡於車輪下」，由片首開始揭開序幕。新界男丁為了賣地賺錢奪權，鬼打鬼自相殘殺。古天樂演的角色，自願當上劊子手，晚上，開車，踩油，把擁有不少地權的錢嘉樂角色，撞到扁，壓到碎。這段開場，彷彿問觀眾，「還記得《竊聽1》嗎？」，在哪裏，古天樂就是復仇的車手。而古天樂在《竊聽3》開場撞死人之後的境遇，亦彷彿延續第一集的結尾——他的一條腿，也斷了，而且鋸掉了。人生就像是一場永劫回歸。

為什麼《竊聽3》要把「被車撞死」的預言，不斷重複發生在歹角身上呢？一切是源於「憤怒」。《竊聽1》上市集團操縱股市，小投資者輸身家事小，家破人亡事大，股票大鱷仍然繼續攞正牌到處獵殺。到了《竊聽2》的「人民公敵」由股市走到地產，虛構的地主會是猶如吸血鬼組織，三集走入新界，由虛構發展到真實，直指香港獨有的丁權制度，仿真實地虛構出一班土豪。而憤怒，就是源於一群特權分子不斷巧取豪奪，賺到盡。

《竊聽3》故事特點，不再完全是「有人」受害，而是從整個香港社會角度去看，看他們如何把青山綠水的市郊，變成泥土翻飛的石屎森林。所以，《竊聽3》的視野是系列中最闊的，不再單單處理一個虛構警匪故事，而是更進一步，處理一個香港社會故事。

忠邪清楚黑白分明

不過，商業電影始終不是《城市論壇》，借題發揮之餘，亦看見不少避重就輕之處。商業片故事難以對社會議題有更深入討論，唯一可做的，是把焦點集中在人性。好的故事，像一面鏡，可以看到人性。在《竊聽》系列一直看到的，是貪婪的人性。在《竊聽3》，就更加貪到無朋友。

故事把新界土豪集團，因利益衝突而分裂成兩個，陸姓兄弟集團對付同村的村長，但在分裂之後，兄弟集團也不是同心同力，兄弟之間也各有目的。看上去，就像是黑社會同門廝殺。《無間道》三部曲之後，《竊聽》三部曲亦不脫「江湖本質」，雖然題材不同，但鬼打鬼格局不變。其中「勾義嫂」情節，一用再用，而且更是劇情的轉捩點。

《竊聽》三部曲的故事特點，是特別強調因果報應。因果報應本是電影常見的道德價值，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但近年被合拍片「拖累」，成了故事創作的掣肘，賊人最終要被警察捉到，不能有例外。但《竊聽》三部曲可能是最適合活用這個「製肘」的電影，因果報應，惡人有惡報，正好就是故事中香港人民公敵的下場。

情節發展不符情理

無論是股市大鱷、地主會，到今次的新界土豪，都無一倖免，全都要死，或是入獄。忠邪清楚，黑白分明。好處，自然是大快人心，貪婪無道的霸地集團，活該兄弟相殘、家破人亡。這對於多行不義、罔顧社會利益、犧牲市民生活的財閥，有「放長雙眼」的警惕作用。當然這亦是《竊聽》三部曲希望可以發揮的另一個社會作用。

但壞處是為了貫徹因果報應，而令故事情節發展單調，甚至是「搵戲來做」。例如結局只得內心正義的吳彥祖回到村落，一個人在耕種，重遇好女人周迅，便是貫徹了「好人有好報」的道理。但這個結局設計其實並不好看。吳彥祖無端端由西化的黑客，變成熱愛大自然的農夫，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先不提吳彥祖為什麼會有錢買起這麼大塊土地，他本身也是協助罪犯，非法竊聽的幫兇啊。周迅的好女人角色，更像是「受保護動物」，但別忘了，她丈夫錢嘉樂本來都是囤地賺到盡的土豪，為什麼她會窮得弄糞水，純得像清水？說到底，都是製作人不敢令周迅角色行差踏錯。周迅角色與黃磊角色站在同一個「安全」區域，這一點不用說明也知原因了。假如硬要撮合與霸地無關的吳彥祖和周迅，不如把結局改過自新的機會，留給未死的劉青雲，讓他耕種一下，讓路過的周迅對他改觀，不是更積極嗎？

野心視野變闊瑕疵卻更多

《竊聽3》野心和視野都比前兩集闊大，但瑕疵亦同樣更多。情節發展不符情理或令人失望之處，經常出現，而且愈接近結局，愈有落雨收柴味道。單是劉青雲在曾江死前，無端端會特意擺好暗藏鏡頭的相架，難道他能預知曾江會死和一定別有內情嗎？後來他又再叫傭人拿相架到他和黑客藏身之處，這麼輕易向葉璇家傭透露秘密之地，不是說過劉青雲做事小心，葉璇查了多年也查不到他跟誰合作嗎？同樣，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劉青雲會突然把與政府官員接洽的中間人任務，交給不是同姓的「外人」古天樂去做，令古天樂「無端端」有機會出賣他——看看手表，發現原來時間無多，情節要快點發展到結局了。

不過，《竊聽3》拿社會最關心的時事借題發揮，與香港市民同呼吸，把嚴肅的丁權、賣地題材，變成峰迴路轉緊張又幽默的竊聽片，拍出與其他港片不一樣的深度與闊度。

文 皮亞

編輯 蔡曉彤

塵翎 - 港產片裏的周迅

明報   2014年6月8日

周迅是一位很特別的演員。形象可以多變，可純可艷，但不管她演什麼，總能召喚觀眾的同情，即使演的是可恨之人也能使人看見她的可憐之處，這是演技的功力，也是天生的氣質。

看《竊聽風雲3》，看到周迅的演出，難免想到更多年前，另一部港產片《香港有個荷里活》（2002年），陳果執導，黑色幽默，地道魔幻。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在兩部香港電影之間，一個周迅，就照穿了靈魂。在《香》裏，周迅飾演來自北方的小妓女，在清拆前的大墈村對面的新式樓盤荷里活廣場，做著去美國荷里活的美夢，靠呃呃騙騙基層香港男人，賺夠旅費開始新生活。香港，濕、熱、臭、暗，眼前家園隨時崩；加州，陽光明媚，空氣清新，行路抬頭挺胸，朝氣勃勃。何用去大埔尋根，陳果早已寫下預言書。

小妓女周迅，表面純情，暗裏有機心，但她用廣東話說夢，就使人甘心上當，因憐生愛助她遠走高飛。（那時候，香港人對神州，情感大約如此複雜。後話再說。）

曾幾何時，港片裏的內地演員，不是做賊就是貪官，再不然就是妓女，男盜女娼是也。現在當然難有這樣的「政治不正確」出現，尤其電影業這種誰有錢誰話事的世界。

《竊聽風雲3》，周迅演的新界女，廣東話仍然唔正，卻是片中正面得不能更正面的人物。一句「地係用來種，唔係用來買賣」，完全可以用來替朱凱迪助選。而大陸一線男神黃磊飾演的北方富豪，也竟然比港商更有原則，最震撼一句，竟是他以為跟港女葉璇，可以做一個好人，結果事與願違……

事到如今，香港人除了繼續自相殘殺、助紂為虐外，什麼時候才能明白，問題的問題不在外面而在裏面，可憐之人也必有可恨之處呢？

張圭陽 - 中央電視台

明報   2014年6月7日

北京國家級的中央電視台近日再有新聞，財經頻道總監兼廣告部主任郭振璽被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審查，涉及貪腐問題。上月到北京講課時，與央視員工A君敘舊，A君是一名文藝中年，說話一向音量不高，用詞婉約，正直不阿，在央視工作了廿多年，仍是基層幹部。說起了央視內部的種種貪腐，額上青筋暴現，音量暴升，國罵詞彙紛紛出台，顯然是一名典型的「憤青」，因為是在公開場合，朋友們也多次勸他把音量放輕一點。

A君問我，知道央視貪腐到了哪一個地步？

央視情况，我是多少知道一點的，例如央視人員到地方採訪報道，地方政府的宣傳部門官員必然殷勤款待，免費食好住好，那是當然的，在江澤民主政年代，娛樂、唱K、嫖妓，也一律公費支付……A君說這都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我當然還知道更多的內幕，如為了多發獎金予電視台的各級領導，央視之下又有形形色色的企業單位，這些企業單位對外代表了央視簽訂廣告、合作拍攝電視劇、從事經理人合約……盈利大部分都去了企業公司，公司再發給公司董事及管理層，而這些職位，也多由央視人出任。

A君說這也是老黃曆的事了，現在省事了：「現在央視某些單位是公開販賣職位，想進央視工作，明碼實價，30萬人民幣，你看，貪腐到了這個地步。」我想起了東漢末年桓帝把封爵及官位公開販賣，有名望或有政績的可以打個折扣出售，可以分期繳付，或等該官員到任後刮了足夠的民膏民脂再一筆清償。

經濟組記者 - 「和諧」股東會

明報   2014年6月7日

TBB近日有一套新的電視劇，是講股市的，前幾天有一集講主角召開股東大會，小記不幸看到，發覺這家電視台真的如大家所批評，沒有做好資料蒐集，劇中峰迴路轉的股東會，在現實世界根本不會發生。

故事講述，主角為了籌集資金，召開股東大會提出供股集資，他的死對頭卻「踩場」，並宣稱自己是大股東，提出中止股東大會，而主角就即席與他辯論，稱自己才是大股東。

小記投身財經界幾年，採訪過大大小小的股東會，但兩個人在股東大會上爭辯誰是大股東，這情節真讓人啼笑皆非，皆因大股東之間若出現紛爭，都不會愚蠢到自行出面。當眾多小股東面前爭拗，只會影響自己的聲譽，若讓傳媒知道並報道出來，更會成為投資界笑話。

現實情中，如果大股東之間有紛爭，往往都是派「卒仔」出動，自己坐鎮後方吃花生。小記尤記得，兩年前一家天然氣公司舉行股東會，一名小股東在股東會上質問管理層，及後更亂擲杯碟，並追打一名公關，而公司管理層當然是報警求助，而不會像電視劇般，親自出面招架。

事實上，許多小股東都是抱「吃茶點、拿禮品」的心態出席股東會。小記日前才見證一名老婆婆，未等管理層講完就出來吃糕點、喝咖啡，然後更把酒店的杯碟偷偷放進自己袋裏，在一眾攝影記者面前昂然闊步離開。

聰明的公司，就像「四叔」李兆基一樣，他旗下的中華煤氣日前舉行股東會，他準備了1600份點心盒，裏面包括燕窩蛋糕和鮑魚海鮮酥，結果全數派出，小股東皆大歡喜。股票市場，從來都是這麼「和諧」。

李怡 - 曾鈺成vs余若薇是最佳普選對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7日

2017年若有普選的話，以現在香港的政治人物作選擇，由甚麼人來競選，香港市民才會不認為是篩選，才會踴躍投票，才會不認為自己是橡皮圖章呢？

筆者認為，由建制派的曾鈺成對抗民主派的余若薇，就是真普選，市民就會收貨。不管誰當選，都會帶給香港面目一新的政治景象。如果有任何中共內部決定或任何機制勸退或阻止這二人參選，那就是篩選，就不是真普選。

不錯，曾鈺成已明說他不會參選了。但回顧2012年，在唐梁的民望都因醜聞而走低，讓某些選委覺得選不下手的情形下，曾鈺成是表示過會積極考慮參選的。他最後退出的原因何在？可以想像的情況就是北京勸退。因為如果他當時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在選委會中勝出，這就打亂了中共由地下黨員梁振英過渡到普選的安排。曾鈺成至今為止堅持說不會參選特首，也是同樣原因，而不是年齡問題。如果北京叫他「去馬」，相信他是會作出承擔的。

環顧建制派中人，沒有一個有曾這樣的民望，和對於香港固有價值系統與民情的掌握。去年9月，他在與媒體茶敍談論政改時表示，政改在於中央一念之間，若北京能將篩走不喜歡人選的「心魔」移開，不任意排除某些人參選，則普選便「海闊天空」，根本不用堅持是否有公民提名。這說法後來受到左報不點名批評，而他也回應說會「認真聆聽、虛心接受、深切反省」，並解釋「心魔」並非貶義，只是一個念頭，看法或信念。但「心魔」一說確實非常精準地說明當前落實普選的主要障礙。

5月初，曾鈺成在港台英語清談節目《對談》中說，他曾私下對朋友說，若讓台灣和西藏都能獨立，看來是對香港較好，減少很多麻煩事和磨擦。回想他在2000年，曾在立法會提出過一個「反對台灣獨立」的議案。現在他的想法應該有很大改變。台獨、藏獨為甚麼對香港較好呢？因為若中共接受一些地區獨立，那就表示放鬆了大一統的心結，因而對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就覺得不干預比干預更明智了。從香港本身來看，有了台獨藏獨，香港人也較易擺脫依附強權的意識。

上周在立會表決財政預算案時，曾鈺成突然問：「各位有冇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即係對拉布議員產生好感？」其後林鄭月娥回應說：「特區政府的官員肯定、肯定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哋對於少數的議員採取呢啲拉布的行動，係深惡痛絕。」不過，後來曾鈺成卻在電台節目中說，他自己就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因為看到拉布的議員有專業精神，雖然明知達不到目的，發言都作好資料搜集和準備，不是站起來就亂講；梁國雄每次表決時都沒有離開會議廳，感覺他們處事認真。

這說明，曾鈺成尊重議會，也尊重每一個認真議政的議員，不會因為政見不同就對他們的發言權利「深惡痛絕」。香港是需要尊重體制的人去領導，而不是對不同意見「深惡痛絕」的人領導。

民主派當中，最有民望並可以得到各方面接受的人物是余若薇。她也是與建制派對決最有勝算的一人。至今沒有表示參選特首意願，其原因絕非家庭理由個人理由，而是中共所設的提名機制一定不會讓她參選。如果沒有機會被提名，她就不想去蹚這個渾水了。由此來看曾鈺成的「心魔」論，即「若北京能將篩走不喜歡人選的『心魔』移開，不任意排除某些人參選，則普選便『海闊天空』」，講的應該就是余若薇，甚或他自己。

至於中共對香港普選這場戲的構想，今年1月港共元老吳康民已經撰文透露了，就是「三位女性齊競逐普選氣氛增溫柔」，三女性是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和民主派的劉慧卿。雖然建制派有兩人分薄票源，但應該還是很篤定可以由建制派當選的吧。不過這樣就擺明是經篩選讓市民當橡皮圖章的假戲了。在中共眼中，香港的民主派與大陸的民主黨派也就沒有太大分別。

公民提名，以及改革提名委員會使之具有真正民意代表性，這是從制度上去解決真普選的問題，當然直指問題的根本。但倘若不耐煩聽複雜的論述，那麼最簡單的論述就是：如果有任何中共內部決定篩走最有民望的建制派人士，或有公開機制篩走最有民望的民主派人士，那就是篩選，就不是真普選。毋須找國際專家去定義了。

董啟章 - 東京小屋：公史與私史的欺瞞與真相──《小房子》如何反戰？

世紀版   2014年6月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董啟章，昨天撰文比較日本小說《小房子》與改編電影的細節。今天，董啟章分析原著小說中的反戰意識，並看看它以什麼方式呈現。

我在前文〈女僕的僭越與國家主義的敗亡〉中，談過中島京子的小說《小房子》和它的改編電影《東京小屋》的差別，並藉此探討了原著小說的用心。本文嘗試集中於小說的核心主題「欺瞞」和「秘密」，玩味個人歷史書寫(自傳)的問題及其時代意義。小說從兩個層次處理了「欺瞞」和「秘密」的主題：一方面是在故事的層面，描述了年輕女僕多喜如何自作主張收起了主人時子給外遇戀人板倉的書信，令二人無法會面，藉以挽救夫人的名聲。

多喜六十多年來一直把信件藏着，直至死後以遺物的方式被外甥的兒子健史發現；另一方面，在小說敘述的層面，作者也藉着多喜的自傳書寫欺騙了讀者，隱藏了多喜沒有送信的事實，令讀者相信多喜的記述，以為板倉依約來到紅頂小屋，在出征前和夫人正式道別，共同度過了一段最後的、無憾的時光。事實上，這個情節是老年多喜杜撰出來的。小說在最後的場面中，通過老年的平井恭一(當年的家中少爺)授命健史把那封信打開並讀出內容，揭示出當年的事情的真相。這除了是多喜一生的秘密，也是作者所刻意經營的、暫時欺瞞讀者的「詭計」。

以大眾小說的方式去回應

《小房子》很明顯是一個愛情故事，而電影改編版亦着力於當中的兩段感情描寫。當中除了時子夫人對丈夫下屬板倉的愛情，還有多喜對夫人的單純的主僕之情，甚至是同性之愛(小說在這方面更為明顯)。而無論是板倉還是多喜，都對在戰爭後期空襲中身亡的時子念念不忘，終生不渝。無怪乎影評人亦用一個「情」字來概括全劇的要旨。這樣看當然沒有錯。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一個愛情故事置放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背景之下？如果單單是一個賣點、一個戲劇性的考慮、一個趣味性的設計，這不但意義淺薄，甚至可以說是倒行逆施，把沉痛的歷史和殘酷的政治化為充滿時代色彩的布景板，變相為軍國主義轉移視線。小說和電影當然不至於止。大家都可以看到，作者和導演如何通過主角們的經歷，呈現一個扭曲的時代對個人情感的壓抑，以及通過多喜的憶述和健史的質疑，反思歷史的真相及其再現的問題。簡單地說，大家都會認同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也秉持反戰的立場。

生於六十年代的中島京子，看來不太像是那種活躍於政治抗爭的小說家。她曾經於時尚雜誌工作，對世俗的民風物貌有敏銳的觸覺。後來成為專業小說家，寫作路線屬流行文學，作品既簡潔易讀，但又有精妙的構思和深刻的主題。二○一○年獲得直木獎的《小房子》，是她的「女僕系列」的最後一部，當中可見其「以小見大」的用心。對於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中島京子作過非常深入的研究，除了造就了她對那個時代鉅細無遺的寫實重現，也形成了她對歷史和國家主義的批判性觀點。中島京子不是大江健三郎那類政治活躍型作家，但這並不代表她不以自己的方式關心時局，並且以大眾小說的方式去回應。

要了解《小房子》的歷史觀，我們可以分別察看當中的公共層面和私人層面，然後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所謂公共層面的歷史，就是我上面提及的，在小說中涉及狹義的歷史方面的處理。多喜雖然親身經歷了戰前和戰時的日本，但她的認知具有先天的局限。她是個來自茨城鄉下的純樸姑娘，只有小學程度的學歷，在東京生活期間，對世界的大小事情的判斷都只能跟從男女主人的觀點。在這樣的條件下，她本人是不容易對當前的局勢有所覺悟的，而受制於這個局限，她到老年似乎也沒有培養出批判性的歷史意識。不過，她也從來沒有盲目支持軍國主義，但這只是出於她對公共世界的無知，和對私人(情感)世界的全盤交付。所以，嚴格來說，她沒有反戰意識。相對於多喜，她的外甥的兒子健史則代表新生代的理性和批判的聲音。他多番質疑姨婆的敘述美化了戰前的日本社會，又明確地對戰爭的不義表示反感。健史為多喜「無知」的觀點提供了「知」的對照，揭露了多喜的戰前美好東京生活的欺瞞性。當然，並不是多喜有意欺瞞，而是那個時代的日本人都一致地被欺瞞或者互相欺瞞。所以已成八十歲老人的平井恭一才在小說的結尾說：「那個時代，誰都難免做出違心的選擇。」

自傳與歷史

關於公共層面的歷史，小說的立場顯而易見。問題是，這跟當中的那個愛情故事有何關係？那純粹是個人被集體壓迫，情感被國家主義扼殺，這樣的一種單向的關係嗎？我認為，老年多喜之開始着手寫作自傳，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義。如果沒有「寫自傳」這個元素，單純是故事的敘述，小說的歷史觀就相當簡陋，而意義的層次也就會非常薄弱。自傳就是個人的歷史，私的歷史，和公的歷史看似相反，其實是互相映照。我們當然絕不可能說，多喜的私史是軍國主義的公史的微型版。表面上看，兩者毫無相似之處。身為女僕，多喜一直處於被支配的位置，和軍國主義的支配者成反向對立。不過，正正就是這種位置的反向對立，令私史對公史產生揭示性的力量。正如我在前文所說，多喜對主人時子夫人的愛戀，同時打破了異性戀和主僕從屬關係兩種規範，也間接是對軍國主義的絕對權力的反抗。當然，多喜對此並無意識，全不自覺，但這並不減損她的選擇的深層意義。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多喜的私人史的寫作模式。多喜被健史質疑「美化歷史」的部分，反而不那麼重要，因為她並沒有刻意美化，反而是忠於自己當時有限的視野，把她所耳聞目睹的民間生活情况如實寫出。這方面她可能受到國家政權的欺瞞，但她的寫作原意是忠實的。可是，到了她的自傳的結尾，她卻刻意地說了謊，進行了欺瞞。她隱藏了自己沒有替夫人送信的事實，還相反地杜撰出板倉依約來小屋會見夫人的情節，為兩人虛構出一個「美滿」的結局(縱使此後永別，但總算確認了彼此的愛)。奇怪的是，她隨後又把那封收藏了六十多年的信作為遺物留給健史，通過健史的追查和核證，終於揭開了她隱藏一生的秘密的真相，並對那刻意錯寫的個人歷史進行修正。

如何回應軍國主義

多喜的私史的模式可以如此總結：前代人(多喜)意圖忠實記述歷史，但對於自己因罪惡感而無法面對的部分，卻加以虛構和竄改，然後把證據留給後人(健史)，讓後人代為揭露真相，重新修正歷史。這和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及其延續勢力處理公史的模式構成對比：前代人建立進行侵略和壓迫的國家，系統化地欺瞞人民，完全失去判別罪惡和自我面對的能力，而後人則試圖毁滅證據和篡改歷史，以掩飾前人所犯下的罪行，最終離真相愈來愈遠。兩個模式呈現反向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私史中的修改或欺瞞是出於想像的補償(無論當年的過錯是出於對夫人的維護，還是對夫人婚外情的妒忌)，當中的責任承擔(終生的悔意)和自我犧牲是真實明確的。相反，公史中的欺瞞和篡改建基於對他人的宰制和侵害，也同時是不負責任的(毫無悔意、拒絕道歉和反省)。於是，私史中呈現出大公的情操(面對真相)，而公史中則暴露出自利的私心(逃避真相)。

當然，所謂的公史和私史不能在全部意義上也等量齊觀。例如在私史中，個人最隱密的情感無法理出終極的真相，而必須被接受為沒法解開的謎。相反，在公史中真相的追尋不容妥協，也不能藉由模稜和曖昧加以開脫。而確認公史與私史的差別，本身就是對個人情感的尊重和保護，否則一切又會回到公共對私人的壓制。

中島京子在《小房子》中利用多喜的私史對軍國主義的公史作出反向的和間接的批判，這也是她以小說的形式對世界作出回應的方法。要知道回應(response)本身，就是負上責任(responsibility)的意思。而她更提出，如果前人沒法面對真相和承擔責任，我們作為後人的，就要繼續那樣的工作，就算我們要面對的，是更多的錯誤和迷惘。

文．董啟章 編輯：袁兆昌

董啟章 - 東京小屋：女僕的僭越與國家主義的敗亡

世紀版   2014年6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山田洋次《東京小屋》在早前揚威柏林影展，黑木華(演家庭女僕)獲得最佳女主角獎。今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著名香港作家董啟章，數年前在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認識電影原著小說作家中島京子，早已讀過小說；看到電影的改動，有話想說。今明兩天，董啟章以文學分析的撰文細說電影與小說兩個文本的差異與效果。

香港讀者認識小說家中島京子的《小房子》，很可能是由於日本著名導演山田洋次的電影《東京小屋》，又因為當中飾演女僕的年輕演員黑木華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獎，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小說的書名源自美國插畫家維吉尼亞．李．伯頓的繪本The Little House (1942)，所以直譯《小房子》最為恰當。小說於二○一○年出版，並獲得第一百四十三屆直木獎。翌年於中國內地首先出了簡體版中譯本，名為《小小的家》，繁體版最近才在台灣推出，名為《東京小屋的回憶》，頗為平板累贅。對於電影改編《東京小屋》，影評一致讚賞導演的功力和演員的表現，並且普遍認為十分忠於原著。我同意在大取向方面－－諸如反戰和反思集體主義對個人的壓制、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違心」之行，以至於堅守「情」作為生存的終極價值－－電影和小說可以說是一致的。而在故事、人物、場景和對話方面，電影也很大程度遵從原著。不過，正因為如此，兩者有分別的地方便更為明顯。

小說以外的電影情節

最大的差異，在於時子夫人和丈夫的下屬板倉正治的感情關係的描寫。有影評人認為，電影對二人戀情的呈現有一種東洋含蓄之美，但與小說相比，電影其實還是太外露了。時子在板倉第一次到訪，看見對方第一眼，就已經忍不住在女僕面前大為讚歎，完全失去自控。這在小說裏是沒有的。事實上他們第一次見面在社長位於鎌倉的別墅，而作者只是淡然交代，板倉跟時子的兒子逗樂時，時子不時往那邊望去，似是怪責他們過於吵嚷。對於兩人暗中發展出情愫，小說極盡克制之能事。又因為多喜的敘事觀點的限制，最為露骨的時子到訪板倉住處的場面，都沒有任何描寫。而電影中時子在房東懷疑的目光中爬上板倉居處的樓梯，板倉還煞有介事地向樓下表示不必送茶，那種滑稽而明目張膽的情景，就原作者的標準來說肯定是過火了。事實上，在小說中，時子夫人的聲譽受損的程度非常有限，還遠遠未至於被家族長輩召見並訓示。這更顯見在那樣的社會中，就算事情還未真的外揚，內心的壓抑其實已經非常巨大。電影中的時子夫人比較急色，她的婚外情比較像是個人的因素所致，而小說中的她則更明顯是「大和撫子」的標準底下的犧牲品。

原著的女僕形象

原著中女僕多喜的前主人，小說家小中先生向她講了一個女僕的故事，非常精彩地總結了女僕這種身分的本質：主人的朋友和主人是學術上的競爭者，假如一天這位朋友在主人家裏遺下重要的學術論文手稿，女僕發現後應該如何處置？在不知情下不小心把重要手稿燒掉的，是愚蠢的女僕；在主人吩咐下燒掉手稿的，是平庸的女僕；而最聰明的女僕，是不用主人吩咐而能主動猜測主人的心意，代主人做出他不敢或不便做的事情，然後自己承擔全部責任。這個故事直接促成了多喜後來私自把時子給板倉的信收藏起來，令兩人沒法見最後一面。但多喜的做法和那個故事中的女僕不同。小中口中的女僕展現的除了是聰明，也是一種超級的奴性－－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而不擇手段。相反，多喜所做的其實是違背她的夫人的意願的事，而她竟敢更進一步，自作主張，作出什麼才是對主人有好處的決定。這很明顯是僭越，而在這僭越中，她徹底地顛覆了主僕的不平等關係。她為主人作主，但又為這樣的僭越付出代價－－主人的離棄以及一生的自責和內疚。故事中的女僕的行為其實是愚忠，而多喜的行為則是自我犧牲－－她替夫人承擔了跟愛人斬斷關係的痛苦。這犧牲暗示了多喜和時子之間再不是僕人和主人的關係，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關係。電影刪去了那個充滿暗示性和對照性的故事，代之以一個女僕為男主人掩飾婚外情的故事，雖然更為貼題，但卻也遠為粗淺和乏味了。

小說引述《黑薔薇》

由這個關鍵的決定，引向多喜對時子的真正感情的問題。電影在這方面又再一次降低了調子。原著中時子的好友睦子有更重要的角色，在電影中她卻只是出場一次。在那個場面中，多喜忍不住向睦子講出夫人可能有外遇的秘密，而男性化打扮的睦子卻曖昧地向多喜表示理解和同情。但電影的處理只止於睦子個人的性取向和她對時子的可能的戀慕，小說卻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大膽。在小說中睦子還引述了吉屋信子《黑薔薇》裏的一段話，也就是女人在男女之愛之外，第二條道路是同性之愛，而第三條道路是維持獨身，在工作中尋求人生價值。這段引述在電影中略去，而同性愛的暗示也因此而被削弱。同性愛所指向的不只是睦子，還有多喜。多喜對時子的感情，不只是主僕之情，而多喜之所以收起時子給板倉的信，除了為了保護夫人的清譽，其實也包含她對夫人強烈的愛意和妒忌。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在電影中也被改掉了。在原著多喜的自傳敘述中，她並沒有寫出自己沒有替夫人送信。相反，她寫第二天板倉依約來到紅頂小屋，和夫人度過了一個下午。小說讀者讀到這裏，很自然地信以為真，以為二人如願以償，在板倉出征之前好好道別。這樣的設計令小說結局章的懸念增強，而最後健史(多喜外甥的兒子)讀出多喜收藏的信件才赫然發現，姨婆當年原來沒有送信，而之前讀到的那段戀情的完結是假的。結局章的力量完全建基於這個謊話，以及謊話的揭穿。可是，電影來到送信那一幕，就無法不立即道出事實，往後健史再揭開的，其實早就不是秘密了。通過虛構來修改歷史這一主題，因此而付諸闕如了。

把戰前日本美化？

小說的結局章(也即是多喜死後健史追尋往事真相的部分)筆鋒突轉，懸念十足，非常精彩，相反電影卻在這裏陷入拖泥帶水，滲雜着過多的說教和流淚。小說中的健史的角色比較疏離，對姨婆多喜雖有關心，但說不上熱情。兩人之間有較大的隔膜和代溝，難以互相理解。在理性上，他對多喜的歷史敘述多番作出質疑，說她把戰前日本美化，無視於軍國主義的陰暗面，但他自己其實也不具備深入了解長輩的情感世界的條件。在後來的追查中，小說的健史的態度也比較克制，雖然表現出好奇和關注，但遠遠未及電影中的他對前人感同身受，同悲同哭的程度。那種隔代的情感互通，無疑是前輩導演山田洋次的美好願望，但對中生代作家中島京子來說，顯然不能不投以懷疑的眼光，或至少是持保留的態度。

事實上，小說對整個結局章的處理，呈現出強烈的距離感，甚至帶點冷峻的幽默。首先，就從戰場倖存歸來的板倉的設計來說，小說中他以Shoji Itakura的名稱成為了一位頗具名氣的漫畫家，而且走的是邪典的風格，作品充滿黑色幽默甚至是殘酷的色彩。這絕對不是電影中的他所成為的畫風溫馨的油畫家。在小說中漫畫家Shoji Itakura死後，人們按照他遺稿中發現的草圖，重建出一座西洋風格紅頂小屋，作為他的紀念館館址。那就是在戰爭後期東京空襲中燒毁的平井家的房子。伴隨建築草圖被發現的，還有一份五十年代初的手稿，裏面以連環畫的形式繪畫了一間小屋中的生活情景，而小屋裏的人物只有兩個女性和一個小孩。兩個女性關係不明，既似姐妹又似朋友，在最後一幅畫中手拖着手，還狀似一對戀人！這就是主僕關係的終極超越，通過旁觀者板倉的眼光呈現出來。在漫畫家Shoji Itakura的這部從未發表的作品中，世界之冷酷和個人情感之溫暖，對比躍然紙上。這也是作者對國家主義及其歷史的另一巧妙而有力的批判。很可惜，這一層在電影中也不留痕迹。缺少了諷刺性的距離感，電影結尾流於通俗的溫情，情意雖真，力量卻反而薄弱了。

上面的比較所呈現的，與其說是優劣的對比，不如說是取向和觀點的差異。縱使電影本身也相當優秀，而山田洋次的人文關懷也非常值得敬佩，我還是覺得不能因此而忽視和埋沒原著作者的獨特用心。是以為文在這裏加以點出，供讀者和觀眾參考。

文．董啟章  編輯 袁兆昌

沈舟 - 坦克隱去 獨裁依舊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4日

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技術偵察處人員奉命對六四學運人士、作家江棋生進行晝夜跟蹤。有一次在公交車上，江棋生終於忍不住了，當着諸多乘客的面，怒斥跟蹤他的便衣人員：「六四開槍殺了人，你們上頭心裏一直有鬼，每到六四就緊張得不行。回去告訴你們上司，解決的辦法是對六四鎮壓認錯認罪，而不是死扛死頂」。面對如此突發事件，那位便衣漲紅了臉，脫口甩出一句狠話：「我說不過你，但我能整你一個『尋釁滋事』，你信不信？」

由不得你信還是不信，「尋釁滋事」的法律大棒如今已在全國遍地揮舞。隨着六四25周年日期的臨近，除了早前在私人住宅開會的律師浦志強，學者徐友漁等五人被逮捕以外，另據外媒截至6月1日的報道，又有一大批異議者陸續被刑拘、失蹤或遭嚴控，包括河南于世文、陳衛、律師常伯陽等九人；廣東王愛忠，王清營，袁新亭，律師唐荊陵；遼寧姜力鈞，寧先華，孫海洋；北京鮑彤，徐光，陳兆志，李學惠；重慶劉偉；四川胡明君、歐陽懿等六人，作家張起；深圳張坤樂；湖南羅茜；湖北秦永敏和趙素利夫婦等。

二十五年過去了，一黨專制的淫威不減，不同的是，坦克隱去，「法律」登場：通過「尋釁滋事」等罪的污名化，將良心犯貶低為等同流氓的刑事犯。昔日鋼鐵的坦克只能在廣場上逞威，而今「法律的坦克」卻可以肆意開進任何一個被當局認定為滋事者的家中，去輾壓人心，摧毀異議。六四事件並沒有結束，血腥的天安門廣場在擴大：整個中國變成了思想的屠場。

當年那位跟蹤江棋生的公安便衣的狠話，道出了中共政權的窘困和霸道。窘困的是：在價值道義上，「我說不過你」；霸道的是，即便如此，我還是能「整」出一個法律來懲罰你們。一個沒有「說法」的政權，一個缺乏價值正當性解釋的法律，將如何去整合人心和管制社會？並說服世界？

《請用文明說服我》，這是2006年龍應台寫給當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一封公開信的題目。信中提到了龍應台對價值正當性的看法：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等等。龍應台直言不諱地說，現時中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它把獨立的知識分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分子當家仆使用；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

唯唯諾諾的胡錦濤沒有回答龍應台，而自視不凡的習近平試圖去回答「文明」價值觀這個挑戰性的質問。今年3月27日，習近平在巴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主題是「秉承包容精神，就沒有文明衝突」。他說：「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鑑不應該以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為前提；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鑑的最大障礙」。

這是習近平對自己「文明包容觀」的正面闡述，而2009年，他作為國家副主席訪問墨西哥時，對上述觀點還作過一次負面的表達：「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說三道四。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甚麽可說的」。由此可見，習所說的「包容」，重點不在中國將如何包容世界不同文明，而是希望世界包容中國。

被中共「代表」的「中國文明」應該得到世界的包容嗎？重慶青年劉偉在天安門拍了一張全身照，並加上「北京歡迎你」的字樣傳到網上，竟然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予以刑拘。如此恐懼心態，如此粗暴行為，體現了何種「政治文明」？文明的包容不僅是不同政治共同體的交流互鑑，更是共同體內部多元思想的求同存異。一個對自己公民基本權利充滿「傲慢與偏見」，在多元世界中堅持一元政治（獨裁）領導的政權，就是中國求得世界包容的「最大障礙」。

六四事件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一塊短板，其中蘊含着的民主自由思想，決定了合法性這個「水桶」的實際盛水量：即使其他木板再長，例如宣揚「中國夢」的民族主義，鼓吹GDP至上的發展主義，如果短缺了民主自由，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水位」將永遠得不到提升，任何傲慢的法律，都無法維持和挽救一個合法性流失直至乾涸的政權存在。

沈舟
獨立評論員 

李怡 - 從佔領天安門到佔領中環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4日

25年前的六四鎮壓，源自北京學生的佔領天安門運動。今天，香港延續過去對六四的記念，不管以前對六四作怎樣的呼籲，現在我們面臨的是類似89年北京民運的公民抗命運動，也就是佔領中環的動員。如果我們不是一味空喊口號，那麼，香港人今天要做的，就是對89公民抗命的繼承。

89民運是否公民抗命運動呢？按照美國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1921-2002）的定義，公民抗命主要是一種針對不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以直接違反法律，來引起社會注意政府的不公義。在中共國的「黨大於法」的專權管制下，無所謂法不法，但佔領天安門則肯定違背中共的黨法家規，而它的道德的、非暴力的、願承擔後果的正義理念，也完全有資格稱之為公民抗命。89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反腐敗、反官倒，藉胡耀邦之死宣發對中共政權的不滿。佔領天安門並沒有造成商業、金融業停擺，或有多大的經濟損失。中共最不能忍受的，是佔領天安門引起國內外關注，讓中共統治者丟臉。這是鎮壓的主要原因。

香港面臨的佔領中環運動，是基於香港近年政經社形勢的惡劣。89民運時反對的中共腐敗和專權，不但在大陸變本加厲，而且延展到香港來了。2017年普選特首的承諾，從去年喬曉陽在深圳提出的「三個堅定不移」，已擺明要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選舉，即經過提名委員會的篩選，使香港選民成為所謂「普選」的橡皮圖章。佔中正是在中共表達要實行假普選之後，由香港學者提出並獲廣泛響應的。香港人不是儍瓜，中共的本質與把戲這些年一再暴露，市民對中共國的信任度已近谷底。儘管有政治人物還抱着與中共妥協的希望，但中共的「三個堅定不移」一再由各級官員和所謂大陸學者予以重複，使香港一些人提出的溫和方案，被中共接受的可能性顯得極低，而「公民提名」這個最能體現香港人普選政治權利的方案則獲最廣泛的支持。

佔中是公民抗命運動。行騙長官和中共應聲蟲儘管對佔中有種種誣衊，但了解公民抗命定義、了解三年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人，都知道即使社會要對佔中付些代價，這也是追求公義的社會應該付出的。2011年9月17日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沒有影響紐約的金融活動？有沒有企業要向發起運動的組織Adbusters民事索償？沒有聽說過。我們只知道在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當天，紐約市長彭博發表聲明，表示「民眾有抗議的權利，如果他們想要抗議，我們將樂於確保他們有舉行活動的地點」。香港不是老說要追求國際準則嗎？這就是國際準則。而中共及其應聲蟲的準則只是專權統治者的準則。他們誣衊佔中不是因為佔中會帶來甚麼經濟損失，而是佔中會使中共面目無光，佔中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中共國對香港承諾的高度自治的虛偽，和搞一個假普選的荒謬。

因此，如果你不接受把你當作橡皮圖章，不願中國特色的「普選」等同要你永遠放棄你的政治權利，那麼你在香港面臨的公民抗命中就沒有選擇餘地，你必須在6.22作電子公投或到投票站公投。佔中三子所要求的十萬人投票的門檻定得太低。筆者不想設定目標，但希望市民給予立法會議員「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足夠的授權。絕對不可以讓佔中三子因失敗而退出運動。而接下來的佔中公民抗命運動也一定要進行。這是延續天安門抗爭的必要的行動，不是徒托空言的口號，而是要保住香港使記念六四的活動延續並可以在香港遍地開花。

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非暴力抗爭是被鎮壓下去了，但這不代表公民抗命的虛弱。如甘地所說，非暴力代表的是強大，而暴力在本質上才是虛弱的表現。心理虛弱、缺乏正義的人或政權，才具有恐懼感，才會採用暴力去對待正義抗爭。相反，只有正義在身，視死如歸的人，才敢於運用非暴力的方法，去戰勝邪惡。公民抗命的力量「對於一切暴力、專制、非正義來說，就像是光明對待黑暗一樣。」

六四，你站在哪一邊？光明與黑暗，你站在哪一邊？ 

蔡子強 - 守護記憶 為免靈魂灰飛煙滅

2014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前些時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丁美洲魔幻小說大師馬奎斯逝世。

維護真相的孤獨吶喊

記得30年前，當我還在念大學時，也曾讀過其經典巨著《百年孤寂》。小說的詳細內容大都忘掉，唯獨仍有印象的，是以下一個情節：

故事說到主角家族的一位後人，曾親眼目睹一場示威遭血腥鎮壓，後來更演變成一場大屠殺，死亡數以千計。他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從此之後，他立誓要為此作見證，把鎮壓的殘暴真相公之於天下，為此四處奔走控訴，可惜的是，沒有太多人理會，因為政府和軍方的毁屍滅迹工作做得太好，迅速而徹底，歷史課本也無記載，令所有人都不相信這是事實，只剩他一人在孤獨吶喊。

到今天依然記得，是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明白到，歷史可以是由當權者所建構的，他們想消滅抵抗，就會先消滅記憶。

有人認為這是魔幻小說裏的天方夜譚，但馬奎斯卻說自己寫的都是拉丁美洲的百年悲情和苦難，而我卻想說，這又豈止拉丁美洲？

要想消滅抵抗，就先消滅記憶

若干年後，我又讀上另一部小說，那是在共產政權年代便流亡法國的捷克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笑忘書》。

這部小說開宗明義以「笑」與「忘」作為主題，書中第六部〈天使〉，更集中談記憶與遺忘的問題。

當中有一段說到，捷克新的共產政權上台，要消滅這個國家的記憶，首先做的，便是放逐當地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等。被政權所放逐，雙目失明的歷史學家赫布（Hubl），悲慟的說：「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記憶，毁滅它的書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新寫書，重新製造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這個民族便會開始忘掉它的過去和現在，那麼外面的世界要把它遺忘就更快不過了。」

當獨裁者在台上高喊「孩子，你們就是國家的未來」的時候，其實他真正的意思，並不是真的要把社稷交託給他們，而只不過是，他會將人民和民智逐步逐步推向幼年化發展。孩子的最大特徵，就是他們並沒有太多的記憶。

因此，米蘭昆德拉在這本小說中，透過異見人士麥瑞克（Mirek）的口，道出一句擲地有聲的不朽名句：「人與強權的抗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遺忘，讓人活得像微風般輕盈

《笑忘書》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美麗的塔美娜（Tamina），一直思念她那被共產政權迫害而流亡國外，最後客死異鄉的丈夫，她當初竭力想抗拒遺忘，希望留住對亡夫的寶貴回憶，但丈夫的形象卻在她腦海裏日趨模糊，這讓她感到絕望和痛苦。她不斷想找回一疊信件和日記，一疊記錄了夫婦兩人往事，載滿了兩人回憶的信件和日記，並期望從中梳理出自己對丈夫的記憶，但卻功敗垂成。

直到一天，一個年輕男人走來找她，並說，如果她真的想遠離一切痛苦，訣竅便是把記憶放下，並請她跟隨自己到另一處地方：「那裏沒有悔恨，一切都沒有重量，像微風一樣輕盈。」結果，塔美娜選擇了跟隨這名男人走了。

她來到一個小島，在這個小島上只有孩子（沒有記憶的人？），她感到：「在這一刻，她的丈夫既不在記憶裏，也不在思念中存在，因此，她既不感到壓抑，也不感到悔恨。」從此，她更與孩子，陷入激烈的性愛活動當中，「她重新閉上眼睛，體會着肉體的快樂。有生以來，她這是第一次在靈魂遠去的時候，享受肉體的快感。她的靈魂既沒有想像什麼，也沒有記憶什麼，早已悄悄地地離開了那間屋子」。

遺忘，也讓人失去了力量

但隨着時間的過去，重複使一切歡樂和快感都失去了光采，亦沒有幫助她抓住靈魂。最後，她決定游水離開這個小島。但當她跳進水裏後，才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拚命划水，她都已經無法離開這個小島了，最終更只能往下沉，並無聲無息的在水中湮沒。

於是，我看到原本如斯美麗的一位佳人，就在這樣的一個遺忘之島上，在縱慾的麻醉中，慢慢凋零，到一天驀然覺醒，想擺脫這種狀態，卻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失去了力量，只能往下沉淪，無聲無息的湮沒。

回憶，帶來撕心裂肺的痛楚

近日，在有線電視的新聞報道中，看到他們訪問張先玲，她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戒嚴部隊槍殺、手無寸鐵的19歲學生王楠之母親。

這位白髮蒼蒼的「天安門母親」，在鏡頭前，也整理着一大疊的信件和稿件，她說這是兒子死後，其同學和朋友寫下，對他的悼念和追憶。每次當她翻閱這疊信件和稿件時，她都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但也從中，她得悉兒子不為她所知的一面，從而梳理對兒子的記憶。

本來在這個經濟騰飛，「大國崛起」，物質氾濫，舉國一片歌舞昇平的年代，只要張先玲和其他的「天安門母親」，願意遺忘，願意放下記憶，她們就可以與其他沒有記憶的人一樣，一起沉醉在一場物慾的狂歡當中。如果沒有了記憶，也許她們真的能夠活得像微風一樣輕盈。

但這些「天安門母親」最後卻沒有揀上如塔美娜所揀的路，她們選擇了守護記憶。

不覺氣餒，因為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

在當年高壓的恐怖氣氛當中，她們仍然努力四出搜尋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經歷，整理成書，為的是她們要為六四守護記憶。在尋訪過程中，張先玲說她們頂風冒雨走過多少大街小巷，就是酷暑嚴寒，就是吃閉門羹，就是甚至被人推出門外，也不能擋住她們的腳步。過程中，她不覺得屈辱，也不覺得氣餒，因為，她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有的是作為一個母親和公民的責任。

她說，這麼多年來，通過與其他母親一起抗爭的經歷，她的心靈在痛苦中煎熬，但意志卻在錘煉中堅強，思想也在打壓中成熟，她和其他人一起在抗爭中成長。她們已經艱難的走過了這麼多年，前面的路也許很長，也許更坎坷，也許看不到正義的陽光，但仍然會無怨無悔地走下去。

從中，我們看到一群美麗的母親，那是曠日持久的堅持，讓她們變得愈來愈美麗；那是她們的拒絕遺忘，守護記憶，鑄造出母愛的偉大和不朽，鑄造出正義和良知。

回憶定義了自己

以研究記憶與政治出名的旅美德國學者Andreas Huyssen，曾經在《Twilight Memories》一書中寫過：

「追憶塑造我們與過去的關連，而我們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自己。作為個人與社會，我們都需要藉着過去來建構和定位今天自己的身分，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

另一位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則在《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一書中說：

「否認過去，表面上是樂觀和向前看，但仔細一想，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一種無法面對未來之絕望和可悲。」

神州大地上獨一無二的香港

今天是六四25周年，25年來，同樣是無怨無悔的支聯會和其義工、仍然沒忘初衷的媒體和記者，以及維園晚會上的點點燭光，一直拒絕遺忘，守護記憶。我們應該多謝他們，就是他們25年來漫長的堅持，讓香港沒有變成一個遺忘之島，從中也鑄造了在神州大地上，一個獨一無二的香港。

後記：他們也在守護記憶

1989年那一年，我剛進入中大研究院，在那春夏之交，我沒有隨同我的那些中大同窗前赴北京，為的是答應過老師，在本科畢業離開學運的崗位後，是時候修心養性，好好讀一下書了，結果北京那一邊事態的發展，卻急轉直下，譜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不能置身其中，不能說不是自己的一個遺憾。

25年過去，那些昔日的同窗，今天他們有些已為人師，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是管理階層，有些更成了媒體高層，但他們仍然沒忘初衷，還把當年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記錄成《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 ……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一書，由中大學生會出版，為守護六四記憶，盡一點綿力。

（#本文的稿費將捐贈給天安門母親和支聯會，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廖偉棠 - 故事新編四首：六四二十五年祭

世紀．詩言志  明報   2014年6月4日

【螳臂】

平坦的路往往艱難

十年前我從蘇州街

去車公莊冲洗膠卷

至今尚未到達

北京雨了雪雪了雨

敝國被冲洗成了貴國

蘇州街被冲洗成了

烏蘭巴托

我去冲洗一筒幻燈片

在西直門換車

被鬼魂的激流冲成黑白

我一手拎一袋風暴

【通緝令】

如此蟬鳴，烈日

想我北京的姊妹兄弟

冰啤、劣煙、鼓樓的夜色

天塌下來了，你還在戀愛、寫詩

………………………………

荷花離禁城只有一箭之遙

外省的少年還在慢車上

反芻他的昨日之怒

鐵矛離藕身只有一步之遙

………………………………

如此魂鈴，熱血

想我清白的姊妹兄弟

剔骨削肉，在長安街上幻見後海如月

………………………………

天塌下來了，你還在戀愛、寫詩

整整一個夏天只穿泳衣

在宿舍裏與死去的同學下棋

【女神】

熱到極致的時候，

我的靈魂像果仁一樣跳出來

衝我抱拳辭別，

一個悼念的季節開始了，

他和他的愛人穿著昨日的彩衣

遊蕩在彩色的墳墓之間。

………………………………

但是我的靈魂還不夠新

不足以愛許多人，

他像一支火柴欻然燒光自己

為了用剩下的黑炭

寫一封最短的訣別信

給她懷抱裏的我：熱中之熱。

………………………………

他說是一個告別的季節開始了

自她舉起自己在四萬萬

生者與一個死去的肖像之間，

粉碎的火焰鑽進了漢白玉

這大地棺槨

裹不去未生的女神。

………………………………

唯舊報紙裹走這些腳印

為未來送上火引：

她僅僅是點着了煤氣爐

燒一壺白開水，

在每年最冷的六月之夜提着

在熄燈了的刑場尋人。

【辯證法】

今天是立夏

其他三百六十四天

我們如嚴冬臥蛇。

………………………………

今天是端午

其他三百六十四天

我們在岸上剝鱗自照。

………………………………

今天是國際不打小孩日

其他三百六十四天

小孩仇深似海。

………………………………

今天是五四青年節

其他三百六十四天

青年皆老且腐敗。

………………………………

今天是六四殺青節

其他三百六十四天

我們忙於點燭。

文 廖偉棠

黎佩芬 - 抵抗的姿勢

明報   2014年6月4日

電視新聞記者林建誠採訪了李旺陽的三位好友，於六四前夕到墓地致祭，當中的張善光，當日曾與李旺陽一同坐牢。張出示一張獄中合照，當事人的記憶所及，時為九二年，兩人站在一道鐵閘跟前，身材高大的李旺陽側身彎腰讓頭臉稍為貼近身形較矮的好友，姿態輕鬆自若，還帶着笑，監獄並沒有鎖住他飛揚的夢。

獄中拍照，不過是隨便的抓拍，張善光記得，當日是假期，他倆正在草坪上散步，一個獄警可能是為了賺錢，拿着相機四圍問人要不要拍照。他的心情如何？他的臉上，看不出悲觀的神色，也不是捨我其誰的前鋒精神。他更像是遇神殺神，例如獄警要他們蹲下抬頭報告，不過是這一點小節，他都要頑強不屈，不讓自己好過。

我們都記住了那個在獄中被殘害致目盲耳聾、不良於行的硬漢子，活在茫無頭緒的黑暗日子裏，只要尚有一口氣，仍要說出「就是砍頭也不回頭」的話，說罷即離奇死亡。反過來看，單就是那無法移動的超人意志，便對某些人造成不可小瞧的殺傷力。

二十五年過去，以為像蚊子纏擾鳴響「廣場上沒有死過人」、「六四沒有死過人」，就可以將一段歷史清洗過去，要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拙劣；當權者愈是捕人掩口，就愈發顯出自己的心虛，而抵抗的姿勢只有一個：拒絕忘記。可以去維園點燭光固然好，用自己的方式研討，傳承，也不壞。

光明磊落是心的坦然。有人為了維護心胸的一片天，可以經受無盡的折磨，要說強人，這是一種。今年又聽到特別多悔罪的聲音，來自一些軍人。說明罪疚反噬，遺忘不去。

吳志森 - 不要再為高牆添磚

明報   2014年6月4日

有專欄作家批評，《孩子問：誰還未覺醒》是在利用小孩子。

專欄作家說：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無法理解歌詞內容，即使事前對她解說，都只能用簡化了的「孩子語」，例如：「講大話是不是不對呀？不能自己揀特首是不是不對呀？」佔中理念複雜，孩子無法明白。專欄作家更批評，旅遊巴接送公公婆婆遊行，記者街訪，考他們遊行的目的？問誰送他們來？為何不去訪問女孩，問她在「鼓動甚麼？」「宣揚甚麼？」專欄作家又問，如果周融找個小孩唱反佔中，一定會給人指摘「利用小孩」。作家的結論是，「大家都有一把雙重標準的尺」。〔屈穎妍：一把雙重標準的尺〕

我只是一個普通寫字人和新聞工作者，當然不敢在親子專家面前班門弄斧，但我也有教小孩子的經驗，也相當用心。一些基本理念，例如正直、誠實、平等、憐憫、關懷、分享，從小言傳身教。稍為長大了，把基本理念延伸：生而平等，不歧視，說真話，尊重少數人權利，選舉班長不能只由老師說了算，看見不平等不公義要挺身說話……這些理念，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每天都可能遇到，要明白，有多難呀？

究竟專欄作家有否仔細看看《孩子問》的歌詞？還是一聽佔中就火遮眼，根本沒有細閱。整首歌沒有提到佔中，也沒有鼓動甚麼，講的，都是作為人類應該奉行最基本的普世價值。

香港人權法治民主自由急速倒退，向下沉淪，有目共睹。即使你故意把頭別過去，視而不見，也無法否認這鐵一般的事實。

孩子問：「無人有權沉默，看着萬家燈火變了色」，但不少人繼續沉默，這是你的選擇。

孩子問：「人既是人，有責任有自由決定遠景」，你放棄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也放棄決定遠景的自由和責任，心甘情願做一個任由擺佈的順民，我無話可說。

雞蛋與高牆之間，你選擇了高牆，那條隊可以令你平步青雲，飛黃騰達，這是你要走的路，我無權阻止。

但正如中國著名作家韓寒所言：「你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能為高牆添磚。」手中拿着筆，是一種權力。高牆已經夠高夠厚，已經牢不可破了，請謹慎地運用你的權力，不要再為這高牆增高加厚。

吳靄儀 - EQUUS

明報   2014年6月2日

演藝學院上演七十年代英國名劇EQUUS（拉丁文「馬」），引起了熱烈討論，特別是有關該劇探討的主題：究竟什麼是個「正常」的人？所謂「病人」是不是只不過與「正常人」不同，如果不同之處只是他們充滿「正常人」已失去的激情，而失去了激情，「正常人」不過是表面妥當、內心空洞的人，那麼醫生和病人，誰的生活更值得羨慕？

我甚少看舞台劇，跟好朋友一起看這次演出，的確是賞心樂事。難為編劇將原文繙譯成通順的台詞，更難得黃秋生唸來那麼自然和引人共鳴，而張敬軒和那些「馬」的舞蹈動作，更令人深為感動。這場是多種藝術的結合演出，縱有未臻完美之處，但踏入主流，接受國際水準挑戰，這份承擔，就很令人興奮。

看罷出來紛紛討論，這齣劇是否有點過時的味道？是否露出七十年代思潮的馬腳？我就覺得是。這個從心理學角度纏綿於「正常」與「不正常」之間，就十分七十年代。R. D. Liang的著作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主題是「正常人」並不比精神病人優越，差勁的可能是甘心接受現實世界束縛的正常人。而對於這個看法，就有兩個反駁，兩個都在劇中反映出來，一個是心理病人每每感到異常痛苦，他們需要的是解除痛苦，而這就是治療師的責任。另一個反駁是心理病人的反常行為能破壞社會，傷害他人。例如劇中少年，刺瞎了六匹馬，那就是強烈的破壞力的象徵。

我當年也曾熱中於這個辯論，但今天重看，覺得問題並不是那麼深奧：所謂正常，不過是我們要求對自己及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我們需要心境有充分的自由，需要有個人的尊嚴，而心理的波折，衝擊這些基本能力。從社會角度看，香港何嘗不是這樣？多少激情，我們終歸只求一定的控制自己前途與生活的能力。

蘇賡哲 - 坐待別人付代價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6月2日

有些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發表文章，訴說思鄉之苦。吾友回應說：「生活在獨裁統治下，可以做順民，不去追求人權自由等權利，但若選擇抗爭，就要預計會受迫害、失業、妻離子散、坐牢以至槍斃或永遠流亡海外等悲慘收場。因為你的對手共產黨搞革命時，全都有上述心理準備，你若不如他，那就注定失敗。不能直面人生苦難，就不要扛起民運這支旗。」這是「食得鹹魚抵得渴」論。但口渴的人畢竟吃過鹹魚滿足了食欲，參加民運卻不是為滿足私欲，不能相提並論。八九年才十八歲的張健，在天安門廣場沒有吃鹹魚，而是腿上吃了子彈，逃亡巴黎，他大概沒有想到這是要以命相搏的革命。

其實搞革命的共產黨人，也有叛變投降、脫黨的。大部分參加八九年抗爭的人都沒有預計收場如此悲慘，一般估計最多是秋後算帳，大不了被學校開除。其他等而下之，不願做順民的普羅大眾，更是安坐家中等別人去抗爭，自己安待黎明。香港人亦不例外，在維園燭光晚會聲嘶力竭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會預計自己受迫害、失業、妻離子散、坐牢以至槍斃或永遠流亡海外嗎？絕對不會。大家甚麼都不做，喊完口號便回家睡覺，專政如何結束是別人的事。還有更多的人連口號都不去喊。

我們都在坐待別人付代價，有何資格訓示別人應直面人生苦難別叫苦？

蘇賡哲 評論員

Vic - 六四廿五年，未愈的傷痛

2014年6月1日

轉眼間，八九民運已是25年前的事。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從懵懂少年踏入混沌中年，但想起六四屠殺仍然極易流淚，整個人就像被巨大的悲傷壓倒，情況有點像陳映真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第一段所寫的：

「兩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時間，方才讀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記。我的弟弟康雄死後的一段時間裡，甚至於到了婚後的幾個月內，每當我展讀我的弟弟的日記時，都會叫我哭啊哭啊的毫無辦法。我看見他雅拙的字體，立刻就看見這細瘦而蒼白的少年，對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著，無名的悲哀便頓時掩蓋了我。於是，我就哭著哭著，怎麼也不能讀完它們了。」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傷痛太過overwhelming，25年來我不曾好好寫下自己的六四感想。（當然，事實應該是我的寫作能力太不濟了。）

六四屠殺發生時，我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六四屠殺的歷史意義，尤其是它對中國和香港的歷史意義，我是隨後才逐漸認識的。而我的感受，也隨著這種認識加深而益發濃烈。五、六年後，我讀大學時，某次交英文功課，有點莫名其妙地寫了一大段自己有關六四的感受，主要是表達自己對香港若干社會精英積極依附、支持屠殺人民的中共政權之強烈憤慨。這種憤慨到今天其實並未改變，只是人間妖怪見多了，不會再像當年那麼激憤。

近年有些人指出，香港人當年支持北京民運，其實是出於一種自私和投機心態，希望利用大陸的民運解救自己，以免九七之後香港落入專制政權手上。或許確實有些香港人是這樣，但我認為當年大部分港人支持北京民運，絕對是出於赤誠之心，希望中國能成為自由民主的美好國家。

六四屠殺徹底粉碎了我們這種善良願望。這場屠殺和25年來從未停止的鎮壓（不要忘記李旺陽是2012年才遇害的），幾乎完全摧毀了中國人的良知良能，禍及香港，而且可能將禍及台灣。了解六四屠殺、良知未泯的中國人，精神莫不嚴重受創，年復一年承受著巨大的傷痛。

在我看來，六四的冤屈一日不得昭雪，中國人便始終是個恥辱的身份。以道德淪亡的「中國模式」為榮，更是恥辱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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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評論摘錄：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撲簌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韭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

──安裕周記：又為斯民哭健兒，明報，2007年6月3日

只要仍有人堅持悼念，這城市就不致於徹底沉淪，就像耶和華答應阿伯拉罕，所多瑪城中，只要還有五十個，四十個……甚至只要有十個義人，這城市就可不必被毀滅。每年在維園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朋友，就是香港的義人。

──倪匡：哀悼，香港蘋果日報，2008年7月5日

我痛，故我在。淚流披面，通徹心脾。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是大部分香港人目睹及見證之事。忠良被朝廷遺棄以至殘殺，王朝時代斑斑可見，然則殘殺之後，幸存者仍受迫害，不得昭雪，國史無所記載，學子一無所知，如此暴政，古之所前無。

──陳雲：包袱，信報，2009年6月4日

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明報 2009年6月4日、5日

判斷安放神像是否違反政治中立，確是需要政治眼光和政治判斷的，然而這是必須的判斷，不能因此而質疑此種判斷因涉及政治而反對其執行。然而，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不論校方或論者，都假設處置民主女神像，有政治中立的原則可循。實則是不適用。面對六四屠殺或憲政民主，知情的人只能歸邊，無法中立。大學當權的教授都是知情之人，視乎價值觀念和政治立場，只能同情六四民運的殉難者或譴責他們是暴徒，能夠如何中立而不表示意見呢？他們平日有權沉默，但逼得要表示意見的時候，他們如何可以中立呢？

──陳雲：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信報，2010年6月8日

My advice（我的建議）：不要give up（放棄），一直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別忘了對方人家那麼可怕，其實他也心虛。權貴把錢都運到海外去，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要跑到美國去讀書哈佛，不念北大？內地孕婦都來香港產子，為什麼？就說明就是沒有安全感。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沒有安全感。共產黨為什麼花那麼多錢去壓制大陸的網絡？因為他怕。他怕中國老百姓，也怕香港。他看上去很可怕，其實他是心虛，所以有人提出正義、公平、說真話，這些普世價值，繼續說的話，這個力量比他們就力量大。最後他們在真理面前，他們過不下去。要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別以為自己沒有辦法。要看到自己的soft power（軟實力）。

──陸潔玲訪問林培瑞：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明報，2014年6月1日

陸潔玲訪問林培瑞：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1日

【明報專訊】25年都過去了，還記憶着「八九年的歷史」，到底還有沒有意義？今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還是不是要去？應該放下包袱重新上路，才是正途嗎？還是要把焦點放在「六四有沒有死過人？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才算屠殺？」的爭抝上。最近訪港的美國普林頓大學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六四的意義不在數字上！」

在中大前兩天的一個論壇上，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簡潔有力的展開了他自己對六四所帶來對於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他不止一次的提到六四的意義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不止是一個中國問題，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六四對於每一個當時的香港人甚或未出生的九十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他的六四故事

當我一開始問他此時此刻對25年前發生的事有什麼感受？這名和我促膝而坐、思想敏銳的著名學者停頓了半分鐘，一時間沒有答上話。然後他慢慢的說：「在記憶裏頭是很近的。當時shocked（震動）的感覺過去了，可是這個事情好像還是發生在前幾天，非常relevant（相關的）。」他回過神來，又侃侃而談。「這是情感上的。理智上，六四在中國的歷史上，甚至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個很重要的轉折點，為了這個原因，我們研究六四是很重要的。」他指出六四屠殺嚴重摧毁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當權者為鞏固其管治，建立了新的公共價值，包括物質主義、經濟奇蹟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取代了六十年代的「理想社會主義」。

八九影響了我們香港這一代人，除了150萬人上街、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共籌得1300萬港元等等之外，還有很多社區、個人自發的小故事。總之大家都見證了事件，有道德的責任，希望幫上一點忙。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就湊合10多個朋友，匆忙的組成了「關注民運人士委員會」，去新華社行動要求釋放民運人士。我們認為只是悼念是不足夠的，想更多人關心那些可能連名字也沒有的民運人士，就自行印製了單張、書籤在支聯會的集會上派發。其中在書籤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的理想，及為此而置個人前途於道外的精神活出來」。對於89年剛好在北京的林培瑞教授來說，他又怎樣看？

「八九對我的影響相當大，因為他影響到人，不單中國人，是人的價值觀的底層。你說不說真話，你要不要正義，你要不要公平，你要不要把坦克、機關槍來殺那些為了正義而示威的年輕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又非常深的一個問題。不管是中國人，哪一個地方的人看也沒有分別，都一樣，這是不對的。」

八九以後林培瑞教授就一直介入中國民主人權的運動裏。「但我的原則是不主動做任何事情，正如那天我對方勵之和李淑嫻說過一樣：你有什麼需要幫忙，你告訴我。」他憶述25年前送方勵之夫婦到美國大使館，依然如在昨日。「六四那天的中午，我到方勵之家裏，其實沒有打算帶他去什麼地方。我看他們尤其是李淑嫻那麼激動，那麼怕，為了他丈夫怕，我說了一句：我能幫什麼忙，你告訴我。4個小時以後就接到電話要我幫忙。我當時毫不考慮，他們是人我們都是人，我當然幫忙。好像你看到人掉進井裏，去扶他一把讓他不掉井，那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很多人說我是英雄，亦有人說我是絕對的壞人，干涉內政，這兩種說法我都不認同，因為我覺得是很普通的、很直覺的。」

自六四以後，他覺得他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種特別親切的感覺，「他們也感覺我很親切，大家都感到對方很親切。例如騰彪這些維權律師，這也是我生活很大的轉變」。提到他幫忙把零八憲章翻譯為英文，他談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的笑着說起初沒有回覆，再收到電郵催促，才仔細看了內容。「我一看是相當重要的文章，後來又跟他們通過了幾個電話，確認了一些內容」。他不記得是誰電郵給他，應該是早期起草的群體，他解釋劉曉波是後期才加入的。我問到他當時有沒有考慮後果，他告訴我早就放棄了這個考慮。因為1996年以後，他已經無法拿到大陸的簽證。「對外國人來說，最大的懲罰是不讓你進去。這個懲罰下了刀之後，我反而更自由」。然後他很瀟灑又風趣的補上了一句：「死豬不怕開水燙！我都是死豬了，還怕開水嗎？」他說外國學者受最大的壓力，有一種陰影。「他們有時會說我太confrontational（對抗的）。我和白夏是只說真話，管他簽證不簽證」。後來他又告訴我他也是受人所託，現正在翻譯方勵之的自傳。

無權勢者的力量

六四後的第五天，他從北京跑到香港來。他也感覺到，香港老百姓、媒體以至整個社會非常shocked（受震動），電視上在不停地聯播，他的感覺是香港老百姓所受到的shock（震動）和他當時在北京所感受的差不多，是很深的，所以他認為25年後香港許多人跟他一樣還深刻記得這個事情是很自然的。

他提到也許25年後，香港也有人接受了共產黨那種拜金主義。但若要問全球哪一個地方記得六四、記得最清楚，他認為那是香港。西方都沒有，都忘記了。至於中國國內，受害的人當然記得，但他們不能表達，只好壓到心靈的底層裏頭。上一代知道的也不會跟孩子說，因為怕影響他們的前途！因而在中國那個記憶慢慢的被壓制下去。所以香港是很重要的，他提到過幾天在維園的candlelight service（燭光晚會）是非常重要的。「前幾年我曾經在大陸網上看過一段影片，沒有提及六四、也沒有說明是維園，沒有加任何文字，只是在傳發，發到中國很多地方，所以香港的活動是很重要的，對於全球也是很重要的」。

談到香港面對中國政權的打壓，他認為民主在古今中外，都是面對極權主義。民主無論在歐洲、在哪裏都是老百姓爭出來的結果。當中要面對極權的壓力，那是正常的。香港有機會作為一個民主的示範。「因為你們可以抗爭，慢慢的改變他（共產黨）。改變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下個再下個月的佔領中環，這也是個例子。前幾年反對23條。香港一直push（推動）是有作用的。」我問他如果香港人已經很失望或者失去信心，可以怎樣堅持下去？

My advice（我的建議）：不要give up（放棄），一直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別忘了對方人家那麼可怕，其實他也心虛。權貴把錢都運到海外去，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要跑到美國去讀書哈佛，不念北大？內地孕婦都來香港產子，為什麼？就說明就是沒有安全感。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沒有安全感。共產黨為什麼花那麼多錢去壓制大陸的網絡？因為他怕。他怕中國老百姓，也怕香港。他看上去很可怕，其實他是心虛，所以有人提出正義、公平、說真話，這些普世價值，繼續說的話，這個力量比他們就力量大。最後他們在真理面前，他們過不下去。要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別以為自己沒有辦法。要看到自己的soft power（軟實力）。

文學、文化、政治

談到他是教文學的，現正在台灣做有關相聲歷史的研究。他就笑着解釋是兩個人講調皮話那種。他對文學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五四是文學又是政治。「我很反對西方的一種看法，認為有一種純藝術，其實是離開了社會、離開了價值觀，那是假的研究。魯迅藝術好嗎？語言漂亮嗎？他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前途、價值觀嗎？我的所謂政治不是狹義的政治，我的所謂政治，不是支持或反對那一個黨，我對政治的理解是價值和社會。老舍也是個例子。比較不碰政治的張愛玲，對社會價值觀也有說法。廣義政治的關心，文學是這樣的一回事。毛澤東是想利用文學，用文學做一個工具，去達到政治目標，這個我反對。一個名副其實的作家關不關心政治？你很難找一個不關心政治的好作家，古今中外如是。你的社會公不公正、你的社會說不說真話，這是我認為廣義的政治。劉賓雁、魯迅、張賢亮都關心。從這個角度看，文學和政治就是同一個東西，融為一體。」

他談到他的一門科Literary Response to Disasters and Repression（災難與鎮壓的文學反應），是研究文學如何回應人為的災害。「我會談南京屠殺、大躍進、大飢荒，文革之後的災難。例如張賢亮他自己在勞改營好多年，他描寫那種飢餓、受苦、沒有性生活、他的心理描寫很細緻的、很真實的。我覺得他受到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的一部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原名《854號囚犯》，這部小說以作者自己的勞改營生活為素材寫成的。可他沒有走索忍尼辛的一步，對整個馬列的否決。他一直到現在都在國內，1950年代長大，是很富有的家族。社會主義一來，他很真誠的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他有一個負罪感，他跟劉賓雁、王若水，那一代都是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他描寫勞改營的苦難，另一方面，並沒有拋棄社會主義的價值。我認為有一種split psychology（分裂的心理）。我非常羨慕的劉賓雁先生，雖然他被流亡海外，他一直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他羨慕東歐那種，如捷克，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現在共產黨的是『假的社會主義』。是說語言遊戲，社會主義的語言。我談六四最多是在正常的課堂裏，我沒有開一個演講系列。我都是用massacre屠殺，我不說是事件或風波，不管在什麼場合上，我堅持用屠殺，不讓步。」

不過他認為與大陸學生溝通很重要，不要把他們當敵人。在台灣他也遇到，他認為有50至60 %的陸生表面上認同共產黨的一套，但他們心裏自己明白。所以要對話，不要成為敵人。回應他們說把包袱放下的最好方法就是問清楚，那是代表他自己還是共產黨的看法。如果他答你是個人的看法，「那麼如果明天黨改變立場要平反六四，你會不會不贊成黨，請他們放下包袱？」談到這裏他是很督定的相信人最底層還是有正義感的。他也認為民主制度是造成穩定的，唯有極權才會引起混亂、暴力。

什麼人問答

答：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著名漢學家，1970年代乒乓外交時擔任中文翻譯，後來一直在中國研究中國文學，1989年6月5日曾親自把方勵之夫婦送到美國大使館避難。1996年，列入中國拒絕入境黑名單。《中國六四真相》的英文編輯之一，2009年把《零八憲章》譯成英文，在西方媒體刊登。

問：陸潔玲，社工，曾支援天台居民抗爭，現在是理大專上學院應用社會科學課程主任，其中一個學科要求同學蒐集資料討論八九民運，把六四事件滲入教學，覺得可以帶來一代又一代的覺醒。

2014年5月12日，林培瑞先生在台灣大學 (Vic攝)

文 陸潔玲

圖 黃志東

編輯 麥少菁

阿離訪問舒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安門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1日

【明報專訊】「我好衰唔衰拍了一套《沒有太陽的日子》，所以每一年六四都成為我的包袱！」 舒琪爽朗笑道，話語間，沒有一種自恃的光環。

九○年，舒琪完成了香港碩果僅存以六四為題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從沒公開放映，悄然隱身在一片鬧哄張狂的港產片背後，安候在歷史的斗篷內；每年的春夏之交，像懷着某種上承的使命，一次又一次，步舞台前，傾身展現印刻在心底一隅的幕幕永恆影像。

人的腦海，是一間電影院。影像、對話、氣氛、情感、觸覺，都可以盛載於記憶的膠卷之中，編輯整理，藏於心房。

牢記、忘卻、剪去、刪改，都是個人選擇。舒琪說：「選擇堅持的，就堅持下去。」

二十五年前的團結一致

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學運的熱潮在整個古老國度流瀉，即便是長久隔在一河之外的小島城民，都被黑壓壓的廣場人潮佔據心神。舒琪記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特別是文化和演藝界，有一種同舟共濟的心志。曾赴北京與好友導演王小帥一起遊行的他，把在《經濟日報》以寫影像為題的專欄寫成天安門實况小說，一如劇本般的激情主觀描寫，卻從沒被刪被抽，「因為這件事令所有rules都無所謂了，只要你投入，能夠在整個運動中幫忙，就容許你做任何事。個個作家都開天窗，編輯不會打電話來問，有種同仇敵愾。」隔了好久好久，人們終能在那些同在的景象中發現，香港人，能如此團結。

坦克車．開槍．逃亡的聲音

共同的記憶中，也包括一片漆黑：「看電視，軍隊入城，噗一聲，一個長時間的漆黑畫面，但你聽到聲音，是坦克車的聲音、開槍的聲音、逃亡的聲音。」舒琪的記憶，總以影像鋪展。他記得，槍炮穿空的那個晚上，自己在客廳中奔走來回，瘋狂地致電給朋友、同學，國內的外國的，他知道自己需要把這片漆黑，告訴世界。翌日，他把正在應日本NHK之邀而製作的紀錄片的主題，改為六四。從個人家庭開始，舒琪再找來好友張堅庭、葉德嫻、文雋上鏡，好友黃仲標擔任攝影師，不到一星期便埋班。影片開場羅曼菲在《輓歌》中的自轉獨舞，也是因緣際會受杜可風與林懷民之助而拍成的，「那時候人人都很generous，想作品讓更多人知道，不用簽合約，無agreement，『（扮林懷民）用吧用吧！』許多人也如此，覺得可以參與和發表，能夠平衡一些激動情緒。」

拍攝，作為一趟思考旅程

《沒》片被認為是舒琪個人的六四。他記得，紀錄片在沒特定計劃的自由狀態下完成，任省思與情緒通過影像迸發交織。國家、自由、民主，他無意以影片解拆這般宏大概念；要發掘歷史在個人身上的刻鑄，必須回溯生活，捕捉當下的受感，「經過這件事後，香港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不會的，那麼大的城市，但我想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會是怎樣呢？」而香港和六四，到底有何關係？心頭繫着這些疑問，舒琪展開了他的一趟探索與思考旅程。涉海潛洋，訪問不同人物，觀察不同光景：那新豔藍海、奇異樹影、喧嚷的唐人街，「去到澳洲，從酒店出來，就見到很靜，靜得一架車也見不到，一直眺望過去都是平坦的，到遠處，跟天空連成一線。你有種很不同的感覺，我想捕捉這個感覺。」幕幕與那夜無關的生活，情緒底蘊下卻抹不去創傷的千絲萬縷；正正是這些無關與距離，更能開闊對六四的思考。

參與燭光晚會 有否政治覺醒

回看《沒》片，多處思考與當下緊緊呼應：對國族身分的省思、對民主人權的覺察，甚或對港人參與學運的批判。近年，六四燭光晚會被批評為「自瀆式」不思進取的空虛儀式，恍如宗教手勢一樣無力貪乏。早在當年已有此種反思。在重建民主女神像運動中，藝術家黃仁逵也曾指出香港學生的參與很多時只出於為「心安理得」的附和，卻沒有真正意識到民主女神作為反建制的一種挑釁象徵，一遇恐嚇便退縮，他說：「上了街就好開心，下次有事又上街，這不是一個政治覺醒。」

這種港人懦於犧牲的品性，與當時的移民潮遙相呼應。六四後，不少人移居他國，或領取別國國籍當買「政治保險」。影片以舒琪自己的家庭出發。大哥將與一家移民離港，二哥長居澳洲教書，只剩他與老媽在去與留當中踟躕。當二哥問他要不要移民一兩年買個政治保險，他背着鏡頭說：我做不出來。「我不能過這條底線。對我來說，買政治保險，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為」，「我不能夠說你是錯的，但這是integrity的問題。如果我真的移民，就要移架啦！如果我只是買條後路，即是騙人！我不能夠揸住兩個護照，邊個啱用就拎邊個出來。」二十五年後，舒琪依舊思言行一致，「我很感謝我媽咪和學校對我的教育。我媽是一個好正直的人，有正義感，這影響我很深。」

因着電影 了解中國

對氣節的固執，老土得來，令人惜敬。十多歲開始寫影評，已是左派統戰的對象。他第一次回大陸，就是由左派帶他到廣州參觀人民公社。到達大寨，只見成班工人在吃大鑊飯，一碗碗黑色的米，就是一群刻苦熱血的工農們的維生食糧，「我們那時覺得，食那種食物，是與有榮焉。那時共產黨的理想是很appealing的：為國家建設，大家一起刻苦，相信一個理念，就是平等，人民作主。」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紅潮燒得正盛，左派理論解拆世界，把資本主義視為必須攻訐的意識形態，即便是高達的La Chinoise也是高舉「紅簿仔」。然而，鍾情電影的舒琪，自大學後益發感覺到左派文藝的空洞樣板，而文革與改革開放對左派支持者更是重大打擊，在質疑與失望之中，他與國家、政治，漸行漸遠。

把他帶回中國的，卻又是電影。八十年代早期，中國政府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重新開放，舒琪得以多次回大陸看片與訪問明星，因而耳聞目睹許多文革故事。有一次，他去探望導演田壯壯，「田壯壯阿媽叫于藍，是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也是延安分子，根正苗紅，年輕時是當紅女明星。那時見她發現她一邊面沒了感覺，原來是文革時被人打，打到半張臉都死了。」又一次，他跟路上認識的民工回家吃飯，發現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都遭受巨大傷害，不論是身體，還是心靈，「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真的，就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巨大痛苦下的受害者。」穿梭在一個個生命被摧毁的記憶裏，他才覺悟到這件既遠又近的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根爬結底的傷痛，「這令我重新思考中國是什麼，再回想到六七暴動、滿街菠蘿的時候。你感覺到它正要來到，你有必要去認識它。」

刻痛再思六四 從投入到退縮

不論是文革還是六四，歷史事件對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有不同意義，舒琪笑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天安門！」對一些人來說，天安門是凝固着理想的活碑，紀念無私純正之義；對更多的人而言，或許早已封塵積垢，化於冥土。六四過後，城市的恢復比想像中快；生活，永遠有其削平情緒的橫蠻之能，「香港人最大的特質，就是自私。」舒琪的觀察，如他一貫對電影的評論，尖銳、坦直至痛處，「香港人對自身的利益很緊張，那是他的底線。如果你可以讓他保有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什麼都不理。公義和Integrity，這麼大的字眼，香港人到一個地步是，他可以毫不理會，如果他的自身利益受到保障。」

捐錢，買個心理安慰

年復年的，他到不同大學播放同一紀錄片，一再反覆思辨他的「天安門」，有個刺痛反思：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很可能始於香港人對前途的不安。中英聯合聲明後，如日中天的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限；想到那將要壓在頭上的共產黨，令港人產生了巨大恐懼，「香港人擁有太多，就害怕失去。面對共產黨，面對不可逆轉的現實，一旦學生運動出現，就似見到有希望，真的相信這個運動去到那個層次，是可以改變到中國的命運。」也許，不少港人並非全心相信民主人權，只是潛意識，想買一個夢、一個保險、一樁投資，「香港人最叻就是捐錢，買一個心理安慰。潛意識中，他們是希望透過這樣，去推動學生的民主運動，如果學運成功，就能改變他們自己的命運。」當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與東華籌款也別無二致，「今日你付一百元，會在熒光幕上物質化地呈現出來，變了一堆帳幕。我們就像在贊助一個活動 ，但我們坐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支援民運以改變命運，又有何不合理之處？「合理，但一旦這個夢碎了，而那個衝擊是這麼具體而危險的，你就會明白」，「香港人以往很自信，但原來有一件事可以很快把你的自信打到崩潰。那個覺醒，令你知道原來夢是假的，你意識到所有政治和國家的事，最好跟你無關。你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做了這麼多事，原來，脆弱到一開槍，什麼都沒有了，因此退縮特別快。」

一無所有 而毋懼

二十五年來，到底當日「覺醒」的人，到哪去？香港憑藉當日的刻痛，又改變多少？舒琪從不樂觀，他形容，現在香港是「爛仔社會」，人的不安愈來愈嚴重，犬儒之性愈來愈普遍，各家自掃門前雪，議政論事繼續只在安全位置，在面書寫一個status、like了即是支持，數罵他人發泄後已感滿足，「香港人太聰明太現實，無改變過」，「現在香港人是無，就更加更加退縮。為何silent majority那麼多？經歷了這麼多事，何以沒有一個意識的喚醒？」

年輕人是最大希望

港人年年紀念六四，卻也是換來一個荒漠，一城犬儒。到底六四又有多大意義？「有！你睇吓年輕人！他們是我們的最大希望。」二十五年前後，歷史的牽頭者都是一無所有的學生。舒琪坦言，成年人太世故，放不開的太多，最後也是懦弱，「我們如果無，就不知如何生存。我們擁有過，知道擁有的好處，擁有的甜美何在，但他們從來沒有，亦沒有想過要有。」無所有，即無所懼。

舒琪說了一幕場景：日前的紀錄片放映會上，有學生坦言，面對當下香港的困局，束手無策，「學生也不知怎算，去遊行無用，可以點？怎料有個學生舉手說，「尋日我放學搭船返澳門集會，有二萬人示威，香港係澳門人口十三倍，我番去，即係有十三個人返咗去，三個人就係三十九個返去啦！」說着，露了個老懷安慰的笑。

他說，自己不是樂觀的人，卻也不會絕望，「我的信仰告訴我，這個世界沒有一定。」

關於香港人身分

在高舉「香港人」身分的當下，舒琪卻坦言不明白何以要那麼強調香港人的身分，也不認為重視「本土」就要捨棄與其他文化接觸互通的機會，「去到最後都是人，你不能把人一概而論。你不能容許自己讓這些觀念去阻礙你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因為事情沒有絕對。」

當日在《經濟日報》的專欄文章，收錄成六四實况小說《天安門演義》。讀着，就如一幕幕廣場歷史的再現。當中熾熱的情緒與文句，可以想像，人的靈魂被燒炙的傷痛，沉積在心房暗角。舒琪坦言，每年到六四燭光晚會都無法忍受主持人一副哭喪臉，但「參加的普通人，是一種純粹的堅持，作為提醒，那件事真是很痛。看見這麼多人，你覺得，那件事還在他體內。」（圖×陳淑安）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影片撮圖

編輯 蔡曉彤

陳惜姿 - 減自由行 刻不容緩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日

到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才考慮減少自由行，雖然後知後覺，總好過不知不覺。

我的學生曾站在不同地區的街頭做問卷，包括尖沙咀、旺角、沙田、上水等，結果發現近九成的內地旅客都來自廣東省，八成人即日來回，四成人每月來兩次。須知道，一些明顯是水客的人，看見學生做問卷都不屑一顧。除去這些水貨客，旅客仍有六成來自深圳。

若說自由行帶動香港經濟，所依靠的，原來只是廉價的日用品。來買名牌貨的，只有一成。試問世界上哪一個一級旅遊城市，會依靠賣洗頭水和奶粉撐起旅遊業？受訪的旅客中，最喜歡在港買化妝品及護膚品。其次是藥物。你能想像倫敦、紐約會依靠販賣日用品帶動旅遊業嗎？

別的大城市也有很多遊客，東京的地鐵比香港的更擠迫。但旅客到世界一級大城市做什麼？到紐約逛博物館、到倫敦看歌劇、到維也納聽古典。香港堂堂國際級旅遊城市，難道只有洗頭水和奶粉可出賣？曾經璀璨的東方之珠，頃刻變成一間服務珠三角的巨型藥房，情何以堪。

自由行人數減兩成，零售業界當然不滿。但依賴販賣洗頭水和奶粉支撐的經濟，是低質素的經濟發展，非長遠之策。市面擠迫得本地人心煩氣躁，中港人民衝突頻生，還談什麼和諧？真正想來香港觀光的旅客都嚇跑了，得不償失。

李怡 - 比髒話更難聽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日

工程費大超支及高鐵西九總站延誤交地，令西九文化區第三期的大劇院、音樂劇院及音樂中心等核心設施落實無期，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卻反指本港整個文化發展水平趕不上，建成設施也只會浪費。文化界不滿林鄭言論，指她的說話「比髒話更難聽」。

真正建成只會浪費的是高鐵。短短的香港段，加上一地兩檢難以實施，高鐵的高速無從發揮。建一條無用而地球上最昂貴的高鐵，卻使香港的文化設施落實無期，乾脆直說是為了滿足北京的中港融合旨意算了，何必賴香港的文化發展水平呢？若真是「建成設施也只會浪費」，當初又何以要建西九文化區？

何謂文化？各種詞典有幾百種解釋，但最基本的，是指一個社會族群的生活形式，包括文字、語言、建築、飲食、技能、知識、習俗、藝術等。文化又特指「通過學習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精華來達到完美」。中國古代對文化有「人文教化」的意涵。

文化與文明有區別，也有關連。一個重視文化的地區，文明程度通常也會較高。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過去的電影、電視劇和流行曲都成為兩岸四地以至東南亞最受歡迎的文化。由此而導致香港的文明程度也曾經在區域內較高。

香港欣賞歌劇（包括中國戲曲）、古典音樂的人少嗎？實際上這些人類文化最美好的東西，在全世界觀眾減少絕非香港獨有現象。但這些東西的存在，則會滋潤甚至孕育出其他文化，包括流行文化，也會帶來地方的文明。而這一切，都不在只是向北望的官僚的視野之內了。

塵翎 - 這個時代太討厭了

明報   2014年6月1日

山田洋次的《東京小屋》含蓄內斂，欲言又止。除了女主角的幽室暗戀外，還扣連大時代的風起雲湧，幾個配角都側寫出普通人在飄搖時代的無奈與自持。我注意到小說家這個角色，着墨不多，但是通過他的幾聲喟嘆，倒是說出了真象。

他的原型使我想起夏目漱石此類憂國憂民的大文豪，靠寫作立業，撐起一個家族的門面，家裡有女主人，也有聰明女僕。在書房裡迎侍各方客人，議論世事。《東》裡的小說家看似生活放浪隨便，但他洞悉世情，自有冷眼旁觀的智慧。他在劇中最重要的一番話，大意是說，這個時代太討厭了，人的胸襟太狹隘，一些強詞奪理的人反而成為了主流，沒有殺傷力的就會被邊緣化。這是戰前／時日本社會瀕臨崩解的先兆，而通達明理的人（明智的人）的痛苦，就是看穿一切瘋狂，既無法加入，卻又沒法完全置身度外。

當社會經歷巨大轉變／轉型，就會出現一種瘋狂的混亂，人的胸襟特別狹隘，斤斤計較，即使是歪理，只要說得夠響亮夠霸道，就會成為主流道理。

我們現在經歷的時代，也是同樣令人討厭。要保持冷靜是很難的，但是，加入戰場也無必要，因為戰場並無意義，它只是虛耗人的心神。

又到六月，二十五年了，每年都會有一些聲音，意圖阻止人們公開悼念死者，追尋真相。這些聲音愈來愈巧辭，混雜着高等論述，幾乎取代了真相。但我愈來愈覺得，在震耳欲聾的死亡面前，我們需要的是最深沉的安靜與思考。我們從死者那裡得到的，往往超乎想像。我想像有一天，可以把每一個死者的名字尋回，並還原為真實的人，這樣，別人不能再任意羞辱他們，或加諸不必要的標籤在他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