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出世 - 有種技藝叫勇氣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多得建制派的電影大亨大中華膠生意人出口術打壓，不然，全港的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部香港電影叫《十年》。

Underdog拿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不是沒有，像5年前的《打擂台》，可是沒有建制的「反宣傳」攻勢，你問全港的市民，有幾多人知道有部電影叫《打擂台》？

資本家批評的論調，大多不離《十年》的得獎是政治炒作，電影只得50萬元成本，不配得最佳電影，電影的技術水平像學生習作，藝術及專業水平不夠，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電影鼓吹分離主義，云云。

先不要說，他們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看過作品，就已經定調來個文革式的批鬥了。這班平時只看重票房，只懂北望數十億人仔市場的權貴大腕，突然、忽然的藝術和專業起來，彷彿電影藝術，只有他們是正宗。

好想問，在90年代千禧年代，在港產片沒落和苟延殘喘之時，及在合拍片大放水喉可以大搵真銀之前，他們到底為香港的電影做過些什麼？

說來好笑，最佳得獎電影，不合業界的「標準」（Standard），已非首次，可以說，其實早在盤古初開的Day One，金像獎成立的第一天，經已有這一個「現象」，可我不認為這一個是「問題」（Problem），勉強只能說是一個「議題」（Issue）。年長一點的影迷，應該還記得，35年前，第一屆的最佳電影是方育平導演的《父子情》，第三屆的最佳電影也是他的《半邊人》，都是文藝的電影。諷刺的是，當年這兩部電影的資金，是來由有左派背景的電影公司，今天的紅色資本家，反過來指獲獎的影片不夠業界氣味，上帝也瘋狂，真懂開玩笑。

那些年的金像獎，還沒有紅地氈Deep V露背裝，它只不過是一本以文青為目標讀者的雜誌《電影雙周刊》所創辦的尋常頒獎典禮，而當時的獎座（Trophy），是早逝的本土雕塑家麥顯揚設計的「帶攝影機的人」，比現在這個「菲林包裸女」的形態，有美感和有想像力得多。

《父子情》和《半邊人》怎樣也不算是商業電影，連同第二屆的《投奔怒海》，第四屆的《似水流年》，都是着重文藝腔藝術性的。一路下來，金像獎漸具規模，開始有業界的葡萄電影人，埋怨得獎的電影，不是大眾喜歡看的那一類。現在恍似是時光倒流，業界的影人，猛力的在抨擊，他們看不懂，或不懂看的電影。

尊重評審機制

每一個評選或者比賽，總不會所有人都同意賽果，最要害的反而是，這個機制是否公平公正公開。5年前，我完全不同意《打擂台》是最佳影片，在下連續幾個月的文章，都是分析這部電影的壞處，以開放論點，以示真理愈辯愈明，可是我完全尊重評審的機制。路遙知馬力，這電影製作人往後的作品，水準如何，大家也心裏有數了。有理據論點的批評，從來都是希望我城的電影進步，而不是封殺。

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獎項是由55人的專業評審團（總積分55%），及金像獎13個屬會的會員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選出（總積分45%）。我相信，這群專業人員，已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作出他們的選擇，且過程亦由專業的核算師核對。

如果說這部電影得獎，是政治炒作，我想這是對這班專業人員的最大羞辱。

輸打贏要，要向金像獎的籌委施壓，要檢討機制，以後別再有同等情况，等於是輸不起要搬龍門，這樣的事，去年藝術發展局的年度藝術家獎，不是預演過一次嗎？香港，真是愈來愈Corrupted了，亦反證了為什麼《十年》會被大眾受落。如果今年選出《十年》的機制有問題，過去三個半「十年」的機制都是有問題，不獨是今天。

好了，真的給你落了閘，以後同類的影片不能再拿香港電影金像獎，不過你不能阻止電影到康城、柏林、威尼斯等地方參展和奪魁，到時全世界發現這部片在香港不能有被選權，一定會變成國際笑柄。而且國際標準的潛規矩是，愈受打壓，愈易得獎，去年的柏林金熊得主Jafar Panahi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例。選領導要篩選，拍電影受打壓，說真的，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像活在伊朗。

賣座還要捱批

再說電影的成本，從來不是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就的準則，况且成本50萬的電影在賣座的情况下「被落畫」，都有600萬的票房，成本效益有12倍，以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來說，真是要羨慕也來不及的。有億元大導說過，電影只有一條死罪，就是不賣座，《十年》賣座而還要捱批，原來，在香港還有一條更死的罪名。

要講低成本，沒有人叻得過法國電影大師高達，他用很多經典電影的片段，剪輯成四大集各分上下半的《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零成本下被全球影評選入Sight and Sound 250部經典的第48位，在香港，能在這個名單上的，只得王導家衛而已，低成本而高效率，不是輕易做到的。而50萬成本平均每條片只得10萬元的預算，想必是很多電影工作者不收市價而促成的。他們對創作自由意志的捍衛，更非一班見錢開眼的生意人可以理解的。

至於鼓吹分離主義，這只是那位有政協委員身分的人之個人解讀，其他的觀眾，也可以各自不同的Interpretation，最重要的，我想強調一點，電影是經過電檢處的審查分級而合法放映的，電影沒有違規，一切依法辦事，要是通過了一部違法的作品，有問題的，都是電檢處的問題。

《十年》的勝出當真可說是香港的不幸，不幸的，是現今的政權及社會環境，把這樣的電影逼了出來。更不幸的，是有一班食古不化的既得利益者，拒絕接受我們的社會已經有根本的改變。

說到電影藝術，全港的電影評論，相信沒有幾個可以奄尖腥悶得過百彈齋主四維出世，而我對《十年》的評價，是正面的。

做藝術創作最重要是真誠

電影不是沒有缺點或局限，如上回所言，郭臻導演《浮瓜》那一段以全知的角度敘事，簡化了現實上複雜的處境。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是香港少有思考宇宙觀的電影，且非常有水準地經營映像，這個在港片更罕有，可惜故事到尾收不了結。區文傑那一段《方言》，構思本來不錯，不過把粵語與普通話的辯證，困在一個不肯接受職業再培訓的中年身上，削弱了議題的層次。周冠威的《自焚者》，很大膽的呈現了雨傘運動，和敢於批評英國政府，可是影片的懸念，落在誰是自焚者的身上，在今日人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和到處網絡鏡頭的時代，要把自焚者完全Keep in Darkness的處理，不大現實可信。伍嘉良的《本地蛋》，少年紅衛兵的構思不俗，很有杜魯福《烈火》的意味，惜最後的Resolution，擁有私人的藏經室而不被告發，有點一廂情願地樂觀，相較《烈火》的以耳傳口述經典著作的方式藉以傳世，有想像而寓意深遠得多。這部五部作品，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曾經說過，將電影各個範疇的表現打一個分，然後再計算一個總分，這樣的去評論電影，我是不來這一套的。我採用的是漏斗式的評核，有些準則要秤先。做藝術創作，最重要的是真誠，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五位年輕的導演是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憂慮、關懷與想像，而電影雖說是十年後，可是這個想像更貼近現時市民的生活，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場的觀眾激動落淚看出來。在這頭一關上，這部電影肯定把其他候選作品比了下來。

影片有些場面可能比較簡略，這是資金的問題，資金為什麼不容易找，不用畫公仔畫出腸了。

《十年》得獎，是技勝一籌。

然而井底之蛙，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種技藝叫勇氣。

文﹕四維出世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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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本地化即國際化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8日

電影《十年》在獲金像獎之前已掀起熱潮，儘管曾有六家影院上映，而且幾乎場場滿座，但仍然不知所以地落畫。4月1日在30個社區放映，同一時間據統計有7,000人觀看。這種熱烈景況只在去年的港中足球賽和毛記電視分獎禮出現過，電影史上絕無僅有。然而，這樣熱的票房，加上獲得金像獎，卻仍然沒有香港的院商願意安排映期，只能在藝術中心放映幾場，使許多想看這部電影的香港市民和外地旅港者沒法看到。這不僅是政治綁架電影，而且是政治綁架正當生意。荒謬的現實說明《十年》講的可能已不是十年後的故事，而是今天的現實矣。

走大陸路線的片商譏誚《十年》只有50萬投資，又批評技巧不足。然而投資數千萬甚而上億的影片會如此受歡迎嗎？技巧玩弄圓熟的影片夠膽拿到30個社區同步放映嗎？也有人認為《十年》的熱潮是由於政治性題材，是政治綁架電影，或公眾情緒帶起熱潮。首先，政治題材絕非任何文藝作品的禁忌。專權國家以電影作政治宣傳已是常態，只不過那種政治宣傳品越來越不受歡迎。而在開放社會，政治題材的文藝作品包括電影在內，一直因為切合社會思潮而受到文藝界的肯定和公眾的歡迎。

中共和港共政權如果真想香港繁榮穩定，真想港人消減戾氣，實在應該好好思考《十年》為甚麼如此受歡迎，而不是一味批罵甚麼「宣揚絕望」。香港有志氣的片商或電影投資者，也應該好好想想，為甚麼一部50萬的製作，會如此受公眾歡迎。而大規模的製作，比如獲得最佳導演的《智取威虎山》，儘管在大陸賣座，但在香港首日上映40場，場均人次個位數，周末上映34場，場均人次僅有20。據說視覺特效盡善盡美，但政治題材取自文革樣板戲，讓香港觀眾反感，乃成票房毒藥。

《十年》獲最佳電影，而《智取威虎山》獲最佳導演，正顯示了香港電影走在兩條道路上。一條道路是面向大陸市場、投資龐大的電影；另一條道路是小本經營、極為困難的香港本土電影。湊巧的是，兩部都是政治電影，而在香港公眾的心中卻掂出了不同份量。

本土電影並非只有本地市場。世界上許多好電影，都以本土題材而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和歡迎。香港過去的本土電影、電視劇、粵語歌，都佔領過台灣、東南亞以至大陸市場。因為立足本土的藝術才有生活氣息，而生活氣息是真藝術，全世界都會接受。相反，離開本土去迎合另一個市場，如果能夠賺錢，也不過是那個市場本身已經扭曲，而絕不會是作品的成功。

《十年》在本月13日將衝出香港，參加「大阪亞洲電影節」展開首站的海外放映之旅。各地對拷貝的要求紛至沓來。國際媒體對《十年》的報道和評論也極多，證明本土化即國際化。而大陸化對香港電影業帶來的，只是春藥的亢奮，絕非健全的藝術體質。（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和立 - 聲討國家恐怖主義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7日

中共自從去年10月派特工到泰國綁架巨流傳媒有限公司老闆桂民海後，開展了自文革以來最嚴苛、最恐怖的行動打壓異見分子、敢說話的評論員及其家屬、不願「姓黨」的傳媒與出版界，以及上訪的毒疫苗受害者的父母。習近平政權獨創的國家恐怖主義除了蹂躪神州外，亦不斷向香港與全世界蔓延，情況聳人聽聞。

江澤民與胡錦濤執政時對付挑戰中共統治的組織與個人從來不手軟，但也許因為當年中國的國力還沒有「超英趕美」，即使由大老虎周永康把持的專政機器都有某程度的約束，例如不會派強力部門到泰國、香港甚至美國抓政治犯。同樣重要的是，鄧小平在1978年上台後因為吸收了十年浩劫株連九族的野蠻行徑的教訓，有不成文規定黨內外牽涉異見人士的案件，一般情況下不應禍及其家人。

習近平上台後把鄧小平其實並非前衞的政治改革打個稀巴爛。除了推翻老鄧有關奉行集體領導制與不准搞個人崇拜的訓令外，習直接指揮的政法系統把「綁人兼綁人質」式的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李波去年底被綁回深圳後表面上於3月24日獲准回港。但同時他的夫人要留在大陸充當人質；更可怕的是，李非常疼愛、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很可能會被帶到「醫療先進」的祖國治病，變相成為「永久人質」。強力部門對付李波的手段比清宮十大酷刑更殘酷，李波被政治手術師裝了個木偶皮諾丘式的長鼻子，終身不能說真話，而他那兩位絕對無辜的至親同時失去自由。

習政權草木皆兵習政權雖然表面上孔武有力，固若金湯，但實質上草木皆兵。這異常弔詭的大獨裁者心理學從中共處理《無界新聞》刊登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可見一斑。政法與宣傳部門馬上拘留了《無界新聞》的十多名員工，而且發動國家恐怖主義的人質戰術對付兩位極有公信力而幾年前被迫流亡海外的評論員溫雲超與長平。溫的父母與弟弟成為公安人質，他們更被迫向身在紐約的溫施加壓力找出誰夠膽要求習總辭職。遠在德國的長平因為寫了所謂「反習」文章，亦備受同樣的國家恐怖主義襲擊！

一個政權的最起碼責任是確保公民免於隨時遭到厄運的恐懼。很可惜在大陸即使毫不關心政治的普通市民亦分分鐘遭殃。例如不幸用過毒疫苗的小孩與成年人不但拿不到起碼的賠償，為他們上訪請願的父母與親屬無一倖免遭到公安國保的野蠻禁錮！這不是赤裸裸的國家恐怖主義是甚麼？

由於習大大以為中國財大氣粗、不出十多年便會超越老美的超級大國地位，去年夏天竟然派特工到加州，試圖綁架政敵令計畫的弟弟令完成！據熟悉中共安全部門的人士介紹，北京已增撥人手隨時在世界各地綁架「反黨、反核心」的異見人士，在國內則嚴厲監控他們的親屬，並隨時把他們變為向異己施壓的人質。中共不改旗易幟的話，在國內勢難免陰溝翻船而步蘇共的後塵，在國外則將受到一切擁護普世價值的人士唾棄！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廖偉棠 - 如果水有記憶 將述說多少冤魂？

世紀．十年以外   明報   2016年4月7日

大時代中如果你沒有被強制噤聲，你就會面臨另一個危險：在眾聲喧嘩當中因為大聲叫喊而聲音扭曲。發聲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在於如何發聲。在高壓的氣氛下，藝術不得不挺身而出，處理如何發聲、如何記憶的問題，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兩部電影，《深海光年》與《長江圖》也恰恰與此相關。

南美洲的歷史是一個被迫遺忘、倒置的歷史，這點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說得很清楚了。比如說，關於智利，我們除了超市裏的廉價又好喝的智利紅酒，還知道什麼？智利導演帕特里克．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一直致力於提醒電影觀眾另一個真實的智利的存在：既有殖民初期對原住民的屠殺、更有皮諾切特軍政府對阿連德支持者的酷刑和滅絕，無數的罪惡串連在南美洲這片最狹長的海岸上，人類選擇了遺忘，海水卻選擇了記住。

「如果水有記憶，水將述說多少冤魂？」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Raúl Zurita）說。古兹曼述說智利的水、宇宙間的水，實際上是替水述說那些被迫和水一起沉默的冤魂。這部紀錄片得到的獎項是柏林影展銀熊獎的最佳劇本——這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我們習慣思維中紀錄片與「編劇」是無關的，當一部紀錄片的劇本得到重視，實際上是在要我們反思：對歷史的敘述、對政治的審視可以採取怎樣的途徑。

考古者的想像與抉擇

一個影像工作者是一個藝術家也是一個考古者，他的考古是去拓寬民眾對歷史的想像、去面對自身在歷史共業當中的抉擇。就後者而言，紀錄片導演也是一個存在主義戲劇導演，就像卡繆一樣，通過把觀眾置身於角色的處境掙扎而迫使你不能成為局外人。

《深海光年》（原名直譯：珍珠鈕扣）涉及兩段至少會令智利人感到尷尬的歷史，巧合的是，兩段歷史的證物都是一枚鈕扣，珍珠鈕扣。印地安原住民「波頓」（Button）以一枚珍珠鈕扣的價格把自己「賣」給殖民者去歐洲見識了一番「文明」，殖民者輕蔑地以鈕扣來稱呼他，他回到家鄉族人也不再認可他，隨後就是原住民被殖民拓荒者屠戮的歷史；另一枚鈕扣出現在深海打撈出來的一段鐵軌上，這段鐵軌曾綁在被害的阿連德支持者屍體上，以便軍政府棄屍大海，被害者的鈕扣成為了那段白色恐怖的有力證據。

可以說電影本身就是這枚證物，它或許被沉下萬丈深淵，與殺害它的兇器共存，但它緊緊扣貼在鐵軌上，彷彿一隻拒絕遺忘的手。使它掩蔽的不止是兇手，還有民眾，民眾只看最耀眼的一瞬而假裝對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視而不見。藝術不一定就在大時代激蕩的當下發聲，不一定能從流放島上救出被折磨的靈魂，但它有責任在時間的流逝當中沉澱——沉澱黑暗、罪惡、人性，最後形成珍珠。

至於與這一段罪惡並置的對原住民倖存者的尋訪，倒是帶出了另一種世界觀，可以說是對另一種文明的安慰，也可以說是對白人「文明」的嘲諷。在這些依海為生的原住民的語言中，沒有和「神」與「警察」相對應的詞彙，他們說不需要。不需要立法者、執法者，無論他屬於天界還是世俗，原住民遵循的「法」只是天地星辰和海洋。導演用電腦CG虛構出一個充滿水的外星球讓原住民的魂靈安息，但原住民說人們死後靈魂自然就會成為繁星之一。

離開北京以後

同樣充滿詩意，在柏林影展奪得傑出藝術貢獻獎的《長江圖》也是一部不合時宜的電影。不合時宜一如片中那位並未露面的船工詩人，他所寫的詩落款都是1989年，詩的風格也屬於那個年代的靈性掙扎和對塵世的厭倦。電影接近結尾時一語道破天機：神秘的女主角安陸，1989年離開北京郵電學院……因此2015年的流浪者安陸只能是一個幻象，她未嘗不可以是《頤和園》裏的余紅或者李緹。

電影的敘述手法也更屬於那個仍然熱愛敘事實驗的年代，讓人想起神作《巫山雲雨》而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三峽好人》。船工的詩、青年船長高淳的內心獨白，交織着一個與長江並行流淌的平行時空，被敘述者安陸也參與顛覆敘述，以那些真偽莫辨的鬼故事、佛學問答、在三峽兩岸山鬼般隱現的幽靈。我們看到一個熟悉法國新小說和博爾赫斯講故事的詭計的影像敘述者，他藝高人膽大，雖然他掌握的是已經「過時」的技巧。

楊超導演的輓歌野心沿襲自那個不顧一切追問終極價值的時代，這是給長江的輓歌，更是給八十年代的輓歌。使用菲林拍攝、由菲林時代的攝影大師李屏賓掌鏡，這是一個固執的儀式，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主義的形式應和，於是兩個月逆江而上的拍攝更多只能交付給天意。然而正是這種藝術態度，使電影在種種不可能當中獲得自由，如果說安陸象徵着自由，她也是八十年代中國永遠可望不可及的自由的象徵，因為不可能而尤為教人以生死相許。

1989年前後的中國，有時矯情得可笑，就像《長江圖》某些劇情和獨白那樣，但始終會讓人心頭一熱。三峽工程巨壩的影響如地獄之門讓高淳凜然顫抖，也同樣震懾了觀眾，我們突然明白巨變之前的三峽及那個舊的中國如此脆弱，被巨壩如鬼頭鍘刀一般攔腰斬斷。

以詩明志

1989年那個虛構的船工詩人一再用自己的詩表明，他不願意加入岸上的燈火輝煌，不願參與即將到來的「盛世」。他是安陸真正的戀人，而通過安陸與詩稿，他與二十多年後的高淳（八○後青年？）連接，甚至附身還魂於後者，高淳在幻象中看到與安陸同讀詩稿的詩人長得和自己一樣。詩稿雖然在最後飛散於長江江風中，歷史卻並沒有因此虛無，因為在江河變幻之外，尚有運轉不息的電影攝影機在記下。

我還是又再想起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他2013年曾經來訪香港參與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老詩人曾歷盡滄桑，寡淡言語，與之相反他的長詩《大海》卻澎拜稍無止息，綿綿不斷為智利海中的死者招魂。他如此念叨：

「驚人的誘餌從天降。驚人的誘餌

落向海。蟄伏之海，升抵罕見之雲

朗朗一日。驚人的誘餌

落向海。曾落下一次愛情

曾落下清澈一日在此刻之海。」

（翻譯：梁小曼）

當時對這個「誘餌」的隱喻不得其解，直到今天看了《深海光年》才明白，他寫的是被智利軍政府直升機從空中向大海拋下的異見人士的屍體。詩歌的招魂儀式並不轟動、不危言聳聽，甚至拒絕輕易的讀解，然而其回聲深邃漫長，就像電影裏水的聲音一樣，適於反芻歷史苦澀的味道。

文．廖偉棠／編輯．袁兆昌／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蔡子強 -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2016年4月7日

【明報專訊】「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莊子．漁父篇》

莊子2000年前深刻的寓言

戰國時代，大思想家莊子，曾經說過一個深刻的寓言，這個寓言的意思大致如下：

有一個人，常常疑神疑鬼，不時往後望，漸漸開始被自己背後的影子和腳印所嚇怕。為了設法擺脫它們，他更拔足而奔。可惜，他卻不明白，縱使他不斷奔走，地上的腳印只會愈來愈多；無論他跑得多快，影子也只會緊貼着腳跟。但他卻誤以為，問題是出於自己走得慢，所以無法擺脫影子和腳印，於是更愈跑愈快，終於落得力竭而死。可嘆一句，為什麼他不明白，只要走到可以遮蔽的地方，影子就會消失；只要冷靜坐下來，腳印就再不會有。這個人，也實在太過愚笨了。

縱然是在2000多年前說，但莊子這個寓言，卻歷久常新，尤其對今天的香港，格外警世。

過去幾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急速的崩壞。近日，更發生連串事件，讓大家驚覺國內那套政治掛帥、凡事但求政治正確的做事方式，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不同崗位的人，都開始揣摩上意，疑神疑鬼，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結果寒蟬效應，瞬間如星火般燎原。

愈來愈多人揣摩上意疑神疑鬼

就以過去半個月而言，短短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已經包括：

先是政府康文署，涉嫌強迫受其贊助的劇團表演，於場刊中，刪去工作人員簡介中，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連作為客觀事實的別人母校名稱，都要因為政治忌諱而被迫篡改；

繼而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獲提名最佳電影的《十年》一片，因主題被部分人視為政治不正確，而惹來風風雨雨，以至國內官媒口誅筆伐，甚至惹起封殺疑雲。籌委會主席爾冬陞，終於在典禮中坦承受到一定壓力，甚至很難找到嘉賓頒發最佳電影這個獎項，最後為了避免讓其他人為難，只好自己親自上陣；

再之後是前學民思潮成員要組織新政黨，但卻被匯豐銀行拒絕讓他們開設戶口，隨後的新聞跟進報道，發現這並不是單一事件。

中國大陸常常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把這個城市政治化。但實情是，大陸的種種政治考慮和禁忌，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有些時候，這是出於大陸和特區政府背後無形之手的干預；但另外一些時候，卻是出於本地各行各業、不同崗位的人揣摩上意、杯弓蛇影，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

疑神疑鬼只會讓香港故步自封

莊子的寓言告訴我們，終日疑神疑鬼，不單會讓自己庸人自擾，甚至會落得作法自斃。心魔這樣東西，愈想躲避，卻愈躲避不了，反讓它如惡靈般纏身；相反，坦然面對，思想陽光，卻反可穿透霧霾，讓它煙消雲散。

爾冬陞在頒獎時說：「在創作（金像獎頒獎典禮台辭）過程中，創作班底裏有一位年輕編劇，偷偷地問我，主席，在今年的稿內，能否有『十年』兩個字呢？我向他說，後生仔，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說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便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是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其首任就職典禮中說過的傳世名句。他緊接着說：「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

不錯，如果香港各行各業都因終日揣摩上意，而疑神疑鬼、故步自封，這樣只會癱瘓香港進步的力量，在本當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

舉個例，七八十年代是香港電視、電影、歌曲等創意工業最為風光和興盛的黃金時期。當時因為大陸和台灣，以至很多東南亞國家，都受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社會氣氛十分窒息，禁忌多多，創作受制於重重枷鎖。唯獨香港百無禁忌，享受一個自由的創作環境，什麼題材都可以揀，什麼都可以拿來笑。因此香港也贏在起跑線，創意工業於是便脫穎而出。

但踏入90年代，上述很多地方都先後進行民主化和自由化，社會紛紛解禁，於是在創作上也呈現百花齊放。反而，近年香港卻有所倒退，害怕觸及的禁忌愈來愈多。於是此消彼長，讓香港的創意工業也風光不再，在本當需要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

所以，恐懼，會成為讓社會故步自封的阻力。因此，在這恐懼開始蔓延的今天，我們得嘗試去學識克服恐懼。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岑逸飛 - 無聲的世界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7日

審閱「再創明天」微電影創作大賽的參賽作品，其中之一名為《知音》，講述失聰的心聲，由廣東省聾人協會攝製，片中描述一個失聰小女孩參加聽失聰人士演講比賽的經過，情節感人。

此一微電影作品的配樂，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片中的聽障老師送給失聰小女孩全套的貝多芬鐳射唱片以示激勵，這樣的安排可以理解。眾所周知，貝多芬28歲開始失聰，終至全聾。此事對貝多芬打擊不小，甚至一度想輕生。但貝多芬最後仍沒有被命運擊倒，全聾後開始用「心」作曲，熱情洋溢，以波濤洶湧的情感，開創嶄新的風貌。

配樂選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第一樂章，我猜想多半因為此曲又名《命運交響曲》，一般認為樂章開頭，就象徵命運。無疑，旋律澎湃，充滿激情，或可代表失聰者的奮鬥。但純粹的奮鬥而欠缺悲情，還不足以說明失聰者的心路歷程。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雖然動聽，但激奮的調子也一樣可以引發魔性。

難怪六十多年前在德國納粹的黨代表大會上，播放次數最多的作品，都是來自兩個德國音樂家：華格納與貝多芬，尤其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 納粹時期德國報紙常有這類報道：晚上德國飛行員聽了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英雄》）和《第五交響曲》（《命運》），第二天就駕着戰鬥機向倫敦或莫斯科前線飛去，勇氣倍增。

毫無疑問，貝多芬的音樂讓人激動，給人愉悅，甚至為理想壯威。希特拉正是利用這種音樂氛圍，為其殘酷的種族主義服務。1942年在希特拉53歲生日的慶典上，演奏的正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希特拉最崇拜的是華格納音樂，據希特拉本人說：光是華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他就聽過34遍。在長達12年的納粹德國時期，到處奏響的是華格納的音樂，每逢納粹黨大會召開，都少不了演奏《眾神的黃昏》片段。

華格納上承貝多芬，分別只在於，貝多芬仍是中性的，華格納則擺明車馬是反猶太的，他們二人的共通點是，在其壯闊雄偉的樂曲中，恰如徐志摩對華格納的形容：「是神權還是魔力/搓揉着雷霆霹靂……」但對失聰者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全是雷霆之音，而是在憂傷之中帶有輕快，寄託着對未來的憧憬。可見配樂與其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不如是《月光奏鳴曲》，因為貝多芬作此曲時正經受着失戀和耳疾帶來的巨大痛苦，曲中包含着貝多芬至深的感情，琴音初時輕推慢陳，如傾瀉一地的月光，照亮那些許久不曾碰觸的角落，勾起聯翩回憶。

《月光奏鳴曲》第一樂章，運用了慢板，徐緩的旋律流露出了許多傷感。第二樂章採取了輕快的節奏，優美動聽的旋律與第一樂章形成鮮明對比，展示作者的心情起伏不平。第三樂章，激動的急板，急風暴雨般的旋律表達出憤懣的情緒和高昂的鬥志。在無聲的世界，貝多芬以心靈觸動音符，創出了不朽之曲。

嚴尚民 - 從三代電影人 看藝術與政治平衡

電影講座     2016年4月7日

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引起廣泛討論的是《十年》這齣短片合集值不值得拿下「最佳電影」殊榮。有人認為《十年》能奪獎，是政治的氣氛影響了評 審，反而藝術水平的考量，放了在一個次要的地位。到底衡量一套電影的高低，應該要以藝術為首、意識形態社會訊息為次，還是相反？能做到兩者平衡兼備嗎？電 影史上，其實一直不乏「最佳電影」標準的爭議。

正在同步進行的第4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碰巧有3齣香港電影可放在這個框架下進行討論。3齣電影的創作者，有香港電影圈的中流砥柱，也有打滾了數年 的後進。他們的作品，拍攝技巧略有高低，描寫人物、社會觀察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儘管如此，導演想以電影帶出當下港人現況的意圖是明顯的，在「帶出」的方 法上，卻是南轅北轍。3套電影分別是由黃偉傑、歐文傑和許學文導演的《樹大招風》（下稱《樹大》）、邱禮濤導演的《選老頂》（原名《選老座》）和陳志發導 演的《點五步》。

作為3位導演的首齣長片，《樹大招風》的成果豐碩，甚至誇張一點來說，《樹大》是繼《毒戰》後的另一套代表作；是銀河映像作的里程碑。3位新晉導 演，均在《毒戰》的導演兼銀河映像創辦人杜琪峯大力推動的鮮浪潮電影節中得過獎。依據黃偉傑的講法，「杜琪峯監製想找一些鮮浪潮導演拍一部電影，當時執了 我們3個」，因此促成了拍攝《樹大》的念頭。《樹大》圍繞上一代香港人耳熟能詳的三大賊王傳奇半生改編，大膽挪動了時間線和真實事件，寫成了三大寇在回歸 前合作搞一單大案的「反英雄」電影。從預告片看來，《樹大》予人一種「銀河風」——男性主導的故事、冷峻流麗的拍攝，主題環繞宿命和江湖道義──但進場看 到的，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道出港人貪嗔癡

發行公司不知道是有心抑或無意，讓觀眾抱着看黑幫/警匪類型的期待進場，給看者一個很大的驚喜。電影開首介紹3位賊王——葉國歡（任賢齊飾，原型： 葉繼歡）、季正雄（林家棟飾，原型：季炳雄）和卓子強（陳小春飾，原型：張子強）時，性格非常鮮明突出，行徑各有風格，而且背景不一。葉國歡重義氣、有原 則、百折不屈，一副「我讀得書少，你唔好恰我」的模樣；季正雄獨行俠一名，見多識廣、城府極深，能演繹多種性格去掩飾自己；卓子強活像《華爾街狼人》中里 安納度狄卡比奧飾演的Jordan Belford，大情大性、行徑瘋狂，又有野心。透過幾個利落而深刻的段落鋪陳，很難不期望他們聯手，搞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來。可幾位導演真正的意 圖，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樹大》有一個類型電影外殼，但底子裏卻是一齣「反類型」片，所有娛樂觀眾、推動消費意慾的槍戰、警匪鬥智等劇情，幾乎通通從缺。反而3位導演傾注 全力去寫的，是三大梟雄的內心變化。其實《樹大》的本質，更像一套言情片（melodrama）。曾經當時得令的省港奇兵，因為時代使然，再靠持槍肉搏、 以身犯險的方式去賺大錢，已變得不切實際。寫季正雄臨陣撤兵的打劫段落，尤其精采。

帶着兩個疑似解放軍去「做案」的季正雄，在回歸盃舉行當晚準備行事，用鄰街的馬會投注站作掩護視察，諷刺的卻是，季在投注站發現回歸盃投注的金額， 動輒過億，犯案刧回來的珠寶金鏈，卻可能只值數百萬，還要和兩個貪快錢的庸才平分，因而打消了打劫的念頭。一直對人不信任、隨時狠下毒手的季正雄，把兩位 拍檔殺了，才回到昔日好友的天台屋就寢，翌日被再不信任他的兄弟背叛……。其餘兩個賊王，結局也差不多。寧願戰死沙場也不願意看人臉色過平凡下半生的葉國 歡，衝動下想伏擊警察，卻反被亂槍射中，昔日持強大後座力AK47打劫的葉國歡，中彈後連手槍也拿不穩；一世英明，卻在「抬炸彈」時被補的卓子強，連反擊 的機會也沒有。本來「三大賊王聯手，做乜都咁掂」，最後竟落得悲慘收場。

聽聞製作這部片時，3位導演是分開拍攝的，但現在成品卻風格統一，David Richardson的剪接可謂鬼斧神功（是否3位導演的意願則不得而知），3位編劇也功力非凡——《樹大》的故事，真正要寫的並不是3個梟雄，而是寫那 個港人不知大限將至的時代。九七前的一句「馬照跑、舞照跳」，足以迷惑人心，麻醉大眾一切能順利過渡。但從三大賊王在內地的經歷應知道，「穩定和諧」只是 假想，緊接回歸而來的只有「穩定壓倒一切」。《樹大招風》英文名作Trivisa，是梵語三重煉獄之意，三賊放不下貪、嗔、癡，招了惡果。但不要忘了，漠 不關心、短視的群眾，貪、嗔、癡的程度委實不下3人，今時今日搞得香港一塌糊塗，並不只因三數名搞事分子，還有當日/今日視若無睹的香港人。

玩味流行政治片

邱禮濤導演的《選老頂》也是江湖電影，但無論在題材上、風格上也跟《樹大》大相逕庭。硬要找一個類型去形容的話，它是甚有玩味的流行政治片 （political pop）。這部片以選老座作為香港政局的隱喻，故事脈絡與杜琪峯當年的《黑社會》二部曲接近：因話事人之位花落誰家而搞得腥風血雨。儘管成品未算十分理 想，但只以16個工作天就能完成支線繁多、不乏大場面的長片，邱導演驚人的執行能力，新導演難望其項背，與邱禮濤同輩而有此能力者，相信也寥寥可數。不過 眾角色的編排和演員的演繹，總好像差一點點。例如六寶（姜晧文飾）一角，他是義字當頭的堂口第二把交椅，在老大阿七（杜汶澤飾）坐牢時安分守己，面對阿嫂 （冼色麗飾）的勾引，絕不想入非非，他對阿七的感情，跡近超友誼，但當阿七面對着生關死劫時，他竟因再遇女兒而放棄了對社團的責任、對阿七的道義。就故事 層面來看，親情是六寶的死穴，當能言之成理，不過寫六寶給按中死穴的場口，流於表面，說服力不足。而演員的演繹方法，可說是電影較大敗筆。

阿七作為黑社會堂口的老大，開口閉口充是民主口號，原因竟只因為他服刑時在監倉中大量閱讀，應不太可能吧？我不懷疑電影的出品人、投資者對民主乃人 之基本的肯定，但即使認同某種理念，也不用念茲在茲，畢竟電影世界有其語境，跟現實世界相異。作為消費娛樂，《選老頂》是及格有餘，匠氣十足。但想把電影 從類型中昇華，提高至更高層次，以現在這個方式去演繹，過了火，不行。加上，阿七要爭取民主，只是受塔羅占卜師高潮時的卜牌啟發，好像也不太合情理。勉強 能講得通的說法，就是其實阿七只是用「民主」作為口號，實則只為奪權。但，這是不是作者的原意呢？礙於電影製作成本有限，《選老頂》的視覺效果、美術、服 裝不求真，走一個色彩濃烈、風格突出的路數，但現在畫面所見，風格未盡極致，亦有點尷尬。縱是如此，總括而言，在考慮到資源、時間均不足夠的情況下，還是 可以的。

借電影宣傳意念

最後一齣電影《點五步》，是年輕導演陳志發的處女作。從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學生組中脫穎而出的陳志發，拍起長片來卻不像一個只畢業了幾年的學生。《點 五步》是運動青春片，由香港首隊少年棒球隊沙燕奪得全港冠軍的真實事件改編。用一個較寬鬆的標準來看，電影起承轉合有齊，而且看得出陳導演銳意破舊，運用 航拍、GoPro等新式器材，尋找獨特角度去捕捉人物情緒。可是綜觀全片，角色的性格還是不夠鮮明，通通都非常典型，令《點五步》的稍欠深度。另一方面， 穿插電影的配樂太多太重，將原本的情緒推得太盡，煽情得過火。最教我看得疑惑的是，片中插入3段雨傘運動片段，加上林海峰的旁白，嘗試為本來描寫上世紀八 十年代中期屋邨情懷的電影加入一些社會意義。可惜，加這些片段卻有畫蛇添足之感（即使在沙田大會堂放映時觀眾像十分受落，涕哭交橫）。

電影從來不是純藝術的工具，由於製作電影的投資龐大，牽涉多方關係，若把電影看得這麼純粹，完全是罔顧現實。但若然創作者的政治意識凌駕了藝術，硬 把政治訊息放大，只會予人借電影宣傳意念之感，令角色變得平板，趣味大減。這正是《點五步》最大的問題（卻絕對感覺到導演決意打入影圈的努力）。《選老 頂》雖然意念清晰，卻敗在執行時失卻平衡。反而《樹大招風》的成績最令人喜出望外。3位導演在藝術與社會訊息兩者的平衡，意在言外，拍得恰到好處。這亦是 我本年暫時看過最好的、最有深意的一齣香港電影。

撰文 : 嚴尚民

陳文敏 - 法律與政治

明報   2016年4月6日

如果問我對港獨的取態，我並不支持港獨。如果問我香港的法律可有禁止港獨的言論，目前的法律並不禁止這些討論。對倡議港獨的「香港民族黨」，自己並不認識這個政黨，更無意支持它的港獨主張，但它是否犯法是一個法律而非政治正確的問題。

《基本法》確立特區的體制和權責，它的主體是特區政府。若特區政府的行為或立法會通過的法例違反《基本法》，市民可以提出司法覆核質疑這些行為和法例，但《基本法》不是規範市民的刑法，市民違反《基本法》的行為，除非為刑法所禁止，否則並沒有法律的後果。

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禁止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物，但煽動文字或刊物必須具煽動意圖。第9條指出，「煽動意圖」意指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特區或中國其他地區政府，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離叛，或引起市民之間的不滿或離叛，或煽動他人使用暴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這些情况均明顯不適用。較接近是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但透過參選去達至一些政治理念，恐怕也沒違反這一項，因為參選乃屬合法行為。

有人稱宣揚港獨已超出言論自由的範圍，言論自由當然不是絕對的，但這並非表示任何限制也是合理，以言入罪去禁止一些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的言論，便難以符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新政黨若在規定時間內未能註冊為社團或公司法人，有關幹事便會牴觸《社團條例》。保安局長若相信禁止有關社團繼續運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所必須時，便可發出相關禁令。發出禁令前須給予有關團體作出陳詞的機會。發出禁令後，所有幹事、成員或捐款者均屬違法。由於這權力與結社自由有一定衝突，故法院會要求保安局長有充分理據才能發出禁令。

由此可見，法律對國家安全已有足夠保障。執筆之時，該政黨仍沒觸犯香港法例，這和鼓吹港獨沾不上邊。客觀分析，而非只求政治正確，這正是學術自由的可貴，也是一些只懂以政代法的三流評論員所不能明白的。

馬傑偉 - 港片狂熱分子

明報   2016年4月5日 

Sean，老外，大塊頭，熱愛港產片四十多年，定居香港超過十年。今年電影金像獎，傳媒訪問他的年度心水，他竟說，《五個小孩的校長》。這部電影被不少影評人批評過分黑白分明，但Sean說此乃買少見少的本土電影。其實他私下對我說，他更喜歡《智取威虎山》，牌頭是革命樣板戲，骨子裏十分佻皮叛逆。 

Sean在中大任教了幾年，我與他交情不深。反而近月無端再碰上，吃過幾頓飯，才知道他的佻皮叛逆。他是彪形大漢，卻有柔情一面。他說，香港這幾年真的很艱難，社會到處是怒氣和戾氣。但他坐巴士在港九穿梭，看着窗外風景，就很感恩自己找到一個家。我聽起來有點迷惑了，鬼佬隻身在港，家鄉在海洋的另一方，為何以港為家？他說，很多年前已迷上港產片，香港的街巷、人情、傳奇、里語、大小明星，他如數家珍。來到香港，竟有回家的親切感。

他每周點評港片，有自己的YouTube視頻，可以百分之九十個巴仙肯定，他看的本土電影，比本土派青年更多，在他眼裏，香港充滿活力，打不死，反彈力特強。他也有客串港片，但由於個子高，大隻雷雷，只啱演殺手或保鑣。雖然是不起眼的角色，可以在偶像前演戲，已是過足戲癮。在現場看見家燕姐、華仔、發哥，他有機會搭嘴說兩句，對方都很驚訝為什麼一個老外會對港產片如此瞭如指掌，而Sean在現實中可與電影世界中的人物交流，往往開心好幾天而且津津樂道他的星際奇遇。他對我說，Eric，你有所不知，在不少老外眼中，港產片勁到飛起！

李怡 - 《十年》獲獎實至名歸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4日

《十年》不論是否獲獎，得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提名本身，已隱示了香港主流電影業稍有扭轉面向大陸市場的趨勢。我儘管沒有看過其他獲提名的電影，但看《十年》後已覺得它毫無疑問地應該獲得最佳電影獎。資深影評人舒琪在去年《十年》剛出爐時說：「毋庸置疑地，這將是今年最重要——如果不是最好——的香港製作電影。」我更極端一些，我甚至認為《十年》是近幾年（或十年）來最好也最重要的電影。不是因為它的題材適合我的政治意念，而是純粹基於對電影藝術的思考。

早前財爺曾俊華被問到《十年》，他表示看過，認為5位新導演技巧比較幼嫩，「有進步空間……都是虛構故事，有好多地方比較誇張一點」。他沒有跟從中共的批鬥口吻，避重就輕地就技巧批評。

單論技巧，那麼比之其他提名電影，《十年》的技巧可能不如，但技巧不是藝術的全部，而且不是主要部份。文藝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創意，而創意來自創作者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真正的文藝創作者對社會現實和人性都極敏感，多能敏銳地感悟到甚至預見到現實問題和人性糾葛，及時或及早地以虛構故事的方式提出創作者的觀察，喚起社會警惕。

《十年》的5位導演都不是從政或論政的活躍人物，在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抗爭中也見不到他們的身影。他們都只是藝術家。基於藝術家的本性，他們抓住了香港社會現實中人們最感困惑的問題，就是對未來的憂慮。這本來是所有關心香港政治和社會的人都應該注意到的，電影工作者怎麼會看不到？但是，龐大的大陸市場掩蓋了他們的眼睛，政治功利的考慮壓倒了他們內心的呼喚，於是對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憂慮感視而不見。《十年》在這時候出現，難道不值得所有真正的電影藝術工作者而不是只想圖利之輩反思嗎？在這樣的為香港電影事業振聾發聵的作品面前，技巧的生澀又算甚麼呢？

《十年》反映的憂慮總括而言就是兩個字：恐懼。5部作品所表達的就是恐懼感；「為時未晚」還是「為時已晚」這主題要表述的是恐懼感；電影的金句「千祈唔好慣」也是要警惕由恐懼帶來的惰性。

電影《十年》自身的命運，也反映了恐懼感。據電影導演表示，在尋找演員時，有的演員對故事立意很認同，也想演，但終於拒絕就是因為恐懼；在電影極賣座的情況下戲院落畫，因為恐懼；《環球時報》狠批、中共封殺、央視和騰訊禁播香港金像獎頒獎禮，是要散播恐懼。李波事件發生後，有電影的小角色給導演電話，問他會不會被「用自己的方式」去大陸，恐懼在香港擴散中。

恐懼，是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最大敵人，是文藝創作的最大敵人。《自焚者》導演周冠威對我說：不恐懼，就有最大自由。這句話，讓我沉思良久。

年輕導演不恐懼，於是有《十年》。電影界不恐懼，就能贏回香港市民的支持。政商界不恐懼，香港就能站穩自己原有的腳跟。市民不被恐懼嚇倒，香港才有將來。

讀書：歷史拾遺：讀蕭國健《探本索微——香港早期歷史論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一八四二年之前香港只是一條小漁村？不是的。香港本地史家多反對此論，尤以史家蕭國健著述甚豐，其《香港古代史》、《香港前代社會》敘述開埠前之社會經濟，知其民風淳厚生活精彩，可證漁村之說實誤。蕭國健如今結集論文而成《探本索微》，記述香港早期歷史的細微處，不以時序為框架，分成研究、地名、歷史、文化共四章，雜談歷史，讀來拾遺更多。

荒島之說

昔日洋人與中原朝廷多稱香港為荒島。英國人說一八四○年前的香港是「空無一人的荒島」。一八四三年，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訪問香港，回朝上奏道光皇帝：「奴才查看香港本屬荒島，重山巒複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係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只有貧窮漁戶數十家，在土名赤柱灣等處畸零散處。」清廷貶抑香港的地位，大概因為鴉片戰爭新敗，朝臣為保朝廷威儀，故此形容香港是荒島，割讓了也無損大國體面。然則英人說香港是荒島，則可以領了開闢荒山野嶺的功勞，教人感激英殖政府，服從管治。

其實香港開埠之前不是荒島。香港早有居民聚成村落，考古發現六千年前已有人迹，唐朝時候有軍隊駐守屯門，宋朝有宗族定居新界，明代地圖文獻記載了香港各處地名。讀香港歷史，不宜粗枝大葉略過這些細節。《探本索微》徵引方志族譜諸等文獻，實地考查碑銘刻文，既可補通史缺失處，亦教今人細看舊事，免於誤信西人或中原之偏見。

香港島的命名傳說

洋人貶抑香港島為漁村之見，可見於英人早年命名香港島的一些傳說，尤以「裙帶路」之說最是有趣。裙帶路曾為香港本島之名稱，據聞英軍初抵香港，登陸赤柱，當時有一位蜑民名叫陳群，為英人帶路前行，走到香港島北部今中環一帶。英軍詢問此處何地，陳群以蜑語答曰：「香港。」是故陳群帶路，遂有群帶路之名，洋人以此命名香港本島。

裙帶路一說甚為傳神，聽來容易信以為真，就好像當年英軍初到不毛之地，香港是蠻荒孤島，好在阿群帶來文明之師，翻盡窮山惡水，為小島命名，標識地圖，才使香港為世所知。實情是，英軍未來之前，裙帶路之名早載於明清官方志籍，記入賦稅糧冊。古老言傳，裙帶路是本島西北部的山腰小路，遠望形似女子裙帶，與陳群未必有關，阿群帶路似是傳說居多。

香港之所以命名香港，與裙帶路傳說甚有契合之處。當年英國水師登陸，詢問居民地何以名，答曰：「香港。」香港之名曰香，皆因此地港灣出口香木香本，香品產業於明朝盛行一時。香港本為村莊名稱，今人多以為香港村位於香港仔石排灣。蕭國健則認為「香港村」不是石排灣，原因有三：

一、早期香港政府文件刊載地名，石排灣名曰鴨巴甸（Aberdeen），而非「香港」。

二、明朝《粵大記》圖載，「香港」位於鐵坑（黃竹坑）旁一小島。

三、據《粵大記》圖載，此小島似是今之鴨脷洲。鴨脷洲島上有洪聖古廟，廣東沿海祭祀洪聖之風俗始自隋唐，或可推論此地早有島民聚居，也許是香港村之位置。

群帶路也好，香港村也好，香港之名早載於方志典籍，並非英人所創。英人抵港之前，香港島已有大小村莊散佈各處。參考一八四一年港府官方統計，全島人口約有四千三百五十人，其中赤柱約有二千人，筲箕灣一千二百人，香港村、黃泥涌、阿公岩等村各不下二百人。未計新界大族，香港島人口之多實非「一條小漁村」可比，奈何洋人奪史，其他中文文獻所記不多，致使今人誤信香港開埠前是一片荒蕪。

新界騷亂，忠義抗英

香港島既非小漁村，新界更有大族世居故土，百多年前曾經奮起抗擊英軍。一八九九年，清廷與港府簽定《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九龍半島北面之土地，南自界限街，北至深圳河，租借予英國九十九年。英人接管新界，先派遣警司率隊至大埔，在運頭角搭建蓆棚，供警察駐守，又豎立旗杆，定於是年四月十七日升旗。新界鄉民商議抗英，於各村張貼「抗英揭貼」，挖備戰壕，集結村民。

四月十七日英國升旗，數千村民攻擊英軍駐地，襲擊大埔山頭，卻為英軍所敗。村民退至林村山谷伏擊敵人，可惜武器落後，難敵英軍裝備精良，再敗一役。翌日，二千六百名村民再戰英軍，遭遇埋伏，死傷慘重，敗退回村。英軍進至吉慶圍與泰康圍，以「錦田是騷亂的主犯」、「疑有莠民藏於其間」為由，欲進圍村搜查，村民據守反抗。英軍以大炮炸開圍牆，村民投降，英人拆下圍門作戰利品，後來運往英國。

英國接管新界之後，鄧族紳耆與政府交涉，請求發還圍門。港府撫順鄉民，自英國運回鐵門，安置在吉慶圍。屏山聚星樓背後有達德公所，當年村民於此聚義，發動抗英，而今大廳立了「忠義流芳碑」，碑上刻上一百七十四義烈士義烈婦之名，抗英事迹，以垂永紀。鄉民抗英，港府初謂之「騷亂」、「莠民」，後有村紳追思「忠義」，敬立碑銘。誰是莠民騷亂，誰可忠義流芳，不過一線之差，只看歷史誰人寫。

香港歷史誰人寫？

這些舊事雖然微小，卻很重要，讀史料拾遺一二，知香港前世今生。蕭國健《探本索微》一書查考香港各處地名歷史（例如香港村、西環、金鐘、沙頭角），細數掌故傳說（例如張保仔、陳群帶路），兼論傳統風俗（例如新界宗族、鄉村習俗），循香港之本，探索歷史細微之處。蕭國健是以平實筆觸治史，卸下英人貶斥香港為漁村荒島的枷鎖，歸返真相，示現香港開埠之前實非蠻荒之地。

奈何今人不知史家苦心，仍是念茲在茲記掛小漁村之說。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介紹香港歷史，有此一段：「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在百多年前還只是一個小漁村。」只是一個小漁村乎？今引蕭國健序言作結：「英人東來時，新界地區已有眾多廣客村莊，人口且日漸繁衍…… 時人多隨西方學人之說，謂『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是一條漁村』。此促使余對香港古代歷史研究之念。」史家之志，盡見於此。

 

文：謝孟謙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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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陸鴻基：情深緣淺，多謝你的橋樑比喻

悼陸鴻基：情深緣淺，多謝你的橋樑比喻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我與陸鴻基教授從沒有面對面說過半句話。

1991年冼玉儀辦了個「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那時我是個超齡碩士研究生，在港大的研討室，聆聽陸兄以鏗鏘的廣東話朗讀他的論文，結尾以橋寓意香港的一段話，一直留在腦中，且啟發我下決心報讀博士課程從事香港研究，畢業後在中大教學二十多年，沒有再見過陸教授。年前教院風波，在媒體不時讀到他頂住政治壓力的新聞，也聯署過聲明表示支持。風波過後，陸兄返加拿大工作、生活，我每年的大時節都定期收到他寄給我的電子賀卡。他是個念舊、細心、長情的謙謙君子，我雖然與他沒有私交，但他對香港歷史的溫情，以香港的言語、文化為主體的學術志趣，長久以來給我莫大的鼓勵。

香港研究的有心人

我年輕時不看新聞、不關心社會事務，對香港歷史的知識十分貧乏。1989年六四屠城，對我影響很深，自那年夏天我開始關心中國與香港從何來往何去，積極參與當年成立的民主大學，下班後在灣仔上課，認識了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並參與了民主大學同學會，與在亞視任職的陸鴻楷計劃拍攝一部香港歷史紀錄片。如此龐大的計劃最後自然是無疾而終，但蒐集資料的過程也獲益匪淺。陸鴻楷是陸鴻基的弟弟，從他口中知道其兄與蔡寶瓊幾個學者，是香港研究的有心人，不時相聚追尋香港歷史故事。那時我已三十出頭，對學術研究的認識膚淺，對香港研究更是白紙一張。側聞他們研究香港身世，感性的影響大於知性。生於斯長於斯，研究香港，正是追問自己這一代人為何如此生活的所以然，學術與關懷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鄉關何處，細心考究，在錯綜複雜的文化脈絡中理出紋路。久聞陸兄大名，到1991年的研討會才遇到他本人，親身聽到他朗讀橋樑的比喻。這段話對我來說很重要，相信對不少以香港為家的讀者亦有深意，摘述如下：

「香港作為中英交往的橋樑的歷史和現實，是香港外在的、殖民地歷史的基礎，也是內在的、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橋樑有兩點特色：第一，橋的地位是模稜兩可的。人們可以把它看作甲岸的一部分，也可以把它看作乙岸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依存兩岸的臨時結構，過人可以抽板。第二，橋是死物，只供甲乙兩岸的人踐踏，不會有怨言，也不會有見解；偶或有人以橋為家；這一小撮人容或對兩岸和他們自身都有獨特的觀點和見地，但兩岸過橋的人，熙來攘往忙自己的業務，誰去理會橋居人語？橋上的居民雖然對兩岸事物擁有獨特觀點，發展出多方面的創意和成就，但對自己的地位也不一定都想得很透徹。如果他們對自己模稜兩可的地位感到尷尬而無法悟出其獨特的珍貴價值；如果他們不敢面對自己的身分和認同的內在張力，因而產生錯綜複雜的心理矛盾、無從化解，或甚而互相猜疑；如果他們不能自知自覺地理解、分析、體會和批評自己的獨特生活方式及視野，肯定其意義，用自己的語言互相分享社群的生命；那麼，他們終歸只會『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忍作無聲的吶喊。」（註）

橋的比喻 改變一生

我年底退休，今個學期最後一次講授香港文化一科。上兩周不知哪來的靈感，臨上課之前想起啟發我開始研究香港的那段話。離上課只有十分鐘，我就簡單把引文手寫在紙上印給同學，並在堂上朗讀。沒想到上課之時也是陸兄去世之時。晚上張秀賢傳來短訊，告知陸兄離世的消息，那時為清晨五時，窗外濃霧瀰漫城門河畔。人生多少偶遇，俠客賢人，真誠善意是會互相感染的。陸鴻基前輩，我和你這麼多年只有一面之緣。感謝你當年赴會前在飛機上匆匆寫就的那個橋的比喻。我近月習畫，上周剛完成一幅，靈感來自新界流水響的一道古橋，畫完那天原來是The First Day of Spring，就以此命名，但願香港這獨特的橋樑，生生不息，嚴冬之後，再生滿園春色。

註：陸鴻基：〈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載於冼玉儀編著：《香港社會與文化》（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頁75-76

「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會議在1991年12月16、17日於香港大學舉行。

 

文：馬傑偉

圖：馬傑偉

編輯：王翠麗

世紀．駱以軍．失物招靈：筆記本

明報   2016年4月3日

那時我剛結婚，對未來一無所知，和年輕的妻蝸居山上租來的宿舍，我的心裏想還是要寫一本長篇吧，那時我已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得過幾個文學獎，但書店擺的書都約一周就下架，消失在那龐大的書之海洋。我非常沒有真實謀職求生的概念，好像我的夢從二十歲就十分確定，要當一個專職的小說家。但卻又迷迷糊糊結了婚，那時甚至也沒想像有一天有小孩該怎麼辦。這時有個出版社女老闆要到一家出版社下面開一個外掛的出版社，找我去上班。這個大姊，我之前對她的印象極好，沒有一種出版社面對年輕作者的傲慢，她非常謙卑甚至到沒自信的樣子。而且對我講了一些對文學充滿理想的話，她講這些話又比別人誠懇許多；我當然被她感動了。那時我太年輕，沒有任何社會經驗，但對自己非常自負，我也沒有什麼名利心權力慾，很像她的地下文膽，她拿來許多稿子，我替她看稿，告訴她哪個可以出，哪個不成。當然有一些極爛的書是用來暢銷，養這些純文學但不賣的書。這些我只要幫他們寫封底文案，或當時登在報紙內夾分類廣告欄的出書廣告。但後來我才去一個月，便不想去上班了，我發覺我無法忍受辦公室的多焦變換的人際關係，我因練習寫小說多年，自然有一種對環境的人們的心思，比較細微的感受和解讀，但辦公室人際關係的信息量太大了。有一個年紀比較大的編輯好像一直防着我，或我發現那老闆娘在我面前是一模樣，但對另兩個小女生編輯，則會擺出冷峻的另一張臉。我感覺我的雷達系統要崩潰了。於是我跟她辭職，但她哭了，然後讓我可以一周去上一天班就好。當然我要做的事是一樣的，但我可把它們帶回家做，一禮拜進公司跟她開個會，把我對那些書的定位、文案，交接給她。到我這個年紀回想，其實她是個很溫和良善的人。但我在那個工作待了三年，心裏只有愈來愈晦暗，原本的才氣銳氣愈磨愈鈍。我發覺她對那些有才氣而脾氣古怪的作家，有一種爛男人把妹的模式。她會約他們在咖啡屋喝一個下午茶，妳會感受到她的誠懇，對你的作品的知己、重視；然後那些作家非常感動的交出自己最珍愛的作品，但我在辦公室這端看到，那些稿子的下場，常常是她看也沒時間看（所以是我讀那些作品），後來作出點品牌了，這些稿子愈多，許多就堆我們出版社的櫃子上，或抽屜裏。那個年代，許多作家交來的一包稿子，常是手稿。我感覺它們是被哄騙入手，就灰撲撲的扔在那。後來她出書的主力還是放在那些她擅長的暢銷書。我看到那些稿子的流落和擱置，會想到我自己，我當初不也是信任她的誠懇和她說的對文學的熱愛，才如此信任將自己拖付，但我卻覺得像踩陷入一泥沼，看着那些被「把妹」哄進來的稿子，被擱放着，沒有排上要出版成書的時程，變得失去了它們本來的光。我後來聽說，這老闆娘進出版這行以前，是作房屋仲介的。有一次，我讀到一份怪筆記，那是一個當時小有名氣的小劇場導演的筆記本，上頭破碎不全，字迹潦草寫一些他靈光一閃的詩句，或隨筆畫的一些街景素描，或某一齣戲的舞台芻型草圖，或一些像是夢境的記錄。那如果出成書，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但這本筆記本的命運，像其他那些被慎重交給老闆娘的稿子一樣，她只有在咖啡屋從它們的主人手中接過來，那一刻的盛大珍重，回到辦公室就隨意塞進哪個抽屜啦。後來（隔了一年吧）有一天，老闆娘很着急問我那本筆記本有沒有在我手上？原來那個小劇場導演，得了愛滋，然後選了一個很傳奇的方式自殺，他自己跑去東部一個海邊，朝大海一直走一直走去。也沒有撈到屍體。此刻出這本遺作，肯定有相當的話題性。但我們翻遍辦公室那些抽屜、書櫃，那本筆記就是消失了。後來我終於離開那出版社，幾年後那老闆娘罹癌也過世了。我有時想起，那本筆記本會不會其實在我那呢？某次帶回家讀，就混在我那亂七八糟的書堆裏，被忘記了？

文．駱以軍

阿寬 - 最後的失望

明報   2016年4月3日 

亞視結束了就是結束了，不管新股東說如何「借屍還魂」，再出來的已不是過去五十九年一直為香港人服務的亞視。

亞視最後的時刻本來可以好一點的，香港觀眾應該願意為它締造一個值得紀念的收視，但這電視台還是給大家最後的失望。

四月一日晚上看完最後的新聞報道，本想一直看到收台的一刻，但見到亞視發言人沉悶介紹未來亞視的發展時，不得不轉台。

太厲害了，在最後的時刻亞視居然還保持了令人轉台的風格，叫人無話可說。

轉到翡翠台，反而看到頗為詳細的亞視歷史報道，又有亞視舊人的訪問，真的有點懷疑是否搞錯頻道。

作為幾十年來競爭對手的無綫，對亞視停播的重視程度比亞視本身更甚，唉！

停播前的亞視，最後的節目竟是重播的，而且沒計算好播放時間，未播完已經夠鐘熄燈，出現藍屏，沒有早前預告的一張卡，沒有留下任何告別信息，這樣的結束，令已剩下少無可少的亞視擁躉帶來遺憾。

這完全反映了亞視近年步向滅亡的主要問題，就是主要股東根本不懂營運一間電視台。

今天亞視已不存在，過去的亞視精神在最後的幾年已蕩然無存，像患了老人癡呆般失去了過去的記憶地活着。

新公司聲稱亞視會用其他方式繼續營運，說穿了不過是保留了名字，等於人離開了這世界之後，有人用了他的名字說他用另一方式依然在世一樣，信不信由你！

亞視曾經精彩過，在創意上一度超越無綫，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到現在，無綫若干節目形式，依然來自亞視，包括每年自己讚自己的電視頒獎典禮。

亞視精神也是不怕輸，因為每天都在輸，輸少當贏，無綫不做的，亞視都做，成功了就讓無綫跟風。

最有創意的人，不一定每次贏，但人才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阿寬 ahhfoon@yahoo.com

余若薇 - 究竟違反哪條香港法例？

明報   2016年4月3日 

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目標是「建立獨立自主香港共和國」。兩日後，港澳辦新聞發言人高調回應：「香港極少數人成立『港獨』組織的行為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危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包括七百多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嚴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現行有關法律」，敦促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理」。依哪條法？無說明。特區政府和應，也說「依法處理」，律政司則說「有需要時採取合適的行動」。

香港法例保障言論和結社自由，尚未淪落到思想或言論入罪，港獨或任何政治主張本身無違反香港法例；若為推動港獨而訴諸武力，行為本身可能違法；推動合法事宜亦如是。

六年前的五區公投運動，中央官員眾口一詞指控此乃違法違憲，同樣說不出違反哪條法。最終五區公投如期舉行，但投票率低，市民對國家機器處處打壓，始終有顧忌。

早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說，中港可訂立協議，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內地人員在香港執法，無違反《基本法》，執行的都是與出入境有關的法例。問他哪條法？他就耍過去。總之，法律變成當權者工具，隨時搓圓撳扁。

《基本法》廿三條未本地立法，但特區政府手上有《公安條例》，加上行政手段，包括拒絕政治團體的公司註冊申請，拒絕代郵有「自治」、「勇武抗爭」等字眼的候選人宣傳單張，隨時刪減例如「國立」等名稱，又有鳥籠選舉制度的優勢，執政者仍感到威脅，只能說是一個害怕人民的虛弱政權。簡單一句，要人心回歸，從來不是靠法律。

家明雜感：電影節速食札記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電影節四十年，應該有更多回顧式搞作。畢竟由七十年代至今，它跟「新浪潮」、《電影雙周刊》及《號外》同代，見證香港幾十年盛衰。引進各地影片（有段時間為大陸片的「世界之窗」）、跟世界同步，滋養戲迷不知凡幾。就這樣過了又一次十年紀念，殊為可惜。

1.修復經典

照例是舊片最耐看，在偌大、堂皇的文化中心大劇院看更是享受。史高西斯的《盜亦有道》（Goodfellas）及費里尼的《想當年》（Amarcord）不止毫不過時，至今看仍十分超前。前者節奏明快，敘事及人物複雜到不行，但剪接爽朗利落、長鏡頭目不暇給。後者完全百無禁忌，沒什麼故事主線或主角，敘事不拘一格，情節像信手拈來。加上配樂動聽，群戲吸引，比我們那些所謂的「賀歲片」還要有趣、熱鬧；一眾女人的形象趣怪鮮明，亦見費里尼對巨奶及肥臀何等癡迷。《盜亦有道》今次再看，便知《華爾街狼人》如何一脈相承。同是慾望橫流、卑鄙無恥的男人國度，只是圈子不同而已，史高西斯每次都很自覺。都說導演一生只拍一部電影了。

愛森斯坦的《俄軍抗德記》（Alexander Nevsky）及大衛連的《齊瓦哥醫生》亦奪目。兩片都是場面取勝，銀幕愈大愈好，這次放映的更是歷來所見最好版本。真要感謝數碼科技，不是因為復修出土，哪有在大銀幕重溫機會？《齊瓦哥》尤甚，浩瀚天地跟渺渺蒼生，由個人憂慼到民族苦難，透過恢宏意象表現無遺；一如去年重放大衛連的《沙漠裊雄》，是手機煲劇世代難以體驗的震撼。《俄軍》及《齊瓦哥》兩部人物傳奇，涅夫斯基高大又眉清目秀，土地賦與他自信與勇氣（很「本土」），可以一夫當關；齊瓦哥的事迹則悲壯，流離失所，恍如隔世回到故地、在寒冬的路上誤認家眷，看得人鼻子一酸。

2.華語新片

《樹大招風》雖是三個新導演初試啼聲，作為電影節開幕片亦不失禮。坦白說，根據賊王改編的故事，械劫金舖、向大富豪勒索等橋段，很多年前在任達華演的電影中看過，但《樹大》拍來完全另一回事，講究及認真得多了。三賊各有性格，或囂張或深沉，也可以很「佬」，可說是打破了《無間道》以來的警匪片中，電影人老是執迷寫cool man的窠臼（說穿了不過是影人的自我投射）。邱禮濤的《選老頂》比杜琪峯的《黑社會》露骨，開宗明義以黑道影射香港政壇的小圈子選舉。李敏的劇本令女角異常好看，配角如一個私生女都很立體，在同類電影中（起碼在香港）罕見。看《樹大》及《選》，最大的贏家是姜皓文。亞視終於不永恆，然這位來自亞視的演員卻愈來愈修成正果；在兩部江湖片中皆演慈父，太好看了！

《樹大》及《選》我並非在電影節看，真正在那裏看的反而是短片合輯《美好合一2016》。四部短片最可愛是賈樟柯的《營生》，讀簡介以為嚴肅，原來充滿黑色幽默。賈甚至把自己口碑載道的「中國寓言」《山河故人》顛覆了：戲裏頭本來惹人同情的礦工梁子，被媒礦老闆裁掉後，跟兩個工友嘗試去當保鑣及臨時演員。過程荒誕絕倫（其中一個笑點是明朝的官員晉見清朝的皇帝），賈樟柯自己粉墨登場，逗得文化中心的觀眾哈哈大笑。賈的冷幽默不遜於從前的寧浩，他下次可以拍喜劇。《營生》真是頗遊戲人間的，鏡頭好像都用航拍，有意無意都升高一翻。

3.名導新作

山田洋次的《嫲煩家族》一反之前兩片，這回嬉笑怒罵，但拍的依舊是「東京」及「家族」故事，也集中在一家「小屋」發生（「攤牌」一場的調度真厲害）。又對年輕的有寄託，看來滿像前作延伸，湊成了近年的「東京三部曲」。唉，山田像史高西斯一樣，深明「男人之苦」：他們永遠長不大的，如小孩般要人呵護；大半生當工作奴隸，老來除了賣醉便無所事事。妻子很多委屈與苦衷，難得有機會透過創作重新認識生命，由此竟提出離婚。《嫲煩》的家庭關係下回分解，不過影片亦側寫了文字的力量，不期然想到李滄東的《詩》。是的，《詩》很沉重，《嫲煩》很惹笑，然而若細看，後者其實笑中有淚。那何只是「東京故事」（這次，山田更明顯向小津致敬了）？它放諸四海皆準，華人社會亦合適。遺憾是，香港沒有像山田般舉重若輕的高手。

意大利Matteo Garrone的《原味成人童話》（Tale of Tales）勝在詭異荒誕，攝影及美術優秀，又有大明星出演，配樂還是響噹噹的Alexandre Desplat。藉電腦特效及化妝的神乎奇技，各地的童話故事應有新演繹。蛟龍及巨人活靈活現，影片適合一家大小，奈何在港應不會公映（？）。Michel Franco的《非常看護》（Chronic）無巧不成話，跟《原味》一樣同是導演的首部英語片。《非常》秉承前作《校園欺凌後》的曖昧，沉着冷峻、完全不用配樂。Tim Roth演細心的私家看護，工作以外生活非常清簡，幾乎像個修行的人，看下去始知內情。《非常》雖有點隱晦，但它說疾病對人的煎熬，以至身邊親人的百態，還是很清晰及尖銳的。

還看了阿彼察邦的《浮華塚》（Cemetery of Splendour），一貫他的虛幻與寫實作風，有些地方耐人尋味。軍事醫院的環境祥和恬靜，角色總是微聲細語，電影聲效締造出清幽的世界，令人置身現場一樣。當然，它還有角色在草堆背着鏡頭大便的畫面，叫人念念不忘……

4）紀錄片

《深海光年》（The Pearl Button），Patricio Guzman的智利故事再次歎為觀止。由個人到歷史，由海洋到穹蒼，從一枚三千年歷史的晶石開始（裏頭含有水滴），連繫到土著以至彼諾切特，聽他感性溫婉、不慍不火的道來。幾年前《星空塵土》（Nostalgia for the Light）走進沙漠，這趟《深海光年》鑽進海牀，「我們都是水的支流」。Guzman的作品豐富了我們的「紀錄片」想像。蘇古諾夫的《羅浮宮法國瘋》（Francofonia）同樣別開生面，亦同時由導演旁述，說二戰時期羅浮宮名畫如何被拯救。當然不像佐治古尼《古文明奇兵》（The Monuments Men）那樣戲劇化，又沒停留在「述說紀錄片」的一板一眼。它既有歷史與人物（文物搶救功臣Jacques Jaujard），蘇佻皮地在「歷史重現」片段加入「聲軌」（reflexive的紀錄片）；並找來拿破崙遊羅浮宮，讓他站在自己的「加冕」巨作跟前。拿破崙跟鏡頭對話，鏡頭也是個角色，明眼人一定想起蘇古諾夫在另一古堡拍攝的《俄羅斯方舟》。

意外看了《怪物達人逐個捉》（Creature Designers: The Frankenstein Complex）。本來沒甚期許，但甫開始即見異形、Predator、未來戰士等就知對路。以戲論戲算平實，重要是訪問了電影特效界不同年代的首屈一指名人、導演，展示各年代的發明，看得眉飛色舞。我多年來追鬼怪片不捨，看着看着《怪物》，有回家般的感覺。《怪物》最後說到，今天CGI全面普及，機關的怪物及化妝漸被淘汰（《星戰》前傳的Yoda即全面電腦化），特效大師失了光環。表面上好像特技「民主化」，實情是，特效沒有了從前的挑戰，逼不出層出不窮的創意。這個現象，當然不止特效世界特有。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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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嫲煩家族》

《齊瓦哥醫生》

《原味成人童話》

《怪物達人逐個捉》

譚蕙芸 - 記者的共業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一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凌晨時分，我獨個兒坐尾班港鐵，到調景嶺體育館的點票中心。進場時，有保安員要求搜查我的隨身物件，才恍然大悟，今次選舉在「旺角衝突」不久後舉行，氣氛有點緊張。搜完袋後，看到兩條通道，一條是給「記者」，另一條是給「公眾」。當晚有消息指，當局對「記者區」收緊管理，凡是它認為不符合其定義的非主流傳媒記者，均「不獲邀請」進入記者區。我不過是一介新聞系老師，早有心理準備以平民身分進場，所以就聳聳肩，接過職員發的一張「號碼籌」，走進公眾席。

從家裏到點票中心的路上，我不無焦慮，生怕公眾席籌派完會被拒諸門外。果然，當我進場時，整個公眾席已擠滿了人，要找個位置都有困難。公眾席位置不佳，距離宣布結果的「大台」最遠，簡直是「山頂位」。記者區呢？卻面積偌大，佔了整個場館約三分之二。但記者區的使用人數卻與其面積成反比：記者區小貓三兩；公眾席卻有人滿之患。

再觀察多一會，我發覺「記者區」和「公眾席」的分野，若以區內活動為標準，今天這種「劃界」顯得蒼白無力。當日我看到的情况是「公眾席」有大量人士進行各種採訪活動。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他們身分不被當局認可，擠在公眾席作即時報道；我的學生指着一名網絡紅人說：「你看，他在使用facebook最新的live功能，現場直播。」我看到這個年輕哥仔把iPhone鏡頭對準自己，嘴部不停郁，挪動身子作三百六十度拍攝。我也遇到自己一直有拜讀的網絡媒體，他們的記者趴在木櫈上，扭曲着身子打稿。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在赤鱲角亞博館開票，當晚我也在場，卻沒看到公眾席出現這種人人採訪的盛况，顯然這幾年傳媒生態發生了質變。

相比公眾席的熱鬧，記者區顯得冷清。當晚有一幕是這樣的，無綫電視台的直播攤位最接近公眾席，它放了一部平板電視，熒幕向着公眾席。整個晚上，無綫播放點票數字均以細字標出：「資料來源：民建聯」。在場市民議論紛紛：「有無搞錯？民建聯參選喎，點解引述佢哋數字？」主播曾解釋，這些數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快。我曾做過記者，嘗試理解當中邏輯，估計是民建聯在各點票站駐了人，能最快把數字匯報，但我亦覺得，即使數字夠快，傳媒亦要顧及公眾觀感，怎能給人一種偏袒某政黨的印象？

當我思緒仍糾纏着的時候，觀眾席忽然起哄，群情洶湧齊喊「無綫新聞，是是旦旦」。我回過神來，望望表，剛好凌晨2時半，才發現他們的叫囂是衝着無綫記者陳嘉欣，她當時和攝影記者在遠處做直播，最初鏡頭還選定公眾席作背景，但當「是是旦旦」口號如海嘯般襲來，她唯有移步離開公眾席範圍，鏡頭轉向拍攝記者區的空櫈。我曾做過電視台記者，目睹這情况，第一感覺是替這名記者難過。如果我是她，一定覺得委屈：「我又無做錯，做乜噓我？」但很快，我又明白群眾的憤怒。

群眾的信息：記者不配有特權

遠的不要說，單看這晚，場地佈置了一條「楚河漢界」。這條分界，劃出一個「記者區」和另一個「公眾席」。記者區設施完備，有枱有櫈有電掣，幾間電視台還有專用直播攤位。記者區可以接觸各候選人，公眾席則必須等候選人自發走近才能訪問（當晚只有楊岳橋及梁天琦這樣做）。設施上，公眾席十分簡陋，只有幾張木櫈，兩區中間還有保安員站崗，生怕公眾會硬闖記者區。

在這個點票中心裏，從空間上、資源上、access（接觸面）上，被認為是「記者」的人享受了某種特權。而這種「特權」不是「奉旨」的，是基於社會共識，認為記者是替公眾利益辦事，他們監察權貴，報道事實，為民發聲，所以理論上整個社會應該給記者採訪上的方便。但明顯這晚群眾的信息是：「（某些）記者們，你們不deserve這種特權。」有人或覺得，當晚公眾席上叫口號的只是個別激進者，但我在現場感受到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頗有代表性。我當時有種頓悟，「記者」這身分不是有權的人說了算，公眾是否認同你也是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常言道，記者最重要的財產是其credibility，公信力，有時是來自機構多年的track record，有時是一個記者多年來採訪累積而成的戰績。今時今日，部分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體制外的自由記者，可能還得到尊重。

不滿主流媒體的人，在社會是少數嗎？近年我出席公眾場合，向不同背景的人解釋記者工作。當中有學生、公務員、教會人士、社運人士。無論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一致口徑是：「記者偏頗、不夠中立」；當中他們最想知道：「新聞自由大晒嗎？有沒有辦法投訴記者？」別誤會，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往往教育水平高，而且態度誠懇，他們的表情是一種大惑不解。面對着這麼多挑剔，我第一個反應和TVB記者被噓的感覺或許差不多，心裏只有委屈：「我自己做記者咁多年，採訪生涯已盡力做到公正持平，點解你哋對記者印象咁差？」最初我還覺得只要做好自己，就不需理會別人，但漸漸當我解說愈多，愈發現行外人的質疑是一個普遍現象。

記者罪過多 公眾牢牢記着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好一段時間，得到的部分答案是，這或許是一種「記者的共業」。讓我們撫心自問，記者行業有沒有人做過有損專業的事？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年「還有突發新聞」的時候，假扮社工問死者家屬拿遺照的，有；明明受訪者談的是ABCDE，報道出來變了FGHIJ的，有；因為政治或經濟上的因素，有意無意寫好或唱衰某些被訪者的，有；因為貪快疏忽不小心寫錯資料又沒有向受影響的人道歉的，有；更加別說娛樂版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了。這些問題可能是業界少數瑕疵，卻令公眾牢牢記着。那末，即使你和我沒有做這些事，我們坐記者這條船的，業，是報回來每一個記者身上的。

你問我，香港有沒有有良心的記者，答案也是肯定的，我自己認識不少。他們學歷高，卻掙一份可恥的低薪，在艱難的生態下為着崇高的新聞理想而奮鬥。他們遠赴內地或海外，冒着生命危險採訪天災人禍；他們在傳媒機構日益收窄的採訪空間中，出盡吃奶的力尋找新聞自由的一片天；他們始終相信新聞價值，堅持做吃力不討好的偵查報道。近日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上畫，同業們在戲院暗自拭淚，除了為劇情哭，也是為自己的堅持而感觸。然而當我接觸「圈外人」愈多時，卻發現「行內」和「行外」人對新聞界有一種嚴重的認知落差。

傳媒教育非常糟糕

關鍵是，香港的media literacy教育做得非常糟糕。我在多場講座中解釋傳媒運作。即使簡單如「記者證」是如何簽發，大家都如接觸到新大陸。當大家聽到，香港沒有官方機構發出「記者證」，大學新聞系也沒有替畢業生發「記者證」，因為不少新聞機構會聘請非新聞系畢業生。故此，一般記者證是由「傳媒公司」發出的，即使「香港記者協會」也是自願參加，沒法子包括所有記者。這些在記者業內屬「常識」之事，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竟然聞所未聞。他們以為記者像社工和醫生，有組織監管和發牌，不少人聽到實情都O了嘴。

然後，我只要略略解釋「中立」「客觀」的複雜性，大家又會把嘴O得更大。我舉例，早前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議事堂讀出的WhatsApp信息，指銅鑼灣書店失蹤店員是去坐了「洗頭艇」到內地「宿娼嫖妓」。結果，兩間電視台以不同手法報道。詭異是，把聲帶平鋪直敘引述的一家似乎夠晒「客觀中立」，但其實卻把失實信息傳播開去；另一家在引述時把旁白寫得有引導性，反而提升觀眾警覺性，令報道更公平。另一次，有紀律部隊成員向我反映「記者不中立」，我舉例回應：「旺角衝突當晚，有攝影記者曾以身體擋住示威者，以免沒裝備的警察繼續被打。如果講純粹中立，記者根本不應介入事件，那位記者就是做了不中立的事。」我強調，我不是去判斷這攝影師做的事是對還是錯，而是想證明「中立」是很複雜的事。這人聽後深思良久，沒有答話。

更複雜的操作，如新聞機構不應向警方和法庭提供原始採訪錄像和筆記；新聞報道什麼時候應具名，什麼時候可匿名等操作，普通人根本摸不着頭腦。所以，公眾對記者的不滿有時是基於對記者行業的不了解，一種認知上的偏差。而當我嘗試向他們解釋一些行內操作背後的理念，不少人聽了都轉向諒解。弔詭是，若記者的天職是要與人溝通，把信息傳遞，我們似乎沒有好好把這個行業的操作和邏輯解釋給公眾知道，即使解釋了，公眾似乎沒有接收到。在記者忙得連吃飯睡覺都沒時間的日程裏，我知道要求他們給公眾教育顯得奢侈。但觀乎每次新聞自由受威脅，我們義憤填膺一次又一次發聲明，不斷指新聞自由遇上了寒冬，結果卻好像落入了黑洞，依我觀察，除劉進圖受襲之外，大部分情况未能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說白一點，香港傳媒行業好像出現了「關公災難」。我無意批評同業不夠努力，事實上業內工會如記協一直努力推廣行業形象，但遺憾是，至少我碰到外界的人對行業的誤解仍然不少。而當這個誤解的鴻溝一日存在，記者出外採訪，只會受到更多不禮貌待遇。

主流「沙石化」 公民記者走更前

科技的改變，也令記者忽然出現大量競爭對手。年初二事件後，有一說法是：「記者是抗爭中的沙石」，那時的說法是指記者在衝突中受傷是無可避免。但我卻聯想到另一種意象，其實記者這行業近年漸漸走上「沙石化」之路，在一部分公眾心目中淪為可有可無的工種。隨着科技進步，普通人都可以做報道。社運人士如朱凱廸到嘉湖山丘進行「以泥還泥」行動，他自己可以開手機直播，不需要等你傳統媒體青睞。主流記者疲於奔命，以有限的人手與全港網民鬥快，衍生一些叫「車衣」「炒台」的工序：記者減少出外採訪，在電視機前看直播寫稿，只希望任何一宗新聞發布不會慢了一秒。有時，「炒台」「炒稿」能夠快速生產搶眼球的新聞，我知道有媒體向廣告商承諾一定數目clickrate，記者寫新聞時面對如經紀般的「跑數」壓力。

一些剛畢業新入職的年輕記者曾反映，因為資源的緊絀，「上司不讓我出外採訪」、「一個月可能只有三次機會出外採訪」。當記者離棄現場，不重視現場採訪這門技藝，明顯記者這行業走歪了，但主管們都表示，人手不足又要「填版」和「填airtime」，是無可奈何。諷刺是，當主流媒體記者愈來愈變成冷氣房裏的鍵盤戰士，一些公民記者／網民卻湧到現場。自稱「獨立攝影師」蕭雲的現場文字紀錄，坦白說，要比一些主流媒體的出品更有可讀性。有主流記者無奈地承認：「別人始終在現場，這是值得肯定的事。而我們呢？在公司看直播來寫稿。」

記者「沙石化」的另一事例，是新聞內容已沒法回應社會脈搏，與年輕人世界脫節。2月20日晚梁天琦造勢晚會上，多名網絡紅人撐場。事後有資深記者坦言，除了議員之外，他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更難堪是，當晚《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一度把出席造勢晚會的YouTuber司徒夾帶誤寫為「玄學家司徒法正」，後來才修正，這宗笑話被網民訕笑良久。

主流傳媒結構性自閹

為何主流媒體沒法回應時代？除了是科技改變，更重要還是新聞行業在政治經濟壓力下已一步步自我閹割。一些在傳媒有幾十年經驗的管理層私下異口同聲承認：「主流媒體已經沒希望了。」綜合大家意見，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已去到結構性，不是個別一宗新聞有沒有審查，而是廣泛存在於體制中：給記者有限資源作長時間勞役，令記者身心俱疲，變得有心無力；大量聘請年輕沒經驗新人，放棄聘請有專業訓練的新聞系學生，獲留任的記者往往較「聽話」。主管玩弄專業話語，動不動要求記者要「平衡」要「中立」，要求記者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投訴」，要求他們浪費精力不斷作出過度平衡，犧牲了新聞的批判性和可讀性。於是，新聞內容愈來愈保守，來來去去都是那種格式語調，記者不敢作有角度或有稜角的解讀，敏感的題材不碰為妙。新聞不再「新」，不再「真」，沒有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反而網絡上的消息或許雜亂無章，卻偶會貼近生活，觸動人心。

所以，無綫一台獨大，港視不獲發牌，亞視「執笠」，商台新城最後一秒才獲續牌，紙媒歸邊，港台在無資源下硬食亞視頻譜等，都只是整個行業被無形之手操弄下衰敗的表徵。還記得3月24日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上，港台高層解說接收亞視頻道情况。我聽到光火，明明資源不足，新節目只三個，其他時段只是重播，但管理層依然堅持港台員工「士氣高昂」。以我所知，港台新製作的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竟由電台部負責，在沒資源又短時間要出街壓力下，員工惟有啞子吃黃連硬着頭皮死撐，無主播不夠廠房都繼續製作，更無奈的是普羅市民根本不明白製作電視新聞的難度，只知不好看便罵；那邊廂，卻有另一間公司港視，明明有財有人有製作，發牌依然遙遙無期。對於我城傳媒人的辛酸，我覺得荒誕到令人麻木。

文：譚蕙芸

圖：網上圖片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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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點票當夜，點票中心公眾席上大批市民向無綫電視記者陳嘉欣齊聲高呼「無綫新聞，是是旦旦」。（網上圖片） 

馮睎乾 - 史上最離譜的小學功課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3日

一位中文科老師日前撰文說，有學校竟要求小五生用250字撮寫《紅樓夢》作讀書報告，令我想起Monty Python有集「簡介普魯斯特大賽」，參賽者要在15秒內簡介《追憶似水年華》。友人不懷好意地問：「你有膽挑戰嗎？」我冷笑一聲就應承了。她當然不知道我中學時經營甚麼副業。

很多年前，我總以《東邪西毒》歐陽鋒的口吻跟同學說：「呢位老兄，睇你都讀咗好多年書，咁多年，總會有啲書你唔想再睇，有啲文你唔願意再寫，你想唔交功課，不過你唔敢。其實寫一篇文好容易。我有個朋友，佢寫嘢非常之好，不過最近生活有啲困難，只要你俾少少錢，佢一定可以幫你搞掂篇文，即管考慮一下。」

收費自然按客人要求而定，分為三級：學渣、學霸、學神。

學渣貨色純屬廢話，如有雷同，實屬抄襲。以下範文由Google大神提供：「《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頂峰。全書以四大家族為背景，寶黛愛情悲劇為主線，通過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賈母、賈政、王夫人等400多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敘述賈家榮、寧二府父子、兄弟、妻妾、主僕之間在婚姻、道德、文化、財產等諸多方面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典型地反映封建貴族的沒落生活，展現廣闊社會畫面，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學霸務求用最少的字數，寫最多的內容，博最高的分數，所以會轉用文言：「《紅樓夢》，吾國四大奇書之首也。賈寶玉生於朱門，幼而岐嶷，性情乖僻，謂女兒至清、鬚眉至濁，雖終日與眾女周旋，獨愛林黛玉一人。王靜安先生以是書為徹頭徹尾之悲劇，何則？蓋悲劇之極，寔由於日常境況有不得不然者，非必遇大姦之人或遭意外之變也。夫寶黛雖有木石前緣，竟不成眷屬，豈有蛇蠍之徒、非常之變居間哉？不過為境遇所逼、道德所囿，尋常之人情物理使之然而已，此其所以為至悲。小說兼寫實象徵之筆，借悲壯之美，寓色空之旨，哀感頑艷，雅俗共賞，洵奇書也。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僅成八十回，後有高鶚續之，論者以為不逮雪芹遠矣。」

畢菲特說：「股市根本是不存在的。」對學神來說，功課老師甚至學校同樣統統不存在，他會玩轉這份功課，用谷阿莫方式讓你一分鐘看完《紅樓夢》：「今天要說一個廢青作家未寫完的廢青愛情故事。從前有個女神不小心多造了塊石頭隨手丟在山腳被兩個拾荒者撿走，然後這塊石莫名其妙投胎變了官四代男生，而男生前世又是赤霞宮園丁神瑛使者，我好亂啊，他因為好管閒事灌溉了絳珠草，於是絳珠草投胎變了抑鬱症小清新來還淚。官四代不愛考試只愛女人甚至想變性，他七歲已跟丫鬟啪啪啪，又曾搭上娘娘腔的男優和兩個白富帥男神，但他一生只愛小清新，可惜家人為錢阻止他娶小清新而逼他娶港女做千億女婿，幸好作者未寫完就一命嗚呼，所以官四代最後還是單身可以繼續把妹搞基吟詩作對不必養妻活兒，科科。」

以上三份功課，標誌了特區學生的三種命運：學渣夠廢，可以做官；學霸勤奮，可以為奴；學神有才，沒有出路。因此學渣級功課，我收費最高，學神則免費。其實賈寶玉出場時也是小學生年紀，如果他本人做這份功課，會接近以上哪個版本呢？肯定是不合格那個了。

【讀書好×果籽】未完的鴉片戰爭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日

 

同一本英語歷史作品《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繁體譯本（左）與簡體譯本已經是兩個不同版本，簡體版經過刪剪。

《南京條約》文本，香港變殖民地的開始，鴉片戰爭雖已經結束了百多年，

但在反西方及民族主義宣傳下，幽靈仍然徘徊不散。  

最近幾位建制派大佬埋堆，成立歷史「補習社」，以推動歷史及國情教育，其中一位董事叫梁紀昌，是鮮魚行小學前校長，形象正面，他表示會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重點，避免因國共內戰、抗日誰人領導而產生紛爭，也可避開六四爭議。但即使避開近現代史，正統中國史照樣充斥着大漢族意識形態、充斥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歷史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的五指山。

英國女歷史學者Julia Lovell（藍詩玲）的作品《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最近在台灣繙譯成繁體中文版，去年中國已出了簡體版，並刪去了關於共產黨如何利用鴉片戰爭作政治教育這一章。本來辛亥革命後，在種族革命的旗幟下，鴉片戰爭正好是用來譴責滿清腐敗無能的案例，因此整個調子並不是針對英國侵略。到了孫中山聯俄容共開始，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論調才出現，借鴉片戰爭宣傳反西方民族主義是始於國民黨，但真正將鴉片戰爭定性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是毛澤東：以英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者把鴉片輸入中國，荼毒國人，成為東亞病夫，淪為半封建半殖民，主權喪失，後經歷抗日、內戰，在共產黨領導下終於走上了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作者指出其實有一段長時間鴉片戰爭不受內地官方重視，真正再度宣揚紀念是1989年之後，因為自1979年後鄧小平高舉四個現代化旗幟，承認要向西方學習，整個知識階層均視西方為模範。1985年我第一次去圓明園，那裏完全是一個廢墟，英法聯軍焚毀的石雕堆在田野任人拿走，門口是個農民承包的賽馬場。

八九民運之後，內地官方開始對抗西方和平演變陰謀，1990年鴉片戰爭150周年紀念登場，文革後一度告別的大規模意識形態宣傳再度復活，圓明園修繕，趕走農民，由北大清華學生幽會勝地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要中國人毋忘國恥。百年屈辱、反西方意識形態及民族復興成為宣傳主旋律，一反八九前知識精英西化氛圍。在八九後愛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一代，同走出文革、急於擺脫落後吸取西方先進文明的一代，其價值取向有明顯分別。六四後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千禧年後經歷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及兩次大規模反日，正式開花結果「憤青」登場。

中港兩地越行越遠，內地高舉反西方，強調屈辱史，在香港人眼中卻沒甚麼感覺。對內地而言，鴉片戰爭割讓香港，在英治殖民地下，香港人理應感受到恥辱，而九七主權移交後，也應有雪恥之喜悅。六四後香港人同內地感覺仍然親近，是相信大家同一方向，同一路軌，只是車速有別。但當內地高舉反西方普世價值，「中國模式」等一套，並要向香港進行教育宣傳時，香港人發現不單車速有別，原來路軌及終站也不同。大家反而擔心香港核心價值不保，而這些普世價值正是源於英治殖民時代，而北京眼中的港人戀殖親英，由此而來。

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仍然橫亘在中國人的心內，這場戰爭，其實並未完結！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楊永昌

黎蝸藤 - 美國人為何怒火街頭——政治正確與常識的較量

2016年4月1日

【明報專訊】3月11日星期五晚上，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原定在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禮堂舉行競選活動。當天較早，特朗普在聖路易斯的集會中再次指摘「政治正確」令美國社會背離常識。當視頻圖像傳遍全國之際，大批支持桑德斯的左翼激進青年憤怒不已，在活動場地外圍與支持者爆發了嚴重對峙，雙方幾千人怒火街頭，大批警察組成長長的人鏈隔開憤怒的群衆。特朗普最終被迫取消競選活動。這是美國幾十年內第一次因競選集會中出現暴力而導致取消活動的事件，當即震驚全美。

旗幟鮮明地反對「政治正確」是特朗普在競選中最富有勇氣的「政見」，也是他整個競選的基調，也是儘管他頻頻話語「極端」，但卻獲得愈來愈多支持者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很多支持者說，他們並不一定贊同他的每一個立場，但卻願意支持他這種「反政治正確」的勇氣而把票投給他。

過分政治正確必變話語霸權

當媒體和政客紛紛抨擊特朗普「極端」言論的時候，我們需要反思：這真的是「極端」？還是被佔據主流的話語體系歪曲成的「極端」？

「政治正確」主要是從1970年代開始，由左派政治家、媒體和學術界發展出來的一套話語體系。核心是言論和行為需要遵守一定的規範，不能「冒犯」其他人。「政治正確」大都和「平權」有關，這套話語的邏輯和目的是要保證「弱勢群體」不受侵犯。但誰是「弱勢群體」、具體要遵從什麼規範、怎樣行為才算是冒犯，卻從來沒有清晰的定義（也不可能有）。這就方便了左派「無限上綱」地擴大這種範圍和規範，使其成為左派政治思想體系中最具開放性和操作性的核心要素。到現在已經基本淪為左派說什麼是「政治正確」，什麼就是「政治正確」。近年來的「弱勢群體」包括：同性戀、少數族裔（基本特指黑人）、非法移民、非基督徒（基本特指穆斯林）等等；其他的「政治正確」還包括：非暴力、反戰、人權甚至氣候變化等等。

必須承認，「政治正確」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產生過巨大的正面影響。但凡事都有個合適的量度，「過分的政治正確」矯枉過正，必然會演變成「話語霸權主義」，並滲透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逆向歧視」。很多人覺得，目前美國的「政治正確」已經到了令人難以開口，甚至損害言論自由的荒謬程度。

比如非法移民問題。現在在左媒的鼓吹之下，非法移民已經不叫「非法移民」了，而是叫「無證移民」。這看似只是一個稱呼上的改變，其實是在原則上承認，這些非法移民不「非法」，而僅是尚未有證件而已。這種話語權之下，政府要考慮的方向就不是如何遣返這些非法移民的問題，而是怎麼給這些非法移民發證件和保障他們的權利的問題了。紐約市甚至正醞釀新的法規，讓非法移民也擁有在該市選舉中投票的權利。

再比如種族問題。為了避免「種族歧視」的帽子，現在美國不少地區的警察在追捕嫌犯的過程中若需發布嫌犯的相關資料以尋目擊證人，嫌犯的膚色是不能提的，儘管誰都知道，膚色是最重要的線索之一。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右派也存在過分「政治正確」的問題。比如聽不得誰說以色列的壞話、聽不得說伊拉克戰爭的不對、聽不得對愛國主義的任何否定。只不過他們不把這些叫做「政治正確」，右派聲音也沒有這麼大而已。

常識政治正確之間須取得平衡

特朗普用以對抗「政治正確」的武器就是「常識」（common sense）。「常識」告訴人民：非法移民就是非法移民，他們需要依照合法的渠道獲得美國的居留權；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同性戀值得尊重，但他們的結合不是婚姻；不但黑人的生命需要尊重，所有人的生命都必須尊重；自己國民的生命，比恐怖分子的生命更需要得到保護；當你被挑釁的時候，你有權利以同樣等級的方式回擊……

特朗普的「常識」的坦誠還在於它不但反擊了左派的政治正確，也反擊了右派的「政治正確」：婦女在被強暴的情况下有權利作出墮胎的選擇；愛國不是處處為美國辯護；攻打伊拉克是錯的……

「常識」不一定是對的，但正如「過分的政治正確」也是不對的那樣，「常識」和「政治正確」之間必須取得平衡，才能讓社會健康發展。

話語權革命 應該繼續

特朗普對「政治正確」的蔑視，一反過去幾十年無人能挑戰的政治社會傳統，必然會造成極大的衝擊。過去20年左派的政治理念強調「愛」字頭，現在特朗普就當然被貼上「仇恨政治」的標籤。但這種標籤無法阻止他獲得愈來愈多的支持者。這恰恰證明，美國有一大批長期被左派把持的話語權所壓抑的民眾。他們被主流媒體「忽視」，隱沒在各種政治喧囂之中。但那不等於他們不存在，更不等於他們不應該發出自己的呼聲。愈來愈多的評論家開始意識到，那些支持「顛覆『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重回『常識』」的人群，也正是特朗普的基本盤。

反「政治正確」、摧毁主流媒體和左派的話語霸權、重回「常識」，已經成為特朗普這次競選的最大成果。在我看來，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整個競選活動所取得的最大成果。這個「話語權革命」尚未完成，應該繼續。而這種「革命」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衝突。但如何掌控衝突的激烈程度，讓它既能衝擊和改變固化思維，但又不至於演化為群眾內鬥，這就需要參選人形成共識。特朗普是否有能力主導這種共識的達成，是他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展示其領導力的一個考驗。

作者是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