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2月13日
聖誕節之前，香港有很多大陸嬰兒的馬槽誕生故事，為嬰兒家庭帶來福音。中國信貸危機，經濟有硬着陸之勢，生態環境惡劣，水土敗壞，食物有毒，民心浮躁不安，各地暴亂頻仍。《二〇一一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調查公布，百分之十四的受訪富豪已移民或申請移民，百分之四十六考慮移民。 在全國動亂、中共崩潰之前，逃離中國，富豪袋裡要有一本方便出國的護照或確保在外有居留權。
薄有家財的，只能湊到旅費的，不用怕，還有香港產子居留的後路，但要趕快，因為香港不勝負荷，閘口或要關閉。香港境外人口負擔，政府今年每人派六千元的時候已經露出端倪，區議會的種票案、居住大陸的香港人坐旅遊車大批回港投票，露出政治危機。安全隱患方面，海外的香港人口無礙，但居住大陸的境外香港人，由於大陸的福利和環境安全不如香港，在天災、瘟疫、核爆或戰亂之際，三數十萬大陸港人，將連帶其家庭湧回香港尋求庇護，而港府是無法拒絕他們入境的。
香港每年有三萬名陸B誕生，超過港嬰，其他大陸移民每年五、六萬人。九七至今，近九十萬大陸人取得香港居留權，而在戰後至八十年代為止，香港接納的大陸難民、移民也只是一百萬。這是香港不得不面對的人口衝擊，除非香港考慮發出境外居民身份證或境外居民護照。然而，港府不理危機，立法會無人提出討論。
今年一月至十一月，醫管局錄得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產子的數字高達1,453宗，較去年全年激增八成。十二月八日，一名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孕婦在土瓜灣一個住宅單位涉嫌逾期居留，意圖等待衝入急症室產子，卻在深夜胎動而召救護車，由救護員即場接生，幸而母子平安。
孕婦無醫護人員協助生產，隨時血崩斃命，大陸孕婦搏命衝關產子，就是要為子女取得香港居留權，將來確保全家的身份庇護和福利照顧（用不用再算）。大陸孕婦太多，公立醫院不再給予配額，私家醫院產房配額逼爆，酒店賓館又太貴，不能長租，於是租住板房、劏房、床位，在齷齪的蝸居等候產子，以便取得香港居留權。
《路加福音》記載 ，羅馬皇帝下令戶口登記，約瑟帶了懷孕的馬利亞趕回祖居地伯利恆。客店爆滿，他們只好住在馬房。馬利亞生下耶穌，用布包住，放在馬槽。救世主在馬槽降生，源自衝關登記。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1年12月13日 星期二
陳雲 - 陸B在香港馬槽誕生
陳雲 -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林茵 - 板間人的呼喚
《板間人》Cubicle man，淋浪Lumlong，油彩布本 125x200cm，這畫因6月一宗劏房媽媽壓死嬰孩的新聞而起，表現出板間世界的殘酷壓迫感。淋浪說他們的畫雖然常被人說太過恐怖，其實每幅都留下了希望的伏筆。《板間人》的燈光中隱約可見一個鼻子，「我們信神，這是天父的鼻，她唞不到氣但天父在幫她。」【明報專訊】劏房慘劇接二連三，有熊熊烈火有轟烈地整幢倒下，然後什麼問題都沒解決就被遺忘；更多的，不為人知，連遺忘都無從說起。淋浪卻記得，並畫成了《板間人》。畫作說的是今年6月發生一宗母親壓死嬰兒事件，三口之家因為劏房面積太小，放不下嬰兒牀，母子同牀睡時，剛滿周歲的嬰兒被壓着窒息死了，直至父親回家發現，返魂乏術。
再翻一下資料，原來6月以來至少發生過3宗同類事件，只是每次報道篇幅都很小，沒引起注意；去到第三宗，更剩下一家傳媒報道了。沒報出來的，有更多嗎？
「板間房肢解的，不單是最基本的生活空間，而是更基本的生存尊嚴。我們除了憐憫他們，偶爾為他們流一滴眼淚外，有自省過自己可能就是這虛浮自私的炒賣文化、和這不公義的地產霸權背後的幫兇嗎？」淋浪寫下這樣的注腳。
板間人與紙皮人
最近淋浪和太太淋漓辦畫展，適逢花園街大火，《板間人》在facebook上流傳，見者無不觸動。淋漓也畫了一幅《紙皮人》展出，那是他們鄰居執紙皮為生的葉婆婆，背弓成一座小山般，每天吃力推車時頭就垂得好像不見了一樣。她並不比某特首候選人的紮腳媽媽懶惰，80歲還在苦幹，因為子女的收入不足以照顧她。這個社會，也沒有照顧她。
兩小口的作品色調晦暗，畫盡一張張貧窮、困苦的臉孔。朋友看後留言﹕「like唔落，share。」「太恐怖了﹗太慘了﹗我頂唔順。」他們教小朋友畫畫，最經典有家長問過﹕「你們畫這樣的畫放在家中，自己好安樂嗎？不會驚嗎？」他們當然不怕，只怕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因此要用最真實的圖像，迫使大家從不安中反思。成年人愛逃避現實，來學畫的小朋友卻愛戴他們的老師，跟着淋浪夫妻去探訪老人院、菜園村，以一雙未有成見的眼睛看清楚這小城市正在發生什麼事。
一條街劏開貧與富
淋浪和淋漓是理大設計系的同學，畢業後各走各路，某天在街上再遇才走在一起。在香港做設計除了走商業路線外別無選擇，於是他們拍着拖到法國進修，2006年回港後只做純藝術作品，畫室加寓所在西環高街。「高街好像一條貧窮線，上面般咸道、列堤頓道、羅便臣道的好有錢，下面好窮。」他們教高街以上的孩子畫畫，賺取收入維持生活，再透過創作關懷那些住在高街以下的「板間人」和「紙皮人」。只是，西區發展來勢洶洶，不是拆樓重建超級豪宅、就是掘路建地鐵；幾年間老店不斷消失，窮人住得起的舊唐樓愈來愈少，路面工程處處，「愈掘得多，婆婆就愈辛苦。」
空間有價因而被切割變賣，尊嚴無價因此被剝奪亦無人理會。「同朋友談起劏房媽媽壓死嬰兒的事，有人會說『佢自己照顧得唔好啫﹗』我聽到好心痛，就像日前蔡子強的文章所言，香港的死因將會是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太多人不會設身處地去想，這不是照顧得好不好的問題，根本一個人就不應該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就算媽媽真的有疏忽，也要諗番個源頭，有幾多社會原因令佢哋搞成咁？像花園街的火災，為什麼每天講來講去就說人地阻街、危險、容易着火？政府只會轉移視線，不去捉鬼。但我們也要自省，幾多人炒樓供樓，成為地產霸權的幫兇？」
「我想要普選」
富者對板間人和紙皮人視而不見，淋浪與淋漓卻對他們懷着敬意，「他們謙虛卻不會自卑，即使住的板間房好狹窄，還是會熱情招呼我地進去坐，其實真是不知坐在哪裏好，但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因此睇小佢。有時想幫公公婆婆搬紙皮，佢會推開你話自己搬得動，你幫了他一點點就不停講多謝，每天早晚笑得好開心跟你打招呼，這正是知足者、貧亦樂。」
板間人和紙皮人沒有抱怨，旁觀者卻看到政府不應推搪卻永遠落空了的責任。「只會諗地產商和自己的利益，犧牲了這班窮人。」因為窮人沒選票，不止無權選特首，連間接投一票選選委的資格也沒有。與眾無關的特首之爭、豬狼之戰，淋浪說，「唔揀得唔得呀？我想揀普選。講真，我對他們兩人不抱期望，我只對香港人有期望——可不可以放底自己少少的利益、為了社會公義行出來？」
喚起人爭取公義
「你問我們，我們是幾絕望的。我唔相信2017年會有普選，甚至可能2046都無。搞社運搖鐵馬我哋唔知有無用，但應該可以喚起一些反思。近年多了參與社運活動，雖然不是走在最前，但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雖然沒有選票，但可以從社會關懷和教育去做。我們教創作，希望下一代有獨立批判的精神。這些學生大部分生活富庶，但心地也很好，用身教去影響他們，讓他們知道要幫受苦的人，慢慢改變社會的思想、品格和德性。有時在社運場合見到大家呼籲人行出嚟、留守，為什麼人們不出來？因為每個人都只想到自己。能夠喚起別人關心身邊的人、鄰舍和社區，你才能說服他出來為公義爭取。」
淋漓笑說，身邊大部分都是中產朋友和社會上的尖子，不止一次有人說他們的作品好「政治化」，再誇張一點更說「喂你因住畀人拉」。「你睇香港人敏感到，咁淆底。」小學生反而道出真理。有次他們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問畫室助教哥哥「你贊唔贊成外傭嚟香港呀？」哥哥答﹕「乜你講啲咁嚴肅嘅嘢？」小學生頭頭是道，「其實政治唔係離自己好遠㗎喳，就係每一日同生活有關嘅事。」淋浪和淋漓聽得「老懷安慰」，「就像我們畫這些，都是好日常生活的事，普選也是日常生活的事。如果特首要對你的選票負責，可能就不會有板間房和執紙皮這些事情出現。」
2011年12月8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若有一天這個城市死亡，死因會是沉默和冷漠
2011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他們最先走來捉共產黨，因為我不是共產黨，所以我無出聲；
他們稍後走來捉猶太人，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所以我也無出聲；
他們接着走來捉工會分子，因為我不是工會分子，所以我還是無出聲；
到了他們來捉天主教徒，因為我是新教徒，所以我仍舊無出聲；
最後，他們走來捉我，環顧四周，已經沒有人留下來，可以為我出聲了。」
以上一段「唔關我事，所以我唔出聲，而到了最後，終於無人為我出聲」的故事，來自德國人馬田尼姆拉（Martin Niemoeller），他是一個德國傳教士，雖然也曾被希特勒逮捕而鋃鐺下獄，但戰後他一直沒有以受害者自居，反而深切反省。
馬田尼姆拉的歉疚
他認為納粹所犯下的滔天暴行，不應只推諉給少數幾個人，大家便認為可輕易「甩身」，反而認為應該由整個民族一起承擔，因為面對不公義，如果袖手旁觀坐視不理，本身便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
他說﹕「我們常常選擇保持沉默，事實證明，我們並不能因此而逃避責任。我曾經不斷反覆地追問自己，如果在1933及1934年間，德國全國境內1.4萬名傳教士都嘗試挺身而出捍衛真理，甚至不惜為此賠上性命的話，歷史是否因此可以改寫呢？我愈來愈傾向相信，300至400萬條無辜犧牲的生命其實是可以挽回的。現在我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1月起，吳志森將被香港電台奪去其烽煙節目主持的崗位。港台搬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其名是要多讓聽眾發表意見。港台上下，由領導層到工會代表，今次在這個問題上立場頗為一致。
香港電台讓我感到陌生
但眾所周知，吳志森一直被左派中人視為眼中釘，傾力圍剿。正如他近日在報章撰文說﹕
「去年12月至今，愛國左報指名道姓批判我的文章，多達70篇。打手們都仔細監聽我的節目，反覆閱讀我的文章，再斷章取義，進行批判。多了這批讀者和聽眾，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他們希望的事發生了，目的達到了，今後會清閒多了。」
所以，港台今番舉動，很難不讓人不產生相關的政治聯想。我只能說，對於港台的朋友，我從未試過像今天般感覺陌生。
但我想，吳志森有一點是錯了，就是前述這些人不會變得清閒，因為他們很快便會找來新的目標，例如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
吳志森之後，矛頭轉向成名？
粗略一查，在過去短短10日，愛國報章便有4篇點名針對成名的文章，最新一篇是周一劉夢熊所發表的〈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
就讓我節錄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讓讀者一開眼界﹕
「科大校董會應研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繼續誤人子弟？」
「有評論批評他『言論之激進、政治立場之極端，恐怕連激進反對派政客也自嘆不如，綜觀成名多年來的言論，他根本就是戴着學者頭銜的長毛，只不過是利用學者的身分去鼓吹激進路線』，這批評完全符合事實。」
「成名是『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令人搞不清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員。」
「成名扮演極端職業政客的出位言行罄竹難書，令人質疑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
這類指控，稍為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其橫蠻無理，不用我多廢唇舌。
不錯，劉夢熊確是在趙連海等問題上說過幾句「人話」，而讓他甚至受到吹捧，但到了一些關鍵位，他便很快「歸隊」。這些殺氣騰騰、叫人收聲的文章，展現出他與知識分子的真正差距。
袖手旁觀是一種罪行
我跟吳志森和成名在諸如公投、政改等問題上，都有頗為不同的政見，但我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這是一個開放、多元社會的必然現象。我相信，自己即使與他們政見不同，也一樣要捍衛他們說出這些政見的權利，這是應有之義。
很多人選擇在香港這塊土地安身立命，並不是因為那些高樓大廈，又或者昔日傳說中的「遍地黃金」，而是它尚算寬鬆自由、開放多元的環境。
我記得港大8‧18事件後曾舉辦過一個公開論壇，不錯，就是徐立之有份出席的那一次。當時有一位來自國內的女同學激動的發言，她說內地是不可以因為抗議而集會的，集會只能為了慶祝，如果她們真的有所不滿，宣示的方法只有透過「散步」。她更說，有4個字，是20多年內自己也不敢喊出的，剛剛看到港大同學喊，她也終於按捺不住，忘情的大聲喊了出來，那就是「平反六四」。
如果有一天，吳志森、成名……，一個又一個都被迫收聲的話，我相信其餘的香港人也都不能獨善其身。如果大家目睹這些打壓和不公義，都選擇冷眼旁觀、明哲保身的話，這個城市將有一天會死亡，死因會是大家的沉默和冷漠。
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中說過﹕「地獄裏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我相信，馬田尼姆拉心裏也會說﹕「監牢裏的一角，是留給那些在目睹打壓和不公義時，選擇無動於中、視若無睹的人。」
梁振英的公道
周二，梁振英高調反擊，批評有傳媒集團天天針對他，並以失實報道抹黑他，更指報道是有動機的，讓他感到困擾，大量虛耗他的精神和時間。
先不說梁拒絕說清楚哪些地方報道失實，聽到梁這番憤慨和控訴，再想起前述吳志森等，以及國內備受宣傳機器打壓的異見人士的遭遇，真的讓人有點哭笑不得。
在房屋、最低工資、民生問題上，梁振英總能滔滔不絕，侃侃而談，但到了諸如六四、大陸異見人士等人權課題上，梁總是選擇緘默，說沒有補充。梁從政了近30年，曾當過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全國政協常委等，位高權重，與那些備受打壓人士可謂天壤雲泥。試問過往他又有沒有為遭受打壓的異見人士以及人權公義等課題仗義執言過半句？他又有沒有為吳志森等的遭遇伸張過正義呢？今天，到他反過來要為自己討回公道，試問，他又認為自己會能夠得到多少人同情呢？
香港的傳媒當然不是納粹，但梁振英在慨嘆不公時，卻宜多一點馬田尼姆拉式的自省。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11年12月7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深層次得來不易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2月7日
二OO九年四月，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訪北京，溫家寶懇請他說：「中日關係改善的局面，得來不易，雙方要共同珍惜。」今年三月，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說：「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得來不易。」四月，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最低工資法案通過，是得來不易的成果。」溫、江、曾都充分發揮了現代漢語的特色：短話長說。
「得來不易」等於中文兩個字：難得。請看《禮記．儒行》說國君難以求得儒者，而儒者為官不求厚祿：「儒……難得而易祿也。」《東都事畧》卷八十三姦臣蒲宗孟詆毀司馬光植黨營私糟蹋人才：「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朋黨壞之者半矣。」《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七聞俊卿稱讚景小姐：「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把這三段話的「難得」都改為「得來不易」，中文和現代漢語優劣立判。
溫家寶對麻生的懇求，改用中文來說，字數可省去三分之一：「中日關係，難得改善，雙方都應珍惜。」但現代漢語人說話，少一點假大空都不安樂，文字自然越冗長空洞越好，連臺灣朝野都不例外。
短話長說的，還有「深層次」。例如去年六月二十國集團會議上胡錦濤說：「我們要深刻認識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的嚴重性和複雜性。」現代漢語這個「深層次」，早已風靡大陸，近年還隨著溫家寶一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而風靡香港。今年十月二十六日《星島日報》社論的標題就是：「官二代受人詬病之深層次原因。」什麼「深層次了解」、「深層次問題」等，天天都可以聽到看到。
從前，我們只會說「深」、「根本」、「基本」等。請看《漢學師承記》卷三說錢大昕治學：「靡(無)不博綜而深究焉。」《淮南子》卷十論君臣：「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中文不會說「無不博綜而深層次研究焉」、「深層次不美」等等，只會說「深入了解」、「根本問題」、「香港的基本矛盾」之類。胡錦濤在二十國集團會議上的話，簡直是羞辱中文。得體的中文會說：「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廣而複雜，我們應仔細檢討。」這固然比胡錦濤原文清楚易讀，字數也省了五分之一。
明太祖年間，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論事，洋洋萬言，太祖耐著性子聽罷，慨然說那萬言書可縮為五百字：「文詞太多，便至熒聽(會聽得人頭昏腦脹)。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他於是下令制定格式，以免奏章浮文妨要(《明史》卷一三九)。當然，今天一切都變了。現代漢語以浮誇為上。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1年12月6日 星期二
陳雲 - 聖誕市集肉桂香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2月6日
香港並非聖誕濃厚的地方，一來是亞熱帶氣候，二來是商業品味低賤。可以賤到在十一月中，便在火車站和商場聽到聖誕音樂，露出那種追逐最後一文錢的窮途末路感(desperateness for the last penny)。為了節省音樂的版權費，播出的是彈奏與和弦技巧粗糙的劣品演奏。幾億元錢上落的商場生意，為了謀利心切而提早播出聖誕音樂，卻為了節省一千幾百元給名家的版權費，而播出可能是音樂學生的灌錄作品。這就是香港某些大財團的品性。不是我性格高傲，而是當你知道這些對照，會從心底裡鄙視香港的財主。他們是穿上華麗衣裳的乞丐。
還是息怒，不要敗壞聖誕的興致吧。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德國度過五次聖誕，城鎮市集的聖誕是大雪之後陽光普照而空氣冷冽的白日，市面人人厚衣，緩步而行，有溫暖的騷動。我每在街上踱步，都憶起中國久違了的宋朝市集氣息，如描劃汴京的《清明上河圖》，又或是六、七十年代歲晚在元朗街頭洋溢的年宵氣氛。
中國歲晚的氣息是一陣陣臘味和醬肉的油膩酒香，夾雜一點爆竹的硝煙味，歐洲聖誕市集洋溢的是肉桂和葡萄酒香。特別是基督教氣氛濃重的德國鄉鎮，十二月初，市政廳的廣場樹立聖誕樹，用杉木和帆布搭了聖誕市集，遠遠便聞到肉桂香。聖誕節賣的暖酒，德文是Glühwein(紅熱的酒)， 在銅煲注入廉價的紅葡萄酒，加入丁香、肉桂、紅糖同煮，散出醉醺醺的肉桂味。奉客的玻璃杯，用黃銅色的鋼骨捆住，有如飲用香草熱茶的小茶杯。
杏仁糖餅(Lebkuchen)用麵粉、糖、茴香和肉桂製作。杏仁糖麵包(Mazipanbrot)也散出杏仁香。厚重的聖誕蛋糕(Weihnachtsstollen)，用料是麵粉、酵母、牛油、糖、乾果碎，用蜜餞橙皮、甜酒和肉桂增加香氣。
肉桂源自南中國(廣西)，亦稱月桂、玉桂，藥材稱桂枝、桂皮。香料往往同時是藥物、調味料和祭品。熏香是宗教儀式，《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基督降生時，幾個博士在東方見到伯利恆方向的天上有一明星，隨之來到耶穌的出生地，他們帶了黃金、乳香和沒藥，朝見馬槽內的聖嬰。博士的禮物有三樣，傳說便稱作東方三博士。博士源自拉丁文magus，語源來自古波斯語，祭師也。雖然東方三博士的香料之中並無肉桂，但德國聖誕節的食物常有肉桂，在市集嗅到了肉桂之香，總令中華遊子有了莫名的親切感。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一宗即便
這些年，一起意外的日子。大陸亂象紛呈，香港人讀當地新聞，往往讀到「一起意外」、「一起事故」之的報道，有時撞作一團，變成：
「我市發生一起意外翻船事故」（湖南省洪江市委宣傳部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新聞公佈）
「虞塘派出所妥善處置了一起意外死亡事件」（湘鄉市公安局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新聞公佈）
兩宗意外，傷亡不大。不熟悉北方用語的，會以為很多人一起翻船、很多人一起意外，跌得滾地葫蘆，死得屍橫遍野，而不知道北方話的「一起」，就是古語的「一宗」、廣東話的「一宗」、北方近代口語的「一樁」（借用一根木樁的比喻）。一宗事件、一宗意外，容易寫也不會有歧義，但講廣東話的香港人不能明白，為何北方人、特別是中共媒體非要說「一起事件」、「一起意外」不可？難道他們面對官方的公佈，是不敢讀錯、不敢笑的一群人？
「一宗」與「一起」都是量詞，古文少用量詞，古人說「一井」，不說「一口井」，量詞都是後起的。用「宗」稱事件，源自明代口語，借用自宗族、宗派、宗支、卷宗的宗。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
「起」也是量詞，用「起」稱事件，是清之後的口語，如《紅樓夢．第四十四回》：「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明與清的書面白話相差不遠，依照語言常識，用「一宗」好些，因為「一起」是有歧義的。於文書與公告而言，「一宗」與「一起」並列，只有死心眼的某些大陸人和台灣人，才會選用「一起」。我們香港人，不論文書或口語，都用「一宗」。
令港人迷惑的大陸流行用詞，還有「即便」，意思與「即使」一樣。一般香港人初看以為「即便」是「即使」的排版錯字，查字典才知道，「即便」與「即使」是同義的。有些香港作者投稿到大陸，文中的「即使」就改為「即便」，易通曉為偏僻，令他們大惑不解。
「即使」在魏晉時期已用，是「使」（假使）的引申。「即便」在魏晉時期也有，但不是「即使」的意思，而是馬上、即刻，是「便」（順利、簡單）的引申，意思是「即可便去」、「即刻便做」的意思。
連詞的便，是縱使的意思，應是明清口語，如《三國志演義．第九十五回》：「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馬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睿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
「即便」當作「即使」來用，源自清朝口語。此語用法偏僻，也有歧義，不知是「即刻便做」還是「縱使」、「即使」，一般作家不寫，然而大陸人有股毛澤東傳下來的匪氣，不粗鄙不用、不偏僻不用、不歧義不用。我們香港人，自己寫好中文就是，大陸人要怎麼寫，他們要坐高鐵「一起意外」，要在車廂「即刻大便」，隨他們的便吧。
2011年12月5日 星期一
許寶強 - 從華爾街佔領到佔領華爾街
2011年12月5日
【明報專訊】9月展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波及近百個城市，迄今仍然持續，並擴散至大學校園、博物館、倉庫等場域。要為這次佔領運動的成效和意義蓋棺論定，為時尚早，然而，回顧產生是次運動的歷史脈絡，或有助我們分析未來的前景。
佔領，從華爾街開始
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矛頭之所以指向華爾街，針對的正是在過去二三十年造成貧富懸殊、令「99%」人生活受損的「金融霸權」。什麼是金融霸權？它如何導致大多數人的生活質素下降？要解答這些問題，可從分析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關鍵詞——佔領——開始。
佔領，英語的動詞是occupy，包含侵佔空間、佔用時間的意思，作名詞（occupation）用時，則同時意指工作、職志（或經常從事最喜歡的活動）。所謂金融霸權，狹義是指全球經濟正逐漸被「金融化」（financialized），也就是指企業以至個人的收入，主要不再源於生產和銷售實質商品，而是經由炒賣金融市場的無形產品、衍生工具或樓房地產而獲得；較為廣義的理解，是這種基本上依賴華爾街的金融操作而獲利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以及其產生的後果，正在很大程度上侵佔了城市以至農村的主要空間（例如透過資助地產炒賣），並佔用了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時間（包括延長工時或消費）。金融力量無孔不入的侵佔，使全球絕大部分民眾，受制於資本的流向，在資金擴張時（如美國的「量化寬鬆」），受損於通脹，到資金收縮時（如歐債危機下的削減支出），則面對經濟衰退的衝擊。這種如癌細胞入侵人體的華爾街式「佔領」世界，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並削弱其體質，導致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人類學者Karen Ho在她的Liquidated -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一書指出，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勢力，不僅是一組財經機構和網絡，更同時是一種工作和生活習慣，一系列的價值信念和實踐方式。活躍於華爾街的，主要是畢業自美國名牌大學的「叻仔」、「叻女」，他們把自己當作社會精英，視不穩定、高強度、長工時的工作為挑戰而非負擔，強調收入與短期表現（演）掛鈎，甚至歌頌裁員（downsizing）和僱員流動性（employee liquidity），勇於在不作長遠計劃下涉險，追逐短期的股價利潤業績。這種華爾街文化價值和處事方式，不僅主宰了活躍其中的投資銀行的運作，更滲透至美國以至全球的零售商業銀行，甚至改造了整體的企業文化。其無遠弗屆的影響，甚至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也沒有隨着雷曼兄弟這類大投資銀行的倒閉而消失，相反更在持續擴散。不過，華爾街並非是當代資本主義新文化的唯一推力，英美以至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大學的經濟及商學院等等，也是營造金融霸權的重要參與者。
Karen Ho的分析只集中於華爾街的商業世界，然而，華爾街的世界觀和運作邏輯，其實也逐漸滲透至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公營部門和私營企業的短期合約，到大、中、小學的「果效為本」（outcome-based）改革，到社福界以各式基金資助計劃取代政府的經常支出，到政黨在選舉中的短視「務實」和表演政治，處處也可見類似華爾街的文化價值觀和處事方式。
金融資本的暴力
華爾街的佔領世界，除了增加大部分人的工作壓力外，還催生了各式的文化和物質暴力。正如馬爾華兹（Christian Marazzi）指出，企業金融化及其建基於「錢搵錢」的內在不穩定性，逐漸偏離於民眾的需求——包括穩定的工資與工作前景、確定的退休保障等等。短視的金融邏輯與長遠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正是一波又一波經濟（也同時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源頭。面對因企業金融化而衍生的危機，企業和政府傾向以裁員或削減教育、醫療、文化、社福等支出作回應，結果是花錢救金融、缺錢助民眾，把金融的負（或毒）資產社會化，利潤則私有化（socializing the losses and privatising the benefits），進一步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逼令佔人口絕大部分的低收入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質素變差。
這些源自華爾街、透過經濟周期危機發放的制度性暴力，影響着成千上萬民眾的生存狀况、情緒和感受。由於華爾街價值和邏輯佔領及劫持了民眾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各個面向，借助這共生體的關係，陷入危機時，金融資本得以勒索政府以救「市」為先，降低利率、推高通脹、削減福利，減輕企業和政府的債務負擔，延後危機的爆發，同時不斷蠶食老百姓的利益。於是金融或狹義的經濟危機，往往能直接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危機。
如果在金融化的初期，各地政府能有效監管投資銀行的運作，或許能阻止華爾街對世界的佔領，就像及早發現癌細胞，可透過開刀治癒。然而，錯過了早期切割局部的腫瘤（如徹底改革對華爾街的規管），受擴散了的癌細胞入侵的身體，除了採用同時自傷其身的電療化療以外，就只能不斷靠注入營養及嗎啡吊命，迎接延後的死亡。
佔領華爾街意味什麼
金融危機其實也是全球管治的危機，金融資本可以佔用全球每個角落的資源和利潤，影響世界各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但卻缺乏相應的全球監管。各國政權不僅各自為政，甚至國內政黨也互相諉過、不負責任。被新自由主義推手奉為圭臬的貨幣政策（如量化寬鬆），只能延後危機的爆發，完全無力徹底解決問題；至於「自由放任」、讓「市場」自我調節的說詞，在2008年歐美政府大舉「救市」和今天美債歐債陰影下，顯得愈加空虛。
金融霸權並不是狹義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和文化侵佔的問題。因此，佔領華爾街，也不能只改變金融經濟政策，更需要改造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體質，從全球到在地（local）的各個領域，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和生活習慣，向短視求快的數字業績說不，拒絕浪費時間和生命於弄虛的「務實」。正如馬爾華兹指出，要克服沒完沒了的金融危機，不能不徹底改變侵佔了現代社會生活的（華爾街）文化價值，反思及重建投資、工作和消費的意義。
抗拒癌細胞的入侵，不一定要採用與敵俱亡的電療化療，更徹底有效的方法，或許是中醫藥理的固本培元。佔領華爾街，也可作如是觀：取occupation中的職志之意，恆常地守護自身、社群和自然生態，壯建民眾的意志和體質，抗拒割裂短視的無聊業績、快速投機的淺薄表現（演）、充滿壓力的工作消費，在企業、政府、工廠、商場、醫院、學校、農田、家庭、教會等社會所有場域，重建政治和文化力量，以自己真正喜愛的生活方式，佔領每個現代人心中的「華爾街」。
2011年12月3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曾家的末世孫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任期到了尾聲。最近，他藉一年一度亞太區經濟合作會議機會，撿出一九九五年會議上和江澤民合影的照片，公諸互聯網，還鄭重表示，當時江澤民在一張廢棄菜單背後給他寫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十四字，他盥手裝框，珍藏至今。
《明史》卷三百六載：明武宗年間，太監劉瑾用事，「列卿爭先獻媚」。給事中李憲獲劉瑾贈銀，珍藏袖中，一有機會，就拿出來誇示：「此劉公所遺也。」曾蔭權今天的表現，固然可以和李憲共為表裏；而他的政績，是不是也和史家評李憲等人一樣，「（助桀）虐焰，流毒誠無所窮極」，則不妨看看下列三事。
第一，他望風承旨，離任之前，突然出手，取締香港最後一個直言無隱、敢攖逆鱗的電臺節目《自由風》。英治時代撒播大氣之中的言論自由，從此寂滅。香港各電臺和大陸電臺已無分別。
第二，最近一年，曾蔭權掃除新聞自由，再也不遺餘力。官方活動，陸續不容傳播界採訪，消息統一由官方發布；公眾事務，消息也次第封鎖，連「斬人狂徒肆虐將軍澳」、「老淫賊出沒觀塘」等都秘而不宣。英治時代的新聞自由，逐漸消退。立法會中共派議員日前否決《捍衛新聞自由》議案，無非配合曾蔭權「香港新聞界和大陸看齊」的政策。
同時，曾蔭權治港七年，鼎力扶持地產商，一任他們食人而肥。於是香港地價之高，居世界第一；寰球富豪榜上，李嘉誠之流的名次，也節節上升。在香港，小小幾百英尺的套房，左間右隔，供十多戶人家居住，今天已是屢見不鮮。而不過兩年前，曾蔭權還闊論高談：「香港樓價哪裏算得上昂貴？市民對居住環境不應太過挑剔。」最近，九龍花園街一幢舊樓失火，房客困在右隔左間的火場之中，左右難逃，九人燒死，曾蔭權當然不會引咎自責。
地產商坐大了。電臺言論自由取締了。新聞自由否決了。這是不是「流毒誠無所窮極」，不用再多評說。
南宋寧宗年間，姦臣韓侂胄當政，罷斥直臣，趙汝愚等遭貶死。韓侂胄的祖宗，是公忠體國的北宋名臣韓琦。所以當時有書生敖陶孫賦詩悼趙汝愚：「九原若遇韓忠獻（韓琦），休說渠（他）家末世孫。」（《四朝聞見錄》丙集）曾蔭權自稱是大賢曾參之後，我們不妨借敖陶孫那兩句詩，更改三個字，轉贈花園街火災死者：「九原若遇曾郕伯（曾參），休說渠家末世孫。」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吳明林 - 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
2011年1月30日
【明報專訊】上任不足3個月的廣播處長鄧忍光最近收到一份員工呈上的禮物。這一份禮物，對政務官來說，確有驚喜，只是包裝太拙劣、太反智。
原本，叮走一兩個主持根本不需要長篇大論的理由，節目調動就是節目調動，一如報章副刊改版，自然有專欄作家消失，換上一批新作者。春去秋來，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根本是輕鬆平常的事。但香港電台卻大費周章鋪排，先是醞釀逾年，繼之以研討會，終於找出一個「主持人太多偉論，要多聽聽眾聲音」的論點。
可笑的是，這樣的論點竟要醞釀一番、研討一番才找出來。這個論點，自有烽煙節目的第一天已經存在，但從來都不是問題。意見本來就是不重量而重質，眾聲喧嘩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眾聲喧嘩。
即使接受「多聽聽眾聲音」這個論點，改善的方法也有很多。最聰明的人才想到叮走建立了聲名、樹立了風格的主持而代之以明年便退休的公務員。斧鑿的痕迹太深了，馬皇后的腳露出來了。
我痛心的倒不是一兩個主持人的去留，誰是陪葬更不重要。我所痛心的是，這個人事調動背後的意義﹕一代人的努力糟蹋掉了。從此，香港電台將步入漫長的嚴冬。
且聽我慢慢道來。
香港電台由1970年代至今，雖然始終是一個政府部門，但卻不斷朝公共廣播的方向發展。一步一顧盼，一步一回首。
以烽煙節目為例，由歐陽義德的《太平山下漫步》、黃華麒的《電話說心聲》，以至現在的《千禧年代》及《自由風自由phone》，主持人的角色經歷數變，由信息傳遞者、協調人，以至今天有觀點有論述的主持，都是朝公共廣播的方向一步一步走。
1970年代初，我剛入港台的時候，香港電台還沒有自己的新聞部，所有新聞皆仰給於時在港台進駐的新聞官。後來，成功爭取獨立的新聞部，以至有《新聞天地》的出現。
電視節目方面亦然，《獅子山下》、《鏗鏘集》、《城市論壇》、《頭條新聞》，不同時候總有不同的人要突破政府部門的重重限制，朝公共廣播的方向進發。
試想像一下，假如當年沒有《城市論壇》，港台今天向當局申請在維園直播極富爭議的時事論壇，你認為批准還是不批准？
當年之所以有《城市論壇》，不是出於偶然，而是一代人的努力。這些人也不單單是港台人，也包括有雅量、有識見的政府中人。他們「領悟到公營電台有理有據的批評反而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官員的責任心」（語出陳雲，收錄在《一起廣播的日子》，二○○九，明報出版社）。
如果用公務員的思維，最好不要有像《城市論壇》一類的節目，風險高，一旦出事誰負責？以公務員的思維，安全系數最高的是《警訊》，永遠沒有爭議。
今年，由政務官出掌港台，開80年未有的先河，已可斷言未來港台的命運。它將會徒擁公營廣播的虛名，而行政府部門之實，一切規章先行，程序正確，一個一個節目將會出現微妙的變化，保證有醞釀、有研討會、由下而上，處長兵不血刃，樂觀其成。不過，這樣一來，公共廣播的氣運已盡，不數年便成歷史陳迹。
有香港電台的同事問我，今後怎麼辦？還可以怎麼辦！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急是急不來的。
時局既如此，要發生的總要發生，個人的力量非常渺小。不過，公共廣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天地悠悠，必有後之來者，這是心懷公共廣播的人必有的情懷。
吳明林
港台烽煙節目前主持
古德明 - 中共的成語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30日
「2011年11月11日」是六個「1」的日子，香港千多對男女成親。《明報》的報道，使用中共成語，非常嫺熟：「百年一遇好日，新人逾千對。」這當然不是中文。
請先看唐朝王勃的《滕王閣》：「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宋朝王安石的《梅花》：「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中國人會說「百年一度的好日子」，不會說「物換星移幾遇秋」、「一年一遇一歸來」。最近二十多年，我國河山經中共不斷斵削，年年不是大浸稽天，就是旱魃為虐。當局歸咎大自然，每年都說甚麼「百年一遇的洪水」或「五百年一遇的旱情」，似乎幾百年來的水旱災害，他們都有科學記載。新中國人默化潛移，現在連「若干年一度」都變成「若干年一遇」了。
從前，孔子路過盜泉，惡其名，「渴矣而不飲」(《尸子》)；今天，中共竊國，所創成語，新中國人不知為甚麼卻萬口爭傳。請看香港公民黨主席陳家洛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的文字：「迎難而上，贏回民心。」十月二十七日《大紀元時報》一段報道：「土耳其爭分奪秒，拯救地震倖存者。」
「迎難而上」是典型中共豪言壯語。例如胡錦濤二OO九年元旦說：「我們要大力弘揚偉大北京奧運精神，迎難而上。」香港發展局長林鄭月娥今年十月說：「開拓土地非常困難，但我們會迎難而上。」從前，中國人說話較為平實。請看《後漢書》卷十七光武帝嘉許大樹將軍馮異：「為吾披荊棘，定關中。」《三國志》卷三十六稱讚關羽：「隨先主(劉備)周旋，不避艱險。」迎難而上，比「艱險不避」、「斬棘披荊」主動得多，也鬥志昂揚得多，只是昂揚得和中共其他假大空政治口號無有分別。所以，胡錦濤迎難而上的結果，是大陸貪官繼續橫行，民變此落彼起，旱澇年年不息；林鄭月娥迎難而上的結果，是香港人愈來愈覺安居不易。
「爭分奪秒」也很有中共特色。二OO五年曾蔭權就任香港行政長官，循例說：「我會爭分奪秒，做好工作。」去年溫家寶發表《再回興義憶耀邦》，也說：「(胡耀邦)每天都爭分奪秒地工作。」中國人說工作勤奮，不會這樣無端滲入鬥爭含義。例如《史記》卷十漢文帝說：「朕夙興夜寐(起早眠遲)，勤勞天下。」宋朝陳亮《上光宗皇帝鑒成箴》：「當效禹王(大禹)，寸陰是惜。」
中國人本來酷愛和平，不會開口就是鬥就是爭。說話不想假大空，做人不想喝盜泉水，那麼，請提防習染中共的成語。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1年11月29日 星期二
陳雲 - 種票大躍進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1月29日
昔有畝產萬斤，今有戶種百票。區議會選舉，印證香港的另類農業革命。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增加生產指標，高舉「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毛澤東發動農村「大躍進」，農村幹部虛報種糧成效，祈求北京表揚，於是出現「畝產萬斤」、「衛星田」、「空中播秧」等神奇農業科技。所謂畝產萬斤，就是虛報一畝地出產七八千斤小麥，幾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稻米，不一而足。「衛星田」就是產量高懸、眾人仰望，猶如放衛星在天上，有時也指根本就沒那些田畝，幹部報多少有多少，也叫衛星田。「空中播秧」是將秧苗播在山崗的硬地，秧苗不能紮根而生，卻當作收成來計算。
香港的種票，美孚有1屋7姓13人，審計署查出的紀錄，最高的1戶有162人登記，堪稱畝產萬斤。拆毀的西環卑路乍街56號至58號的兩幢唐樓，今日空餘一塊建築地盤，竟有近九十名市民登記，是衛星田。香港仔華富邨華康樓只有21樓層，卻有登記24樓及32樓的選民 ，這是空中播秧。沉悶的香港，一下子「家家大煉鋼，戶戶衛星田，超英趕美，畝產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熟悉中共黨史的，都知道種票的技術轉移，來自何處，令人會心微笑。五十年過去了，中共毫無長進，仍停留在毛澤東大躍進的浮誇造假時代。接收了香港國際大城市，中共用大躍進時代的方法來統治。然而，香港的法治不是鬧着玩的啊。港府一旦被逼發落廉政公署，秉公查辦，則種票黨成了非法黨、哄騙黨，指揮種票的勢力成了干預香港內政的鐵證。港府包庇不查，則區議會及下次的立法會都變成種票議會、非法議會，非法議會通過的法案，喪失合法性，往後社會也不必守法，偷呃拐騙，造假橫行。
曾蔭權說，種票見怪不怪，不想處理。這除了他生性怠惰之外，也料到市民和傳媒會發起維護選舉公平的呼聲，查出證據，令廉政公署不得不受理。香港的制度不斷受到境外勢力的侵蝕，香港人卻不能除去境外勢力干預。義人的反抗和矯正，只是養好身體，維繫寄生蟲的蠶食。境外勢力毫不維護制度，他們將維護的責任推予香港義人。這種寄生蟲與宿主的關係，叫殖民主義，且是最惡劣的。英國經營香港殖民地，好歹有建設、有維護，再剝削一點。中共經營香港殖民地，卻是無建設無維護，一味做害死宿主的寄生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1年11月27日 星期日
林茵 - 新思維﹕陳雲拋出香港自治城邦論
2011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陳雲的香港城邦自治論述，由年初香港「被規劃」成珠三角宜居灣事件發端。目睹政治上無敵正確的祖國融合論，和回歸後港人對邊緣化的無限恐懼，他從整個歐亞歷史溯源，論證香港擁有自給自足、社會開放、文化多元、法治觀念等傳統歐洲城邦的特性；提倡香港一直以來、往後亦應以「高度自治」原則及香港本位的政策力保「邊緣」地位。正因為邊緣，才可以獨立發展優勢，亦只有香港維持邊緣與獨特性，才可能與中共發展互惠共生的關係。論述恢宏，立意顛覆並重塑將回歸後香港民主運動帶入困局的觀念，提倡講究謀略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
6月中旬，「香港自治運動」理論成形，陳雲陸續以歐式精密散文風格，將重點內容發布到面書上，透過網友互動，調整論點至最貼近民情。著作甚多的他說這還是首次新嘗試，《香港城邦論》是屬於所有面書朋友的。
在內地，維權人士執著憲法列明的人權、民主、依法治國等條文認真，可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雲在香港，要重提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少人看過其面書貼文，只聯想到「搞港獨」，或者拿他當傻佬辦。若干年後回首，《香港城邦論》會是癡人說夢，或是先見之明？還看今天有多少港人敢於就個人及這城市的發展前景接受一種新的想像。
城邦的性格
城邦（city-state）的形成遠早於17世紀的民族國家（nation）。古代文明薈萃和物產富饒之地，都是城邦，可上溯至巴比倫、瑪雅城邦、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意大利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都有類似城邦的地位。城邦最初都由商業而起，商人聚居於海港城市或交通要塞，重信用、合約精神，衍生法治觀念；商業繁盛的城市孕育市民階級，社會開放多元，具文化傳播和影響力。然而，城邦多欠缺軍事實力，依附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的軍事保護及外交領導，商貿活動亦需要腹地支援。
古代城邦與主權國之間，以締約界定彼此關係，以商業利益交換主權國的軍事與外交保護。這種締約是歐洲民主社會的憲法雛型，十來個城邦結成締約，便建立如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聯邦國家。亞洲的城邦文化，由英國於19世紀建立。英人開闢東亞貿易航道，沿中東科威特、巴林、阿聯酋，至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等設立貿易港；二戰後，除香港外，各亞洲城邦或獨立建國，或成為主權國內一普通城市，失去城邦身分。
然而，香港卻因殖民地與遺民社會的特殊角色，發展出鮮明的城邦性格。陳雲提出，按「祖國」的史觀，英人殖民佔領香港，將西方文化強加於華人，是百年恥辱；但中共思想體系源自蘇維埃，能否算是中華正溯本就存疑。香港由宋代開始已是「遺民社會」，接收南宋、明末、清末、國共內戰及文革時期，因外族入侵及內亂而逃離的中華文化精英。1842年起英人取得香港，管治公共秩序、守住邊界，令傳統中華文化風俗和良好的人民素質，不至於被戰亂和政治內鬥弄壞；並引入西方觀念，奠定香港開放多元、宗教寬容、尊重法治和合約精神的城邦基礎，成為華人世界中首個歐式制度的典範。
在殖民統治期間，港督雖由英國派遣，施政時卻以香港為本位，規劃上保護本土農業、工業發展，興建自己的水塘，發展大學教育和制定各專業的執業考試。《中英聯合聲明》本為回歸後的香港定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但特區政府卻在中共影響下極速放棄香港本位的思考，由供水、食物至產業上強化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以邊緣化的恐懼推銷融合祖國；大財團與「港共」官員勾結，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消滅本土多元的經濟、文化、生活空間。
香港要自保
《香港城邦論》首章立論，指出香港乃歐洲城邦史於遠東的延續，港人應重新檢視英殖時代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與中共爭奪「回歸」、「祖國」等政治語詞的選擇權與詮釋權。「當港人相信自己是中西、歐亞歷史的融合點，而不是中國歷史的延續；一國兩制是香港自己應有的，而不是大陸賜予，才會有捍衛港人治港的決心。」
陳雲並反對將中國民主發展與香港的民主鬥爭扣連。歷來要求平反六四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最高行為模範，不少港人亦認為先要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普選的希望；但他指出，根據中國現時的政治社會狀况，急速民主化的中國，很易成為納粹式「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專政體系，以多數人的暴政，苛索香港龐大儲備和金融能量。香港必須搶奪先機，以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保住城邦獨立的文明根基，自保之餘亦可作為幫助中共政權脫亞入歐的捷徑。
他又提出，屬同一民族，不等於要成立大一統民族國家。德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實力，因其與同民族的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締結同盟，四國以不同的國際形象、政治聯繫與經濟產業上的專長，在外交與經濟事務上互相配合。中國對台港應效法這種互利互惠的盟友關係，中國好比德國，台灣好比奧地利，香港可以擔當瑞士的角色，而澳門類似列支敦士登。「這書也是要說明，香港維持城邦自治特色和制度，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所以這次寫書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阻力。只有《文匯報》出了篇評論說，『香港自治運動』有美國駐港總領事背後策動；其實中港台澳如果形成這種盟友格局，對美國絕對沒有好處。」
拒絕中港融合，《香港城邦論》亦觸及新移民政策；陳雲向來提倡收緊移民限制，被一些進步青年視為「右翼」與自利的代表而存有質疑。他認為，現時政府和社會人士常以資源分配的角度去理解新移民問題，其實他更關注的是大量移民湧入，對香港城邦原有的公民性格和價值觀構成極大衝擊。「1950至80年代，30年間，新移民人口累計才100萬；97年至今，14年已增加了83萬，而且政府是完全被動，不去處理文化融合的問題。」
無節制接收移民 放任種族仇恨
他指出，上世紀來香港的新移民，會尊重香港是個先進地區，港英政策亦着意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適應香港的文化制度。回歸後來的這一群，抱着大中國主流觀念，自外於香港文化，不講廣東話，亦不關心民主政治。「我反對的是無節制地接收移民，接收之餘又無陳述這個社會的價值觀給他們知道。以前港英政府講多元、法治、開放、平等、公德心……現在的政府，自己都不是這樣，當然不會跟新移民講。特區政府對新移民是完全不理會，社福、醫療政策出問題，於是有蝗蟲論、本地孕婦爭不到產房牀位，他們袖手旁觀，任由種族仇恨爆發。一個有自治觀念的政府，是應該掌握篩選新移民的自主權，協助他們融入本土文化和價值觀，而不是這樣助長族群政治。」
捱一排啦，5年內必有暴動
不過，他對於政府與議會早已不抱期望，書中雖有本土視野的公共政策倡議，要實行都應該是民間「香港自治運動」成功後的事。「我預計了這本書不會有即時明顯的政治效果。」目的是提供一種歷史和戰略視野，令香港人認識自己所處的關鍵位置，重拾爭取自治的信心。「現在的政府不理社會公平，不尊重法律，任由領匯與財團擠壓低下層的生存空間，議會內反對聲音都被收買或孤立，這樣下去，大家不會再期望它會改變，全都好沉默地看着它作惡，只要等一次大衰退，就會谷爆。捱一排啦，五六年內，香港必有暴動。」近來政府與建制派愈是倒行逆施，陳雲愈是高興都來不及，面書上單單打打，食住花生等睇戲。
文 林 茵
編輯 陳嘉文
2011年11月26日 星期六
明報社評 - 立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 溫水煮蛙日子有功？
2011年11月26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本周三會議，否決了劉慧卿議員提出的「捍衛新聞自由」動議。這個結果，無論是否涉及黨派之爭，或政府要維護尊嚴，發動建制派保駕護航，實質反映本港內部就維繫核心價值出現分歧，而政府和建制陣營對捍衛新聞自由，已經不當一回事。〔Vic：也不能說他們不當一回事，共產黨最重視控制資訊與輿論，港共是處心積慮要蠶食新聞自由的。〕回歸以來，新聞自由和一些核心價值遭到衝擊和侵蝕，公衆起初還有反應，久而久之，好像習以為常，在公衆之間再也泛不起漣漪，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的動議，或許是這種取態的進一步表現。香港能否維持應有的獨特性？這個問號，愈來愈大。
限制採訪 官媒當道
政府剝奪市民選擇權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9月20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新聞自由滿意率由68%下跌至58％，劉慧卿在議案中提到這個調查結果，認為與包括當局限制傳媒採訪有關；建制派的黃定光議員認為箇中欠缺嚴謹邏輯關連，而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認同黃定光的論據，在發言時予以引用。民研計劃定期持續做有關調查，市民對新聞自由滿意度有起有落，在過去的調查結果已經反映出來，最新調查是在8.18事件之後進行，結果反映了警方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保安安排不當，包括阻擋記者鏡頭、採訪區遠離活動場地等，使記者採訪變得有名無實。民調反映市民對當時一些事態的觀感，所以，曾德成若認為當局限制採訪與民調結果欠缺嚴謹邏輯關連，有罔顧事實之嫌。
另外，劉慧卿提到當局拒絕讓傳媒採訪，只發放官方短片和稿件（俗稱「鱔片」、「鱔稿」)，也是民調結果原因之一；曾德成則說，傳媒的採訪報道，與政府發放的影片或稿件，都是公共資訊一部分，可以並存。傳媒報道與政府資訊並存，原則上沒有問題，不過，有一個前提，就是傳媒有權採訪官方活動，由傳媒自行決定報道角度，政府發放的稿件和短片，傳媒可以作為參考之用。不過，近年「官方媒體採訪」當道，官媒拍攝和採訪官員（包括行政長官），然後交給傳媒播出，而事前傳媒根本不知道官員有這些活動和「專訪」。
李克強訪港採訪安排，官媒更是一枝獨秀。李克強共20場活動，不足一半供傳媒記者採訪，部分甚至只能在活動場地以外觀看電視直播，其餘活動，傳媒只能透過官媒所拍攝畫面、政府新聞處發出的新聞稿或短片，了解活動情况。這樣的安排，若仍然不算限制傳媒記者採訪自由，則怎樣才算呢？曾德成在發言時，說「最近政府新聞處派員到粵北韶關，報道在當地做義工的香港青年服務團15名成員的生活和工作狀况，就有多家傳媒引用」，為官媒節目受歡迎作註腳，這是轉移視線，目的只為迴避官媒的實質。傳媒不滿的是：官媒擠佔了採訪空間，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剝奪了市民接收資訊的選擇權。
官方蹧蹋傳媒人，損害新聞自由，還有管治的理由，但是作為立法會議員，理應為民喉舌，但是在投票時，建制派議員都分別投反對票、棄權或無投票，結果在20名泛民主派議員投票贊成下，由於在分組點票未能得到功能組別議員支持，使議案不獲通過。所以，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動議，實際上就是建制派不讓動議通過。
建制派議員否決了動議，卻不想揹上反對捍衛新聞自由之名，例如梁美芬議員認為不應嚴格要求政府不發「鱔稿」，一切交由市場決定云云；黃國健議員則表示不認同立法會調查亞視才投棄權票。其實，建制派若對議案內容有意見，應該提出修訂，他們不循此途，則「捍衛新聞自由」在他們心目中到底有多大分量，於此可見一斑。
當年爭不變保獨特性
今日香港已經變質變味
新聞自由乃衆多自由之母，若新聞自由不保，則其他自由還可以安然無恙？過去，若出現新聞自由或一些核心價值遭到衝擊，社會和公衆都反應強烈，但是近年一些事態，例如政府千方百計阻撓保釣號出海宣示主權、被內地流放的政治異見人士未獲准來港等，這兩件事，涉及港人出入境自由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獨特性，但是社會和公衆已經無甚反應，好像習以為常，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就算近日香港電台裁撤被當局視為眼中釘的吳志森，各方反應強度與此事性質之嚴重，完全不成比例。此外，種票損害選舉的公平公正，行政長官曾蔭權竟然一度說「見怪不怪」。這樣的香港，與當年港人齊心協力爭取保持不變、保持獨特性、捍衛核心價值的香港，好像變質、變味了。
立法會否決動議後，據劉慧卿透露，有澳洲電台記者向她查詢立法會發生什麼事、丹麥駐港領事對此「嘩然」。立法會否決「捍衛新聞自由」議案所傳達信息，港人經過長期溫水煮蛙，可能無感覺，但是在國際間或會感到不可思議，這種情况，會否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屬性的研判，甚而影響一些國家的對港政策，值得關注。總之，港人對各種自由和核心價值若已失去應有警覺，對香港整體大局絕無好處，而更需保持清醒的是特區政府，除了必須時刻維護各種自由和核心價值，更重要的是，絕對不要因為短視的管治需要，做出任何損害新聞自由的事。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立此存照，大家看看哪些議員投票反對捍衛新聞自由：
民建聯9人：譚耀宗、陳鑑林、劉江華、葉國謙、黃容根、黃定光、張學明、李慧琼、陳克勤
專業會議4人：梁美芬、何鍾泰、石禮謙、劉秀成
自由黨3人：劉健儀、方剛、張宇人
經濟動力2人：梁君彥、劉皇發
獨立2人：黃宜弘、詹培忠
連新聞自由亦不敢撐，只投棄權的議員，包括：
工聯會4人: 黃國健、王國興、潘佩璆、葉偉明
五散人3人: 陳茂波、譚偉豪、梁家騮
古德明 - 盛世國情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1月26日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八月初赴北京履新，出入樸素無華，中共上下側目。中央電視臺記者芮成鋼率先發難，在大連一個國際論壇上當面嘲諷駱家輝：「先生來大連，坐飛機三等艙，是不是要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錢？」《環球日報》也隨即發表社論說：「駱家輝似乎喜歡在中國演廉潔戲。」外交學院院長趙進軍則聲言：「大使代表了國家。我當大使，一定坐頭等艙。中美國情不同。」
中共既已侵吞中國國土，何必還要厚誣中國國情。
春秋時，魯國季文子為相，妻妾衣不華美，坐騎食不肥壯。仲孫它勸他不要那樣節儉，以免天下笑他吝嗇，令國家蒙羞：「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季文子回答說：「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粗糙）而衣惡者多矣。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怎麼配做國相）！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朝士為國爭光，在德行而不在奢華，季文子說得很清楚（《國語》卷四）。
大唐貞觀年間，賈敦頤貴為州刺史，每次入朝，「車一乘，弊甚（殘舊不堪），羸馬繩羈（馬不肥大，而且只是用繩作絡頭），道上不知其刺史也」。唐太宗絲毫不認為這樣的官員有辱國體，反而加意獎借，成就了貞觀盛世（《新唐書》卷一九七）。
今天的中共盛世則完全不同。據他們中央電視臺《新聞一加一》報道，共幹以公務為名，每年用於旅遊、舟車、吃喝的公帑，至少是九千億元，佔行政費用六成，保證出入烜赫，炊金饌玉，以彰國情，以示國威。十月二十四日，山東臨沂市舉行全國村長論壇，會場外停滿了平治、寶馬、勞斯萊斯等西方豪華汽車。江蘇昆山一位村主任的豪言，和季文子的話一樣，可以記入青史，傳諸萬世：「一輛車幾百萬元，不算什麼。為免太過丟臉，我就開這輛一千二百萬元的勞斯萊斯過來。」
此外當然還有無數值得中共引以為榮的事。例如今年三月《江淮晨報》載，深圳一個癱瘓婦人沒錢買輪椅，就自製滑板代步，到處拾荒，供十歲兒子讀小學。又如日前《新浪網》載，甘肅慶陽市幼稚園為了省錢，校車本來限坐九人，卻坐了六十二人，結果二十一個孩子，轉眼就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喪命。不是有十三億那樣微不足道的小民，中共怎能以債主身分，睥睨美國。
這是中共國情，駱家輝不可不識。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1年11月23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成語的墮落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23日
十月九日，胡錦濤談辛亥革命：「一百年前，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前赴後繼。」他再一次突出了現代漢語的特點：其穢入骨。中文只有「前仆後繼」或「前仆後起」，即前驅者倒下，後來者繼續衝前，無所畏懼。例如清朝黃遵憲《近世愛國志士歌序》：「有志之士，前仆後起，踵趾相接，視死如歸。」秋瑾《吊吳烈士樾》詩：「前仆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赴」則只是「前往」的意思，以「赴」代「仆」，成語就沒有了「死都不怕」含義。
但是，《現代漢語詞典》只有「前赴後繼」一詞，沒有「前仆後繼」。現代漢語詩人艾青《光的讚歌》也說：「光榮屬於前赴後繼的人。」為甚麼現代漢語以「赴」代「仆」？原來毛澤東一九六四年發表《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錯用了「赴」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前赴後繼。」新中國領袖錯了都是對的，所以從此「赴」取代了「仆」，正如華國鋒一九七七年題下「革命加拼命，無往而不勝」十字，現代漢語學家沒有一個敢說「拼命」應作「拚命」，文字改革委員會還隨即發表漢字簡化方案，以「拼」取代「拚」，成為現代漢語另一點入骨污穢。
中文成語遭現代漢語戕賊的，當然不止「前仆後繼」。請看二OO九年一月溫家寶謀士林毅夫論經濟：「不能拔苗助長，不要搞大躍進。」又請看今年八月新中國教育信息網標題：「留學語言考試，高分垂手可得。」
按中文向來只有「唾手可得」。向手掌吐唾液，即準備動手，而一動手就可得到。例如《三國演義》第七回袁紹謀士逢紀說，只要用計，「(冀州)唾手可得」；《說唐》第六十回劉黑闥攻唐朝紫金關，誇言「此關唾手可得」；《水滸傳》第五十七回宋江攻青州城，軍師吳用教降將呼延灼「賺開城門，唾手可得」。現代漢語把「唾手」改為「垂手」，但垂著手怎麼可以取得東西，我不知道。
「拔苗助長」則當然是《孟子‧公孫丑上》「宋人有閔(憂)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故事。「揠苗」即「拔苗」，但中文從來不說「拔苗助長」，例如宋朝呂本中《紫微雜說》論學問工夫：「揠苗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民國梁啓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說：「政府宜一聽其自勞自活自由自治，而絲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則是揠苗助長。」現代漢語學家一定是認為新中國人不可能掌握「揠」這樣艱深的字，於是改為「拔」。
對當局來說，語文的詞彙就像人民的頭腦，愈簡單愈好。否則現代漢語怎會成為天下最低等語文。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1年11月20日 星期日
陳雲 - 共黨的佔領 潛伏的複製
【明報專訊】紮營（camp）是為了作戰，佔領（occupy）是為了排擠。紮營是進攻途中的備戰狀態，佔領是勝利之後的統治狀態，排擠的是舊勢力和原住民。紐約華爾街的紮營者聲稱是佔領，呈現出來的精神勝利法，就令人納悶。也許習慣信貸消費的這一代，比以前激進很多，未備戰、作戰，就宣布勝利，在精神上消費勝利果實，之後再work backwards，重拾舊山河，慢慢思考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病和救治之道。紮營作戰，身綁炸藥包，手執步槍衝入政府大樓、廣播電台和銀行總部的年代，不再是抗爭者認為是合乎潮流與道德的方式，儘管這是最有效的方式。
抗爭者提前消費勝利果實
告別革命嘛，要從根本上思考才是radical嘛，抗爭者也許思考得很遠。資本家呢，在工廠捲起衣袖，巡視機器生產，準備隨時抽出廢品或關上注塑機的年代，也不是資本家認為是合乎成本效益的工作方式。後工業年代了，連窮人都不進工廠，在街上做波希米亞式的遊獵採集的拾荒，富人還需要辛勞工作嗎？
在互聯網促進商貿交易和抗爭者通訊的年代，要致富或抗爭，有更舒適的方法——複製。資本家複製貨幣和國家債券、複製房地產套利術、複製金融欺詐和龐茲騙局、複製產品和公司分支。抗爭者的複製技巧貧乏一些，目前只是在全球複製佔領行為，頂多是由公園、廣場複製到鬧市街道和大學校園而已。
好彩還有共產黨
幸好，在各種後現代的複製行為之中，香港有前現代的複製行為，那不是華爾街式的佔領，而是十九世紀的殖民（colonization）。所謂colonize，就如在一片乾淨的大菜膠上面放入細菌，過幾日之後，便看見細菌的殖民區（colonies）。我說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殖民行為。共產黨最可愛的地方，就是自身已經捲入跨國金融資本主義，成了美國的跨國提款機和中國工奴代管人的時候，依然保育住歷史，不合時宜地做着英國的維多利亞朝或中國的清朝的事。
都已經收回香港，從英國手上接管香港的主權了，都說好了一國兩制的了，要區隔大陸與香港，大陸的法律不在香港實施（除《基本法》附件三列出的之外），大陸的黨委系統不在香港支配港府，港澳的黨工系統也不在香港浮面。這會影響一國兩制，也影響國際聲譽，影響美國對香港的態度，因為香港的國際締約地位，源自殖民地時期的自治身分。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二年通過《香港政策法》，該法例設立了法律框架，使美國可繼續和擴大數十年來與香港市民及其官員建立的廣泛、多層面關係，藉此承認及支持香港的自治權。該法例的前提，是允許美國僅在總統可證實香港擁有充分自治權的時候，才給予香港區別對待。一旦中共侵蝕香港的自治權，美國將不予香港優惠對待，而其他國家必會跟隨，削弱香港的國際締約地位而動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幫助中共套匯、融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這可是中共的救命草啊。
非理性的繁殖欲望
然而，理智歸理智，共產黨就是不能約束自己的原始欲望——繁殖。共產黨不能約束的事情很多的，例如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邪教式的組織指揮個體，部落式的長官意志，幫會式的集體腐敗，但這種種，都建基於一個基本生存元素，就是有些地方是提供營養的，有些地方是共黨勢力不去伸展的。是故，共黨本來要控制黨員人數，本來要保護黨組織不去發展的地方。例如香港的民間社會，共黨是要控制組織不發展的，否則從政府、議會、商界、街坊會到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滿街都是《Matrix》（1999）的Agent Smith，還有營養可食嗎，你精我又精，你是黨組織我也是黨組織，還有油水可撈嘛？連香港都弄得遍地黨委，都是自己人，黨在香港還有乾淨食物麼？還有什麼情報可以套取的？還有什麼黨的敵人可以勒詐和剝削的？這是生存的理智問題，恰恰共產黨活得不耐煩了，失去理智，瘋狂繁殖起來。這是黨組織的金融種金術、龐茲騙局，不會久遠的。看到這種行為，我開心也來不及﹕中共理智失控，時日無多了。
英國人在香港統治的時候，黨組織的地下工作，滲透到民間去，是必須的潛伏。
但現在都勝利「回歸」了，潛伏的目的達到了，《基本法》又規定一國兩制，香港好歹也要保持個「共產黨淨土」的模樣來哄騙國際，共產黨還明目張膽地搞滲透，就好像自己半夜起牀，躡手躡腳，盜取自己抽屜裏備用的大額鈔票，放入自己的銀包，然後笑嘻嘻地再度入睡。各位不要笑，世界上偏有這種人，而且為數不少。
嶺南大學的學生會候選內閣主席，在爭論「六四」紀念與否的時候，自己揭露是共產黨員，城市大學的學生會競選內閣，傳出四名內地生是共青團成員，前者自行引退，後者則醞釀退選。輿論有兩派，親共派認為馬列思想與共產主義是政治信仰，共產黨是正常政黨，而大學是思想自由之地，參與學生會等政治活動並無問題。其他則恐懼共產黨員佔據學生會，影響校園自治、道德監察和制衡校方的能力。
校園版的《埋伏》，爛尾了
在政黨充斥、政團林立的年代，學生會監察社會的道德負擔減輕了很多，回復到學生自治和諮議校政的本務，即使偶然突圍而出，參加抗議示威，也是眾多政團之一員，不再是往日聲援艇戶上岸、聲援反貪污和保衛釣魚台的火紅年代，獨當一面。這種本務，就好像私人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一樣，頗為納悶的，但一旦裝修工程揭發貪污，住戶便悔不當初，不參與立案法團，弄到幾次會議都流會，唯一的一次湊夠了委託授權投票，開成會來，便批出貪污工程了。
現在大學校方也學乖了，很多政策，都邀請學生做觀察員的，事先諮詢學生，不會一意孤行。然而，這些四平八穩的校政，偶然也出意外，需要學生會出動救亡的。例如香港大學邀請副總理李克強來主持校慶，踐踏學權，作威作福，其他政團不好意思自己闖入校園抗議，學生會便要被逼出馬帶領。校方要四處安裝閉路窺探鏡頭，甚至要求學生拍卡進入課室和女生廁所，不知怎麼的，這種侵犯人權的政策在校方理事會通過了，學生會也要出來奔走、救亡。但很多人就是忍不住平日潛伏的能耐，於是久不久學生會就內閣出缺，無人上莊，用一個臨時管理委員會支撐住。
這種潛伏的工作，最適合做的，就是終身隱藏，隨時候命的共產黨員了。可惜啊，香港有一國兩制，黨組織本來不容許滲透學生會的，佔領了學生會，排擠了非共黨的學生，還要一國兩制做什麼？學生會都歸黨委管了，大陸學生還要花錢來香港留學嗎？這套大陸《埋伏》（2011）電視電影的香港校園版，寫好了劇本，安排了演員，卻因為投資錯誤，不能開拍，爛尾了。
2011年11月19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懦夫谷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1月19日
深圳治安聯防隊員楊喜利最近闖進一家小店，把店東妻子拖到卧房強姦，店東躲在隔壁房間裏，聽着妻子被人淫辱了一小時，才硬着頭皮，召警察拘捕楊喜利。他罵自己是懦夫，警察也罵他是懦夫，傳播界也都罵他是懦夫。不過，這件新中國小事，哪裏是一個「懦」字了得。
春秋時，齊桓公出獵，縱馬追鹿，追到一個山谷，問路旁老翁說：「是為何谷？」老翁回答：「為愚公之谷。」桓公覺得谷名奇怪，老翁就給他細說原委。原來老翁所養母牛生了隻小牛，長大後，他牽去換了一匹馬，卻有個不肖少年走來，說牛不能生馬，把馬拖去，老翁無力阻攔，也不敢報官，人人都笑他是愚公，就把他居住的山谷叫做愚公谷。桓公也忍不住說：「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怎麼任那少年搶馬）？」第二天，桓公聽朝，跟國相管仲談到這件事。管仲一聽，正襟再拜，說政令清明，那老翁就不會任人欺侮：「公（老翁）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見微而知著，聞過而能改，這是我國政治家的風範（《說苑》卷七）。
深圳那個小店東，似乎比齊國那個愚公更加懦弱。原因很簡單。他生逢新中國穩定繁榮的盛世，而這盛世的盛事，大家都耳熟能詳。
二零零八年，貴州甕安縣中學生李樹芬遭同學買兇姦殺，屍棄西門河。主犯是縣官親屬。於是官府把李樹芬陰道以至子宮全部割去，宣布驗屍證明她是投河自盡的，死前沒有被強姦。李樹芬的叔父不服，上派出所理論，被打得遍體鱗傷；逾萬縣民不服，上街抗議，逾千防暴警察就用長短槍、催淚彈、高壓電棍剿殺，殺了至少三人，傷了百多人。最後，李樹芬不由你不信是自殺了。
同年，福建閩清縣公安主辦的夜總會裏，煙花粉黛嚴曉玲被輪姦至死，官府卻宣布她是死於「宮外妊娠破裂」。有路見不平的吳華英、游精佑為她喊寃，結果都蒙上「誣告陷害」罪，都被判處入獄。嚴曉玲「宮外妊娠破裂」的死因，於是也不由你不信。
二零一零年，江蘇無錫市一家大專院校的高級共幹見女教師王炎貌美，命她同往出席酬酢，酬酢之間，一點蒙汗藥就把她弄得骨軟肉酥，扶到旅館，任人魚肉。王炎包羞忍恥，不敢報案，一年之後，終於效綠珠墜樓，玉碎香銷。那高級共幹當然還是高級共幹。
今年，貴州畢節市高幹王忠貴愛一個中學女教師秀色可餐，命她陪酒，灌醉後，肆意玩弄。那女教師醒來之後，失卻理性，竟然哭上警局，得到的答案是：「人家戴了避孕套，就不算強姦，懂了嗎？」
深圳那個小店東，是不是懦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溫家寶不會為這件小事正襟再拜，對胡錦濤說：「彼知獄訟之不正，故忍辱耳。請退而修政。」
古德明
專欄作家
Jeffrey D. Sachs - The Global Economy's Corporate Crime Wave
許多人常提到Milton Friedman說，企業唯一的責任是為股東賺錢，但他們往往有意無意地將Friedman此話的前提省略掉：「唯一的前提是它得遵守遊戲規則，也就是說，與其他企業公開、自由地競爭，不行騙、不欺詐。」可悲的是，行騙、欺詐、不守遊戲規則一直是商業運作重要的一部分，而當代金融業者更是優而為之。我對華爾街的憎惡，主要正是這原因。
許多資深讀者都說筆者的思路變了，這確是事實。初入行時，
NEW YORK – The world is drowning in corporate fraud, and the problems are probably greatest in rich countries – those with supposedly “good governance.” Poor-country governments probably accept more bribes and commit more offenses, but it is rich countries that host the global companies that carry out the largest offenses. Money talks, and it is corrupting politics and markets all over the world.
Hardly a day passes without a new story of malfeasance. Every Wall Street firm has paid significant fin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for phony accounting, insider trading, securities fraud, Ponzi schemes, or outright embezzlement by CEOs. A massive insider-trading ring is currently on trial in New York, and has implicated some leading financial-industry figures. And it follows a series of fines paid by America’s biggest investment banks to settle charges of various securities violations.
There is, however, scant accountability. Two years after the biggest financial crisis in history, which was fueled by unscrupulous behavior by the biggest banks on Wall Street, not a single financial leader has faced jail. When companies are fined for malfeasance, their shareholders, not their CEOs and managers, pay the price. The fines are always a tiny fraction of the ill-gotten gains, implying to Wall Street that corrupt practices have a solid rate of return. Even today, the banking lobby runs roughshod over regulators and politicians.
Corruption pays in American politics as well. The current governor of Florida, Rick Scott, was CEO of a major health-care company known as Columbia/HCA. The company was charged with defra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y overbilling for reimbursement, and eventually pled guilty to 14 felonies, paying a fine of $1.7 billion.
The FBI’s investigation forced Scott out of his job. But, a decade after the company’s guilty pleas, Scott is back, this time as a “free-market” Republican politician.
When Barack Obama wanted somebody to help with the bailout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he turned to a Wall Street “fixer,” Steven Rattner, even though Obama knew that Rattner wa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giving kickback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After Rattner finished his work at the White House, he settled the case with a fine of a few million dollars.
But why stop at governors or presidential advisers? Former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after serving as CEO of Halliburton. During his tenure at Halliburton, the firm engaged in illegal bribery of Nigerian officials to enable the company to win access to that country’s oil fields – access worth billions of dollars. When Nigeria’s government charged Halliburton with bribery, the company settled the case out of court, paying a fine of $35 million. Of course, there were no consequences whatsoever for Cheney. The news barely made a ripple in the US media.
Impunity is widespread – indeed, most corporate crimes go un-noticed. The few that are noticed typically end with a slap on the wrist, with the company – meaning its shareholders – picking up a modest fine. The real culprits at the top of these companies rarely need to worry. Even when firms pay mega-fines, their CEOs remain. The shareholders are so dispersed and powerless that they exercise little control over the management.
The explosion of corruption – in the US, Europe, China, India, Africa, Brazil, and beyond – raises a host of challenging questions about its causes, and about how to control it now that it has reached epidemic proportions.
Corporate corruption is out of control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big companies are now multinational, while governments remain national. Big companies are so financially powerful that governments are afraid to take them on.
Second, companies are the major funders of political campaigns in places like the US, while politicians themselves are often part owners, or at least the silent beneficiaries of corporate profits. Roughly one-half of US Congressmen are millionaires, and many have close ties to companies even before they arrive in Congress.
As a result, politicians often look the other way when corporate behavior crosses the line. Even if governments try to enforce the law, companies have armies of lawyers to run circles around them. The result is a culture of impunity, based on the well-proven expectation that corporate crime pays.
Given the close connections of wealth and power with the law, reining in corporate crime will be an enormous struggle. Fortunately, the rapid and pervasive flow of information nowadays could act as a kind of deterrent or disinfectant. Corruption thrives in the dark, yet more information than ever comes to light via email and blogs, as well as Facebook, Twitter, and other social networks.
We will also need a new kind of politician leading a new kind of political campaign, one based on free online media rather than paid media. When politicians can emancipate themselves from corporate donations, they will regai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corporate abuses.
Moreover, we will need to light the dark corn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especially tax havens like the Cayman Islands and secretive Swiss banks. Tax evasion, kickbacks, illegal payments, bribes, and other illegal transactions flow through these accounts. The wealth, power, and illegality enabled by this hidden system are now so vast as to threaten the global economy’s legitimacy, especially at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income inequality and large budget deficits, owing to governments’ inability politically – and sometimes even operationally – to impose taxes on the wealthy.
So the next time you hear about a corruption scandal in Africa or other poor region, ask where it started and who is doing the corrupting. Neither the US nor any other “advanced” country should be pointing the finger at poor countries, for it is often the most powerful global companies that have created the problem.
Jeffrey D. Sachs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Director of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is also Special Adviser to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ull article in Chinese: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5-03/110708182.html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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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洋奴「化」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1月16日
十月二十日，台灣總統馬英九批評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蔡英文以兩岸簽署和約，比作當年西藏和北京簽署和平解放協議，是擬於不倫，自我矮化。」十一月十日，香港發展局長鄭月娥呼籲市民支持填海：「不要把填海妖魔化；適度填海，可紓緩地少人多問題。」新中國的洋奴真多。
「矮化」者，英文dwarf是也。Dwarf作名詞，指「侏儒」；作動詞，意思是「使顯得渺小」、「使相形見絀」。例如馬英九「擬於不倫，自我矮化」八字，譯做英文，就是To make such an inappropriate comparison is to dwarf ourselves。
春秋時，齊國晏子使楚，楚王告訴左右說：「吾欲辱之。」於是要晏子從小門入，以嘲諷他矮小，不料晏子說：「入狗國者，從狗門入。」楚人唯有改請晏子走大門。「吾欲辱之」四字，譯做現代漢語，一定會變成「吾欲矮化齊國」。
齊國名相管仲論王霸事業：「兵雖強，不輕侮諸侯。」(《管子‧重令》)蜀漢丞相諸葛亮寫《出師表》，勸後主不要自輕自賤：「不宜妄自菲薄。」中國人從來不說「不矮化諸侯」、「不宜自我矮化」等下流話。
至於「妖魔化」，同樣是英文，即demonise。Demon是「惡魔」，demonise就是「使……顯得邪惡可怕」。鄭月娥所謂「不要把填海妖魔化」，等於英文Reclamation should not be demonised。
說事物為患之烈，中國人習慣用的比喻不是「妖魔」，而是「洪水猛獸」，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朱熹注：「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又如梁啓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說：「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眾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又demonise其實可譯作「痛毀極詆」，例如明朝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說，勸人改過，應委婉其言，不應「痛毀極詆，使無所容」。但是，現代漢語人不會說「不要把填海當作洪水猛獸」，也不會說「不要對填海痛毀極詆」。他們懂得的無非demonise。大家都以做英文奴才為榮。
於是，現代漢語不斷以「化」作詞尾(suffix)，把名詞、形容詞等變作動詞，像英文字尾ise、en等一樣。甚麼「強化」(strengthen)、「深化」(deepen)、「優化」等，取代了中文的「加強」、「加深」、「改良」，而甚麼「活化(revitalise？)舊建築物」等，究竟是甚麼意思，我至今摸不著頭腦。畢竟洋奴的語言，不是給中國人看的。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