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衞方 - 法律界的良知和勇氣在哪裏？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作為浦志強多年好友，更作為中國司法改革長期的推動者，我覺得有義務對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也在12月10日就這些看法寫信給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合議庭法官。

我看到用於指控浦志強的所有證據，即他所發表的編號共十二條其實只有七則的微博。我相信，不需要法學專業素養，稍具常識的人都會看出來，假如這也可以成為定罪和判刑的依據，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

涉嫌尋釁滋事的前兩條，完全屬於對公職人員或公眾人物的正常批評範疇。對於某發言人的有些嘲弄的言辭沒有越出批評的範圍。申紀蘭是全國人大代表，毛新宇是全國政協委員，浦志強認為他們缺乏履行職責的能力和表現，提出批評，這也完全是在行使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公民對於公職人員提出批評的權利。當然，浦的微博用語尖刻，也許讓受批評的人感到難受。假如他們認為這種言辭給他們的名譽權造成傷害，完全可以依據民法保障名譽權的條款提起民事訴訟。這跟尋釁滋事扯不上任何關係。

至於第三條，浦志強的微博針對的是2012年出版的一本書，項平的《中國大邏輯：沒有共產黨，為甚麼不行？》，書名之下還標註「一本中國人應該讀的書」。浦志強言辭激烈地批評了作者，說：「你寫出這種破書，簡直就是無恥之尤！要不是吳虹飛進去了，你的祖宗也會受性侵的！你讓我看着就特噁心！哼！」這裏的確有對執政黨態度上的不恭，但主要指向仍然是書的作者。我們都應該承認，歌頌共產黨的書也很可能是爛書或「破書」，作者也未必不是「無恥之尤」。更重要的是，浦志強激憤的言論也僅僅是對一本書作者的嚴厲批評，哪裏說得上是尋釁滋事？

至於涉及民族關係與民族政策的微博，浦志強對於地方政府在西藏、新疆的某些做法以及昆明火車站的殺戮事件的評論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譴責恐怖行為，另一方面，他呼籲檢討我們的民族政策和現實做法，呼籲尊重宗教信仰和習俗，反對以「制人」的方式對待少數民族同胞。凡是讀過這幾條微博的人，都能夠感受到作者對於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憂心忡忡。

呼籲民族和解變煽動仇恨

然而，這樣的微博卻被作為煽動民族仇恨的言論，這真是不折不扣的顛倒黑白。《刑法》第249條規定的是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浦志強的言論指向恰恰相反，是期盼民族政策的改善以及民族之間的尊重與和解。作為一個漢族知名律師，他這樣的呼籲只會讓藏族、維吾爾族同胞感受到來自漢族的濃濃親情與善意理解，怎麼會在控方那裏變成了煽動民族仇恨？這裏還有沒有最起碼的邏輯和理性？

我與浦志強交往近三十年，一直很關注他所代理的一些案件，還多次共同參加一些學術論壇，屬於那種無話不談的朋友。根據我長期的觀察，浦志強是那種最誠摯的愛國者，因為職業的緣故，他對於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建設有着最深切的關注，當然對於某些弊端也有着更痛切的感受。正是因為這種熾熱的情感，他的言辭才會如此不假修飾，直來直去。

在一些人看來，他的這種風格太不世故，會給自己招惹麻煩。但他義無反顧，百折不撓。讓我特別感佩的是，此次蒙難，公安、檢察等機構一年半的時間查下來，居然沒有絲毫經濟問題，也沒有其他任何違反職業規則的行為，只能拿出這區區七條微博作為指控證據，這也反襯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多麼優秀的一位法律職業者。

1978年我考入大學學習法律時，我們曾有一本名為《冤假錯案選編》的教學材料，其中收入了一些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典型冤案，絕大多數屬於因言獲罪、判決邏輯極度荒唐的案例。我們讀書期間，國家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以巨大的魄力平反各類冤假錯案，為黨和政府贏得了新的合法性基礎，也成為啟動我國法制建設的「開場鑼鼓」。那時，自己作為一個法律學生，真誠地相信今後我們這個國家不會再發生這類文字獄了。但是，後來的情況表明，這種期許顯然是過於樂觀了。

我當日在給合議庭法官的信中說，面對浦志強案，我們是否能夠創造一個里程碑，一個證明中國法律職業界仍然具有良知、勇氣和起碼專業水準的里程碑？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聚焦這宗審判，看你們的了！但是，我現在看到的結果是：「合法行為被判非法，毫無法理可言。」

賀衞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滕彪 - 浦志強案的輕與重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備受關注的人權律師浦志強一案，以判三緩三暫時落幕。這個結果讓很多人鬆了一口氣：獲得自由，與家人團聚，不必在牢裏受煎熬，和原來被控四項罪名、最高可判無期徒刑相比，輕了很多。即使後來減為兩項罪名，也有可能兩罪並罰判處長期徒刑。和伊力哈木的無期徒刑、劉曉波的11年、劉賢斌的10年、郭飛雄的6年相比，緩刑畢竟讓外界覺得好接受一些。

但同樣這個結果，也實在太重了。浦志強已經被關押了19個月，原有的疾病加上糟糕的監禁條件，使他健康狀況大大下降，還要接受三年緩刑期間的種種限制，當局可以隨時再以違反緩刑規定為由將他收監。有罪判決使他失去了繼續從事律師執業的機會，這對一個具有豐富經驗、思辨和口才出眾的律師來說，是一個慘重的代價。

關鍵問題不在表面上刑期的輕重。一個公民，僅僅因為幾條微博就被關押，並安上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等可怕又可笑的罪名，這本身就表明，這個政權把自己放在了人類自由之敵的位置。浦志強這些犀利的微博文字，不但不構成任何犯罪，也不構成任何民事侵權，完全反映了一個法律人、一個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和批判的勇氣。根據這些文字，哪怕關押一天都是對國際人權標準的踐踏；即使僅僅靠考慮中國法律，對浦志強的關押和判刑也完全是非法。

但中共並不覺得「非法」是個多大的事情。浦志強案從頭到尾都是政治因素在操控，跟法官、律師的法律工作基本沒有啥關係。官方媒體顛倒黑白的報道、網絡五毛和水軍的抹黑和侮辱，無非是試圖貶低和醜化這位備受尊敬的民間英雄，降低他的影響。

浦志強自稱「美麗島律師，資深反革命」，挑戰勞教、雙規，代理政治犯案件，簽署《零八憲章》，公開紀念八九，對官方欽定的模範人物嬉笑怒罵，在新疆和西藏問題上嚴厲批評政府。他的名字和事迹經常見諸報端，在新媒體上更是粉絲眾多。他的智慧、領導力和道德感召力，都讓身居高位的當政者相形見絀。這恐怕才是他遭受牢獄之災的根本原因。

抓人之後，同樣是政治博弈。宮廷內鬥，國內的勇敢抗爭，國際的公開譴責，私下的斡旋和談判，也許也不排除體制內的良知人士的努力。最後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在多數情況下，中共把國際人權壓力當作耳邊風，但個別案件仍可見到明顯效果。僅在今年，女權五姊妹案件、高瑜案和浦志強案，都需要感謝國際正義力量的貢獻。

中共隨意操控司法

浦案和其他每個政治案件一樣，反映了中共操控司法的隨意性，人可抓可放，罪可增可減，程序可長可短，央視可上可不上，結果可輕可重；不管獄中還是獄外，待遇可好可壞。即使緩刑，也可生出多種花樣：高智晟幾度被失蹤、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在緩刑馬上就要結束的時候被收監。此類案件，在幕後操控者那裏，沒有甚麼可以預期的法治規則發揮作用。郭飛雄800多天不給放風、審判時臨時增加罪名，齊崇淮快刑滿的時候加刑八年，陳光誠出獄後仍遭嚴密軟禁，有全家人都被構陷入獄的哈達，有長期失蹤的秦永敏，還有從外國綁架回去的王炳章、姜野飛、董廣平，還有被折磨死的李旺陽、力虹、曹順利、丹增德勒仁波切、張六毛等等。

這種隨意性才是真正可怕之處。這極大地惡化了政治犯的處境，並增加了抗爭者的潛在風險。而這也正是專制政權想要的效果。浦案並不是甚麼試金石，它只是披着司法外衣的色厲內荏的新極權政治。它的蠻橫、荒唐和恣肆，我們在接下來的大量政治審判中還會看到。

滕彪
中國維權律師

李平 - 無罪被囚 有罪釋放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浦志強被裁定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罪成，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終於在被囚禁近600日後獲釋。這是維權律師的悲劇、中國法治的鬧劇：無罪被囚，有罪釋放，公民被套上刑罰的絞索，自由遙遙無期，還隨時可能成為黨國與西方交易的人質。

更可悲的是，海內外網站都出現了感恩的聲音，認為從高瑜獲釋到浦志強獲釋，再到微博沒有屏蔽浦志強、高瑜的搜索，這是當局對待異議聲音的一個進步。甚至還有人認為，高瑜和浦志強都有六四標籤，高瑜曾因報道六四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一年，浦志強是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大學生之一，他們的獲釋，或許是當局對六四態度有所軟化的表現。

這類附有平反六四幻想的感恩言論，貌似不是出自五毛黨，因此對輿論的誤導效果特別強，一是混淆有罪與無罪的界限，以輕判、人道掩蓋高、浦兩人無罪被囚的事實；二是製造對中共領導人的期望假象，減少對其形象的影響。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浦案時，一是強調浦認罪悔罪，二是強調浦煽動民族仇恨的微博被轉發2,500多次、侮辱性的微博被轉發900多次，無非是要坐實浦志強不只有罪，而且是情節嚴重。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發佈的司法解釋規定，誹謗信息被轉發500次以上即為情節嚴重。如今，浦志強既未被重囚，還獲釋，豈不是要謝主隆恩？

浦志強與高瑜，雖然被控的罪名不同，但實質上都是因言入罪。浦志強的七條微博竟然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兩大罪，高瑜公開中共「七不講」指示竟被指控洩密罪，都彰顯中國法治的荒唐。浦志強的律師尚寶軍在浦案一審時曾呼籲法官作出公正的判決，「方不致寒了天下的讀書人的心，更為當代中國的法律人保留一點顏面」。然而，從高案到浦案，當局的指控和法庭的判決，都剝下了中國法治的面紗。

異見者成中共外交籌碼

高瑜、浦志強先後無罪被囚，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死不認錯的中共當局於是又玩捉放曹的把戲，高瑜在二審時刑期由七年減至五年，並即時獲准保外就醫，浦志強一審被判緩刑而得以離開看守所。但是，前車可鑑的是，維權律師高智晟在2006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三年、緩刑五年，結果是迄今仍未獲自由。

事實上，中共拘捕、囚禁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一方面是維穩的需要，罔顧憲法規定的人權，另一方面是要為應付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批評製造籌碼，以釋放甚至放逐他們換取中共領導人出席重要外交活動。今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在Twitter上指：「習（近平）迫害女權分子，還在聯合國主持促進女權大會？真是厚顏無恥（Shameless）！」（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陳文敏 - 再談「一地兩檢」

明報   2015年12月23日

接上篇：「一地兩檢」初探

「一地兩檢」不單涉及香港執行內地法律的憲制問題，更困難的是國內實施出入境管制，國內人士離境須先獲批准，《基本法》亦明確規定，內地人士來港必須獲得公安機關的批准，這令香港的情况有別於世界其他實施「一地兩檢」的地區。

由於香港的地位特殊，若有內地孕婦打算來港產子，或內地人士來香港碰碰運氣找尋工作，或一些不法分子打算來港做些非法勾當，甚至是一些疆獨或藏獨分子，或一些民運或維權人士，他們只要弄到一張高鐵車票，便可直達九龍站，這會令在九龍站的內地出入境管制區面對沉重的壓力，一方面可能要進駐大量人手，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執法問題便會出現不少憲制問題。

特首高調指沒有「一地兩檢」高鐵便沒有經濟效益，這是否言過其實？當初政府考慮高鐵項目時，其實亦有考慮「兩地兩檢」。事實上，高鐵最大的效益是大大縮短了行程的時間，「歐洲之星」之受歡迎是因為只需三小時便可以由倫敦市中心直達巴黎市中心， 乘坐鐵路與乘坐飛機要提前往機場所需的時間相差無幾，而且中途接駁方便，而非「一地兩檢」。同樣地，高鐵大大縮短交通時間，前往廣州只需四十八分鐘，並方便接駁內地鐵路系統，令前往北京或上海只需八小時。只要在高鐵車站設專門檢查通道，過關出境只需很短的時間，「兩地兩檢」並不會減低高鐵的吸引力，涉及的困難亦遠比「一地兩檢」為低。

「一地兩檢」主要是處理在當地車站的出境的問題，故在倫敦上車可同時通過英國和法國的管制，但在巴黎上車則在巴黎通過法國和英國的管制，而非讓所有旅客湧到倫敦才處理出入境管制。同樣地，若要實行「一地兩檢」，便得同時在各高鐵沿線車站實施一地兩檢，這在實際上可行嗎？

在車上進行檢查是另一值得考慮的方案，當中一個困難是由九龍站到福田站只需十四分鐘，但若高鐵的對象並非短途旅客，那前往福田的旅客便得從福田的特別通道通關，在車上進行檢查只會在福田站後才進行，這又是否一個折衷方案？

李怡 - 在一個歡慶新生命誕生的日子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明天是平安夜。聖誕快樂，慶祝的是聖嬰誕生，不管你是否信基督，聖誕就是一個歡慶新生命誕生的日子。

前兩天，香港傳媒報道一宗新生命誕生的故事。在香港任教師的羅太，今年7月往日本旅行因胎兒早產而入院。嬰兒出生時僅1.3公斤重，並有心漏及腦出血，留院深切治療兩個半月。羅太亦出現併發症輸血，幾乎把全身血液換兩次。羅氏夫婦替兒子改名「安然」，意思是在驚險中平安來到世上。由於母子均非當地人，醫療費驚人，但院方主動協助她申請特殊資助，近400萬港元的醫療費全數豁免。嬰兒出院時醫院送給她和丈夫的一份禮物：由護士撰寫及拍攝照片的嬰兒成長日記。「安然BB懂自己喝奶喇！」「他第一次不靠儀器可自己呼吸了！」讀到這個英語撰寫的成長日記，羅太稱眼淚忍不住滾滾而下。夫婦決定把院方原退回給他們的16萬元按金全部捐給醫院，以報答醫護人員及社工的協助。

一個愛心互動的故事

兩夫婦指日本醫護人員「尊重生命、誠信、關愛」，令他們深受感動。他們救護羅太和她的嬰兒，是應盡的責任，但為她申請特殊資助，和為嬰兒寫成長日記，則是在盡責之外的對病人處境的同理心，和基於對生命尊重的行為。盡救護之責已難得，對外地人的關愛更罕見。或許不是所有日本人和日本醫院都如此，但社會必然達到相當高的文明程度才會使這些事的發生並非偶然。

在大陸網上看到另一宗新生命誕生的故事。去年一列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開行中列車廣播有一孕婦急產，需要婦產科醫生幫助。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執業的產科醫生李芊立即前去助產，嬰兒誕下後還陪同孕婦和嬰兒到南京某醫院。嬰兒被診斷為羊水吸入性肺炎，前後住院治療了40多天。孕婦家屬不僅沒有感謝李芊，還將她告到南京市法院。法院認定李芊不是在執業地點行醫即屬非法，須賠償新生兒住院費用人民幣1萬4千多元。李芊不服上訴，南京中院審理後駁回，維持原判。李芊的辯護律師問法官：「是不是醫生離開醫院就不可以救人了？」法官回答：「在執業地點之外的行醫即是非法，需要承擔民事和刑事責任。」律師再問：「在緊急的特殊情況下，醫生在大街上遇見急救病人，是否應當放棄良心，不予施救？」法官回答：「法律面前沒有特殊。」至今，李芊的案件仍然未獲重審。

「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嗎？在中國大陸，實在太多在背後黨政勢力運作下的特殊了。世界任何國家的司法，都有酌情權，在公共交通中發生醫療事故，任何一個醫護人員甚至不是醫護人員都會有人挺身而出搶救生命。如果出了醫院大門就不是醫生，街上見到任何傷病都與己無關，這個社會就冷漠殘酷到不適合人居住了。

兩個世界的鮮明對比

最近，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寫了一篇《中國的制度、文化、人性已進入惡性循環》的文章，微信傳播不久就被屏蔽了。小悅悅事件、老人倒地無人扶、食品安全危機等等使人們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作者認為，人性墮落、道德淪陷的基本背景是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因而僅從道德層面譴責公眾無德是避重就輕，要求民眾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美德也無濟於事。見危不援、見死不救的行為常常只是人們在權衡之後做出的自認為理性的選擇。道理並不複雜，在一個懲罰善良、制裁正義的制度邏輯下，如何期待每個普通社會成員有高尚的精神？如何指望老百姓有較好的道德水準？又如何要求公眾有人溺己溺的精神？

作者認為，在中國，這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惡性循環，是「極權的惡」與「平庸的惡」的惡性互動，造成政治潰敗、社會潰敗、道德淪喪、價值崩解、信任無存，導致整個民族精神的衰敗和淪陷。惡性循環之源在於極權主義。權力是極權主義統治者唯一追逐的目標，天津爆炸、北京霧霾、深圳堆土滑坡，無處不表現出對於生命的不尊重。極權主義是由一個政黨以及控制這一政黨的人對國家及人民實施專制統治，以統一的國家控制整個社會，並由此而造成社會上普遍的「平庸的惡」的生活觀念。

不尊重生命的極權社會和尊重生命的文明世界是鮮明對比。

聖嬰降臨，兩宗新生嬰兒誕生事件，讓筆者想到香港正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政治上的歸屬，正把香港推向「極權的惡」與「平庸的惡」的互動；而舊日的文明，則繼續呼喚我們要力保一個尊重生命的香港。極權體制存在越久就越難改變，而大陸社會的「平庸的惡」也使越來越多香港人只好拒絕做中國人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趙崇基 - 官僚

明報   2015年12月22日

大學裏的學生拍短片交功課，想借校園的廁所拍戲，匆匆忙忙，大清早來電，說校園保安需要我的許可電郵，方准許拍攝。教訓了他們幾句，為什麼總要把事情拖到最後才做，知道他們在等，馬上傳了電郵給相關部門，希望他們幫忙。

回到學校，收到校園管理部門電郵回覆，聲稱一般情况下，禁止在廁所內拍攝。廁所不讓拍戲？好奇怪的規矩，於是打電話給那位職員。

為什麼廁所不准學生拍攝？職員說，那是因為廁所是用來大小便換衣服的地方，不方便。

關了門不就可以嗎，學校又不是只有一個廁所？職員說，那是規矩。

我問他規矩是誰定的？寫在那裏？沒有答案。職員接着說，學生填表申請後，我們可以在非繁忙時段關閉半小時，讓學生拍攝。

半小時？你知道拍戲半小時連打燈的時間都不夠？職員說我當然不知道。一個在媒體學院工作，負責借地方給學生拍戲的人，說自己不知道半小時拍不了什麼。

我說你盡量幫幫學生吧，校園他們也有份。職員說，我在幫他們呀，只要填好電郵附上的表格，寫上詳細資料，找學院負責人蓋印，將表格交給我們即可。

那麼，申請時間要多久？職員說，怎樣也需要幾天時間…………

學生跟我說，拍短片做功課，找演員借場地，處處都是錢，學生沒有收入，自然捉襟見肘，想不到在自己學校借地方，有時比在外面借還要難。

是的，官僚，有時比獨裁更可怕。

derekee@gmail.com

Vic：想起沈旭暉的一則貼文：

「大學官僚實在是永恆的好題材。網友分享：在港大，如果想在central classroom開大或開小一點冷氣，係需要填form，兩個工作天處理......」

黃偉豪 - 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2015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吳靄儀 - Just Kids

明報   2015年12月21日

假期將至，給大家介紹一本許鞍華欣賞的好書：Patti Smith 2010年著作Just Kids，此書紀念她與Robert Mapplethorpe的一段深情。喜愛搖滾樂的朋友當然熟悉鼎鼎大名的「搖滾樂桂冠詩人」Patti Smith，而留意視覺藝術的人都會知道1989年死於愛滋病的攝影大師Mapplethorpe，我對搖滾樂和現代藝術一無所知，從來未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純粹是從傳記和文學的角度看這本書，要向讀者介紹，因為這本書的真摯感情和動人的故事，更因為這本書描劃兩個窮少年藝術家尋覓理想的患難之交，不離不棄，至死方休——其實死也不休，他逝世前對她說，比提，只有你能寫我的故事。她答應寫。十年之後，不忘承諾，為他出版了此事。在今天這個爭權奪利，愈來愈無情的灰暗世界裡，他們的故事，使我們重新相信人性的善良。

最感人的文字，永遠都是最直接而簡單的文字。本書引言第一句：「I was asleep when he died.」寥寥數字，已具震撼性，道盡兩人心脈相連，千古遺憾：為何他死的時刻我竟不在他身邊？為何我竟然沉睡，不知覺他的離去？成書之日，兩人早已各有終身伴侶，各在自己的藝術領域名成利就，書中誌記的，是她17歲，他20餘，在70年代的紐約的貧困相交，那些吃不飽、穿不暖、露宿梯間、寄居破房子，一起沉迷於為追尋夢想奮門的日子，平鋪直敘，毫無渲染，甚至有關Mapplethorp面對自己的性傾向，兩人關係逐漸變化，她的敘述，也是既不掩飾亦無批判，無視世俗，為憐惜對方而更深相親相愛。

就算是小說，能寫出這樣的愛情故事也屬罕有，何况真人真事？作者以書名告訴我們，當年，我們只是兩個孩子，在大人的世界歷險。鞍華欣賞作者的手法，但我則因這是真人真事，餘音不盡，仍追下去，看看這一男一女是誰，找她的歌來聽，找他的作品看如何驚世駭俗，從他們的作品從頭認識他們，從頭認識他們成長的那個世界。好書，應該是這樣。

李祖喬 - 悼：Benedict Anderson未完成的著作：印尼的基層世界主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2月20日

【明報專訊】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了。不少愛好人文社科知識的朋友，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想像的共同體》（1983），也可能聽過這類說法：「民族」並非從祖先承傳到今天的文化傳統，而是在近幾百年才慢慢由諸多因素組成的友愛關係，是現代的文化產物。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我們自古屬於某某民族」的政治宣傳，此書居功不少。

可是，最精彩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論證過程。大二時初讀此書，只有驚歎。我實在不想以拙劣的文字簡介此書，貶低作品的澎湃能量（就像我們都不希望好電影被劇透）。沒空讀書的朋友，可以先上網找找吳叡人教授的〈認同的重量〉。那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導讀文章。而我始終認為，安氏有點像一位藝術家，我們不用單單聚焦於某件作品和概念，而是可以去認識他的創作歷程。

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東南亞知識分子

安氏去世，歐美及華文媒體往往強調他是民族主義理論家。其實，視他為東南亞知識分子也同樣準確。安氏生於中國昆明、於英美受教育、拿愛爾蘭護照，但他研究、長期活動的地區始終是東南亞。有印尼學者說，安氏可以用爪哇語說笑話和思考，比印尼人更像印尼人。1972年，他因為一份著名的研究，分析了印尼大屠殺而被政府禁止入境。於是他轉而學習泰語。在泰國，安氏同樣認真看待文學和政治。他出版過有關泰國短篇故事的研究。也有泰國學者說，他談及1970年代泰國政變的論文，至今仍然是不能繞過的經典。1979年，美國國會邀請他為東帝汶（當時被印尼佔領）的情况作證，他開始接觸東帝汶獨立運動人士。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又促使安氏學習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深入研究菲國。1999年，安德森重回印尼。記者Scott Sherman如此形容他的回歸：「在雅加達一家酒店，62歲的安德森穿著淺色襯衫和休閒褲。300人——有印尼將軍、資深記者、老教授、學生和好奇的路人——包圍着他，緊張又耐心地聆聽。安德森用流利的印尼語，抨擊政府不敢正視當年的大屠殺。」

篇幅所限，不能詳談。我只想指出一點：安德森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他寫出了被不斷引用、impact factor爆燈的民族主義理論；而是他在東南亞這個空間裏細心觀察事件、認真學習地方語言、連結人群、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以生產知識作為介入社會的方法，把地方經驗概念化成可轉移啟發其他文化圈的「普世」理論。每項行動環環相扣、互相啟發。

《想像的共同體》是明顯的例子：他寫書的出發點不是「好，我現在要建立一套理論」，而是他首先觀察到70年代末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都屬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戰爭，深深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無法領略民族情感。而假使他沒有讀過菲國國父Jose Rizal的小說《社會之癌》，又大概無法建立「不認識的陌生人也可以身處同一民族時間」的著名觀點。所以，印尼《雅加達郵報》稱安氏為「印尼學家」（Indonesianist），而泰國《曼谷郵報》稱他做「亞洲學者」（Asian scholar）。安德森的書既是抽象的理論，卻也難以跟他在東南亞的活動切割。他曾說：「把現象理論化，好比觀察水滴。你首先只會看到水，但當你拿起顯微鏡，現象已完全不同。理論是理解長期現象的框架，但我感興趣的是人們的真實生活，而非抽象的理論。」

最後的概念：基層的世界主義

安德森最後所觀察的「水滴」是什麼？印度史學家Ramachandra Guha在《加爾各答電訊報》的悼文說，安氏有兩項未完成的研究：一，研究大英帝國如何把酋長國轉化成保護國、王國、及民族國家；二，研究一位活躍於20世紀初中期的作家Kwee Thiam Tjing。

在幾個訪問裏，安氏都說Kwee是他在現代東南亞中最崇敬的人之一。1963年，他在雅加達的二手書店找到Kwee的書。Kwee混合多種語言寫作：印尼語、荷蘭語、爪哇語、英語、福建話。他的政治立場屬於邊緣：以左翼姿態支持印尼獨立，卻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批判荷蘭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又廣交來自帝國的朋友──包括一位在戰時駐守印尼、經常探望他母親（借此懷念自己的日本母親）的日本中尉。反帝的Kwee也支持中國，卻又討厭蔣介石、鄙視印尼華人貪婪、虛偽又膽小懦弱。而且，他也為自己不懂中文而自豪，甚至一生也沒離開過印尼。

安氏認為Kwee是位有趣的印尼民族主義者——追求獨立、從沒出國，卻又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義者。Kwee總是說，外國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印尼人必須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不要讓外地人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這不意味全盤接受外來事物，也不意味膽怯和懦弱。在幾個訪問裏，安氏反覆說這叫「基層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這種毋須移動、扎根地方的世界主義，跟去旅行玩樂是兩碼子事。2014年，安德森接受專訪時說：

「在大眾層面，許多人認為實現『世界大同』和旅遊差不多，一兩周的時間就可以從紐約飛到巴黎再到東京玩一圈。實際上，『世界大同』意味着在絲毫不放棄民族主義情結的情况下，對其他民族的人敞開心扉，暢談自己的價值觀和歷史…Kwee除了晚年為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女兒和女婿做保母之外，一生從未離開過印尼。他也從未去過中國，不過他從那些或善或惡的外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英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亞人——那兒受益匪淺。他閱讀極為廣泛，而且是個極左派的印尼民族主義倡導者，曾因言獲罪而被囚三個月。」

在香港看到安氏的「基層世界主義」，甚有啟發。近年，不少討論都受困於這種對立：在地的「共同體情感」很快被視為非理性的「排外情緒」；稍為「包容」和猶豫的態度又立刻被指責為不負責任的「離地」。要克服這對立，Kwee似乎是很有趣的案例——居於本土，追求社群自決命運，同時又可以帶着社群情結、不卑不亢地尊重、包容和虛心學習周邊文化的優點。明年7月，安氏的自傳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將會出版。我們會得到更多線索。

文：李祖喬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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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睎乾 - 一拳超人的秘密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0日

如果吳克儉懂得將《一拳超人》當成《莊子》漫畫版來看，那麼即使他每月看的三十本書都是漫畫，我也會對他刮目相看。

《一拳超人》大熱，除了因為幽默惹笑、格鬥精彩，大概也因為主角埼玉的設定別開生面。小時看《龍珠》，悟空總得先被什麼史上最強的怪物虐打十集，看得人咬牙切齒，最後關頭才含淚變身，青筋暴現捏緊拳頭毛髮直豎兼全身變金，再循例報上必殺技名稱，搞一場大龍鳳才公式化KO敵人。但《一拳超人》徹底顛覆了這套路：無論面對什麼勁敵，哪怕是強大得彷彿連自己也怕自己的暗黑盜賊團首領「全宇宙霸者」波羅斯，埼玉也總是一副「是誰啊？」的表情，然後就一拳秒殺。看了幾集不禁訝異：這齣表面搞笑荒誕的格鬥動漫，內裏似乎蘊藏着豐富的道家哲學。《莊子》有一則：紀渻子訓練鬥雞，他認為霸氣的雞、聞聲而動的雞、疾視的雞都不是最強，最強是那隻呆若木雞的雞，任其他雞怎樣叫，牠也毫無反應。埼玉不就是這樣的一隻木雞嗎？

背景是怪物橫行的社會，埼玉本是待業廢青，獨居Z城的無人區，有次為保護萍水相逢的男孩而力戰螃蟹怪，繼而發現自己很有興趣成為「英雄」，就潛心苦練三年，終於突破人類極限，像小魚化為大鵬，成為獨孤求敗的高手。代價是頭髮盡脫。埼玉雖幹掉無數怪物，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一直不為人知。後來機緣巧合，收了改造人傑諾斯為徒，才得悉要加入「英雄協會」方獲公眾認可，於是抱着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入會。但體制內的英雄要按官方標準分為四等，由上而下為S級、A級、B級和C級。埼玉儘管宇宙最強，但常人看不透他的實力，入會考核時竟被荒謬地評為C級，而徒弟傑諾斯則屬S級。

埼玉掛牌成為英雄後，雖秒殺了幾隻連S級也收拾不來的怪物，甚至逆天得一拳打爆從天而降的隕石，救了全城居民，卻只恨他禿頭兼外貌平凡──作者把他的面孔畫得像小丸子爺爺那麼簡約──又永不居功，以致人氣持續低企。反而有些英雄長相俊俏（如A級第一位的「假面甜心」），或善於包裝（如S級中被譽為「地上最強男人」的King），即使毫無貢獻也大受歡迎。至此，大家應該看得出《一拳超人》那個荒謬的世界，其實就是我們身處的社會吧？

無論劇中人抑或觀眾都有同一疑問：埼玉為什麼這樣反邏輯地強大？他曾非常認真地披露「特訓」秘訣：俯臥撐一百次、仰臥起坐一百次、深蹲一百次、長跑十公里，天天堅持。連他的徒弟聞言也破口大罵，這分明是普通鍛煉，怎可能成為實力深不可測的一拳超人？然而這正是道家奧旨所在。《莊子》記「痀僂丈人承蜩」，可以類比：孔子路經樹林，見駝背老人用竹竿捕蟬，像隨手拾取那麼輕鬆，就問他有何秘訣，老人答：「手要定，你放兩顆彈丸於竿頂，練得不讓它們掉下來，捕蟬就鮮有失手；放三顆而不掉，捉十隻才會失一隻；放五顆而不掉，蟬就手到拿來了。捕蟬時，我渾忘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眼中只有蟬翼，能這樣專心致志，還會失手嗎？」孔子大為折服，對弟子說：「能用志不分，就可比擬神明了！」

以上故事闡明兩個道理：一，無論多麼巧妙的技藝，原理說穿了都是「阿媽係女人」般淺白，而訓練方法也不外乎將幾個簡單動作重複千萬次，直至熟能生巧；二，要專注於某事，將它做得淋漓盡致，就務必忽略世間其他事，也算是「等價交換」。《一拳超人》中，埼玉之所以是最強，不因為他的對手跟他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因為雙方根本有境界上的距離──埼玉是「興趣使然的英雄」，德全如木雞，精專如捕蟬老者，不在乎社會期望，懶理旁人目光，也不貪圖名利權力，甚至將死生置於度外，以致每一拳都非常純粹，唯其純粹，因而無敵。莊子又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形容埼玉也貼切不過。

埼玉強大的秘密，就是他只順着天性的「興趣」行動，別的都不屑一顧。多少人能做到為興趣而無視他人期望，甚至不惜玩命呢？誰又能真正找到興趣呢？我們逐步走向平庸而猶能沾沾自喜，大概只因為從未認識自己。世人所謂成功，不過是汲汲加入英雄協會，然後漸漸忘記何謂英雄；但埼玉老師教我們，能向着屬於自己的人生目標專心地打出一拳，你就是超人了。

李怡 - 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致謝！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0日

《十年》公映了，儘管只有一家影院，但每天六場，連日場幾乎都滿座。

香港人會愛看這部影片，不是為了支持本土電影，不是為了尋求對本土意識的滿足感，而是電影能引起我們的共鳴。五個故事以寓言方式展示十年後的香港，恐怖，悲戚，但出發點是當前現實。正是香港的現實狀況讓敏感的電影製作人和編導演員預見到十年後的未來。電影無法不讓我們聯想到現狀，也無法不讓我們想到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未來：我們社會真要這樣走下去嗎？我們願意看到未來這些景象嗎？我們要過那樣的日子嗎？我們願意自甘沉淪嗎？能不能改變一下？我們有沒有力量去改變？

在觀影時，你不能避免把自己置身於五個故事的情景中；離開影院，你不能不反覆為未來思量。電影提出了當前最值得思考的問題：究竟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晚？如果你認為為時已晚，那就甚麼事都不要做，或趕快移民，或為個人利益勉強自己去迎合潮流，或坐以待斃。但也顯然有許多人不信邪，電影中一個角色說：「我做人不會去想我做的事行還是不行，我只會想對還是不對。」演員游學修說，我認為永遠不會為時已晚，即使出現電影中的十年後景象，也不會為時已晚，只在乎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去改變現實。

正是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使這一群只問對錯而不顧得失的年輕人，拍下這部2015年最重要的香港電影，向香港、向全世界，示範了香港人永不接受一個不合理的既成事實。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致謝！

十年後的事，我怕看不到了。但只要活着，香港和她的未來就不能不時刻縈繞心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盧瑋鑾 - 唐滌生一腔心事——談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

2015年12月19日

【明報專訊】編按：對於唐滌生的劇本研究，歷來已有不少研究者下了功夫，但是現今用作研究的文字底本都非最原創的面貌。《唐滌生戲曲欣賞（一）﹕帝女花、牡丹亭驚夢》（簡稱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收錄了《帝女花》和《牡丹亭驚夢》兩個劇本，根據仙鳳鳴劇團開山泥印本，盡力重現唐滌生作品的原貌。新著邀得香港文學研究學者盧瑋鑾（小思）教授作序撰文論述，內容充實並具參考價值。

 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一）﹕帝女花、牡丹亭驚夢》。

〔匯智出版提供〕

未說唐滌生先生一腔心事之前，先說仙姐（白雪仙女士）的一腔心事。

二十多年前，仙姐和我談起唐先生為「仙鳳鳴」創作的幾齣名劇時，往往在讚歎中，對未能留下文字本，感到遺憾。記得一次在文華飲下午茶，我們就想到能否把劇本出版的問題。我天真而快樂地盼望很快成事，當場草寫了出版計劃，還設想出版後怎樣開個學術研討會，讓唐劇由台上轉到案頭，由劇評轉到文評。誰料，知識產權未正式成為法例，卻已隱約設限，據說當年唐先生雖受薪「仙鳳鳴」劇團，負責班務及撰寫劇本，但作品權最終屬誰，當時沒有明文作實，日後一切就難處理了。如此一阻，出版文字本成不了事。仙姐一腔心事，多年來，也未見她再提起了。不過，有一件事不能不講：踏入二十一世紀，仙姐重振精神，親自策劃、劇本整理、指導演出的三齣唐劇：《西樓錯夢》、《帝女花》、《再世紅梅記》，均以她手擁的原創泥印本為據。由是可見她念念不忘，珍視之情。

為灌錄唱片配合出版的唱詞小冊子，算得上經過改動的文字本，還有經葉紹德先生修訂並加簡介導讀的《唐滌生戲曲欣賞》，也總算有個形似交代。可是，這兩套冊子，在書店並不被列為文學作品看待，且《唐滌生戲曲欣賞》也脫銷已久，故讀到的人不多。

對於唐先生的劇本文學藝術探究，歷來已有不少研究者下了功夫，寫過論文。只是我想他們用作研究的文字底本，均非唐先生最原創的面貌。經歷幾十年，就算根正原裝的「仙鳳鳴」演出本，也不斷經不同人手修訂——「仙鳳鳴」劇團晚晚演出後，必有檢討，並加修改。而日後各不同劇團演出，亦因應種種條件或多或少修改過，終非原創泥印本真貌了。

唐先生為「仙鳳鳴」劇團創作的名劇意圖，在各演出特刊中都顯現了不少，但許多人可能忽略了他未曾正面說出的一腔心事。這包括：一、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唐滌生致袁耀鴻信》、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唐滌生《寫在「仙鳳鳴」開幕前》（見《姹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纖濃本）。二、二○○九年十二月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梨園生輝」中所展出唐先生書法後的跋語（見《梨園生輝 任劍輝 唐滌生——記憶與珍藏》）。細意揣摩以上各材料，彷彿略可窺探唐先生對劇本創作要求、舞台演出安排等等的着緊程度。不過如細讀原創泥印本，則其對自己作品如何要求，對演出者的如何實踐表現人物感情，均一一呈現了。

改編而又具自創新意的作品，比一無倚傍的創作難度更高。唐先生執意取材古代戲曲傳奇，卻又處處賦予新生命，即隱含自己要說的話，有自己的主意，樁樁件件，嵌套得流暢自然。不細心的觀眾、讀者很輕易滑失錯過。在下筆前，唐先生心中對全劇已有通盤設計。除了唱詞口白外，無論布景、燈光、音樂、服飾、人物出場身段、表情，均能全寫在泥印本劇本中。編劇、導演、舞台設計、舞台調度等等，無一遺漏。所謂度身訂造，他的意念蓋罩全台。

故唐先生費盡心血的好作品，思維與文字技巧，一如雙面織繡，細針密線，粗心者看不到線頭駁口，雅致濃淡，實在「不易入俗子眼耳」（引自唐滌生摹王羲之《蘭亭集序》後跋，見《梨園生輝 任劍輝 唐滌生——記憶與珍藏》）。他必須等待善觀賞、善讀的知音。

唐先生創造了劇中人物，當然知道人物一言一動一靜，都有作用。故他十分講究演員怎樣演，在劇本中對演員，有詳細指導，因為必須靠演者拿捏分寸恰到好處，才足演活。可惜今之演者多沒看唐先生原創泥印本，就是看了，有些會因過熟而掉以輕心，有些自作主張演了個非唐先生心中人物，有些更不明所指而粗暴說：「演戲不是讀文章。」（見葉紹德《劇本在粵劇史的重要性》）。好的劇本，如無心同一轍的演者，正如《楞嚴經》說：「若無妙指，終不能發」的意思，多好的樂器，沒有善彈妙指，也難發好音。後來演者如能按本尋源，推敲句讀，當成妙指，奏出唐先生心曲。

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根據仙鳳鳴劇團開山泥印本，盡力重現唐先生作品原貌。

重現原貌？真是談何容易！看到新版校訂者張敏慧手捧「仙鳳鳴」開山所用泥印本——經不同筆迹不斷塗抹改動的《牡丹亭驚夢》，逐句逐字與舊版《唐滌生戲曲欣賞》核對、訂正，遇上泥印朦朧不清的字、或經人手用毛筆刪去的句子，都不厭其煩，細心設法尋出真面目。又或遇到泥印本的筆誤，她都堅執推敲追源。有時，對着一個迷濛的字，看了又看，放下提起，猜度幾天，忽然如生眼見寶，那雀躍之情，都令我十分感動。她用盡心力，以行動向唐先生致最高敬意。

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並把葉紹德先生對唐劇的簡介導賞文字配合刊出，正好為後人作一導航，宛似一葉輕舟，泛入唐先生心湖，飽覽筆下風光。

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出版，從「場上到案頭」（借用潘步釗之語），當俟有心人細演細讀。方圓唐先生拚了生命的不尋常一腔心事。

（作者是香港作家、文學研究學者。）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

李怡 - 市民唯一相信的，就是梁政府不可信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9日

網絡23條在立法會審議了兩日半，結果連一個中止待續的議案都未表決，議案也沒有二讀，就因59次要求點人數，而要擱置三周再議了。點人數是民主派的另一種拉布手段。立法會本來是為審議和訂立法案而設的，現在變成了虛耗時間而無建樹地開會。而會場內外，民主派也相互攻訐，反網絡23條的集會人士更殺錯良民包圍在草案委員會出席及發言最多之一的毛孟靜。這種亂象，使人感覺立法會已不是辨明是非而是拖垮運作的議會，而捍衞網絡自由的市民也似乎群龍無首。但孰令致之？

田北俊一語中的

筆者認為有兩段話頗能反映當前的香港政治生態。

一是田北俊對於政府呼籲議員先讓草案通過，再就內容作檢討和作出修訂的回應。他問：為甚麼就不能把特首納入《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先立法，「做住先」呢？這真是一語中的，把當前香港政治問題的癥結講出來了。

立法會審議的許多法案和撥款，不但社會缺乏了解，在議會更有極大爭議，但政府倚仗議會中建制派的多數暴力，一味要議員袋住先、過咗先，表示法案通過後可以再檢討。政改方案如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追加撥款也如是。

為甚麼不能袋住先、過咗先？田北俊的話點出要害，就是市民對梁政權不信任。如果是港英時代，甚至董、曾時代，這種不信任感都不會那麼強烈而普遍。三年前，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領導的檢討委員會已建議，規管特首的要求要與公務員看齊。蹉跎三年而沒有立法把特首納入《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不能不使人懷疑同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UGL 5,000萬港元事件有關，沒有立法廉署就不能調查特首。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梁特其身不正，是梁政權失去市民信任的癥結。

這種不信任延伸到政改和高鐵。政改讓人懷疑梁特要把中共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引進香港，高鐵追加撥款讓人懷疑梁特的最終目的是要藉高鐵實現一地兩檢，而向中共奉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民無信不立」，當失去了市民的信任，那麼政府即使是做好事、說真話，人民也當你是做壞事、說假話矣。

民主派後知後覺

另一段話是民主黨黃碧雲說的，她解釋民主黨早前表示不會就網絡23條拉布，但其後就以「點人數」方式拉布，是因為當初認為修訂後的條例比2006年版本有進步，但聽取更多意見後，知道外界對政治有很大擔憂、對政府不信任程度很高，故支持中止待續，原則上不反對拉布了。

這段話顯示不少泛民議員對市民反應後知後覺，在草案委員會開始審議時，個別民主派議員常常不出席甚至退出委員會。但隨着政府藉議會多數暴力「夾硬嚟」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隨着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不斷升高，即使修訂後的條例有進步，也趕不上市民不信任程度的「進步」了。民主黨早前表示拒絕拉布，以及泛民沒有積極提出對草案的修訂，使反對網絡23條的市民對泛民也有了不信任感。這是造成民主派在議會相互攻訐，以及被集會人士包圍的原因。也就是說，追不上市民對梁政權的不信任感，是泛民主派得不到信任的政治生態。

現在市民似乎已經對一切都不相信了。他們唯一相信的事，就是梁政府不可信。

然而，儘管有民主派過去犯過許多錯，儘管早前他們對網絡23條的認知和敏感度不足，對市民的政治憂慮後知後覺，今天仍須承認他們是反對網絡23條的一股力量。在現時體制下，民主派在議會是少數，但不斷點人數和就有限的修訂積極發言，仍有可能把網絡23條的審議拖到財政預算和施政報告之後。有較長時間的社會討論，應有利於動員更多市民起來反對。

在《南早》被收購、主流媒體全面染紅的情勢下，保護網絡媒體可以繼續自由發聲，比甚麼都重要。沒有網絡自由，沒有言論自由，香港就沒有了創意。而自由創意，對於缺乏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香港，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唯一發展元素。（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 - 中共野心大於「世界互不聯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8日

這幾天最大的政治笑話，是中國正在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鑑於中國政府對境外眾多網站的嚴密封鎖，網民戲稱之為「世界互不聯網大會」。有人指出，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侵害，遠遠超過防禦性的封鎖，而是主動利用它來鞏固專制。事實上，中國政府的野心，還遠遠大過鞏固在本國實行專制，它要改變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

政治笑話並非博人一笑而已，它往往意味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悲劇。網絡給人類帶來更多意見表達平台的同時，也給中共帶來了更加方便的思想管制工具，更多中國人因為發表言論而獲罪。相較於前互聯網時代，近年來幾乎所有中國政治犯，從劉賢斌、劉曉波、許志永、高瑜到浦志強，更少機會從事言論之外的政治活動，而都在發表言論時就被抓捕定罪。他們的言論大多通過互聯網發表。

網絡言論治罪日趨嚴厲。去年，若干人士僅僅因為在微博發表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一句話或者一張圖片，就遭到警察抓捕乃至刑事拘留。而浦志強僅僅因為七條微博，就被羅織四宗罪名拘捕。在新疆，僅僅因為手機裝了可以翻牆的VPN，就會被取消號碼。在很多方面，情況之嚴酷已經超過文革時代的荒唐鬥爭。

接受了宣傳任務的中國大小媒體，在所謂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期間，沒有探討互聯網時代的自由精神，甚至也不關心網絡技術的發展，而是炒作網絡名人含金量之類的惡俗新聞，把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雜草叢生描繪成繁花似錦，把中共的互聯網監獄鼓吹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要在地球村合理化專制制度

曾經聲稱「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痛斥「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的習近平，比中共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更具有改變世界的野心。在江澤民時代，「與國際接軌」即適應國際遊戲規則是一個主流的命題。在胡錦濤時代，這個命題雖然不再顯耀，而代之以國內和諧維穩，但是國際規則仍然得到承認，不過辯稱中國因為「特殊國情」暫時不能參加而已。習近平上台以後，黨媒摧枯拉朽地批判了西方憲政之後，共產主義再一次成為人類的指路明燈。跟「世界馬克思大會」一樣，「世界互聯網大會」中的世界二字並非突發奇想，而是毫不掩飾地對世界指手劃腳。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理解互聯網的價值。儘管防火牆高大陰森，但是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明確指出，網絡時代意味着世界成為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在這個難以阻隔互通往來的村子裏，只想在一家實行專制統治是困難的。要讓專制長治久安，必須要改變整個村裏的文明，讓專制制度不僅獲得妥協和讓步，而且得到理解，深入人心。

中共強調「互聯網主權」概念，改變了世界政治中的主權定義。即便在中國法律中，限制出境也只是適用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或者逃脫罪行的特定「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互聯網主權概念中，全體國人都被當作犯罪嫌疑人限制出境。它的實質是徵用「主權」概念，讓國際社會接受中共對全人類進行言論管控。

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剛發佈的報告指，2015年全球共有199位記者因為工作被關押在監獄，其中超過一半（109人）來自網絡媒體。中國連續兩年成為囚禁最多記者的國家（羈押49人），並同時創下單年囚禁記者數量的新紀錄。無國界記者發佈2015年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6位。自由之家發表的2015年度全球網絡自由度報告指，中國網絡環境五年來持續惡化，在65個受調查的國家中位居榜末，還不如伊朗、敍利亞、埃塞俄比亞、古巴等國家。同時應該看到，中國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力，遠非這些小國可以相比，其野心遠遠大於「世界互不聯網」。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陳上城 - 鮮浪潮10周年：新香港電影

明報   2015年12月18日

在紀錄片《時間之旅》（Voyage in Time）中，意大利編劇托尼諾‧格拉（Tonino Guerra）和俄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討論年輕創作者應注意的地方，塔導提到電影是一門非常困難和嚴肅的藝術，電影要求我們奉獻自己。電影使用我們的生命，而不是我們使用它。在拍攝影像和放映都愈來愈容易的今天再看，塔可夫斯基的提點看似過分嚴苛。但這種謙虛和自省的藝術的想法，在這常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更顯珍貴。幸而近年在香港看到不少認真思考電影藝術的年輕導演，他們拍攝經驗不算豐富，但他們的作品往往誠實真摯，反映不同階層的人的複雜情感。而近數屆的鮮浪潮經常成為他們展示實驗成果的平台。

身為漁民之後的黃瑋納，拍出退休漁民夫婦生活的《他們的海》。程展緯將真實的保安經歷加上想像力，配合馬智恆對藝術的視野，拍攝出《瑪連箂的凝視》。葉文希對動物權益的關注，延伸到人類世界弱肉強食的問題，製作出風格甚強的《飲食法西斯》。《寂靜無光的地方》關注有特別學習需要的中學生的狀况，而學生的母親和老師所面對的困境，也平實地表達出來。一場關於欺凌的戲，冷靜內斂的場面調度，顯出導演黃飛鵬的謹慎和對人的關愛。

這些作品不單限於鮮浪潮短片節中放映，因為評價甚佳，影意志特意安排「七導八部短片選」，讓更多觀眾能接觸這些主流放映平台難以看到的短片。年輕導演除了拍出有價值的作品外，更重要是累積經驗，醞釀出更好的作品。上文提到的黃飛鵬和曾參與鮮浪潮的周冠威，各自為《十年》拍攝一段短片。《十年》組合了五位本地導演的短片作品，是近年香港難得一見的上佳電影。不論電影語言上的創新，或藝術創作中的政治醒覺，都顯示出導演們不再重複以往商業電影的成功法則。他們甘於冒險去探求電影的本質，對自己和電影有更深刻的反省。

除了來自香港的好評外，年輕導演陳巧真更憑以自己家庭狀况為題的短片《32＋4》，在國際知名的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Principal Prize。這一眾創新的年青創作者不難讓我想起奧伯豪森宣言（Oberhausen Manifesto）。一九六二年，西德電影因着電視影像的成熟而大受打擊，廿六位青年電影人在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上發出的宣言，號召建立「新德國電影」。宣言提到「我們對創作新德國電影在精神性、形式和經濟上有確切的想法，我們準備好承擔經濟風險。舊電影既已死，我們相信新電影」。

香港的年輕電影人雖沒明確提出這種破舊立新的宣言，但他們所拍的作品明顯已不再按照香港主流電影的敘事和美學，嘗試創造出他們相信的電影藝術。在現在長期政治和藝術創作低壓的環境下，他們的努力無疑對香港電影發展有其積極意義。能否收取新德國電影般的豐碩成果，我們拭目以待。

日光 - 長崎

明報   2015年12月18日

長崎原爆紀念館裏有個鐘，鐘面扭曲，短針指着11時，長針踏着2分，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2分，美軍向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在浦上盆地上空爆炸，原子彈落在長崎市中心，包括長崎醫科大學，大學入口豎立了紀念碑，7萬多人葬身於高達攝氏3000多度的火海中；生還的許多受輻射影響相繼患癌。在長崎街道不時看見遺迹，戰爭的悲痛及遺害，未經年月褪去，猶在隱隱痛。

今年是長崎原爆70周年，剛巧也是松竹映畫120周年，84歲導演山田洋次的新作《母と暮せば》紀念松竹成立，更要為長崎原爆戰禍留下註腳，提醒人們戰爭的傷害。母親在原爆中痛失讀醫的兒子浩二，3年後亡靈突然出現，從那天起浩二不時出現於母親面前。電影上周於日本公映，雜誌Switch以此片為專題，訪問導演、飾演母親的吉永小百合、二宮和也、黑木華、配樂的坂本龍一等等，劇本改編自作家井上廈的「戰後生命三部曲」之一，廣島原爆和沖繩部分先後被拍成電影，餘下長崎原爆並僅以「若與母親同住」為題這文本，成了井上的遺志，山田得知故事後深受感動，決定搬上大銀幕。

山田來到平和公園，昔日原爆中心點，站在和平祈禱像前拍照。雕像由長崎雕塑家北村西望創作，人與佛的化身，表達愛與慈悲，輕輕闔眼是為原爆犧牲者祈福。照片上還有擺放在平和記念公園一塊浦上天主教堂的遺壁。這些土地背負着沉重慘不忍睹的歷史夢魘。

長崎市，日本重工業重鎮，江戶鎖國時期最早對外開放的地方，與荷蘭德國經商港口，也是三菱工業基地，其大型造船廠仍在運作，靠在港口的工廠代表長崎工業革命後的光輝歲月。乘船到軍艦島，如今殘垣斷壁暴露無遺，像荒廢的朽木一樣滄桑，難以想像日本第一座鋼筋水泥高層住宅大廈坐落於此，高峰時曾逾五千人居住，生活的痕迹都留在風化倒下的磚牆上。

桑普 - 聲援浦志強 盡公民責任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7日

在香港，律師維權暫時很安全，包括我在內的一眾律師，義助雨傘運動被捕者，毫無實質風險。但是在大陸，律師維權卻一直很危險，甚至只不過在別人家裏悼念六四亡靈，或者在微博上發表一下意見，也會被投進黑牢。中共這個邪惡政權，把義人關在牢獄裏，即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2月14日，浦志強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浦志強不認罪，法院擇期宣判。當然，中共集團要關押浦志強的真正原因，從來不是那七條留言，而是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法治意志和勇毅行動。這些年來，浦志強協助或辯護的案件不勝枚舉，包括陳桂棣及吳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所涉及的言論自由案、章詒和《伶人往事》禁書案、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唐慧案並藉此促使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等。

這些案件體現出浦志強法律論述的深度和廣度，以及直擊關鍵議題的敏銳邏輯思維能力，堪稱中國律師界奇才。習近平暴政集團如此害怕這位手無寸鐵、依法論辯的浦志強律師，長期羈押折磨，究竟是誰在煽動民族仇恨？誰在尋釁滋事？

浦志強不僅在法庭上展現律師的應有尊嚴與風骨，私底下更加行俠仗義，自掏腰包幫助無辜小民打官司，為受害人的孩子買玩具。對待加害集團的底層成員，他也不失幽默與溫柔，既邀請監視自己的國保一起觀看《竊聽者》電影，又向法官贈送《表達自由》和《美國傳播法判例評析》等書籍。這些說法和做法，絕對不是一個胸懷仇恨、膨脹自己的人所能說得出、做得出。胸懷理想、俠骨柔情、樂觀忍耐、百折不撓，浦志強的錚錚風骨令人肅然起敬。共產黨把浦志強關在黑牢斗室，卻把自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管它如何咆哮推搡宣判酷刑，終將敵不過自己灰飛煙滅的死期。

失去言論自由意味失去一切

還記得浦志強於被捕前的2014年2月14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中，曾經說過這些話，實在發人深省：一、「我認為人權律師的目標應該是美麗島律師。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沒有能像陳水扁那樣大展鴻圖是因為沒有一本《美麗島》雜誌，所以要捍衞言論自由，維護辦報的自由。」二、「中共建國以來六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前所未有的改革必須是針對共產黨的。」三、「如果說習近平想防止黨（中共）長期執政所帶來的腐敗問題的話，那就不要長期執政就可以了。」四、「我用我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我能夠痛切地感受到，只有沒有了共產黨，才能會有新中國。」這些看法一針見血，值得仔細回味。時至今日，當劉曉波、高智晟、許志永、王宇、浦志強一個接一個被關押的時候，我們更期待周永康、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一個接一個被清算。

浦志強說過：「言論自由令人神往，有了它不等於擁有一切，但失去它卻意味可能失去一切。」我更要指出：我們善用言論自由，仗義執言，聲援浦志強，才不會讓我們失去一切。暴政固可怕，沉默價更高。發揮我們的言論自由，通過各種意見平台和社交媒體，聲援浦志強、家屬，以及一切遭受中共暴政折磨的律師和公民，正是世界公民的最基本責任。

桑普
香港執業律師、政治評論人

李平 - 中共就是互聯網的痛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7日

第二次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舉行，主題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個主題是中共想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但實質上是對中共的諷刺，一是中共求治不求通，防火長城是世界網絡互聯互通的最大障礙；二是願意與中共共建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寥寥無幾，只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

更諷刺的是，與官方人民網關係密切的微信公號「學習大國」，在報道中共總書記兼中央網安組組長習近平在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發展，就是發現痛點並消除之。互聯網的發展，也面臨這個類似掃雷、排雷的問題。」如此高級自黑的評論，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中共不就是互聯網不能互聯互通的痛點嗎？是時候消除之以求發展了！

中共成為互聯網的痛點，一是以網絡言論入罪侵犯人權，二是以防火長城阻止網民在中國與世界聯通，三是以敏感詞的屏蔽妨礙資訊發佈，四是供養五毛隊伍干擾資訊交流，五是禁止facebook、Google、YouTube等網企進入中國，六是培植黑客入侵外國政府、企業網站。中共如此逆世界潮流而動，網絡惡行數之不盡，還要呼籲互聯互通，這不只是葉公好龍，更是厚顏無恥。

硬銷「命運共同體」

中共要建網絡命運共同體，當然要拉些盟友撐場。官方宣稱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其實，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等六人是到中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而順道與會，另兩人是剛果副總理、湯加副首相，不見歐美國家領導人的蹤影，連聯合國代表、副秘書長吳紅波也是曾任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的自己友。這個組合與其說是世界網絡命運共同體，不如說是中共自娛自樂的朋友圈。

中共要建的網絡共同體不是基於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而是基於其吃飯不砸鍋原則。中央網安組辦公室主任魯煒早前被問及中國網絡審查問題時說：「我們不歡迎那些掙了中國錢、佔了中國市場，還誣衊中國的人。」這種論調只是習近平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說的延伸，其心態無異於暴發戶守着鍋，覺得能決定分給誰一杯羹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據統計，習近平自主政以來已在不同場合使用「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60多次。從博鰲論壇強調「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中國與東盟、中國與非洲、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國家要建命運共同體，再從在G20峯會上要各國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在聯合國大會呼籲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不厭其煩地推銷這一概念，如今更兜售到互聯網世界。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沒有普世價值為脊柱的命運共同體，連利益共同體都談不上，只能算是行屍走肉的集合。

陳惜姿 - 豐衣足食的豬圈

明報   2015年12月17日

知道浦志強其人其事，是六四二十周年，香港記者陳潤芝出版《六四二零》一書，訪問了他。浦志強，1965年生，河北省唐山人，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八九民運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古代法律文獻的碩士生，在天安門廣場度過了轟烈的晝夜，是廣場上最後撤離的幾個學生之一。

離開廣場後，畢業前他寫了一篇向黨交心的文章，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自認跟共產黨再沒關係了。但運動中的「錯誤」和「反思」後的堅守，讓他畢業時得到一紙嚴重警告，找正式工作有困難，只能到蔬菜市場打工。

他自學法律，1997年註冊成為執業律師。多年來為人權受害者奔走，每次看到他的新聞便會擔心，一個如此敢言的人，又屢屢跟政府作對，終有一天會被捕。

浦志強2014年5月被捕，扣留一年半後，本周在北京法院受審。門外幾十名外國記者，與外國領事如何被便衣公安推撞驅趕，世人都看到。今時今日的中國，財富令全球側目，但只看浦志強的遭遇，便覺得枉然了。在陳潤芝的訪問裡，浦志強談到中國人的自由。

「自由本來就不屬於我們，誰能說清楚我們有什麼自由？因報道孫志剛和非典被廣州當局陷害的《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出獄後寫道，我們所謂的自由不過是一間『豐衣足食的豬圈』，我覺得這句話相當到位，現實就是這麼回事。」

立場新聞刊出了浦志強之妻孟群的訪問，文章感人。令人鼻酸的一段，是夫婦倆在家看電影《逆權大狀》（中譯：《辯護人》），淚流不止。一向只想平靜過日子的孟群說了一句：「其實咱中國的辯護人更偉大，更不容易。」

梁家傑 - 別當三桂

明報   2015年12月17日

宦官當道的明武宗一朝，標誌明朝由盛轉衰，直至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最終讓大清得以統領中原。吳三桂這位山海關守將不單沒有守護領土，更加把中門大開去招引侵略，從此背負漢奸的罪名，遭身後罵名，且遺臭萬年。

香港的《基本法》也有一道山海關：正是其中第十八條，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外不在香港實施；附件三則只可納入「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香港之所以對內地的法規在港執行設下牢不可破的銅牆鐵壁，不許其越雷池半步，就是因為我們不想香港出現劉曉波、艾未未、浦志強等冤假錯案；不容內地公安在港抓人，危及我們珍惜的自由和權利。

梁振英斬釘截鐵的說高鐵必須內地公安在西九總站執法，就是要用高鐵撞破兩制間的保護牆，完成他「一國吃掉兩制」的政治任務。

袁國強說正研究將內地出入境、清關和檢疫等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但該等全國性法律根本不屬於國防與外交。若是因它們不屬香港自治範圍法律之故而引入，那麼尋釁滋事、反恐、國安等全國性法律，豈不是可以同一邏輯透過附件三引入香港？

政府經常提及，美國與加拿大、英國與法國也有一地兩檢，為什麼香港與內地在一國之內反不能成事？這實在有蓄意誤導欺騙之嫌。此四國在全球法治指數排名都位列頭二十名之內，不存在法治懸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們都沒有香港《基本法》同樣的憲法限制，不容對方法律在本國執行！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數位居十七，中國名列七十一，正因為法治懸殊，我們才要在中港法律領土之間築起保護牆。

梁振英和袁國強，企圖在兩制間一直保護着香港的銅牆鐵壁中打穿一個洞，與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豈非異曲同工？山海關一開，清兵必長驅直入；基本法失守，一國兩制定然崩壞。梁振英和袁國強的名字亦必變作三桂，成為破壞香港價值和制度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