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批鬥李柱銘是文革縮影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7年10月30日

十天前，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回應曾蔭權的文革論，他說，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認識和了解文革的起因，因此都應該加強國民教育。他又說，到了極端，就是無政府主義。

他儘管沒有說甚麼「到了極端」，但顯然指「民主」。因為「無政府主義」，正是人民直接掌權、不再有政府。

最需要「加強國民教育」的，是鄭耀棠本人。因為文革絕非「無政府主義」。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指「十年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文革中一切打砸搶、鬥走資派等無法無天的行動，都是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解放軍接掌全國權力、實行「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之下進行的。

若香港人沒有見識過文革，那麼最近由曾鈺成等民建聯領導者發動的批鬥李柱銘運動，就可以看到文革縮影了。

文革是在反帝反修、中國試爆原子彈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動的。同樣，批鬥李柱銘也是在中國經濟膨脹、嫦娥奔月、奧運倒數等民族主義亢奮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動的。其特點是盲目排外，對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弱點或不足之處的批評，極端仇視，並煽動這種義和團式仇外情緒。

文革最普遍的批鬥手段是栽誣，把要批鬥的人士沒有說過的話硬栽是他說過的。批鬥李柱銘也如此。李柱銘的文章，從沒有提及要國際社會「杯葛奧運」，相反地是要求國際社會不要杯葛，而要正面接觸、促進中國改善人權。李文也沒有講要「施壓」，而是講要「促進」。但所有的批鬥者都高舉反對「杯葛」、反對「施壓」的紅旗，不顧事實地混罵。

文革的另一手段是把被批鬥者的話扭曲。批鬥李柱銘也如此。李的文章講「Press for」，是促進、極想獲得、反覆要求的意思。但批鬥者都一窩蜂地解釋為「施壓」。英文《中國日報》把李文中的「Press for」扭曲為「pressurize China」，硬改為「施壓」。其實，「施壓」若是為了促進中國的人權，也和清末以來所有愛國者一樣沒甚麼不對。只不過，李文確是沒有講「施壓」。

文革的恐怖之處在以言入罪，掌權的軍人與紅衛兵，只要聽到有人講幾句不中聽的話，就硬栽為反革命行動。李柱銘寫文章，再怎麼說也是言論範圍，批鬥者就硬是打成「勾結外國勢力」、「賣國」、「漢奸」、「吳三桂」等行動。

文革批鬥特點之一，是強迫被批鬥者低頭認錯，不管有說過沒說過，有做過沒做過，批鬥者要你認錯要你低頭你就得認錯就得低頭。群情洶湧，不由你不「食死貓」。

文革另一特點，就是所有一切無理的批鬥，其實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運動。目前帶頭批鬥李柱銘的人，大都受過文革薰陶，血液中有文革基因。儘管口頭上緊跟中央反對文革，實際上也很會使用文革的手段。包括利用中國炫耀國力的時機，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用上栽誣、扭曲、言與行不分、強迫認錯等無賴手段。組織者有時機（在李文發表一周後，他到立法會才發動），有佈局（安排群眾到立法會門外抗議），有目的（打擊立法會補選陳太的選情）。繼承的是不容許人民表達意見、不容許批評當權者的中共專權政治傳統。手段則是有組織、有領導地煽動群眾。

香港人難道回歸後都變成不是「漢奸」就是奴才、不是暴民就是順民了嗎？不。以中產為主流的香港人，應是理性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不受煽動的人。走在前面的敢言之士，不僅不畏權勢，而且要不畏群情。因此，筆者支持李柱銘絕不在淫威之下認錯道歉，而且也同陳日君主教一樣，若他是漢奸，我也不介意是漢奸。

現在是考驗香港廣大市民的時候。香港人會不會失去理性？會不會在民族主義情緒衝擊下受文革式煽動而出現暴民政治？會不會知所選擇？還是步向沉淪？香港人正走在十字路口。

梁文道 - 害怕人民

2007年10月25日

曾蔭權和葉劉淑儀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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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著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陳家洛 - 容忍暴力踐踏人民——亞洲地區對緬甸局勢的影響

2007 年 10 月 3 日

若有人問昂山素姬，她作為緬甸民主運動象徵為何仍未為緬甸帶來民主，她也許會引述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話﹕「只要好人選擇袖手旁觀，邪惡必得勝。」民主從來是長期爭取所得。這是關乎信念和毅力的持久運動，沒有人會比昂山素姬和支持她的緬甸人民更清楚。

緬甸軍政府身處的國際環境多是容忍暴力橫行的政權，着緊人權的國家真的不多，因而不利民主轉型。至今，西方國家強烈譴責軍政府的暴行，聲明加強制裁軍政府。相反，亞洲地區大大小小的獨裁者紛紛抬出「不干預別國內政」的藉口。中國、印度、泰國以至東盟各國政府最多是表現出「友善勸喻」的姿態，提醒緬甸政府不要殃及池魚，實際上就繼續不負責任地縱容侵害人權的行為。

那些跟軍政府關係密切的鄰國，何嘗不是利字當頭，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呢？這些機會主義者都為了建立戰略關係，競逐珍貴資源，與緬甸軍政府合作，互惠互利。所謂「不干預別國內政」與掩耳盜鈴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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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緬甸獨裁政權重施故伎，暴力鎮壓仰光的僧侶和平民的和平示威。執筆之際，仰光的市面看似平靜，死傷人數仍是個謎，但位於挪威的「緬甸民主之聲電台」報道，小規模的抗議在緬甸其他地區繼續發生。

自奈溫在1962年發動政變，軍政府一直遵循強盜邏輯，用武力維持政權，封鎖資訊，踐踏知識分子和學生，並且縱容走私、販毒，欺壓少數民族。軍政府把持着緬甸豐富的天然資源，據為己有，貪污腐敗，不顧人民在赤貧中掙扎，可謂壞事做盡。現在軍人領袖丹瑞年逾70，主持一個所謂「國家和平及發展議會」。軍政府頭目滿手血腥，1988年殺害逾千抗爭的平民，繼而否定1990年大選的結果，消滅反對的黨派，把昂山素姬長期軟禁至今。丹瑞迷信占卜，近年將首都遷往新建內陸城市奈比多，意思是「帝王之都」。面對今次因能源價格暴升觸發的社會抗爭，丹瑞及他的左右手顯然不會接受與反對力量談判，還政於民。

緬甸人民的無助和悲哀並非必然，因為民主的理想早於80年代落地生根，而昂山素姬身體力行地堅持「人民有不害怕政府的自由」（people's freedom from fear），讓人心不死。以該國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資源，在「民有民享」的前提下實在具備雄厚的發展潛質。篤信佛教的緬甸人民，跟鄰國泰國一樣也有條件和平邁向民主。

只是，緬甸軍政府身處的國際環境多是容忍暴力橫行的政權，着緊人權的國家真的不多，因而不利民主轉型。至今，西方國家強烈譴責軍政府的暴行，聲明加強制裁軍政府。相反，亞洲地區大大小小的獨裁者紛紛抬出「不干預別國內政」的藉口。中國、印度、泰國以至東盟各國政府最多是表現出「友善勸喻」的姿態，提醒緬甸政府不要殃及池魚，實際上就繼續不負責任地縱容侵害人權的行為。

緬甸外長吳年溫在聯合國不點名指摘一些國家是新殖民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企圖令緬甸局勢惡化，牟取利益。諷刺的是，那些跟軍政府關係密切的鄰國，又何嘗不是利字當頭，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呢？這些機會主義者都為了建立戰略關係，競逐珍貴資源，與緬甸軍政府合作，互惠互利。所謂「不干預別國內政」與掩耳盜鈴無異。

國際輿論一直關注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對緬甸軍政府施加影響，是無辦法中之辦法而已。在「主權大過人權」、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我們只能主觀地寄望中國以至亞洲各國會對保護緬甸人民作出承擔。可是這個地區格局正正是爭取緬甸民主的不利因素，亞洲地區的人民似乎都習慣了這些不利推動民主發展的特徵。

另一區域組織歐盟對人權的堅持就令人耳目一新。歐盟對所有成員國有民主條件（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的要求，並謹慎監察各國的人權狀况。例如，在2000年間歐盟各國強烈抗議奧地利右翼自由黨加盟聯合政府，並為此拒絕與該政府進行任何會議。該黨領凱爾達（Haider）不時以新納粹主義者自居，鼓吹排斥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政策。這場風波要等到凱爾達放棄加入奧地利政府才告終。

除非東盟這個鬆散的區域組織認真面對區內各國的人權問題，否則西方國家可以做的其實不多。若有人問昂山素姬，她作為緬甸民主運動象徵為何仍未為緬甸帶來民主，她也許會引述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話﹕「只要好人選擇袖手旁觀，邪惡必得勝。」民主從來是長期爭取所得。關注亞洲地區人權的組織沒有袖手旁觀，亦深信緬甸人民最終得勝。這是關乎信念和毅力的持久運動，沒有人會比昂山素姬和支持她的緬甸人民更清楚。

緬甸民主之聲電台（挪威）：english.dvb.no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Vic – 以百姓為芻狗

2007年9月30日

現實世界很殘酷，也因此我們多少都學會了逃避，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日子很難過，而且可能會瘋掉。長大多少是一個幻滅的過程，慢慢地領會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怎麼一回事。

不知道你看到以上頭兩張照片有何感覺？

這是路透攝影記者9月28日於緬甸仰光拍到的兩位被打死的年青人。青春美好的生命，就這樣被殘暴地戛然終止，第一位的眼睛都還沒有閉上。

如果只看文字報道，知道陌生的抑光（其實離我們並不是很遙遠）因為軍政府鎮壓群眾運動，死了數十以至數百人，慣了以麻痺感情來自我保護的我們，即使多少有些哀痛，也不會受到太大的震撼。但當我在網路上看到香港蘋果日報所刊出的這兩張照片，我的震動和每次看到六四時王維林在長安街上隻身阻擋坦克車的那張照片的感覺是一樣的。

如果連我們局外人看了都會流淚，那麼死難者的親人又如何呢？每一個生命被殘暴扼殺，將帶給親人多少流不完的眼淚、無可撫慰的哀痛以及無法完全治癒的心理創傷？

對「大人物」來說，死幾百人、死幾千人、怎麼死，那都只是統計數字，他們總是很「超然」、很「理智」、很「顧全大局」。緬甸的大人物們，他們是長這樣子的（第三張照片）。

俗話說，人到了一定年紀就要為自己的面相負責，你現在相信這句話了嗎？

Vic - 番紅花與人字拖

2007年9月28日

天安門
天鵝絨
鬱金香
橙
還有...
番紅花

袈裟染血時
他的相機在手上
魂斷異鄉
暴卒疾走
穿著...
一對人字拖

流血
不流血
流血
剝削
磨難...
再剝削

槍聲響過
留下
一地的拖鞋

同一個世界
不同的拖磨

陳雲 - 無眼睇西九

2007年9月16日

西九那塊填海地，舊殖民地政府的本意，是瘋狂賣地賺取政費之後，良心發現，要紓緩臨海舊區的環境擠逼，弄一個大型海濱公園，令大家透透氣。以前政府在九龍的新填地，是舊區的伸延，社區、生意與街道，新舊打成一片，大家多了地方用。以致大家今日走到油麻地、大角嘴、長沙灣一帶，都不察覺那是新填地，那是巧妙的、新舊區之間的無縫連接。這種以民生為本的老式填海取地政策，在回歸前後放棄了，換來的是為豪門大戶圈禁土地的新填海政策。目前靠近西九的臨海填地，已經建了隔絕舊區的高速車路和屏風豪宅(擎天半島、凱旋門之類)，成為有錢人的租界，以前新舊區無縫連接的規劃思維，無從實現。在西九建一個人民公園來補償，為市民增添公共空間，是最基本的社會公義。

老董心目中的藝術，是百老匯、古根漢、龐比度中心與巴伐洛堤。他盲目信任商人，西九規劃的原意，是「官督商辦」，將公共空間化為商人督辦、假裝公共的商業空間，裏面不准菲傭聚集，趕走搞搞震、無幫襯的閑人。

由我來做，西九的公園原意，是補償因賣豪宅地而失去的公共空間。共享海濱美景，是無上的規劃律令(imperative)，當這個律令冇到，是埋沒學術良心。
為何回歸之後，香港沒有可以拿得出來見得人的、實實在在的文化政策，只有殖民地沿用的四句混話——促進藝術自由、維護多元文化、保護知識產權、支援發展環境？答案一字咁淺，因為香港受到北京統治，除非香港人齊心維護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否則香港不會有體現文化視野(cultural vision)、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與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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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提起西九，想講粗口。幸好馬家輝當年倡議「西九」這個市井簡稱，令我可以按捺得住，大家也可意會我的脾氣。西九是我切身但又毫不切身的事。我自一九九七年起出任文化政策研究的專職，從藝術發展局到民政事務局，從頭到尾都跟貼事態發展，但我從未參與過西九的政事，公眾諮詢會議沒出席，建築模型更沒瞄一眼。一來無眼睇，二來睇著眼冤。政府的西九規劃，根本混帳一宗。我以前一直有評論西九，都是從政治、從程序，從沒有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文化熱忱評論過西九。面對這種政府，根本沒機會實現，連聽也不聽你的，談來做什麼？如果不是編輯黎佩芬閑談之間，忽然提議，不如將我的規劃願景講出來，我寧願一直相信，我對西九從來沒意見。

提起，就一把火

本年六月三十日，從民政局的研究總監這個虛位退職之後，在家靜靜寫作香港文化政策史。至今寫了一半，年底完成，交託花千樹出版。寫書，除了是要留下點經驗，予來者參考，還是用學術理性來埋藏或埋葬我的怒火。怒火，整整燒了十年。特別是西九，一提起，心頭一把火。

這裏，我放下學術的火筆，用輕鬆通俗的語言，講文化政策，談西九願景。看不看，隨便你。不看，更好。(免得像我一樣的發火。)

文化政策是最高段數的政治，今稱「軟力量」(soft power)，可以打通經脈，令人武功大進，也可以廢人武功，取人首級於千里。在世界霸主美國，沒有成文的文化政策(a written cultural policy)，然而，美帝的文化政策的執行者，是令人不寒而慄的CIA(中央情報局)，以及與CIA拍檔的一眾基金會。以為我危言聳聽的，可以閱讀桑達斯(Frances S. Saunders)的《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及藝術的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2000)。為何回歸之後，香港沒有可以拿得出來見得人的、實實在在的文化政策，只有殖民地沿用的四句混話——促進藝術自由、維護多元文化、保護知識產權、支援發展環境？答案一字咁淺，因為香港受到北京統治，除非香港人齊心維護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否則香港不會有體現文化視野(cultural vision)、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與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文化政策。所以，拜託，以後不要追問港府的文化政策，令高官難做人，好麼？

「官督商辦」與「商督官辦」

我記得，大建築師何弢先生講過，「冇passion，唔好講文化。」前朝的老董，滿腔熱誠，西九文娛藝術區是他主力倡議的。可惜他沒見識，他的致命傷，是迷信商人的能耐，鄙視文人學士，不相信搞文化建設原來也要有點學術斤兩的。

西九那塊填海地，舊殖民地政府的本意，是瘋狂賣地賺取政費之後，良心發現，要紓緩臨海舊區的環境擠逼，弄一個大型海濱公園，令大家透透氣。以前政府在九龍的新填地，是舊區的伸延，社區、生意與街道，新舊打成一片，大家多了地方用。以致大家今日走到油麻地、大角嘴、長沙灣一帶，都不察覺那是新填地，那是巧妙的、新舊區之間的無縫連接。這種以民生為本的老式填海取地政策，在回歸前後放棄了，換來的是為豪門大戶圈禁土地的新填海政策。目前靠近西九的臨海填地，已經建了隔絕舊區的高速車路和屏風豪宅(擎天半島、凱旋門之類)，成為有錢人的租界，以前新舊區無縫連接的規劃思維，無從實現。在西九建一個人民公園來補償，為市民增添公共空間，是最基本的社會公義。

不知怎的，後來人民公園變成賣靚地、撈政費的商住區域，後來也不知怎的，旅遊協會(今稱旅遊發展局)隨便搞了個遊客調查(做學術的都知道這類調查有何意義)，說訪港遊客期望在香港看演藝活動，於是便提議在西九建一個綜合演藝場地，長期上演香港的首本戲碼和國際演藝。注意﹕只是一個場館。這確是合理的提議，旅遊協會還是有點理性的。不過，在同時，規劃署的調查說，香港缺乏一個水平橫臥式的藝術區。臊主意落到老董手上，有好戲看了！老董有美國商人性格，喜歡think big，一下子將一家綜合演藝場館，發大開來，變成一個文娛藝術區。

老董心目中的藝術，是百老匯、古根漢、龐比度中心與巴伐洛堤。他盲目信任商人，西九規劃的原意，是「官督商辦」，將公共空間化為商人督辦、假裝公共的商業空間，裏面不准菲傭聚集，趕走搞搞震、無幫襯的閑人。商人辦藝術，不是不可以，美國有各大老牌基金會興辦的美術館博物館，日本有六本木與森美術館。香港呢？乜都冇。老董的老友記，美國商會主席問政府取錢，搞過一次億元「維港巨星匯」，效果是﹕掟錢落海。老董不相信文化規劃是一門專業，結果他成為老友記主義(cronyism)的搖錢樹，熟人向他建議戲曲、水墨、大博物館、大演奏廳等等，文化區成了文化諸侯的封邑(fiefdom)。他提議的單一招標，以為一個業主管理，就有風格和統籌。他違反了公平競爭，商業知識也太局限。天可憐見，由一眾投地的地產商組成一個商團(consortium)來規劃和管理，其功能也如單一業主，這點腦筋，竟然也轉不過來。

地產諸侯與文化諸侯

老董下台，輪到老曾，他是個實際的人，文化不合他的脾胃。目前西九的做法，是賣地埋單；至於文化，貴客自理。誰是貴客？大商家是大貴客，文化諸侯是小貴客。西九管理局，掌權的將是大商家，用的是公帑，唱戲的是幾個文化諸侯。以前的「官督商辦」，變了今日的「商督官辦」。地產諸侯分得豪宅地，文化諸侯分得場館地。這下不是擺平了嗎？

那些文化諸侯說的理據與統計，在文化統計學來看，只是笑話一場。搞戲曲中心還有點道理，有現成的藝術與觀眾，現時的戲曲場地也不合用。興辦M+博物館？在現有的博物館，用M+的策展觀念，搞幾場試試看？一年、兩年？看你能維持到幾時？傑出的策展觀念，與興建一家容納這些觀念的永久場館，是兩回事。西班牙Bilbao的古根漢，威風了好幾年，到如今，戲愈來愈難唱下去了。龐比度中心，也是疲不能興。德國卡斯魯爾市(Karlsruhe)的多媒體藝術博物館ZKM，有頭威，冇尾陣。以前藝術發展局的主席周永成先生，很懂得藝術，他講過一句評估新場地的至理名言，很市井的﹕「新搭屎坑——三日香。」三日之後，人人放低幾看家本領之後(after everybody left their shit)，你搞埋我嗰份。

我的規劃，人民的規劃

假如由我規劃，我第一句要提醒大家的，是香港的公共文化，已經過度規劃了。文化藝術界，受夠了規劃之苦。由六十年代的大會堂，規劃了中產精英(移民走了一大半)，到後來的大小場館，規劃了社區藝術和小眾藝術，官老爺的文化規劃(cultural planning)已經玩夠了。第二句要提醒大家的，是西九不適宜大搞文化。那兒關山阻隔，遠離民居，缺乏民氣與歷史感，除非有奇蹟，硬要搞大來做，是恆久的維港巨星匯——掟錢落海。

由我來做，西九的公園原意，是補償因賣豪宅地而失去的公共空間。共享海濱美景，是無上的規劃律令(imperative)，當這個律令冇到，是埋沒學術良心。財務方面，地還是要賣的，既然現存的屏風樓已經阻擋了舊區，不必堅持全部做公園用地了。限制建築高度，成為一個梯次，令屏風樓不那麼礙眼，也是好的。西九賣地得的錢，是公帑，不應亂花，大部分要回歸庫房，支付醫療、教育、福利等，可觀的一部分，例如三百億元，應成立一個文化基金，一筆是為了西九建公園和演藝場地，另一筆，是注資予現存的文化場館與藝術機構。翻新大會堂，注資演藝學院、藝發局、藝術中心，做創作資助、社區藝術、藝術教育。在新區提升現存的文化會堂，支付康文署員工的培訓費，安排場館公司化，多招聘合約的專家與管理人才，這些都需要新的資金。

Outgrowth 與 Spin-Off

西九公園內，只需興建一個與黃土綠地藍海風格相呼應的一個特大型的綜合演藝場館，興建費用務必要低，以備將來要拆。大型場館，是暫時替代尖沙嘴文化中心的功能之用，並且多加幾個小場，建成之後，將現時的文化中心拆去，重新興建，那兒是上佳的演藝場館地點，必須鎮守住，不要分心。大型場館的演出，是容納現時各場館超載、溢出的藝術活動，稱為outgrowth，在大型新場地上演，可以保證若干觀眾(也只是若干而已！)。大型場館之外，是清純的綠野、樹林、小徑，而不是鬼五馬六的文化建設。

大型場館如果成功，待之以年，市民喜歡看，藝術家有意思搞、有本領搞，就可以spin off，在其他預留的草地上，興建其他新場館。這是符合文化生態的規劃，人民自主的規劃。萬一大型場館失敗，香港藝術家無力回天，待尖沙嘴的文化中心重新建好之後，將之改變用途，或拆掉更好，將土地還給大地與人民。

在微風、樹林、鳥獸和大海之前，藝術家要懂得禮讓。比起大自然，比起在公園坐椅上打盹的老人，藝術家是什麼？我也是藝術家，我很狂傲，不過我也有謙卑的時候。

致房協﹕不是懷舊 非為賠償

2007 年 9 月 11 日

我們幾代人一直在這地方生活工作幾十年，最久的已有104年，不求賺很多錢，總之靠自己，養活一家大小，仔女有學費交，有飯開，就已心滿意足。如果搬走了，附近樓價租金貴很多，我們只會被迫結業和失業，我們真的不捨得。

在房協還未空降的深水埗，是一大班基層市民勤勤懇懇地生活的土壤。這裏賺不了大錢，卻可讓我們在互相幫助下建立有尊嚴、有感情的社區。視重建為一盤生意的房協只仰望着重建後每幢五六十層高的商場住宅帶來的超級利潤，毁滅了原本大家可一直生活下去的社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誰的眼睛只看見了銀碼?

【明報專訊】來函﹕一群住在深水埗重建區的住戶和舖戶街坊
房協執行總幹事王麗珍女士在本版撰文指我們舉辦街頭藝術展是因為誤信愈遲走可得愈多賠償，才提出保留舊區的懷舊思想。重建工作展開了3年，王女士從未落區與我們見面。街坊看到王女士上述言論非常震驚。

我們不是懷舊。透過掛滿整條街的漫畫和故事，訴說我們在這地方生活得最自豪的生活經驗，是為了在房協只談賠償清拆的議題外，另覓舊區生活的討論角度。

十多年前，政府曾說要重建深水埗，卻沒向街坊提供具體資料。我們只知政府要「拆樓」，但何時拆，是否真的拆，一概不知。全無音信地到了04年，政府突然宣布重建。不久，一隊隊房協的人凶神惡煞的來登記，說的話次次不同。

很多街坊遲至05年7月才被房協叫去開會。經理拿着我們不明白的條例照稿讀，不肯解釋。05年10月我們在街頭集會，幾十戶街坊（當中不乏婆婆伯伯）早已站在街上等，加入的街坊愈來愈多，義工講解後，才知道政府說重建是要「以人為本」地改善我們的生活。幾個婆婆惶恐地說，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安置上樓，房協的人說她們不合資格，叫她們在自稱不要求安置的文件上簽了名，為此而很久睡不着覺。

只求維持原本的生活 可以不要賠償
由那一晚起，街坊決定成立關注組，我們要自己蒐集資料，讓老人家都聽得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05年11月居民大會，關注組已累積了160多個求助家庭個案，他們都無法在房協「拿賠償走人」的安排下安頓生活。亦由那時開始，想留下來的街坊不斷在大小會議向房協公開表示：如果可讓我們待重建後回來原本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我們可以不要任何賠償——因為錢解決不到重建帶來的困難。房協每次都說相同的答案：不要再提回來！我們不會考慮！我們只會以錢解決問題。你們要把損失化成一個數字。如你們不開價就告上法庭。

街坊不是一個銀碼 用圖畫紀錄生活故事
後來我們想，為何房協從來都不聽我們想留下的原因？於是舖戶和住戶策劃了這次畫展，用圖畫和文字紀錄我們最開心的故事。圖畫主角有蔬果舖、醬園、鞋廠、茶莊、車房、花牌檔……我們幾代人一直在這地方生活工作幾十年，最久的已有104年，不求賺很多錢，總之靠自己，養活一家大小，仔女有學費交，有飯開，就已心滿意足。如果搬走了，附近樓價租金貴很多，我們只會被迫結業和失業，我們真的不捨得。

到了今天，我們已有十多戶被房協告上法庭。圖畫中有幾位老街坊在自己的舖頭去向未明之前便過身了，剩下的人要陸續走上法庭向法官自辯為何要霸佔官地。街坊探訪一位患重病而被控告的老婆婆，那天她拿着法庭傳票哭得跪在地上問：
「我和亡夫幾十年來老實做人，守住這間舖，點解我今天會變成被告？」

我們不懂回答，只有陪着婆婆流眼淚，因為我們自己、父母或祖父母，都成為了被告。現時區內還剩下50多戶，房協說留下來的都同一命運。

誰毁滅了社區？誰只看見銀碼？
在房協還未空降的深水埗，是一大班基層市民勤勤懇懇地生活的土壤。這裏賺不了大錢，卻可讓我們在互相幫助下建立有尊嚴、有感情的社區。視重建為一盤生意的房協只仰望着重建後每幢五六十層高的商場住宅帶來的超級利潤，毁滅了原本大家可一直生活下去的社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誰的眼睛只看見了銀碼? 王麗珍女士，你聽明白了麼？這就是你口中所說那班貪錢街坊的故事了。如你仍認為我們太遲出聲，太貪心，我們也不會因為你的涼薄而沉默，我們要把故事紀錄下來，把故事說下去。

Vic - 捍衛什麼樣的中環價值

2007年8月19日

昨天信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目很吸引人，叫做「捍衛中環價值！」（見文末），作者王迪詩小姐是一位香港律師，自稱「身為中環的中堅分子」，有必要出來捍衛最近因為流行講「保育」而「無端端成了箭靶的『中環價值』」。

該文有趣易讀，或可引起許多「中環中堅分子」的共鳴。特別有趣的一點是王小姐講述到北京的頂級商廈開會，碰上穿涼鞋、短絲襪和尾指留了長指甲的內地女律師，深感她們「就憑這副尊容在國際『崛起』？No kidding！」後來，這些品味令人不敢恭維的內地女律師，漸漸開始模仿王小姐的打扮，打探在哪裡買衫買鞋，掀起了一場「形象革命」。終於，「四個月後，再沒有人穿涼鞋來開會。真是不得了！這在中國歷史上簡直是跨出了一大步。那天晚上，我開了支香檳。」

這樣的文章，本來是輕鬆看過就好、不必深究的，但卻觸動我的一些感想，忍不住要寫下來。但我不是要講王小姐在京城掀起「形象革命」，令「中國歷史跨出一大步」這件事。律師該有律師的樣子，王小姐協助內地同行改善外觀、提升形象，誠好事也——雖然我向來認為內在更重要，由內而外的氣質更難能可貴，畢竟外表的東西，以國人的抄襲能力，要模仿是很容易的。

因為不是嚴謹的說理與議論，「捍衛中環價值！」這篇文章並沒有清楚說明何謂「中環價值」，但以下兩段最堪咀嚼：

「那一刻，我(從皇后碼頭)驀地回首，只見IFC、Jardine House等大廈一片燈火通明，我想起正在那裡埋頭苦幹的同事。在這些商業大廈裡，有多少人埋葬了自己的青春？有多少女人為了燃亮午夜中環的燈火而嫁不出去？又有多少父母犧牲了天倫之樂？而我，甘願冒著皮膚過早衰老的危險，一星期內穿梭北京、上海、重慶三地，凌晨三時開conference call與美國佬廝殺。若不是有一班傻瓜，此志不渝地守住中環，香港不可能有今日這個局面。

最近有個朋友，將生意基地從英國搬到香港，他在英國請律師做一單deal需要三星期；但在香港，律師們願意挨兩晚通宵來做好件事，所收費用只是英國律師的三分一，這就是『中環價值』。這種價值並非完美，但至少比『公務員價值』好一千倍。」

光看第一段，不清楚脈絡與背景的讀者可能會想：哇塞，原來「中環價值」這麼了不起，代表了不惜犧牲個人青春、終身大事、天倫之樂（以至個人皮膚品質），此志不渝、沒日沒夜埋頭苦幹的精神，而且對於凌晨三點開電話會議與美國佬廝殺亦無怨無悔，這簡直是為國為民、搞革命解放全人類才需要的偉大精神與情操嘛！

好，再看第二段，原來英國律師做一宗交易要三個星期，香港律師願意兩晚通宵做好，僅收三分之一的費用，「這就是中環價值」。咦，原來「中環價值」其實是平、靚、正——又快又便宜又好，以搞革命的犧牲精神與驚人的幹勁與效率，為的只是「平靚正」地幫助客戶做deal！

其實我無意嘲諷「此志不渝地守住中環」、堅守「中環價值」的香港精英們。我不解的是，太平盛世，如果香港的精英們必須犧牲個人青春、終身大事、天倫之樂，沒日沒夜埋頭苦幹，否則「香港不可能有今日這個局面」，那麼，香港到底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如果需要那麼多的人犧牲正常的生活、平常的幸福，香港「今日這個局面」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和多數人一樣，我也說不清楚什麼是「殖民地現象」，無法清楚解釋何謂「解殖」，但讀得文章多，慢慢也有一些概念。如果說殖民地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在殖民地不要想太多，埋頭苦幹賺錢討生活就是（即使如此，正常的人也不會認為有必要犧牲天倫之樂），那麼所謂「解殖」，應該就是建立「我們的空間、我們的時間」這種觀念，以「這是我們的家園、我要為這地方負責」的心態去想很多很多的事，不再滿足於「悶聲發大財」，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習慣由別人決定自己及下一代人的命運。

香港若要成功「解殖」，中環的精英真的有必要想想，你們要捍衛什麼樣的「中環價值」。凌晨三點和美國人開電話會議、開兩晚通宵完成一單英國人要三星期才能完成的deal，你以為美國人和英國人會怎麼想？他們表面上可能會很欽佩的樣子，稱讚中環精英very professional，但心裡想的可能是：「These people are fucking crazy！Well, but they are useful, and quite cheap indeed.」

我們常感嘆中國有很多「血汗工廠」，充滿不人道的壓榨與剝削，但中環頂級寫字樓中，光鮮亮麗的背後，其實也一直在上演著不人道的壓榨與剝削，以至「有多少人埋葬了自己的青春？有多少女人為了燃亮午夜中環的燈火而嫁不出去？又有多少父母犧牲了天倫之樂？」

中環精英們，你們是人不是工具，所有一切的努力，最後為的只是正常合理的生活以及平常的幸福。如果「解殖」太高深，那麼只要記住，人人都要有work life balance，不只你們自己需要，你們的下屬也需要。

最後讓我引兩段另一位中環精英，大律師吳靄儀的話，送給所有的中環精英；不管是否認同，希望你們理解，香港也有另一種的「中環價值」：

「我相信回歸中國的香港有一個歷史任務：我相信我們爭取民主發展、堅持法治和人權自由，在香港特區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對現代中國邁向民主法治必然能產生積極的作用。民主法治的制度，無非是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以不流血的程序作政權的輪替；人權自由的保障，則是為個人的選擇與發展保留神聖的空間。民主法制的中國，在人類的歷史與世界和平，必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相信，古往今來，從未有如此宏大的事業，從做好這麼微小的一個角落開始。

我相信在香港、在大陸有無數有心人在默默耕耘，他們的努力不應白白浪費；我相信在朝在野，每一個讀書人的尊嚴都是在於盡責為公，清廉自奉；這也是我安身立命的境地。」
(香港蘋果日報，2007年2月12日，日有所思專欄「告別讀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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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詩 - 捍衛中環價值！
信報   2007 年 8 月 18 日

　　最近流行講「保育」，「中環價值」無端端成了箭靶，被指為沒有深度、唯利是圖、與人文價值相矛盾、是拆走天星與皇后的罪魁禍首……總之罄竹難書。我Daisy身為中環的中堅分子，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捍衛一下。

挑燈夜戰

　　近年香港人有個毛病，凡事喜歡搞對立。誰說有了中環價值，就不可以有深水步價值？其實兩者沒有必要你死我活的互相排斥，就正如我人工高，不等於我貪錢；我錢多，不等於我無文化；我長得漂亮，不代表我無內涵；我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不等於我不愛國。

　　在中環，每天為了「做好呢份工」而拚搏的人，比比皆是。八月一日，夜幕低垂，我在office忙得頭昏腦脹，忽然想起皇后碼頭已於當天下午被清拆。我放下手頭的工作，緩緩地走到皇后碼頭，在「遺址」旁邊的人群裏，有長毛和梁文道；在慷慨激昂的青年面前，警察們正在鐵馬後木無表情地站著。那一刻，我驀地回首，只見IFC、Jardine House等大廈一片燈火通明，我想起正在那裏埋頭苦幹的同事。在這些商業大廈裏，有多少人埋葬了自己的青春？有多少女人為了燃亮午夜中環的燈火而嫁不出去？又有多少父母犧牲了天倫之樂？而我，甘願冒著皮膚過早衰老的危險，一星期內穿梭北京、上海、重慶三地，凌晨三時開conference call與美國佬廝殺。若不是有一班傻瓜，此志不渝地守住中環，香港不可能有今日這個局面。

　　最近有個朋友，將生意基地從英國搬到香港，他在英國請律師做一單deal需要三星期；但在香港，律師們願意挨兩晚通宵來做好件事，所收費用只是英國律師的三分一，這就是「中環價值」。這種價值並非完美，但至少比「公務員價值」好一千倍。

　　有人說，高薪中環一族的錢很容易賺，清潔工人卻做足十個鐘才賺三四千元，真是貧富懸殊啊。問題是，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有人為了賺錢而出賣體力，有人出賣腦袋，有人出賣身體，有人出賣靈魂，凡事都要付出代價，錢沒有「易賺」與「不易賺」之分。你看人家表面風光，其實可能內裏滄桑。

　　世上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香港社會有upward mobility，任何人只要經過努力，都有機會出人頭地。世上有很出色的律師，也有很垃圾的律師；有很了不起的清潔工，也有不知所謂的清潔工。不論幹哪一行，都視乎你本人的工作態度。

　　我曾經很好奇，為何每次經過中環戲院里的擦鞋檔，總會看見那位女師傅的生意好得應接不暇，其他行家卻只有眼紅的份兒。原來是因為同樣收你二十塊錢，男師傅例行工事般擦兩擦，唯獨她花上六七分鐘，像愛惜一件藝術品那樣，細心地把每雙皮鞋逐處擦好。可見即使擦鞋，也可以擦得有聲有色。香港遍地都是機會，懂得抓緊機會又肯拚搏的人，很有可能發達。連董建華都可以做特首，香港地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形象革命

　　高舉「中環價值」的旗幟，香港的一群專業精英同時也在為祖國移風易俗。中國發夢都掛住崛起，但今時今日的北京，竟然還可以在頂級商廈的會議室裏，看見穿涼鞋、短絲襪和尾指留了長指甲的女人，不要誤會，她們不是tea ladies，而是律師。就憑這副尊容在國際「崛起」？No kidding！錢，她們不缺，每次來香港都買大批LV往身上堆。可是，論品味、論國際視野，即使是大城市裏受過高深教育的一群，同樣慘不忍睹。

　　我們香港律師，如何將香港的法治精神、工作效率帶入內地，姑且不說，就單說那些穿涼鞋和短絲襪的內地女律師，漸漸開始模仿我的打扮，打探我在哪裏買衫買鞋，掀起了一場「形象革命」。我Daisy向來心繫家國，當然傾囊相授。四個月後，再沒有人穿涼鞋來開會。真是不得了！這在中國歷史上簡直是跨出了一大步。那天晚上，我開了支香檳。

http://daisy-lancashire.blogspot.com

吳志森 - 左派紅人 做回自己就好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07年8月15日

「 若 果 他 做 回 自 己 ， 做 回 一 個 人 就 更 好 了 。 」

Vic：所以我其實一直不理解，香港左派怎麼算得上是堅持理想？堅持理想到沒有獨立人格可言，堅持理想到對同胞被屠殺無動於衷，那算是什麼理想？他們唯一的堅持，其實不外乎堅持當權者是對的－－千錯萬錯，錯不在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永遠、一貫地正確、光榮與偉大。對他們來說，沒有國、那有家？愛國必須愛黨，黨大於國。

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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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建 聯 主 席 馬 力 英 年 早 逝 ， 戰 友 、 朋 友 、 學 長 、 老 師 ， 紛 紛 撰 文 悼 念 ， 表 示 哀 痛 。 中 國 人 一 向 「 為 死 者 諱 」 ， 即 使 政 見 不 同 ， 都 不 會 說 一 些 太 重 的 批 評 說 話 。 但 是 ， 馬 力 去 世 前 公 開 否 定 六 四 屠 城 ， 大 大 傷 害 了 香 港 市 民 的 感 情 ， 只 要 聽 聽 電 台 「 烽 煙 」 ， 聽 眾 為 何 對 馬 力 這 番 言 論 仍 然 咬 牙 切 齒 ， 會 對 香 港 的 民 情 ， 有 比 較 確 切 的 掌 握 。

悼 念 文 章 ， 多 數 是 左 派 「 圍 內 」 人 寫 的 ， 都 是 千 篇 一 律 的 讚 譽 馬 力 年 輕 有 為 ， 堅 持 理 想 ， 為 香 港 前 途 作 出 不 少 貢 獻 。 這 種 說 法 ， 相 信 「 圍 外 」 人 都 很 難 一 概 否 定 ； 但 對 「 堅 持 理 想 」 這 四 個 字 ， 聽 起 來 好 像 總 是 缺 了 一 些 甚 麼 。寫 到 這 裡 ， 我 想 起 至 今 仍 然 身 陷 囹 圄 的 程 翔 。 好 幾 年 前 ， 我 在 香 港 電 台 碰 到 他 ， 跟 他 聊 起 剛 剛 訪 問 了 一 位 左 派 紅 人 ， 我 盛 讚 紅 人 思 路 敏 捷 詞 鋒 銳 利 ， 是 非 常 好 的 談 話 對 手 。 程 翔 以 一 貫 的 態 度 淡 淡 回 應 說 ： 「 若 果 他 做 回 自 己 ， 做 回 一 個 人 就 更 好 了 。 」 程 翔 左 派 出 身 ， 對 左 派 陣 營 當 然 有 深 刻 了 解 ， 也 認 識 這 位 紅 人 ， 他 這 番 說 話 ， 當 時 我 反 應 不 過 來 ， 事 後 回 想 ， 是 何 等 深 刻 ， 何 等 透 徹 ， 沒 有 經 歷 過 ， 沒 有 徹 底 反 思 ， 不 能 說 出 這 樣 的 話 來 。
堅 持 理 想 ？ 說 轉 就 轉 ？

馬 力 還 年 輕 ， 中 國 天 翻 地 覆 的 政 治 運 動 ， 他 只 有 幾 歲 到 十 幾 歲 ， 絕 不 會 捲 入 得 太 深 。 但 他 的 「 圍 內 」 前 輩 ， 都 是 親 身 經 歷 者 。 大 躍 進 、 反 右 ， 都 已 年 代 久 遠 記 憶 模 糊 ， 到 文 化 大 革 命 ， 印 象 太 深 刻 了 。 林 彪 是 毛 澤 東 的 親 密 戰 友 和 接 班 人 ， 左 派 不 是 人 人 在 喊 毛 主 席 萬 壽 無 疆 林 副 主 席 永 遠 健 康 嗎 ？ 當 林 彪 密 謀 造 反 折 戟 沉 沙 ， 他 們 不 也 是 投 入 批 林 批 孔 甚 至 批 周 公 嗎 ？ 然 後 是 四 五 天 安 門 事 件 ， 反 擊 右 傾 翻 案 風 ， 「 翻 案 不 得 人 心 」 ， 不 也 是 喊 得 力 竭 聲 嘶 嗎 ？ 然 後 是 華 國 鋒 當 權 ， 他 們 支 持 華 主 席 ， 鄧 小 平 復 出 ， 他 們 又 擁 護 鄧 小 平 。 眼 睛 都 不 眨 一 下 ， 說 停 就 停 ， 說 轉 就 轉 ， 有 沒 有 內 心 痛 苦 思 想 掙 扎 ， 「 圍 外 」 人 不 能 明 白 也 沒 法 理 解 。

到 「 六 四 」 ， 一 些 左 派 組 織 加 入 支 聯 會 ， 後 來 鎮 壓 成 定 局 又 馬 上 抽 身 而 出 ， 大 家 記 憶 猶 新 ， 不 用 多 說 了 。 至 於 香 港 政 治 ， 就 更 不 堪 了 ， 港 人 爭 取 八 八 直 選 ， 左 派 喊 出 「 寧 要 飯 票 不 要 選 票 」 口 號 。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 毋 視 港 人 的 恐 懼 和 疑 惑 ， 左 派 全 力 支 持 。 早 把 二 ○ ○ 七 雙 普 選 寫 入 黨 綱 ， 中 央 一 皺 眉 就 第 一 時 間 退 卻 ， 普 選 日 期 退 到 不 知 所 終 。

幾 十 年 來 ， 本 地 左 派 都 是 聽 話 、 緊 跟 ， 確 認 誰 是 當 權 者 ， 就 萬 無 一 失 了 ， 有 時 ， 中 央 鬥 爭 形 勢 複 雜 ， 偶 有 站 錯 邊 ， 馬 上 轉 回 來 ， 認 認 錯 ， 寫 寫 檢 討 就 可 以 了 。 「 做 回 自 己 ， 做 回 一 個 人 」 ， 有 獨 立 思 考 ， 有 自 己 的 主 見 ， 對 他 們 來 說 ， 真 的 談 何 容 易 ！

「 堅 持 理 想 」 還 是 「 堅 持 當 權 者 所 想 」 ， 獨 立 思 考 的 香 港 人 自 然 心 中 有 數 。

阮紀宏 - 待到山花爛漫時 他在叢中笑

2007年8月14日

我相信，馬力在九泉之下，如果能看到左派不再被社會「另眼相看」，他會在叢中笑。

Vic：問題是，香港的左派被社會「另眼相看」，是誰有問題多一些？是香港主流社會功利涼薄，不懂得欣賞這些永遠心懷家國、以社會公義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嗎？我想不是吧。

香港主流社會無疑有點太過功利、有點犬儒，缺乏理想，但香港的左派(或曰土共)至今仍得不到多數市民的認同與尊敬，主要原因，不外乎這些人只懂得盲從中共，展現不出什麼可以令人欽佩的堅持與風骨。只要看看民建聯在香港普選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立場，無底線地往後退，你就知道，這不是一個有獨立黨格與意志的政黨。

左派中當然也有人才，不說你或者不知道，像曾鈺成，曾經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的香港學生的導師。你只要看過他的一些文章，就知道這個人頭腦有多好。但是多數香港市民會記得曾鈺成什麼呢，印象最深可能還是，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後，曾先生說上街的人是被誤導了。

如果只能做獨裁暴政的跟屁蟲，請問，你要香港人如何打心底尊敬你們呢？

六四屠殺世人有目共睹，文匯報「痛心疾首」的天窗社論名留青史，但是，香港左派1989年那一段與世界文明社會接軌的時間，在屠殺不久之後就戛然而止，空留悵惘。

曾鈺成曾經說過: 香港左派只有辱，沒有榮。我很好奇，有遠大志向的人可以忍辱負重，但曾先生這些左派，既然有辱無榮這麼多年，香港回歸祖國後仍然如此，那你們到底想要成就什麼？可以成就什麼？

馬力先生，如果你在九泉之下，碰上1989年6月3-4日在北京城裡倒下的六四英魂，好好聽聽他們的故事吧。他們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只不過沒有你們那麼熱愛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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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認識馬力，是30年前的事，當時問他叫什麼，他說馬力，我說不要開玩笑。他很認真的說，誰會拿自己的名字開玩笑。記憶中，他開玩笑的次數真的不多。

事隔多年，再見面的時候已經是1987年，他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到北京開會要發傳真，當時飯店的通訊條件不足，我任《文匯報》駐京記者，幫他做一點小事。當時我的辦事處在北京飯店4樓，他告訴我以前也曾駐京一年，在一家日本公司任職，還說辦事處也在4樓。今年港區人大開會，我去採訪，開會的地點也在北京飯店4樓他以前工作的位置，不過已經改為會議室，匆匆20多年，這個地方承載了他初出茅廬工作的經歷，也是他任人大代表議論國家大事的地方，而且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的地方。

認識馬力的時間的確很長，但不經常聯繫，1991年一個晚上，他給我家裏打電話，說到了《香港商報》工作，對當時的人員班底很不滿意，希望我幫忙給他找些人去幫他。然後聊了一些他的辦報理念，就是當中的一句話，「我不相信香港的左仔辦不好一份左報」，打動了我，於是從《文匯報》到了《商報》，當時左報之間還沒有發生過中層員工「跳槽」的情况，想必他遇到不小的阻力，但也可以看到，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對他的支援有多大。

認識與不認識馬力的人，都說他「官仔骨骨」，他的文章比外形儀態更「官仔骨骨」。他曾經寫過一篇社論，內容是什麼忘了，題目就叫「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這樣的標題，與當時《商報》讀者甚至是全港讀者的水平，都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就是堅持要這樣。

不是報人的馬力，跟我們一樣值夜班。那時候我下班經常去打麻將，在同一輛送人的車上，他對我說，鬍鬚佬，你這樣搞，以後還想當人大代表嗎？我說從來沒想過從政。對我說這樣的話，或許是可笑，但可見馬力的事業心是充滿計劃與理想的。

左仔沒有理由辦不好的事

馬力雖然是在左派陣營長大，他考上大學。他的文章有才氣，喜歡他和不喜歡他的人都得承認，他完全可以憑實力走進所謂的「主流社會」，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理想，甘心情願的為理想貢獻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但反過來看，即使他想走進主流社會，當時的環境容許嗎？

現在很多人都說香港是一個包容的社會，但在不遠的以前，整個社會對左派是歧視甚至敵視的，特別是在六四之後，還堅持自己是左派簡直就被視為怪人。馬力參與創辦民建聯，一方面是建立一個開明左派的形象，另一方面是為回歸參與港人治港做準備。左派如何在港人治港中發揮作用，從來是一個敏感的題目，今後還得探索。但記得回歸前後，有政治耳語傳出馬力將會接替張敏儀任香港電台台長，當時我沒有向他求證過這事，因為我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都熟悉一句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回歸時看到山花爛漫，左派也只是躲在叢中笑，究竟這是自願的還是政策上的錯誤，還有待歷史學家探討。不過，我相信，馬力在九泉之下，如果能看到左派不再被社會「另眼相看」，他會在叢中笑。

黃肇松 - 遙念華爾街日報朋友們

中國時報 　2007年08月06日

華爾街日報當然不是十全十美。它傾向保守，有時不免流於高傲，但幾十年來，筆者欣賞它簡明優雅的寫作風格、實事求是的編排方式、恰如其份的資訊運用；更佩服它經年累月挖掘新聞、打擊不法的努力。要形塑並維繫這樣的報紙風格，當然需要一個以促進社會公與義為職志的編採系統獨立公正的運作和長期的堅持，也需要它的記者和編輯的共識與支持。

Vic：我不知現今有多少媒體是真的以「促進社會公義」為宗旨的，現實是：促進社會公義是很昂貴的事－－鍥而不捨的發掘真相、公正不阿的報導事實、發揮媒體權力制衡的作用，不但需要堅強的信念支持與持續的熱情投入，還需要很多的金錢才可以維持下去。除非是能長期依靠納稅人出錢支持(即公共媒體)，媒體要生存，一如其他的生意，是必須賺錢才行的－－而且還要賺越來越多的錢，保持高水平的資本回報，否則股東是不會滿意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邊促進社會公義還能一邊賺大錢，你找得到多少這樣的天才？

這篇文章說：「在談判過程中，梅鐸同意成立一個五人委員會，負責確保道瓊旗下媒體包括華爾街日報維持其新聞編採報導和社論的獨立、公正、完整。」這讓我想起這幾年因為企業醜聞不斷而非常熱門的企業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議題，人們常說要建立好的內控(internal control)制度，比如要有獨立董事啦，還要有由獨立董事佔多數的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啦，bla bla bla...

人們卻常常忘了關鍵的一點：人心不古之世，上哪裡找那麼多誠正不阿、認真任事的獨立董事？當初Enron和Worldcom出事時，你以為他們沒有Audit Committee，沒有陣容堂皇的獨立董事嗎？至於他們的external auditor，還是auditor中的精英安達信呢。Well, they were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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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半前，現任華爾街日報發行人柯維茲（L.Gordon Crovitz），以該報母公司道瓊公司資深副總裁兼電子報負責人身分來台考察媒體發展情況，與筆者晤談兩小時。對談刊出後，在一次新聞界聚會中，幾位媒體同業對柯維茲的理念表示稱許。他在回應筆者所提在不景氣的環境中媒體如何求活的問題時，明確指出媒體只有進一步提供高品質的內容，贏得大眾的信任，才能求活求存，他說這也是道瓊公司和華爾街日報「唯一的政策」，他們珍視品牌超過一切。不過，當時有一位資深媒體人憂心忡忡的說：「但不知能夠堅持多久？」

不幸言中，六年半之後，國際傳媒大亨梅鐸以五十億美元的天價購了道瓊公司，當然也名正言順的入主華爾街日報。在二○○七上半年全美報紙銷數及廣告營收持續走疲的當下，國際公認的「質報」代表──華爾街日報，以如此的樣貌出售，確實讓許許多多正直的媒體工作者傷心。波士頓大學新聞系主任尤瑞芮克形容這項交易對全球報業是「心理上的一次重擊」（A psychological blow）。

華爾街日報當然不是十全十美。它傾向保守，有時不免流於高傲，但幾十年來，筆者欣賞它簡明優雅的寫作風格、實事求是的編排方式、恰如其份的資訊運用；更佩服它經年累月挖掘新聞、打擊不法的努力。華爾街日報雖然是美國企業界的「聖經」，但如有企業組織或個人涉及不法，它的抨擊絕不手軟，對政府組織及政治人物亦然。幾年前，美國軍方採購馬桶，每個高達數千美元，造成譁然大波，以「金馬桶」稱之，就是華爾街日報鍥而不捨深入挖掘美國防預算黑幕的傑作，它獲得當年普立茲獎的調查報導獎，毫不令人驚訝。

要形塑並維繫這樣的報紙風格，當然需要一個以促進社會公與義為職志的編採系統獨立公正的運作和長期的堅持，也需要它的記者和編輯的共識與支持。筆者因工作的關係，這些年結識一些道瓊社和華爾街日報的編務和行政高層主管，早年在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服務期間，則認識這個集團的一些年輕記者，發現他們確實是報社編輯政策的支持者和執行者。

猶憶一九七八年秋，筆者負責洽邀華爾街日報一名年輕記者到台灣訪問，他同意前往一探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實況，但表明旅費自理，不接受招待，免有「負擔」。他唯一接受筆者招待的是，在曼哈頓中城彭園餐廳共進午餐，聽取簡報。

餐敘中，他轉述一則有關梅鐸的報業故事。梅鐸在一九七六年買了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大事炒作姦殺擄掠的煽情新聞，刺激讀者的官能，報份扶搖直上，到達百萬份之譜，但紐約的大百貨公司不來登廣告，梅鐸遂派該報廣告部經理去見梅西百貨的總經理，質疑他說：「你懂不懂報紙？我們報份已達百萬份，為何你還不來登廣告？」梅西百貨總經理幽幽然回答：「報業我是不懂，但百貨業我很懂，我們百貨公司花錢在報紙登廣告，是希望招徠顧客（shopper），而不是招徠一群扒手（shoplifter）。」

華爾街日報這位記者說故事時露出譏嘲微笑，筆者記憶猶新，這則故事則早已被美國大學新聞學教科書作為例子。筆者不知道這位記者於今安在，如果還在該報任職，想必這個週末也不好過。然而，就事論事，在美國，媒體就是企業，大媒體就是大企業，當梅鐸提出以每股六十美元收購道瓊公司股份時，最大股東─也是集團創始者的班克羅夫家族已難抗拒，因為在原有團隊的經營下，道瓊股價才卅六元，「金錢說話」不要說一般投資大眾，就是班克羅夫家族成員不也有半數以上支持併購？這就是市場法則，難謂是梅鐸的強取豪奪，華爾街日報的朋友們夫復何言？

現在關鍵問題是，入主之後，梅鐸將怎樣對待華爾街日報？在談判過程中，梅鐸同意成立一個五人委員會，負責確保道瓊旗下媒體包括華爾街日報維持其新聞編採報導和社論的獨立、公正、完整，如能如此，大家額手稱慶。但在梅鐸將近半個世紀遍及全球的併購史中，改變是類協議的作為，可謂「血跡斑斑」。

如果梅鐸和他的「新聞集團」只是運用道瓊和華爾街日報的財經資訊，進行多媒體整合，以求發揮績效，那是經營層面的問題，外人難以置喙。如果梅鐸一心一意想當華爾街日報的老闆，就是想影響它、改變它，以增加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和商業利益，那麼宣告「華爾街日報之死」為期不遠。

股權在梅鐸、抉擇也在梅鐸。在往後的過程中，寄望華爾街日報成員們堅持奮鬥，如為新聞理念需進行必要抗爭，亦在所不惜。華爾街日報的未來，已不是一家報紙的命運，而會影響全球報業。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

李怡 - 追求「非常」，必跌入反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07年8月4日

Vic：在北京工作期間，居住的小區入口當眼處有一幅牆上刷了醒目的口號：「一個黨員一面旗，黨員奉獻在社區。」每棟大樓樓下放了兩個收集家居垃圾的大塑膠桶，桶子周圍恆常髒兮兮，入口告示板上張貼了《首都市民文明公約》，共有九條，網路上找到了全文如下：

一、 熱愛祖國 熱愛北京 民族和睦 維護安定

二、 熱愛勞動 愛崗敬業 誠實守信 勤儉節約

三、 遵守法紀 維護秩序 見義勇為 弘揚正氣

四、 美化市容 講究衛生 綠化首都 保護環境

五、 關心集體 愛護公物 熱心公益 保護文物

六、 崇尚科學 重教尊師 自強不息 提高素質

七、 敬老愛幼 擁軍愛民 尊重婦女 助殘濟困

八、 移風易俗 健康生活 計劃生育 增強體魄

九、 舉止文明 禮待賓客 胸襟大度 助人為樂

沒有耐心看完對吧？這種東西什麼都說，效果就是什麼都沒說。Nobody gives a damn！

對中國大陸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部分都會感覺到，這社會非常會做表面文章，人們特別會說漂亮的場面話，大量的人力和心思花在製造一些無人相信、無人當真的propaganda上，表面宣揚的往往與實際作為恰恰相反。

其實共產黨並非只講大道理大道德，不講小道理與小道德，要知道共產黨的關鍵特質就是壟斷一切，包括一切的道理與道德，正如上述的文明公約，不正是堂而皇之、無所不包嗎？

一個習慣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國家，公開宣揚的理想與追求越崇高，人民只會越犬儒。數十年下來，經歷過一場又一場的廝殺與鬥爭後，最後一分的良善與仁慈都消磨殆盡，人民於是學會了披著文明的外衣，回歸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正所謂：盛世共此時，豺狼正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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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有一位朋友，向筆者概括中國幾十年的國情，就是：大道理講了很多，人類生活的一些基本小道理卻不見提，好像忘掉了；大道德非常崇高，小道德卻被社會遺忘了。

甚麼是大道理呢？比如要解放全人類，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要超英趕美，要建立強國盛世，要實現大國崛起，等等，從領導人到官方媒體到意見領袖，全國都高唱這種大道理五十多年不輟。甚麼是小道理呢？小道理就是人有七情六慾，飲食男女，融和家庭，安居樂業，過平常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

甚麼是大道德呢？大道德就是為國為黨不惜奉獻一切甚至生命，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是大公無私，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甚麼是小道德呢？小道德就是不要隨地吐痰，上車要排隊，向老弱讓座，就是不要說謊造假，就是不要以損害別人自由的方法來實現個人自由。

五十多年，中國只講大道理、大道德，卻忽略甚至不提小道理、小道德。有一個時期，在革命的氣氛下，歌頌一些英雄人物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愛，為了搶救一點微不足道的公家財物不惜犧牲生命。與此同時，不被提倡的小道德就逐漸而徹底損毀了，全國街道到處可見痰涎，上車一擁而前，整個社會以說假話為正常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更是假貨氾濫全國。廣東話把講假話稱之為「講大話」，把話講「大」了，道理講「大」了。道德講「大」了，就成為「大話」。昨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就全黨產生了二千多名十七大代表，提出了「全黨的囑託，神聖的使命」。文章要求每一位十七大代表，「要時時處處以黨的先進性要求規範自己的言行」，「帶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頭腦，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帶頭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

這些話真夠「大」了。中共建黨之先只講馬列，其後有了毛澤東思想；再後多了鄧小平理論，然後是第三代核心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現在則是胡錦濤時代的「科學發展觀」與「八榮八恥」。再發展下去，多一個核心就多一套理論，「大話」必然越寫越長。

別提一般黨員了，試問問最高層的領導者，有誰能說出馬、列、毛、鄧之相同與相異之處？有誰能指出對各領袖的矛盾主張如何取捨？有誰能背出「三個代表」與「八榮八恥」的條文？小道理、小道德呢？有一位外國駐北京的記者對筆者說，在北京，見不到「禁止吐痰」的告示，為了準備奧運，公車前有人維持秩序，但乘客仍然不排隊，車來了一擠而上。提倡文明，是為了奧運，而不是為了要提高國民素質。

社會只講大道理，只講大道德，那是要大家去做一個非常的人，要建立一個非常的社會。一九八一年，徐復觀曾寫過一篇文章：《正常即偉大》。他提出中共要求全國的人去學雷鋒，這樣要求的結果，只會使社會由非常而跌入反常。他認為，只有不追求非常的正常社會，才是偉大的社會。

中國社會幾十年的變化，正是從追求非常而跌入反常的歷程。中國今天的社會道德集體淪喪，正是嚐到不斷提倡大道理、大道德的講大話惡果。

講大道理、大道德，是中國國情，也是中國數十年的國民教育。講小道理、小道德，則是正常社會的公民教育。香港特區政府，是不是在「一國先於兩制」的影響下，要捨棄公民教育而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呢？

梁文道 - 禁書的路線圖

2007年7月28日

那位投書回應我的讀者非常準確地表達了香港這類保守派的虛偽，他們一方面利用投訴而非辯論的方法粗暴地奪走了其他人的自由，讓想看《愛情神話》的讀者看不到書，讓想看足本《秋天的童話》的觀眾看不到完整的電影；一旦受到攻擊，他們卻又反過來以受害者的姿態要大家「開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見」。現代社會堅守言論自由的理念是為了要形成更活潑也更能令人長進的公共辯論，但在香港，許多人卻把言論自由這種「公共物品」理解為消費者的私人權力，將它扭曲成了投訴的自由。他們不打算包容其他人獲取資訊的自由，卻要大家寬容他們投訴的自由。

「社會共識」，這四個字真是可圈可點，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有「社會共識」的呢？就連人類是否真的上過月球，大家也還沒有共識，何況安樂死！偏偏香港人最喜歡的就是「社會共識」，安樂死是否可行，歧視同性戀算不算犯法，什麼時候可以有普選，全部都要到社會有共識為止。在沒有任何「社會共識」之前，我們只能用哄小孩的方法告訴自己，香港真是一個多元社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然後讓斌仔繼續等下去，讓書展每年繼續出禁書，直到天荒地老。

Vic: 這就涉及共識的定義問題。如果我們將共識(consensus)定義為毫無異議的一致意見(unanimous agreement)，則社會恐怕無法就任何嚴肅的議題達致共識。顯然，多數人－－比如六至七成的人－－意見大體一致就算是有共識，這樣的理解合理得多。當然，社會共識未必是最好的主張，而且會隨時代而有所改變。人類文明的發展，主要的動力就是檢視既有的共識，提出新的主張，修正或推翻既有的觀念、知識與制度。很多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共識，起初都只是少數人的「異端邪說」。社會是否開明進步，關鍵在於社會是否有一種鼓勵嚴肅思考、理性辯論的氛圍。正如梁文道所言，如果大家不就問題本身進行深入的思辯，只想各持己見，憑感覺、不提出有力的理據便認為自己的觀點必須得到尊重－－不管是否會有其他人的權益因而受損，則社會的水平（不管是德、智、美任何一方面）都將極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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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國際笑話」已經成了香港書展的特色，要是哪一年沒有鬧出「國際笑話」，香港書展就不算是香港人的書展了。今年的香港書展也不負眾望，開幕第一天，影視處職員就禁掉了一本叫做《愛情神話》的文史著作，理由是它的封面登了一幅西洋油畫《丘比特與賽姬之初吻》，畫裏頭的丘比特和賽姬都是裸體的，不宜兒童觀賞。

書展裏有關道德的議題還不止這一樁禁書事件，三聯書店替曾經寫信給特首請求准許安樂死的癱瘓病人「斌仔」(原名鄧紹斌)辦了一場新書座談會，主題就是安樂死。座談會嘉賓之一，統領全港公立醫院的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會上公開贊同安樂死的合法化。這兩件事表面看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其實是相關的，它們不只反映了香港人處理道德爭論的手法，更能讓我們看到香港人如何理解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來考慮禁書事件。影視處已經不是第一次鬧出這種笑話了，從十幾年前的《新人》雕塑要被罩上圍巾，到後來更出名的《大衛像》被判「二級不雅物品」，影視處不只沒有半點改進，其處長鄭美施近日更公開表示他們的職員沒犯錯，只是有待檢討而已。為什麼同類的事情會一再發生？為什麼一再有藝術品只因人體裸露就會被認定不雅？除了影視處的保守落後，除了他們的職員受到的教育和訓練不足之外，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理由可能就是市民的支持了。

就以這一次的《愛情神話》遭禁事件為例，我們可以在傳媒的報道裏發現，儘管絕大部分的受訪市民都不贊成影視處的做法，但還是有一兩個人會覺得那些西方名畫確實是不雅的。數日前，我在另一份報紙的專欄裏批評影視處職員該接受通識教育，翌日即有讀者投書說﹕「一本配上大量裸體的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社會上仍然存在極大的分歧，所以該(影視處)督察的行為，也未必是梁先生所說的過敏或可笑，可能有人會認為他的行為是去保存香港僅存的一點傳統道德觀念……本人認為，接受了通識教學的人也可以強烈地認為該書傷風敗德，甚至視公認的藝術品為道德墮落的象徵。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鼓勵更開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見。」(《都市日報》2007.07.24)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反應？應該如何處理不同意見乃至於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分歧呢？早在1927年，魯迅就曾寫過以下這一段名言﹕「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是否直到如今，中國人對於身體還是如此敏感呢？


與其簡單地斥之為保守反動，我們需要的是更深入更自覺的反省。其實不接受裸體藝術也可以是有道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爭辯，藝術與道德的分野只不過是種西方人的習慣，而且還是個相當晚近的現代現象；中國人不必然要接受這種區分，我們可以堅持把屬於道德範疇的善惡判斷加諸藝術身上，而不輕易追隨西方，把藝術視為一個自有其自律性(autonomy)的獨立領域。我們甚至還可以援引當代美學理論和晚近藝術史的研究，指出藝術和色情的區分並非如現代大眾所想的那麼絕對，就算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其實也充滿了「色慾」(erotic)的張力和暗示。

問題是那些覺得「公認的藝術品為道德墮落的象徵」的市民有提出過這些辯解嗎？沒有，他們只是「覺得」裸體淫穢就夠了。按照同樣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覺得」一張山水畫很淫穢，而不用提出任何理據。事實上，我們的社會從未就裸體藝術的禁與不禁開展過一點嚴肅的討論。十多年來，永遠重複著一方指摘對手保守落後可笑，另一方則自稱要尊重少數人感受的口水循環。

很多論者都指摘香港社會的道德保守，在我看來，這不只是保守，而且是道德上的犬儒主義，也就是不認真面對任何與根本道德價值相關的討論，盡量避而不談。即使是談，也只不過是那種「你有你的觀點，他有他的角度」式的各自表述，表述完了也就算了，除了再次證明香港是個「多元社會」之外，一無所成。

我們再來看看「斌仔」的例子。其實他提出的安樂死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嚴肅議題，很值得社會以至於立法會認真思考。可是三年多前當「斌仔」致信特首一事曝光之後，我們只見輿論一面倒地和稀泥，又是名人們老調重彈地為他鼓勵打氣，要他熱愛生命；又是社會各界紛紛送暖，要他好好做人。怎料三年後的今天，「斌仔」還是堅持「我要安樂死」，經過之前那堆溫情氾濫但膚淺空白的陳腔濫調，「斌仔」的呼聲實在是一次反高潮。只是他這回現身說法有效嗎？能夠改變香港的道德犬儒主義嗎？恐怕很難。儘管胡定旭非常有勇氣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開支持安樂死，但是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跟進討論。至於政府，當然就是以一句「社會還沒有共識」虛掩過去了事。

「社會共識」，這四個字真是可圈可點，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有「社會共識」的呢？就連人類是否真的上過月球，大家也還沒有共識，何況安樂死！偏偏香港人最喜歡的就是「社會共識」，安樂死是否可行，歧視同性戀算不算犯法，什麼時候可以有普選，全部都要到社會有共識為止。在沒有任何「社會共識」之前，我們只能用哄小孩的方法告訴自己，香港真是一個多元社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然後讓斌仔繼續等下去，讓書展每年繼續出禁書，直到天荒地老。
「社會共識」不是一個自然存在的物件，更不是一部只要等待它，它就遲早會來的列車。我們不推進辯論，不勇敢地突進道德議題的論戰，社會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對裸體藝術和安樂死有共識呢？

在這種懨悶的膠著狀況底下，那種只要我覺得敗德就是敗德的道德保守派自然會大佔上風(這種保守和一般社會政治哲學上所說的保守極為不同，它是一種從感覺出發，又單純地回到感覺，拒斥任何理性思辯的道德立場)。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政府和公務機構長期浸淫在一種從政治中立的原則衍生出來的價值犬儒的文化氛圍裏，他們不敢也不能主動介入道德價值的紛爭(所以安樂死要等社會共識)，他們只能被動地滿足市民。更簡單地說，他們就像一個商業機構，盡量接受市民的投訴，然後好好滿足市民的需要。所以誰去投訴，誰就是贏家。

我不相信社會對「一本配上大量裸體的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真有「極大的分歧」，問題只在於哪怕只要有一個人覺得它淫穢，他就可以跑去影視處投訴。然後影視處的職員就不敢妄自憑常識判斷投訴合理與否，而要客觀地按章辦事，將一幅西洋名畫定為「二級不雅物品」。至於其他不覺得那本書有問題的多數市民，就只能坐視自己的自由被硬生生地剝奪了。

那位投書回應我的讀者非常準確地表達了香港這類保守派的虛偽，他們一方面利用投訴而非辯論的方法粗暴地奪走了其他人的自由，讓想看《愛情神話》的讀者看不到書，讓想看足本《秋天的童話》的觀眾看不到完整的電影；一旦受到攻擊，他們卻又反過來以受害者的姿態要大家「開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見」。現代社會堅守言論自由的理念是為了要形成更活潑也更能令人長進的公共辯論，但在香港，許多人卻把言論自由這種「公共物品」理解為消費者的私人權力，將它扭曲成了投訴的自由。他們不打算包容其他人獲取資訊的自由，卻要大家寬容他們投訴的自由。

至於影視處這類公務機構，更早更就被港式保守派的投訴文化馴養成了一頭乖巧的警犬。即使還沒有收到任何人的投訴，當他們獲邀去書展巡查時也會自動帶著一顆戰戰兢兢的敏感心靈，盡忠職守地找出很可能會被投訴的書籍，事先申禁，這才叫做為市民做到最好的服務型政府。

此外，像《愛情神話》這種書在一般書店是不會有問題的，為什麼對象同樣是0至100歲的普羅大眾，書店不去主動邀請影視處檢查，書展卻要這麼做呢？理由就在於書展的主辦者貿易發展局也是一個深恐投訴害怕違法的公營部門，比起私營書店經理，他們的職員不見得更保守，他們只是更想避免價值爭論和由此引起的法律訴訟罷了。

只要有一個人「覺得」裸體畫淫穢，直接跑去投訴；只要影視處戒懼地嚴守本分；只要貿發局謹小慎微地邀請影視處在書展開幕前巡查會場，一張完美的禁書路線圖就會出現，書展的「國際笑話」，自然會年年鬧下去。而繪製這張路線圖的墨水則是香港那極度扭曲又極度虛無的道德犬儒主義，認受性成疑因而不敢在道德價值問題上展現領導氣魄的政府，加上一群怯於公共討論勇於舉報投訴的市民，就是這種墨水的最佳生產商。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 - 政治人物的道德問題

2007年7月21日

我們雖然很關心包括政客在內的公眾人物有沒有嫖妓，有沒有婚外情；但卻從不理會他們有沒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對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團體來講，一個政治家是同性戀的罪惡甚至比他毫不關懷弱勢群體的麻木不仁還要重。一個議員可以言而無信，實際投票結果與他事前所言截然兩樣；但他卻絕對不能有婚外性行為，彷彿他的性生活和公眾更有關係似的。

我們不能說官員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們該說因為官員佔有特別的職位權能，和公眾有特別的權責關係，所以才要有相應的倫理信條。簡單地講，從政者該遵守從政的專業倫理。如果一個官員破壞了這套專業倫理，他不只對不起他的職位權能，更會傷及公眾利益；這才是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盯清楚的。

【明報專訊】我本來以為廣播處長朱培慶辭職只是香港這小茶杯裏的風波而已，沒想到原來有不少內地媒體也很關注這事，不只報道，並且評論。它們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體的自由與發達，香港社會民意力量的強大，以及香港人對官員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的確，同樣的事件要是發生在內地，首先就不會有媒體擅自發布甚至拍攝一名高官與性工作者把臂同遊的照片。其次，所謂的「民意」也可能根本發作不起來，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見怪不怪不以為意的話。最後，官員更是犯不著為了這點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級有壓力。所以朱培慶的醜聞反倒見證了香港體制的優點。

從政的專業倫理
可是再細想下來，香港社會對官員道德水平的要求難道就絕無可議之處嗎？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該如何要求公職人員的道德水準？它該高到哪個程度？我們又有什麼方法確保公職人員不會失德呢？

回顧關於這次事件的討論，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人贊同朱培慶的解釋，覺得他在公餘時間自己花錢冶遊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問題，與「公務」無關；所以他沒有理由向公眾交代詳情，在這事上真正該問責的其實是他的太太。但是與此同時，很多人又覺得他主動請辭是正確的決定，因為他的形象已經受損，而「社會對於官員道德水平的要求是應該比一般人要高的」。

為什麼當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道德高呢？這其實是一個沿襲傳統但未經推敲的共識，好像從政者都該是聖人，不只比一般人聰明能幹、刻苦耐勞，還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誘惑，在道德操守上堪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靜下來想一想，都會覺得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

從政治權術的角度考慮，如果一個政治人物不只從政成績優秀，還恰巧是個大善人，那麼他的聲譽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但萬一他只是個普通人，齊備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慾，而且不時有踰矩的行為，那麼他是否就此喪失了從政的資格呢？我們該記住即使是孔子，也曾盛讚私德不夠檢點的管仲，說他有功於天下。難道我們竟然要比孔子還講究道德嗎？

但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職人員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齊就行了，因為他們佔據了特殊的職位享有非常的權能，與社會大眾有特定的關係。所以我們不應該抽象地要求他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從他們的職位和權能裏推導出一組特定的道德規則。我們不能說官員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們該說因為官員佔有特別的職位權能，和公眾有特別的權責關係，所以才要有相應的倫理信條。簡單地講，從政者該遵守從政的專業倫理。如果一個官員破壞了這套專業倫理，他不只對不起他的職位權能，更會傷及公眾利益；這才是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盯清楚的。

公然說謊鑄大錯
就以朱培慶這件事為例，他犯的錯誤大概有三條﹕一是光顧聲色場所；二是被記者拍照時驚惶失措；三是事後透過屬下香港電台的公關發表聲明，說當晚他身邊那名女子只不過是朋友的女伴。
第一條錯誤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是私生活的事，既與公眾無關也與其權能職位無關。如果我們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費活動的話，他甚至根本沒有犯錯。

第二條錯誤就更只是公關反應的技巧問題了，我們可以說他處理得不夠機智不夠成熟，破壞了他一貫的穩重形象，但這實在和道德扯不上邊。

直至目前為止，香港傳媒與大眾最關心的就是這兩條了。朱培慶被記者拍到的醜態固然是市民訕笑的題材，當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幹了什麼事更是愈挖愈細，大白於天下。可是那第三條錯誤卻被大家輕易放過了，恍如過眼雲煙。

若按照前面所說的從政專業倫理來看，這第三條錯誤才是最嚴重的。首先，這是一個謊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慶口中的「朋友的女友」，而是他花錢請來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然說謊，當然會令人聯想他是否也會在關涉公眾利益的事務上欺瞞大家了。其次，就算我們採取最寬鬆的態度，覺得這個謊言與公眾無關；但它還是一個很重大的錯失，因為這個謊言是透過政府部門——香港電台的公關發出的。

換句話說，朱培慶冶遊也好，失儀也好，都和他的職位權能無關；反而他事後回應的方法才是真正違反了公職人員的專業倫理，因為他利用職位和政府機器去撒了一個謊，與濫權無異。

尼克遜和克林頓
為什麼我們不把這個謊言看作焦點，卻都跑去關心他那些私人生活的作風問題呢？除了朱培慶擔任公職30年來建樹頗多，盡忠持重，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這裏還有一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且以美國戰後兩次著名的彈劾總統案為例，第一次是尼克遜，第二次是克林頓。在尼克遜案裏，彈劾的理由分別是他隱瞞水門事件的竊聽內情，以及動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等國家機器去針對政敵；在克林頓案裏，彈劾的理由則是他在和萊溫斯基的性醜聞上公然撒謊。

任何人都能明顯地看出，尼克遜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頓嚴重多了，他濫用職權破壞了美國的國家體制，而克林頓犯的卻是一個嚴格來講與公眾無關的「私德」錯誤。為何在短短20多年間，美國議會彈劾總統的理由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首先，從美國開始，最近30年來世界上許多地方的社會氣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傾向，公眾對道德問題的興趣愈來愈濃厚。香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與性有關的議題近來動不動就成了社會分歧的引爆點。更準確地說，這還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為我們雖然很關心包括政客在內的公眾人物有沒有嫖妓，有沒有婚外情；但卻從不理會他們有沒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對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團體來講，一個政治家是同性戀的罪惡甚至比他毫不關懷弱勢群體的麻木不仁還要重。一個議員可以言而無信，實際投票結果與他事前所言截然兩樣；但他卻絕對不能有婚外性行為，彷彿他的性生活和公眾更有關係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領域的議題嗎？

其次，媒體的瑣碎化與相應的「政治化妝術」(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報刊雜誌固然愈來愈喜歡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說說他們放假去何處旅行，孩子又在什麼地方上學工作。同時政治人物也愈來愈不介意公開一點自己的私生活，好營造一個立體的人格形象，讓百姓覺得他很親民。加起來的效果就是把公眾視線從更嚴肅的政治議題轉向至政客的個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從前少了私隱，狗仔隊像追蹤明星一樣跟隨他們，這也實在是大勢所趨，咎由自取。

香港勝在傳媒監察
說回中國政治的現實。我們歷來就很關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時三令五申，要官員端正品行，可是各級幹部腐敗失德的事跡還是層出不窮。原因之一是許多品德的要求陳義過高，沒有從官員實際擁佔的職權出發，反而像是要先找一個君子才請他當官似的，非常不切實際。更重要的是這些道德要求沒有被翻譯變化成具體的制度制約，根本就難以操作。例如我們都不想再看見官員為了一己私慾就大興土木，為自己修築豪華辦公樓，為地方鋪張大而無當的形象工程，可叫他們放棄浮誇的作風就管用了嗎？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品德的問題，而是預算如何編訂如何管控的權力監督的問題；與其奢言道德，還不如貫徹分權制衡的精神。

比起內地，香港或許勝在相對自由的傳媒；但是說到官員道德水平的準則，大家在觀念上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對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這條路就有多遠。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Vic - 不要扼殺台灣的足球運動

2007年7月21日

看到中山足球場要封館三年的消息，真為台灣熱愛足球運動的人感到非常的悲哀。為規劃什麼「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就真有必要將國內唯一專用足球場封閉三年嗎？不支持足球運動也就算了，真要趕盡殺絕嗎？

足球在台灣是弱勢運動，這是事實，但基於尊重diversity，各位權力在手的長官們，不要扼殺掉這個運動好嗎？讓它保留一絲生存發展的希望，或許有一天，台灣人也會真正明白，這個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魅力何在。我說的不是每四年一次在巨大商業利益的推動下，湊熱鬧地瘋世界盃，而是真正讓足球在台灣紮根，讓這運動在小學、中學及大學遍地開花，讓國民從真正參與足球運動中享受健康團隊運動的樂趣，培養對這運動的愛好與熱情。時機成熟，還可以發展本地職業聯賽。而再長期而言，台灣以足球在亞洲以至世界級比賽上為世人所知，也並非遙不可及的夢。不要忘了，不到二十年前，日本足球的水平比中國大陸還要差，但現在日本已是公認的亞洲足球強國，與韓國平起平坐，即使面對歐洲或南美強隊，亦有一拼的實力。

只是日本及韓國人做事，一般都是認定目標就認真盡力去做，they mean business。而台灣呢？還記得去年世界盃正熱時，我們的總統也來湊熱鬧，消費一下這個他完全不關心的運動嗎？總統在他的電子報說，可以考慮派數十位青少年去足球強國如巴西學藝十年，諸如此類，台灣就有希望培養出一隊有實力進軍世界盃的足球隊。

別罵我無聊，還去提這種無聊政客的天方夜譚。只是，今天看到中山足球場要關三年，我很自然就想起了這件事。

各位在冷漠的環境中仍熱心參與，為延續足球運動在台灣的命脈默默努力的朋友們，你們是可愛又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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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足球場 封館三年

台灣蘋果日報 2007年7月21日

【楊桂華、陳揚盛╱台北報導】為配合二○一○年舉辦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北市中山足球場將於明年七月起封館三年，全國足球協會痛斥，中山足球場是國內唯一專用足球場，封館將阻礙台灣足球發展。

足協憂喪失練習場地台

北市體育處處長梁永斐受訪表示，中山足球場明年七月一日起，將改由建設局規劃二○一○年舉辦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屆時若足球球員想練習，可改至大佳河濱公園等地練習。

全國足球協會秘書長林德嘉表示，中山足球場是國內唯一專業足球賽事場地，如今教育局計劃明年起封館三年，會讓足球員喪失練習地方，而據國際足球總會規定，許多國際比賽都採主客場方式進行，封館恐使台灣喪失足球總會的會員資格。

年初才斥資整理草皮

對於北市體育處要足球員到大佳河濱公園練習的說法，林德嘉反批，大佳河濱公園無看台、沒球員休息室等，不符合國際賽事標準。

目前經營中山足球場的希望基金會執行長鄭樹恩也說，今年一月才花四百萬元整理草皮，草皮錢等於白白被浪費掉了。

中山足球場小檔案

成立時間：1989年

面積：55000 平方公尺

封館時程：明年7月~2011年6月，封館3年，供花卉博覽會使用

功能：為國內唯一專業足球賽事場地，有2萬個座位席

資料來源：希望基金會

聯合報社論 - 和解共生：每個台灣人皆有作台灣人的權利！

2007.07.18

民主選舉與文革及納粹運動的根本不同之處，即在文革否定了他人作為「國民」的平等權利，納粹運動則甚至否定他人作為「人」的權利。現在的問題是，台灣的政治危機已近乎此：看不順眼就說你不是台灣人，甚至稱你「中國豬」而否定你是「人」；與你競選就指你是「外來政權」；不肯行憲守憲就說自己修的憲法是烏魯木齊；無能治理國家就否定中華民國而揚言另建台灣共和國；自己把台灣撕扯得四分五裂然後就說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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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長廷主張和解共生。因此國人可以對他有一最起碼的期待，希望他能尊重每一個台灣人都有作為台灣人的權利。

民進黨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即使依此定義，則所有中華民國國民皆是台灣人，所有台灣人亦是中華民國國民。

謝長廷與馬英九所持同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若謝長廷是台灣人，馬英九當然也是。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皆註冊為中華民國的政黨，若民進黨是「本土政黨」，國民黨亦不是「外來政黨」。同理，支持謝長廷與支持民進黨者是中華民國國民，是台灣人；則支持馬英九與支持國民黨者亦是中華民國國民，是台灣人。

罪刑法定，若要褫奪任何人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資格，或剝奪其作為台灣人的權利，即必須根據明文的法律，經由法院的判決始可。謝長廷不可逕自宣判任何人不是台灣人，馬英九亦不可逕自宣判任何人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唯有在此一起碼的基礎上，始能談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與政黨政治。畢竟，我們現在進行的是在民主憲政下政黨競爭的平等選舉，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因此沒有人可以被打成黑五類或反革命分子；民主憲政下的政黨競爭也不是納粹運動，因此沒有人可以自封為「台灣的亞利安人」，亦沒有人可以被打成「台灣的猶太人」。

其實，近年有極多的專家學者警告指出，台灣的民主憲政與政黨政治，已有文革化及納粹運動化的傾向。謝長廷對此頗有警覺，因此他反對「民主內戰」，主張和解共生。民主選舉與文革及納粹運動的根本不同之處，即在文革否定了他人作為「國民」的平等權利，納粹運動則甚至否定他人作為「人」的權利。現在的問題是，台灣的政治危機已近乎此：看不順眼就說你不是台灣人，甚至稱你「中國豬」而否定你是「人」；與你競選就指你是「外來政權」；不肯行憲守憲就說自己修的憲法是烏魯木齊；無能治理國家就否定中華民國而揚言另建台灣共和國；自己把台灣撕扯得四分五裂然後就說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以上這些「宣判」，皆沒有憲法或法律的根據，亦未經法院依正當程序作出判決。只消陳水扁說「四要一沒有」，「中華民國」就成了必欲滅之而後快；只消游錫堃說施明德是中共同路人，施明德就失去了作為台灣人的權利；如今又聞謝長廷指馬英九為「外來政權」，馬英九及其支持者亦皆成了「非台灣人」。若依這個標準，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等亦皆是中共同路人，也都是賣台集團。

因為，如今所謂「台灣人／非台灣人」的區別標準，根本不在種族與血緣的差異，而完全是一種政治標籤。民進黨批發的政治標籤無非：支持台獨，就是台灣人；不支持台獨，就不是台灣人。支持民進黨，就是台灣人；不支持就不是。支持貪腐的陳水扁，就是台灣人；不支持就不是。支持謝長廷選總統，就是台灣人；支持馬英九就不是台灣人，就是中共同路人，就是賣台集團。

這樣的政治操作，將使「民主內戰」變質為「敵國交戰」。若用謝長廷的語言來說，台灣非但不是菩薩道，簡直已成修羅場。台灣不僅已被分裂成兩個國家「本土政權／外來政權」，甚至台灣亦將惡質化為沒有「國民」的阿鼻地獄；中華民國國民不認同台灣共和國，台灣共和國國民欲推翻中華民國，於是所有的台灣人皆失去了作為「國民」的身分與權利。這樣的政治操作，不僅是在分裂國家，更簡直欲使「國民」的身分與內涵徹底空洞化與虛無化。二千三百萬人如同喪失國家認同及國民內涵的冤魂，相互仇恨，相互殘殺。試問：這究竟是天堂菩薩道，或其實是地獄修羅場？

這次選舉是在民主憲政下進行的政黨競爭，不是文革，也不是納粹運動；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中華民國國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台灣人，任何人皆不可剝奪任何人作為中華民國國民與作為台灣人的權利。

謝長廷主張和解共生，理應期待他為二千三百萬台灣人作出實踐其理念的正確示範：尊重每一個台灣人作台灣人的權利！

【2007/07/18 聯合報】

黃榮堅、李佳玟 - 有罪推定，讓人難安

中國時報 　2007.07.13

我們無法回答蘇建和三人是不是「真的有做」，但可確知的是，從判決書來看，本案的證據太過薄弱，要用這樣的證據判這三個人殺人罪，違反我們的專業，也違背我們的良心，更讓我們擔憂未來法院是不是不需要足夠的證據就可以定一個人的罪，只為了要給大眾與被害人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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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問起要不要參加蘇案平反的連署，作為法律人，我們有些猶豫，因為還沒看過判決，也從未接觸過蘇建和案的卷宗。不過，在閱讀本次蘇案的有罪判決書之後，作為法律人的我們實在很難再沉默。這份充斥著「有罪推定」邏輯的判決，讓人寢食難安。如果說有罪判決必須做到讓被告啞口無言，俯首認罪，在蘇案中，我們看不到具有力道的指控。我們只看到，法院花了非常多時間在論證被告的反證為何不成立，建構被告罪狀的積極證據卻十分薄弱。法院的邏輯顯然是：因為被告反證不成立，所以被告有罪。

在刑事程序中，被告被預設無罪，法院的心證必須從零開始，檢察官有義務在審判庭上提出所有能夠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法院僅能在這些證據上累積心證，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必須充足到「沒有存在被告還是有可能無罪的合理懷疑」，法院才能判被告有罪。在此結構下，只要在經驗上無法否定辯方反證有成立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是合理的，不是硬拗的，那麼法院還是必須判被告無罪。但在概念上必須釐清的是，即便被告所提的反證不成立，也不代表被告有罪，重點還是檢察官是否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被告有罪)。

以此檢視法院的判決，可以發現：除了自白之外，法院並無其他可以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即便採納國內鑑識結果，認為是多人多刀，法院並沒有交代這多人多刀跟蘇建和三人有何關係，多人行兇不一定就是蘇建和三人。同樣的，法院認定蘇建和三人利用菜刀行兇，提供的理由是「菜刀上有被害人的毛髮、共犯王文孝的指紋，以及蘇建和三人曾在自白中提到菜刀」。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證據只能證明王文孝持菜刀殺人，至於蘇建和三人的部分，還是只有自白。可以追問的是：究竟是菜刀是在被告住居所搜到？還是菜刀上有這三人的指紋或是ＤＮＡ？法院為何選擇性地相信被告此部分的自白？只因此部分對被告不利？法院決定自白可信與不可信的客觀基準究竟在哪裡？

依此檢視法院的論證，可發現法院定蘇建和三人的罪自始環繞在自白上。姑且不論被告的自白是否出於刑求至今仍有相當大的爭議，刑事訴訟法明白規定法院不得僅依據被告自白來定罪。在此情況下，被告的不在場證明、共犯王文孝當時是否吸食安非他命，甚至是李昌鈺的鑑識意見是否可信都不重要，原因在於，除了被告與共犯自白，並沒有其他證據真的能證明蘇建和三人有罪。

或許還是有人要說，只憑判決，我們怎麼知道被告是不是真的無罪。我們想說的是，法官若不能在判決上提出讓人信服的理由，只能以「你沒看過卷宗，所以你不知道…」來面對批評，說實話，這樣的司法水準讓我們恐懼。我們是不是可以「合理」推斷，法官之所以提不出更多的證據，是因為有罪證據真的就只有那麼一點點？還是法官認為有沒有證據不重要，自白才是一切？

有些人的心裡或許存在一絲猶豫，懷疑蘇建和三人或許是真兇，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法官、檢察官執著地認定他們三人有罪。問題是，在程序上我們不能讓這一絲擔憂轉化成有罪判決。姑且不論我們說實在也拿不出更多的證據支持這些擔憂，如果我們的直覺錯了怎麼辦？如果讓法官的直覺與正義感凌駕刑事訴訟程序所有的原理原則，那麼這樣的刑事訴訟程序，到底離正義越近，還是越來越遠？

我們無法回答蘇建和三人是不是「真的有做」，但可確知的是，從判決書來看，本案的證據太過薄弱，要用這樣的證據判這三個人殺人罪，違反我們的專業，也違背我們的良心，更讓我們擔憂未來法院是不是不需要足夠的證據就可以定一個人的罪，只為了要給大眾與被害人一個交代。我們認同連署書上針對刑事程序的主張，我們也認為，此一連署並非是想要在實體上左右法院的判決，而是要求法院重視正當法律程序，我們因此參與死囚平反連署，我們也呼籲所有看過判決書的人一起加入。

（黃榮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刑事法學教授，李佳玟為成功大學法律系刑事法學副教授）

梁文道 - 政府錯過了回歸10周年的機會

2007年7月5日

整套回歸10周年紀念活動的本質，用最簡單甚至粗糙的話講，那就是媚上謝恩。

回歸10年了，我們香港人沒有一天不聽教訓，總有人說我們太不了解國情，要多多認識進而認同祖國。可是反過來看，內地百姓又有多了解港情？他們又有多認同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呢？如果林瑞麟局長領導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過工夫蒐集內地報刊、網絡和各種傳媒報道，從裏面分析出內地人民對香港的印象的話；應當不難發現他們對香港的認識仍然相當浮淺甚至有誤。特區政府從來不關心這個問題，駐京辦也無心無力去改善這種情況，於是唯一在內地宣傳香港的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就是「旅遊發展局」了。所以我們完全不用訝異，很多人至今仍然以為香港無非就是個專門用來吃喝玩樂的資本主義天堂。

這條路線背後的心態何其閉塞內向，把回歸10周年單向地變成了香港人關起門來自己取樂的派對。從肉麻當有趣的「香港始終有你」系列廣告，到足球比賽、花車巡遊，再到大型文藝晚會，這些活動全是自己人對自己人喊話的娛樂式政治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大家感到今天應該很高興，然後再讓中央和全國百姓看我們高興歡快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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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年的7．1遊行，警方先是重重設限，務求壓縮遊行的壯觀效果，使之及早結束，不要耽誤晚上煙花表演的正事；到了不能如願的時候，就乾脆派出便衣臥底，裝作遊行糾察，催促市民走快兩步。這個小動作巧合卻又必然地說明了整套回歸10周年紀念活動的本質，用最簡單甚至粗糙的話講，那就是媚上謝恩。

替官方設想，要紀念回歸10周年，大抵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把基調定為慶祝，營造一片市面繁華，人人歡欣鼓舞的榮景；而且還要把慶祝的焦點集中在感謝中央大力支持這一點，讓大家發現要是沒有中央政府的鼎力相助，香港就不會有如今這般好辰光。至於另一種呢，我們也就別要求政府搞什麼反思自省的智性工作了，但它如果真心覺得今天的香港成就非凡，那它是不是可以將重點放在對外宣傳這些成就上頭呢？

事後看來，特區政府明顯地採取了第一條路線，到處支持載歌載舞的歡慶活動。而大熊貓與國寶展覽則具體地彰顯了什麼叫做中央支持(順帶一提，難得來港的《清明上河圖》長卷在展出的時候竟然被主事者捲起兩端，使市民不得盡窺全豹)，胡錦濤主席的親臨更是最最重要的「中央重視」。為了把握好歡慶和謝恩的主調，像遊行這類市民自發的異議活動自然是要讓路的了。

這條路線背後的心態何其閉塞內向，把回歸10周年單向地變成了香港人關起門來自己取樂的派對。從肉麻當有趣的「香港始終有你」系列廣告，到足球比賽、花車巡遊，再到大型文藝晚會，這些活動全是自己人對自己人喊話的娛樂式政治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大家感到今天應該很高興，然後再讓中央和全國百姓看我們高興歡快的模樣。

說它閉塞內向，是因為政府本來可以更大膽更進取，將紀念回歸10周年變成十年一遇的城市形象宣傳的絕佳機會；而這宣傳的對象不是外人，正是所有內地百姓。就算限於官方理由，不能完全把香港的真實景況陳現人前，至少也可以展示它自信美好的一面吧？

回歸10年了，我們香港人沒有一天不聽教訓，總有人說我們太不了解國情，要多多認識進而認同祖國。可是反過來看，內地百姓又有多了解港情？他們又有多認同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呢？如果林瑞麟局長領導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過工夫蒐集內地報刊、網絡和各種傳媒報道，從裏面分析出內地人民對香港的印象的話；應當不難發現他們對香港的認識仍然相當浮淺甚至有誤。特區政府從來不關心這個問題，駐京辦也無心無力去改善這種情況，於是唯一在內地宣傳香港的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就是「旅遊發展局」了。所以我們完全不用訝異，很多人至今仍然以為香港無非就是個專門用來吃喝玩樂的資本主義天堂。

不要小看這種無知與誤會，它帶來的結果可以是很嚴重的。有一些在內地市面流通的書籍竟然說港英政府曾經致力於推動港人效忠英國王室，認同自己是英國人。所有經歷過殖民時期的市民都曉得這個描述離事實遠甚，但內地的讀者卻不知情，他們會不會就此認為久經殖民的香港人其心果然可疑呢？難怪每回有一絲半點的香港民主爭論消息傳進了內地，都有內地網民抨擊香港民主派死抱外國人的大腿抗拒回歸了。對於這類不公平的認識，政府是樂見其成還是覺得有澄清緩解的需要呢？

去城市生活定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勢，所以內地有許多民間機構喜歡弄些城市排行榜出來，比較全國各大城市的經濟、環境、文化和生活水平。直到一兩年前，香港還很難出現在這類榜單之上，不知就裏的話，香港讀者很容易以為香港的環保工作比起重慶和武漢還不如。其實香港不上榜的理由是主辦者根本沒把香港算進中國城市的行列。我們不是10年前就回歸了嗎？香港難道不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嗎？為什麼香港在那麼多人的心目中還不是中國城市的一員呢？說到內地對香港的認同，最好玩的莫過於中央領導左一句「香港同胞」右一句「香港同胞」了。表面上看，「同胞」二字是用在自己人身上的；實際上，它又很矛盾地點出了被稱作「同胞」的這群人還不算徹底的自己人。要不，我們何時見過胡錦濤把北京市民稱作「北京同胞」，叫上海人為「上海同胞」呢？回歸絕對不是單方面的認祖歸宗，而是雙向的溝通與互容。

特區政府本來該做的，就是把握回歸10周年的契機，趁人家對香港還有點興趣，去規劃一些宣傳公關活動，刷新香港的形象；讓人發現在「旅遊天堂」之外，香港還有別的好東西。其實它平常就該留心這個問題，分析研究內地人心目中的香港是副什麼模樣，然後重點地針對若干關節製造宣傳攻勢。但它現在卻選擇了最保守最內向的慶祝活動，似乎是為了向上頭交差，讓胡錦濤他老人家感到不枉此行，瞧香港人這股愛國熱情，瞧香港的繁榮安定。

好在今天的內地傳媒與10年前大有不同，他們紛紛來到香港報道回歸10周年，去的不是官方派對式活動，而是走進街頭巷尾，力求探索真實的港情。總體而言，雖然他們也有批評，也有很多負面的觀察，但大致上還是叫好的。可是這個好和特區政府所極力營造的好卻很不一樣，他們當然看到了香港在很多方面的秩序、專業與法治，但也看到了(比內地要好的)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正是這批鋪天蓋地的報道和專輯，讓我們重新發現了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它不只能替國家生金蛋，更是一面制度建設和社會變革的鏡子。這些媒體當然比特區政府更了解內地人民想在香港身上看到什麼，又需要看到些什麼。比起政府花去一大筆錢炮製出來的「香港大轟炸」(也就是煙花表演與加強版的「幻彩詠香江」)，他們更想參觀的或許是警方致力打壓的7．1大遊行。

我們並不奢望政府能夠把遊行示威當做香港的賣點(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回應7．1遊行，照例把它說成一國兩制落實的證明。看來民間人權陣線應該向政府申請資助，把7．1遊行列入慶賀回歸10周年的活動)，但與其只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辦一個展覽，何不製作一組面向全國，標榜香港法治健全甚至政府服務效率等種種香港優勢的廣告呢？這應該比呆在香港推銷「香港始終有你」划算得多。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蔡子強 - 等待果陀

2007年7月5日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曾撰寫過一套著名話劇《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被譽為史上第一套廣為人知的「荒誕劇」。

劇中兩位主角，愛斯特拉岡(Estragon)和弗拉季米爾(Vladimir)，在一個路口，一直等待一位叫果陀的人。可惜，這是一場注定毫無結果的等待，果陀由始至終都沒有出現。

當第一幕結束時，一位小男孩跑來報信，說果陀今天是不會來的了，所以請他們且多加忍耐，到了明天果陀一定會來。於是兩位主角且回家休息，重新整裝，抖擻精神，待至明日，再滿懷期望的重新出發。但到了第二幕，幾乎一切照舊，兩位主角繼續癡癡的等，到了結尾時，男孩再次出現，再次報信說果陀今天不來明天才來。於是兩人及觀眾，再一次失望，再一次受到愚弄。

可以想像，如果這套話劇有N幕的話，同樣的劇情會N次的上演。悲哀得徹底，荒謬得徹底。

為什麼兩位主角要等待果陀呢﹖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前路，全繫在果陀身上，深信可以藉此得到救贖。所以儘管累得要命，他們還是要等下去，別的都擱在一旁，等待果陀成了生活的唯一內容，但結果亦因此，劇中什麼也沒有發生，內容空空洞洞。

我們或許可以不屑兩位主角的守株待兔，冥頑不靈，但他們在等待中所表現出的極大耐性，又何嘗不像是一幕「希臘悲劇」，對天意弄人，對無奈的等待、無盡的煎熬，作出最強烈的控訴。

但現實生活中，有比起《等待果陀》更為荒謬的荒誕劇。

打從80年代，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開始，香港便開展了有關民主化的辯論。我記得當時好些「德高望重」的本地愛國大老，苦口婆心、語重心長的勸告我們，九七回歸是歷史性創舉，當中帶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所以且讓大家先站穩陣腳，待10年後到2007，大家才實踐民主和普選，那還不遲。

結果大家乖乖的等了10年之後，他們又搬出另外一些理由，說今天普選未是時候，明天普選一定會來。讓人以為是電視錄影帶的簡單回帶重複。昨天的承諾，大家恍如失憶的，再沒有人提起。

「荒誕劇」

香港社會亦因為無休止的普選爭拗而停滯不前，別的急待之社會改革亦被拖累，變得空空洞洞。整個社會只能交上一張白卷，被其他東亞國家，以至祖國神州，慢慢拋離在後。

到了《等待果陀》一劇的結尾，終於出現了一絲變化，主角之一的愛斯特拉岡，憤而把本來當作褲頭帶用的繩子解了下來，用來上吊自殺，結果褲子便掉了下來，露出非常醜惡的一幕。不單主角的尊嚴蕩然無存，原本一個壯烈的舉動，也變得滑稽可笑，這才是人生真正教人灰心、失望的一幕。

這就像香港一樣，20年的等待固然是磨人，但更醜惡的是，過程中，那一個又一個的工商巨賈、人大政協，在過程中說出一番又一番的謬論，暴露出的世態炎涼、指鹿為馬。而大家的無助和憤慨，便成了好比笑柄，尊嚴慢慢蕩然無存。

我們甚至沒有像希臘神話裏，那個肩負著要把石頭推上斜坡那種永恆宿命的西緒弗斯(Sisyphus)一般的悲壯。生活卻只像《等待果陀》般荒謬，當中沒有快意恩仇、血腥仇殺，又或者史詩式的英雄，有的只是卑微的「主人翁」，用近乎絮絮夢囈的言語，反覆重複，來延續命運的主題。

我們既沒有像汪精衛般，憤而搞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黨，亦沒有像南韓學生引火自焚般的悲壯，有的只是反覆重申20年來大家卑微的要求，以及早已熟得爛透的論據。

下星期三，曾蔭權將發表他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故事又將在舞台上演。是新的一幕﹖還是舊的一幕之反覆重複﹖我們只有拭目以待。

南方朔 - 「名人文化」和「醜聞文化」

2007年6月11日

「我很爛，可是我很紅。」

「在出名愈來愈密集的時代，也是醜聞愈來愈密集的時代。名人的醜聞日益模糊掉了人們行為上當為或不當為的界線，因而也就注定了道德的愈來愈鬆弛。」

從20世紀中期間始，由於影音媒體的日益發達，過去那種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前提的「出名」(fame)，已讓位給了與這些美德無關，而純靠觀眾為基礎的新「名人」。

「名人文化」其實不只是模糊掉各種道德界線而已，它真正模糊掉的是什麼重要或什麼不重要的界線。

影音媒體日益發達，在增進人們知的權利時，媒體也像攪拌機一樣，把世界攪得日益模糊，也把世界變得扁平化，它壓縮掉了歷史的縱深，壓縮掉了人們知覺的範圍。

Vic：當你走過報攤前，瀏覽一下報紙及周刊的標頭及圖片；又或者你住在台灣，在家裡坐下來看個十五分鐘的電視新聞，你是否曾有過噁心鬱悶到想吐的感覺？還是你已習已為常，甚至是如魚得水？今早在捷運上瞄了一眼一位乘客在看的免費報，果然又是大篇幅的「楊宗緯」，用到濫的誇張聳動字眼「飆淚」之類的（不用懷疑，那是壹傳媒集團在台的出品《爽報》，保持該集團的優良特質；事實上，台灣原有的媒體也日益蘋果化）。

媒體賺錢第一的傾向越來越強，惡性競爭下日益媚俗，盡力exploit人性的陰暗面，格調及社會責任不再是重要考慮。在媒體影響力空前膨脹的現今，這種主導一切的小報（tabloid）媒體模式，將一再測試社會的承受底線，加速社會邁向娛樂至上、無是無非、拒絕認真、鄙視嚴肅的新烏托邦－－在那裡，沒有什麼是惡俗、缺德的，而我們也將不再懂得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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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先來說兩則外國娛樂圈吸毒及酒駕的最新故事：

英國的姬摩絲(Kate Moss)乃是年收入千萬美元的名模，諸如香奈兒(Chanel)、柏柏瑞(Burberry)、英國最大服裝連鎖店H&M，都以她當家宣傳。2005年9月她生活糜爛，既吸毒，又亂搞性關係，甚至還傳有3P遊戲的醜聞曝光，所有的名牌全都與她撤約，名模生涯即將完蛋。但在高人指點下，幾次不化妝扮可憐的道歉懺悔，再加上有著名廣告經紀公司老闆布蘭森(Richard Brandson)運籌幃幄，從一家手機廠牌的廣告低調再出發，於是醜聞很快就被忘記，只不過3個月又是千嬌百媚名模一條。姬摩絲乃是演藝娛樂圈醜聞纏身，聲名狼藉，但復出速度最快的一個，只不過打個盹，就一切雨過天青。而她最需感謝，當然是布蘭森了。他在當代娛樂圈這個「名人創造及修復機制」裏極有名氣，稍早前歌星喬治男孩(Boy George) 因吸毒而醜聞纏身，就是布蘭森幫忙修復的。

其次，美國的「醜聞小天后」帕里絲(Paris Hilton)從來就醜聞不斷，每次醜聞如吸毒等，都在鬧了一陣後即被忘記，而後藉著上《周六夜線現場》節目再出發，這個節目已成了「醜聞修復機制」裏重要的一環，前陣子既吸毒又召妓的曉格蘭特，就是靠這個節目而再起的。去年底帕里絲酒駕被逮，送上法庭，居然只關了3天就放人，在美國鬧出軒然大波，也坐實了「名人享有法律特權」的說法。而這種「名人法律特權」，她並非第一個，球星OJ辛普遜的殺妻案，天王巨星米高積遜的性侵男童案都是前例。

英美上述兩大「名人」(celebrity)的醜聞故事，都不能算是特例，而是當今「名人文化現象」的普遍情況。從20世紀中期間始，由於影音媒體的日益發達，過去那種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前提的「出名」(fame)，已讓位給了與這些美德無關，而純靠觀眾為基礎的新「名人」。古代的名人由於依存於整個美德機制，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夕出名，而到了現在，則一夕成名成了常態，「辣妹合唱團」即是一夕成名的最佳例證。這種一夕成名所已成就的名人，他或她們已被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布勞迪(Leo Braudy)稱為「沒有祖先的名人」，他或她們沒有祖先的名聲要守，在這個出名本身已和美德無關的「出名市場機制」下，要這種人擔負起形象或教養的責任，當然也就完全沒有意義。因而專門研究「出名經濟學」的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考文(Tyler Cowen)遂指出﹕「在出名愈來愈密集的時代，也是醜聞愈來愈密集的時代。名人的醜聞日益模糊掉了人們行為上當為或不當為的界線，因而也就注定了道德的愈來愈鬆弛。」

而今天的台灣，其實早已進入了這種「出名文化」和「醜聞密集文化」的時代。英美有影藝娛樂圈名人吸毒和酒駕的醜聞，而類似的事情，在我們這裏則以一種變本加厲的程度在上演。小老百姓都知道吸毒不對，酒駕絕對不可以，但我們的「名人」呢？看著這些人在醜聞甚至觸法後的道歉，就格外讓人懷疑，這種道歉到底有多少真誠的含量？或者這只不過是「醜聞修復機制」的懺悔扮可憐而已？而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台灣每天發生多少的攸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又有多少社會事件在進行，但在「名人文化」的媒體裏，卻連篇累牘都是這種名人醜聞的報道。「名人文化」其實不只是模糊掉各種道德界線而已，它真正模糊掉的是什麼重要或什麼不重要的界線。10年前戴安娜王妃和德蘭修女在一周內逝世，王妃是名人，修女則是人間難有的聖女，但在媒體上，兩人所受到的卻是與她們重要性完全不能相比的待遇，「名人文化」對世界的扭曲，已到了驚人的程度。

其實，影音媒體日益發達，在增進人們知的權利時，媒體也像攪拌機一樣，把世界攪得日益模糊，也把世界變得扁平化，它壓縮掉了歷史的縱深，壓縮掉了人們知覺的範圍。對這個問題，美國曾有百年民調為據﹕

在1898年，美國曾對高年級學童做心中的榜樣人物調查，結果選出的都是對美國歷史做出貢獻的大人物，如華盛頓、林肯、海倫凱勒的老師等，這些政治領袖和道德榜樣佔78%，另外有12%則是學童讀到故事書裏的人物。

同樣的調查，到了1948年已出現重大變化，華盛頓和林肯等不見了，當時總統小羅斯福排名第一，運動明星佔了23%，娛樂圈人物佔14%，故事書裏的人物也告消失，宗教道德領袖剩不到1%。

而到了1986年，除了總統列根外，其他人全都是演藝娛樂圈，甚至列根恐怕也都應算是演藝圈。

美國百年民調，見證了歷史縱深的失落、世界的扁平化，以及娛樂名人的凌駕一切。西方人對戴妃和德蘭修女受到不對等的待遇而慨嘆，而我們也不要疏忽了，不久前亞洲鐵人楊傳廣和年輕藝人許瑋倫同日死，媒體，特別是影像媒體是怎麼報道的？楊傳廣是台灣歷史上的英雄，而他在扁平化的台灣，竟然連一個二三線的藝人都比不上，「出名文化」竟然扁平如此，又怎不令人感慨？而最近期間，台灣藝人吸毒和酒駕撞死人的消息，竟然成了連篇累牘的大新聞，世界扭曲到這樣的程度，讓人夫復何言？

目前的世界在媒體時代，早已本末倒置，因而出現了獨特的「出名文化」，娛樂界已成了最大的名人來源，而這種出名也不再和美德或功勳有任何關聯，因而出名愈密集，醜聞也愈密集，演變到最後，甚至還會像美國一樣，法律也對這種名人網開特權。而這種情況，只要我們把媒體和出名視為一個市場，它就無法避免。稍早前我們有個這樣的名人因為醜聞纏身而灰頭土臉，他即得意的表示﹕「我很爛，可是我很紅。」這是絕世名言，已將當今「名人文化」所造就的「醜聞文化」做了最具象的素描。

而對這樣的「名人文化」，我們其實是無力的，當出名已成了一個市場，它就注定了這個方向，但儘管無法扭轉，卻仍可制衡改善﹕

(一)考文教授指出，這種「出名文化」乃是大眾文化的必然，但人類至少可以在價值守門這部分看守住最後防線，亦即各專業領域要有自己真正符合標準的「名人」，只要這種真名人不死，「名人文化」即不可能淹沒一切！

(二)西方娛樂業「名人文化」固然惡形惡狀，但我們卻也不能疏忽了，它的行業裏真正中流砥柱的，卻都有高度的自覺。舉例而言，奇連依士活一家生活嚴謹，進步不斷，父子都成了專業性的業餘鋼琴家，保羅紐曼、羅拔烈福、辛潘、梅麗史翠普、佐治古尼、胡比高拔，也都同樣在形象上持續追求完美並熱心公益。當我們看到別人惡形惡狀的一面時，更應該見賢思齊的許是另一面吧！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