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儀芬 - 「區議會方案」 真的向民主邁進？

2010年4月30日

【明報專訊】對於立法會2012年的組成，政府建議增加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至6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政府認為民選區議員經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選民基礎廣濶，所以由他們互選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強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這說法成立嗎？

首先，民主選舉的定義是平等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從這角度看，「區會方案」跟傳統功能組別選舉沒有分別——都是選民基礎狹小而參選資格高度篩選的小圈子選舉。「區會方案」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只限於幾百名民選區議員，數百萬香港選民並不享有這兩項權利。即使參選權擴至非區議員，普羅選民如無權投票由誰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就談不上增強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成分。

區議員間選 無助民主問責

或有論者說，由民選區議員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他們應會較問責。這需要商榷。投票權是民主政制的重要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促使議員以選民的利益為依歸，否則競選連任時，將有被趕離議會的風險。然而，在區會功能組別選舉中，這問責的誘因並不存在。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議會命運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一般選民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因此他們將無可避免地傾斜於同僚的要求多於回應選民的訴求。

論者可能反駁，對於不稱職的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只要相關區會的選民不讓其連任，那她不就喪失被互選為立法議員的機會嗎？那不就能令她向選民問責嗎？這說法沒有解決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向廣大選民問責的問題。區會功能組別議員是立法會議員，處理全港性事務。立法會直選議員面對的是數十萬計選民，但每個區會的選民只是一萬幾千至二萬之數。如果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表現不佳，但有權決定其去留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和一個區會選區的選民，這其實與傳統功能界別小圈子選舉無異。

論者可能再反駁，選民大可指示區議員投票給指定的區會功能組別選舉候選人。只要區議員想連任，就有誘因跟從選民的「投票指示」。這樣，選民即使沒有選票在手，也可間接令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回應自己的訴求。然而，這誘因未必如想像般強烈。

首先，一個區會選區內的選民，對區會功能界別候選人的評價多會不盡相同，除非他們對候選人的期望和評價有明顯共識，他們的「投票指示」將會是多樣、不明確而容許不同詮釋的。其次，區會的首要功能是地區事務，不是選舉立法會議員。選民應不會單以區議員在互選立法會代表中的投票意向評價他們。因此，區議員在互選區會功能代表中的投票意向將有很高的自主性。選民透過「投票指示」從而間接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的想法，只會是一個「遙遠的希望」。這希望更可能因為區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小圈子」性質而成為「奢望」。政治哲學大家穆爾（J. S. Mill）對小圈子選舉有如此批評：它無可避免會為密謀操控及各種形式的賄賂提供最大方便（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in whose hands....the election of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ould reside, could not but afford great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intrigue, and to every form of corruption....）。

民主倚靠制度的建立

民主並不倚靠希望。民主倚靠建立制度——透過有效機制確保政府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投票權和參選權是民主政體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一個大部分選民既無投票權，亦無參選權的選舉，不可能稱作民主。辯說區議員由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因此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是不成立的。

特區政府拒絕開始取締功能組別，反而建議再增加功能議席，又聲稱「區會方案」是民主進步的，這真是跟香港人開玩笑。1985年當立法局首次引入選舉，其中10席就是由區議員選出，這方法在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時廢除。其後，由直選區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推選立法局議員只曾在彭定康1995年政改方案中引入過。若說「區議會方案」是進步的，它無疑是帶領港人往「過去」邁進！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葉家興 - 金融創新 向下沉淪

2010年04月26日 台灣蘋果日報

Vic：你真的認為「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嗎？我希望是這樣，但事實恐非如此。不出數年，短視健忘的人們，大概又將要高盛（或類似的頂級金融機構）當作神那樣膜拜了。這麼講不是誇張，現今這年代，全球盛行的宗教叫做「經濟發展至上論」，而高盛標榜的，不正是「Our Work Enables Growth」嗎？兩手空空、不事生產，大玩虛擬的金融買賣，就不但能「enable growth」，自己還能賺得荷包腫脹，這種本事不是很神嗎？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批評：「說到底，金融體系的關鍵功能包括風險控管、資本配置，以及壓低交易成本。但我們的金融體系沒有一樣做得到：業者製造風險、資本管理不善，而且造成龐大的交易成本--在本次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業盈利佔企業總盈利約40%（Vic：別忘了，金融業的盈利就是非金融業的成本；金融業越賺錢，非金融業付出的成本越沉重）。金融業還導致人力資本錯置：美國優秀的年輕人抵擋不了輕鬆賺大錢的誘惑，大批加入金融業。當中一些傑出人才若流向其他領域，大有可能以真正的發明或創新促進社會進步。」

1999年2月15日，《時代雜誌》封面是Greenspan, Rubin & Summers，近代史上三大金融蠱惑仔被捧為「救世的英雄」。當年正是這三位先生堅持政府不必監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種下日後華爾街胡搞亂來的禍根。Greenspan執掌美國央行，負有責無旁貸的金融監管責任，卻始終認為政府監管一些高風險金融活動是不可行的；並且一直認為央行沒有能力控管資產泡沫，貨幣政策因此不應考慮資產價格。他因此不負責任地長期維持偏低的利率，讓金融體系內充斥廉價資金，為資產泡沫與金融投機推波助瀾，製造「不理性的榮景」。

近數十年來，世上無本生利、賺錢能力最強的其中一個行業叫做投資銀行。這行業除了賺錢，什麼都沒生產出來，卻為社會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家衣冠楚楚，但盡做些爾虞我詐的勾當，將自己的財富建築在別人的損失上。但社會大眾鄙視這些人嗎？不是的，大部人只是對他們無比豐厚的薪酬與獎金艷羨不已，視他們為成功人士的榜樣而已。
我們將金融炒賣視為可稱羡的正業，將掠奪社會財富的銀行家視為天之驕子，而責無旁貸的政治領袖卻犬儒冷漠、冥頑不靈，這樣的世界又怎能不沉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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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決定到香港開始學術生涯。離開前，向幾位移民到美國的長輩報告動向，其中一位居住紐約的親戚，電話裡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怎麼不去高盛？」

上一代華人移民努力培養子女進入美國名校，認為融入美國社會的最好方法，不是當醫生、律師，就是進入華爾街。這位長輩的子女分別從哈佛醫學院和史丹福法學院畢業，在波士頓和紐約當醫師和律師。在他們眼裡，擅長文科的當律師，擅長理科的當醫師，擅長金融的到華爾街是天經地義的選擇，而華爾街頂尖的公司當然是高盛。

10年過去了，飽受科網股泡沫、房地產泡沫、石油泡沫折磨的美國人開始對華爾街失去敬意，這位事業有成的長輩也不例外。現在如果再遇到私人銀行家向他推銷結構型投資商品，他會敬而遠之，回以「Don't Goldman Sachs me！」意即是說：「別再拿金融創新的幌子來詐騙我的錢。」

金融海嘯後數百萬失去工作的人們難以理解，為什麼一些買房的人無力支付貸款，竟會釀成百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原本是用來規避風險、穩定經濟秩序的金融創新，怎麼搖身變為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成了系統風險的來源？

放大系統風險來源

美國證監會前周五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指控可能回答了許多人心裡的疑惑。原來有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並幾乎摧毀了為該產品提供擔保的保險巨人AIG。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最近承認，錯誤地採納兩位前財長的主張，毋須特別監管衍生工具的透明度，因為這些昂貴和精密的產品，只有小部分人會購買這些產品，而他們不需要額外保障。言下之意，衍生工具只是企業和少數富人彼此之間的零和遊戲。

然而，次級房貸相關的衍生產品，讓大型金融機構產生鉅額虧損。其中美國的AIG、德國的IKB銀行、英國的RBS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

美國證監會起訴高盛之後，英、德兩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先後開始進行對高盛的調查，而幾家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也表示，要研究交易裡是否存在誤導以及資訊披露不明，考慮對高盛提出求償訴訟。

高盛案件何去何從？到底只是冰山一角，未來即將引爆更多的詐欺訴訟？或只是金融市場的小漣漪，很快高盛就會與證監會和解，從而將一切紛擾劃下句點？樂觀和悲觀的理由都有，恐怕一時之間難以論斷。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在許多人眼裡，包括我那位移民美國的親戚在內，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

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留下了一句經典名言：「貪婪是好事。」時代雖然不同，人心卻亙古不變。當時的情節仍然生動刻畫今日的華爾街。為了金錢而出賣靈魂的金童，以更厲害的金融創新為武器，造成更大規模的殺傷力。

少數人的貪婪，犧牲了多數人的經濟福祉。無論高盛是否打贏官司，人們對金融創新的思考與監管的要求，絕對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李怡 - 假如黃福榮仍活著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4月21日

玉樹地震中捨己救人的香港貨車司機黃福榮，遺體已安放紅磡世界殯儀館，家人正安排適合的禮堂，讓所有認識他或不認識而敬仰他的市民，前去致祭。

黃福榮的生前事蹟，連日來許多媒體報道，曾特首撰文讚揚，特區政府追頒他金英勇勳章，新華社訪問他家人，中聯辦派員向他家人致意，內地網民稱道他是香港人之光，是真英雄，許多香港人在網頁留言說「他永遠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福榮殉難，受到交相頌揚，自是應有之義。只是近日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黃福榮沒有死，他繼續活着，繼續不斷到大陸各個發生災難的地方做義工，他的遭遇會怎樣？

08年他到汶川震區當義工，他在網誌寫道：「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但是，行得正企得正，未必就得到公正待遇。在內地，像黃福榮這樣不顧身家性命到各災區幫助災民的人，他的動機就足以引起泛政治化並輕忽人命的當局懷疑。而且，救災這種事，要黨和政府去做才顯出領導英明，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救援，會受到當局敵視。早前教育部發文件指樂施會「用心不善」就是一個例證。

在內地，做好事做善事是要擔風險的。 06年南京青年彭宇，在路旁扶起一個跌倒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結果被告上法庭，說老太太是被他撞倒的。法官認為彭宇的好心「與情理相悖」，判他賠償四萬多元。自此以後，在內地要不悖情理只好對跌倒老人袖手旁觀了。

去年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在路上撿到 1,700元，她找到失主，對方卻堅稱丟掉的是 8,200元，要她歸還全數。這故事告訴人們以後撿到錢也不要歸還失主。

在大陸，行善很難，行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行善讓人懷疑動機。因此，黃福榮在內地不斷做義工，做善事，做久了未必不會被當局懷疑。

即使黃福榮在內地行善而沒有被當局懷疑其動機，那麼另一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生，就是他在災區救人，卻目睹種種人禍害人，他激於義憤，站在災民一邊向當局爭取公道，於是他又成為當局的「敵人」了。

黃福榮到汶川震區當義工時，他在網誌上寫道：「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玉樹地震的情形也一樣， 80%的校舍倒塌，政府大樓依然光鮮亮麗屹立在廢墟旁。黃福榮本着對受難者的愛心，對官與民之間建築物的對比他豈會孰視無睹？他會一直只是默默地救人而不會正視造成災難的人為原因嗎？而一旦他正視，他就會惹禍上身。

因此，如果黃福榮活着，繼續他在內地捨己救人的善行，他未必會有一個好下場。

因為，他行善的地區，有一個不把人當人的政府。

劇作家沙葉新在回應溫總關於尊嚴談話的文章中說，「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上訪者當神經病，不能逼拆遷戶自焚，不能在記者採訪時奪走她的錄音筆，不能在律師取證時置疑他的眼神，……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甚麼時候真的把人當人，人的尊嚴就成真。」

黃福榮的三姐說，阿福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我細佬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救人）係本能反應，又唔係一心想捨己救人。」

現代文明社會，普通人就是把人當人的有尊嚴的人。本着對生命的尊重，救人是普通人的行為。在不把人當人的社會，想當一個做點好事的普通人也難。

在懷念黃福榮一生行善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怎樣去除惡，怎樣實現一個普通人有尊嚴、做善事不會無好報的社會呢？

成名、陳錦卓 - 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 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陳雲 - 容易激化的民意

2010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呎價8萬，時薪20元。激進的老虎蟹出洞抗爭，沉睡的河蟹醒覺過來，紛紛吶喊助威。上星期四，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結果，說香港有25.9%的人不抗拒激烈鬥爭，化成人口數字，是153萬人。報章及學者分析，香港社會不和諧，甚至有暴動之虞。今年元旦遊行的時候，以巴勒斯坦頭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網上也成立了相關的 facebook群組。原先以為是若干青年激進而已，調查公布之後，認同這些口號的，有幾十萬人也不定。

激烈抗爭是理性的選擇

有些報紙詮釋香港會有暴動，難免令官員驚怕。然而，民不畏死，暴動比在家集體自殺，來得有益及有建設性。上世紀70年代港英的福利、政治諮詢甚至文娛政策，起因就是1967年的工人暴動。當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僅有的武力和生命，就是最後的本錢。活得有如等待屠宰的畜牲，有如等待輪姦的性奴，當人民認清了自己的處境，有人拿性命去賭博，或者在旁邊吶喊助威，是極其理性的行為。暴動，比起在家中燒炭，或者為一個燒炭自殺的親屬而哀嘆，來得更有道理。

嗜血、發泄、好勇鬥狠，是人的天性，只是文明社會教化之後，令人覺察如果團結和諧，可以一起達到更佳的人倫歡樂和物質生活，便應該放棄暴力，交出兵器，將暴力的專利權交託予可以信賴的統治者，這是法治政府的原理。然而，現在的香港人，有人倫歡樂麼？有很好的物質生活享受麼？如果兩者都沒有，又要捱生捱死，時薪20元，被地產財閥、政府高官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不斷剝削和出言侮辱，這種生存，有意義麼？與其吸毒飲酒麻醉自己，與其躲在家中打罵親人，怎不上街激烈抗爭？或者最少支持人家激烈抗爭？如果激烈得來又有文化娛樂創意，快樂抗爭，歡樂今宵，那就更加very good了。

民意的可塑性

看官，如果你讀了上面的文字而覺得有道理，或者蠢蠢欲動，不論是做上街的老虎蟹還是靜靜支持老虎蟹的覺悟河蟹，也許，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是可信的。

中國皇朝第一明君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對答，最著名的就是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如水，以為人民冷漠，熱中私利，誰知給予火力助燃，是可以沸騰起來的。這是民意的可塑性，以前一個共產黨老幹部向我說過，「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這當然是極端的講法了。然則，民意確是受到行事條件、安全性和可得的效果而改變，裏面有理性的因素，感性的動力。比如說，愈來愈多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控告襲警的刑事罪行，而不是阻差辦公、行為不檢等政治罪名，民眾就會真的動手打砸，不打白不打嘛。我在2010年1月26日在《信報》寫文章「（曾蔭權）如何毁滅一隊警察」，警告過港府之後，警方就不再以襲警罪名控告和平示威者了。他們也不真的是政治白癡啊。

所謂安全性，就是「法不治眾」，只要激烈的人聚集夠了，有了群眾動量（critical mass），政府就只能容忍激烈行為，民眾對激烈抗爭的看法也會改觀。如果激烈行為帶些調皮幽默，文化雅興與本土情懷，民眾甚至當作是有政治作用的文化享樂。是但男、巴解男、扔蕉大哥、扔鞋小弟、街頭和議會的溫柔烈女……都比「打工權」和「張廿蚊」更能引起共鳴，帶來更多歡樂。

也許中國永遠需要香港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生靈，是感受到時代危機的。百姓有怒火，顯示社會有危機，有智慧和仁心的統治者便要改革，孚應民心。

香港並無戰亂，社會也很太平，但香港危在旦夕。以中國全局而言，一國兩制是必須維持的，香港的整體經濟繁榮和真實的政治和諧，對中共有利。香港是中國的金融活口，沒了香港的緩衝，中國很難逃避一場金融洗劫，落入1997年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命運，甚至更早的菲律賓和南美國家的命運。以目前中國內地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人心來看，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和諧，面對內外夾擊，中國也許永遠需要香港。中國愛護香港，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出於憐惜。4月 7日，中央政府高調出席廣東省與香港之間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儀式，確保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也許覺察到危機所在。香港不保，內地便要在金融和政治上直接面對美國，這會很刺激，但絕不是好玩的遊戲。

全國一盤棋。看穿這棋局，香港人要這要那，打打鬧鬧，都不是問題，而且打鬧要趁早。這就是政治判斷，就是我一貫說的香港生存公式﹕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只要玩好這一招，香港永遠有運行，人民永遠有得撈。然而，也有很多富豪、高官和土共，都叫香港人不要搞政治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並且以代理人的身分——即政治買辦，撈得風生水起。然而，他們是稱職的中共代理人麼？

代理人失職 港危在旦夕

然而，香港的特殊地位，正受到兩種非理性的權力擴張所侵蝕。第一，是中共無法在香港直接統治，其委託的政治代理人（proxy），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是不知自我克制，夾帶私貨，上下其手，發展勢力，撈取非分的利益。不論是港府和民建聯，官僚勢力要膨脹起來，都是非理性的巨獸（Leviathan）。可惜，即使港官權力膨脹，遇神殺神，他們都是吃裏扒外，不盡代理人之責，不去調和北京和香港之間的衝突，遇到民怨，便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將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的民怨，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自己「走精面」，坐山觀虎鬥，要阿爺做醜人。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土共又沒智慧，不能維繫其中間身分，反而愈來愈走資，成為香港財閥黨派的附庸。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代理人，要親自上街爭取了。

至於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因為代政府預收三數十年的稅（樓宇供款），也以土地收入來供養政府，勢力坐大之後，盛氣凌人，也有非理性的擴張和剝削，不惜殺雞取卵。香港是他們的老本營，沒了香港，他們是沒處牟取暴利的。他們能去內地落腳嗎？能去美國與人家玩嗎？然而，若非受到民主制衡或政治調停，資本擴張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自挖墳墓的。近日有些富豪的第二代，也許察覺到社會不利，出來搞什麼「香港精神大使」運動了。然而，這與政府高唱獅子山精神一樣，是沒意義的，只會令人民討厭。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梁文道 - 自求多福

2010年4月9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見過自己帶筷子去吃飯的人嗎？坦白說，當我第一回遇到同桌這麼幹的時候，我還真為他感到尷尬，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不信任那家餐館的清潔程度，就像我們平常在露天大牌檔先把刀叉泡在熱水裏的做法一樣，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健康。然後我就為自己覺得羞愧了，原來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地球。朋友詳細舉證，說明免洗木筷的數量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攜匙筷，多少算是為環保盡一分綿力。

從拒吃魚翅和鵝肝開始，一直到購買「可持續發展魚」與公平貿易有機農產，這個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日常飲食實在不止是美味和營養的事，它更是一連串非常廣泛的倫理和政治的議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以前聞所未聞的飲食社會運動在這十來年間大量爆發。這些運動可愛的地方在於它們用不着參與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憤怒揮拳；我們只需持之以恆地看顧好自己平常的生活習慣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運格言。

可是這些在發達地區很常見的飲食社運，我卻幾乎沒在大陸見到有誰提倡過。也許有人會辯說這是「發展水平」的差異，那些公平貿易產品不便宜，鵝肝魚翅對月入一千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講都還是神話裏的珍品，我這麼比較太不公平。不過，中國的千萬富翁不是已經達到 75萬戶了嗎？年紀和西方那些搞運動的小伙子差不多的「富二代」不是正開着寶馬滿街飆車嗎？這批最有本錢透過飲食展示良心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知道，其中有些跑去自己開農場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他們巴不得獨力掌握自家的整條食物供應鏈。

表面上看，自己帶油去餐館就和自攜食具一樣，都是種食客自助的表現，可它們的前提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恐懼飯莊偷用地溝油，使自己吃出了癌症；後者是害怕木筷用完就丟，無端消耗了地球資源；一者出於自保，一者出於公心，差距遠得很。

保命是人的頭等大事，「生存權」是中國最關注最提倡的一種人權，誰都沒有資格批評他人自求多福的努力和用心。我只不過納悶，自保也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呀，怎麼我們中國人卻會走到帶着油瓶去吃飯這麼極端的地步呢？消費者權益維護運動大概是全球投入人數最多花樣最齊全的一種社運，裏頭有不少都和飲食相關。根據過往經驗，有些人會集體罷買某些品牌某類食品，直到相關廠商屈服；又有些人會組織成民間的監察隊伍，自行向社會公告水源的污染情況，對政府形成社會壓力。今天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紅燈閃不停的地步，為甚麼我們那些有學問有資本的精英不像他處同類那樣行動起來，反而採取一種最個人最原子化的態度，紛紛自掃門前雪呢？

或許這是犬儒病蔓延的症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不再相信社會，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他們不再知道甚麼叫做公共，只能確定個體。當然，大家還害怕付出代價；為了一口乾淨的水，為了一棵無害的菜，不值得花力氣去搞甚麼運動，甚至連投訴都不值得。套句大陸的流行話，這麼幹「有甚麼用」呢？你以為消費者維權就不政治不破壞「和諧」了嗎？你真以為保障自己家人的「生存權」是天底下最神聖最理所當然的事嗎？看看那些孩子喝了三聚氰胺毒奶的家長，他們組織起來了，不屈不撓地上訪，不屈不懼地開記者會，然後就被抓了。因為穩定比生存權還重要。[Vic：如果為了穩定與和諧就得將弱勢者壓得死死的，這到底算什麼穩定、什麼和諧呢？]

在中國，你不必自己帶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帶油。

梁文道 - 自己帶油上餐館

2010年4月2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近年來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這些繁華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處送臘肉臘腸，而且特別聲明是自家養自己做，格外健康。當然啦，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裏，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動手闢建豬欄。所謂自己養豬，就是把挑好的乳豬送到農村，僱一家人看管養大，指定飼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腸。這麼做不止保證口味合意，更能確定肉是好肉絕無添加。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豬哪一頭不灌水不打針？哪一個畜場不在飼料裏頭下藥？尤其臘肉之類的東西，你都不知道夾雜了甚麼玩意。

再發展下去，便開始有人圈地種菜了，因為他們連街上賣的蔬菜都信不過。而且，對於一些工作壓力過大的高端白領來說，趁着周末全家人開車去市郊的農地裏稍事勞動，也不啻是一個回歸田園親近泥土的紓神妙法。

國勢昌隆，於是中國可以不高興；食品有毒，於是中國人又可以務農了。表面上看，這兩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識界流行的那種國民體質決定國家命運的學說看來，百姓天天服毒其實又頗有助於盛世的開展。想想看，我們中國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長大，平常吃的是假雞蛋與實質上形同巨型避孕藥賣的水產魚鮮，後來又打污染過的疫苗針，居然還有十三億人熬了過來，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邁步前進；這該是個多麼百毒不侵多麼可怕的民族呀！古時候的斯巴達把小孩扔到曠野，沒被狼啃掉的才能回來當戰士。如今的中國人一生下來就活在巨毒的溫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卻以刻苦的環境鍛鍊出最強健的體魄最純正的人格。我估計未來要是發生核子大戰，地表上唯一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大概就只有中國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淺，看不到光輝燦爛的未來，只見噁心腐臭的今天；不顧大局，專愛小我，竟然試圖把自己的食物供應鏈從整個社會上切割開來。然而，天網恢恢，雖疏而不漏，千算萬算他們大概也算不到原來連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溝油」吧。

不懂國情的香港讀者必須明白，「地溝油」乃是一種大陸中文字典裏頭才有的東西。查一查《維基百科》，可知它的定義是「從餐廚垃圾坑渠內撈取狀似膏狀物，帶有惡臭的垃圾，經過濾、加熱、沉澱、分離，變身成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歡『膏狀物』三字，描寫得非常傳神）。其主要成分是三酸甘油酯，內含致癌物質、細菌、病毒、重金屬，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表兄弟：「某些不法餐館、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飲場所將客人留下的剩菜經過回收後，經過濾、漂洗後的油，因為加工前就已混入了客人的口水，故稱為『口水油』」。

真是無所逃於天地間呀，這兩種油看起來聞起來幾乎完全正常，而且價格低廉，所以深受廣大餐飲業者的歡迎；根據最近向媒體爆料的武漢工業學院教授何東平所說，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頓飯就有一頓會吃到地溝油。特別是川菜湘菜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內行人都曉得「口水油」「地溝油」早就不是甚麼行業機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隨便輸入「地溝油」，兜售相關設備的工廠就超過兩百家，這些年國人口味愈來愈重，川湘菜館開得到處都是，就連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廣東人夜裏也都跑去水煮魚酸辣鍋，恐怕就和地溝油這些新種食材有因果關係。

後來聽說何東平教授受到壓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溝油」其實沒有他本來說的那麼嚴重。究竟是誰在施壓？為甚麼施壓？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從此怕了「地溝油」；畢竟這也是我國強種大業的一部分呀。

至於那些膽小怕事的傢伙，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帶油上館子了。或許可稱之為「自助油」。

韓寒 - 陌生人的來信

2010年4月4日

因為以前有一個報紙寫過去我老家自駕游的攻略，所以有一些來訪者也曾找到過那裏，送來一些小禮物或者拍一些照片，我都會看到，但是最近看到放在老家的一些來信，讓我讀後覺得非常無奈困苦。

我們國家有一個部門，叫做信訪辦。古代老百姓受了當地官員的冤屈以後，就會上京告御狀，運氣好的還能攔到當官的轎子，運氣最好的能遇見微服私訪的皇帝，這些小概率事件乃是支持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嚮往的精神支柱。到了現代，領導們都換上了好車，不能再用攔轎子的方式自殺了，更大的領導由於電視曝光率很高，也不能微服私訪了，就算下鄉，最多也是去一些當地領導特地安排的影視基地，和一些農民藝術家們進行表演，但那都是影帝們在飆戲，和老百姓的關係不大，信訪辦是很多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們唯一的出路。

當然，很明顯，他們想的太天真了，在一個司法不獨立的國家，你怎麼能指望突然會有一個政府部門為你出頭呢，一個小朋友打你一下，他媽媽罵你一句，他爸爸還揍你一拳，你去他爺爺那裏舉報他兒子和孫子，你明顯是還欠踹你一脚。雖然他們那挑高三十米的辦公樓大堂裏可能挂著諸如為你服務等文字，但人家是把這個當書法作品在欣賞，你怎麼能把這個誤會成人家的行動綱領呢。

於是，在明白了上訪乃是自投羅網主動進入黑名單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碰壁以後想到了媒體，追求公正就變成了和追求女人一樣，只要搞大了，這事就成了。毫無疑問，中國的媒體人和中國的公務員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每個職業都有每個職業的追求和素養，媒體人基本上是有自己的媒體理想和新聞追求的，雖然他們也不能違反每天下發的禁令，但是只要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他們都是嫉惡如仇的。再比如車手，職業追求就是開的快，演員，職業追求就是演的好，但是我始終無法知道公務員們的職業追求是什麼，是辦公務麼。也許他們的職業追求就是好吃好喝，游手好閒，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最終順利變成官員，可以有權有勢有灰色收入。恰恰因為他們沒有正當的職業追求，所以他們沒有職業素養。基本上，上訪者在他們眼裏都是沒有大局觀的刁民。

很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朋友們把我當作了媒體，在雜誌的稿件和我每天收到的信中，有不少都是希望我主持正義，幫他們寫一寫，讓他們的遭遇引起媒體的關注。我每封信都認真的看了，但是我非常的無奈，這些事情在你們家庭的身上是個沉重的負擔，但是對於新聞媒體，這已經失去了新聞價值，我相信就算我為你寫一些什麼，也不會有傳統媒體的關注。而一件事情的解决，往往需要很多傳統媒體的幫助才可以，領導才會出來裝腔作勢的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信中最多的是某個小區交房質量很差，某個小區邊上是個垃圾站或者變電站，還有最多的就是我被強拆了。你如果被強拆了，那不是新聞，那是生活。如果你本人沒有燒焦，還能收發郵件，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你應該感謝國家。

最慘的一封來信來自於一個外地來的朋友，所有的材料都很全，內容是一家人被強拆了，還有人受傷，家裏的大部分面積被算成了違章建築，他們去北京上訪，結果材料被退回到省，省退回到市，市退回到縣，縣退回到村，然後每逢國家重大節假日，他們一家都被聯防隊監控起來，以防破壞和諧氣氛。最後他們告到了法院，法院居然受理了。

天哪，法院居然受理了，法院難道不是政府的一個服務機構麼，怎麼會受理此案呢？我迫不及待了翻到了下一頁。

在這一頁裏，法院居然很快判决了，判决的結果是原本政府要賠受害者二十萬的，現在政府只需要賠十萬。

在我收到的這些信件中，我並不能公布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我並沒有核實過，但是我個人又沒有能力去核實這些。雖然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真實的，甚至全部都是真實的，最多就是在藝術上多寫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內容，但是對事情的大局上並無影響，操蛋的肯定是對方。對於這些需要幫助的信件，我覺得自己非常的無力。當然，他們並不是希望我能夠為他們帶來曙光，他們只是在不停的向所有他們能想到的渠道嘗試。

當然，真正苦難深重的人已經未必能夠申訴，對於在正在申訴自己苦難的人，他們始終沒有一個申訴的途徑，他們曾經向幹部申訴，後來發現好像除了幹部以外也沒其他什麼人欺負他們，於是他們向組織申訴，後來發現組織是由大大小小的幹部組成，然後他們找到了信訪辦去登記了一下自己，以便於公安機關監控，最後他們到法院去繳納了訴訟費，這條路上繞來繞去都是敵軍，於是他們另闢蹊徑，他們找到了媒體，但是發現苦難者太多，自己的苦難不夠深重，沒有達到新聞的級別，然後他們找到了網絡，但是發現倒霉蛋太多，他們的倒霉不夠獨特，沒有達到被頂的級別，然後，他們怎麼辦？

黎佩芬 - 趙家孩子的哭泣聲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瑜伽學堂「吸水走人」本不是轟天動地的大新聞，但對於真金百銀付出過的瑜伽愛好者來說，肯定是晴天霹靂。電話那頭，快到晚上11時才剛完成手頭工作坐下吃着壽司的友人，說着說着便無法強裝鎮定﹕大嗱嗱的金錢損失可抵上一年裏一二三四樣大小開支了；當她在那邊憤憤不平的說着時，我卻想到，就算是法治社會，「受害人」這轟隆隆的三個字，竟也是如斯隨便和毫無先兆就鎖定一個人。
要討回足額賠償看似渺茫，但一個最起碼的「受害人」身分，實則已是公義的彰顯。這就是法治社會的可貴處。
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累計有數以百萬計因着天災（地震）人禍（因有毒奶粉空氣水土甚至疫苗）而蒙難的「受害人」，當中無法彌補的人命傷亡不計其數，很多很多仍是孩子。可他們同時又不是「受害人」，因為他們是隱形的。基於企業和政府的搪塞卸責，受災的事實本身沒有順理成章地賦予他們「受害人」身分，一就是受災的事實無法曝光，一就是受災的事實被虛假陳述、甚或掩埋。
調查四川學校豆腐渣工程、蒐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去年3月28 日被拘；剛好一年之隔，發起「結石寶寶之家」維權運動的趙連海於日前被閉門審訊。他那因喝下大量有毒奶粉而患腎結石的稚年孩子，拿着「我愛爸爸5288」的紙牌，在庭外一臉悵然。
又不是六四那樣的敏感政治，為何中國政府一樣坐視，包庇企業的失德和不負責任？
曾經當過記者在六四時候身在天安門的蔡淑芳「冷靜不下來」。過去幾天，甚或是自從譚作人被捕的過去一年，她不住的在網上翻一個又一個的維權網站，搜尋被各方人士挖掘出土的「災難寶寶」的名單和資料。這個第二手資料的蒐集過程已經有夠艱巨了，維權網站耐不久就會被炸，炸完重開又再被炸，可以想像，第一線的更加困難重重。「川震名單有5000多個，是艾未未調查所得的folder……（人名）每一個都係好辛苦咁搵返嚟，你要知道，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裏，也只找到200多個。」
之後我收到她傳來的電郵，逐一數算着沒完沒了的苦難沉冤有待昭雪——
●2004年安徽假奶粉事件，令過百名農村嬰兒受傷害，十多名嬰兒死亡……
●河南賣血事件，無數人無辜感染愛滋病，遺下大批愛滋寶寶及孤兒……
●2008年四川大地震，貪污腐敗而來的豆腐渣工程，近萬名學生慘死，死難學童家長申訴無門……
●三聚氰氨毒奶事件，溫家寶指全國受影響的兒童多達3000萬人，要求公義的家長反被打壓，這是什麼世界……
●陝西鳳翔、湖南嘉禾、湖南武岡、雲南昆明、福建上杭等地，相繼發生兒童鉛中毒超標事件，官方包庇縱容污染企業……
●山西疫苗事件，近百名兒童死亡和受殘害，維權律師工作受阻礙，孩子再次成為自私腐敗公權力的犧牲品……
●〈中國冥路〉提到的空內裝修污染是嚴重問題，因為中毒和致死的污染源無處不在，深入中國每一個角落
●……還有計劃生育和殺嬰
有關資料，經整理後已收入「中國良心犯後援會網頁」（http://pocsupport.wordpress.com/災難寶寶/），發起「還趙連海及所有受害者正義 救救中國災難寶寶免於人為災禍」聯署，並將於今晚6時在中聯辦外舉行燭光晚會。
法庭上，「受害人」和「被告人」位置本來是清楚對立，趙連海的案件顯示今天的中國國情是將兩者調換。支持維權爸爸一路往前的就是要減低國家出現更多災難和受害人的信念。他在庭上作無罪辯護時說﹕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盡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在此，我要說﹕如果維權有罪，那勢必會助長利欲熏心的奸商繼續喪盡天良、肆無忌憚的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我們本已日漸淪喪的社會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如果報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如果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想必這是每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是兒童節。遊樂場上空蕩蕩，趙家的孩子只有哭泣聲。

北風 - 趙連海案的前因後果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3月30日上午，天冷風大，陰間小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開庭不公開審理趙連海「尋釁滋事罪」一案。趙連海是一名因飲了三聚氰胺毒奶粉患上腎結石兒子的父親，同時也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發起人。

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被告人趙連海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鬨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及「被告人趙連海還於2009年8月4日，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聚集起鬨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檢察機關要求「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近萬言的無罪辯護，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了詳盡的說明。律師彭劍、李方平在法庭上亦為趙連海作了無罪辯護。辯方律師認為，檢方並未能提供趙連海的行為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證據，且檢方的證人多為警察，缺乏公正性。法庭未當庭宣判。律師還透露，趙連海戴着腳鐐接受了5個多小時的審判，手銬則在律師的抗議下得以取下。

趙連海案引來眾多媒體及網民關注，包括滕彪、劉沙沙、屠夫等眾多推特（Twitter）網友到場聲援並舉起「民生、法律、正義」的標語，要求無罪釋放趙連海。法院門內則有數十個警察持械戒備。

患兒近4月沒見過爸爸

趙連海的妻子李雪梅及兒子也一早趕到法院，但因為不公開審理，他們亦不得其門而入。李雪梅一度硬闖法院，旋即被多名法警架離。母子追趕押運趙連海的囚車，孩子哭喊「我要爸爸」，聞者垂淚。他們自去年11月13日起，就再也沒有見過趙連海。

2009年11月4日，趙連海發布消息，全國第一例確定公開審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賠訴訟案件「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將於11月10日大興區法院開庭。第二天，結石寶寶家長王剛被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派出所搜查並背銬了兩個多小時。趙連海發布抗議書並徵集簽名。2009年11月13日，趙連海陪同王剛，去海澱公安局遞交有500多名網友簽名之抗議書。當天返回家中不久，即被10多名大興區公安局警察強行帶走。李雪梅說，趙連海因不服警方要將他帶走卻不給任何理由而與對方爭吵，後來才被以「尋釁滋事」的指控遭到刑事拘留。2009年12月17日，經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批准，趙連海被逮捕。

趙連海與「結石寶寶之家」

今年37歲的趙連海，曾在媒體及廣告公司工作多年，思維活躍口才極佳，「豪爽熱情，厚道仗義」。近年來，他以開車接活維持家人生計。

2008年9月11日，中國衛生部宣布「高度懷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提醒公眾停止使用該品牌奶粉。隨後查出竟然有22家奶粉企業牽扯其中，國家許多知名品牌也在榜上，可見三聚氰胺毒奶不僅僅是三鹿一家，遍及整個乳製品行業。

2008年9月20日，趙連海3歲8個月的兒子被發現左腎有2毫米結石。他的孩子沒有餵養母乳，僅僅是吃了奶製品，可見三聚氰胺存在的範圍之廣。兩天後的趙連海寫了他第一篇博客，在互聯網上提出呼籲，一要給孩子討個公道；二是希望全國的受害家庭聯繫起來，交換病情和情况進展；三是希望重視孩子的尊嚴。9月24日，趙連海建立一個名叫「毒牛奶」的網站，徵集結石寶寶的線索和證據，以待時機成熟的時候集體訴訟。兩天後，為了更中性溫和，網站易名為「結石寶寶」網站。自此，趙連海踏上為自己的孩子及千千萬萬「結石寶寶」維權的道路。

同年11月，趙連海在網上發布「受害者統計信息表」，半個月內，收回表格200多份。此時，已經有多名維權律師及公益組織介入結石寶寶維權工作，結石寶寶家長、公益律師、民間NGO代表舉行了第一次的受害家屬聯誼會。

2008年12月，22家責任企業表示，願意對近30萬名確診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2009年元旦，趙連海和其他家長認為，這個一次性賠付方案僅由政府與企業商定，沒有受害家長的參與，不是建立在平等自願協商基礎上的，遂提出了申訴書。準備於2009年1月2日就申訴情况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趙連海等5名結石寶寶家長，被警方控制在大興區勞教農場。原定舉行招待會的場地被封鎖，其餘家長在路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此後，趙連海曾於同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就審判三鹿前董事長田長華、三鹿公司及向河北三級法院遞交公開信而4次前往石家莊。

多番奔走變擾亂秩序罪證

「毒奶粉」事件爆發時，許多家長處在一種恐慌之中。並且隨着事態的進展，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走投無路的家長感到無助和絕望。趙連海成立的結石寶寶聯盟起到了極大的穩定的作用，在他被拘留之前，收集到的結石寶寶資料就超過1000人，趙連海積極的幫助家長，並在法律允許的範圍積極的尋找方法。他一次次的奔走於石家莊和北京的各個相關單位之間，為的是結石寶寶遺留問題能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以上行為，卻在日後成為了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8月4日，趙連海接到網友劉沙沙短訊，關押上訪人員的「聚源賓館」，看守強姦了一個安徽上訪女孩李蕊蕊，趙連海趕過去和逃出聚源賓館、正前往北京公安局報案的訪民會合。許志永在文章中稱﹕「到北京市公安局後，因為此前市局曾多次將逃出灰色賓館的訪民移交回豐台局、回駐京辦，所以大家不敢貿然進入市局，而是在離市局大門東側幾十米遠的人行道上彷徨遲疑，並接受了媒體採訪。現場訪民網友『態度安靜，並無橫幅、口號、阻礙交通等事，過往行人，通行無礙。』」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在場訪民網友包括趙連海被警方控制，帶至東交民巷派出所訊問24小時後放出。以上行為，亦成了日後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7月，趙連海發布「把9月11日定為結石寶寶紀念日」的呼籲書，以求提醒大家「愛護我們民族的所有兒童」。 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趙連海及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回顧座談會及傍晚後的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這次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趙連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表示﹕「感謝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幫助，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也期望在今後能繼續延續相互理解與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所有其他遺留問題。」但事後披露的資料顯示，就在第二天，北京市公安機關決定對趙連海立案偵查。兩個月後，趙連海被警方刑事拘留。

趙連海案深層原因

當國人還沉浸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空前成功的喜悅之時，「毒奶粉」事件爆發。該事件被認為是當年與「汶川大地震」及北京奧運會同等重要的事件，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續的影響延至今日，赴香港「自由行」的內地客當中，相當比例人都肩負購買奶粉的任務，香港也因此而多了不少銷售奶粉的商家。

「毒奶粉」事件影響的人數眾多。據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時，全國累計報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問題奶粉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的患兒有29.4萬人。此後，衛生部未有公布進一步的數據，但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0年2月27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稱﹕「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同時，給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上了保險，為期20年。」

政府部門和責任企業協商的賠償方案中，死亡的患兒每個家庭賠償20萬元，動過手術的重症患兒賠償3萬元，普通的結石患兒每個家庭2000元。即使按此方案賠償，數額仍然非常龐大，三鹿破產的安排，讓家長擔憂賠償能否落實。亦有不少受害者家庭對此賠償方案不滿，欲自行起訴追討賠償，「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即是一例。

「毒奶粉」事件中，相關企業及政府監管部門反應遲緩，追究責任不力，均讓外界懷疑事件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早在2004年，三鹿曾捲入安徽「大頭娃娃」奶粉案，被列入奶粉「黑名單」，但後來經過三鹿以及河北官員的聯手操作，發布「黑名單」的有關機構竟然向三鹿道歉，三鹿自然也從「黑名單」上被抹掉。據河北石家莊的官方說法，2008年3月，三鹿集團就已經接到嬰幼兒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後患腎結石等病狀去醫院治療的報告，但三鹿及當地政府並未及時處理。國家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孫東東2008年9月中旬在媒體上表示衛生部「在8月份開始明確，9月份正式公布」。為何中間還隔了一個月，也讓外界產生不少疑問。

2008年歲末，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等官員相繼被免職。國家質監總局局長李長江，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辭職。（一年之後，李長江即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副組長。）2009年1月，包括三鹿集團前董事長田文華在內的4名前三鹿高層、5名分銷商和1名奶農分別被判死緩、無期徒刑或5至15年有期徒刑。但輿論呼籲徹查事件，進一步追究瀆職官員的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毒奶粉」維權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使他成為了「結石寶寶」受害者的代言人及行動中樞。而他介入李蕊蕊被強姦案的舉動，相信亦讓有關方面擔心他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散至其他領域。

各方面的原因，都讓在維護社會穩定局勢嚴峻的局面下本想盡快讓「毒奶粉」事件落幕有關當局深感不安，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結石寶寶聯盟的負責人趙連海也因此被以荒唐的「尋釁滋事罪」抓捕和審判。

倪匡 - 憲法地位如阿斗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4月2日

偉大的毛主席在共產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雖然「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但「毛澤東思想」仍然「萬歲」，他的話，比起方今領導人，還是一句頂萬句。所以，有必要再來看他對國家憲法的看法，以下是一九六一年，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可憐的國家憲法，原來只不過是阿斗啊！比翻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孫猴子都不如，連翻筋斗的能力都沒有。最妙的是，憲法只不過是擺出來裝樣子的。這是共產黨早已說明白了的事，到現在還有要依國家憲法力爭自由的，怎會有成功的希望？

明乎此，香港人似乎也可以慳番啖氣，不必再提什麼《基本法》了。國家憲法尚且如此，《基本法》？你是哪裏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你能嗎？

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這八個字真可圈可點！也真只有毛主席才能將這種生動的民間語言信手拈來，發揮妙用。看看本地的那些兵卒，個個不是比墨西哥跳豆跳得更歡嗎？

倪匡 - 共產黨心中的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3月28日

多年前，有問當時中國法制工作負責人彭真：「黨大還是法大？」的，彭的回答是：「我也說不上來。」彭真其實是說得上來的，不但是彭真，事實上，每一個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都說得上來。因為這個問題，偉大的毛主席，早就有了定論。看看他一九五四年在憲法討論會上的一段發言：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儍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毛主席之所以偉大，其一是由於他說話直接、簡單、明瞭，絕不打啞謎，一聽就明白，以上那段話，清清楚楚說明了，法，在共產黨人心目中，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很明白在高叫「以法治國」口號下那些怪現象是怎麼發生的。更加明白何以本地共產黨嘍囉對《基本法》的曲解是如此多樣化。他們心中的法，和老百姓一樣，只是一個屁啊。

毛主席對「法」的理解，其精采程度，也極之「水墨畫」，外交部長的言論，是很得主席精神之三昧的，大家應努力理解之。

李怡 - 中國社會三大害是怎麼造成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3月27日

在中共統戰部工作了 20多年、於 1999年退休的局級幹部胡治安，近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統戰秘辛》，以他的實際體驗，寫出他在統戰工作中所見、所聞、所為、所思。他在後記中說，寫書不是為別人，不是為名利，而是「為了身心健康，必須把肚裏的話吐出來」。用成語來說，就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啦。

中共曾宣稱，它奪取全國政權，依靠的是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涉及中共與各階層，尤其是社會上層的聯繫，複雜而細緻，又與搞情報的中央調查部以及安全部門有關聯。故讀此書可大大增進對中共的基本了解。

書的副題是「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筆者且選其中三人談談。

一個是梁漱溟，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淵源很深。毛選五卷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對梁頗多橫蠻潑罵之詞。 1938年 1月，梁訪問延安，與毛天天見面談話，他最重要的主張是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動相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階級分化和對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他反對照搬馬列的階級鬥爭，而主張「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倫理本位是以家庭為本，職業分途是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中共建政後，他又提出要建設新中國，須「認識老中國」。然而，這些良言不但不被毛接受，反遭痛罵、強批。毛並在全國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鬥爭運動。

第二個人物是馬寅初，他為支持中共政權，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任北大校長，他鑑於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將會成為中國的致命傷，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於是提出了《新人口論》。他的主張起先也得到陳雲等中央領導的支持，甚至毛也說他「講得很好」。但後來毛忽然有了 180度改變，表示「人多好辦事」，「人多談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於是馬寅初也受到了全國鋪天蓋地的批判，受盡折磨。

第三個人物是章乃器，他也是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的。他既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又是實業家。他有一整套的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民族資本家的實際了解，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民族資本，進行「人民所允許的剝削」，是有利於人民的。公私合營後，給原來的資本家固定的利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這套看法，起先也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但中共政策說變就變，在反右運動中，章乃器被打成賤民。文革期間更遭到酷刑對待。

這三位民主人士，都是硬骨頭。不管受到多麼殘酷的鬥爭，他們都不放棄自己的理念，而愛國情操也至死不渝。

如果當時中共掌政者聽了梁漱溟的意見，又或者容許他的意見在社會上討論，那麼階級鬥爭就不會那麼無法無天地在內地推行，倫理關係也不會破壞殆盡，更不會讓特權階層產生及坐大，以致使「男兒當自強」的田舍郎進階無門。如果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得到公平地討論，中國人口不會大膨脹，然後又忽然厲行節育，因一胎化而造成社會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扭曲現象。如果章乃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見解得到取用，中國就不會從「丐化」的社會主義一變而成為最殘酷無道的官商資本主義，而會發展出守法的、有道德的民族資本。

階級鬥爭造成「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特權社會已難以扭轉，人口的畸形結構已無法改變，工商業者的假劣騙等無良行為的橫流更是阻攔不住。中國現社會這三大害，都是由於對自由討論的打壓造成的。

谷歌退出中國，中方指摘說，「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但中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都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中國不但沒有給予公民應有權利，反而要求谷歌協助中國當局壓制中國公民的權利。現谷歌不願做違背中國憲法的事，卻要被迫出走。這實在是國家的恥辱。

在北京谷歌總部門外，舉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語，向谷歌獻花的中國民眾，他們繼承的是五六十年代受盡折磨的中國民主人士的精神。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書摘

2010年3月20日

第四章 自然資源
為什麼發現石油或鑽石往往得不償失？

美國小說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寫過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名為《珍珠》（The Pearl）。故事主角齊諾（Kino）是一名貧窮的墨西哥漁夫，他付出慘重的代價，認識到天賜瑰寶有時等同天降橫禍。齊諾有天得到一顆巨大的珍珠，不僅是一生難得一見，簡直是百年不遇的珍寶。他宣稱：「這是全世界最美的珍珠！」齊諾眼界大開：他可以買一枝步槍，還可以送兒子去上學。

但這顆珍珠帶給他的，只是無窮的禍害。故事寫道：「各式各樣的人都對齊諾產生興趣：有些人想賣東西給他，有些人想請他幫忙。齊諾的珍珠忽然間跟所有人都有關係，它出現在每一個人的夢想、揣測、陰謀、計劃、前景、願望、需求、慾望與饑渴之中。妨礙眾人夢想成真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齊諾。因此，很奇怪，他成了所有人的敵人。齊諾得到珍珠的消息在鎮裡激起了一種極其黑暗邪惡的東西，這種黑色精華像蠍子，像聞到食物時的饑餓，也像愛受抑制時的孤寂。」

鎮裡的珍珠買家串通起來，裝作認為那顆珍珠價值不高，試圖蒙騙齊諾。晚上，齊諾遭不明人士襲擊。他帶著家人逃往大城市，想自己賣掉珍珠。途中竊賊跟蹤他，尋找珍珠時殺了他的兒子。

齊諾的寶物獨一無二、無可替代，變得比生命還寶貴。但最終，它卻令齊諾損失慘重。許多國家表面上獲上天賜予珍貴的礦物，但結果也發現自身的境況反而變得更糟糕。一如珍珠，石油與鑽石也會誘發忌妒與貪婪，令交易商變成竊賊、商人變成殺人越貨的強盜，鼓勵對抗而非合作，結果令發現寶藏者得不償失。

在齊諾與妻子晚間遇襲、但兒子尚未遇難前，妻子懇求齊諾將珍珠丟回海裡：「這東西是禍根。這珍珠就像是罪孽！它會毀了我們。丟掉吧，齊諾。讓我們用石頭把它砸碎，讓我們埋掉它並忘了地點……它已經為我們帶來了不幸。」齊諾拒絕了。他說：「這是我們僅有的機會。我們的兒子必須上學去。他必須突破困住我們的牢籠。」

照理說，齊諾應該是對的。但他錯了。同樣的，發現豐富礦藏的國家，以為自己得天獨厚，但結果也錯了。它們找到的珍寶激起妒忌、貪婪與敵意，結果證實不但不是無價之寶，還是無窮的禍患。

第九章 路徑依賴
為什麼熊貓會這麼沒用？

熊貓的問題，在於牠們於演化過程中走進了死胡同，如今發現要改弦易轍為時已晚。當然，熊貓的擁護者會馬上告訴你，熊貓瀕臨絕種，是因為人類侵佔了牠們的棲息地。但這只是近因，而不是根本原因。熊貓的真正問題，在於牠們在進食與生殖上非常無能，以致脆弱得無可救藥。熊貓幾乎只吃竹子，這使得牠們的棲息地極度有限，環境一有變化即面臨威脅。竹子營養價值很低，熊貓因此每天得花長達十六個小時的時間嚼竹子--有如靠吃塗了糖的硬紙板維持生存。而且，牠們的消化道相當短，適合肉食多過素食--牠們吃進去的東西大部分未經消化就排了出來。此外，牠們生殖能力很差：圈養的熊貓，要牠們交配得放熊貓A片給牠們看。（真的，沒騙你。）控方陳述完畢。熊貓真的很沒用。

相對於熊貓，家貓的「業務模式」既明確又極富彈性。現代的貓是非洲野貓的後裔。數千年前，在北非與中東的「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人類逐漸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至定居農耕社會，灌溉等農業技術開始普及，富「企業家精神」的野貓走出莽原與灌木林，進入了人類社會。貓兒們知道人類將是長期主宰世界的強勢物種，馬上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種糧儲糧得控制鼠患，而抓老鼠正是貓咪的強項。

貓咪的客戶群遍及世界各地，必要時會跟本地業者合併，例如跟歐洲野貓交配，生出虎斑貓。牠們也曾發展一些利基產品，例如為苛求的古埃及客戶扮演神祇的角色。後來貓兒跨入商機無限的家貓寵物市場，如今在市佔率上已建立明顯優勢。（同屬貓科的老虎則比較倔強，牠們忽視商業現實，繼續在較險惡的市場中謀生，日子因此艱難得多。）家貓是高效率的獵人，而且不挑食，可以吃各種東西；牠們住在都市或農村都沒問題；牠們可以每天睡十六個小時，而不是將時間花在不停咀嚼一種其實不適合牠們吃、供給日益稀缺的植物上。貓兒在繁殖上也非常有效率。牠們愛獨處，但也能適應跟其他貓兒及人類同住。而且，牠們不像熊貓那樣，需要政府出錢才能繁衍下去。貓咪的優點是無可置疑的，牠們真的很優秀。

這樣的對比顯然有點耍寶，而且也不準確。社會並不是物種，演化過程並不是像物種那樣：基因突變，代代相傳。社會選擇自己的發展路徑，雖然有時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生物演化需要千百年的時間，社會的選擇則可以較快改變。但和熊貓一樣，社會及經濟體也可能走上歧路，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

人們可以選擇自己要走的路。不過本章想闡釋的，是過去選擇的路，即使當時看來理由充分，也可能會令當事人今天難以轉走正路。而即使現在選擇走正路，結果也會受昔日的選擇影響。

這不是要勸人自暴自棄。這是要承認抉擇不可免的困難。管治就是做決策：但雖然這些決策並非事先註定，它們仍受前人的決策所制約。今天的決策，勢必是在歷史與祖先留給我們的政府、法律、政治與文化體制中做出的。我們可以嘗試改變這些制度，但不能期望新制度像變戲法那樣立即變出來。

眼前可以選擇什麼路，取決於我們之前的路怎麼走，這概念有一個名稱：「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傳統經濟學跟物理學有很相似的地方：經濟學家嘗試應用從一再重複的現象中歸納出來的普遍定律。路徑依賴更接近演化生物學，著重的是連串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而這些事件有一些可能是偶然發生的。這也是我們拿熊貓作比喻的原因。

序

小羅斯福可能是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他對跟自己有關的故事極感興趣。以下這則是他特別喜歡的。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有一位在華爾街上班的先生每天早上有一個習慣：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他會停下來買一份報紙，瞄一下頭版，二話不說就將報紙遞還給賣報的男孩，然後進站上車走人。有一天，男孩終於鼓足勇氣，問他為什麼只看頭版。這位先生解釋說，他買報只是為了看訃聞。男孩說，但訃聞是在裡頁啊。「老弟，」該先生說：「我關心的渾蛋如果死了，訃聞一定登頭版的。」

當時全球陷於蕭條的深淵，羅斯福總統正忙於拯救美國經濟。他努力維護經濟史上財富創造能力最強的體制，為此急遽擴大美國政府的規模。十年之後，在他卒於總統任內之前，他協助創立戰後國際管治體制，為全球經濟經受戰火與愚蠢的孤立政策蹂躪後重回開放繁榮之路奠定基礎。

儘管如此，羅斯福仍遭一些人詆毀，譬如上述故事中的華爾街人士，而這些人將持續受惠於他振興經濟的德政。羅斯福總統任內致力將資本體制從自毀路上救回來，但部分資本家卻極力抵制他。了解經邦濟世之道已經夠難了，但帶領國民完成使命無疑更艱難。

第八章 貪腐
印尼統治者貪腐但國家繁榮，坦尚尼亞領袖正直但國家一直貧困，原因何在？

你在印度可能會聽到以下笑話。印度某個窮邦的行政首長訪問美國某城市，當地市長--一個狡詐的老政客--陪他到處參觀。市長首先指著城市外圍的一條高速公路，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接著他又指著一座新的籃球館，說：「看到了嗎？10%。」如是者參觀了許多市政建設。最後，他們來到美輪美奐的市政廳的門廊下，市長又說：「看到了嗎？10%。」

第二年，市長回訪印度。邦首長帶他到自己坐落在小山上的官邸，居高俯瞰邦首府。市長看到了破落不堪、散佈四處的貧民窟，露天的下水道，坑坑窪窪的道路，以及許多廢棄的工廠。邦首長對著山下伸直雙手，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0%。」

人類濫用公職權力、謀取私利的歷史，跟公職的歷史一樣久。《出埃及記》即記錄，上帝囑咐以色列人：「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蒙蔽智者的眼睛，歪曲正派人的證言。」

書名：國家的命運好好玩：從經濟史徹底看穿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原書名：False Economy: A Surprisi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作者：亞倫．比堤 Alan Beattie
出版：財信
出版日期：2010年3月17日

孔捷生 - 三劍合璧：暴力、謊言、利益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3月18日

Vic：走不完的路，望不盡的天涯，流不完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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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本屆奧斯卡的紀錄短片《劫後天府淚縱橫》（美國ＨＢＯ製作；http://www.ustream.tv/recorded/1511792），受到主流媒體的一致好評，最後惜敗於美國黑人製作的《普魯斯登的音樂》（記敍津巴布韋殘疾女孩和音樂的故事）。出於文化血緣和同胞親情，我當然希望紀錄汶川地震的這部片折桂。卻有一些堂而皇之「代表」中國的人，出盡符法不讓該片獲獎。

《劫後天府淚縱橫》的監製之一夏明（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四川籍）說，他曾接到紐約中國總領事館新聞處長的電話，此君是他的復旦大學校友，處長問：「你到底是為名還是為利？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我們會盡一切努力阻止這部電影成功，你恐怕得不償失。如果為利，那我們會給你更多。」夏明答：「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我們都在做各自應該做的事，你是政府體制內的人，你做了你該做的，我不責怪你。我做了一個美國教授該做的事。」處長最後說：「我會向外交部彙報，我們會申請專項經費，向ＨＢＯ施加壓力，阻止這部片子。」

這段經典對白揭示了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專制主義的看家法寶乃暴力與謊言，汶川地震的人禍被嚴密掩蓋，就靠謊言；追尋真相的黃琦、譚作人被判刑，艾未未被痛毆至顱內出血，就是暴力。而說到利字，以往的專制政權也會玩，但畢竟未曾上升到和暴力謊言三足鼎立的高度。到了本朝，適逢「盛世」，無論賞賜奴才抑或贖買良心，都格外大手筆。於是利益、暴力、謊言三劍合璧，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

《劫後天府淚縱橫》落榜，是否外交部的「專項經費」贖買成功？倘若它獲獎了，又待怎地？早有網民簡明概括：「外交部日常工作，周一表示不滿；周二抗議；周三強烈譴責；周四嚴正交涉；周五深表遺憾。周六周日休息。」而無論該片得獎與否，它都被嚴格屏蔽過濾，一個關於中國人的故事，在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被完全蒸發。

美國是衰落了，美國人還未普遍墮落，利益固然是個好東西，但華族尚且有艾未未、夏明這樣的風骨之士，雖說西夷為利益下跪者不乏其人，畢竟難成主流。

目下谷歌公司和北京政府談判已成僵局。前述中國總領館官員對夏明教授講的那番話，中方一定原原本本奉告谷歌了，「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你要利，我們可以給更多。」谷歌偏偏不聽訓導，乖乖去做吃回頭草的「聰明馬」（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語錄），而要做「草泥馬」。就在這兩天，谷歌再次停止執行中方規定的網絡審查，大陸網民奔走相告，卻又陡生依依之情，這是一曲「離歌」，谷歌要壯士斷腕，而且自己不去拆招牌，任由專制利斧剁下來，讓北京做惡人做到底。

那把巨斧是一定要剁下來的，是現在剁還是忍到世博開幕之後？我看刀斧手沒有這份耐心，將谷歌掃地出門，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蔡子強 - 電影業的北望與留守

Vic: 蔡先生最喜歡的周星馳電影，恰巧也是我最喜歡的，的確讓人看得心花怒放、心有戚戚。這電影在台灣改了另一個名字，叫《凌凌漆大戰金槍客》。《黑社會II以和為貴》是近年難得的港產片，明白說出一個越來越少人敢說的事實：黑社會再黑，又怎比得上共產黨。

(延伸閱讀：Vic - 港產片中港兩個版本是應該的嗎？)

2010年3月11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港產電影《歲月神偷》奪得第60屆柏林影展中的水晶熊獎新世代最佳影片。雖然有報章專欄揶揄此乃「小兒科獎」，並「單單打打」一番，但我卻認為港人實在不應如此相輕。如果別人識得欣賞我們，反而自己人卻不識得欣賞，那委實是一大可悲。

《歲月神偷》訴說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情懷，那是完全拍給港人看的一套影片，所以尤其彌足珍貴。這樣說來好像很可笑，港產片不是理所當然的拍給港人看的嗎﹖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今天我們有大國崛起之後的內地市場。

國內vs.香港票房

從附表中可見，拿去年幾套港產大片為例，《赤壁（下）》、《十月圍城》（跨年總票房實為2.93億）、《游龍戲鳳》、《大內密探零零狗》為例，它們在國內的票房由兩億多到一億不等，不可謂不驚人。

而它們的香港票房又有幾多﹖答案是只有約十分之一（見附表）﹗其實，在同一年，在國內拿到近一億票房的港產大片，還包括《竊聽風雲》（0.9億）和《麥兜響噹噹》（0.7億）。

如果再看遠一些，過去幾年，在國內拿到上億票房佳績的電影，還包括：《赤壁（上）》（3.21億）、《長江七號》（2.03億）、《投名狀》（2.01億）、《功夫》（1.60億）、《錦衣衛》（1.37億）、《大兵小將》（1.22億）、《梅蘭芳》（1.14億）、《全城熱戀》（1.10億）、和《霍元甲》（1.02億）。

國內市場的吸引力，至此不言而喻。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北上的代價

前一陣子，曾志偉接受《壹周刊》的人物專訪，結尾為他道出如此一番心聲：

「10幾年前，他以製片身分，勸電影人目光放遠些，不要拘泥於港產片，應該拍攝給全國人民看的華語片。估不到，本末倒置。『現在幾乎全部人都北上了，反而有大陸觀眾跟我說懷念港產片。我們太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

大家只要記起《無間道》，因為國內要邪不能勝正，所以香港、內地有着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結局；又或者《深海尋人》，因為國內不能說鬼故事，所以結局把一切歸咎於主角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就明白，什麼是為了「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了。

芸芸眾多周星馳的電影，我最愛的是《國產零零漆》。當中最經典的一幕，莫如是主角零零漆被冤枉而送上刑場，混上其他囚犯一起被處決，正當一眾公安準備行刑，眾犯忙不迭設法脫身，但無論如何淒厲呼冤，又或者表明自己高幹子弟背景，以至賣弄一身鐵掌水上飄武功的，都難逃被處決命運，正當大家以為主角劫數難逃之際，但最後鏡頭一轉，周星馳卻平安大吉，原來他的秘訣，就是只要用上100元人民幣，便可以把官兵收買，更向歹角義正詞嚴的吐出「上樑不正下樑歪」7隻字。

當年這一幕看到大家心花怒放，但大家亦知道，也是同一幕，令周星馳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如何波折重重，良久才能「擺平」。難怪今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便是配合主旋律，被「和諧」掉的《長江七號》，當年周星馳的稜角已經被磨平得一乾二淨，香港小民的心聲和脈搏，更加煙消雲散。

徐克便發牢騷說過：「我最不喜歡看天氣做事，我指的是電檢天氣，和文化天氣。例如現在要談的是和諧社會的題目，便不能拍《水滸傳》；《色戒》後，不能見到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

留守要道德勇氣

我覺得杜琪峯的電影十分之好看，例如《鎗火》、《PTU》、《跟蹤》等，以及尤其是《文雀》，它把香港很多將會湮沒的景致，以風格化的鏡頭保存了下來，拍出了一個最美麗和有性格的香港；又例如《黑社會II 以和為貴》，當中的政治含意，更直接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諷刺和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只能處於下風，對方手段之高超，就是連窮兇極惡的黑社會，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乖乖唯命是從。它不會把你趕盡殺絕，反而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但卻抓着你的把柄，要你手執龍頭，方便直接控制。

但大家都明白，拍出這樣影片的電影人，又如何可以在國內立足呢﹖拍這樣的一套片，是要很大之道德勇氣的。

我明白電影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妻活兒，所以北望神州，完全無可厚非，否則香港電影業也只會是一條死路。

但最後還是容許我，向那些留守香港，拍片是為了給港人看的導演，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文章中有關國內的票房數字，參考自：

「時光網」：group.mtime.com

「新浪網」：dailynews.sina.com

至於有關香港的票房數字，則參考自2010年2月22日，《信報》，頁11。

吳靄儀 - 可能的與不可能的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03-01

早前，有學者重提上世紀社會學學者韋伯談論從政的一篇演講（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溫故知新，我趁機找來細讀了。香港的政論家，一面倒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韋伯這篇演講，卻有這樣的結語：

"Politics is a strong and slow boring of hard boards. It takes both passion and perspective. Certainly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firms the truth - that man would not have attained the possible unless time and again he had reached out for the impossible. But to do that a man must be a leader, and not only a leader but a hero as well, in a very sober sense of the word. And even those who are neither leaders nor heroe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at steadfastness of heart which can brave even the crumbling of all hopes. This is necessary right now, or else men will not be able to attain even that which is possible today. Only he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who is sure that he shall not crumble when the world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s too stupid or too base for what he wants to offer. Only he who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can say 'In spite of all!'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 錄自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H. Gerth 及C. Wright Mills 編譯。）

「歷史告訴我們，若非一次又一次力爭不可能的東西，我們連可能的東西也不會得到。」如果我們接受對方認為是不可能的東西就不去爭取的話，我們根本不配稱為從政者。

「政治好比持久有力地在硬木板上鑽洞。我們同時需要激情和判斷力。」韋伯所指的堅持是強硬而毫不客氣的。愚公移山，可等到子又生子，子又生孫，慢慢實現。鑽木板肯定是這一代的事！愚公不跟你說判斷力，甘自讓人視為「愚」公，所以愚公移山是另一個寓言。韋伯政治領袖要有看通大局而作出判斷的智力。

還要勇敢。政治領袖須是個沉實的勇者，但「即使不是領袖也不是勇者的從政者，也必須培養出鍥而不捨的精神，使自己在一切希望都粉碎的時候，仍能勇敢面對」。識時務者只是「俊傑」，可不是韋伯的從事政治的人。但「我們今天已需要這種精神了，不然即使今天已有可能得到的東西，我們也得不到」。

所以，我強力推薦韋伯這篇1918 年的演講給公民黨，作為黨內討論的文章，極力建議關信基主席向青年黨員講解這篇演講的內容、背景，及在今日香港的意義。

吳靄儀 - 冰火盛世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年02月22日

Vic: 《盛世》這本小說，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以及許多許多其他有意思的書，很「自然地」在中國大陸被禁。盛世之下，人民不該看的，當然還是不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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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中國的盛世正式開始……」陳冠中的科幻/寓言小說《盛世》引起熱烈興趣，一半是因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熱門話題，另一半是因為它的內容觸動了文化界中人的不少聯想。《盛世》可以說是中國版的《1984》，也令人肯定少年讀過的《到奴役之路》、《自由的恐懼》等著作，仍是所言非虛。陳冠中更直接提述了霍布斯的《巨靈》（Hobbes, Leviathan）。這本政治哲學名著，認為君主極權制度的理性基礎在其必要性，因為在自然狀態之中，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每個人都有權襲擊他人，奪其財產，於是人人時刻生活在危險和戒備之中。為了解除這個狀態，唯一方法就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交付一個極權的君主，由他統治一切，所有人都得遵守他的命令和法規，由是建立起社會秩序和治安。

《盛世》的「巨靈」，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體制，而適當的一黨專政，是中國達至盛世的必要手法。

「盛世」與暴政的分別，在於政府的目標是人民的幸福，以及得到人民衷心的接受。那麼，中國當局怎樣得到人民心甘情願接受國家機器的控制？在小說中，秘密就在「不見了的二十八天」——在「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與「中國的盛世開始」之間，原來是有二十八天的，但這段日子在全體人民的腦子裡消失得乾乾淨淨，初時因為沒有人願意記起，後來政府索性有系統地自一切形式的紀錄中切除。

這二十八天發生的是亂：政府有意識地讓亂的情況擴大，人民的恐懼加深，直至人民主動渴望、要求政府全面插手管；經歷了血腥的一段「嚴打」時期，治安恢復，從此政府在人民合作之下控制一切，推行了連串西方國家不可能推動的經濟和社會措施，使中國正式達至盛世。

有趣的是，這個寓言，間接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怕「亂」，香港社會穩定得不得了，香港人仍是怕「亂」。這是因為我們腦子裡都植入了「治亂世用重典」的晶片，政府當局為了要人民渴望「用重典」，所以不住散播「亂」的恐懼。自由會導致亂，開放會導致亂，人權會導致亂，民主會導致亂……

李怡 - 譚案顯示：國家政權等同豆腐渣工程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2月10日

早前報載 2010年奧斯卡獲提名的名單，較少報道獲提名「最佳記錄短片」的，有一部是關於 08年四川地震的影片，英文片名是：《 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中國非自然的災難：四川的眼淚），製片人是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華裔教授夏明和鄺治中，導演是美國著名記錄片導演 Jon Alpert和他的助理 Matthew O'Neill。影片由 HBO投資，製片人給影片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劫後天府淚縱橫》。在 YouTube上，可以看到影片的片段。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全片沒有旁白，話音全由當地災民的直接談話組成。夏明等四人在川震第十天前往災區，親見家長們控訴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為死難的子女討正義。他們原想拍攝天災，結果拍出了「非自然的災難」，即人禍。這部獨特的電影，極可能在奧斯卡獲獎。

全世界都會透過影院、 HBO電視頻道，看到四川地震中人禍，而唯獨在中國看不到。不僅看不到，而且昨天還把最早揭露川震中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譚作人，判了五年徒刑。

譚作人案去年 8月審理，期間有香港記者遭公安在酒店扣留，藝術家艾未未前來聽審被拒更遭毆打。審理隔 6個月才宣判，昨天香港記者也遭到粗暴對待。法院以譚作人的六四文章定罪，沒有提及豆腐渣工程。

顯然，這是經過 6個月的中共高層考量，而作出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決定。譚作人的六四文章寫於 07年 5月。而他是在 08年川震後，深入災區，收集死難學生數據， 09年 2月，他呼籲對校舍工程質量作調查，「確認每一個班級，每一所學校，每一個鄉鎮，每一個縣市，每一個地區遇難學生的真實資料。」這些資料，本應是政府有責任去收集確認的，但政府不但不做，反在譚作人提出這呼籲後一個多月，把他拘捕了。當局以他的六四文章定罪，顯然是因為明眼人都會看到，若以「確認遇難學生真實資料」為由，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實在太勉強了。譚的獲罪，名為六四文章，實為他對川震受難者的人道關懷。

譚作人的六四文章，是 07年 5月寫成的。 89年他在北京，見證了六四的全過程。他在文章中說， 18年來他無數次衝動着寫作的念頭，但提起筆「都寫不下字」。為甚麼 07年 5月他寫了呢？「這要感謝一位叫馬力的香港先生，因為 2007年 5月 15日，他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侮辱了你的智力，踐踏了你的記憶。他讓你想到了惡，而不是美。你想告訴他，你想記住的，只是美。 1989年，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麗，譜寫了中國當代史的華美章節。它留給世界的，是大愛的人性光輝和大美的真理價值。」

在這篇題為《 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中，譚作人寫他在廣場所見到的互相扶持、互相救護的人性的美麗，寫目睹的事實而不帶仇恨，相反還引用劉曉波《絕食宣言》所提到的「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

文章的警句很多，例如，文章提到「改革開放」之後的「偉大」轉型：「從此沒有美惡是非對錯，只有貧富強弱輸贏，以發財致富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為終極價值。首先壞起來，才能富起來，不能富起來，也要壞起來。這是悲，還是喜？」當年大學生在廣場的堅守，「守住的不是廣場，而是人的尊嚴和價值。這是當今發展中的中國，最為欠缺的東西。」

89年中國「最後的美麗」，在坦克機槍中消失了。譚作人反對並揭發豆腐渣工程，結果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按邏輯來說，他反對的，等同於他要顛覆的。因此法院的宣判顯示，國家政權也就等同於豆腐渣工程了。豆腐渣工程：堂皇、虛假、脆弱，還加上恐懼──暴力，正正是來自於恐懼。

成名 - 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

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應否全面廢除功能組別，已成為各方爭論的核心議題。10多年來，反對全面廢除功能組別者，反反覆覆基於如下觀點，堅持其立場：

（一）功能組別議員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就多方議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提高立法和施政水平；

（二）功能組別有利於經濟發展；

（三）功能組別「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有利各界「均衡參與」。

但上述觀點可有足夠依據？

有助獨立和專業意見表達？

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23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着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在現行分組投票下，在功能組別只需要最多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能否決議員提出的提案。

事實上，一項針對1998至2004年間，就功能組別議員有關社會政策提案的研究，發現功能組別議員傾向以狹義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界別利益。當界別的利益不能成為立法行為指南時，功能組別議員通常放棄商議法例，或只跟隨所屬政治團體的路線，或政府意向投票。這項發現反駁了功能組別會經常注入獨立的意見、豐富立法辯論的假設。另外，研究指出很多功能組別議員的經驗或者專門技能和政策制定並沒有太大關連，這亦解釋了他們在很多立法討論中根本缺乏參與。

該項研究還發現，當一些功能組別議員認為辯論議題與組別利益無關時，他們參與立法會討論的積極性也大大減少。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當討論一旦涉及廣泛的經濟議題時，只有少數來自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能擺脫其所屬組別或黨派的掣肘，提出獨立意見。上述兩項研究均反駁了關於「功能組別議員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這一觀點。

有利經濟發展？

要維持香港經濟發展，關鍵之一在於香港能否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可是，香港現時很多行業都存在不公平競爭，例如超市、運輸、能源等行業，由於不公平競爭，造成市民的開支增加。不公平競爭亦阻礙有創意的企業進入或停留在市場，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進而損害經濟發展。

根據消委會1994 年的報告，兩大超市集團在1985至93年的門市數目愈來愈多，同一時間，其他超市的門市數目則愈來愈少，此外，業界亦估計兩大集團的營業額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香港在2002年8月前30個月累積通縮4.5%，但消委會調查發現，本港三大超市逾63%貨品的售價不跌反升，正價升了3.6%，即使計算優惠特價，升幅仍達1.5%。中小型的超級市場亦屢屢抱怨，指該等大企業以本傷人。為確保公平競爭，現時世界上已有至少100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訂立了公平競爭法。

儘管香港目前極需推出公平競爭法維持經濟發展，然而相關議案卻在分組投票機制下多次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否決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毋須監管」、「業界自律」、「現行法律已足夠」、「先考慮，次諮詢，再調查，後研究，最後再討論」等。其實，否定公平競爭法的功能組別議員只有一個目的：為了自身界別的利益而抗拒改變。在2004年，功能組別議員出於同樣目的，不僅反對政府檢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運作，連政府僅僅就公平競爭法進行「可行性」的研究也公然反對。此外，筆者曾翻查1998至2004年立法會的投票記錄，發現大多數關於提升香港經濟競爭力的立法動議均來自地區直選組別，而非功能組別的議員。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2000至2004年間的立法會辯論中，功能組別議員曾建議政府，作出扭曲公平競爭的干預。例如，功能組別支持政府在沒有公開投標的情况下，以低廉地價將數碼港批給在相關管理經驗方面具爭議性的本地財團。

上述研究表明，大多數功能組別議員在立法會投票時，首要考慮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好處，縱使為此犧牲自由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乃至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

「平衡」各界利益 有利均衡參與？

要「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確保公民自由，有效的政治問責和合理監管商業行為乃是必要條件。基於1998至2004年的立法會投票記錄，筆者研究了立法會議員在兩個關鍵政策——（1）公民自由，（2）政治問責——的投票行為，發現有關改善政治問責的動議，大多數來自地區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另外，所有關於保障香港公民自由的動議，同樣都是來自地方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

實際上，對於一些威脅公民自由的議案，包括《基本法》23條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立法，許多功能組別的議員都投了支持票。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於2006年通過時，政府強調該條例是要確保執法機關有效打擊犯罪活動；然而自該條例執行至今，兩年間竟有至少15宗執法人員違規竊聽，或擅自刪除相關資料，以掩飾其違規行為，嚴重蠶食香港法制基礎。相反，泛民主派曾在2009年提出「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上述條例」的議案，卻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備受爭議的高官問責制實施以來，問責成效令人懷疑，問責官員與高級公務員之間的分工含糊不清，但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卻支持該制度；2008年5月，政府公布了新增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一方面他們普遍缺乏相關政治經驗，另方面，其薪酬之高，迅即令社會嘩然；之後，泛民主派提出議案，刪除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開支預算，卻遭到功能組別的否決。

最後，社會各界利益能否平衡，在乎商業行為能否受到合理監管。不少港人耗盡畢生積蓄，為求購買一個住宅。可惜，香港的地產商連明碼實價的基本商業原則也不遵守。為此，來自地區直選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在2006年向政府建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樓面平面圖、價目表、所須繳付的其他費用及收費等等；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操控價格，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到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儘管屏風樓的建築，不單影響景觀，且妨礙空氣流通和採光，威脅市民健康。然而，地產界堅持要「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方式進行規管屏風樓的議案，也被功能組別否決。

綜上所述，從屬親政府陣營的功能組別議員不僅未能確保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還損害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以及在種種影響民生的提案中，偏幫大財團利益。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立即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這樣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有助真正實現中央政府承諾的2020年全面普選。放眼世界，在已實現「真普選」的民主社會裏，若要吸納專業人士意見，大可以通過政黨、智囊團、專家小組、立法委員會等渠道。一再堅持以為只有功能組別才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以達至所謂均衡參與，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陳腔濫調，不僅與事實相距千里，更是一項破壞香港長遠安定繁榮、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研究來源：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