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光 - 中國仍是文明的監獄

2009年6月26日

到口衰的人沉默起來的時候，事情就快要發生了。

我口衰因為我老實。

現在我比較世故，所以時常沉默：還有什麼好說？

--黃碧雲 「杜祭文」

【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悼念剛過，差100天便是60周年國慶，劉曉波終於被捕了，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所謂煽動顛覆，不過是08年國際人權日，劉曉波發表和平的《零八憲章》，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理念，提出修改憲法、分權制衡、公器公用、聯邦共和等主張，得到國內外8600人聯署，被視為異見知識分子上書和第二次民主運動。

有異八九民運的慷慨悲歌，《零八憲章》是血火的沉澱，毫不諱言受到捷克《七七憲章》的啟示。劉曉波雖然繫獄，仍得到哈維爾頒發人權獎，光榮與悲哀集於一身。哈維爾在頒獎禮說：絕望與希望同時存在，這正是中國異見者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不如腐敗之清廷

劉曉波曾參加八九民運，鎮壓後以反革命罪入獄，兩年後寫下悔過書離開，自視為一生的奇恥大辱，懷着終身的悔疚與靈魂的拷問，每年都以倖存者的心寫下六四的救贖。劉曉波說：我還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的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違心的悔罪。我曾堅守的做人底線，早在寫下悔罪書時就被自己踐踏。

出獄的劉曉波，以更深沉的思考走上異見者的不歸路，活在軟禁和監獄的高牆裏，但牢獄不能禁止思想的飛翔，20年磨劍的《零八憲章》，寫的是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卻植根於建國60年的反思。劉曉波在憲章前言說：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人權災難。

中國民間立憲運動並非新生事物，與百年前的清廷立憲遙相呼應。當年的梁啟超曾組織政聞社，發起5次全國知識界的大請願，迫使清廷在1908年發布《欽定憲法大綱》，最後承諾6年立憲的時間表。清末10年的立憲衝突中，知識界揭竿而起，血書淋漓、斷指送行，聲勢浩大，轟動京師，震驚朝廷，但清政府卻未捕一人，未開一槍，皆因立憲是書生論政，如何能殺，殺又如何？

今天的中國卻不如腐敗之清廷，既有六四開槍在前，復有《零八憲章》拘捕在後，這正是歷史倒退的傷心處：百年革命犧牲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是民主立憲的中華，而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當《七七憲章》的捷克夢境成真，《零八憲章》的中國何時圓夢？即使拘捕了劉曉波，即使壓制了303名發起者，即使將中國自絕於人類文明的大潮，難道國人就沒有自由的渴望嗎？

著名畫家高爾泰，六四後逃離中國，尋找自由的家園。他有一幅畫名為《中國》：灰濛濛的天幕下，活着千萬人家。但細看天空卻是灰色的高牆，所謂中國不過是文明的監獄，容不下一個書生的《零八憲章》。

王丹 - 中共審判劉曉波說明了什麼？

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明報專訊】拖了7個月，中共終於決定將劉曉波正式逮捕。這個事件說明了幾個問題：

第一，儘管中國的社會在演變，儘管中國的經濟在增長，但是，中共的極權主義本質，他們以國家暴力維護自己的統治的執政方式，其實並沒有改變。劉曉波作為一介書生，能夠做到的無非就是寫文章和發表聲明，一貫溫和立場的他從來反對暴力革命，在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下的他也不可能從事秘密組織活動，即使如此，他還是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樣的罪名投入監獄。對此，那些認為中共已經有進步，已經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的人，要如何自圓其說呢？劉曉波的終於被捕，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實在中國，太多太多的事情並沒有改變。當兩年前還有人可以說「中共已經改變了，你看，劉曉波那樣批評政府，也還可以繼續寫文章」的時候，現在的他們，難道不會啞口無言嗎？事實也證明，所謂的言論空間的擴大完全是假的，那不是建立在制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中共的政策把握上的。換句話說，他們不想抓人就不抓，想抓的時候就抓，這與言論空間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二，劉曉波的個案，早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的關注。如果說，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前，當局扣押劉曉波，還可以被理解為擔心紀念六四形成風潮的話；那麼，在六四紀念日已經過去之後，當局不僅不是放劉曉波，反而變本加厲地予以逮捕，接下來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會對劉曉波判處重刑，這就明顯是對國際社會的人權準則的公然挑釁了。是什麼讓當局可以不計後果，一意孤行的呢？國家社會最近幾年來對中國的人權狀况的姑息就是原因之一。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圖以劉案恐嚇公民社會力量

第三，中共當局在六四紀念過去之後，還是執意要審判劉曉波，明顯的意圖，是試圖以這個案例來恐嚇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的力量。這個動作本身其實也揭示了一個公開的秘密，那就是：其實中共的統治並不像外界以為的或者他們自己吹噓的那樣穩定。否則要如何解釋他們對劉曉波這樣的一個溫和的不同政見者的恐懼和擔憂呢？當局要拿劉曉波開刀，其實正好證明了當局內心的恐慌；而當局內心的恐慌，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局勢的動盪。目前各地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群體事件已經預兆了一個歷史變動時期的即將到來，春江水暖鴨先知，當局對此也不可能沒有體察。審判劉曉波，正是當局色厲內荏的表現；審判劉曉波，也宣布了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明報社評 - 手法強橫質素粗糙 如此「綠壩」可以休矣

【明報專訊】內地規定下月1日起，強制新出售電腦都要安裝名為「綠壩‧花季護航」（下稱綠壩）的過濾軟件，經過測試之後，內地網民發現當局藉這個軟件以過濾色情資訊為名，實行嚴格政治審查之實，已表達強烈不滿，商界和法界亦多所批評，連個別政府部門也發異議，擔心削弱整體競爭力。縱觀整個事態，「綠壩」是長官意志的產物，以強橫手法控制資訊；但是據知軟件質素粗糙，存在嚴重安全漏洞，軟件開發商被指有抄襲之嫌，國外電腦廠商惠普和戴爾聲稱要聯手阻撓，美國政府就試圖限制信息自由傳播的做法，已經提出正式抗議，據說「綠壩」軟件也已經被輕易破解。事態發展到「綠壩」已經成為笑話的情况下，當局應該懸崖勒馬，取消強制執行「綠壩」的規定，使公權力免遭進一步訕笑。

「綠壩‧花季護航」，從名字看來，使人感受到健康、關懷。[Vic: 此言差矣。這名字噁心死了。] 根據介紹，該軟件有七大功能：包括色情內容攔截、不良網站過濾、上網時間控制、網上聊天限制、上網紀錄查看、密碼權限管理、電腦遊戲監管，若發現不健康信息，將關閉該網頁或文檔；當瀏覽含有不良信息的網站如色情網站時，「綠壩」可以自動關閉瀏覽器。這樣一個旨在保護年輕人而研發的過濾軟件，本來是好事，不過，當局操作此事時，顯得不夠光明磊落。

據知，今年4月，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務院新聞辦聯合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中小學在5月底前完成「綠壩」的安裝使用。所有「家電下鄉」的電腦也已預裝該軟件，在此階段「綠壩」意在保護中小學生，未引發質疑。但是，5月19日，工信部發出通知，規定7月1日後銷售的電腦要安裝「綠壩」。但是這一通知卻並未公開發布，直到6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道了相關事態，工信部才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此事。

公然侵入私人空間

網民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事態揭露之後，網民嘩然。因為無論「綠壩」的出發點怎麼良好，放諸社會大衆，電腦既然是私有財產，是否安裝「綠壩」，應該由電腦擁有人自行決定，但是工信部的強制規定，則是公權力明目張膽地侵入了私人空間。而經過測試之後，發現這個軟件的關鍵過濾字庫，只有約2700個詞彙與色情資訊有關，卻有多達約 6500個詞彙屬政治審查。據網民的不完全統計，「綠壩」要「殺死」的資訊，屬於色情的只佔約15%，其餘85%屬於政治和敏感內容。當局藉過濾色情資訊之名，意圖加強控制資訊自由的實質，於此表露無遺。網民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此外，據知「綠壩」軟件有記錄功能，會記錄使用者的電腦屏幕畫面，而有關紀錄無法刪除，因為「綠壩」軟件有類如間諜軟件的部分，刪掉一個檔案，就自動生出另一個。據知，這個設計目前未具傳遞功能，但是如果「綠壩」軟件逐步進化，則難保網民日後的上網紀錄，會全數為「網絡警察」掌握，這是網民另一憂慮之處。

除了被指涉嫌抄襲和有安全漏洞，容易受黑客攻擊以外，據測試者指出，「綠壩」的過濾功能問題多多，鬧出不少笑話。「綠壩」以顏色的紅色、黃色比例來過濾照片，例如人民日報網站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大頭照片，因為肉色部分太多，被當做不良照片。另外，安裝「綠壩」後登入維基百科，發現鄧小平、毛澤東的照片，也是因為肉色太多，被視為裸照而未能顯示。連領導人的官方照片也為「綠壩」所禁，顯示軟件質素粗疏，效用有限，會使用家費時失事。

除了上述笑話，還有的情况包括：有法律人士撰文，認為工信部的做法可能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多項法律；「綠壩」數據庫被網民破解，上千個成人網站的名單被公開，有網民戲稱，「納稅人的4000萬就起個色情匯總的作用」；內地輿論則進一步要求公開花費4170萬元人民幣採購「綠壩」的細節；來自美國、日本、歐洲和加拿大的19家行業組織聯名致函工信部長李毅中，希望收回安裝「綠壩」的成命等，最新發展則是美國政府的正式抗議。

家電下鄉卻限制自由

愚民政策自相矛盾

「綠壩」事件已經超越內地官方與網民的互動，而是成為一樁涉及中國形象的國際事件；此外在內地設廠的港商，擔心「綠壩」導致處理文書有困難，使企業效率下降。據知內地一些黨政部門也向上級反映，認為安裝「綠壩」之後，會使工作落後於人，影響競爭力。

由種種情况看來，「綠壩」事件，又是一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的舉措。推動家電下鄉，最終目的是提高基層民衆的知識水平，卻用「綠壩」來窒礙民衆思想的解放，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另外，「綠壩」軟件質素之粗糙和不成熟，也不能起到恰當過濾色情資訊的作用。「綠壩」於外，影響甚為負面；對內則無所作為，而且不利社會和諧，所以，當局不宜硬撐下去，宜順應民情，叫停此事，才是上上之策，也是對人民念茲在茲的政府所應為。

李德成 - 老大哥入屋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06月15日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整個中國基本就是一個大監獄，人民在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監控，對於互聯網的控制，也絕不會鬆懈。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網絡審查系統，基本上要封鎖一個網站，只須一個按鈕。當然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電腦高手還是可以找到門路突破封鎖。

軟件可監視所有資訊
對於已經手執網絡審查界牛耳的共產黨來說，他們是不會滿足的。他們於是立例規定所有於七月一日之後在中國發售的電腦，都必須預先裝置由一個名為「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就是要防止色情資訊流通。但這個理由深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即是說全是廢話。

首先，中國的金盾工程根本已經讓共產黨可以任意封鎖網站，所以基本上不須另外在每一部電腦上安裝過濾軟件。第二，即使要安裝過濾軟件，為甚麼必須要安裝這個「綠壩」軟件？為甚麼不能讓買家自由選擇過濾軟件？這其中只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筆者以小人之心去測度，這大概是把金盾工程延伸至尋常百姓家。金盾工程雖然花費巨大，但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網民，實在已不勝負荷，而且因為網上資訊太多，金盾工程根本無法一一監察，現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用大概三萬網警進行監察，再把被發現有問題的網站進行封鎖。基本上對所有訊息進行自動審查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若把監視軟件安裝到每部電腦上，那麼這個軟件便可以對所有出入的資訊進行監視，例如電郵，並對其中包含的敏感字眼向有關當局發出舉報。這個計劃的聰明之處，是用你的資源對你進行監視，可以說是人盯人了。但當然，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因為反制的方法實在太多了，例如把該軟件移除，又或重新把磁碟機格式化後再重裝作業系統，又或把磁碟機重新間格，保留原來的作業系統，在另一個間格裝置另一個作業系統如 Linux或 GOS。

自行組機可解決問題
有人或者會擔心有這個監察軟件，那麼將不能上網，我卻認為是過慮。首先，共產黨只是指定七月一日後發售的電腦須預裝這個軟件，那即是說一部之前購買而又未裝置這個軟件的電腦仍然可以上網，由此推論，一部七月一日之後購買的電腦經過以上的反制行動沒有不能上網的理由。其實，對於認識電腦的人，自行組裝電腦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那麼，我如何裝置便全是我自己的事了。

要對付這樣一個獨裁政權的網上監察，最佳辦法就是積極上網發表訊息，那怕是無聊透頂的訊息，因為越多訊息，越能夠令到這個監察系統超載，越能令到那三萬個網警走狗疲於奔命。共產黨為甚麼會有這些除了激起人民不滿之外全無作用的政策呢？這真的令人費解，或許是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令他瘋狂吧！

孔捷生 - 廣場紀事，做個誠實的中國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06月15日

回憶六四，想起汪明荃唱的《勇敢的中國人》：「令我錦繡故鄉色變，令我嬌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國國土，此際浩氣在騰，誓要將我苦難化為悲憤，做個勇敢的中國人！」做個勇敢的人，我遠未夠格，只好先去勉力做個誠實的人，畢竟連這都頗為不易。看到《蘋果日報》讀者留言，問六四凌晨天安門廣場突然熄燈，其後發生了甚麼？其實六四紀實書籍很多，本人的《血路 1989》就是其中一本，廣場上發生的事，書中都有記敍。

這卻牽扯出另一話題，六四之夜有成千上萬廣場守護者，卻只有老鬼和我兩個作家。屠城後我們先後獲黃雀行動營救，我和蘇曉康、遠志明被支聯會安排住進沙田一庇護公寓。想不到老鬼也住在同一幢大廈。他違反支聯會規定，私自過來串門，劫後聚首不勝欷歔，我才知道他當時在廣場紀念碑東側（我在西側），言談之間發覺我們所見略同──全賴侯德健在千鈞一髮之際和軍方談判，學生市民在武力清場的最後一刻列隊撤離，廣場之內幸免發生集體屠殺。

由於老鬼違規，我們被拆散居住，我再沒見過他，此後也沒有讀到他的六四回憶文章。我甫到美國便把《血路 1989》投稿給陳若曦。其時高信疆等台灣文化人的六四捐款用於創辦文化雜誌《廣場》，陳若曦是社長，我這篇紀實文章就發表於《廣場》創刊號。文中關於六四廣場紀事，與當時海外傳媒蔚為主流的說法不同。連陳若曦也覺意外，她卻撰文支持，認為即使面對如此殘暴的事件，作家也要據實直言。

然而六四血泊未乾，那時說話最權威的是八九民運之風雲人物，其中影響最大當屬六月十日向全世界播出的柴玲錄音帶。她六四清晨率隊撤出廣場，學生卻在六部口遭到坦克慘無人道的追輾，而且沿途彈痕纍纍，血肉狼藉。悲憤欲絕之下，柴玲採信了廣場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傳說，一經她的口道出，幾乎就是不易之論。我的《血路 1989》之廣場見聞，當時信者寥寥。不過我和陳若曦都沒有甚麼「話語權」，卻有一個很有話語權的人，因為說實話而被剝奪了話語權，他就是侯德健。

六四後侯德健被羈押，九○年被驅逐出境，把他扔到公海由台灣漁船搭救。關於六四，侯德健的話語權不應遜於任何學生領袖。然而九一年初我到台灣見到侯德健，他極為落拓，因為他早先違反「條例」投奔大陸，台灣政府並不歡迎他。這倒不算甚麼，他本來就是反體制的逆子。更寒心的是台灣傳媒集體杯葛他，只緣他說了實話：「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和人群。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我不知道別人在那裏看見，我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台灣傳媒咸認為侯德健這等說詞，是為脫離牢獄之災而給大陸當局的回報，於是一起封殺他。這位歷史見證人就此失去話語權。我告訴侯德健：「當時我也在廣場，你和我都說了實話。」幾年之後，我終於看到親歷其境的學生領袖說出同樣的證言，他就是封從德。六四大屠殺是血淋淋的事實，它確切發生的地點不在廣場，而是北京！

到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是誰在說謊，北京政府以為瞞與騙至少對自己的人民還是有功效的。畢竟二十年過去，侯德健老矣，尚能飯否？再熬下去連「天安門母親」都要凋謝殆盡了。孰料卻有一位八十後龍的傳人出來火盡薪傳，他寫下這首歌：「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春風裏，忘記了時間。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陽光下，想像著世界。一場大風，把你吹散；一場大雨，把雲冲淡。一場大風，把我吹遠；一場大雨，把足跡冲淡……」野火春風，人民不會忘記！

六四廿年祭：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六四廿年祭：梁文道 -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明報 2009年6月4日、5日

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
------------------------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鬥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於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