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芝蘭 -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政改與邊緣化

2009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工商界精英在經歷了近30年的政制改革辯論後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認識到一個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踐多年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資本家是民主政治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資本家未能洞悉民主制度對保護資本的重大功能，反之對民主發展處處設防，自挖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牆腳而不自覺，與之相比，之前被中央領導人點名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及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只是上述這深層次矛盾衍生的結果而已。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政制討論中，工商界提出了民主等於免費午餐的論述，擔憂民主化會增加勞工階層社會福利，削弱資本的利益，這種將勞資利益對立的思路，使工商界普遍抗拒社會上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利用中央對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保留，搭上了中央提供的「便車」，透過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來維持自身的利益。

問題是香港工商界如此是否便能夠保住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否令香港的資本主義持續保持活力，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能否使香港社會為中國持續發展做貢獻，使香港免除「被邊緣化」的威脅？

港商淪為抱殘守缺受保護者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香港工商界近年在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窘境，便可窺見只看見當前一己利益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起，工業界在南中國投資擴充生產，關閉在港的設施，充分利用內地廉宜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打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可惜的是，絕大部分港商未有適時運用投資內地帶來的低成本和額外利潤來開發科研提高生產力，本港的業界組織亦未有發揮聯結力量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作發展，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省政府多次明言要產業升級，港商營運的企業非但沒有成為廣東產業升級的先行軍和倡導者，反而一再向中央進言要求庇護，結果在去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結業連連！港商從一股進步的力量淪為抱殘守缺的受保護者，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鄧小平也已公開說了，其實100年或更長也行，反正中國已在變革，內地還要製造更多的香港。這些對香港原應是大好的信息，內地本身亦在變化，香港的經驗是重要參考，香港人便不需要擔心50年大限將到，香港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但弔詭的是，近年內地發展勢頭愈猛，香港社會便愈益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了，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了，看不到出路了。好像惟有別人的窩囊才能突顯我們的優勢，香港，你何以窩囊至此？

我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把香港特有的優勢發展得更好？中國在發展了，一開始便走在前面的香港要如何繼續走好我們的路，好為內地的變革提供新的參考？比香港同樣發達以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又是什麼？

工商精英置整體社會福祉於不顧

由此可見近日工商界人士及其前黨友唐英年司長的「功能組別普選論」的破壞力，已經超乎黨派間議席的爭奪。香港社會的穩步前進，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包括資本家具備長遠的前瞻目光。全球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一不擁有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而未聞有功能組別的。香港政制的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在「循序漸進」的主旋律下緩步前行，但目標是《基本法》45條及68條已經明確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雙普選。如今，有了2017及2020的時間表，將普選這一國際社會上久有共識的概念任意曲解，置中國在1998年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不顧，由此造成香港政治體制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社會，亦必移禍於本地的經濟發展前景。上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首次點明香港或會成為美國敏感高科技產品外泄到中國的管道，已經敲響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警號。[Vic: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你也會有些擔心，對吧？]儘管中央及港府迅速否認，港府亦一再強調外界批評其不讓中國異見人士入境的簽證政策出於中央干預是毫無根據，但如果中央並無干預，港府仍是一概不批准異見人士入境，這豈非引證了香港政治漸趨內地化的假設是成立的？香港又憑什麼要求國際社會在經貿上將香港獨立看待？

踏入2009年之初，中國提出要趁着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提升經濟產業，打造綠色GDP，走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國情複雜，政策框架的制訂與達致成效之間過程曲折，但部分港商在這過程中卻竟然成為保守的力量，而非推動進步的先行者。如今工商精英在政治領域上又再重蹈覆轍，漠視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只謀求維持一己短期利益，置香港整體社會包括資本家的後代的福祉於不顧，更遑論全國長遠發展的需要了。

這——才是香港被「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是香港本土的悲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路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