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光 -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2009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