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蔡英文的一通電話，釋放了中美兩地巨額負能量，本來十分欣賞美國這位「狂人」候任總統的陸媒馬上轉臉，《環時》大搞武嚇，聲稱解放軍已有能力在美軍介入之前打殘台軍，並指特朗普太無知，小學雞搞外交應事先請教高明。華盛頓外交建制大多數頭面人物則盡皆失色，不分黨派群起指摘特朗普胡來，其中尤以中國通、外交智庫名人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說的「這就是導致戰爭的材料」最危言聳聽。
然而，「無知胡來」說，很可能是偏見，因為特朗普外交團隊的「知台派」（在美國政壇和學界是少數派）早在大選投票之前，已與蔡的幕僚籌劃一旦勝選之後的互動明細。特朗普本人則更於選後率先找美國外交老手基辛格密談，後者隨即訪問北京與習見面，事後公開強調特朗普搞外交「最沒有包袱」。北京如果聰明，應該正確理解基辛格那句話的涵義：特朗普要把四十年來中美關係基調扭轉！
重新設定中美關係，風險當然有。從美國角度看，起碼有三個考慮：成本效益如何算、時機是否恰當，技術上有甚麼問題。
扭轉中美關係 技術上可行
技術上可行，指的是在定義中美外交關係文件中，美國的立場是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因而保留了在中台之間擺放關係比重以至修改性質的主動權。2014年海牙奧習會之後，美方公開指摘中國外交部發表的一段「友好聲明」文字，認為是「刻意竄改」（willfully
mischaracterized）了美國這個對台一貫立場，正好說明這點。
事緣該次奧習會氣氛頗好（習近平夫婦之前在北京盛情接待美國第一夫人米雪兒），中國外交部於是趁勢搞了一個小動作，在官方網站上宣稱「On
the Taiwan issue and Tibet-related issues, the US side respects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這有甚麼問題呢？原來，美國一向不把台灣與西藏等量齊觀，儘管視西藏為中國領土而不提異議（所以從來都是以宗教精神領袖的位階接待達賴），但對台灣的立場卻迥然有異。
1979年《中美建交聯合公報》上的第二點指「美利堅合眾國承認（recognizes）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第七點就標出美國對「中國」這一概念的理解範圍：「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acknowledges）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個理解，僅僅是說美國知道了中國的立場，而不是說贊同這個立場；故雖然在第二點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卻不代表美國政府心目中的中國包括台灣。（註一）
這點分歧，中美簽署建交公報時雙方完全清楚，所以2014年美方才高調指控中國外交部渾水摸魚，明確點出「acknowledge」不是「endorse」也不是「recognize」。因此，在這個公報背後的外交關係空間裏，美國便是明天採取「一中一台」的做法，技術上也不違背上述公報，而這正正是當年美國簽署該份聯合公報時要保留的無咎權利。
現代中美關係始於美蘇冷戰時期的1972年尼克遜訪華。當時美國受越戰拖累，尋求聯華制俄，而中國面對蘇俄陳兵邊界及核攻擊的威脅，雙方於是一拍即合，從此開始戰略協調。1991年蘇俄崩盤，冷戰的主要威脅解除，但美國為了取得更多在華商業利益，克林頓非正式地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認為台灣不應加入國際組織，以此討好北京。
小布殊上任之後想翻盤對付中國，但剛巧遇上9.11恐襲，其後出兵伊拉克，徒勞無功卻嚴重虛耗國力，落任之前更碰上八十年不遇的次按金融風暴，再有求於北京，而中國此前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神速，氣勢一時無兩，華盛頓要巴結也來不及。
「友華」四十年 美國屈處下風
如此「友華」四十年的結果，是美國屈處下風，對北京非常客氣，發展出一套極盡討好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行事慣例和辭令，涉華官員一度連「the
government of Taiwan」也不能說，只能婉委地講「the government on
Taiwan」，把台灣看作一個地理概念。美國《對台關係法》縱然包含美方協防台灣的義務，但是兩軍司令卻不能直接通話，那完全不是有效的安排。
美國這樣聯華制俄，在冷戰時期無疑有利應付頭號敵人蘇聯，但俄國今天已淪為綜合國力三流的國家，中國卻大有成為美國最強悍敵人之勢，美國國內於是產生一股要求總統扭轉中美關係的壓力，這股壓力在今年的大選過程逐步集結在特朗普周圍，並趁着美國經濟回穩、中國經濟強弩之末問題叢生而增幅不斷減弱的情況底下開始大膽運作。特朗普主導友台電話外交，無疑反映美國外交界的這個微妙變化（註二）。
然而，如果沒有國際上的大氣候扶持，特朗普要反轉美國四十年來的對中綏靖主義外交套路，也很困難。前幾任美國總統都是上任之初對中國強硬，不久就軟化，小布殊是最好例子，搞不好特朗普亦復如是。不過，這幾年中國在國際上的確不像十年前那麼受歡迎，原因有好幾個。
中國形象變壞 有利美國轉臉
中國出口太盛，導致進口國的反貿易政治勢力興起，不只在美國，在歐洲也一樣。另外，最近兩、三年，中國對外投資猛增，胃口非常大，到處買高科技、海港設施、供電網絡、油田、核電設施、數以百萬公頃計的農牧地等，不停觸動目標國的政治神經，終於招致反彈。最近一宗購買含大量德國和美國高科技的公司Aixtron又被德美兩國政府否決，原因是該公司部份尖端產品有軍事用途，而中國成立的買方殼公司，背後包含國企。
其實國企與否非關鍵，因為大陸的很多大型私企都有高幹和太子黨背景，跟各級政府關係密切，一路獲開綠燈，才可急速增長。外國政府現在都明白，這種私企，產權性質其實跟國企沒有很大分別，都是在黨政高層的羽翼之下運作，對西方國家的安全風險不比國企低，卻更具欺騙性，更會成為黨政高層控制企業運作和吞併企業利潤的主要模式。這種「私企」最顯著的例子無疑是電訊和網商企業，背後金權結構及與黨政官員千絲萬縷的關係，國際媒體已廣泛報道。歐盟、美、日否決給中國劃定為「市場經濟」，除了經濟保護主義因素之外，背後還有「中國私企非私企」的敏感因素考量。
經濟之外，還有地緣政治。中國的南海及印度洋擴張政策與其他大國產生嚴重利益衝突。感受到中國這方面壓力而有所反應的，不只是南海沿岸國家，還包括澳洲、法國等大國。以法國為例，鮮為人知的是，它擁有一批位於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外領土」，這些島嶼上有150萬法國公民及8,000名法國駐軍；它擁有世界第二大海洋專屬經濟區，總面積1,10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美國，而這些利益海域的86%是依附在上述「海外領土」周邊的。法國還與此區域內的九個國家發展了戰略夥伴關係，並向其中多國出口武器。無怪今年6月在新加坡召開的Shangri-La
Dialogue，法國國防部長Jean-Yves Le
Drian表示準備領導由歐盟國家組成的聯合艦隊參加南海自由通航，假想敵當然就是中國。
美國聯俄制華 國際阻力少
在這種氛圍之下，美國下一任總統若要改變對中國關係，會顯得很自然，沒多少國際阻力。但是，美國這一招要真正有威力，還需具備一個條件──俄羅斯的默契。這方面，特朗普似乎也走運了。且不說普京與他神交已久，法國和日本也在改善與俄關係。法國大選在即，如無意外應是極右的民族陣線主席Marine
Le Pen與中間偏右的共和黨候選人Francois
Fillon之爭，而這兩個人都是主張歐洲應該親近普京的友俄派，故無論誰當選，法國與俄羅斯修好在望。日本方面，因為與俄國談判歸還北方四島的問題有了第一步進展，故亦會與俄方保持友好。俄國面對的威脅減輕，自然會疏遠中國一些；強國崛起之後，「心理不平衡」之最者絕非香港人，而是以前的老大哥。
特朗普不蠢，否則他的生意不可能做得那麼大那麼久；他的癲狂作風，多半是偽裝的。商人善於捕捉商機，他要改變中美關係中的美國玩法，很可能是因為他看到了利益，而且覺得具備了客觀條件。在大選過程中，美國的「兩岸精英」、建制左翼以至傳統右翼，都看扁了他，輸了還不大知道為甚麼輸了，這一通電話外交發生之後，他們可能犯上同樣錯誤。
特朗普想反客為主改變對華政策，除了技術上可行、時機很有利之外，還要看改變的戰略成本效益。馬勒說：「你的曲子不必處處高明，但絕對不能沉悶。」特朗普當美國總統，誰也不會悶，包括中南海諸公。
（註一）1982年，列根總統向台灣提出「六項保證」，其中的第四項便重複了這個立場。今年5月19日（蔡英文就職總統的前一天），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友台議案，重申「六項保證」和「台灣關係法」是美台關係的兩個基石。6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六項保證」和「台灣關係法」亦首次成為該黨黨綱內的台灣論述的要點。
（註二）倡議改變美國亞洲特別是對華政策的觀點，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是Alexander
Gray& Peter
Navarro今年11月發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特朗普以實力為和平前提的亞太觀──重寫美國的亞洲政策〉。兩位作者分別是特朗普的高級政策顧問和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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