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 星期日

六四廿三年祭:安裕周記 - 人民不會忘記

2012年6月3日

【明報專訊】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着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着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着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着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着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况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着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迹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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