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6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在現今政治氛圍裏，無論你是支持民族自決、民主自決、什麼類型的自決、反對釋法、甚至只是說不想自己的命運遭人擺佈，都會自動被打成港獨。有些會認為不再要趟這場政治渾水，另有一些認為反正人類已經無法阻止官方輿論機器的砌詞抹黑，亦開始不介意接受港獨這頂帽子，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路線與訴求也不再用分得那麼細，結果港獨／反港獨就構成了今天一種互為因果的政治關係。
在政治觀念亂成一團的頃刻，讓我們重溫一段被遺忘掉的香港歷史片段。
按一份2014年解密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文件（FCO 40/1665 FUTURE OF HONG
KONG）以及戴卓爾夫人的公開書信，可發現其實時任香港市政局委任議員蘇偉澤（Walter M. Sulke），曾因公開發表一個香港人「公投自決」的宏圖大計而引起了英國官方內部關注，可堪稱在前途問題上清晰提出自決路線之祖。且看以前一個議員公開談及公投、獨立、城邦、自決、民主的概念與計劃，最後會否有如今天被「DQ」的下場。
以公投對決中國方案
從英國密檔看到，英國外交部注意到在1984年3月中英會談如火如荼、爭鋒相對之時，蘇偉澤在香港扶輪會（Rotary Club Hong Kong）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講，引起了當時的一些媒體關注。根據檔案輯錄的報道(上圖剪報），他是仁孚行（註：平治汽車港澳獨家代理商，怡和集團的附屬公司）的大班，在演講中公開呼籲英方立即中止中英談判，舉行公投，並將講辭的原稿寄給了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的報紙形容他可能是首名談及1997前途問題的非華裔港人。
在密檔中的轉述，當時蘇偉澤公投計劃構想是這樣的：英方應停止當時沒有太大談判優勢的中英會談，直接等待中方單方面的宣告（Stop negotiation now and wait for a
Chinese unilateral announcement）；然後，拿着中方提出的方案，在聯合國或英聯邦的監督下舉行公投；公投選項將會有3個：一是接受中方方案（the Chinese solution），二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三是獨立香港（an independent Hong
Kong）。而在當時的演講中，他認為在1984年的香港，會有三分之二的香港公民會選擇獨立香港的道路，儘管他並沒有交代具體理由。
是城邦／自決／獨立還是民主派？
如果在今天，蘇偉澤必然二話不說被打成港獨派無疑，正如現今的政治氣氛，沒有人再會仔細了解究竟他是什麼想法。有趣的是，蘇偉澤其實構想的獨立香港是一種可稱為「沒有主權的獨立」（Independence without
Sovereign）（看似矛盾？）：他認為香港獨立後仍可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上中歐的城市雖然獨立，但仍是屬於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香港因歷史的緣故，已發展成異於中國和台灣，並具有強大經濟實力和獨特生活方式的城邦（city state）；而且早在1960年代，要不是中國因素的影響，香港早已經歷去殖化獨立，現在或已是聯合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一員，同時具備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但由於中方的反對，任何關於獨立的想法，無論是否挑戰主權的，以及基本的民主實踐如開放立法局選舉都被阻止。與其說他是港獨派，這裏面某些理解更似城邦派。
蘇偉澤當時看到所有人都在猜度香港人的意願如何，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包括港英政府）真的去問香港人的意願，中國政府甚至對此沒有興趣，只想實施一個可以遷就中國意識形態的方案。透過公投來彰顯香港前途，姑勿論最後的選擇如何，都是民眾的意願，這亦是「自決派」所想。這種自決並非只視公投作為民意工具，而是現實地認為我們需要相信民主，例如蘇偉澤會說自己對於香港獨立沒有任何幻想，獨立自有內在危機，比如有可能出現稅率更高，危害香港自由的企業家精神（這些都是彭定康近日訪港時所擔心的）；煽動家或會出現，左派亦可能顛覆社會，但這些風險是必須承受的，因為這就是民主價值。
在同一份演講中，亦可看得出他更是一名務實的「民主派」。蘇偉澤認為，當公投結果一出爐，中英雙方就可重回談判桌，此時全世界都已知道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意願，究竟是希望成為共產中國的一個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自行選擇的未來。這不僅讓英方能夠增加談判籌碼，更重要的是讓世界知道香港人在想什麼，在一國兩制的承諾已告破產的今天，回頭看，當時公投香港前途才是真正的「務實」。
本地資產階級的民主覺醒
這份演講辭後來直接寄給戴卓爾夫人，唐寧街10號收到後頗為緊張，最後以一封「體面」的長信應付過去。這封回信先是客氣地多謝蘇偉澤的建議，其後筆鋒一轉，重申英國政府一直尋求一個令香港人、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更樂意以會談（discussion）的方式處理香港前途問題，這樣才能持續香港的繁榮穩定。就着公投，英國政府高度重視，將會在談判時考慮在內（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throughout the
talks）。當然，事情最後正如我們所知，這個公投計劃沒開始就已告終。
我們可在密檔書信中，看到一種當時本地資產階級的「民主覺醒」。蘇偉澤表明自己雖屬於香港人口非華人的2%，但已在香港居住了36年，代表了某種混合東西文化的本地新型企業家精神，已經扎根此地。英國統治最大的問題，在他眼中是缺乏培養香港的政治領袖，他更呼喚香港的政治人才要立即組黨。明顯他已知道，當這個地方沒有真正的民主，他們的處境亦只會命懸一線。故此，他演說用以下的話作結：
「作為盡責的公民，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後代捍衛自由與生活……自由與民主永都不會由上而下賜予的，民主的需求總是從下而上，世上沒有政府會願意在沒有足夠壓力下還權於民的，儘管他們如何空口地說民主。這全取決於人民會否清晰地告訴政府我們是什麼立場、有什麼訴求、要爭取什麼。
我們現在必須尋找有能力可以統合不同壓力團體及各種聲音，讓他們有凝聚力及組織，讓他們發聲。
香港的新領袖請站起來吧！」
32年過去，同一遍說話亦已在佔領運動中再說一遍，新政治領袖也嶄露頭角，但面臨洗牌威脅的本地資產階級有沒有分享當年這一種民主覺醒？
文：彭嘉琳@本土研究社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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