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 - 國民教育科與思想宣傳工作

2012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近日備受港人批判的「國民教育科」，可從兩個背景去理解它。一方面，它是為香港政治形勢量身訂做的。為什麼這樣說？大陸那邊沒有「國民教育科」，而叫「思想品德」，即使是一國兩制下的澳門，也只有「品德與公民」，兩地好像都沒有國民身分問題。因此，香港的「國民教育」，可以理解為中央與香港的土共要解決所謂「民心未回歸」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香港在一國之內，「國民教育科」當然也屬中共的政治思想及宣傳工作，所以，稱之為另一種「23條」也不為過。

推銷專政

不過，它比「23條」的法律強制，顯得更為軟性，不易捉摸。對於此，香港一般訴諸反對「大陸化」與「赤化」口號，這亦成為立法會選舉不少泛民的口號。這些口號指涉廣泛不清，「大陸」有地域族群之意，亦具政治涵意。選舉口號通常不能當成分析概念，其作用主要是觸動民情，可以理解。不過，談「大陸化」多，對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又有多少呢？我們固然要反對扼殺學子批判思考空間的「洗腦教育」，但是，若我們不把它放在政治思想及宣傳範疇中分析，恐怕即使擊中了一個科目，也無法觸及廣義的「國民教育」。例如，最近報章翻出來的「國情教育交流團」，根本就是舊聞，它早已成為香港不少青少年的成長必經階段。然而，當中的「黨化教育」內容與形式，也不是毛澤東（甚至不是鄧小平）的文革模樣，即使仍有一些毛時代的殘餘成分，如喊口號、唱紅歌，但其核心早已改變。

新西蘭學者安琳（Anne-Maria Brady）在2005年開展了一個中國思想及宣傳工作的研究，幾年前更出版了《推銷專政》（Marketing Dictatorship）一書，值得我們參考。她指出，在中共的政治思想及宣傳工作中，最根本的變化，是由延續革命傳統的先鋒黨，轉變成尋求執政黨的合法性。中共過去一直自稱為革命政黨，但1990年代後，逐漸視自身為「執政黨」或「執政集團」；這個提法最初由1990年代官方理論家提出，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確認了這個新定位。因此，香港那份有關「中國模式」的教師指引，稱中共為「執政集團」，也不是隨意的。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不止是換個名稱，而且，是標榜出其合法性來源的改變。革命傳統雖沒有被否定，但執政黨的合法無法在「革命」中尋找；除了以專政強制手段維持統治外，執政黨需要無時無刻尋求更廣泛的社會道德支持。因此，這亦是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國民教育」裏，既有當代國情，也有自然、人文與歷史國情，可說是包山包海。

在中國大陸，作為思想工作基礎部分的中小教育，我們也能看到這個轉變。本港教育研究學者謝均才教授曾研究過大陸有關政治思想的中學教科書，分析當中的「公民身分」。他指出，以前中學的「思想政治」，在2003年後轉變成了「思想品德」。內容中雖然仍有各種官方理論，但篇幅減少，同時，把許多相對非政治的個人權利論述，併入集體主義之中。例如，鼓勵個人發揮自己的獨有才能，熱愛團隊合作，遵守法規，以貢獻國家，參與國家民族復興大業（跟香港的《心繫家國》短片的旁白很類似）。更有趣的是，這種個人論述也呼應了教科書中對資本主義的新態度：不再反資，反而強調個人的私有產權及消費者權益，甚至蘊含對企業家精神的頌揚。隨着中國加入世貿，活躍於國際組織（如世衛）及國際盛事（如奧運），它亦提倡一種全球公民概念，把中國定位在和平崛起；當然，會刪去全球民主浪潮與人權體制等敏感話題。

大陸有關政治思想的中學教科書

謝教授點出了一種彈性而寬鬆的新國民認同，正說明思想及宣傳工作的轉變。鄧小平在八九之後，強調要經濟發展與思想政治工作「兩手抓」。市場改革雖然帶來更多樣化的社會面貌，但無阻毛時代留下來的宣傳機器繼續演化，而且兩者更好地結合。黨除了繼續創發官方理論，要求黨政幹部學習，更需要統合日漸複雜的專業單位，無論是學校、媒體、文藝、互聯網公司，以至近年興起的非政府組織。能成立黨支部組織及宣傳部門的盡量做，實在抓不住的「宣傳黑點」，除了威迫利誘外，便汲取西方國家的社會心理操控與公共關係方法，把全國民意輿論納入「主旋律」。

彈性而寬鬆的新國民認同

例如，2004年中宣部成立了輿情局，監察及引導輿論，局中有「新聞閱評室」，全天候監視全國所有新聞及輿論。這做法也在全國地方政府中複製，我自己曾造訪過一些大陸院校的新聞傳播系，由市委宣傳部委託長期進行輿情監測。輿情的掌握，除了幫助審查外，亦正面引導輿情。因此，思想及宣傳工作不單是灌輸一套官式理論，亦不止是審查，更應對不同事件維繫政治穩定及執政黨的權威。

最著名的例子是2008年四川地震，災難本來暴露出救災系統的不足、「豆腐渣工程」以及地方政府的貪腐。可是，中宣部一方面新聞審查把異議之聲壓下去，另一方面，它協調各個部門單位，以哀悼活動、捨身救援報道（如唐山十三農民兄弟）、大型籌款活動，營造全國上下一心的奇景，轉移視線。至於接着的京奧，更是史無前例的140萬志願者動員，在國內以「迎奧運，講文明，樹新風」與「我參與，我奉獻，我快樂」的口號，成就了世紀盛事，而從中可以看到上面提及的「品德及思想」教科書的論述——「個人─集體」互動融合的新國民工程。

這一切不可能發生在毛時代，只有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興起的今天才可發生。香港公民空間及批判意識面臨的威脅，遠遠超出了「國民教育科」的洗腦工程，而且更不容易警覺。當代中國的思想及宣傳工作，已不再純是過去的意識形態灌輸及政治運動，而是更軟性更無遠弗屆的新國族活動。它是媒體奇觀，所以國情交流團帶香港學生參觀大型工程，與太空人握手；它是消費主義功利至上，所以鼓勵年輕人吃喝玩樂、北上發展；交流團早上聽政治課，下午晚上必有購物娛樂。新國民身分認同說穿了，不強求你成為雷鋒，卻想辦法讓港式資本主義養成的香港人，認同中國專制資本主義的「偉光正」。

諷刺的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教師手冊，急於把國內思想教育的修辭帶來香港，反而自己踢爆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思想操控；硬要教各級學生愛中國的指引，亦暴露了軟實力背後的專制極權面目。從社會運動角度看，這也算是一個機遇，讓香港人站在一國與兩制裂縫中，意覺、反思及挑戰新時代的中港主導意識形態。

■延伸閱讀

1. Tse, Kwan-Choi Thomas. 2011. "Creating good citizens in China: comparing Grade 7-9 school textbooks, 1997-2005."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40, No. 2, June 2011, pp. 161-180.

2. Brady, Anne-Marie. 2008.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