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耀華 - 佔領中環是否不符合道德？——經濟學看道德和公義

2013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香港發生的許多社會事件，往往都涉及自由與公義之間的取捨。例如最近已經平息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一方聲稱自由市場受到威脅，另一方則力爭較為像樣的待遇。在佔領中環運動的討論中，贊成者要追求普世價值，反對者認為佔中運動侵犯了中環人的自由，令他們無辜蒙受損失。筆者想在這裏談談經濟學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的作用和局限。

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

經濟學家經常被邀請對各種「規範命題」做評論：政府應不應該訂立這種法規？那家企業應不應該這樣做？…… 諸如此類。但是這類問題的答案，並不僅僅取決於對問題的了解，還取決於所採取的價值觀念。因此，對於這類問題，單靠經濟學本身是不能提供答案的，這是所有經濟學家都知道的局限。

經濟學區分兩類命題：實證命題（positive statement）和規範命題（narrative statement）。實證命題是關於事實真偽的命題，如「汽油費增加5%會令到新車購買量減少3%」 ﹑「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青少年失業率」，等等。規範命題則涉及價值判斷，如「政府應該增加汽油稅」，「政府應該訂立最低工資法」，等等。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要釐清複雜的事實，即建立或推翻實證命題。規範命題涉及觀點與角度，言人人殊，經濟學不強求有一致的看法。對兩種命題的區分以及經濟學使命的規定——研究「是非題」，而不是「應否題」——是大學經濟學入門課第一周的必然內容，是經濟學的ＡＢＣ。

經濟學家在研究是否贊成一個政策時——這是一個對規範命題的判斷——經常用上「效率」這個概念。粗略而言，一個政策的效率就是一個餅的大小，效率愈高，餅愈大。效率這個概念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定義清楚的、可以計算的，使用這個概念時，經濟學家們不會雞同鴨講，也可以互相檢查。基於以上優點，效率理應成為判斷規範命題的出發點。很不幸，由於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所以經濟學家對規範命題的研究往往也到此為止。久而久之，這就給人們一個錯覺，以為經濟學有個公認的結果，認為效率是評價政策應否採納這類規範性問題的唯一標準。

佔領中環不符合道德？

經濟學家這樣強調效率，而忽略分配的公平性及其他考慮，是不得而已的，就像在漆黑的晚上掉了鑰匙的人，他不得不在燈柱下靠着燈光尋找，即使他懷疑鑰匙可能不在路燈照明範圍之內！下次倘若有經濟學家只強調效率而忽略公義，你可以這樣責問他：「你們的入門課中明明說經濟學是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請你不要把效率最大化這個特定的價值標準，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共識！」

最近讀到一些關於佔領中環運動的評論，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佔中一旦發生，會影響中環人的工作效率，對中環人造成經濟損失，所以是不符合道德的行為，這些評論甚至把佔中分子批評為「恐怖分子」云云。這種意見看起來有點言之成理。

佔中對中環的負面影響可以用經濟學中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來分析。一個人在公眾場合抽煙，影響到周圍的人的健康，卻沒有給他們做出賠償，這類行為成為界外行為，對後者造成的影響則稱為界外效應。另一個常用的例子是工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影響到鄰近居民的健康，卻沒有給予人們賠償。界外行為在現實生活上無處不在，它可能是負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一個美女的出現，令周圍的男生眼前一亮，他們得到美女的恩惠，卻不用給予分文，這就是正面的界外效應。研究這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支叫做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開山祖師是凱恩斯的同代人，劍橋大學的同事庇古教授（Pigou）。當時福利經濟學主流意見認為，製造負面界外行為者（抽煙者﹑工廠﹑等等）是「始作俑者」，要為他們的界外效應負上責任。

這種主流意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一個叫高斯（Coase）的人在一篇196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這種看法的片面性。抽煙令周圍的人成為受害者，這是事實，禁止抽煙，抽煙者就變成受害者，這卻是被忽略了的事實。同樣道理，工廠污染讓鄰居成為受害者，不讓工廠生產則工廠成為受害者。高斯指出了問題的對稱性，不管我們站在哪一方，都會得罪另一方。經濟學從此出發，得出了許多趣味盎然的發展，此處不多說。高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事迹香港讀者應該很熟悉。

回到佔中問題上，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對稱性：佔中固然會影響到中環的經濟活動，同樣道理，不讓佔中人士去佔中，卻會影響到他們。如果前者因影響到中環人是不道德的話，那麼不讓佔中對佔中人士也是不道德的。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二者哪個更不道德，不過只指出前者而忽略後者，則是偏頗的。經濟學還是有點用的！

亞當斯密其實是道德學的教授，他在出版《國富論》（1776）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當中分析了人所具有的同理心和良知。《道德情操論》是非常成功的著作，還吸引了從歐洲大陸以及俄羅斯的學生來到蘇格蘭向他學習。其後出版的《國富論》強調自利，這好像是今天的我打到了昨天的我，其實並非如此。斯密覺得自利（他其實是用自愛，self-love，一詞）和同理心是可以並行不悖的，而兩書的思想在形成過程中也沒有先後之別。《國富論》中的核心內容在《道德情操論》出版之前，斯密就已經在課堂上講述過了。《道德情操論》中也有對人們在追求自利時如何做福社會的生動描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個比喻也在書中出現。

大師論公義

斯密以後的大經濟學家的著述中也不乏對窮人的關注。庇古和凱恩斯的老師馬歇爾（Marshall）是19世紀末，20世紀早期英語世紀中最著名的經濟學家（Economics這個字就是他發明的，之前經濟學叫political economy）。他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開宗明義指出，經濟學最重大的任務，就是釐清事實，藉此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低層社會』是不是必須的？我們的社會是否一定需要有一大批人自出娘胎便辛苦勞作，以便為另一些人提供文明高尚的生活，而自己卻因為窮困而無法追求同樣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們對事實的了解和基於此所做的推斷， 這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 它也體現了經濟學的主要和最高的價值。」

到了今天，經濟學著述中已經很少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了。但這並不是經濟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就如我們不能因為物理學中沒有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就認為物理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一樣。物理學家比較幸運，當他對是否支持碼頭罷工工人﹑是否支持佔中一類問題表達意見時，公眾知道其意見是個人意見，而不是物理學的結論。當經濟學家表達意見時，公眾卻往往把其個人價值觀點當成是經濟學客觀分析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