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0日 星期一

趙耀華 - 佔領中環是否不符合道德?——經濟學看道德和公義

2013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香港發生的許多社會事件,往往都涉及自由與公義之間的取捨。例如最近已經平息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一方聲稱自由市場受到威脅,另一方則力爭較為像樣的待遇。在佔領中環運動的討論中,贊成者要追求普世價值,反對者認為佔中運動侵犯了中環人的自由,令他們無辜蒙受損失。筆者想在這裏談談經濟學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的作用和局限。

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

經濟學家經常被邀請對各種「規範命題」做評論:政府應不應該訂立這種法規?那家企業應不應該這樣做?…… 諸如此類。但是這類問題的答案,並不僅僅取決於對問題的了解,還取決於所採取的價值觀念。因此,對於這類問題,單靠經濟學本身是不能提供答案的,這是所有經濟學家都知道的局限。

經濟學區分兩類命題:實證命題(positive statement)和規範命題(narrative statement)。實證命題是關於事實真偽的命題,如「汽油費增加5%會令到新車購買量減少3%」 ﹑「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青少年失業率」,等等。規範命題則涉及價值判斷,如「政府應該增加汽油稅」,「政府應該訂立最低工資法」,等等。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要釐清複雜的事實,即建立或推翻實證命題。規範命題涉及觀點與角度,言人人殊,經濟學不強求有一致的看法。對兩種命題的區分以及經濟學使命的規定——研究「是非題」,而不是「應否題」——是大學經濟學入門課第一周的必然內容,是經濟學的ABC。

經濟學家在研究是否贊成一個政策時——這是一個對規範命題的判斷——經常用上「效率」這個概念。粗略而言,一個政策的效率就是一個餅的大小,效率愈高,餅愈大。效率這個概念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定義清楚的、可以計算的,使用這個概念時,經濟學家們不會雞同鴨講,也可以互相檢查。基於以上優點,效率理應成為判斷規範命題的出發點。很不幸,由於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所以經濟學家對規範命題的研究往往也到此為止。久而久之,這就給人們一個錯覺,以為經濟學有個公認的結果,認為效率是評價政策應否採納這類規範性問題的唯一標準。

佔領中環不符合道德?

經濟學家這樣強調效率,而忽略分配的公平性及其他考慮,是不得而已的,就像在漆黑的晚上掉了鑰匙的人,他不得不在燈柱下靠着燈光尋找,即使他懷疑鑰匙可能不在路燈照明範圍之內!下次倘若有經濟學家只強調效率而忽略公義,你可以這樣責問他:「你們的入門課中明明說經濟學是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請你不要把效率最大化這個特定的價值標準,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共識!」

最近讀到一些關於佔領中環運動的評論,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佔中一旦發生,會影響中環人的工作效率,對中環人造成經濟損失,所以是不符合道德的行為,這些評論甚至把佔中分子批評為「恐怖分子」云云。這種意見看起來有點言之成理。

佔中對中環的負面影響可以用經濟學中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來分析。一個人在公眾場合抽煙,影響到周圍的人的健康,卻沒有給他們做出賠償,這類行為成為界外行為,對後者造成的影響則稱為界外效應。另一個常用的例子是工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影響到鄰近居民的健康,卻沒有給予人們賠償。界外行為在現實生活上無處不在,它可能是負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一個美女的出現,令周圍的男生眼前一亮,他們得到美女的恩惠,卻不用給予分文,這就是正面的界外效應。研究這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支叫做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開山祖師是凱恩斯的同代人,劍橋大學的同事庇古教授(Pigou)。當時福利經濟學主流意見認為,製造負面界外行為者(抽煙者﹑工廠﹑等等)是「始作俑者」,要為他們的界外效應負上責任。

這種主流意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一個叫高斯(Coase)的人在一篇196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這種看法的片面性。抽煙令周圍的人成為受害者,這是事實,禁止抽煙,抽煙者就變成受害者,這卻是被忽略了的事實。同樣道理,工廠污染讓鄰居成為受害者,不讓工廠生產則工廠成為受害者。高斯指出了問題的對稱性,不管我們站在哪一方,都會得罪另一方。經濟學從此出發,得出了許多趣味盎然的發展,此處不多說。高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事迹香港讀者應該很熟悉。

回到佔中問題上,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對稱性:佔中固然會影響到中環的經濟活動,同樣道理,不讓佔中人士去佔中,卻會影響到他們。如果前者因影響到中環人是不道德的話,那麼不讓佔中對佔中人士也是不道德的。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二者哪個更不道德,不過只指出前者而忽略後者,則是偏頗的。經濟學還是有點用的!

亞當斯密其實是道德學的教授,他在出版《國富論》(1776)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當中分析了人所具有的同理心和良知。《道德情操論》是非常成功的著作,還吸引了從歐洲大陸以及俄羅斯的學生來到蘇格蘭向他學習。其後出版的《國富論》強調自利,這好像是今天的我打到了昨天的我,其實並非如此。斯密覺得自利(他其實是用自愛,self-love,一詞)和同理心是可以並行不悖的,而兩書的思想在形成過程中也沒有先後之別。《國富論》中的核心內容在《道德情操論》出版之前,斯密就已經在課堂上講述過了。《道德情操論》中也有對人們在追求自利時如何做福社會的生動描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個比喻也在書中出現。

大師論公義

斯密以後的大經濟學家的著述中也不乏對窮人的關注。庇古和凱恩斯的老師馬歇爾(Marshall)是19世紀末,20世紀早期英語世紀中最著名的經濟學家(Economics這個字就是他發明的,之前經濟學叫political economy)。他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開宗明義指出,經濟學最重大的任務,就是釐清事實,藉此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低層社會』是不是必須的?我們的社會是否一定需要有一大批人自出娘胎便辛苦勞作,以便為另一些人提供文明高尚的生活,而自己卻因為窮困而無法追求同樣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們對事實的了解和基於此所做的推斷, 這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 它也體現了經濟學的主要和最高的價值。」

到了今天,經濟學著述中已經很少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了。但這並不是經濟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就如我們不能因為物理學中沒有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就認為物理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一樣。物理學家比較幸運,當他對是否支持碼頭罷工工人﹑是否支持佔中一類問題表達意見時,公眾知道其意見是個人意見,而不是物理學的結論。當經濟學家表達意見時,公眾卻往往把其個人價值觀點當成是經濟學客觀分析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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