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趙教授提出民主、社會公義和可持續性這三大問題，無疑都提得很對。但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可說是人心扭曲迷失，變得十分自私、犬儒，普遍貪圖一己逸樂，對他人的苦難麻木不仁。中國著名傳媒人程益中受訪時說：
「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的做人的學問。中國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純粹。四周充斥著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其祖師爺都是厚黑學和潛規則。從這些學問裏，我看到的都是爭先恐後的、創造性的無耻。我經常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那麼多教人做人的學問裏邊，都不教人怎樣做一個正直、正派和有道義的人，反過來都教人怎麼做一個圓滑、世故和不吃虧的人。」
他說的問題，其實不限於中國。似是而非的做人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美國人也很多，而且流傳全世界，當中同樣充斥著「爭先恐後的、創造性的無耻」－－想想華爾街天之驕子的嘴臉，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事實上，這些敗壞人心的思想，很大一部分正是源自美國商界與名牌學府－－想想華爾街的金融肥貓，主要是哪些大學培養出來的？
不同的是，美國再不濟，仍有自由的媒體、相對健全的民主憲政，可以對無恥的金融資本主義發揮制衡作用，因此也有較強的糾正錯誤能力（當然，美國的金融改革還是很令人失望）。而中國高壓獨裁的那一套，是讓人看不到出路的。
程益中還說：
「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賣靈魂的生活。比如不認同某種價值觀而又必須依賴這種價值觀生活；比如為了生活去背叛人類常識和普世價值，為了生活乾脆拋棄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話是謊言，但為了生活卻偏偏說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這樣做只是為了生活得更成功。」
這段話最適合送給香港親建制的權貴：按世俗標準，你們已經很成功了，何不發財立品？為何硬是要做中共的走狗，助紂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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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11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近期我們常能聽到評論，談及關於辛亥革命及其相繼事件對中國歷史長期影響，在這一方面筆者沒有什麼要補充。筆者倒聯想到另一問題——當100年後的中國人回顧歷史時，他們將如何評價這個時代？他們會認為2011年及之後的20年是值得紀念嗎？這段時期會對下個世紀中國的進步產生重要的正面影響嗎？
我們這代人該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筆者認為至少有下面幾方面：
民主
第一是民主。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頭30年的統治中經歷了種種苦難：所謂3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無數的政治鬥爭，等等。無可置疑，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已經大大改善，但尋常百姓仍經受着許多的不公平乃至是剝削。日益嚴重的地方政府腐敗，土地隨意被徵收。即便是不久以前，人們仍然相信這種情况只是地方政府出了問題，中央政府並不腐敗，一旦中央政府得悉地方政府腐敗，它必將對其嚴厲懲治之。是的，地方政府會採取各種措施來防止上訪，但上訪機制確實給予了一般百姓向中央政府反映不滿的機會。
自從譚作人、趙連海，乃至最近艾未未相繼入獄之後，這種天真的看法已經難以立足了。譚作人不過試圖找出汶川大地震中致使學生們喪生的豆腐渣工程的真相，趙連海不過試圖找出那些毒害孩子的毒奶粉事件的真相，他們為受害孩子討公道，並無直接的政治意圖，也不針對中央政府，卻仍然被關進監獄。這要麼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樣腐敗，或者中央政府非常無能，有心無力。兩者都讓人失望。
最近筆者和一個來看我的大陸朋友聊起這些事情，他卻對上述人物的遭遇不大了了。或許因為網絡員警非常出色，筆者友人難以接觸到有關的資訊。然而維持這種資訊監管耗資不菲，當下政府用在維穩上的預算已經超過國防預算了。得益於近3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期望只會愈來愈高，但中國經濟卻難以保持高速增長。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意味着維穩的成本會愈來愈大，獨裁統治恐將難以為繼。民主是中國尚未完成的大變革，希望中國能早日邁向民主。
我想談的第二點是社會公義。除了維護法治，尊重人權，以及關懷社會弱勢群體之外，我想社會正義還應該包括防止精英階層對一般百姓的「剝削」，人民利益應在利潤之前。現在的金融危機很好地說明了問題。
社會公義
在美國以及別的一些國家，銀行部門製造了金融危機，但卻要用公款去解救這些製造問題的人，因為銀行體系「大得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
歐洲的銀行借了太多錢給希臘政府，現在希臘政府無力償還。然而，這些銀行不需要為它們的過失負責，反而是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設法「幫助」希臘政府全額清償債務。但這與其說是對希臘，倒不如說是對那些銀行的幫助。希臘不得不採取各種應對措施，包括減少公共開支和提高稅收。對此，精英階層可以避稅，一般老百姓卻走投無路。更糟糕的是，現在普遍認為這樣的緊縮政策最終於事無補，希臘政府違約無可避免。
在英國，為了實行控制政府開支的緊縮財政政策，大學收費增加了兩倍，然而金融危機絕不是學生造成的。在別的一些國家，政府下令動用退休基金來支持銀行體系，而這些基金很可能損失泰半。美國則採用縮減對學校、老師以及其他基礎設施開支的方法降低政府預算。在上述各例中，始作俑者逍遙法外，無辜百姓卻要為他們結帳。
如今，這種社會不公對中國來說仍然有些遙遠。這首先因為中國的經濟仍然在快速增長，因而政府有較大遊走的餘地（同時，這也是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着更為直接的社會不公）。然而，當經濟增長減慢，政府遊走的餘地將會逐漸減小。筆者希望這方面的潛在問題得到足夠的重視。可以理解，不是所有服務社會都能提供，更別提中國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因為富人製造了問題而導致社會減少對窮人的服務，則是不可接受的。
可持續性
第三點是從全球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是個大國，有多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能力，無論在消費領域還是在生產領域，都會給世界上別的地區帶來巨大影響。它會給全球稀有資源，如化石能源、礦石，乃至水資源帶的消耗推到極致，氣候變遷將對全球的生存環境與生態圈帶來嚴重影響。這些問題可以經由科技發展而減輕，因此應該以更多的資金投向科技發展。然而，我們不應認為這些問題僅僅是技術問題。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給了我們很好的教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與官僚互相勾結，產業鏈過長（從燃料提取到核廢料處置與核廢料分解）所帶來的問題，人類犯錯的幾率，以及人類對核輻射傷害的有限認識（我們的認識主要通過對接受短時間大量輻射的研究，而不是對長時間持續小量輻射的研究），它們都不是技術問題，對科技的盲目信賴只會造成災難。正如新藥的研發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試用，新技術的開發也需要有長時間的試用以確保它的有效性。
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時至今日，人類需要一種較為樸素的生活方式了，我們不應期望中國人有朝一日享受到美國人今日的消費水準。這無疑對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有重大的影響，資本主義曾極大地提高人類生產力，它的前途將會在實踐中決定。
如果中國能在未來的20年於上述3點取得巨大進步，我們這代人在百年之後將讚譽為惠澤後世。2011年不應只有關押維權分子的紀錄，它更應該作為民主、社會公義與可持續發展之肇始記入史冊。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明報專訊】2011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近期我們常能聽到評論，談及關於辛亥革命及其相繼事件對中國歷史長期影響，在這一方面筆者沒有什麼要補充。筆者倒聯想到另一問題——當100年後的中國人回顧歷史時，他們將如何評價這個時代？他們會認為2011年及之後的20年是值得紀念嗎？這段時期會對下個世紀中國的進步產生重要的正面影響嗎？
我們這代人該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筆者認為至少有下面幾方面：
民主
第一是民主。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頭30年的統治中經歷了種種苦難：所謂3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無數的政治鬥爭，等等。無可置疑，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已經大大改善，但尋常百姓仍經受着許多的不公平乃至是剝削。日益嚴重的地方政府腐敗，土地隨意被徵收。即便是不久以前，人們仍然相信這種情况只是地方政府出了問題，中央政府並不腐敗，一旦中央政府得悉地方政府腐敗，它必將對其嚴厲懲治之。是的，地方政府會採取各種措施來防止上訪，但上訪機制確實給予了一般百姓向中央政府反映不滿的機會。
自從譚作人、趙連海，乃至最近艾未未相繼入獄之後，這種天真的看法已經難以立足了。譚作人不過試圖找出汶川大地震中致使學生們喪生的豆腐渣工程的真相，趙連海不過試圖找出那些毒害孩子的毒奶粉事件的真相，他們為受害孩子討公道，並無直接的政治意圖，也不針對中央政府，卻仍然被關進監獄。這要麼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樣腐敗，或者中央政府非常無能，有心無力。兩者都讓人失望。
最近筆者和一個來看我的大陸朋友聊起這些事情，他卻對上述人物的遭遇不大了了。或許因為網絡員警非常出色，筆者友人難以接觸到有關的資訊。然而維持這種資訊監管耗資不菲，當下政府用在維穩上的預算已經超過國防預算了。得益於近3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期望只會愈來愈高，但中國經濟卻難以保持高速增長。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意味着維穩的成本會愈來愈大，獨裁統治恐將難以為繼。民主是中國尚未完成的大變革，希望中國能早日邁向民主。
我想談的第二點是社會公義。除了維護法治，尊重人權，以及關懷社會弱勢群體之外，我想社會正義還應該包括防止精英階層對一般百姓的「剝削」，人民利益應在利潤之前。現在的金融危機很好地說明了問題。
社會公義
在美國以及別的一些國家，銀行部門製造了金融危機，但卻要用公款去解救這些製造問題的人，因為銀行體系「大得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
歐洲的銀行借了太多錢給希臘政府，現在希臘政府無力償還。然而，這些銀行不需要為它們的過失負責，反而是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設法「幫助」希臘政府全額清償債務。但這與其說是對希臘，倒不如說是對那些銀行的幫助。希臘不得不採取各種應對措施，包括減少公共開支和提高稅收。對此，精英階層可以避稅，一般老百姓卻走投無路。更糟糕的是，現在普遍認為這樣的緊縮政策最終於事無補，希臘政府違約無可避免。
在英國，為了實行控制政府開支的緊縮財政政策，大學收費增加了兩倍，然而金融危機絕不是學生造成的。在別的一些國家，政府下令動用退休基金來支持銀行體系，而這些基金很可能損失泰半。美國則採用縮減對學校、老師以及其他基礎設施開支的方法降低政府預算。在上述各例中，始作俑者逍遙法外，無辜百姓卻要為他們結帳。
如今，這種社會不公對中國來說仍然有些遙遠。這首先因為中國的經濟仍然在快速增長，因而政府有較大遊走的餘地（同時，這也是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着更為直接的社會不公）。然而，當經濟增長減慢，政府遊走的餘地將會逐漸減小。筆者希望這方面的潛在問題得到足夠的重視。可以理解，不是所有服務社會都能提供，更別提中國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因為富人製造了問題而導致社會減少對窮人的服務，則是不可接受的。
可持續性
第三點是從全球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是個大國，有多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能力，無論在消費領域還是在生產領域，都會給世界上別的地區帶來巨大影響。它會給全球稀有資源，如化石能源、礦石，乃至水資源帶的消耗推到極致，氣候變遷將對全球的生存環境與生態圈帶來嚴重影響。這些問題可以經由科技發展而減輕，因此應該以更多的資金投向科技發展。然而，我們不應認為這些問題僅僅是技術問題。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給了我們很好的教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與官僚互相勾結，產業鏈過長（從燃料提取到核廢料處置與核廢料分解）所帶來的問題，人類犯錯的幾率，以及人類對核輻射傷害的有限認識（我們的認識主要通過對接受短時間大量輻射的研究，而不是對長時間持續小量輻射的研究），它們都不是技術問題，對科技的盲目信賴只會造成災難。正如新藥的研發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試用，新技術的開發也需要有長時間的試用以確保它的有效性。
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時至今日，人類需要一種較為樸素的生活方式了，我們不應期望中國人有朝一日享受到美國人今日的消費水準。這無疑對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有重大的影響，資本主義曾極大地提高人類生產力，它的前途將會在實踐中決定。
如果中國能在未來的20年於上述3點取得巨大進步，我們這代人在百年之後將讚譽為惠澤後世。2011年不應只有關押維權分子的紀錄，它更應該作為民主、社會公義與可持續發展之肇始記入史冊。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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