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9日
【明報專訊】香港沒有民主政治，有的是民意政治。回歸前後，民眾的利益都是透過民調、社會運動、示威、請願和輿論等民意渠道表達，形成了頗有香港特色的民意大合唱。
民意調查是發掘民意的社會分佈最有效的辦法。它有科學的學理基礎，也能經受實踐的考驗，是世界通行的一種民意檢測方式。雖然如此，建制派不時仍然攻擊民意調查，質疑調查的動機和方法，甚至懷疑何以從區區幾百人的樣本可以推論出香港數百萬人的看法。不過，凡事皆有例外，當民意對自己立場有利的時候，建制派也會推崇和擁抱民意。大半年來，特區政府常常把民意掛在嘴邊，呼籲泛民順從民意而投政改一票，由此可見一斑。
政改無疑是兩年來最困擾港人的議題。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建制中人紛紛走到台前，為人大的政改框架鳴鑼開道，保駕護航，甚至動員大量群眾上街吶喊助威。與此對應的是泛民及公民社會，除了慣常的街頭示威抗議外，更因為政府以圍堵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而觸發雨傘運動，促成了香港爭取民主最激烈的民意表達。雨傘運動最後因為運動的領導不知進退，曠日持久，公民社會內部分裂，以至喪失主流民意的支持，造就政府藉禁制令而使佔領告一段落。
究竟經過雨傘運動的衝擊之後，市民對政改的取向如何？這是重要的，也是使人好奇的問題。我們學院有幾位同事——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和梁永熾——自去年8月起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先後進行5輪追蹤式調查，探討政改民意的動向。首輪調查在佔領運動之前進行，繼後有3輪在佔領期內進行，而最後一輪是在佔領之後的3月初進行。有關調查一般做法及結果，可參考有關的新聞稿及文章（註）。
我想在這裏借用他們的調查結果（見表）回顧一下民意在佔領運動前後的變動，至於箇中具體的成因，則非本文所能探討。當然，本文的觀點只是我個人對調查的閱讀，有錯誤的當然是自己負責。
在佔領前第一輪調查時，主張否決政改方案的為53.7%，主張通過的有29.3%，彼此相差24.4個百分點。當佔領運動在今年3月告一段落後，主張通過和否定分別為40.2%和46.9%，相差為6.7個百分點。由此可見，經過半年的街頭衝突後，最終主張否定的比例仍然高於主張通過的，但是運動前後主張通過的增加了10.9個百分點，而主張否決的則減少了6.8個百分點，使彼此的差異縮小。如果我們以半數（50%）算，主張否定的略佔優勢，離半數只差3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比對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委託嶺南大學做的民意調查，它們發現傾向接受「袋住先」大概多於半數，表面上跟這個調查所反映的傾向相反。為什麼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提問方法不一所造成的。中大調查的問法，同時有提及投票權開放及候選權限制的問題，而其他調查的提問多只提投票權問題，是以產生上述差異。至於問法應否提及候選權受限制的事實，那要看調查者認為調查應否反映現實中的爭議焦點。我們知道，一直困擾政改的問題不在投票權，而在候選權是否公平的問題，所以兩者並提是符合現實的選擇。
雙方民意差不了太遠
中大調查的數字顯示，經過佔領運動後，有不少市民認同政改方案的安排（40.2%），而同時有更多一點的人（46.9%）寧願只要坊間所提的「真普選」。由此可見，真假普選的問題已經進入香港的集體思維，不少人更對此更有所執著。何謂真普選？我有一個內地朋友在看到中大校園學生掛的「我要真普選」的長幡時，也有此一問。她是涉港的研究人員，尚且搞不清楚，其他國內官民可以思過半矣。順便一提，所謂真普選，是指投票權和候選權要同時公平開放的選舉制度。這個定義，大概符合國際標準，也就是建政前中共《新華日報》常常所標榜的民主原則。
政改已近尾聲，雙方民意差不了太遠，誰也壓服不了誰。官方已多次申明政改的人大框架不會改變，而泛民也公開重申屆時不會通過根據人大框架而制定的政改方案。從雙方強硬的立場看來，除非中央及特區政府有一些超常的手法或智慧，民意才有可能有戲劇性轉變，迫使一些泛民轉投贊成票，否則，政改方案很有可能遭立法會否決。
當此政改大局底定，與其寄望於意外結局，反而更值得我們多想的是後政改民意政治的發展態勢，因為民意在後政改時期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仍是市民爭取民主之所寄。中央和政府有的是權力、資源和宣傳機器，經佔領一役，對如何影響及塑造民意，心中應有更多的盤算。反觀泛民及公民社會，好像還沒有從佔領運動回過神來，還沒有充分總結過去，未能提出後政改時期的路向和策略，難免使寄望民意政治的港人焦慮。
註：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梁永熾〈政改民調的9點總結〉，載《明報》2014年12月19日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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