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亦生 - 王冬勝，告訴我，這不是真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12日

我上星期五的文章（「王冬勝，點解係香港？」）提出的一連串問題，仍悶在心中，很不舒服，滙豐裁員這件事要再講。《明報》 9月 9日社評，標題是「滙豐拿香港開刀，理據如黑色笑話」，社評以「不仁不義」來形容滙豐在香港的裁員決定，這形容是否過重，值得商榷，但「黑色笑話」的形容則肯定是太輕。滙豐這決定是錯，做錯事管理層還要狡辯，苦笑也笑不出。

點解係香港？這問題問得有理，香港賺錢最多，多年來業績最穩定，成本效益比率全球最高，業務增長前景能見度高，點解拿香港開刀，而且裁員比率高於公司平均比率。滙豐的決定對兩萬香港滙豐員工以及家屬不公平至極，作為扎根香港百年的大企業，這樣對待員工，令人心傷。我想得到的原因只得一個：拿香港開刀而且裁員比率最高，不是香港做得不好，而是香港做得好。不要笑我顛倒邏輯，請繼續聽我講。

越「抵得諗」越多嘢做

你有沒有發現，公司內越「抵得諗」的同事越多嘢做？還有，「抵得諗」的同事通常最能幹和表現最好。公司有好東西要平均分配，壞的東西就由最「抵得諗」的同事來頂。裁員這壞透頂的東西，就拿最不應該開刀的一群來開刀，因為對管理層而言，執行上最容易。這現象很普遍，大部份人不以為然，以為是正常工作環境一部份，其實是不正常，反映另一現象：上司欠缺勇氣做應做的事，取易不取難，顧着自己的短期利益多於一切。不幸地，上司軟弱無能的現象甚普遍。

上司放心把工作交給「抵得諗」同事去做，因為他們永不甩拖，辦事辦得妥妥當當。把工作交給麻煩同事，甩甩漏漏，變成上司要執手尾，即是要上司親自做。你會問，為甚麼不辭退或處分麻煩同事？有名你叫，要處置「麻煩」同事很麻煩。在大公司要辭退或處分同事的政治環境可能很複雜，缺乏勇氣的上司大都選擇「走精面」，心想把事情辦妥便算，不要四處點火頭，少一個敵人為上策。這就是添馬男說過多次的「數佬」心態，在中環，「數佬」和「精仔」之間可畫上等號。

套用在滙豐的情況，假如王冬勝口中的甚麼「官僚」，甚麼「提升效益」，真的是滙豐需要處理的問題，最應該開刀是歐美地區，這些地區的業務長期虧損，或成本效益低於平均，肯定有很多改善空間。可是，歐美地區最「麻煩」，業務不濟可能就是因為它「麻煩」。麻煩的原因可能就是它作風官僚，受制於當地的勞工法例和工會，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層採用取易不取難的「精仔」策略，讓歐美管理層不停坐大勢力。歐美管理層猶如碰不得的猛獸，行近一點都可能被咬。
我聯想到美國通用汽車，幾十年來是全球最大汽車廠，兩年前淪落到申請破產，其中原因是工會多年來累積勢力太大，公司欠缺勇氣處理工會問題，經濟逆轉，到了負擔不起員工福利支出的地步，最後弄到一拍兩散，由奧巴馬政府打救，從中周旋，才迫使工會接受削減福利。今日通用汽車大翻身，其中原因是員工支出降至市場能接受的水平。一個簡單的問題是，為甚麼通用汽車當年會弄到破產地步？答案是一代又一代「精仔」高層，只顧短期個人利益，欠缺勇氣去破舊立新，容許問題惡化，置公司的利益為其次。

只有香港幫全球

滙豐裁員的背景不稀奇，各行各業經常發生，某部門業務不濟，拖累集團整體盈利，賺大錢的部門要共度時艱，無人工加無花紅分，賺錢部門員工願意妥協的大前提是，家家有求，今年我幫你，明年可能你幫我。可是，記憶所及香港滙豐年年賺錢，只有香港幫全球，沒有全球幫香港，一年復一年，香港滙豐員工有足夠理據去問王冬勝一個問題：「點解次次都係我哋抵得諗？」

滙豐總部知道最「抵得諗」一向是香港，今次滙豐全球裁員 3萬人，要各地區交人頭，最後最「抵得諗」的香港要交最多人，原因就是「抵得諗」。世事就是這樣，在「精仔」當道的環境下，拿最好成績的地區開刀，對「精仔」高層本人的震盪最小，可以滿足到總部的人頭 Quota，表現自己的忠誠，至於香港的同事，炒 3000人又如何，這隊最能幹、最忠誠的香港團隊永不甩拖，「抵得諗」的收場就是這樣。此時香港滙豐員工噤若寒蟬，越多說話越危險。

王冬勝可能私下哭訴：「我已經做了很多事，原本要 Cut 6000人！我已經盡了力！」「精仔」自有「精仔」的解釋，王冬勝在滙豐肯定前途無可限量，但若閣下是 3000人其中一人，只能怪自己過去太「抵得諗」。王生，除了一些公關場合，平日不容易見到你的個人表現，就是看這些關鍵時刻。

王冬勝不敢向上司說不，但我相信這種向上司說不的壯烈場面，在香港滙豐會陸續出現。長沙灣某分行某團隊主管黃經理接到 Order，他管的 14人要交 2人，黃經理想到一年前對下屬下命令，要團隊成員多走一步，達到一個以為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團隊成員奮勇作戰，前赴後繼，一年後果然達標。今日發現達標的獎勵是 Cut兩個人，黃經理對他的上司說：「我交唔出兩個人，只交得出一個，就係我自己，辭職信放喺呢度，多謝多年來關照」。黃經理交低封信後眼淚在心裏流，仍在想：「王冬勝， Say It Ain't So」。

延伸閱讀：
施永青 - 從匯豐裁員看成本效益率
香港蘋果日報 - 金融人語：滙豐解魅

林茵 - 一個「葉政淳」的告白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1日

一場假諮詢，一群「暴民」，一個戴上V煞面具的男子，沉默地，站上原本由當權者佔據的講台，讓大家眾說紛紜了一星期。

親建制媒體連日口誅筆伐，信奉非暴力的抗爭者覺得他「影衰」自己，和平理性的評論人嘆息他「好心做壞事」，有家長斥他教壞細路，發起「911反暴力絲帶行動」，有網民建立「起『V煞衝擊男底!!!』」的facebook專頁，千辛萬苦，抓到一點端倪——站上講台的懷疑是一位網名為「葉政淳」人士。

社運青年林輝忍不住撰文呼籲﹕V煞仔不如出來說句話吧？不要讓V煞面具和背後的理念被污名化。

搜尋一下舊報，確實曾有一位署名葉政淳的人撰文聲援艾未未和塗鴉少女，而談及V煞時他指出，人人都是V煞，而戴得V煞面具，就應該做一個anonymous。

沒幾天，「起『V煞衝擊男底!!!』」的專頁被V煞仔洗版攻陷，同志們紛紛將facebook用戶名改為「葉政淳」，坐言起行，人人都是葉政淳。

但作為記者，我依然相信溝通與論述的重要，以及文字語言的力量。故此，請來其中一位「葉政淳」，讓讀者聽聽他的告白：

作為「葉政淳」，作為一個戴V煞面具的人，其實我也不覺得需要對社會講述太多；全世界戴V煞面具遊行抗爭的人，都很少說話，因為，面具本身已是一個宣言。不過，V煞在自己覺得適當的時候，都會發表電視演說，所以，今日我即管出嚟講一次。

面具共同語言

全世界都在問葉政淳，做得出、怕咩認？為何要戴面具？首先，面具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信念，至於這分信念指的是什麼，你去買一套《V煞》來看，就會明。我們的行動無組織、無事先計劃、無固定成員，但戴着這副面具來到任何抗爭場合，自然會走在一起，那是我們相認的標記，亦是力量的展示。

我們不露面，不透露真名，不代表我們覺得自己做的事是錯；有些人只不過不想家人擔心、不想影響工作，或者他的身分較為敏感，但這些人亦有參與運動的權利。我們千人一面，因為我們不是要搞英雄主義，無人想做社運新星。至於有人以為我們是怕被人拉，好笑，警察要拉，戴住面具都拉得。我敢講，警察又好、傳媒又好，肯定已經有人知道，當日企上枱嗰位葉政淳係邊個。

有搞開抗爭的社運朋友都說，我們應該出來交代、應該在行動的論述方面做得更好、應該考慮傳媒和公眾會如何接收這件事。老實講，我真係唔mind你當我係乜。我就是不想講，想你自己諗，想你有自己思考空間。任何一個V煞所講的，都不能代表其他V煞所想，只有副面具是我們的共同語言。我亦唔介意被人當係社民連，或者人民力量成員，雖然我唔係，當日企上台嗰位，亦都唔係。但我們不排除有政黨背景的人也會戴V煞面具，甚至民建聯的人戴着來搞事，這些我們管不着。

至於有人指摘我們衝入去，會令大眾將焦點放在「暴力」行為上，我想講，這種事每次抗爭都會發生，甚至衝唔衝都會發生，那是否代表以後就什麼也不做？為何大家只關注肢體衝突那幾個鏡頭，而不去諗成個替補論壇假諮詢的來龍去脈？如何將件事聚焦在真正重要的議題上，是傳媒的責任，不是我們的事情。

推動與反推動

好，如果真的要解釋，我想引述愛恩斯坦所講，有推動力才會有反推動力，有人要攔阻，才會有人要推開。問題是，為何要攔着我們呢？為何不讓我們參加替補論壇？先是網上登記留位一推出就爆滿，絕大部分位置畀建制派動員的公公婆婆坐滿了，政府根本不想聽反對聲音。結果有人食完蛇宴又甩底，當日場內有廿幾個空位，我們在外面好守秩序咁排隊攞籌，但論壇開始了，工作人員卻每隔十分鐘才放一個人入去，點可能唔鼓譟？面對一個虛偽的假諮詢，有咩好得過直接行入去，同林公公講我們的意見？畀佢聽吓真正民意？其實我真的好想問一句，林公公，你點解要掉頭走呢？

既然有人攔，我們自然會推撞，保安站在那位置上，可以說是不好彩，可以說是職責所在；大家見到保安有傷，又知不知道葉政淳一樣畀人整到肩頸都瘀晒？明明是保皇黨的大叔先郁手打長毛、打我們，又點計？戴V煞面具的人，多數是沉默的，出來示威也不會叫口號，只會透過直接行動去表達。如果不想說話但又要傳達概念，在現場找個較高的地方站上去，是很下意識的事，所以會有了葉政淳站在台上的畫面，我不能代他解畫，但我覺得這個畫面出來的效果，對其他認同V煞理念的人來說，是有象徵意義的。

而更根本的問題是，誰迫使出來抗爭的人要走到這個地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戲規則，要政權和人民都遵守，先站得住腳。現在是政權首先唔同你玩這一套，那我們走向激烈行為是必然的事。你們覺得03年七一很和平理性，但有成功過嗎？現在23條還不是改頭換面就分拆上市，我們依然無民主選舉，甚至快要連補選的權利都失去，03七一點講得上成功？

追求制度公平

話我們搞亂社會的人，不如撫心自問，你真的覺得現在個社會無問題？你對香港的將來有信心嗎？我們所謂的搞亂，夠不夠政府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所帶來嘅亂？李克強一到港大，警察就要推學生入後樓梯，夠亂啦，又得？相比起來，我不覺得這次叫亂。

我知道有好多人，其實看到社會不公道、政權不公道，但又覺得去衝擊的人好煩。長毛、毓民在立法會內掟嘢你覺得煩，我們衝入去個論壇你覺得煩，話我們無用、衝完又改變唔到啲咩。但無用得過你明明不滿又唔行出嚟？無聊得過你嬲完呻完又返屋企睇電視劇？我只能夠話，做嘅就五十五十；乜都唔做，就肯定乜都無。

我又好想笑，有啲人以為V煞仔就係失敗嘅憤青，或者講咩世代論、年輕人上位無望。我想話，其實我事業有成囉，我搵到錢架，亦唔憂溝唔到女；我認識的V煞仔，無幾多個係宅男，生活水平通常都唔屬於基層。如果我係為自己，去同朋友吃喝玩樂好過啦，做咩要行出嚟冒風險？大熱天時戴個面具，又熱又焗，你估好玩？我們追求的是制度上的公平，我自己可以獨善其身，唔等於要對社會嘅病視而不見。

信念不怕子彈

有人問我們知不知什麼叫法治？咁我想問番佢知不知什麼叫公民抗命。有人話總之犯法的事就唔應該做，但如果條法例本身有問題呢？我們當然要用違反這條法例的行動去反對。我們尊重法治，一直以來行出嚟公民抗命的V煞仔，幾時有拒捕過？但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法律是用來約束政府、保障人民的，什麼時候變成用來打壓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我們曾經有過的東西，為何現在會沒有了？

建制派言之鑿鑿話V煞面具不是暴力的通行證，又係好笑。我們根本就不是專長武力的人，面對警察，一個國家機器裏專業、合法地使用武力的人，我們永遠都唔夠佢咁暴力。即使推到去最極權的環境，在電影裏面，V煞去炸國會，亦只是一個象徵，因為就算成功炸毁國會，政府的人都可以去別處開會；令片中政權瓦解的是人民，是那數以萬計受到感召戴着V煞面具走上街頭的人民，壓倒性的人數，儘管沉默，力量還是大得連軍隊都目瞪口呆，自動放下武器。

V煞又好，葉政淳又好，第一次走出來的時候，未必每個人都能夠理解，但我可以預期，政府再倒行逆施下去，只會愈來愈多人戴起這面具。拉咗一個葉政淳，仲有千千萬萬個葉政淳。We are told to remember the idea, not the man, because a man can fail. He can be caught, he can be killed and forgotten, but 400 years later, an idea can still change the world. 信念不怕子彈，而政府，你現在應該有點害怕我們吧？

文 林 茵
攝影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處處有V煞

V煞，這張令不少香港市民感到恐怖詭異的臉，最早在前年的反高鐵運動已零星出現，在外國的抗爭運動，更可追溯至2006年，甚至是400年前。

公元1605年，英國人Guy Fawkes不滿國王詹姆士一世迫害天主教徙，計劃於11月5日炸毀國會大樓以殺死國王及議員，惟事敗被處決。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漫畫家Alan Moore與David Lloyd以其事迹為藍本創作《V煞》漫畫，講述戴着Guy Fawkes面具的主角V煞推翻極權政府的故事。漫畫後來又被拍成電影，於2006年3月上映，大受歡迎。

同年，西班牙、英國各地開始有街頭抗爭者戴起V煞面具遊行；11月14日，美國一群為數約百人的示威者，穿起斗篷、戴面具、帽子等全副V煞裝扮，聚集在白宮外無聲抗議，他們沉默地舉起「No Answers, No Taxes!」、「Obey the Constitution」等標語，抗議美國政府在處理對外戰爭、稅務、聯邦儲備體系及國民私隱上的種種違憲行為。

2008年2月，全球性的黑客組織「Anonymous」將V煞面具的象徵意義發揚光大。該組織因不滿山達基教會（Church of Scientology）干預網絡自由，發動連串抗爭運動，包括網上黑客攻擊、司法訴訟與和平示威，逾千名V煞打扮的匿名網民聚集在山達基教會總部外，場面震撼，奠定V煞這張臉在對抗專制政權、捍衛言論與媒體自由等運動中的符號地位。而今年以來阿拉伯、歐洲等地眾多由網絡發起的青年示威及反政府暴動，均見V煞面具的蹤影。

由於其鬆散和匿名性，沒有人能估計全球已被V煞感召的支持者有多少；但從V煞面具的銷量或可見一斑。據《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月底的一篇報道，V煞面具的其中一位美國生產商Rubie's Costume，去年便售出10萬個V煞面具，遠遠拋離其他流行文化中的知名角色如蝙蝠俠、Harry Potter及Darth Vader等；而V煞面具亦是Amazon.com上最暢銷的面具產品。

漫畫角色成為全球反抗極權的象徵，Alan Moore與David Lloyd接受媒體訪問時都表示非常榮幸。儘管V煞常被指為「無政府主義者」，David Lloyd強調V煞是希望製造一種有利建立新秩序的暫時性混亂狀態，他與Alan Moore皆是傾向支持社會主義的，而該漫畫的基礎精神是鼓勵個人維持批判思考及行動的獨立性，不要受常規或社會慣例所壓制。

對於以「和平理性」為慣例的香港人來說，或許V煞給我們最重要的忠告還是以下這句：He（指政權、建制） promised you order, he promised you peace, and all he demanded in return was your silent, obedient consent.

延伸閱讀：

古德明 - 誰是暴徒？

林天悟 - 假如示威者沒有衝進會場

安徒 - 香港的殖民地大學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1日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正好是香港大學的百年校慶。可是一場慶祝典禮，卻因為碰上香港政治上的「鷹派」轉向，縱容了警方粗暴阻截抗議之聲，使一場本來毫不起眼的學生示威，演變成疑似禁錮事件。因為港大校方保障表達自由不力，大失體統，而鬧得滿城風雨。

同學被禁錮梯間四十分鐘，時間不算很長，然而卻激發出千重浪。

不知是坐在被告欄還是證人席的港大校方，不單要為為何容許警力伸手進入校園辯護，也要回應校友與社會人士質疑，為何港大要讓慶祝典禮，變成香港權貴階層的盛會，卻冷待大學的一般師生。其次，港大更加要為典禮儀式上，因何獨厚國家副總理李克強，反把前校監及前港督的衛奕信冷落一旁的安排，給予合理的辯解。而指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就是為什麼李克強可以在正中央獨坐「校監椅」，反而真正的「校監」曾蔭權，卻只能在他身旁陪坐。

批評者指出，儀禮本應莊重，主客有所分明，但那張讓最高權力者獨佔「中央」位置的照片，卻透露出一種權貴先行的邏輯，褻瀆了學院的規格，活靈活現了權力凌駕學術的奴性文化。對於這點，校方答應檢討儀禮安排。

為什麼特首是校監

禮儀安排自是需要檢討，不過筆者認為，這未必是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等價值最有益的檢討。因為，儀禮中間的坐立排位所出現的差錯，可不是一種技術錯失，而是背後一套精神的體現。要檢討的，是這根深蒂固的精神，如何由歷史而來，由何種制度鞏固。

香港不少人都讀過大學，畢業典禮由校監主持，象徵性地向每一位畢業同學「扑頭」，才算是正式畢業。但絕大部分人都像筆者一樣，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這個每每花上一整天在主持典禮的，總是港督或特首。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反思過， 為什麼自己數載寒窗，修得學問正果，卻要由一個政府首長去作最後確認？為什麼不是教授？為什麼不是我學問上尊敬的人？……

正當港大為了校監一席位，為什麼會給一個與大學，甚至與教育無關的中央官員「竊據」，而弄得風雨飄搖的此時此刻，英國劍橋大學卻出現了有趣的盛事。因為今年會有一個沒辦了六十一年的大學校監選舉。十月中，劍橋大學約二十萬名在世的歷屆高等學位持有人（包括碩士、博士），會聯同校務會成員、訪問教授等等，全都規定要穿著學袍，在兩日之內，莊重地投票選出一名新任校監。參選人包括校方提名的Sainsbury爵士（同名的超市集團前度主席），一名在劍橋郡開店的印度裔雜貨店店東Abdul Arain、一名人權律師Michael Mansfield和一名退休演員Brian Blessed。

這場有競爭性的劍橋大學校監選舉，雖然非常罕有，但非史無前例。上一次是1950年，再對上一次 ，已是1847年的舊事。這場選舉，可說是英國大學老舊民主傳統的活化翻新，因為長期以來，雖然制度存在，但每屆校方提名者，都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自動上任。但今年卻有遠超過提名所需的五十名校友（劍橋人所稱的資深大學成員），首先提名Arain參選，因而激發其他候選人加入選戰。這位店東的政綱，就是要重新拉近劍橋大學與社區的距離，亦反對連鎖超市Sainsbury不斷進駐劍橋市，使它日漸變成由大集團連鎖店完全佔領了的「複製城市」（clone city）。

顯然，這是一場針對企業日漸駕馭大學教育的大趨勢，和大品牌擠壓小商戶過程的小小回擊，這種趨勢甚至連劍橋大學這種老牌的，極富人文傳統的大學也抵不住壓力。雖然目前不知道選舉結果如何，但這件事的時代意義，實在不容忽視。

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相反，這些理念是紮根在學院的制度和環境氛圍當中。劍橋大學有個留存久遠的民主選舉校監的舊制度，也有一個視大學老師及畢業生為平等成員的觀念，它將學術資歷較深的，都視作劍橋此一永久學術社群的成員。他們志於學問，成於學問，所以具有平等資格去選擇大學的象徵和領導。要這些理念和制度條件都齊備，這一場煞是熱鬧的校監選舉方可發生。

在英美的大學傳統中，校監所負責的角色其實大部分是象徵性的，只有在極為罕有的重大爭議，校監方要負起仲裁的職責，平常實務則交由校長負責。但香港一般人的錯覺是，「校監」這職位是給予最高權位的人，所以他們從不問大學校監是不是可由普通人擔任，也不會問大學是否應該與社區連結，更遑論再去問，為什麼個個都已具有高深學問的大學中人，為什麼不可憑自己的學識和判斷，去選擇一個最能象徵大學的人作最高領導。

平民店東參選劍橋校監的意義

或者，由可能連大學學位資格也沒有的「普通人」來擔任大學校監，對很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民主大夢，是走火入魔的不切實際幻想。可是，那些提名小店東Arain的那班劍橋人卻敢想敢做。那麼，退一步來說，校監由有起碼學術資歷，或者專門由具高深學術資歷的人來擔任，不是比較合乎理性，令人信服的做法嗎？可是，看看香港，所有受資助的八所大學的大學條例，都通通列明他們的校監為特首。毋須提名，毋須甄選。我們不禁要問，此例從何而來？有什麼理由要非如此不可？
香港大學在殖民地時代建立，從來都是由港督兼任校監。六十年代起紛紛建立的其他大學，蕭規曹隨，照搬這個傳統。回歸之後，就簡單地將總督改為特首。

筆者查考維基百科，發現指定由地方行政首長出任校監的地方，絕大部分是前英殖民地，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而當中只有白人定居者所建立的新獨立國家，例如澳洲、新西蘭才是例外，他們會由校務會或評議會選出有令人信服的學術背景的人士出任校監，他們可以是社會知名人仕，有官職或沒官職也可以，但總是有令人信服的學術成就，對大學起一個象徵的領導角色。

雖然印度等前殖民地也維持由行政官員出任大學校監的慣例，但不要忘記，這些都是建立了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至少，他們憑選票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威望。但只有在香港，各大學的校監只有特首一人。在最劣的情况下，則既無人民政治授權而來的威望，也無學術成就所帶來的威望。而今天，可說就是最劣的情况。
未反思未解殖的回歸

這個，可不是什麼中國人特有的「奴性」所使然，而是一個在「回歸」過程中，沒有被反思改變，進行必要「解殖」的制度。它沒有承繼劍橋等英國古老大學的民主傳統，也沒有回歸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太學」、「國子監」模式（——它們雖是官辦，但地位超然，有彈劾國政官員的法定作用）。它是世界上目前既不是由學術或其他成就來服人、建立威信，而是一種保證了他只是由保留了殖民色彩的任命而坐在那裏的制度。

這一種殖民地遺下的制度，不經反省、檢討就在那裏，足以說明香港的大學仍然是殖民地的大學。不是這一所香港大學（HKU）是否仍是一所「殖民地大學」，而是香港的所有大學，仍然是「殖民地大學」。這種大學的最高權威來源，不可能是學術，不可能是知識，不可能是社會責任，不可能是對人類的貢獻，而是一種無可追索根由，不能對之發問，從而產生「學」與「問」的真情與熱誠的體制與傳統。

「它」不用說明，因為每年大學神聖的畢業禮，「它」就以最高象徵的身分坐在那寶座之上。也只有這種制度，這種奉最高政治權力為大學殿堂最高權威的制度，令校監寶座由一個地方的最高政治權力者，自動滑到中央大員級別的最高權力者那裏，叫他一屁股就坐上去。

大學的民主化，不是新世紀的前衛思想，他是我們現代幾乎都遺失了的傳統。大學的民主化，不是要與知識區分等級與高低的某種必然性相違背。因為大學的理念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一種只能建基於「學」與「問」之間互相促進，讓探索、批判、質疑與競爭相互提攜的「人人皆平等」的價值，一種懂得寬容異見，欣賞想像和創造力的美學素養。

大學的民主化，可以有很多具創見和想像力的新舊形式。但是，大學的民主化，卻是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可是，無論哪一種方式，香港的大學體制和慣例，都沒有人嘗試去質問、想像和創造……因為我們這裏，就只不過是一塊殖民地？

劍橋不是一天建成的，况且香港還未完全「解殖」。就讓這「解殖」過程，由廢除香港的大學自動由特首做當然校監開始吧。

文 安徒
編輯 陳嘉文

延伸閱讀：梁文道：與周保松對談－－大學的價值

安裕周記 - 新聞行業那一步關口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1日

談些歷史。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紐約時報》刊登記者Tad Szuk的報道，說美國支持一批流亡分子，準備潛回古巴推翻卡斯特羅政權。見報當日，總統甘迺迪火冒三丈，「卡斯特羅不必派間諜來美國，他只要看美國報紙便知道一切」。十天後，一千四百名流亡分子如期搶灘，被早待在那裏的古巴軍隊迎頭痛擊，全軍覆沒。甘迺迪形神憔悴宣布失利的消息，史稱「豬灣事件」。

過了一段日子，甘迺迪在兩個不同場合，分別遇上《紐約時報》發行人特雷福斯和總編輯卡雷其，他對兩人說了一番相同的話﹕「如果你們當初大量報道流亡分子練兵的消息，我們也許會因事情曝光而取消登陸計劃，也就不會鑄成大錯。」

那是水門案之前的十年，距今足足半世紀；關係到出兵的國家機密，便是這樣在傳媒曝光。

一些事物總有它令人油然神往的歷史。我這裏說的是新聞行業。美國人民到今天仍記得《華盛頓郵報》兩個記者七十年代把總統拉下馬，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如今分別是不很吃得開的小說家和很吃得開的傳記作家，但人們依然對他倆心懷感恩。在尼克遜祭出總統特權下令解散大陪審團的那些年頭，兩人硬是一字一句把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從白宮轟出去。

日本人民也會記得《朝日新聞》的利庫路特事件。這家上巿公司把股份送給政界巨擘換取好處，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朝日新聞》社會版頭條刊出記者山本和鈴木的偵查報道。這兩個年輕新聞記者，有一晚在外邊吃飯時聽到鄰桌的幾句話，開始了漫長的調查，終於捅出日本戰後最大獻金案，檢警部門調查超過三千八百人，七百人捲入弊案，國會議員佔了四十多，首相竹下登、大藏相宮澤喜一、法務相長谷川峻等五十多人辭職。

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討論這個星期的大事時，我想到了《朝日新聞》和利庫路特。四年前曾經在周記寫過一篇《朝日新聞》主筆船橋洋一的〈新聞的復興〉。船橋在文章裏令人訝然地向讀者道歉﹕在《朝日新聞》一百三十年的歷史，朝日做過錯事，「我們對太平洋戰爭的錯誤報道，戰後我們對此進行反省，核心便是權力監察」。
當香港困頓在官方亟欲取民間傳媒而代之、外力介入新聞編輯自主的風雨如晦的二○一一年夏天，《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在這一刻都很遙遠，連台灣記者說自己是「修理業」這句調侃自况，也不一定能全都說得出口。

亞洲電視的江澤民死訊風波發展到今天並不出乎意料，梁家榮辭職譚衛兒被休假，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這些結果我在七月已猜到。這不是我的預見，而是中國四千年歷史便是這回事。只要動動腦筋，那天亞視新聞說江澤民病逝，半小時後英文台打出字幕說江澤民去世；梁家榮是新聞部主管，他哪可以在新聞之外時段或節目下令打出字幕。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北京高調否認，電視台老闆對圍攏在身邊的記者說了一句「我也是看新聞才得知有關報道」。這是話中有話﹕這是新聞部的事。

到上星期梁家榮辭職，他在接受電話訪問時說自己未能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新聞部的主管都不能夠阻止一段新聞出街，不言而喻說明這是上級的命令。到底這是誰的命令誰要他吃黃連，梁家榮沒有進一步說明，然而在愈來愈具中國特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事的背景已是呼之欲出，問題是立法會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會不會跟進。

梁家榮是嚴謹的資深新聞從業員，辭職當天在電話訪問裏語調平和聽起來沒有一絲不快，只是當說到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時，大氣電波裏隱隱是一種只有關心香港的受眾才能聽到的咽哽。到了訪問最後，這位四十年新聞行業老兵說出了令大氣電波另一邊動容的一句話，「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有資格做新聞」。聽後如雷殛如電擊，香港多少年沒有人出來說這種話了。我想到八十年代香港新聞行業開始改革的三十年歷程，這刻站在另一個歷史關口，是前進是後退，端看人們一念之轉。

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有資格做新聞

我不是研究香港新聞發展史，只是一個天天讀報看新聞的平民，認知的印象裏，香港以前部分新聞行業成員確是拆爛污不堪，這還沒把黨派之爭的抹黑塗糞算在內。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有一天讀報，那是一條某區交通改道之類的雞毛蒜皮小事，讀到最後一個句號之後，映入眼裏的是有幾個字用括弧括着﹕「（稿件請在新聞處稿箱取）」。這是令讀者茫然不知所指的信息——是通知讀者去新聞處找稿件讀清楚這段消息，抑或是人們不能理解的密語暗號。直至若干年後有人說起，原來報社把這條交通改道的消息，原封不動由政府新聞處的官方宣布直接用到報紙上，可能時間趕急，末了這一句通知報社編輯取稿的文字，刪都沒刪原汁原味奉上。這就奇了，就是記者忙得沒有刪去這段，編輯呢、校對呢、主管呢，都去了哪？

我們的社會便是從這些手作坊的日子，經歷中英會談一步步走到可以拍胸脯說監察權力的今天。我們不讓新聞成為社會大眾的嗟來之食，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每次官方都說「有益有建設性」，一次兩次也罷，三次四次就當香港巿民是傻瓜了。那時開始出現一些分析者言，今天看來，都是抓着中方團長周南或英方團長伊文思的幾句開場白造文章，言不及義也太過揣測多於一切，然而這種訪談或分析的出現，是不滿足於官方餵你一段簡單聲明的反彈。這是teething problem，小孩子出牙時難免痛一會，待恆齒長出了，一口潔白銀牙伴着主人啃骨吃肉。

從指點江山到反映社會

這種覺悟有源於行業本身，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社會覺醒帶來的推力，過往新聞工作者自詡如智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感覺良好年代，已隨巨輪隱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折射社會黑白光暗的自我期許，這當中究竟有多少剛從大學校門出來、身上帶着改變社會使命的實不可考，然而在密密的字裏行間和新聞片的光影之中，社會正朝着第四權方向走去。我不敢在這裏肯定這是源於《華盛頓郵報》水門事件報道、抑或是《朝日新聞》的利庫路特內幕、又或是一種對所生所長社會的改良主義思潮，只是每天夜闌人靜窗下讀報，心頭總是忽而激動起來——稚嫩的文字粗糙的報道手法後面那股改變社會不公義的熱血，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晚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莫羅（Ed Murrow）當面質詰白色恐怖始作俑者參議員麥卡錫（Joe McCarthy）﹕「切不要混淆異見和不忠，若忠誠的反對派死了，美國的靈魂都會隨之而去」（ 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When the loyal opposition dies, I think the soul of America dies with it.）幾乎如出一轍。
香港新聞行業質疑權力監督權力的思考近年愈見高漲，從本地政治社會新聞的報道，以至中共治下的人權橫遭打壓的消息，香港傳媒曾經在一段時間享受了難得的空間。這是一個後工業社會民智大開的必然，也是我們教育普及後的自然覺醒。這種熱愛吾土吾民的意識形態，開始成為香港社會一種與大陸漸行愈遠的普遍價值。我不會說這是受到美日傳媒影響的結果，事實這是香港自行孕育的本土價值，一種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生活方式。哪怕你一星期去深圳三次吃喝玩樂，但最終仍得趕過羅湖橋夜行列車回旺角沙田大埔紅磡；一河之隔，不僅是兩種生活形態，更是一邊是欠缺法治，一邊是有輿論監督，那是大大的分別。這不得不感謝八十年代那些決心改變一泓死水狀態的年輕新聞記者。

這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是城巿成熟標記。在美國念新聞系的可能聽過一個故事﹕歐戰時期，雙方在一條戰線上稍歇幾天，戰地記者無稿可發，回報美國總社，美國那邊回話，給我來些謠聞。這種笑話今天美國沒有人會笑，因為很難想像這是事實，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卻很難打保票了。從近三十年新聞行業的發展來說，香港理應也是沒有人會笑的，可是江澤民事件讓人看到在高度文明底下的一齣荒誕劇﹕新聞部主管沒有權來否決一條新聞的播出，而這條新聞後來卻被證實是誤報。香港是否一個真正成熟的城巿身分，這次遭到了質疑。
印象裏找不到一個文明社會曾經出現類似現象，頂多是一九四八年美國總統選舉，《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因為不完全的片面投票紀錄，搶先報道杜威擊敗杜魯門的錯誤消息，除此之外再也想不起別的。這張錯誤報道大選結果的照片，每隔四年總在大選前後出現，以作儆醒。但這張照片的背後，並非《芝加哥每日論壇報》裏有人認為杜威一定擊敗杜魯門而必須刊出。江澤民死訊的前因後果，從梁家榮的片言隻語之間已令人咋舌，比起「杜威擊敗杜魯門」的烏龍王式錯誤嚴重得多；放在香港發展史框架看，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經歷，那是深水埗製衣廠荃灣紡織廠年代的勞資關係形式，雖然已是五六十年代的事了。

需要哪種新聞 不是由誰拍板

香港需要的是哪種新聞，不是由誰拍板決定，這是社會發展和覺醒決定。江澤民誤報事件帶出的是我們必須直面這種變化和挑戰，那是對我們既有價值變化的衝擊，也是對何謂一國兩制的挑戰。目下的香港，魑魅魍魎，殘陽如血，對於熱愛這塊土地的巿民而言，是難以自己的一刻。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延伸閱讀：
李怡 - 亞視事件是關乎所有香港人的事
向梁家榮先生致敬 須追究亞視高層責任

梁文道 - 盛事

財新《新世紀》 2011年第36期 出版日期：2011年9月12日

特區政府為了吸引遊客，把香港定位為「盛事之都」，結果幾年下來，誰也沒見著什麼足以稱道的國際盛事。倒是祖國大地，從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廣州亞運、西安花博，一直到深圳大運，接連不斷，硬把中國辦成了「盛事之國」。

最近傳言上海可能要申辦2028年的奧運會，於是新浪微博做了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四萬多名參與網民裡有83%的人反對。為什麼這麼了不起的盛事，百姓卻不太領情呢？

兩年前，為了預熱深圳「大運」，有些媒體找來我們一群愛說話的人給點意見，也有官方機構座談集思廣益。在那些場合裡，我說來說去就是一件事，那便是別試圖把大學生運動會弄得像奧運、世博一樣風光，更不要以為這是個大搞形象工程的良機；反而應該把握大學生運動會那比奧運會更「業餘」的特質，趁機推動全民運動。與其花錢建造壯觀的場館，不如增設社區體育設施；與其比較參賽選手數目之多寡，不如研究如何吸引一般市民健身。要是真想借此拔高深圳的形象，不如定個人均運動時數全國最高的目標。

我當然知道自己不切實際，所以後來也就沒再追問這些建議的去向。我想那無非就是在熱風中搖了一下扇子，純屬無用的空氣。

終於等到了2011年，我聽說為了順利召開大運會，先有八萬「治安高危人群」被請出城，然後是禁止民工上訪討薪。開幕式當晚，深圳效仿廣州亞運的做法，要求會場附近居民離家五小時，以策安全。但是為了景觀壯麗，電視上好看，那些空了五小時的住宅是不可以關燈的。不只如此，連機場也要在賽事開幕和閉幕那兩天禁飛。我猜這大概是史上第一座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而禁飛的城市，也算創個紀錄。

今天的中國公民怕了盛事，怕的就是它必然擾民。除了嚴苛至不近人情的安保手段，還有那經年累月的土木工程，「穿衣戴帽」的樓房粉飾，以及任何日常生活的中斷。這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盛事的問題，並不在於大家常常提到的「虛矯」「面子」「形象」和「政績」等字眼，因為所有主辦過奧運和世博的城市也都希望借此爭光，那裡的官員也一定想要透過這些盛事的順利成功替自己加分，這類非正常的活動甚至也必然會在有限的時間和有限的範圍內阻礙市民的正常生活。那麼，真正使得中國盛事稱得上「模式」的要素到底是什麼呢？

我以為，中國的「盛事」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關乎目標選擇以及目標和手段之間衡量計算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我們都不陌生，只不過在這等盛事之中格外鮮明罷了。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領導在下達指示的時候說「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搞好××會」的樣子，也完全可以想像官員們在討論相關對策時「以確保××會的召開為最高目標」的情況。在這樣的氣氛底下，那可以不計的代價也許就包括了交通不便所帶來的耗損，那排名沒那麼高的目標或者就是讓每個住民安居以及公平申訴的權利。換句話說，這種思維的特點是，只認定一個最有價值最絕對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排除其他政府也應該（甚至更應該）追求的目標。

由於要一個燈火璀璨的夜景，要一個世界級狙擊手都打不到的安全會場，所以居民要在晚上離家同時別忘了開燈，這不叫不擇手段，而是不擇目標，是不考慮盛事以外的其他施政目標和價值。正常的政治思考和決策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正常的政治思考總是會面對許多彼此衝突的目標、不可化約的價值，正常的政治決策總是要在那些矛盾的目標和價值之間艱難估量，妥協平衡。

只有一種狀況，我們或許可以獨裁地宣稱「必須不顧一切」，那就是戰爭。只有戰爭才會只追求一個目標，可以為了勝利而不計代價（不過，戰爭也並非真的能夠不計代價。也有些國家會比另一些國家更重視戰時狀態的人權，更擔憂人命的損傷）。大家討論中國某些政策的制定施行時，往往會提到「動員」兩個字，「動員」豈不就是一種作戰的準備？盛事就像戰爭，它的問題不只是擾民，而是根本沒想到除了盛事，人民還有其他利益訴求，以及無論何時也不可剝奪的權利。老百姓為什麼怕盛事？因為沒人想天天打仗。

李怡 - 亞視事件是關乎所有香港人的事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9月10日

「江澤民死訊」的出街，其實和李克強訪港時，特區政府對新聞界的堅壁清野，其根源是一樣的，都是基於中共 18大前權力鬥爭的需要。散播江死訊，是利用香港傳媒為權爭造勢。這已有人提過了。李克強訪港與中共權爭的關係，則未見有人談及。

為甚麼過去比李克強地位高的領導人來訪，都沒有這樣把所有媒體隔絕，又把可能的示威者隔離到李克強視線不及的地方呢？答案正是在李克強身上。因為明年中共開 18大，李克強雖據稱內定會接總理職，但他的權力地位實未穩固，隨時會變。為此，他絕不能公開回答記者那怕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也不能對任何可能出現的示威物體作反應，即使是視而不見的反應。任何回答或反應，都可能影響他的未來權位。在專權政治中，已掌握權力的人，比較可以公開表達意見，未掌權力的人，只能諸事小心。

江死訊和李來港，都是中共專權政治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踐踏。後者是通過特區政府對香港傳媒的壓制，前者是通過媒體的擁有者對編採自主的干預而為專權政治的權爭所用。

前天「一班亞視新聞部的編採人員」在聲明中說：「今次事件並非只是亞視的事，亦是關乎所有香港人的事」，這是一句值得全港市民細細領會的話。亞視的收視率低，市民對亞視不大關注，為甚麼說這次事件是「關乎所有香港人的事」呢？亞視編採人員的聲明中說，因為「新聞自由是基本法賦予給每一個香港人的權利，一切干預新聞自由、編採自主的行為，香港人不會及不應該接受，而且任何干預如果不加以制止，對香港將來能否維持新聞自由有嚴重影響。」因此，你可以不關心亞視，但不能不關心香港能否維持新聞自由，實際上是關涉到你個人的自由。

亞視這次的事件，是從誤報「江澤民死訊」這件事開始的。事情一發生，稍微對香港新聞界有點認識的人，都相信這絕不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梁家榮的失誤，亞視老板王征說他看了新聞才知道這消息，這說詞絕難使人相信。本週初梁家榮辭職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這就等於說，他作為總監竟沒有編採自主權，而亞視管理層對梁的這一說法卻沒有提出異議。

管理層干預新聞編採，在香港不是新鮮事。但通常這種干預都通過與編採人員商討的方式進行，而且不會逾越新聞工作的底線，比如硬塞一些未經查證的傳聞給編輯部。一個新聞部負責人「阻不到一單新聞出街」這樣的事，在香港實在是聞所未聞。

榮總辭職事件引起香港新聞團體記協、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以致國際社會關注， BBC報道有關新聞，國際記者聯會形容「事態嚴重」，準備去信立法會、廣管局和特首等，質疑事件是否有中共插手，要求徹查亞視事件，並調查有否違反發牌條例。民主黨前天到亞視總部外，抗議亞視新聞部編輯自主被粗暴干預。也已請辭但未獲准的新聞部副總裁譚衛兒，不顧上級反對，仍以較前置及顯著篇幅報道政黨抗議，並引述學者批評財經節目中滲入有廣告元素的片段。譚衛兒於是獲管理層通知，要求她即時放大假兩個月。接下來就是「一班亞視新聞部的編採人員」的聲明。聲明中要求亞視主要投資者、管理層等盡速公開澄清和表明： 1. 交代梁家榮說無力阻止江澤民死訊出街的真相； 2. 要求管理層清楚界定新聞節目與廣告，不能混淆； 3. 要求管理層保證，不會再有任何干預編輯自主的行為。

亞視大股東和管理層，必須交代梁家榮為何無力阻止一單新聞出街的始末真相。另外，亞視《理財博客》主持殷莉加入新聞部，並將具廣告成份的內容混入了新聞節目中，這種廣告置入式的「新聞」，也違反新聞的專業守則。

專權政治通過香港特區政府對新聞界踐踏，大陸權貴資本主義作風蔓延香港，對此，凡是愛護自由的市民必須提高警覺。李克強訪港時對新聞界的堅壁清野，絕不僅僅是新聞工作者的事；亞視事件也不僅僅是亞視或新聞界的事，這是關乎所有香港人的事。新聞工作的職責應是防止當權者欺騙人民，而今有迹象淪為掌權者愚弄人民的工具。這種顛倒足以使香港巿民的自由斷喪。

王征必須站出來，向全港市民交代，否則政府就應按廣管局節目守則介入調查。

延伸閱讀：向梁家榮先生致敬 須追究亞視高層責任

古德明 - 誰是暴徒？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10日

今年三月，香港長官曾蔭權遭兩名青年黃俊杰、黃浩銘攔途抗議，護衞員和二黃糾纏，曾蔭權突然捧腹慘叫，如遭重擊，馬上到醫院鄭重驗傷，事後更獲中共廣東省書記汪洋殷勤慰問。兩個青年於是被抓上法庭。可是，記者攝錄機之前，事實難枉難屈，二黃根本沒有觸及曾蔭權一毛一髮，法庭只能判無罪釋放。

宋朝李元綱《厚德錄》卷四有兩個故事。一是宋仁宗初即帝位，接到上奏的刑獄案件，不知該怎麼辦，大臣呂夷簡說：「凡奏獄，必出於疑（不是有疑點，就不必上奏）；疑則從輕可也。」仁宗深以為然，疑獄一律輕判。那時候，統治者絕對不會自製疑獄，務求以疑獄陷民。

而庶民即使真有犯法，為政者也會檢點原因，匡正過失。宋仁宗年間，張觀任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當時京東路只許賣安邑鹽，沿海居民違禁私煮食鹽者不少。張觀想，百姓犯刑，是因為官府犯義，於是「請弛其禁」，百姓大悅。

今天，曾蔭權政府遇到市民抗議，卻絕對不會反求諸己。日前，他們舉辦公眾咨詢大會，商議廢除補選制度，見有反對者破門而入，就宣布破門者「暴力違法，必須以法繩之」，竊喜之情，溢於言表。他們絕對不會捫心自問，問咨詢會為什麼把反對者摒於門外，而不容反對的咨詢會開來做什麼。

我不大明白現代漢語「暴力」兩字的意思，只見到有小民拿着擴音器遊行反秕政，遭警官警告：「你一朝我們叫喊，就是毆打警察罪。」換言之，官方不愛聽的話，喊一句都是暴力。至於警察，則當然是中共說的文明之師。所以，有九歲小童，抗議曾蔭權政府劫貧濟富，香港警察就用胡椒噴霧器對付；有記者拍攝中共駐港辦事處門外的抗議人群，香港警察更可以隨便出手，五指直插他眼睛。這些文明舉止，都有錄影為證，難怪香港袞袞諸公紛紛譴責反政府者「暴力」。

黃浩銘、黃俊杰被誣告。捍衞補選法律者被箝口。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在微博上對港珠澳大橋的批評遭刪除。有心人在社交網站開設的「毋忘六四」專頁遭封鎖。而官商互利同肥、親共政黨散金買票等等，則公行無忌。保護香港這一切的，是暴力還是現代漢語所謂和平理性，我們那些敢言的報刊、電臺說得很清楚。例如那個補選咨詢會，一遭破門而入，《明報》等就紛紛發獅子吼：「香港的理性和平，不容暴力破壞。」

我不禁想起曾蔭權政府對年輕一輩「暴力行為」的分析：「年輕人太過重視享樂，最關心的，是所居樓房俱樂部設備夠不夠，泳池大不大……」宋朝張觀的時代已經過去。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延伸閱讀：林天悟 - 假如示威者沒有衝進會場

吳婷婷 - 艾未未被人間蒸發的八十天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10日

四月三日，推特上，北京藝術家兼維權人士艾未未助手發文：「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機場過海關時被兩名邊檢人員控制，將艾未未與助手分開，被兩位邊檢工作人員帶到另一地點，艾未未的手機關機，已經失去聯繫三十分鐘，情況不明，請關注。」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大胖子就這樣被人間蒸發，足足八十天。

怎麼可能？或許，應該問：怎麼不可能？豬肉變牛肉、火車失事後草草埋掉一切、多少人被失蹤被禁錮、即使是國家領導人，一旦失勢也不能倖免，更何況是一再挑戰中央權威的無權無勢藝術家。

至少黑暗處有一點光

誰叫他觸碰川震豆腐渣？誰叫他與維權者為伍？在如此國度，一切都怪不得誰，對嗎？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艾未未得以「取保候審」重見天日，他瘦了足足一個碼，站在工作室「草場地」，他對守候多時的記者說：礙於保釋條件，我不能說甚麼。

八十天，妻子、母親遍尋不獲，外國使館加入發聲，也不得要領；八十天，到底他被帶到哪裏去？

最近，艾未未終於打破沉默，在最近一期的《新聞周刊》撰文，他說北京有很多隱蔽的地方作監禁之用，「這些地方最強之處在於，你找不到一絲跟記憶有連繫或熟悉的東西。你被完全隔離、你不知道自己將被關起來多久，但你深信他們可以對你做任何事，你不能發問，你不受保護。為何我在這裏？你開始對時間失去概念，人快要瘋掉，即使信念堅強的人，也難以承受。」

他不能說太多，因為，他只是「取保候審」，還未洗脫「逃避鉅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罪名。

艾未未獲釋後，偶有到公園散步，總有人上前拍拍他肩膊或給他豎起大拇指，但沒有人跟他說話，他不明白一切為何要如此神秘。有人叫他：「離開中國吧！」也有人鼓勵他：「活下去，看他們如何死掉！」

若然有其父必有其子，艾未未根本不可能黯然離開或冷眼旁觀。其父著名詩人艾青說過：「即使我們是一支蠟燭，也應該蠟炬成灰淚始乾；即使我們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關鍵時刻有一次閃耀；即使我們死後屍骨都腐爛了，也要變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燒。」以卵擊石與自殺式行為無異，但至少讓黑暗處有一點光。

吳婷婷
自由撰稿人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7

2011年9月8日

One of the most time-consuming things is to have an enemy.
與人為敵，至為費時。
- E.B. White, writer (1899-1985)

If you are neutral in situations of injustice, you have chosen the side of the oppressor. If an elephant has its foot on the tail of a mouse and you say that you are neutral, the mouse will not appreciate your neutrality.
面對不義時保持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壓迫者那邊。如果象腳踩著鼠尾，而你說自己是中立的，老鼠不會感激你的中立。
- Desmond Tutu, clergyman (b. 1931)

How can we expect another to keep our secret if we have been unable to keep it ourselves.
如果我們自己無法保守秘密，又怎能期望別人替我們保密？
- 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 writer (1613-1680)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6

2011年9月7日

In this age, the mere example of nonconformity, the mere refusal to bend the knee to custom, is itself a service.
在這年代，單純的不服從，單純的拒絕屈服於俗例，本身就很有意義。
- John Stuart Mill, philosopher and economist (1806-1873)

I love America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is world, and, exactly for this reason, I insist on the right to criticize her perpetually.
我愛美國甚於世上任何國家，正因如此，我堅守不斷批評她的權利。
- James Baldwin, writer (1924-1987)

None are more hopelessly enslaved than those who falsely believe they are free.
誤以為自己很自由的人，是最無可救藥的奴隸。
- Johann Wolfgang van Goethe, poet, dramatist, novelist, and philosopher (1749-1832)

杜耀明書評：在文化戰場上快樂抗爭--介紹陳雲著《終極評論，快樂抗爭》

自由亞洲電台 2011年9月2日

本書大部分文章都發表過，但滙編成書，由頭到尾再讀一遍，又另有一番味道，讀者不單為陳雲的文字和觀點吸引，也可體會到他的理念、識見和心態。〔見該書作者自序〈捨政從文〉〕

全書共四部分。首部分題為「笑談政治」，作者談笑用兵，順手拈來，由時事話題透視事件背後，深入淺出。例如香港警察不擇手段對付和平示威者，手法層出不窮，在陳雲眼中，無異於自我毁滅，因為警察一旦濫權營私，成為當權者欺壓民眾的打手，到頭來背負污名，變成不義之師，其公信力亦化於無形。沒有公信力的警隊，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堆武力，為執政者賣命的武裝力量。〔見陳雲文章〈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對官場的程式中文，作者批評絕不留情。例如近年官員開口便說「優化」什麼、「活化」什麼，其實是製造語言迷霧，誤導蒼生，為施政塗脂抹粉。例如教育局所說的「優化班級結構」，其實就是縮減班級，而「優化本地高等教育」不外是削減資助。又如中文大學校方以政治中立為名，反對在中大樹立民主女神像，但陳雲看來，政治中立僅限於可以置身事外的事情，但面對六四，「知情的人只能歸邊，無法中立……只能同情六四民運的殉難者或譴責他們是暴徒」，卻不能沒有意見，當權者所謂「政治中立」，只是政治正確的變身而已。

除了斟字酌句，指出權勢者遣詞錯誤，混淆視聽，實行愚民術，陳雲在第二部分分析「一國兩制」的大局，揭示政制改革和民主運動的特色和方向。他看到中國仍然需要香港，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退可緩衝世界金融巿場對中國的衝擊，進可有助中國融入全球巿場，因此「一國兩制」仍有其價值。但中共不能直接治港，而其在港的代理人，不論是港英餘部還是土共份子，又難勝重任。前者只求「做好呢份工」，一味向地產商靠攏，更表明自己是北京附庸。原本指向特區政府的政治壓力只會不斷升級，轉而對準北京。後者智慧不足，左搖右擺，一面倒投向資本陣營，以功能組別富貴黨議員為同路人，不再站在勞苦大眾的一方。

在此形勢下，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再無依傍，只有自力更生，上街抗爭，北京看在眼裡，深知代理人不濟，只有不斷派糖，安撫民心。不過，陳雲忠告抗爭者，必須清醒面對形勢、面對自己。不斷抗爭無疑是民眾自保之道，但必須「懷抱歡喜心……，啟發思想，集結龐大民眾，以人民總量令到壓迫者畏懼，宣揚民眾的快樂生活方式而使到壓迫者愧疚而覺悟，改過遷善，從而達致彼此的解放。」如此快樂抗爭，才能避免因憤怒而變得偏頗，卻從鬥爭過程體現正面的人生觀，快樂地生活下去。〔見陳雲文章〈快樂抗爭之道〉〕

在最後兩部分，陳雲以調笑的文筆剖析影響香港發展的兩股力量－土共和地產霸權，親身示範在文化戰場上快樂抗爭。陳雲追溯香港土共的歷史演變，指出他們的難堪和尷尬。而他們目前的不濟，完全植根於中共的行事理念和組織模式，弄得土共兩面不是人。例如，又要支持向地產霸權傾斜的特區政府，又要為基層群眾爭取權益。試問土共可以怎樣大小通吃？

對於地產霸權，陳雲不盡是責罵，而是從歷史、政治的角度透視霸權的形成和發展。不過，陳雲對財閥的針貶往往一針見血，如其壓卷之作，批評財閥雖然做善事，卻未見他們停止惡行，更不見他們大澈大悟，懺悔改過，因此做善事也於事無補，來生注定落地獄。〔見陳雲文章〈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文章刊登後兩天，《信報》通知他不用再寫了。陳雲紅牌出場，既顯示他大無畏的勇氣，也反映目下香港新聞界的氣量。

陳雲 -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2010年1月26日

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

回歸之後，警察在警局強姦報案少女，脫衣羞辱保育靜坐示威者，在香港電台門口拘捕做完論壇節目的示威少女以及掀褲拍攝其腰部紋身，胡亂控告和平示威者以襲警罪名。看來，前皇家香港警察的遺風，連帶香港的家業，在曾蔭權手上敗壞得差不多了。新政府不珍惜香港的良風善政，一切終如逝水，無可挽回。

是警察，不是私人衞隊

一九六七年之前，香港警察包娼庇賭，當街勒詐小民，如有牌爛仔。港人信任警察，來自六七暴動。暴動帶有反殖民地鬥爭的色彩，但後來因本地居民與難民要求治安與秩序，斥責土共暴徒，支持警察執法，結果反而令大部分香港居民認同港英維持公共秩序的政府功能，將中共視為境外威脅力量，強化港人的恐共情緒，產生本土居民意識，維護了殖民地統治之合法性。

暴動之後，英女王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之名，港府大增警力近六成，港督麥理浩厲行廉政，提高警察的入職學歷及訓練品質，令港人放心授權，即使後來有當街無理搜查身份證，這種其他文明地方認為是奇恥大辱之事，港人也覺得理所當然。

然而，港英即使集權，卻是懂得克制權力的。一九七七年維多利亞公園的保釣示威，威利警司嚴厲清場，亂棍打人，很多示威者頭破血流，但港英並未以襲警罪名控告示威者。襲警罪名，是對付黑幫挑釁用的，匪徒一旦與警員有身體接觸，不論是否攻擊，警察便可以此罪名控告，法庭也會輕易定罪，藉此震懾惡勢力。

然而，這是留中不發的鎮山大權。將襲警罪名用來對付和平示威者，是輕賤權力，將游行示威的市民當作暴力黑幫集團成員同等處理。同理，用重案組警力對付示威組織者，也是輕賤權力。政府是小題大做，侮辱警察（假若警察仍有良心及職業操守的話），當警察是家丁嘍囉、私人衞隊，警察日後在行使刑法權力之際，也會失去分寸，動輒濫權，成為酷吏。

個人一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赴德國之前在《年青人周報》登了文章，剖析港英政府制定妨礙自由的《公安條例》，也仗義聲援被捕的「四五行動」成員。爾後，我每年暑假回港，往灣仔青文書屋途中，都會遇到態度特別和善的巡警搜查身份證及書包，令我發不起脾氣來。最後的一次，我忍不住問：「我的樣子像偷渡客麼？」巡警笑說：「我只覺得你不像本地人而已。」我笑答：「也許我僑居德國太久了。」他說：「那你有否德國護照，為何不留在德國呢？」

「巧暴力」誘捕示威者

於是，我才明白是港英用搜查身份證之特權，借助巡警傳個口信。這是港英對付異議者的政術，雖也濫權，卻比曾蔭權政府在二○○八年將利東街的示威者捉入警署，脫光之後，要示威青年張開陰戶或掀起陰囊搜查毒品，來得文明。

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用強悍武力對付異議分子，用政治及外交方法將之遞解出境，但不會輕易動用刑法罪名，否則法治蒙污，得不償失。

回歸之後，警隊落在曾蔭權手上，卻不以強悍武力，反而用「巧暴力」（smart violence）的權術，挑釁和平示威者，例如幾個人抬起示威者用手指搓捏其肌膚，使其扭動反抗，或用圍欄封鎖或收緊示威路線的方式，肆意激怒示威者，使其發生口角或身體推撞而控告以襲警罪名，有時甚至示威者舉起鏡頭拍攝警察，也受到一般毆打的罪名警告。這是以刑法誘捕市民，《孟子》所謂「網民」（張開法網驅趕人民進入），猶如大陸的「釣魚執法」。警察在此等戰術擺布之下，會滋生詐偽之心，維護正義與法紀的操守，終將蠶食殆盡。市民—特別是面對互聯網資訊的年青一代，認清警察蠱惑的真相之後，會對警察執法失去信任。

襲警罪名濫用之後，被定罪者會引來社會同情，而示威者稍有異動，都會被控告襲警，反正罪名一樣，為何不真打起來呢？不打白不打，血氣方剛的青年就真的會動武，襲擊警察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稍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都會克制權力，不會輕賤刑法，就是這個道理。

香港法紀無存，警察與市民爾虞我詐，功利一點地說，香港還能讓資本家安居和招引大陸人來購物消費麼？港府如此輕賤刑法，不正是在挖香港的牆腳，破壞香港的繁榮基礎麼？

回歸之後，年輕人不再尊重警察，近日大量網上留言在辱罵警察，這是四十年來罕見的景象。香港警察從四十年前的頹唐之中，建立信譽，過程維難，年長一代見到今日的景象，可謂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正義的執法者，當你不斷地接到不符合公義和法理的上級命令，你還敢正視你頭上的警徽麼？你對得住市民的託付麼？再不辭職的話，你能面對人格腐敗、被正義市民鄙視的下場麼？警察世家出身的曾蔭權閣下，你還能懵懂下去麼？

陳雲 - 捨政從文──《終極評論，快樂抗爭》序言

2010年9月29日

吾道一以貫之。《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少年體弱多病，於是修煉養生道術，讀《大學》，其中一句：「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心下甚喜，改之為：「自天子以至於庶民，一是以養生為本。」修道為了解脫，得大自在，然則世間渾濁，眾生受難，見面都是愁眉苦臉之人，便難以獨善其身。是故養生不獨是鍛煉一己之肉身與精氣，也須兼善天下。

上醫醫國

唐代名醫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上醫是高明的醫生，比喻賢能的政治家，國家有賢能之士主政，水土秀美，民康物阜，百姓得其所哉，自然少患病痛。此語出自《國語·晉語八》，說上品之醫官，應以醫國為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道術之來源，除了是上古巫術祭師的通靈之術，就是燒丹煉石之士的變化知識與醫家的人體陰陽之學，外加兵家生殺之技，此等雜術，託於黃帝與老子，漢朝謂之「黃老道」。黃老是我學術之宗，萬變不離其宗，黃老道術用得最多的，是政論與從政，然則都是養生術之引申而已。

最早的從政，是在德國遊學期間，受當地民運中人所託，參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德國分部主席選舉，在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出任主席，做了兩年民運領袖，照顧六百多名新會員的政治庇護申請，期間走南闖北，實踐黃老的「義利兼行」之政與五行道學，此等學問都總結在《一國定兩制--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花千樹，二○○七）。黃老之術，在該書的〈新五行論〉一文，已經說到極致，盡了我「為往聖繼絕學」的心願，自問無愧於軒轅黃帝與太上老君。有無人看，學術能否延續下去，只能隨緣而化。

養生以待時機

兩年的民運領袖生涯，仍值得一記的是「民運薑湯」故事。事緣一九九三年冬，美國民運總部的徐邦泰主席來德國哥廷根鎮探望，雨雪交加，一行人染了風寒，抵達會所時，徐邦泰便問：「有否薑與紅糖？」拜託我煮薑湯驅寒。我說廣東人家中一定有薑，但紅糖是何物？他打開廚櫃一指，便說廣東人的黃糖就是北方人的紅糖。於是便煮了薑湯，鎮住風寒，避過傷風。他們下了法蘭克福探訪華僑領袖與難胞會員，便說要省錢，租一間民宿大房，打地鋪過夜，然而我堅持人人有房間睡床鋪，不要把身子捱壞，並勸止他們的通宵夜話，要早睡遲起，養足精神，顯示新人物的氣魄。民主運動要磨劍幾十年，必須養生以待時。

當今世界，妖孽當道，行俠仗義，險阻重重，動輒招致殺身毀家之禍，必須置生死於度外，以智（智慧）、仁（仁慈）與勇（勇毅）之「三達德」行事，靜待妖孽勢力轉折消亡，方可成事。我自問「勇」德最強，便一直走在香港言論自由的前列，可謂不惜仕途，不惜身命。

為政有順勢與逆勢，黃老道士有三大楷模，姜太公、張良與諸葛亮。姜太公與伐紂王是順勢，所謂順天應人，諸葛亮輔助劉備建立蜀漢、復興漢室是逆勢，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張良則順逆皆為之，秦始皇如日中天之時，張良曾拜託刺客名大鐵錘，圖謀擊殺秦始皇而不果，秦始皇死後，秦二世昏庸，秦朝氣數已盡，群雄興起，張良輔助劉邦滅秦。張良心知呂后殘酷，無力抵抗，於是功成身退，避過殺身之禍。

政事無可為

國家養生是大事，至於個人養生，反是小事，修煉之術有三：攝食、內養、外練。攝食是營養及服藥，內養是胎息養氣，大氣與我身不二，外練則是導引體操，八段錦、五禽戲之類。當今中國與香港之政治與經濟都被妖孽盤踞，此等妖孽冥頑不靈，在入地獄之前，勢將人間變為地獄。中國大政，無事可為，因此我雖然在一九八二年開始寫政治分析及評論，然而心力都放在文事之上，最早寫的是文學評論，題材有中西比較文學、唐人傳奇、清人筆記小說、風俗考據等，文學理論與流行文化也有涉及，小說創作則偶一為之。

一九八六年間，我在英文系畢業之後，出任政府的中文主任（二級次官）。早前，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港府前布政司署發出通令，指示日後政府公文不必帶有官僚色彩及謙恭字彙，全盤白話化，「奉　司憲諭」之類的官威固然禁止，大鑒、台鑒等敬辭取銷，連「敬啟者／逕啟者」的啟事語及「謹上／敬上」的收束語也廢棄，只用「某某先生／女士：」起始，用官員名字及簽署結束。是項改革，矯枉過正，不但失禮，簡直無文，各國公文雖然因應現代平等社會而簡化，但Dear Sirs及Yours faithfully/Sincerely yours等啟事語與收束語，已成定制，不一定表示親切或謙恭，只是標示書信之始末而已，與今日中文收據仍有的「茲收到」及「此據」相若。

文事為大

此等新式公函，猶如毫無敬辭之「打單信」（幫會的勒索信），當年的大人先生，見了莫不搖頭嘆息。不知是英國人施計，還是中國人躁進，一九八六年之通令，實是香港公事中文墮落之始。半年之後，我辭官他去。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我在《香港時報》撰文批評，曰〈何必刪去「敬啟者」與「謹上」--從語言學看中文公函「白話化」〉。

雖則辭官他去，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公事語文粗野無文，公共空間的禮制約束將隨之而去，香港之文人世族與民主政治兩皆不全，此後公共生活將任由官僚把持，扼殺民眾自由。文事不離文心，為官者失去文心，脫離吾國公函恭敬謙厚之軌範，又背棄英國公函直接簡易之原則，日後之官場便會敷衍塞責，蠻野無文。由往昔公文的「敬告閣下」到今日的「請你被告知」，是觸目驚心的公共文化淪陷。

名物之考

回港之後，相繼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藝術發展局供職，公事之餘，乘接觸資料之便，研究文化政策，巧遇當時政府要解散兩個市政局並作勢要為香港制定文化政策，便在一九九八年開始評論香港的公共文化事務。同時，在《信報》文化版開始撰寫思考香港舊日風物之散文。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思路類似傅珂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當然傅珂是另闢蹊徑，別開生面。我只是以名說物而已，以古樸文字記述童年在農村及墟市的生活及情懷，類似撰寫香港的鄉土風俗史，即使今日新界的水土破壞，風物殊異，有文字錄存之對照，後人也可知道當年景物與人情之美，理解官商勾結及官僚專政如何摧殘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與美善性靈。

信仰與舊俗可以抗衡官僚理性管制。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認為，一旦公共空間完全脫魅（disenchanted），官僚理性管制便會成為桎梏人心的「鐵籠」。例如往昔的人相信死於非命是命中註定或鬼怪作祟，淹死或車禍斃命的，打齋作法或豎立「喃嘸阿彌陀佛」碑石便了事，政府也不會輕易應苦主或區議員之呼籲而在溝渠邊、公園水池邊和馬路邊設立圍欄，阻礙自由行動的。風俗信仰不存，民眾自我管理的信心便動搖了，水深不及半米的公園水池也會豎立官方警告牌，公共場所到處都是潔癖式的管理，久之，許多民眾也不知不覺，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有助公共秩序管理，推波助瀾。撰寫香港風物的懷舊文章，除了恢復共同記憶、拉闊民眾想像力之外，也是恢復自由自在的本土風俗。

二○○二年，闊別官署十六年，終在民政局局長辦公室出任幕僚，重執文事。

因是局長辦公室，毋須跟隨官署通令，可容我一人制定文書格式，進退應對，重整禮儀。舉凡市民來信詢問，都以恭敬親切、事理清通之言文奉覆，恭賀、答謝、酬應、吊唁、慰問等，更須遵從禮儀，古雅樸素。至於與大陸官署之書信，更囑咐下屬，務必使用正體字（大陸稱繁體字）及古雅中文，以示文明與粗野之往來。對於大陸，香港雖然是以小事大，但香港繼承中英文化餘緒，應有莊嚴格局，毋須屈就野蠻，在公文改用簡體字及粗鄙白話，同流合污。往還幾次之後，大陸很多官長也深明大義，雖然官定簡體字不可改，竟然也用「台鑒」和「敬啟者」來書，棄用「尊敬的某某先生」了。

回歸本業

自民政局退職之後，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在家寫作，在二○○八年出版《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花千樹）。進入文化政策研究，乃意料之外，將學術公開，是了結責任。然而，始終放心不下的，是香港的公事中文。特別是回歸之後，官府除了用洋化及赤化的中文之外，還濫用創造文詞的公權力，創造「截取」通訊（竊聽）、「施放」催淚彈（中性詞是發射、發放）、「銷毀」家禽（應說殺雞、殺滅）、「管有」色情圖片（逼使市民承認擁有及管理的責任）、「信納」證據（採信及接納）等中文詞，此等中文不載於辭典，也非日常使用之語言，在「施放」催淚彈及「銷毀」家禽等詞且有麻木不仁之意，官府獨攬語言創造及詮釋之主權，逼使民間採用其詞義，強化官方動用權力的合法性。以後，政府竊聽未經法庭定罪的嫌疑人的電話，便叫「截取」通訊，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就叫「施放」催淚彈，原本用於輾碎冒牌光碟的「銷毀」，竟然用到有生命的雞身上了。香港傳媒不知就裏，官方語文照用如儀，也是助紂為虐。人民的語文自由與權利喪失了，自由的版圖便從語言意識上消滅了。

寫作了二十多年，從文學、政論到文化與風俗評論到公共語文評論，從政治回到文事，好像繞了一個大圈，回到起點。一以貫之，都是為了得「大自在」，個人之自由與眾生之自由是也。

--原刊於《文化現場》，二○○九年二月號，今改作序言。

是次結集，乃因《信報》兩專欄終止，得享空閑，可整理評論文章付梓，尤其《明報》之「土共系列」，刊後擱置多時，該系列乃由《明報》副刊策劃馬家輝先生提議撰寫，情誼珍貴，莫可忘懷。《信報》原社長林行止先生及前總經理駱友梅女士多年寬容筆者於專欄自由議論，更是感激莫名。總編輯陳景祥先生誠邀撰寫每週政論，權代主筆練乙錚先生之出缺，也是善因善緣。文章經花千樹出版社編輯王穎嫻君反覆校閱，合該鳴謝。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夏曆庚寅年八月二十二日

陳雲序於香港沙田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5

2011年9月6日

Insanity in individuals is something rare - but in groups, parties, nations and epochs, it is the rule.
個人的瘋狂是罕見的，但群體、政黨、國家以至時代的瘋狂卻很普遍。
- Friedrich Nietzsche, philosopher (1844-1900)

People who want to share their religious views with you almost never want you to share yours with them.
想跟你分享自身宗教觀的人，幾乎從不想聽你講你的宗教觀。
- Dave Barry, author and columnist (1947- )

Today's public figures can no longer write their own speeches or books, and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hey can't read them either.
今天的公眾人物已不能寫自己的講辭或著作，而且若干證據顯示，他們連唸稿都不行。
- Gore Vidal (1925- )

古德明 - 嗚呼哀哉，尚享！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9月7日

唐朝女學士宋若萃曾著《女論語》十篇，說妻子應和丈夫「同甘同苦，同富同貧」；一九四六年國共戰爭期間，國軍名將邱清泉有《贈本軍立功諸將士》詩說：「從來王業歸漢有，豈可江山與賊分？」這兩段引文，改為現代漢語，會變成甚麼樣子？

請看福州青少年性教育網一個標題：「痛苦與快樂，我們共同分享。」浙江在線新聞網今年五月二十五日一段報道：「以色列總理重申，不會與巴勒斯坦分享耶路撒冷。」可見宋若萃的話，今天應作「甘苦分享，富貧分享」；邱清泉的詩，也應改為「江山豈與賊分享」。總之，現代漢語不但以分佔土地為「享受」，連痛苦災難都照「享」可也。

中文「享」字，向來是說受用美好事物，例如東漢重臣梁商臨終說：「吾以不德，享受多福。」(《後漢書》卷三十四)宋朝《楓窗小牘》卷下談到天心難測，小人往往「享樂壽考，妻兒滿前」。清朝黃六鴻《福惠全書 ‧ 雜課》則有「分享其利」的說法。

但現代漢語所謂「分享」，其實和中文的「享」字無關，只是英文share的變體。Share本可譯做「共有」、「分有」、「分擔」、「分享」、「述說」等等，例如to share the expenses(分擔費用)、to share the back seat (同坐後面的座位)、to share a secret with someone (把秘密告訴人家)。現代漢語則不然，統統譯作「分享」。「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講師劉家光在香港電台向聽眾分享父母與子女溝通之道」這樣的話，報刊、電台等天天不斷大力傳播，務求大家都變成現代漢語人。李後主「心事莫將和淚說」一語，以後請改為「心事莫和淚分享」。

現代漢語專家既已生葬「享」字原義，當然也不會放過中文「享受」一詞。於是，香港有一首流行歌，題為《享受自己》；《廣州日報》今年七月十日有一段報道，說演員余文樂「自稱享受工作」。稍懂英文的，當然都知道這個「享受」是enjoy的化身。從前，中文會把enjoy譯做「享受」、「欣賞」、「喜歡」等等，更會把enjoy oneself意譯做「行樂」或「取樂」。但現代漢語專家根本目無中文，實行又來個統一譯法。今年八月七日打開《明報》娛樂版，我看到的不是「林嘉欣喜歡照料女兒」，而是「林嘉欣享受湊女」。

唐朝李白《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詩中「人生且行樂」的主張，今天變成「我們要享受自己」的歌聲；《漢書》卷九十一說的「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理想，今天變成「各享受其居而享受工作」。滄海橫流，中文已喪。嗚呼哀哉，尚享！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解放與建政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9月6日

於極權政府而言，生產詞彙比生產物品，遠為重要。物品只討好軀體，詞彙卻直入人心。政權不斷推出新造詞，可以令人覺得時代進步，而且忘記舊日的詞彙。例如，中共的體育界愛講「心理素質良好」，就令人忘記了民國和王朝中國的沉靜、剛毅、剛勇、不屈不撓、臨危不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詞彙換了，人心便變了，文化也變了。一句「心理素質」，就將中華文化的心性修養毀了。試問一聲，外國人有講 The athlete has good psychological quality（運動員有良好心理素質）的麼？除了是調笑吧。機械人統治的matrix世界，才會這樣講的。

中共專門生產詞彙的是中央宣傳部，最偉大的新造詞，不是「心理素質」這些雜碎，而是「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解放中國人民，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義軍瓦解了暴政或敵外政權，古文謂之重光、光復、收復失地、還我河山。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攻陷納粹德國統治之地，謂之解放（liberation），盟軍攻破關鎖猶太人之集中營，猶太人重獲自由，謂之解放。盟軍解放了納粹德國的佔領區，人民是紛紛回國定居的，不是往外逃難的。

國共內戰，中共推倒的國民政府，是暴政麼？是敵外政權麼？都不是。反而中共卻兩者都是，是受到蘇聯資助和支配的中華蘇維埃。客觀的講法，一九四九年之事，是「建政」，建立政權，也可以說是「建國」，建立國體，當日是「國慶」，但「解放」就絕對稱不上。自一九四九年至今，中共容許人民之權利與自由，萬萬及不上國民政府。以國民政府及自由世界之立場，一九四九年之事，是竊據、赤化，成立的是共產中國、蘇維埃中國。

然則，香港的報紙也偶有奇蹟。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蘋果日報》有一則新聞，題為「奇蹟：平治墮坡　黑人牙膏家族夫婦輕傷」。生產「黑人牙膏」的嚴氏家族一對夫婦，於四月二十日由司機駕駛平治房車沿香港仔大潭水塘道上斜時，年逾六旬司機突然不適暈倒，房車失控溜後，七旬男主人企圖將車煞停不果，房車溜後 二十米掃毀路旁一列鐵絲網後滑落 六米深山坡，夾在山坡與牆壁間空隙，夫婦只受輕傷，可謂奇蹟。新聞其後介紹嚴氏兄弟於一九三三年創立黑人牙膏品牌，其後由上海南下香港。措詞是「中共建政後兄弟來港定居，在港、台設立廠房，九十年代始重投內地。」

這是敘事之性質令到詞彙必須選擇中立的例子。假如說：「中國解放之後，兄弟來港定居。」該是夠滑稽了吧？既云解放，而上海當年遠比香港繁華，國人南下香港作甚？

陳雲 - 嘉應子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9月6日

講起送藥之物，現今的山楂餅，包裝與味道沒變，價錢也沒升多少，只是分量縮水，片數少了一半，紙筒的頭尾偷了空位，包裝紙散了出來，如金魚尾。

講到山楂，也有尷尬回憶。一九九八年我在藝術發展局工作，終日枯坐，身子發胖卻胃口不開，在鵝頸橋底的藥材店看到山楂乾，五元一包，招紙寫山楂可以開胃，又降血脂，便買了煲水飲。飲了兩日，胃口開了，第三日，放工在紅磡火車站天橋急行，忽覺天旋地轉，幸好我童年練過醉八仙，腳步浮浮，也不跌倒。

翌日見了中醫師，才知血壓低的人是不可飲山楂水的，山楂也要配合其他藥材同煮。調藥要君臣佐使，單方偏方，總不可靠。

除了山楂餅之外，送藥之物，仍有嘉應子，包裝紙寫的是「雪花應子」，有紅、紫、藍、青四色，以藍色襯得最好。嘉應子之名，是後來才知的，童年食的時候，只知其音，不知其字，包裝紙又只寫雪花應子，於是便以為是「加應子」，村裡的阿婆又講「加楝子」，於是以為是苦楝樹的果子，但此樹之果不可食，令人困惑。後來才知道是嘉應子是用梅或李做的，是廣東梅縣產物，此地古稱嘉應州，潮州、漳州的製作後來居上，為了不顯露原產地，便簡稱應子，且美其名為雪花應子。名雪花，應是食後甘涼之意，類似以前的甘草欖，廣告便說是「涼喉」。

陳皮梅的包裝紙最劃一，都是海軍藍或靛藍，間接證明扭紙式的包裝配深藍，最是合宜。嘉應子的包裝紙是向內摺入的，與陳皮梅的外露扭結不同，我推斷嘉應子是陳皮梅的衍生品，從材料到包裝都是複製的，故此嘉應子要一物四色，陳皮梅只是堅持最合宜的海軍藍色。

陳皮梅是梅肉混合陳皮而成，有的無核，有的有核。當年香港工廠林立，生產眾多，村中一位阿婆，每食陳皮梅，便說她以前在上水雞嶺的糖果廠做過陳皮梅，輕描淡寫，說是幾十年前的事啦。之後，兒童便投以羨慕目光，如觀望始創人。

此物是往日慣見之零食，乃至粵語片有一諧星，藝名陳皮梅(一九〇八至一九九三)，其胞姐也是醜角，藝名陳皮鴨，兒時看電視，見了便笑，如見了諧星矮冬瓜、西瓜刨、朱由高(豬油糕)之類。〔陳雲Facebook留言：陳皮梅應是花旦、明星，結集時會改正。〕

粵劇戲棚賣零食，觀眾邊食邊看，故此演員也愛以零食命名也。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4

2011年9月5日

So long as men worship the Caesars and Napoleons, Caesars and Napoleons will duly rise and make them miserable.
只要人們崇拜凱撒和拿破崙這種人，這種人就會適時冒起，令人們痛苦不堪。
- Aldous Huxley, novelist (1894-1963)

For in reason, all governmen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i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slavery.
照理說，未得被管治者同意的管治，正正是奴役。
- Jonathan Swift, satirist (1667-1745)

Alas, after a certain age every man is responsible for his face.
啊，某個年紀之後，人人皆需為自己的面目負責。
- Albert Camus, writer and philosopher (1913-1960)

向梁家榮先生致敬 須追究亞視高層責任

Vic：雖然對亞視新聞無甚好感，但直覺相信梁家榮先生是信得過的新聞工作者。亞洲新聞部以接近三分半鐘去報道梁先生去職消息，內容充分顯示對梁的支持，並隱含對公司高層插手新聞運作，強行要求播出江澤民死訊的強烈不滿。

明報報道說：在7月7日新華社否認江澤民死訊後，亞視即撤回報道及道歉，亞視大股東王征當時向記者說「自己是看新聞才得知有關報道」，引起新聞部同事強烈不滿，公司董事更接獲亞視員工匿名投訴，直指王征干預新聞部工作。王征昨關掉電話，並無回覆本報查詢。

亞視雖然收視低，但好說也是香港僅有的兩家免費電視台之一；電視新聞在香港仍有它非凡的影響力，香港電視新聞不能敗在那些不尊重新聞專業、不知所謂的流氓富商與無恥高層手上。當局責無旁貸，有必要追究事件。

梁家榮先生對亞視新聞部同事說：「希望大家謹守新聞工作者的原則去做新聞，一定要記住，我們服務的是社會大眾，我們係有社會責任。新聞原則、新聞操守守不住，就冇資格做新聞。」

這段句令人感慨萬千。中國從共產黨以降，香港從曾特首開始，權貴只懂公器私用，親疏有別，以權謀私，渾忘「我們服務的是社會大眾」。現今謹守專業操守的人，多數受盡各種壓迫，受政府強權壓迫（例如正常採訪都被警察粗暴干涉），受唯權是尚、唯利是圖的管理層壓迫（例如被要求利用新聞做置入行銷），苦不堪言。

香港的新聞專業，如果連拒絕播出未經證實的新聞也辦不到，新聞工作者還有何顏面面對公眾？如此摧毀新聞的公信力，對誰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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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峯 - 強行插播假消息必須追究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9月6日

亞洲電視新聞部兩位高層─梁家榮先生、譚衛兒小姐昨天先後宣佈辭職，以示為較早前誤報江澤民逝世消息負責。這兩位資深新聞從業員辭職的消息並不讓人意外，自從七月六日亞視誤報死訊後已不時有消息指兩人已向公司請辭，只是一直未有確實行動而已。真正讓人意外的是梁家榮先生辭職的原因及過程。

根據梁家榮先生對亞視新聞部員工的電話談話，他是因為盡全力也無法阻止七月六日亞視播出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病逝」的新聞報道而引咎辭職的，並且早在新聞「出街」第二天已向管理層遞上辭職信，只是管理層一直沒有處理，一直沒有挽留。到本月一日亞視才跟梁先生落實離職安排。梁家榮表示，沒有即時離職是不希望對新聞部造成震盪；他又說：「新聞操守守唔住就冇資格做新聞」。

新聞機構高層主管因報道失實、消息出錯或操守問題引咎辭職不算罕有，這也是尊重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應有的態度，過往本地、海外傳媒都有類似的例子。然而，今次梁家榮先生請辭卻極不尋常，卻跟過往的例子有分別。以往新聞機構主管大多因為判斷失誤又或是為了搶先、搶快而令新聞失實，最終引咎辭職。今次的個案卻不一樣，梁先生是在「大石責死蟹」、是在無力阻擋下被迫播出虛假新聞的。換言之，新聞專業判斷被公司最高層硬生生扭曲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操守被赤裸裸的強權踐踏了，新聞部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我們認為，亞視最高層這樣的做法不但嚴重損害新聞自由，不但削弱了新聞報道的獨立性及公信力，更跟監管廣播機構的法例及守則不相符。特區政府、廣管局及立法會有必要深入調查事件，追究責任，以防止日後再出現管理層把假新聞、假消息硬塞給新聞部、新聞工作者的可怕情況。

應該看到，新聞報道最重視的是事實。此所以任何新聞機構都要求記者從不同渠道核實消息，並有不同的人層層把關，盡可能減低出錯、出現假消息的機會。但按梁先生的說法，亞視最高層根本視新聞專業守則、規範如無物，視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反對意見如垃圾；他們只管運用手上的生殺大權強行播出來歷不明、未經查證甚至是查無實據的消息。雖然還不知道強行播出假消息背後的動機，但這種以行政權力凌駕新聞專業操守及公眾利益的做法是令人不齒的，也是不可以接受的。假若其他廣播機構、其他新聞傳媒的老闆或最高管理層動輒以個人喜好、權力凌駕新聞專業操守，罔顧事實，那假消息將會充斥市面，市民將會無所適從，甚至因此而出現恐慌，危害社會安定。

另一方面，亞視是持牌廣播機構，使用的大氣電波是公眾資產，必須受到廣播條例及守則規管，不能違背。根據廣管局節目守則第九章，持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新聞、時事節目、財經節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的真實資料準確無誤。可是，今次亞視最高層不僅沒有按守則要求確保新聞資料準確，反而強行干擾新聞部運作，把新聞工作者認為不實及未能查證的消息發放。這明顯已違反廣管局的節目守則，廣管局及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全力追究事件，揪出強行插播假消息的幕後黑手，並對亞視作出懲處。只有這樣，才能杜絕傳媒被迫報道假消息的事件，才能避免新聞專業規範再被蹂躪。

明報社評 - 亞視管理層干預新聞專業 廣管局須確保符守則要求

2011年9月6日

【明報專訊】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梁家榮請辭，從亞視新聞報道他的簡單交代，顯示梁家榮辭職與7月初亞視錯誤報道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死訊有關，另外，近期亞視擬就廣告節目片段安排在新聞部節目播出，新聞部與管理層就此有根本分歧。這兩件事，顯示亞視管理層涉嫌干預新聞部獨立專業運作，事態是否有違電視節目守則對新聞節目要求準確、避免利益衝突等，廣管局要調查釐清，一則確保亞視符合守則，另外確保免費電視台不會侵損新聞專業，使公共大氣電波得到正確有效使用。

「江澤民死訊」錯在外行干預新聞專業？
廣管局應介入調查

今年7月6日，亞視新聞誤報江澤民死訊，其後新華社發放英文電訊稿，指為「純屬謠言」，中聯辦有關部門負責人則對「這種嚴重違反新聞職業操守的行為表示極大憤慨」。按新聞專業要求，亞視處理江澤民死訊，與專業要求相去甚遠，以亞視不乏資歷完備、經驗豐富的新聞專業人員，處理如此草率，傳媒業界都認為難以理解和不可思議。翌日，在社會和業界多所質疑之際，亞視大股東王征說「自己也是看亞視新聞才知道有關消息」，然後亞視發表聲明，表示撤回有關報道，事件暫告一段落。

梁家榮透過電話向亞視新聞部表示，早前無法阻止播出江澤民死訊，他要為事件負全責，並透露事件兩日後，他已向亞視管理層提出辭職，沒有即時離任，是不希望對新聞部造成震盪。梁家榮在電話表示「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有資格做新聞」。從梁家榮這番話，可以確定江澤民死訊，並非亞視新聞部人員採訪所得，否則梁家榮以亞視新聞最高負責人的職權，若記者採訪得之，只要他認為尚待查證，就可以決定不出街，現在他說「無法阻止播出」，說明阻力並非來自新聞部，而是其他人等，至於亞視內部，什麼人連新聞部負責人也「頂不住」，是誤報死訊的關鍵。

江澤民死訊若來自亞視極高層，新聞部對於江澤民健康狀况的掌握，可能有限，對於極高層「來料」，新聞部中人未能絕然否定，或許是造成誤報的原因之一，然而，從梁家榮所表述，可以確定亞視新聞部對這宗「新聞」，未能決定出街與否。電視節目守則第9章有「持牌人應確保新聞的報道準確而且恰當地持平」的原則，從梁家榮所披露，江澤民死訊，涉及新聞部與其他（高層）人等的爭論，而最終未能確保新聞報道準確，不符合有關原則要求，單就這一點，廣管局就應該介入調查，以釐清亞視內部是否出現干預新聞專業的情况。

關於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截至8月初，廣管局共收41宗投訴，已宣布就事件展開調查，調查對象包括亞視大股東王征，以了解王征在亞視管理層所擔任的角色。就誤報江澤民死訊，觸發廣管局對亞視展開調查，恰當而有必要，按最新情况，廣管局還可能要關注亞視一度有人安排以新聞節目賺錢，引起管理層與新聞部爭議的事。

新聞節目置入廣告
管理層新聞部根本分歧

事緣亞視有一個財經節目《走進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贊助播出，性質猶如廣告節目，早前有人打算把這個節目部分內容剪輯為精華，在新聞部的《理財博客》節目播出，此事引起新聞部副總裁譚衛兒（昨日亦已提出辭職）關注，她認為不應把有廣告成分的節目內容在新聞節目播放，認為這個做法甚至可能觸犯廣播條例，於是把該部分節目抽起。其後在一次員工大會上，梁家榮和譚衛兒向管理層提出有關問題，要求新聞與廣告劃清界線，「新聞歸新聞，廣告歸廣告」，據知，管理層在大會上反駁，雙方討論火藥味甚濃。

事實上，新聞節目與廣告擺在一起，是否犯例，並非杞人憂天。根據電視節目守則，對於節目主持人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有原則性要求，例如持牌人須運用編輯判斷力，決定（1）有關節目主持人應否避免參與討論可能有利益衝突的事宜；或（2）在節目材料播出時，應否向觀衆披露存在的相關商業協議。不知道亞視當初在新聞節目置入廣告節目精華的形式如何，不過，其間存在「利益」，卻是肯定的，箇中構成怎樣的「衝突」，無從判斷，但是這種新聞、廣告混淆不分的情况，就新聞專業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對新聞本質構成極大衝擊。

亞視「新聞節目置入廣告」，未知日後如何發展，就算經過激烈討論後，亞視管理層對此收回成命，事態已經結束，但是此事反映繼江澤民死訊之後，亞視新聞部的獨立地位再次受到衝擊。事態一而再地發生，可能涉及各種原因，不過，從兩件事的情况，明顯地顯示此乃外行領導內行的結果。對於新聞部，亞視管理層可能有人認為靠長官意志就可以領導，但是事態結果說明行不通，因為偏離了專業，就會犯錯誤，要付出聲譽毁於一旦的代價。

亞視所佔用大氣電波，是公共資產，公眾有權要求公共資產得到正確和最有效使用，所以廣管局應該發揮監管職能，調查亞視管理層有否干預新聞專業，若有，則要依法制止，釐清亞視管理層與新聞部的權責，確保新聞部是由專業主導獨立地運作。

陳雲 - 血的試煉──黛絲姑娘的命運鬥爭

原文連結

種田謀生，土裡求食，水土和勞力是農民生存之所依，農民要改變命運，難之又難。王朝中國為農民設計了科舉的仕進方法，著重權貴血統和田產莊園的維多利亞王朝英國，就只有累積土地、經商、軍功或移民海外的方法，當中險阻重重，脫離土地和親族者稍有不慎，隨時身陷險境，死於非命。以女兒之身，農民姑娘黛絲改變命運的方法就只剩下血緣，靠處女的血，靠貞女的身份出嫁來改變命運。自食其力是可以的，但只夠糊口，而且只要老家出事，父親病逝而失去佃農棲身的土地房屋，家計便只能靠姑娘的美色來維持。湯瑪斯哈代筆下的黛絲姑娘，寫農家女子為了尊嚴和自由而掙扎，擺脫厄運，對抗命運之播弄，用生命的代價來爭取自己的幸福，這是古老的題材，即使今日讀來，也是可歌可泣。

血緣與厄運

黛絲（Tess or Teresa Durberfield）家的命運改變，來自研究家譜的教士的路邊閒話，使她父親重認自己的血緣，知道他們是台伯維爾（D'urbervilles）家族的遺裔。可惜，沒落貴族的身份帶來厄運多於幸福，當日黛絲父親就在酒館向酒友吹噓家世如何顯赫，結果因酒醉而錯過了馬車運貨的期限，大女兒黛絲勉強駕馬車赴約，結果跌死了馬，家計頓入困境。父母授意黛絲去城裡找一家姓台伯維爾的富人家，追認親戚關係，結果遇上了色鬼亞雷（Alec）。也知道他家並非親戚，原本姓氏是尋常的史篤斯（Stokes），貴族姓氏是用錢買回來的。

黛絲無奈去了亞雷家做農工，看顧家禽，卻因一次與亞雷的前度情人吵架，亞雷借護駕之名，將她誘騙到馬背上，飛馳而去，帶她到濃霧中的樹林裡強暴了。黛絲的童貞落在亞雷手上，在當時的社會就是命運改變了。除非她自己隱瞞真相而無人告密，否則黛絲無法自由戀愛而嫁得好歸宿的。何況亞雷是想永遠佔有黛絲的痴心漢，任憑黛絲怎樣打罵他，都死纏不放，黛絲只有用鮮血來終結與亞雷的孽緣了。

《黛絲姑娘》的背景是偉瑟斯（Wessex）的農村，血在農村是很重要的象徵。家族出身、牛馬畜牲的血統、獻祭、屠宰、貞操、情慾、家中產子、家族鬥殺，都是血。黛絲家的高貴血統，並未為黛絲帶來好運氣，但卻嘉許了黛絲高貴的氣質，假若她說謊，隱瞞自己的失貞可以騙到安吉爾（Angel Clare）的愛情和婚姻幸福，但她寧可用書信和面談來表白，也不許欺誠而享福。安吉爾在倫敦曾經與娼婦同居，黛絲饒恕了他，但他卻不肯饒恕黛絲被名義上的表哥亞雷姦污的事，這是當年（甚至也是現在）的兩性不平等。黛絲被新婚夫婿嫌棄之後，自己尋回同伴，到農場做苦工，可是好監工嘉理（Crick）已經離開，她堅拒新監工的色情誘惑和亞雷後來的威逼，直至她知悉父親病逝而一家流離失所為止。她與亞雷同居之後，如木偶人般地生活。

學農業的安吉爾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出自牧師家庭，有嚴謹的家風，他鄙視黛絲除了是男性無法諒解新娘失貞之外，也討厭古老貴族的道德敗壞。然而，安吉爾從巴西的移民生涯歷險夠了，回到英格蘭的農村之後，便知道自己的男性虛偽，曉得黛絲的愛情堅貞。黛絲的貴族血統只是黛絲高貴精神的額外嘉許而已，她是毋須追認這個血統身份的，只是追認血統身份，便揭開了黛絲與悲慘命運的鬥爭，令她走出農莊女孩的平凡命運，因四處奔走而認識生命裡面的魔鬼和天使，亞雷與安吉爾。教士一句閒話，揭破黛絲一家的貴族身份，於是他們被命運嘲弄，也令黛絲一生充滿錯失與虛幻。貴族血統是咀咒還是祝福？這是難解的謎。

粗糙與堅韌

小說描寫了英格蘭農村的風俗、信仰和農業工藝，包括蒸汽機發動的收割機。粗糙費力、不避糞尿和泥濘的農莊工作，可以折損人的鬥志，令人隨便攀龍附鳳，特別是靠結婚來締結下半世的命運的農村姑娘，但這些粗糙的勞動和污穢的環境，卻培育了強壯的莊稼、牛馬和家禽，與照顧這些莊稼、牛馬和家禽的農村男女。黛絲的堅韌，可以令她被阿雷姦污之後，頭也不回，便返回老家居住，之後誕下多病的小孩，不久便逝世了。村莊的牧師不願意為無父親的嬰兒洗禮，黛絲竟然依照聖經的指示，為嬰兒洗禮之後下葬。她遵從的禮儀，連牧師都認可的，但卻不許嬰兒下葬教堂的墓園。

黛絲離開新婚的夫婿之後，到農莊做苦工，大路口上有一塊石柱，上面有一個掌印。黛絲以為這是帶來好運的，便在石柱面前祈禱，但老農告訴她，這是謀殺犯路過的血掌印（cross-in-hands），之後謀殺犯便被吊死了。石匠把掌印刻下來，做個警惕。這個小情節，也預告了黛絲用利刀謀殺了阿雷，之後追隨丈夫在荒野逃亡。她與安吉爾在貴族丟下、等待出租的廢屋裡面度過了一段匿藏的好日子，直至管房產的老嫗發現他們為止。這也是黛絲蒙受的最後的貴族庇蔭了，之後他們走到荒野，被巡警在巨石陣（Stonehenge）之下捕獲。

貞女獻祭

巨石陣是基爾特人用來觀測太陽與星辰運行的天文台，也是獻祭之所。一眾騎馬武裝的巡警尋到黛絲和安吉爾之際，黛絲正在石上熟睡，安吉爾請求巡警等待黛絲睡醒，巡警答應了。十六名騎警與安吉爾在靜穆等待，彷彿拱衛這位與命運鬥爭而捍衛尊嚴的農家女。這是小說最有神聖意義的一刻。

末後，黛絲判了死刑，她請求安吉爾娶她的妹妹為妻。她妹妹有黛絲的各種好處而沒有她的壞處，安吉爾答應了，與黛絲妹妹一起，在遠處的山坡上靜穆觀望黛絲的刑場──升起黑旗和敲鐘八下。黛絲的血液流到妹妹麗莎露（Lisa Lu）那裡，妹妹繼承了黛絲的好命運，是黛絲的聖潔本，彷彿改良品種之後的莊稼，可以茁壯成長。這是哈代的長青神話（vegetation myth）了。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3

2011年9月4日

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民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有尋求公義的能力；民主之所以必要，則是因為人有不義的傾向。
- Reinhold Niebuhr, theologian (1892-1971)

Truth never damages a cause that is just.
真相絕不會損害正義的事業。
-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is engaged in one of man's oldest exercises in moral philosophy; that is, the search for a superior moral justification for selfishness.
現代保守派所追尋的，是人類道德哲學最古老的命題之一，也就是為自私自利尋找一個高尚的道德理據。
-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1908-2006)

吳靄儀 - 大學的風骨

明報 法政隨筆 2011年9月5日

放假回來，看到案頭一大堆有關李克強出席港大校慶典禮風波的剪報，其中最令我沉思良久的，是一張李克強只身穿西服居中坐在前排高座上的圖片，以及大學校長徐立之的登報啟事。

一幅畫面可以勝卻千言萬語。無論港大當局事後如何解釋，這張圖片記錄的座位安排已充分顯示了校方的失禮。最尊的嘉賓，正確位置是主家最尊者的右手，而大學最尊的是校監。嘉賓放在主家座位上並不是高格尊崇，而是喧賓奪主，是主家失禮，令客人失禮。這個座位安排失當不是細節小事，而是意義重大，因為主、客之分是定出什麼是本位，不同的本位，有不同的傳統價值體系，這是多元化社會的特徵。大學代表的是以學術思想和人文價值的傳統和體系，所以尊崇的是對學術人文有貢獻的人。以往的港督、回歸後的行政長官，在大學典禮上居於主位，不是因為他港督、特首的政治身分，而是因為他作為校監的身分。〔Vic：這句沒有說服力，以港督及政權移交後的行政長官為校監雖是傳統，但在許多人眼裡，他們能成為校監，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身份--否則以曾蔭權如此小人，何德何能做校大校監？如陳雲所說，大學校監其實應改由德高望重的學者出任，這才能彰顯學術之自主自由。〕身為校監者，有維護大學精神的責任。假如以政治身分安排座位，那就突顯了政治是唯一的社會價值，損害了多元化社會的特色。更不應忘記的是，大學若是本身不值得尊重，自然也沒有什麼榮譽能頒給人，所以大學必須自重和尊重本身的使命、價值與傳統。身為大學而不識禮，令我這名校友難堪。

我素以為校長並非只是大學的CEO，而是大學的代表，應以學養及言行體現大學的風骨。徐立之校長在這次事件中確有失當之處，然而有錯就公開承認，拒絕文過飾非，亦是學者精神，是以校譽為先的負責做法。百年老校，若師生共勉，以今日為起點，我深信必能更上層樓。

延伸閱讀：馬傑偉 - 那張龍椅太搶眼

沈旭暉 -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2011年9月5日

Vic：沈教授的一篇好文章，值得港人細讀。

【明報專訊】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朗天 - 誰可再跟曾偉雄討價還價？——從艾可論磋商有感

2011年9月4日

【明報專訊】警務處長曾偉雄出席立法會，回應議員就警方在香港大學設立「核心安保區」涉嫌禁錮示威學生，於麗港城過度保安造成擾民及妨礙採訪自由等事的質詢，其間說出「黑影論」，當場引發哄堂大笑。

曾偉雄以過度警力保護政要，眼睛只看見權貴看不見人民，當然更看不見（較抽象的）人權。警察濫權（警權實現的同時侵犯了市民的生活權利和新聞自由）其實不必要辯論，那已是活生生的事實，正如曾Sir在立法會上說謊也不用辯證，只要比對一下電視新聞片段，一切昭然。然而，仍有不少人站出來為他說話，還公開表示支持警方執法，維持治安，並再搬出警方趨於嚴厲其實乃本地示威日漸激進和非理性招致之類的說法，大有重新推出「搞事者該負最終責任」這結論之勢。

警方和示威者從來不一定是先驗的對手、敵人。國際上，以至香港本土抗爭史上，都不乏兩方配合，互相尊重的先例。殖民地年代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雖不乏警察設局、屈打成招、殺雞儆猴、濫用暴力的例子，但也有不少另一面的，尊重抗爭者（尤其對方是大學生時）、先禮後兵，從寬發落的情况。今時今日，警權問題成了某種死結，警民似乎愈來愈不可能坐下來，謀求一些共識，並且雙方都有傾向把破壞共識基礎的責任，諉於對方。我把今天仍不惜為警權說項，認同諉過抗爭者的論者，不簡單視為權威主義或討好權貴的保守主義者，而是好意地視為希望重建共識的市民。當然，即便如此，他們的做法仍大可商榷。

為曾偉雄辯護很危險

不必引用我之前常嘉許的，法國現時炙手可熱的思想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關於政治該尋求「異識」（Dissensus）而非共識，警察與軍隊本質便是「反政治」這些講法。今次且退一步，回到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思路，高舉政治共識、溝通理性、公共討論為民主基石的論述框架，看看當下仍為曾偉雄辯護有多危險。

我採用的是意大利符號學家、小說家及文化評論學者伯托．艾可（Umberto Eco），收在他評論集Turning Back the Clock: Hot Wars and Media Populism（皇冠中譯本稱《倒退的年代──跟着大師艾可看世界》，有意把亮眼的副題「熱戰與傳媒民粹主義」換成文化流行語，可惜他們好像不曉得艾可早已不是時尚）裏的一篇文章〈Negotiating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書裏的文章都是2000-2005年艾可在傳媒發表的時論。主題圍繞千禧年、「九一一」事件、反恐戰爭（包括美國出兵阿富汗及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貫穿的觀點是艾可一致的詮釋不可過度，並以符號解讀法對西方主流傳媒（以美國為主）和反智論述進行雙向批判。

對，這篇文章談在多種族社會進行磋商之難。事緣艾可撰文期間意大利一家中學應家長所求把校內每級別的伊斯蘭學生集中在一班授課，引起輿論譁然。部分論者（包括艾可一向敬重的作家及翻譯家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認為這有違多元主義、文化共融信念的決定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艾可卻不以為然。

艾可立論的起點是﹕在「後九一一」全球意識形態裏，伊斯蘭教徒受到的歧視、誤解，導致他們採取各種保謢自己的措施。自我隔離是其中一種反應。上述事件的鐵一般事實是﹕穆斯林的家長沒有為學校提供另外的選擇﹕一便是成立穆斯林特別班，一便是他們拒絕讓子女上學。

艾可認為，如果學校不應承家長，穆斯林學生不是被送回老家（埃及？土耳其？伊朗？），便是索性不再獲准上學，又或是送到一所純穆斯林私校去。無論是哪一個可能，都不如現在接受一般年輕人都接受的課程，雖在特別班就讀，卻仍有不少機會和非伊斯蘭教信徒接觸、交流。艾可認為這正好是雙方經過談判、商議（無論談判多一面倒，某一方的底線如何推前）後謀求共識的效果。「後九一一」處境是一個事實，不同人對之可有不同的詮釋，但任何詮釋都不能否定及脫離事實，事實是沒有不可以接受的。而不同意見不同看法的人都是在事實跟前進行磋商，並在磋商的過程中互相了解，解決問題。

「賣家叫價十元，你還價三元，他說九吧，你說四。他調低到八，你去到五。最後你們兩人同意以六元成交。你覺得你贏了，因為你只不過調高了三元而他卻要減價四元，但賣家也覺滿足，因為他曉得貨品值五元。而說到底，一旦你對貨品感興趣而他又想出售它們的話，你們兩人都會滿意。」（頁247）艾可如此表達磋商的過程。

討價還價，不止常見於貿易經濟，在政治，以至文化生活中，尤其是翻譯、詮釋，但凡需要溝通的時候，都涉及這個過程。大家對事情有不同看法，甚至互走極端，但只要能夠討價還價，便可以有達致共識或共融的可能。

磋商的前提 在於尊重事實

然而，艾可此文一再強調的正好是﹕磋商的前提在於尊重事實。詮釋不是任意的，更不能歪曲事實。什麼是不可能有共識的時候呢？便是某一方以至雙方都不肯面對事實，只不斷重複自己對事情的看法。自閉者不能磋商，一步不退也不可能跟人討價還價。說謊的人並不想進行磋商，他企圖作的是行騙！
共識不是單方面或一面倒尋求認同的事。我們今天看見社會一些人對官方、權貴和警察表現得很「激進」，不太斯文、情緒化，然而，固然情緒化不便是沒道理，更重要的是，抗爭者的情緒甚至並不是針對對方的觀點和意見而發，不是因為不同意對方或不能讓對方同意自己而沒法平心靜氣；大家憤怒的對象其實是對方口口聲聲尋求和諧、共識，卻一手摧毀和諧、共識的基石！因而，他們口中的「和諧」只是要沒人反對，「共識」只是要別人默默接受不合理的安排。 曾偉雄事件的核心恰好是﹕有人既沒有討價還價的誠意，甚至缺乏箇中理念。他們慣於在權力面前屈服，因而覺得別人也該屈從其下。繼續為他們說項的危險不言而喻﹕不正是離和諧之路愈來愈遠嗎？當我們指摘示威者激化衝突時，同一個邏輯原來適用於辯護者身上——真正激化衝突的其實是他們！

塵翎 - 我們已經很好了

2011年9月4日

【明報專訊】和某些人談論自由，有時說起一些社會事務，對方馬上哇哇叫，說甚麼侵犯言論自由？你們可上街示威，又怎算失去自由呢？看看北韓，我們已經很好了。

在微博上，有些已被完全洗腦的網民也會說：話不能這樣說，我們可能要像北韓人民那樣食樹皮呢，我們已經很好了。

這時候，爭辯常是徒勞，連基本價值觀都不同，討論總成了永遠沒有交接的錯遇。拿北韓來比？有甚麼可比的。和最卑鄙比較不會感到羞愧嗎？

是否只要不壞到北韓那個地步，所有的壞都可以接受、忍受？還得倒過來感謝有關方面，拯救我們不致集體餓死。這是我近來最常聽見的歪理，最大的自欺欺人。以理性為包裝的犬儒。
北韓是極端說法。更常說法是：法輪功可以公開示威，你們可以在某區內示威了三個鐘，報紙可以刊登反對意見，仲話冇自由？

這類說法誠然大謬誤。勿忘了，以上這些權利是「基本權利」，而不是「恩賜」，更不是條件交換的討價還價。不是讓法輪功擺陣了，就可以限制記者的採訪。不是容許示威了三個鐘就是符合了quota所以示威者最好收工否則就是阻住別人放工。

我們可以更好。本來就可以和其他一線國際城市比較。自由是權利。發聲的自由，沉默的自由，爭論的自由。（我不同意你，但我會全力捍衛你發言的自由。請你也如是待我。）撫心自問，其實我們不管在哪一方面都做得不夠好，但現在原來只是力保底線就已經到頭了，再走前兩步就說是激進。

方志恒 - 共同守護香港這片自由之地

2011年9月2日

【明報專訊】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所引發的警權風波和新聞自由爭議，猶如一記暮鼓晨鐘，預示着香港政治的未來。

去年政改通過後，香港的政局不但未見好轉，各種矛盾反而不斷激化：「區議會改良方案」雖受到部分民主派質疑，但方案畢竟擴大了巿民投票權利，令立法會民選議席數目，首次突破一半門檻；但在選舉權利有所進展的同時，香港社會原有的自由空間，卻面臨整個政權機器的壓制，北京對泛民主派的壓迫分化不斷升溫，特區政府的管治手法日趨強硬，警方對社會運動的控制持續收緊。香港政治在這種「一放一收」之間，正經歷前所未有的震盪。

如果我們站得高一點，從比較政治理論的角度去反思當前局勢，可能會發現香港正出現「新加坡化」及「馬來西亞化」的趨勢。

從「自由威權政體」

到「選舉威權政體」

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看，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都可以歸類為「混合政制」（Hybrid regime），但其政治特點卻截然不同。

真正的民主政制，應該同時具備「多黨普選」（multiparty elections）以及「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個條件。而所謂「混合政制」，是指該政體只具備其中一個條件，因此不能視作真正的民主政制。按照這個準則，「混合政制」可以細分為兩類，包括具備多黨普選形式，但反對派及公民自由備受執政黨打壓的「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以及巿民享有基本自由，但未建立全面民主選舉的「自由威權政體」（Liberal authoritarianism）〔註一〕。

今天的香港是典型的「自由威權政體」，港人大致享有言論、集會、結社、新聞等各種公民自由，但普選制度卻尚未建立。相反，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則屬於「選舉威權政體」。

新馬兩國雖有多黨普選，但執政人民行動黨及巫統為了維持政權，一直打壓反對黨及限制公民自由，包括操控選區劃界及選民結構（人民行動黨及巫統都經常透過重組選區，削弱反對派的選票基礎）、對選民威迫利誘（例如巫統候選人常到農村大派禮物）、限制新聞及言論自由（人民行動黨及巫統都透過關係密切的傳媒集團，間接操控及影響大眾輿論）等等〔註二〕。這些打壓反對派及限制公民自由的手法，港人有否感到似曾相識？

混合政制下，香港政治何去何從？

今天以「混合政制」的視角去看香港政治，不難察覺香港似乎正逐步由現時的「自由威權政體」、走向新馬模式的「選舉威權政體」：

北京雖然已定下「普選時間表」，但特首普選可能設有篩選機制、立法會功能組別繼續存在的疑慮卻從未消退，加上近年各種破壞公平選舉（功能組別常見種票疑雲、選管會別有用心的選區劃界、建制派在地區大派資源等）、限制公民自由（親中商人收購媒體、政府限制記者採訪、警方強硬對付社運人士等）的事例有增無減，愈發令人擔心香港即使實現普選，極可能只是新馬模式的「選舉威權政體」。假如香港政治的未來，並不是走向港人理想的全面民主政制，而只是從「自由威權政體」過渡至「選舉威權政體」（附圖），這種改變對香港是禍是福？

事實上，從北京領導人的角度看，假如再難拖延香港落實普選，那麼新馬模式的「選舉威權政體」，便顯得極有吸引力。因為在現時一左二窄的統戰思維下，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底線，是絕不容許「政權變天」（即泛民主派上台執政），執政權力必須掌握在北京信任的建制陣營手上（即工商界、公務員及親中左派）。要確保建制派在落實普選後繼續掌權，效法新馬兩國政府，加強打壓反對派及壓制公民自由，對北京來說絕對是一個選項。

假如北京真的試圖將新馬模式移植香港，港人將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

一些北京強硬派也許以為，香港大多數巿民溫和務實，加上各種強力的經濟挺港措施，即使北京收緊香港的自由空間，主流港人亦不會強烈反抗，屆時泛民主派及社運人士將只能負隅頑抗，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應付衝擊。

關鍵時刻全民團結捍衛自由

但這種政治判斷的危險之處，在輕視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及可能引發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動盪。從2003年23條立法到今年的替補機制，都顯示香港公民社會的巨大潛力，必然會在政權機器的壓迫下全力反抗。而現時香港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一旦公民社會與政權機器全面對立，隨時會出現擦槍走火，將香港推向暴亂的邊緣，屆時不僅香港社會要付上沉重代價，北京在本港的龐大經濟金融利益也會受到衝擊。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在歷史長河之中，只有少數世代被賦予責任，在最危急的時刻捍衛自由。」（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worl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have been granted the role of defending freedom in its hour of maximum danger.）

面對來勢洶洶的政治巨浪，泛民各黨派及公民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在努力爭取落實普選的同時，亦要抗衡各種對公平選舉及人權自由的破壞，合力守護香港這片自由之地。

力抗香港走向新馬模式，應該是所有港人的共同使命。

註一：O'Donnell, Guillermo and Schmitter, Philippe C.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註二：Case, William （2005）, Southeast Asia's Hybrid Regimes: When Do Voters Change The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2）, 215-37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驅極權黑影」 網民明遊行至警總部

2011年9月2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警方保安安排掀起連番風波，警務處長曾偉雄在立法會的解釋未能為事件畫上句號，反激起一批年輕人組織「反鷹抗暴行動組」，計劃明天遊行至警察總部，反對警方處理手法以及要求曾偉雄下台。組織發言人認為，警員「必要時應拒絕執行不合法、不公義的政治指令」。

400人已響應 包括教師藝術家傳媒

「反鷹抗暴行動組」發言人蔡芷均說，因不滿自曾偉雄上台後收窄本港示威自由，認為曾偉雄在立法會的言論是「講大話」，因此於上月30日組成「反鷹抗暴行動組」，已經響應者包括教師、藝術家及傳媒。

蔡芷均稱，遊行名為「驅走極權黑影 還我港人自由」，指曾偉雄所說的「黑影」其實是警方極權的黑影。遊行明天下午4時開始，由銅鑼灣東角道遊行到灣仔警察總部，預計有數百人參加，組織方面呼籲市民屆時穿著沉色衣服以及帶備黑色雨傘。

組織並於社交網絡facebook刊登該遊行，至昨午約有400人響應。另一發言人黃衍仁強調，這次遊行並非針對警員，明白警員只是執行上級的政治指令，呼籲警員身為香港市民，應考慮指令背後的目的，「必要時應拒絕執行不合法、不公義的政治指令」。

至於聲稱曾被警方非法禁錮在後樓梯的港大學生，至今仍未向警察投訴課投訴。監警會主席翟紹唐昨稱，希望當事人提出投訴，強調投訴不會影響民事訴訟，警方的調查料也不會因民事訴訟而暫緩或擱置。

另外，反鷹抗暴行動組成員洪小姐透露，今年3月6日預算案遊行中，因佔據中環被拘逾百示威者，其中數人不肯自簽而最終獲釋，昨日再被召回警署。警方發言人今日凌晨仍未證實有關消息。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2

2011年8月31日

If you want to make peace, you don't talk to your friends. You talk to your enemies.
如果你想和解，不必找朋友談。你應該跟敵人談。
- Moshe Dayan, military leader and politician (1915-1981)

Only the madman is absolutely sure.
只有瘋子是絕對肯定、毫無懷疑的。
- Robert Anton Wilson, novelist (1932-2007)

Happiness is not a goal; it is a by-product.
快樂不是目的，而是一種副產品。
- Eleanor Roosevelt, diplomat and author (1884-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