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惜姿 - 領導人與香港人的距離有多遠

明報   2016年5月21日 

張德江來港三天，留下的是港人怨聲載道、諷刺和訕笑。種種愚蠢行徑，幾多是領導人主動要求，幾多是特區政府奴性過重，枉作小人，我們無從知道。總之加起來就是虛偽、過敏與心虛。

所謂反恐——特區政府是否收到情報，有某個恐怖組織要對領導人下毒手，不得而知。恐怖分子就是要暗殺張德江，也斷不會走上獅子山頂埋伏，警員夜宿山巔，完全只為害怕有人再掛「我要真普選」直幡。結果經警方提醒，本已忘掉那道黃幡的港人，記憶都回來了。警員顧得了山頂顧不了山腰，顧得了山頭顧不了大廈，處處都是獅子山，處處都有黃幡，你禁得多少？

記者身上的縮骨傘、黃毛巾不讓帶，別的顏色毛巾卻可以。這是哪門子的反恐？

所謂看聽講——領導人甫下機便說來港要看、聽、講，但圍滿灣仔的水馬比人還高，巴士改道三天，其車隊所經之處全都封路，不知他看到怎樣一個香港。特區政府若要徹底封鎖資訊，令領導人活在和諧世界中，酒店的香港電視、網上新聞要一併封掉，才算功德圓滿。

所謂共同戰勝非典——十三年前沙士時，張德江是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隱瞞疫情，連累香港變成疫埠，299人身亡。香港人從不會說自己戰勝沙士，張自然也不會是戰友。

所謂依法、守法——張德江訓示特區政府要依法施政，但光說不做是廉價的。翌日參觀科學園，一行車隊竟然逆線行車，明明兩邊行車線已封，往科學園的行車線一輛車都沒有，但領導人及其車隊偏偏要越過對面線行車，橫行霸道，怎不叫一向守規矩的港人發狂？

駱以軍 - 地下情人

世紀．失物招靈   明報   2016年5月21日 

一個老哥們和在一起八年的小女朋友分手了。哥們在大學教書，有妻有女，家庭美滿，這小女友是地下情，當初是他的學生，他們相識時她才28，現也36了。他們每周在旅館約會一次，那些老男人和年輕女孩的纏綿繾綣就不說了，主要是一段地下情竟可以維繫這麼多年，我們這些朋友都知道這事，甚至曾有幾次聚會，這傢伙帶着小馬子來和我們這些老哥們喝酒，女孩非常聰明漂亮，是文藝女孩，聊起歐洲獨立製片電影，比我們知道的還多，和哥們那嫻靜的妻子氣質完全不同。而這地下戀情竟也這麼多年沒被發現。但為何這時把它斷了？

老哥們說，那是某一天夜裏，他無聊逛到這小女朋友的臉書，平日他們非常謹慎，互相不在對方臉書留言或按讚。年輕女孩的交友圈像浮花浪蕊，總貼着一群姊妹掏嘟嘴自拍照，或誰誰生日壽星臉上被砸蛋糕奶油的鬼臉照，他總覺年輕就是生猛紊雜，閃亮破碎，但那晚不知怎麼福至心靈，在其中一個留言連結到一個他不認識的年輕男人的臉書。他進入這陌生人的相片集裏流覽，他說，啊，那就像紅樓夢裏有一回賈寶玉在夢中進了甄寶玉府中，鏡中世界看見那些從來翠鳥黃鶯般服侍他身邊的晴雯襲人，竟都在服侍另一個公子，他看到他的小女友，出現在許多張和這陌生男人的親密合照上。不同年份的紀錄，可以推到四五年前，那就像是臉書之海上，每天無數可看到的曬恩愛照，閃照。他發現他難過的是，照片裏的小女友，和那年輕男子如此登對。一些他完全不認識的人，可能是那他不在場的世界，她和男友共同的朋友，留言：「好幸福喔。」「好嫉妒喔」；有一張是一相框裏他小女友和那男子的合照，留言：「四年了，老婆，我愛妳。」小女友也留言：「愛你。啾咪。」

老哥們說，那麼熟悉的漂亮的臉，但他習慣是在不同旅館房間那說不出的陰翳裏記得的近距。他非常謹慎不讓她闖進他的日常生活，八年來他們都是躲在那小框格裏。他非常嚴格的要她和他一樣小心，他們分開前後進去旅館，有次她懷孕了，也是自己去婦產科拿掉。有幾次她還哀怨說：「我好像活在你的倒影世界喔，而且這倒影，還是下過雨地上積那一小攤水的倒影。」這樣像氣密窗般小心的防堵，原來是讓她可以背着他，經營另一段完整的感情。但她怎麼能每個禮拜，像全心等候的地下情人，那麼熱烈的和他歡愛呢？像是他把她藏在他老婆不知的謊言結界裏，但她又在他的結界裏再開了一個小秘境，藏着她的情人。

老哥們難免消沉，但想來八年了，他什麼也沒給人家，寫信給對方說分了吧，小女友完全沒回信，像是從很久來就等這個指令，然後按下消除鍵。原本就是極秘密的地下戀情，一按下消除鍵，就像盛夏柏油路面掉下的一枚冰塊，瞬間成煙氣，像從沒存在過。

有天我在銀行提款機領錢，一瞥眼發現一旁另一機台，竟是老哥們那小女友，當晚我寫了短訊告訴老哥們這事。他回信時寫了一段我們多年打屁交情，不曾顯露的感傷：「時光中的一切，我怎會不珍愛眷戀？這些年，我的感情變成握在手裏的金沙，它終於隨生命力的減損，不再能在溪流中，撈抓一把，同時流失一把了。那河流終於被我的貪心，弄得一片黃澄金燦，卻沙隨水流。然後我發現，這樣的事，千百年來沒有特殊獨創之處，她終於如一尾小魚，歡樂的游於我清澈下來的回憶之河。」

作者簡介：台灣小說家，長篇小說《西夏旅館》曾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

德叔 - 網絡殺人

明報   2016年5月20日 

續上篇：資訊素養 人人有責

資訊素養，包括不參與「網絡欺凌」。

約十年前，新界區某中學有初中女學生自殺，原因是她給校內同學在網上評選為全校「十大豬扒」之首。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少女而言，得這個稱號的確難堪。倘其學業成就欠佳、性格內向而不懂求助、家庭和友儕的支援不足，這個打擊真的足以摧毁其自尊而自殺。而最可怕的是，不少同學在網上欺凌殺人時，笑容滿面。同學們大概沒有意識到，每在鍵盤上按一下，就是朝這個同學踢一腳、踩一下、捅一刀。

是以歐美日韓等地都有法規和政策，對網上欺凌「零容忍」。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前年曾詳細介紹各國的法規和防範措施，並提出建議。各校宜多向學生三令五申，提點警惕，莫以為「玩吓啫」而傷人甚至殺人而不自知。

部分學生有時以「正義」「做好事」的心態，參與網上的「起底」行動。這種「人肉搜查」式的暴露個人資料，且不說是否觸犯法規，對當事人的影響之大，實不容輕忽。

教師的輔導工作，從來都不局限於校園內。目下更要拓展到網上世界，不能再埋首沙堆，當網上社會不存在。誠然，這等「新」的教學知識技能和相關理論，教師在教育學院師範裡，多未接觸過，那就更需學校提供校本的在職培訓了。

教師宜不時留意同學間的社交動態。學生間的風言風語和情緒點滴，固然不需作杞人之憂，卻要有點警覺性。最宜做好班級經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學生同儕間有良好的支援網絡，讓情緒得以宣泄和懂得尋找支援。

chantakhang@gmail.com

李怡 - 文革與一帶一路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20日

張德江頌揚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又是「世界和平」，又是「時代要求」；梁振英頌揚一帶一路，說為各國和香港「帶來空前機遇」。這些頌詞，使我想起文革時對實現共產主義的宣傳。

1871年巴黎公社短暫統治法國，當時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是實踐他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的證明。1971年是巴黎公社100周年，正值文革期間，中共就大肆宣傳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將會在30年內即21世紀到來時實現。

極權統治永遠需要一個目的感，過去以共產主義為目的，文革結束後又不斷以四個現代化、開發大西北等等為目的，習近平上台就以一帶一路為目的。偉大目的往往聯繫到全世界，文革目的是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一帶一路的目的是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不需要提出偉大目的，能夠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讓人民安居樂業就好了，如果所有國家都這樣，自然就有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是不會由一個極權國家推動而達致的。

一帶一路，其實跟實現共產主義差不多，都是不切實際的世界性的設想。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在記者會上對一帶一路完全不提。兩會期間，《有線電視》訪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福重，他直指一帶一路「是個誤會，歷史上中國是沒有絲綢之路的！絕大部份時間它是不通的！」又說，一帶一路其實是個政治構想，沿線國家都是非民主國家，沒有法治環境沒有信譽，「在這裏投錢我覺得就是『打水漂』（即有去無回）！」他又表示，去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下降得非常快，有時一個月便下降兩三千億，當中很多都是投到一帶一路去。當然，搞一帶一路，有可能以貸款方式幫中國轉移過剩產能，但現在面臨經濟下滑，轉移產能又收不到錢，這種財政資源淨流失的事看來不得不踩煞車了。香港大力提倡這個「有去無回」的發夢機遇，莫非想接過這個爛攤、向一帶一路「打水漂」乎？

在中國歷史典籍中，根本沒有記載過甚麼絲綢之路，此詞最早來自德國1877年一本地圖集，記載公元前1世紀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各國走的路線，其後就沒有人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更是「誤會」，中國的海上通商只在明朝鄭和的一段短時間實現過。中國基本上是鎖國，與外界是不通的。

中共國要走向世界，當然很好。但選擇走向缺乏法治、投資沒有保障，隨時像投資委內瑞拉高鐵那樣爛尾的國家豈是好選擇？香港若像梁特首所說，當中共國和一些恐怖主義國家的「超級聯繫人」，把青年送到這些國家發展又是否好出路？梁特能否帶個頭，先把你的子女送去？

中共國的一帶一路，實際上如王福重所說，是個「政治構想」，同文革期間說要實現共產主義一樣，是不能當真的。極權主義需要目的感去安慰自己、愚弄百姓。最可笑的是香港有一大邦政商名人跟着唱類似文革的濫調。一帶一路若真有甚麼短期政治目的的話，不外就是借此名義讓張德江來港作訓示，以及為提了42次一帶一路的689打氣而已。（文革50年之三）

陳韜文 - 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

2016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傳媒成為新聞主角似乎有日漸增多的趨勢。最近引起較大注意的是百度的魏則西事件和《明報》解僱安裕的爭議。雖然兩則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及媒體性質很不一樣，前者是中國大陸網絡平台，而後者是香港的傳統紙媒；不過，它們都是資訊傳媒，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公信力喪失的危機。我這裏沒有空間同時探討上述兩個案例，只能集中討論因百度所引發的問題。至於明報問題，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說。

因商業利益而失信

百度是大陸最多人用的搜尋器，公司在美國上市，可算是揚名世界的一個中國品牌。魏則西是主修電腦大學生，因患上晚期滑膜肉瘤而四處求醫，最後接受百度推薦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所推出一種未經審批核准的療法，付出大量金錢及時間後，最終無效身亡。魏則西生前曾在網上發文指出相關醫院及醫生的言行具有欺詐性，揭露所推薦療法缺乏實質根據，並指出百度是通過競價排位推薦此等醫療信息。事件曝光後，百度受到廣泛的批評，股價暴跌。

百度的股價應聲暴跌是有道理的，因為搜尋器所提供的是資訊服務，而資訊服務賴以生存的就是信譽。世人所期求的信息都是確實可靠的，尤其是跟性命攸關的醫療資訊，更不容得下半點差錯。網絡用戶大抵知道網上信息有真有假，不會天真地以為網絡信息全是真實可靠的。不過，他們對搜尋器還是有預期的，至少希望它們可以把最相關的資訊依受歡迎程度而客觀排列出來，方便查閱。他們不會預期搜尋器因為貪圖利益而暗中改變先後排位，使有問題的網頁排到前面。網頁的受歡迎程度與資訊的可靠性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是歡迎度可以折射出資訊的相關性和效度，因為虛假的消息一般都難以經受時間及人數的考驗，可以長期受到用戶的擁護。百度這次可以說是犯了信息服務的大忌，為了廣告費而不惜把有問題的信息推上最當眼的地方，誤導眾生。有人或者說廣告界有時也是以競價的方式來出賣廣告位置，何以廣告界行之有效的辦法不能移植至資訊搜尋界？那是因為那是廣告，不是以事實為根據的資訊服務，兩者不可相提並論。

有報道說，每年百度從相關醫療集團收取競價排位的廣告收益超過100億人民幣，可見此等收益對百度何其重要。魏則西事件爆發後，百度乃不得不立即作出反應，開展信譽修復工程。在眾多的反應中，最重要的要算是百度接受中國國家網信辦聯合調查組的規定，以後不再採用競價排位，改為以信譽度為主、價格為輔的排序機制，並對所有搜索結果中的商業推廣信息進行「醒目標識」，加以風險提示。這些規定最終能否徹底執行，能否保持信譽，一切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官方及百度的快速反應暫時為事件的損害止了血，為百度的復原爭取了時間。換了有真實競爭的社會，百度備受的壓力將數以倍計。我們不難想像，若然谷歌還可以在大陸運營，百度能否保有今天獨特的地位，實在叫人懷疑。

因政治壓力而失信

百度以競價排位來處理醫療信息，但是如何處理政治社會的資訊的排位問題則未見提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政治社會信息也有一個如何排位的問題。比如，文革是歷史問題，牽涉到事實及解讀，如何排位才符合相關性和客觀性的要求？有關網頁如果不是競價排位，是否按權力代表性來排位？如果是，這是否符合資訊客觀性要求也屬疑問。透過歡迎度來排位未嘗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至少會比權力排位的方法更為客觀可靠。為什麼沒有人質疑權力排位的機制？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官方霸權構成的一部分，被視為理所當然、質疑不得。此外，錯誤的政治社會資訊所產生的影響並沒有醫療信息那樣立竿見影，對人民健康及福祉不會造成即時可見的惡劣影響，所以社會的反應一般不會太大。

大陸所實行的是集權體制，所謂事情的真相很多時候由黨國來決定，權力愈高者愈有發言權，而傳媒歸黨國掌控，是當權者的喉舌。因為權力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陸，傳媒的公信力很多時候跟權力代表性混淆在一起，因此民眾在評價傳媒的公信力時多把代表中央的機關傳媒奉為前列。在他們心目中，公信力不一定是指傳媒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乃是指傳媒的權力代表性。其實，權力代表性和公信力不一定對等。換了是自由開放的社會，以上兩者的分野就會變得較為明顯。好像香港大概沒有人懷疑《文匯報》及《大公報》作為中央平台的代表性，但是它們是否擁有很高的公信力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它們在歷次傳媒公信力調查中的排名都相當低，因為市民所考慮的主要是它們提供信息的客觀性、可靠性及效度。

公信力跟權威不應混為一談

與此相關的另一案例是《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一「權威人士」的經濟分析，認為大陸的經濟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不會急速反彈，反而會是「L形」橫行，引起市場一陣慌亂。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其權威代表性沒有什麼懸念，現在加上「權威人士」的稱號及當眼大篇幅的展示，更沒有懷疑此名人士的權威性。但是這次「權威人士」的登場是否意味人民日報公信力的上升則有疑問。這次人們似乎較以往更相信有關分析，恐怕主要不是因為什麼「權威人士」，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人民日報一反常態，對中國經濟不是一味唱好，反而是唱淡，因而為有關信息增添了幾分可靠性及客觀性。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此「權威人士」一如既往繼續唱好，社會大概不會把它當作如何一回事。由此可見，公信力跟權威的代表性是有所區分的，不應混為一談。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

馮睎乾 - 文革橫死的天才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9日

文革爆發時我尚未出世，但仔細回想，有位在文革不幸喪生的學者，確實在冥冥中扭轉我的人生方向。他就是吳興華（1921-1966）。

吳興華十六歲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在那裏結識了宋淇，互相砥礪學問。宋淇很佩服吳，自歎跟他相比，像虯髯客遇上李世民。吳很有語言天才，英、法、德、意、拉丁、古希臘文無一不通。他讀過的詩幾乎過目不忘，常和朋友打賭：從《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隨手翻一首詩，只要念出一句，他若不能把詩題、作者和上下句說出來，就輸兩毛錢，否則友人就要用兩毛錢買花生請他吃。結果滿地都是花生殼。

我初聞吳興華，是中學時偶然看到宋淇的《更上一層樓》記載這段軼事：1942年宋寫信給吳，問他對宋人梅花詩的看法，淪陷區無書可供參考，吳竟單憑記憶，回信中如數家珍徵引唐宋明清的梅花詩，講得頭頭是道。當時我已疑惑，如此奇才，居然汩沒無聞？原來吳成為北大外語系教授，因教學法不同蘇聯專家觀點，被批為大右派；文革爆發，他勞改時中暑，紅衛兵灌他飲污水兼拳打腳踢，就此喪命。當時他正翻譯《神曲》，又計畫寫長篇歷史小說，惜一切俱成泡影。

吳興華與錢鍾書夫婦為鄰，他去世後，楊絳很關心他遺孀謝蔚英及兩個女兒的生活。當時吳的大女兒吳同十多歲，無業，楊絳便藉口要找人抄《堂吉訶德》譯稿，讓吳同幫着抄，每次也付給數倍於常的酬勞。我去年拜訪106歲的楊先生，也問起謝女士（她尚健在），楊先生說很久沒見，但依然記得她，還強調兩次：「謝蔚英是我的Protégée（受保護者）。」

十年前，我電郵給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問他有關吳興華手稿下落，因而認識了他。其後我幫他整理家中手稿，才有機緣寫作。若沒有吳興華，這個專欄就不存在了。也許這就是人生的蝴蝶效應。

李碧華 - 《百鳥朝鳳》一曲絕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9日

日前大陸的朋友發來報導，是著名製片人方勵在直播平台上下跪磕頭。他不是為了自己的訴求，而是懇請全國影院經理，為《百鳥朝鳳》爭取排片，也跪求網友幫忙傳播擴散，支持這部吳天明導演的遺作。

我看得有些傷感。

《百鳥朝鳳》是一首嗩吶名曲。此片便是講述黃土地上兩代嗩吶藝人的心血和傳承。傳統藝術日漸式微，想不到名導遺作亦慘淡。

它與《美國隊長3》等影片同日上映，但排片量僅1.1%，日來人家票房逾十億奔廿億（人民幣。下同）的走勢，而《百》口碑好但票房差，上映七天只收三百多萬，眼看戲院幾乎不給排片了，方急了，男兒膝下有黃金，「義跪」除了激動還有對電影藝術和情懷的執着。幸好排片率回升到3.7%，票房也逾二千多萬，雖與動輒X億的片子相比仍天淵之別，但方沒有白跪──只令人無語。

吳天明（1939-2014）是一位正直樸實溫厚的好導演，《老井》、《變臉》非常動人，是心靈之作。作為西安電影廠的「中國隊長」，張藝謀、陳凱歌、黃建新、田壯壯等是他一手提攜的。其去世令影圈仝人心情沈重。像吳天明如此內涵又沒向功利虛名低頭的藝術家很少了，他的遺作不應面對此等待遇，而是留給後世懷念的一曲絕唱……

林忌 - 中國人禍 連累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9日

張德江2003年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時，其領導下的廣東省隱瞞沙士疫情，更謊報廣東省的非典（沙士）疫情已「受控」，最終連累香港在不設防的情況下，因廣州退休教授入侵香港，令香港賠上299條人命。張德江對13年前的這宗慘案，不但沒有任何反省，於前日抵達香港、主動提起往事時，竟說自己與香港「有緣」，與港府「共同抗擊非典疫情並取得勝利」，令有血性的港人都感到震怒。

把喪事、白事宣傳成喜事，是中共一貫的手法；可是明明自己隱瞞疫情，卻厚顏無恥顛倒黑白是非，把死了這麼多的人，都說成是「勝利」，總之病毒最終退去，沒有殺死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共產黨宣傳的「勝利」了。沙士這種「非典型」的人禍，其禍連香港的模式，卻成為了日後「典型」的「孽緣」：由毒奶粉去到毒疫苗，這些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中國人禍，最終都連累香港，把共產黨製造出來的問題，改為要香港市民承擔去解決，令香港的父母找不到床位，買不到奶粉，排不到學位，打不到疫苗，這些問題的源頭，都是源於中共官員的人禍，再由03年起一連串的「中港融合」，如「自由行」，最終「發揚光大」。

犧牲港人資源討好大陸

上星期有屯門醫院的醫護人員在臉書訴苦，指出兒科的普通病房使用率最高達318%，一間34人的病房要容納70個病症，由本地醫療資源不足還要削2.5億的開支，到深圳小童也來霸佔香港嚴重不足的資源，這間13年前謝婉雯醫生為了對抗沙士而付上自己生命的醫院，就是香港今日問題最現實的寫照——香港本身已經有大量問題無法解決，由人口過多以至資源不足，然而作為中共傀儡的特區政府，以至位高權重的人士，一方面要香港幫中共在大陸的收拾殘局，另一方面更剝削香港的資源，完全不理會香港人的死活。醫護人員質問：為甚麼屯門只有一間醫院？為甚麼既無私家醫院也沒有其他公立醫院？

答案是——即使有資源，香港那些媚共的權貴，寧可把醫院開在深圳，例如港大深圳醫院。港大不去屯門開醫院，反而去深圳開醫院，多年來甚至強迫香港已經短缺的專業人員，前往深圳為大陸人服務。長期作為港大深圳醫院的宣傳者，在港大校委會風波「插水」的盧寵茂，多次提及自己的「中國醫改夢」，說要透過港大深圳醫院去改變中國的醫療系統，例如令中國的醫生不再收利是賄賂，不再濫用藥物等等。

盧寵茂2014年接受訪問時說，每天早上7時15分安排兩架七人車，在瑪麗醫院的門口，接載6個醫生去深圳行醫。當香港自己都水深火熱，不先解決本地的問題，卻不知是真心蠢，還是背後有千絲萬縷的利益，以香港珍貴的資源，企圖解決中國大陸的醫療問題，結果就是「兩頭唔到岸」，不但在大陸處處碰壁，更拖欠香港大學6億元，當2017深圳當局終止補貼後，更要自負盈虧，變成敗盡家當的財政黑洞。

一面任由香港這邊日日超出負荷，一面在深圳「拍烏蠅」浪費資源，同時繼續湧入大量的中國居民，來香港的醫院求醫，這種荒謬卻從來沒有人檢討過。香港年輕人質問，我們究竟做錯了甚麼？為甚麼要犧牲香港的下一代，去填中國大陸的無底深潭？自沙士至今13年每一次都證明，當中國大陸繼續由共產黨管治，香港付出再多的資源去幫助大陸人，最終都會被中共利用，慳下更多的錢作維穩，甚至轉贈給港共政黨來廣派「蛇齋餅糭」，來懲罰香港人的善心；亦因此年輕一代，開始認為「幫助中國人」等同「協助中共」，不是基於甚麼歧視，而是基於這些年發生的事實，所產生出來的結論。

林忌
時事評論員

李怡 - 張德江以何身份視察香港？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9日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到香港視察，第一站見特府高官講話，已作出了結論，表示對梁振英及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既然沒有視察已有了滿意的結論，還要「看、聽」來作甚？

不過，最讓習慣法治社會思維的人不解的是，張德江在一國兩制中，究竟有沒有到香港視察並對香港行政機關指點的身份？在「一國」中，他是人大委員長，人大儘管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但並非行政機關，而是立法和代表全國人民向政府監督的機構，沒有行政權只有監察權和立法權。人大是通過立法去介入行政而不是直接參與行政的。至少在憲法上如此規定，是否依憲是另一回事。

中國國務院要向人大負責，但香港的行政機關按《基本法》第64條，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而不是對全國人大負責。《基本法》第12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43條說香港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但何謂「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中國憲法第8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因此，「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只是對國務院負責，而絕不是對中國的立法機關負責。倘若香港特區政府要對人大負責，是不是要向人大作施政報告？要人大監督香港的施政？

全國人大，與世界文明國家的議會相似，人大委員長和其他國家的議長相似，從來沒有聽過各國議長有向政府或地方政府指導工作的權力，在中國也從來沒有人大委員長向國務院或地方政府指導工作的先例，因此，張德江以人大委員長的身份，沒有視察香港和對特區政府工作表示滿意或不滿意的權力。人大有權對香港《基本法》進行解釋，但沒有權直接介入香港特府的管治。

就中國自定的體制，張德江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上級」。特府各級如此重視他的「視察」，因為他是「中共港澳工作小組」的組長。但這是黨的職務，而不是「國」的職務。香港實行的是一國兩制而不是一黨兩制。中國雖實行一黨專政，但黨還是要通過政去施行權力，而不是黨直接施行權力。若黨直接施行權力，那不如乾脆把國號廢掉，逕稱「中共國」就是了。

中共國，並不是我發明的。那是2011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受邀替英國雜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擔任一期客席編輯時，他向他的17萬推特粉絲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如何？」其中排在第一的推文是：「在中共國還在的時候，中國的未來就像且戰且跌的股市K線圖……。」這是最早看到的「中共國」提法。我覺得很恰切。當我們看到張德江不依憲法和《基本法》，以人大委員長的名義來港視察時，中共國之名遂得以彰顯，一國兩制也終於被一黨兩制正式取替矣。

李怡 - 我的文革故事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8日

1970年初，紅衛兵造反運動已經平息，工宣隊（工人宣傳隊簡稱）和軍宣隊進駐學校、機關、企業，各地成立革委會，中共開了九大，社會似乎在軍隊控制下恢復了秩序。

三月的一個周末，我如常到深圳探望在深圳中學教書的妻子，還有兩個小女兒。到家後，妻子還在學校未回家。我到公安局報戶口，誰知公安局的辦事人對我說，我要到我的原籍新會報戶口，才可以離境。我說哪有這種事？但沒有道理可講，他直接在我的回鄉介紹書上批註要回原籍。

妻子回來，告訴我她要到學校居住，因為要對她審查，懷疑她是「反革命分子」。並說一周前有一個香港人因為用一份香港報紙包着些東西回來，被指為作反動宣傳，已經被槍斃。她回來只是要帶些衣物，和安頓兩個女兒：大女兒跟媽媽去學校住，小女兒就由保姆在家照看。隨後屋外已有人呼喚她必須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睡，又擔心妻子，又擔心自己明天能否出境，或被拘留。我多次緊抱小女兒，預感會有好長時間不能見面。

第二天在出境處等了兩三個小時，終放行，但被告知日後要到原籍註銷戶口。那就是說，我大概不能回來了。

那時我創辦左派刊物《七十年代》未久，回港找中共駐港的左派領導人談這件事，沒有回應。就這樣，我在惶惑中受了四個多月的煎熬，無法回家，無法與妻子通消息，不知她和女兒的狀況，甚而不知她死活。一邊工作一邊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在狂跳。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前景最迷茫的四個月。後來接到妻子來信，要我回去，我猜想她大概過關了。儘管仍然不安，還是立刻回去。這次不再需要到原籍銷戶口。見到妻子，恍如隔世。晚上她悄悄說，她不想留在大陸了。這是她思想的很大改變。過去她有好多次留港機會，她都沒有留下，因為她覺得是祖國培養她，她應該留在祖國服務。她說，審查時先以黨的名義說她老公是英國特務，問她相信黨還是相信老公。她沒有選擇餘地。後來審查的人說她是配合老公的潛伏特務，她就知道自己的選擇了，因為是不是特務，她自己最清楚。她說，如果你們這麼說，我就相信老公了。於是一連串批鬥。

那是中共九大之後，在軍管之下全國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種名義，各種方式對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期間有3,000萬人被鬥，50萬人死亡。

那次事件後，父親是中共革命元老、哥哥是資深黨員的妻子，思想徹底改變，我對愛國主義、社會主義也開始大大懷疑。不完全是因為對我們自身的傷害，而是看到那專政的手段，那軍隊體制延伸到整個政治體制的對暴力的迷信，那敵情觀念之深之嚴，文革時固然發揮到極致，文革後至今仍一脈相承。（文革50年之二）

卓文 - 維基選舉

夾心人   2016年5月18日

王維基先生表示有意參加立法會選舉，做法值得商榷。按照他解釋，希望獲選後立法會能有多把聲音，向中央提出特區應有誠實特首，這點不明所以。其實除泛民外，很多建制派議員都公開或私底下，反對梁振英連任。當然，他可辯稱選舉是變相「公投」。由於唯一政綱是踢走CY，若投票率高而他又當選，便可理解市民意願。不過長期的負民望淨值民調，已清楚反映民意，不必利用立會平台表達訊息。

須知立會議員有憲制責任。不單做show拉布如此輕鬆，還要花大量時間審閱草案。若只想換走特首，是否暗示未來不會參加任何會議投票，只在心情好時借機發表政綱？更大問題是，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若CY真的不能連任，王先生是否因已完成任務，宣布辭職。反過來說，若CY連任，亦即意味政綱在任內無法實行，他是否應該請辭，向選民交代？換句話說，無論如何，他任期只會是半年。除了浪費公帑安排重選外，看不到有真正作為。再者，他是上市公司主席，這樣就去參選，怎樣向小股民交代。雖說是考慮退位讓賢，但他這樣曖昧，已經對投資者不公。倒不如考慮將公司私有化，或將股票全數沽售，專心從政，這樣合理得多。

我認為他不如競選特首。他當然不會得到中央祝福，不過拿到提名票數，應該不難。到時便可在競選論壇，公開質詢及揶揄CY所作所為，為己為人都可吐一口烏氣。這樣攪局，又會刺激其他有意者表態，令特首選情變得緊張。他的參選，又會分薄建制票源，隨時令泛民手上二百多票變成關鍵，令選情充滿變數。這樣的結果，方和他綽號「魔童」配合。

安娜 - 揭開金錢騙局

紙上聲色   2016年5月18日

如果，我們知道自己處身的世界充滿不公與欺詐，但一人之力卻無法對現狀改變分毫，即使曾猛力攻擊或聲嘶吶喊，周遭的腐敗卻仍會回復原狀，那麼，我們應以什麼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在一個訊息的量與傳遞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年代，不時仍有揭發國家濫權、企業舞弊、政商勾結自肥等的報道，但它們的影響力好像遠不及數十年前。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如何不讓正直的申訴變成一句安慰心靈的口號，如何不讓無力感將內心變得犬儒虛無，大概是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一大處世難題。

茱迪科士打執導的新作《華爾街綁架直擊》，在我看來，可視為她對現今世界境況的回應與反省。電影講述金融節目主持人Lee（佐治古尼飾）在朝早一次電視直播期間，被闖入攝影廠的槍手Kyle（積奧干奴飾）挾持，更要他穿上一件繫有無線炸彈的背心。Kyle有此舉動，原因是他聽信Lee在節目裏大力推介的投資公司IBIS，把自己僅有的6萬元押上。後來IBIS因電腦有漏洞，虧損了8億元，Kyle的錢化為烏有。他要從Lee及IBIS總裁Walt身上討回公道，要他們解釋及承認過失。

請求觀眾反省

電影中一個教人驚喜的地方是，劇本每每有意料之外的轉折。起初以為《華爾街綁架直擊》是那種強調驚險場面、最後也少不了一場駁火爆炸的類型片，但看下去又不是。電影做得特別出色的是一路修正觀眾對Lee與Kyle的看法。一開始我們見狂躁的Kyle開槍，會認為他是心理失常的狂人。但隨着劇情發展，我們得知他更多的身世、動機（他明言不是求財）、那個把他罵得一文不值的女友及她腹中Kyle的孩子，觀眾慢慢明暸Kyle才是受害者。電影的導演技巧與劇本編寫技巧嫻熟，全片頭三分二主要是在攝影廠發生，間中插入外頭幾處地方的場面；到電影末段主角們才由室內走到戶外，Lee與Kyle在重重警員緊隨及千百紐約市民圍觀下，戰戰兢兢地走向華爾街的聯邦廳，把故事帶入高潮。

電影藉Kyle之口說出金融企業如何與媒體聯手掌握資訊，將升斗市民玩弄於股掌之間，用花巧的術語和美麗的假象騙走低層人民的積蓄。電影創作者無疑是站在弱勢者那邊，但同時間，我以為茱迪科士打也深知把一個Walt的真面目揭穿，不足以改變大局。電影中的事件完結後，最後一個鏡頭可見電視台的財經節目仍如常放送，一切都彷彿沒有絲毫改變。但電影不是消極的，它提醒我們要保持自覺──記得聯邦廳那場壓軸戲結束後，電視台攝影師放下攝影機，畫面跟隨往下搖，最後攝影機正好面對着觀眾。我們與企業巨頭或財經名嘴一樣，都是在這個金錢遊戲中需被檢視的對象；創作者請求觀眾自省、反思的意味，在這裏呼之欲出。

最後Lee與電視節目導演Patty經歷生關死劫之後，在醫院裏難得有片刻的平靜與親密，也未嘗不是創作者的一絲溫柔寄望。《華爾街綁架直擊》對貪婪無度的金融體制直斥其非，但同時沒有妄想問題能輕易得到解決，並同時又沒有因此掉進一種犬儒虛無的心態。如此具智慧而實在的電影，在現今荷里活電影中可說是買少見少。

李慧玲 - 齊齊聲援演藝學生會

明報   2016年5月17日

演藝學院學生會搞了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之辯」的論壇，突然就收到校方警告信，提醒他們違反校規，不排除要紀律處分同學。整件事，實在好荒誕，但卻反映了2016年香港面對的危機。

這一代的香港人，自盤古初開已經享受的自由，正逐步收窄。如果我們不站出來，高調發聲叫停，最可能的後果是，這些自由終在一夜之間完全失去。

其實，打從一開始，搞論壇一波三折，已經匪夷所思。論壇最先是樹仁大學學生會想舉辦，講者包括梁天琦，校方問長問短之後，最終拒絕撥出場地舉行論壇。喂，過去幾十年，大家聽過有大學校方阻止學生會在校園搞論壇嗎？六七暴動的時候我不敢講，但回歸前後二三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過。

然後演藝學院同學仗義幫忙，當時想都沒想過自己學校會有異議，但最終命運相同，校方都不肯借出場地，論壇最終在學生會門口一個角落勉強舉行，迫迫狹狹。

當時，我已經覺得樹仁、演藝校方很過分。大學是思想知識碰撞交流之地，即使同學就最前衛的題目舉辦論壇，也無不可，何况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之辯」，根本是平常不過的題目，竟然都要禁！？我擔心此例一開，學生在大學學園的學術交流、時事研討，會愈來愈受限制。

誰知，校方不單不知錯，反而惡人先告狀。根據校方臚列的校規，學生會日後張貼海報、舉辦論壇，甚至接受傳媒採訪，都要得到校方批准。

雖然學生手冊原來有類似規定，但校方以往從未引用，學生會亦從來不知有這些規定。《明報》記者訪問了人權律師，律師認為相關校規有違反《人權法》之嫌。

這宗新聞，希望公眾會有更大關注。干預學術自由的陰霾，已由教職員擴至學生層面。這不單單是演藝、樹仁的事，而是所有大學的事，甚至是全香港的事。

期望各大學學生會都站出來聲援演藝學院學生會。

添馬男 - 文革不會簡單地重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6日

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開始。50年後，中國大陸又再刮起個人崇拜風之際，文革省思，有特別的意義。

大家在問50年前發生的文革會重來嗎？我的答案是：不會。因為每一件歷史事件，都不會簡單地重複再現。毛當年有絕對的權威，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全國青年成為一班「盲毛」，毛澤東可以將他們搓圓㩒扁，成為他權力鬥爭的工具，到局勢收拾不了，又將他們送去上山下鄉。這種狀況在三十年代納粹德國及蘇聯史太林時代也曾經出現，但希特拉及史太林均被自己國家人民徹底否定，而毛的頭像今天仍然在天安門城樓高掛。所以，人們才會擔心，文革幽靈徘徊，隨時再度吞噬中國人。

1966年5月16日以毛澤東奪權鬥爭為目標的政治事件，肯定不會再重現，其實是因為我們問錯問題。文革是延安年代中共發展出來管治手法的極至，我們要問的是這些管治手法，共產黨已經放棄了嗎？答案是沒有。香港人對文革的認知，受共黨官方宣傳洗腦影響，存在認知上的盲點，所以才糾纏在政治歷史重演這問題。

盲點一：毛個人錯誤

文革是中共集體犯下的嚴重罪行，毛澤東及「四人幫」當然是推手，但共產黨也是策劃及合謀者。文革的路線錯誤源於毛的不斷革命論，在1949年奪取政權後，仍然將矛頭對準自己人民，用各式各樣政治理由迫害人民，以革命的名義合理化國家的暴力行為，非正常死亡者達8,000萬人，最終才導致文革悲劇。由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已經充滿了暴力殺戮及迫害行為，共產黨難辭其咎。

盲點二：集體責任

文革結束後，為了洗脫人民對共黨的憎恨，將所有責任推到「四人幫」、文革派身上，至於被打倒的由彭真起到鄧小平、劉少奇就成為被害者，於是1979年鄧小平的復出，否定文革路線就是撥亂反正！但大家有否想過，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一直也是人民的加害者，毛極左路線的支持者？遵義會議毛周聯盟奠下毛政治領導地位，延安時代劉少奇最先提出搞毛澤東思想，大搞個人崇拜。鄧小平搞反右迫害知識分子，文革則源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擴大化，而劉少奇是社教運動的負責人。只是一生老江湖，到最後不明白當自己成為第二把手、威脅毛權威時，毛自然也不會放過他。

盲點三：理想主義包裝

今日海內外仍然有崇毛者，認為文革有其理想主義一面，包括打碎官僚主義、實現平等均富。毛的理想主義其實只是宣傳包裝，他從來沒有相信靠青年造反改造中國，他只是利用青年造反奪權，到1969年大權在握後，紅衞兵運動完全失控，毛便派解放軍鎮壓，絕不手軟。毛的心中只有權術操弄，這是歷史上所有大獨裁者的共同特性，不管其外衣是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列寧共產主義。

只要一日獨裁體制仍然存在，新起來的獨裁者，又會模仿之前的獨裁者，抄襲他們的個人崇拜手法，學習他們的權術，唱他們唱過的歌，即使荒腔走板。正因為這套獨裁的權力制度，本質上並未改變。

孔誥烽 - 一國一制好

2016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港獨議題被炒熱，激進派和建制派都在大範圍談論，蔚為奇觀。

當年民主派在「0371」大遊行之後爭取「07/08雙普選」，北京即指摘這是「要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港獨帽子一出，民主派好學生便被嚇到臉青口唇白，紛紛剖白自己的愛國心。到了今天北京再拋出港獨帽子，被扣帽子的激進年輕人竟表示感到榮幸。建制派恐嚇說談一下港獨都觸犯叛亂罪，不知從哪裏爆出來的香港民族黨，竟呼籲當局「從速拘控」，說他們將「奉陪到底，為促成憲政危機略盡綿力」。知名網民中出羊子，則揚言要到警署為自己的港獨言論自綁自首。結果當局至今還未拉人，令不少「花生友」感到失望。

港獨思潮為何難成主流

親建制的香港研究協會最近進行調查，隨機訪問了1000多名18歲或以上香港人，發現支持港獨的竟有14%。這當然不是多數。但港獨一直是禁忌，現在有相等於100多萬人支持，令人震驚。接下來的問題，是這股力量會繼續擴大成為主流嗎？這14%會付諸行動嗎？

建制派說香港經濟高度依賴中國，港獨會帶來災難，所以不會成為氣候。但在當下全球化相互依賴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自給自足。瑞士、盧森堡、新加坡等小國的對外依存度，絕對不下於香港。這個「經濟不自足無法獨立」論，十分牽強。

其實真正讓港獨難成主流的瓶頸，是港獨將為香港的軍事防務處境帶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難以發生，就算發生也會受到很多香港人抗拒。

亞洲的獨立小國如南韓、新加坡和泰國，均實行強制兵役，並配以美國因為其地緣政治重要性與歷史因素而提供的可靠軍事保護。台灣在中華民國框架下，一早已建立了強制兵役加美軍保護的防務安排，所以台獨運動，在爭取公投修憲完成獨立國家建構時，不用面對防務安排巨變這一心理關口。其獨立意識，也能較易從極端少數發展成主流。

反觀香港，若港獨要從主張發展成具體操作，便一定要面對獨立後將要建立何種防務體制的現實問題。大家一想到強制兵役，恐怕會對港獨產生排斥；要爭取美國提供軍事保護，亦是難度極高。

那麼港獨是不是肯定不可能發生呢？我又不敢說得那麼絕對。港獨要來時便會來，你不想要它也會自己來。當年拉脫維亞、土庫曼、烏茲別克等地脫離蘇聯獨立，其實都不是當地獨立運動爭取的結果。當年蘇共中央一出事，這些地方的蘇共精英便自行宣布獨立，再尋求西方保護。只要時機一到，作為中央鷹犬的共黨地方一把手變身獨立建國之父，絕無難度。以古鑑今，中共如果擔心激進團體搞港獨，倒不如把放在香港的代理人、自己人、「新香港人」看緊一點比較實際。

逆向思維：不想獨立可爭取一國一制

港獨運動難成主流，香港的自治與自由又每况愈下，其實大家不妨解放思想，運用逆向思維，想想若爭取北京乾脆取消一國兩制，實行「一國一制」，會不會對香港人更有利。

2003年以來香港的「一國」慢慢大於「兩制」，已是公認的事實。2012年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集會示威結社自由、法治廉潔加速倒退，高官特權、學界包庇造假貪腐、昂貴馬虎的工程，亦逐漸與大陸看齊。23條再來，也是早晚之事。

現在香港的「兩制」，差不多只剩下對中國權貴精英有利的部分。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上月底的一個財經論壇，便表示不缺錢的中國仍然很需要香港的一國兩制，因為香港要為中國做大事，首要的一件是：

「幫助中國國民財富實現全球配置…… 一些『勇敢的人們』已經開始將資產直接投資海外，但絕大多數中國投資者還暫時沒有能力直接『闖世界』。與此同時，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仍須對資本外流進行管制，我們若能加快發展類似滬港通和深港通這種安全、可控的互聯互通模式，把世界帶到中國門口的香港……中國就會再次通過香港找到開放和繁榮的捷徑。」

李的講話，應該是針對香港對中國整體發展的用處。但我們將香港的這個角色，與巴拿馬文件披露的那些將肉體與財富都搬來香港再跑到外國的「勇敢的人們」放在一起來看，便知道這實際上是什麼一回事。對港人的日常生活來說，這個「兩制」的後果，就是中國權貴及其子女湧來香港炒樓購物讀書工作獲得港人身分在各個領域取代香港人，即所謂的「人口換血」，或是王永平聽到的「中國需要一國兩制的香港，但不需要今天的香港人，想走的悉隨尊便」。

簡言之，「兩制」的好處，主要為中國權貴享用。香港的本土人，不單要面對一國化自由消失的惡果，還要承受「兩制」引來中國熱錢人流的副作用，如經濟泡沫化和存活空間被擠壓。香港人如不願爭取「兩國兩制」，何不趁自己還未被完全換走之時，想辦法讓香港進入「一國一制」？試想像，一旦香港的護照與資金貨物進出管制與大陸看齊，還會有那麼多權貴想移民來成為「新香港人」，將財富都調來香港嗎？還會有那麼多港貨走私嗎？困擾大家多年的港中矛盾，不也就解決了嗎？

爭取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現在香港「兩制」的維持，除了靠北京的政策，還靠美國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在認證香港高度自治的基礎上於國際條約、簽證、進出口管制、金融規管等領域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開來。其他主要國家的對港政策，也是參考美國的做法。在這個體制之下，中國的精英拿到香港人身分或將財富運了來香港，便等於到了外國，通行全球。因此若要爭取「一國一制」，大家向北京爭取也不夠，還要爭取美國政府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將香港與中國大陸一視同仁呢。

當然，上述建議，實屬狂想。但香港人一向最欠想像力，正處在十字路口摸索前路出紅海的香港人，現正最需要想像力。既然權貴們連港獨武裝起義都想像得出來，我們再想像多一些，腦震盪一下，那又如何？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劉偉唐 - 太宰治崩壞前內心的風和日麗

明藝．散文   2016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前些年，一位世兄因為癌病復發，算是提前離開了這個紛亂的人世。在自知距大歸之期不遠的日子裏，他製作了一張名單，開列出他平生所認許和欣賞的友人，逐一邀約共進晚餐，坦然話別。我的大姊是這名單上所列舉的一員。大姊、姊夫和世兄夫婦在舉杯談笑間為一份友誼作了一個總結、畫上一個句號。世兄的這番舉措，欣然面對生命的終極，並不退縮或迴避，表現出不常見的氣度和樂觀。

讀太宰治的故鄉紀行《津輕》（吳季倫中譯，馬哥孛羅文化出版），再不管怎麼說，還是不免讓我聯想起這位世兄與世間作別的方式。大作家返回故里，不辭艱辛，登山涉水，仍堅持要與他心中所牽繫的人物一一重逢，只是為了在他走向崩壞之前，向他們含蓄地告辭、無言地訣別。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歲的太宰治應小山書店的邀請，撰寫一本關於故鄉的書。為此，他重訪久違的家鄉——津輕。此書完成後以《津輕》書名出版，成為太宰治最受重視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被認為是太宰治走進無賴風格（陰鬱、自嘲、頹廢）之前的一部正面樂觀的作品，反照出作者心中所蘊藏的和煦陽光和明亮風景。

細讀過這部頗具尋根況味的遊記之後，我發覺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這個著作的內涵：地方、人情和作者的內心世界。從東京乘火車出發，出身津輕望族（津島家）的太宰治，造訪了津輕半島（本州最北部）區內多個與他關係密切的地方：青森、蟹田、奧州、五所川原和小泊港等等。這幾處地方有些承載住他家族歷史的背景，有些保留了他成長時期的足迹，有些坐落着他至親好友的家園。他於序文和正文當中不時引述百科辭典、縣通史、官方文獻及多種小說、散文、隨筆和俳句的記載來陳述和說明這些家鄉地區的發展歷史、地理環境、風土特產、人文性格乃至吏治得失。通過他的筆觸讀者可以認識到地處關西、關東以外近眺北海道的津輕文化。對於家鄉綺麗的景色，作者透露出相當的驕傲和依戀，並一度借長兄的說話來表示：「上了年紀之後，就會愈發覺得自己家鄉的風光比京都和奈良還要美。」然而，在我看來，作者所描繪的每一個地方，都由於他在該處所重遇到的人物、所品嘗到的人情而特別顯得鮮活起來。

回去這些地方都是為了「在有生之年」與家人和故舊再見。很明顯，作家在出發回鄉前已經於心中擬定了要重會的人選。他甚至先向兄嫂及舊友們捎去了明信片和書信，預告他這個離鄉闖蕩東京文壇的浪蕩子的回旋。到了津輕青森市，前來青森車站迎接太宰治的，是他兒時的伙伴T君。這個年少時為津島家看管雞舍的作者老友，現今的駐院醫生，顯然是個老派人。他把大作家接回家中，喝酒吃菜，將兒時兩人在金木町津島家的往事細說從頭。當太宰治稱他為兄弟時，他卻說自己本來是他家的傭人，又說他參軍作戰時都還夢見在津島家的日子——噢，忘了餵雞了。他又能夠看穿太宰治的心思——當太宰治不好意思啟齒邀他當日稍後同往蟹田時，他卻先開口說明，翌日為星期天，不用返醫院，到時會前往蟹田與他會合。

太宰治心中第二個要再晤的人，是他中學時的摯友，在蟹田經營碾米廠並擔任町議員的N君。他先前在信中囑咐N君：「請別費心張羅，裝作不知道我要去就好。千萬別來車站接我。倒是蘋果酒，還有螃蟹，這兩樣就麻煩你了。」N君家以矮腳桌上小山似的大堆螃蟹來迎接遠人的歸來。至於酒，N君說：「老實說，我老婆看了你寄來的信，她說想必太宰在東京喝膩了清酒和啤酒，這回想喝故鄉風味的蘋果酒，所以才在信中特別叮囑，就請他喝蘋果酒吧！我告訴她沒那回事，那小子根本不會喝膩了啤酒和清酒，他肯定是和我這個老兄弟客套了！」太宰治答：「不過，夫人說的也不算不對。」N君說：「聽聽你說的！算了，不提了！先來清酒？還是啤酒？」就只是這幾句對白，讀者便可見二人交情之厚和相知之深，同時，亦可見太宰治筆下刻畫人情的功力。對於此情此境，酒鬼太宰治再恰當不過地引述白居易的詩曰：「此時無一盞，何以敍平生？」第二天，T君來到，帶着幾位慕名前來識荊的文學愛好者，也是T君和N君的共同朋友。太宰治於是以大作家和「叔父槽」（津輕人對家中男丁老三老四的暱稱）身份與眾人一同在蟹田登觀瀾山覽勝，好不暢快。

辭別了蟹田的新舊友人之後，太宰治乘火車挺進津輕平原，直奔金木町的老家。一到家，便進佛堂向佛龕上父母的遺像行伏拜之禮，畢恭畢敬地行禮。之後才到起居處向兄嫂們請安。

原來，家中得知他回轉的消息後，姪女和甥女都盼望着，輪流到車站接他，接不到，就負氣說：「就算來了都不睬他了。」在太宰治筆下，家人——包括外祖母、大嫂、姪女、姪女婿、甥女和老家僕阿亞，都待他甚好。他顯然享受着這些人所提供的親情。然而，生活還是有令人沮喪的地方——長兄總是秉持冷漠的態度來對待他。初到家時，兄弟相見，大哥只略略點頭，喔了一聲。某天，太宰治與大哥及姪女婿在客廳論畫，大哥無論說什麼話都只面向着自家女婿，使太宰治感到坐立不安，情境只會使我這個讀者聯想到過去香港人飲茶「搭枱」的狀況。太宰治把長兄這種態度歸咎於津島家或是津輕人的習慣——為了維持一家之主的威嚴。正如一次太宰治與大嫂、姪女、姪女婿和阿亞出遊，到小山高流踏青，玩得挺愉快的，大哥隨後來到，卻沒法融入大夥兒的歡樂當中。太宰治因而說：「大哥總是這般孤單。」

太宰治的父親，是過門女婿，從津輕平原的木造町入贅到金木町接任岳家的當家主。太宰治按照他自己原定的計劃乘火車造訪父親的祖居。小鎮木造町，家家戶戶都伸出兩公尺寬的屋簷，連接成為一條條能遮擋陽光的長廊，稱為「籠陽」。下車後，太宰治沿着「籠陽」走到一間藥品批發店，就是他父親的老家了。一位熱情如火的M先生，原姓本家的當家主，把他認出來，拉進去，推至上座，款以美酒。兩人談了一會兒，關於太宰治寫的書，關於木造町產的米，如此而已。太宰治並沒久待，不旋踵即婉拒了這位本家的極力挽留，告辭而去。這短暫造訪，這驚鴻一瞥，使太宰治認識到木造町和金木町的兩個老家，在房屋的間隔及庭院的布置上，都十分相像，顯然是他父親把後者改造成前者的翻版。他開始明白故去的父親身為門婿的感受和思念家鄉的心情。

作者最後探訪的是他家從前的兩位雇員：五所川原的中畑先生和小泊港的越野太太（阿竹）。太宰治年輕時，每次闖禍，都是由中畑先生負責調停和善後的。太宰治一直視他為恩人，後來把他的事迹寫進兩個短篇小說《歸去來》和《故鄉》裏面。這次在五所川原見到年邁衰弱的中畑先生，太宰治很是心痛，然而卻沒有太多着墨，只簡單地交代了兩人這次會面的經過而已。

他比較着意陳述的是他與保母阿竹的重逢。阿竹從三歲至八歲把太宰治帶大，並負責教導他讀書和寫字，直到她後來嫁為人婦。太宰治記憶中的阿竹就像是母親一樣。他回憶說：「某一天的早晨，我忽然醒過來，喚了阿竹，阿竹卻沒有來。我吃了一驚，憑直覺感到情況有異，立時放聲大哭。」他當時不停嚎叫着：「阿竹不見了！阿竹不見了！」自從那天找不着阿竹後，數十年來，太宰治心中都沒少記掛這位保母。這趟返到津輕，他說：「有個人非見不可。」於是，他從五所川原先乘火車，再轉巴士，來到小泊港。進村後，他沿路尋問，終於找到越野竹的家，但是，屋中無人。再打聽下，才知阿竹帶了孩子去國民學校參觀運動會了。他來到沙崗上的運動會場，在熱鬧的歌舞聲中，像隻無頭蒼蠅，到處亂闖，逢人探詢，卻不得要領，最後，折返阿竹的房屋，遇上阿竹的女兒，才被帶回運動會場，見到阿竹。作家此時頗像作曲家在樂章即將終結時用上一個阻礙手法來延誤一下張力的解決，然後才讓樂曲正式結束。重逢時，阿竹「哦喲」一聲，並無大動作，只讓太宰治進入涼棚，坐在她身邊，一起觀看運動會。阿竹問他：「要吃些什麼？喝酒吧？抽菸吧？有幾個孩子了？」阿竹帶他在沙崗上走着，一邊說：「沒想到你已經長這麼大了，還為了見上一面，大老遠跑到小泊來見我，我真不曉得自己是感激、是開心，還是難過。」來到阿竹身旁，太宰治感到無比的心安，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無所謂了。

《津輕》一書的思想內容相當樂觀，並不頹廢，這點，與太宰治的晚期作品大不相同。讀者不能在此書中找到明顯的悲觀、矛盾或自疚的內容。主人公（作者）所表露出的內心世界與一般人的日常心態無異。事實上，我覺得，《津輕》裏面的太宰治是一個對人們充滿感恩和真誠、對世界充滿熱情和眷戀的男人。對於往生的父母和豐田伯父，他表示出尊敬、感激和追思；對於存活的老家僕阿亞、中畑和阿竹，他表示出關懷、疼惜和眷顧；對於一起長大的老友，他無論評論吏治或文學都坦率直言，毫無保留，同時往往擔心一己的狂狷會傷害到聽者的感受。在物質匱乏的戰爭時期，雖然在東京賣文維生，他仍然注重衣着和品味，某次，甚至要求將買來的一尾鯛魚整條烤熟以備喝酒時用作觀賞，而非食用。他在艱難時刻仍保持典型優雅貧窮（Genteel Poverty）的生活態度。全書字裏行間都流露出作者對人倫的信賴、對生活的熱愛。他在書裏，只有過一次頹唐的表現，那是當他在運動會場上找不到阿竹的時候，自嘲道：「一個大男人，竟還苦苦思念兒時的女傭，說什麼非得見上一面的，你就是這樣才成不了材！也難怪哥哥們薄情地瞧不起你，當你是個低俗又陰柔的傢伙。這麼多兄弟們裏，就你一個怪胎。」也就只是這麼一次而已。讀到《人間失格》或其他太宰治晚期作品之前，讀者不會在《津輕》書中認識到太宰治性格上不開朗的一面。

太宰治於一九四四年完成《津輕》一書的寫作。四年之後，一九四八年，在他的力作《人間失格》出版不久後，他和他當時的情人在東京雙雙投河自盡。《津輕》成了他自尋短見前尋找和約晤心繫的親友一一作別的記錄。讀者不難從《津輕》中解讀作者傾向自毀的密碼。其實這本書開宗明義就企圖把津輕之行的真正原因告訴讀者。正文一開端是這樣的：有人問他，為什麼要去旅行，他說因為苦悶啊，隨即，一口氣說出芥川龍之介等十個日本作家的名字與卒齡——全部都介於三十六至三十八歲之間。什麼意思？他說：「那些傢伙死掉的年紀呀！他們就這麼一個接一個死了。算算，我也快到那個年紀了。」可見那次旅行是一趟計劃好的告別之旅——讓自己於「那個年紀」棄世前再次見到心中在乎的故鄉和人物。東京之死就是此番津輕之行的前提。所以，在此書的結尾，作者語帶不祥地說：「讀者們，再會了！倘若一命尚存，我們來日再會。」

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資料圖片〕 


《津輕》被認為是太宰治走進無賴風格之前的一部正面樂觀的作品，反照出作者心中所蘊藏的和煦陽光和明亮風景。〔資料圖片〕

（作者是香港學者、作家。）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

李怡 - 群眾運動和運動群眾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6日

今天是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50周年。綿延十年權鬥不止、混亂不息的文革，以毛澤東的去世才得以結束，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領導者如何可以發動起來？反動集團是否與領導者配合或甚至是領導者的棋子？更重要的，是人民何以會跟從這場內亂？中共不但沒有深入分析，甚至沒有作簡單回答。中共領導層在文革結束四十年來都在壓制社會上對文革的探討。歷史經驗為甚麼沒有好好總結？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會損及延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而沒有吸取歷史教訓的後果，就是會使悲劇重演。

極權主義制度有幾個標誌，其中之一是群眾的政治動員。不過這種動員在奪權時與掌權後卻有本質的區別。奪權時是革命政黨利用社會累積的不滿，參與、支持自發的民主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藉此奪取政權；掌權後則壓制一切自發的社會運動，進行實質的消滅，卻由掌權者不斷搞政治運動實行運動治國。前者可以叫做群眾運動，後者就有人稱之為運動群眾。

中共建政後，就不斷地運動群眾。鬥地主、三反五反、肅反、合作化、大鳴大放、反右、除四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前的種種運動，都由中共中央到地方幹部領導和掌控，雖擾民但社會秩序還能維持，所有的機關、學校、工廠都能照樣運作。到了文革，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掌控下，號召全國學生、工人起來造反，打倒當權派，於是社會大亂。毛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文革開始的這種情勢，迷惑了許多人，包括西方的左翼知識分子，也包括當時的我在內，認為這不是中共掌權者發動和領導的運動，而是毛澤東呼喚基層群眾，從下而上地批判各級掌權官僚，從而清除政治污泥濁水的運動。直至後續發展，毛澤東運動群眾作權力鬥爭工具的真面目顯現，才知道文革和之前的種種政治運動沒有本質不同，都是掌權者在運動群眾，只不過文革是在中共高層嚴重分裂的情況下運動群眾吧了。

既沒有對文革作檢討，也就沒有歷史教訓可言。因此中共至今仍然不改運動群眾的本色。近幾年香港有些所謂群眾團體，從他們擁護掌權者的旗幟來看，也就知道不是自發的，而是運動群眾的伎倆由689移植到香港啦。

中共常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是騙人話。俄國作家契訶夫說：公眾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又聰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殘酷——這要依當時的情勢而定。它永遠是一群羊，需要好牧人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領到哪兒去，它就永遠跟着走。

文革體現了牧人（毛澤東）和狗（江青文革派）把公眾帶到最愚蠢又最殘酷的境地。（文革50年之一）

家明雜感：《嫲煩家族》（一）——文字的婦解力量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山田洋次的《嫲煩家族》下周公映後再詳述，這裏先談談戲裏一個小節設計。

嫲嫲富子（吉行和子）的生日願望竟然是離婚，看來是終於受不了嬌慣的爺爺。故事開始不久就很清楚，那個叫周造（橋爪功）的爺爺，其實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回家褲子、襪子脫下一扔，闊佬懶理。老妻隨即善後，還一副殷勤的姿態。兩口子關係幾十年，已經三代同堂了，嫲嫲厭倦爺爺欠自理能力，絕非一朝一夕。那什麼才是老妻鬧離婚的觸發點？

電影雖沒說明，但看上去跟嫲嫲參與了「寫作班」多少有些關係。本來，說婚姻淡而無味，丈夫男人主義，不知感恩、沒有情趣，看爺爺的行為便夠了。偏偏，山田洋次在《嫲煩》裏安排了寫小說這一筆……

寫作令她「回不去了」？

周造老來的生活，不外乎早上蹓蹓狗，跟朋友打打高爾夫球、互相調侃，晚上泡居酒屋聊天。富子則不知何時報讀了小說創作班，跟幾個中年婦女一起上課。創作課老師看來資深和善，富幽默感，對學生循循善誘，比爺爺知情識趣多了。但別誤會，《嫲煩》由始至終，沒有暗示嫲嫲跟老師有任何可能（若有就變成另一部電影了），兩人沒有課堂以外的相處時候。反而，爺爺在居酒屋跟風韻猶存的老闆娘逢場作興、真真假假更值細味。在戲裏，嫲嫲的寫作班沒有別的，文學世界擴闊了視野、豐富了生命。透過創作及研讀小說，她有點「回不去了」。

《嫲煩》關於「寫作班」的場數不算多，但涉及的對話頗扼要，每每帶出一些創作的討論。比如「是不是經驗過才可寫」，老師笑說，那寫殺人的故事便要殺人麼？山田洋次電影拍了大半生，深明創作的基本道理，戲裏的老師（也是導演投射吧）於是說「聯想」更重要。好笑是，有學生立即追問，那麼，老師作品中的性愛描寫是「經驗」還是「聯想」呢？他支支吾吾，一臉尷尬，山田作為老師父也不知如何解答。又比如富子寫倒敘的故事，老師閱後問，有沒有參照什麼作品，她說夏目漱石的《心》，老師微笑點頭。那其實是成人興趣班吧，像我們社區中心或工聯會提供那種，只屬入門性質。不過《嫲煩》的小班教學效果不錯，課室簡潔明亮，品味優雅，壁報板還貼有《東京家族》電影海報——山田不忘「自我硬銷」，並藉此提醒觀眾，兩部「家族」片儘管一莊一諧，演員陣容相若，議題亦是一脈相承的。

富子也不是「突然小說」派，對白有說，她的亡弟是頗受歡迎小說家，身故後版稅一直存到富子的戶口。說不準，她跟弟弟同樣有創作的基因，只是婚後幾十年來相夫教子，一直無暇發揮。社會對兩性的「理想」追求，坦白說到了今天仍充滿偏見。另一方面，寫作本是很個人的事，亟需清靜環境。《嫲煩》有一幕，富子在電腦跟前興致勃勃的努力寫作，冷不防丈夫從居酒屋回來，酒酣耳熱，引吭高歌，衣衫照樣丟滿一地。寫作的環境沒有了，她只好趕緊做回隨傳隨到的「賢內助」角色。

華語片拍不出的故事

看着《嫲煩家族》，讓我想起幾年前李滄東的《詩》，同樣說老婦學寫作，文字世界給她們新的人生領悟，真可惜華語片總拍不出這種故事。《嫲煩》及《詩》的寫作班氣氛同樣令人嚮往，老師都溫文爾雅，講課生動、深入淺出。《詩》的老師說人皆有寫詩的心，只是被羈絆埋沒了，只要細心觀察，誰都是詩人，再平凡的事物亦可入詩。《詩》的主角美子（尹靜姬）是詩班學員，因為老師這翻話，她連咬蘋果都份外專注；還特別細心看看家居環境，在狼藉的洗碗盤中找靈感。美子是外婆了，女兒在首爾工作，剩下她跟念中學的外孫相依為命。美子平日只為起居生活忙碌，可以想像，作為寫詩的新手，她開始得並不順利。

《詩》固然比《嫲煩家族》沉重許多。美子所以要學寫詩，跟她出現腦退化症的徵兆有關。她逐漸忘記某些字詞，希望參加詩班後，可以加強、回復記憶（滿像安哲羅普洛斯《一生何求》的詩人買字故事的現實版）。《詩》故事的主線，其實是美子的外孫跟同學闖下彌天大禍。像大多祖父母對孫兒的溺愛（一孩家庭尤甚），外孫早慣壞了，外婆已拿他沒法：冷淡無禮，飯來張口，世界只有電視及電玩，對一切漠不關心。李滄東只拍一個單親家庭，但電影的格局非常龐大。影片不憤怒，但奠基在經濟至上的亞洲國度，它尖銳的覆蓋了階級、教育、家庭、媒體、父母及老年人等層面。《詩》的「南韓教訓」值得我們借鏡，未看的別錯過，在此不詳說了。

更想說的是，因為詩班，或因為聯想到「事件」的主人翁，年老、快將失憶的美子，慢慢喚起了不少兒時回憶。美子平時較拘謹，但詩班令她釋放，情感一瀉而下。她自詡是刨鉛筆的能手，年幼時，兄弟姊妹的鉛筆都經她一手包辦（今天的莘莘學子，誰還會自稱刨鉛筆第一？）。《詩》有幕說，詩班同學輪流講回憶，看上去疑是素人的真實紀錄，李滄東拍來很動人。輪到美子時，她說孩提時姊姊幫她打扮的溫馨往事，她說當時自己很小，感覺到姊姊很愛她，說着便泣不成聲了。

看美子這位婆婆戲裏一身花俏的打扮，已說明她「不甘心」，當然在別人眼里或許是另一回事——我們社會另一常見的可鄙現象是，對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女或老婦，特別多刻毒的形容詞（如早陣子重看《他來自江湖》的「花雞乸」）。《詩》還有個關於「青春」的細節值得留意，美子獨個兒在卡拉OK唱歌，她身邊的牆上，掛了幅雷諾亞的名畫《小愛蓮》（Little Irene）。那是1880年畫家為某銀行家的8歲女兒所作肖像，女孩散髮披肩，眼神溫婉，姿態柔美。在俗不可耐的卡拉OK場所，《小愛蓮》只是件毫不相稱的複製品，卻又不多不少呼應了美子遙遠的回憶、故事受害的妙齡少女。而且，畫作還說明了藝術的力量。雷諾亞及畫中人已作古，但女孩8歲時候的美態給凝住，進入歷史長河。創作，無論文字、影像或其他，往往是美的禮讚。作品代表了「時間」，是我們曾經存活的證明。

藝術連起兩代人心

回說《嫲煩家族》。嫲嫲富子的寫作素材是什麼？故事沒多說，但老師既說倒敘，想必也是回憶故事。難道像山田的前作《東京小屋》的「口述歷史」？年老的多紀（倍賞千惠子）從前是個卑微僕人，故事不見經傳。但她自述往事，寫着寫着，百般滋味在心頭，心結得以解開，絕對始料未及。先別說讀者反應，對寫作人已是深刻的反省、治療體驗。然後，真摯的作品可以感染人，多紀的姪孫健史（妻夫木聰）是她回憶錄的忠心（唯一）讀者。健史眼中的多紀是個老太婆，讀她的回憶錄（觀眾看《小屋》的倒敘部分），始見證姑婆芳華正茂（年青版由黑木華飾演），從鄉下來到東京。健史不斷讀下去，後面亦體會了姑婆的委屈。上一代的故事得以傳承，兩代人的心因而聯上了。

《嫲煩》同樣是一家「東京小屋」，樓上樓下三代同堂。青壯的兒女營營役役、日理萬機，為業績及（中國！）客戶奔馳。倒是表面上最少不更事、最不嗅米氣的幼子庄太（又是妻夫木聰），跟母親富子一樣，有藝術的聯繫。山田洋次畢竟是宅心仁厚的作者，相信藝術力量，對下一代有殷切寄望。《嫲煩》如何笑中有淚，舉重若輕，下期再談。

《詩》   

文：家明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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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叔 - 資訊素養 人人有責

明報   2016年5月13日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知識型社會中必備的基礎生活技能。

資訊氾濫，資訊素養就成為這年代的顯學。上世紀末，在學校還有人認為這是電腦科教師的任務，因為其他教師接觸電腦較少，還未意識到何謂資訊氾濫。如今手機已經人手一部，上網成為學生日常最重要的生活元素。不論年紀或社經階層，衣食消費、社交娛樂、養生治病和功課學習都愈來愈倚賴網上資訊行事，甚至政黨爭鬥角力與政治動員，都充分利用網絡和電腦，此時資訊素養便是每個教師都必須面對的教學內容了。

根據多年的學校工作經驗，我覺得以下幾點基本素養，是每個教師都要把握的，並宜據自己身邊的具體事例，好好與學生探討或交換意見。

首先是知道網路資訊的特點（優缺）和影響，包括上傳資料者或機構放資料上網的目的和動機，要有戒心和警覺性。

其次要學習辨別資訊的真偽，至少要持批判態度。即是要學習查證和核實資訊來源與可靠性，也就是懂得並習慣參考其他資訊來源，細心對比異同，方好引用。當然，養成習慣每次引用資料時標明出處，不只顯示其根據，更提醒讀者或自己：資料總有些不足、盲點和缺失。

其三，要自律和自覺不參與散播情緒化言論和資料。如今網上社交群組的缺陷之一，是將同聲同氣的朋友集中起來，容易自製成一個「回音室」，不斷收到自己喜歡聽到的意見。如此一來，情緒更容易高漲，興奮地以為全世界都有同一看法。不斷收發情緒化的言論和資料，漸漸便會迷失在虛擬世界中而不自知。（下周再續） 

chantakhang@gmail.com

梁家傑 - 帶眼識人

明報   2016年5月12日 

香港有一班出色的教育工作者，總是對活在邊緣的下一代不離不棄，例如呂麗紅校長奮力撐下元岡幼稚園，只為五個小孩不要失學；正生書院支持被嫌棄的戒毒學生，東灣莫羅瑞華學校這間群育學校，支援有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小學生。

當《五個小孩的校長》上映後，元岡幼稚園收到許多捐款，因為香港人對這種有教無類的精神由衷景仰。作為從政者，理應對這些困難重重的學校給予更多支持，偏偏竟然有一班建制派議員，為了阻止東灣莫羅瑞華學校由大嶼山遷往屯門，便對他們的學生窮追猛打。

這班議員見民意逆轉，便諉過教育局文件出錯。然而，即使教育局文件真的把學生說成「吸毒、濫交和自稱黑社會」，我們不是更應該思考如何協助他們重返正途，而非要他們在大嶼山的殘舊校舍自生自滅嗎？何况香港七間群育學校中，其餘六間位處市區，一直跟鄰里和睦相處。

追擊群育學校的區議員來自新民黨和工聯會，一向右傾的新民黨有此立場倒易理解，但自詡為基層的工聯會竟也來侮辱邊緣青年，也許有點出奇。不過最叫人眼界大開的，倒是工聯會的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不斷自圓其說，卻落得愈描愈黑的下場。

相較之下，田北辰解釋新民黨區議員撐蔡國光校長反對群育遷校屯門，是「賣咗個人情畀建制派」，雖然給人新民黨立場不明、人云亦云的印象，加一點臨難各自飛、不夠義氣的感覺，但總算沒有砌詞卸責，諉過於人。有一點黎天王上身，貼近事實。

王國興愛在立法會寫大字報又愛滿口成語，每次說話都是七情上面地大義凜然，無論討論任何議案都要扯到「工人飯碗」去，但偏偏真要捍衛勞工權益時又悄悄失蹤，例如兩年前他們對男士七天侍產假的議案投棄權票，今天卻賣廣告說自己爭取男士七天侍產假。

抹黑群育學校的竟包括將與之為鄰的其他學校，這件事告訴我們，不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追求有教無類，正如不是所有勞工團體真為勞工權益。立法會選舉在即，選民真要帶眼識人。

李怡 - 只要不太惡心就收貨了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2日

明天是記協一年一度的籌款ball，照例接到一兩位買了桌子的朋友邀請，我以剛遠遊回港疲倦而婉謝了。是實情也是藉口，更深層的心理原因，是去年我的臨時「甩底」及其後獲得的資訊，讓我醒悟到魯迅說「雅人應避俗人」的話。香港過去立場不同、平日針鋒相對的人，在杯觥交錯中談風月敍友誼也交換些消息意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誠如去年網友竇蓉在文章說，「放下立場，歡聚一堂的舊日時光不再」，那時「政府怎樣憎記者，也不會下令企業抽廣告、搵大陸流氓搞蘋果、縱容黑社會打前線記者、打記者的暴徒獲警察不合理地包庇，凡此種種，多不勝數，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傳媒，以官媒、黨委取代」。其實還有，那時即使同新華社（中聯辦前身）的中共官員，雖不同意見大家也是有偈傾的。現在，沒有了。

我既是幾十年的記協會員，也一直支持和尊敬記協努力維護香港新聞從業員和新聞自由的工作，但記協ball近年陸續有些見到都要作三日嘔的人出現，應酬兩句或被捕拍照都覺得是作賤自己。當然，買桌子的人邀請甚麼座上客，是他們權利，記協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不怪記協，怪自己臉皮薄，這種場合躲開為妙。

記協每年邀請的主禮嘉賓，都煞費苦心，過去請過彭定康、李國能、包致金，都是備受敬重的人物。去年請了曾俊華，他妙語如珠，含沙射影半帶嘲諷引入政壇話題，引來哄堂笑聲，但主題卻是藉「高牆與雞蛋」的比喻，警告記者要慎用話語權，並說語言霸權的威力比社會其他霸權更加驚人。而他面對的卻是新聞自由不斷被扼殺的時代。另一主題就是為政府推銷政改。

曾俊華在目前的政府高官（我已不能稱之為團隊了）中，民望算高，而且還偶爾會說些符合市民心聲的話。在記協ball講話要傳達的主旨也相當技巧。

今年記協ball，據聞主禮嘉賓是港大校長馬斐森。如果一年前請他做主禮嘉賓，相信還很受尊重。那時固然有親共人士反對他的任命，但多數港大師生和社會人士對他還有期待。開始時，他也支持陳文敏任副校的提名。但今年一月，他表現出臣服在李國章的淫威下，指學生包圍校委會是「暴民統治」，更指學生行動讓他聯想到「1989年英國希爾斯堡球場人踩人慘劇」。在「中國式病毒」肆虐下，馬斐森拜倒權錢似乎已沒有懸念矣。

舉目望向香港今日政商學高層滿朝權貴，記協要找一個比曾俊華、馬斐森更似人樣的做主禮嘉賓，也不容易。鄭國漢乎？陳章明乎？在高官和眾建制派中，只要說幾句人話的，或向梁特抽抽水的，我們就要奉為「真人」，儘管他們在立法會投票時仍然按政府意願投票。高官中只要表現不太惡心的，市民好像就收貨了。香港人的標準，就是這樣在689的蹂躪下，不斷向下調降。如果說，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那麼689 的任務就是不斷把香港人的標準推低，然後使香港人可以接受越來越低水平的管治。

林泉忠 - 「香港人」——新生身分認同的試煉

2016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近年興起的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對「九七回歸」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張的「民主回歸論」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批評傳統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天真地誤信了香港在「九七」後將會迎來民主的新時代。此一論述一方面道破中共拒絕民主的專制本質，指出中共治下的香港不可能落實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則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強化擺脫中共掌控香港的「三自一獨」（自主、自救、自決、獨立）訴求的正當性。這種觀點傾向認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於包括中英談判在內的「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2047香港自決」的新訴求。

其實，筆者早在2000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時，從「主權變更」／「歸屬變更」的觀點，就已指出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中將當事人香港市民拒之門外，造成「住民缺席」的歷史事實，將先天性地成為「九七回歸」後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礙及香港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

住民缺席的「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本質上是一項主權的變更，這種觀點傾向從主權的角度理解領土轉移的本質，它注重的是國家與領土的概念。相比之下，「歸屬變更」的視角涵蓋的範圍相對較廣。它不僅限於領土的轉移，還包括了居住在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在法律歸屬的變更，譬如國籍與公民權等。除此之外，還包括隨之而來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變更後這些「新國民」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即國民整合上的問題。

從過去比較香港、台灣、沖繩（琉球）的個案，筆者的研究發現這三個地區在21世紀的今天仍繼續存在的身分認同問題都與它們過往所經歷的包括「回歸」（台灣稱「光復」（1945年）；沖繩稱「復歸」（1972年））在內的「歸屬變更」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戰後當民主主義在世界較廣範圍傳播的年代，這些地區的住民在遭遇「回歸」變局時的「被缺席」經驗，直接導致了這些「新國民」對「祖國」的心理距離，也成為日後「祖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為在這些地區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障礙。

「港人治港」對「香港人」身分浮現的刺激

如果說「九七回歸」決策過程中的「住民缺席」，為日後香港本土社會尋求「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伏筆，那麼1980年代香港社會面對的「九七」恐慌則直接導致已經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識浮上枱面，「香港人」身分認同快速地進入主流化階段。

在此之前，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2016年5月3日）所述，香港的本土認同儘管在1970年代開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識仍未普及。當時居民的身分意識仍大多停留在籍貫或出身地的層面，也就是「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廣東籍的時候，便會進一步細說是「台山人」、「佛山人」、「順德人」、「廣州人」、「番禺人」或「開平人」等等。

說一段趣聞，1997年「香港回歸」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東京求學的筆者當時在NHK電視台兼職當翻譯，有機會參與製作一系列相關的專題節目。其中一集採訪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躍的歌星陳美齡，她對自我身分認同的一席話，讓筆者至今記憶猶新：「我剛剛來日本的時候，並不清楚我是哪裏人，當日本說我是『香港人』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意識在1980年代迅速擴大，主要是拜「九七問題」所賜，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

其一，「九七問題」在當時具有清晰的外來特徵。突如其來的「香港前途問題」，造成香港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得以快速增強，以應付外來的挑戰。在諸多研究族群認同的理論中，由學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顯現主義」（expressivism）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九七問題」刺激了香港本土認同的迅速發展。這一研究途徑所強調的是，為了填補因社會的急速變遷而產生的孤獨感和空虛感，人們傾向去尋求一個可以賦予社會所有成員的共通名稱與身分認同的集體紐帶。「香港人」這一新的認同意識，就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得以迅速凝聚並「顯現」出來的。

「港人治港」 誰是「港人」？

其二，「港人治港」構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浮現。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在論及回歸後香港的治理方針時，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思。顧名思義，「港人治港」是指未來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論此一承諾後來是否有兌現，當時鄧小平的提法，令眾多原本對自己的身分還模糊不清的香港市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發香港社會展開「港人」如何定義的討論，而這場「誰是港人」議論的背景則是源於對「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變為「京人治港」的擔憂。

「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主流化

如上所述，受到「九七問題」和「港人治港」的直接刺激，「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在1980年代快速地顯現出來。香港最早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兆佳與關信基做的「香港社會政治價值觀調查1985」。其調查結果，顯示59.5%的香港市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大幅度多過自認為「中國人」的36.2%。換言之，香港本土認同在1980年代中葉已一躍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

此後直至1997年，綜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在1990年代定期所做的民意調查，平均每年都有將近六成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約一成則視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約三成則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作為社會主流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回歸」之前一直維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見表）。

作為一種具社會普遍性的本土意識，「香港人」無疑是人類社會上最晚近、最新的身分認同之一。正如上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所述，由於1949年以前中港邊境的長期開放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導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識的條件，晚至1960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萌芽。不過，「香港人」意識急速地在香港社會浮現出來，並迅速成為主流化現象，諷刺地又是仰賴另一個「中國因素」——「九七回歸」。

誠然，不僅「九七回歸」的談判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沒有被邀請參與，而且在籌備政權移交的權力運作上，也幾乎排除了在當時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這種狀况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的權力結構上也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續「缺席」的「後九七」特區運作模式，以及「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權力思維，也結構性地引發了「回歸祖國」後2003年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

時下掌控香港的當權者正在面臨的兩大課題，近為如何解決「普選」死局後持續至今社會撕裂、躁動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遠則是在「自主」與「自決」的訴求逐漸主流化的趨勢下，如何思考穩住民心，回應已開始浮現的「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與議論中的「2047香港自決」的訴求。然而，倘若掌權者在未來推出的政改方案繼續排除要求民主普選的香港主流民意，繼續在特區政府的權力運作中讓港人「缺席」，那麼「香港人」身分認同只會愈來愈強，香港年輕世代的本土抗爭力量也只會愈來愈激烈，香港也將永遠走不出困境。

（敬請關注下周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三：〈「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拉鋸戰」〉）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二）

（作者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馬傑偉 - 母親

明報   2016年5月11日 

母親節剛過去了。每年都是吃頓飯表表心意。今年想得比較多，母親九十多歲高齡，一個人到了這個年紀，她是想通了？還是更執著於得與失？

母子相處多年，除了過年過節的慶祝與日常的照顧，母親在我的成長留下了什麼烙印？

母親節晚餐，我在廚房打點，悉心煮了一道日本大根配紫椎山，用昆布煲高湯，再煮大根兩小時。母親永遠都是愛子心切，不停着家人「叫阿偉出嚟食」，又不停地把餸菜疊在小碟留給我。這是我飯後才知道的。

母親一生人也是如此緊張，擔憂子女吃不吃得飽、穿不穿得暖。其實子女都一把年紀，有自己的子女了。母親還是執著「管好自己頭家」。她站都站不穩，還是想要弄什麼她的拿手菜。這十多年我們都禁止她再做一家之主擔起煮飯弄菜的重任。但每次有機會，她也會偷偷做一場大龍鳳，例如煮幾大碟的羅漢齋，或做幾餅蘿蔔糕，把自己弄到腰痠背痛。什麼時候，她才會放開懷抱享受子女對她的照顧？母親節當晚，她緊張我整晚沒坐下來吃東西，其實我在廚房煮給家人吃一頓豐富的晚餐，比我坐下來享用美食更開心更快樂。

母親的緊張大師性格，這麼多年根深柢固，應該是改無可改的了。其實她的責任早已完成了，為什麼還抱住重重的包袱不肯放鬆？

人長大了，有種時間的距離。看見母親半生努力，她的性格其實骨子裏也就是我的性格。

雖然我不能說服母親，她已經盡了做賢妻良母的責任，是時候放開了。但我希望能說服自己，用豁達的眼光看自己的過去，不要太執著於人生的得與失，好好感受每天平凡生活中的喜悅與樂趣。

卓文 - 中國病了

夾心人   2016年5月11日

因為「魏則西事件」，本報社評質疑內地有沒有類似香港「不良醫藥廣告」監管法例。我可以代答是有的。中國是法制之國，實施大陸法制度，法律五花八門，當然有相關規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為例，內中第十六條，就規管醫療廣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保證」及「說明治癒率或者有效率」。不過這悲劇不盡是法律問題，遑論不良廣告。

單從法律角度看，這個案非常複雜。固然百度暗裏收了廣告費，將醫院及療法排到最前，但搜索引擎並沒有作出任何醫療推薦。它只是利用一個「植入」方式，引導搜索者去醫院網站。就筆者所知，國內國外目前沒有法律監管這個做法。百度最大爭議，只是沒有將搜索結果帶有廣告性質公開。電子平台發展太快，嶄新經營手法層出不窮，各地立法根本追不上這個速度。

至於療法也有爭議性。雖然據稱外國已淘汰相關治療，但不表示違法。以中醫為例，外國大多不會接受，卻在中華區域盛行。同樣很多創新治療，特別是臨床實驗，只要得到患病者同意，註冊醫生進行，也沒有法律後果。說到底，每種療法都有風險，只是大部分病人忽視。

就筆者所知，在內地主流醫學界，靠掛部隊醫院的莆田系從來沒有地位。但這鍋老鼠屎不僅壞了部隊醫院聲譽，也惡化當前岌岌可危的醫患關係。事件不是百度或醫藥廣告問題。整個根源在腐敗人心。無論醫院和醫生，大多以盈利和個人利益為目標，忘記醫護者天職。早前過期疫苗，已是一個活生生例子。就算有良心醫護人員，在整個體制下，也是有心無力。中國社會是生重病了。

劉天賜 - 傳承廣府話

生命通識   2016年5月10日

「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嚴格該是廣府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

這是香港教育局的文章。描述廣府話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乃是中國方言之一種。教育局所言並不能說其錯，然而意味着什麼？

港澳特別行政區於今，立法會各大小會議，大多數政府諮詢委員會會議、鄉議局、區議會，甚至主持公義的法庭都應用「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如此作出「說明」，難怪令人產生「陰謀論」，是不是在排斥廣府話？排斥的結果，只有將「方言」排在「法定語言」之後，淪為次等語言。

其實，語言、文字並不排斥。英殖時代早期，英文語文規定成為殖民地唯一法定語言。那便是「一切文件、用語皆以英文文本為主」，意思是只有用英文語言才有正式法律效力。這便是「排斥」，便是殖民政府和宗主（佔領地主人）的權威表示。直到「中文法定語言」運動，爭取的「中國語文法定地位」須與英文同等具有效力。

中國語文，包括很廣，廣府話必定是中國語文了，而廣府話乃廣東省、香港及澳門地區最多人使用的用語。也是這地方的母語，出生以來用之作思考及一般溝通之用。

只剩港人傳承廣府話。

買辦階級、假洋鬼子、高等華人以言英語為榮，只在唬人及炫耀身份場合滿口胡言，私下枕邊蜜語、囑咐下人、思想抽象，以至辱罵奴才皆應用母語廣府話者。

因為廣府話活潑、簡潔、傳神。哪得理會這是方言定係官話？

舊日廣州聞人，廣東四大狀司何淡如、陳夢吉、劉華東、方唐鏡。其中何淡如善於運用廣府話作對：「三星白蘭地，五月黃梅天。」「有酒不妨邀明月，無錢那得食雲吞。」「四面雲山誰作主，一頭霧水不知蹤。」最有人知的：「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都是日常廣府話入對聯。

翻開《嬉笑集》真係唔笑都幾難，全部以廣府話入詩，並非新詩之詩，乃係合乎平仄，並且有上比下比之詩體。可見廣府話並不庸俗，雅俗共融，雅俗共賞。

「六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重冇鬚，識透舊肴唔合炒，怕同新鑊湊埋撈。風車世界啦啦轉，鐵桶江山慢慢箍，眼鬼咁冤唔願睇，暫時詐醉學糊塗。」此詩名《贈友》乃廖仲愷兄長， 廖恩燾世伯所寫，見於1949年9月香港印本。

廣府話可以寫成如此，外江佬或普教中鼓吹者有何聲音可言呢？

感到香港人原本就是說廣府話，於今時今代，惟有我們始有資格、有承擔、有使命傳承此寶貴而實用之語言、文字呀。

長平 - 魏則西事件與中國癌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0日

陝西大學生魏則西患了罕見的癌症滑膜肉瘤，多方求治無效，於上個月去世，成為近日最大的網絡事件之一。這起看起來「生死由命」的案例，包含了中國大陸社會存在的多種罪惡。

首先是魏則西去世前不久在網絡上揭露搜索引擎企業百度的惡。互聯網並沒有給大多中國民眾帶來全球化資訊共用，而是讓中共當局建立起更加精密的控制與洗腦機制。這種機制不僅不鼓勵有助於資訊分享與傳播的技術創新，而且讓企業主動作惡，一邊與專制政府合作發明和更新審查技術，一邊利用政治手段擠壓不肯充份配合的國外企業。全球搜索引擎谷歌因此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和其他中國特色的網絡企業一樣，百度從當局獲得的回報，不僅是壟斷中國龐大的市場，而且是不受法律監管的為所欲為。百度採用競價排名廣告政策，混淆搜索內容與商業廣告，成為醫療騙子的大本營。

醫療欺騙是中國醫療體制更早造就的另一種惡。為了社會控制而不是公平正義而建立的醫療體制，使得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醫療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大城市少數大醫院才值得信賴，為騙子提供了機會。

中國社會控制一直沒有走出戰時體制，緊緊抓住槍桿子是當局保住權力的核心手段。因此，不僅優勢資源向軍隊傾斜，而且涉及軍隊的醜聞難以揭露。騙子們順水推舟，為虎作倀，老軍醫、武警醫院成為最好的旗號。地方小騙子披上軍隊的外衣，再和百度合作，儼然成了新時代的新科技。

於是，毫不意外地，魏則西通過百度搜索到了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這家醫院的「老軍醫」向他推薦了「來自美國的先進醫療技術」（實際上是不成熟的技術），保他再活20年。在花了20多萬元人民幣之後，魏則西迅速走到生命的盡頭。

百度曾被揭露三成以上的收入來自虛假醫療和保健廣告，它甚至把血友病貼吧等網絡論壇的管理權賣給私人醫院。由於醫療的專業性和生命的不可逆，人們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上當受騙，以及受害的嚴重程度。可以推測，身患絕症的魏則西並不是百度最大的受害者，只是他的遭遇被發現並傳播，引爆了網民們長久的積怨。

砌詞狡辯洗腦　是為更大的惡更多的惡還在等在後面。政府僱用匿名網絡評論員攪渾輿論並洗腦的手法，中國企業尤其是與政府緊密合作的互聯網企業，早已經學會並駕輕就熟，而且直接享受洗腦的成果。再一次，百度辯護者祭出民族主義大旗，稱網民對它的批評是外國敵對勢力佔領中國輿論陣地的陰謀，號召網民「寧可死在自己貪婪的兄弟手裏，也不能當亡國奴」。

洗腦的另一個成果是，追求公正被認為天真可笑，天下烏鴉一般黑，沒甚麼好抱怨的。百度辯護者不否認它作惡，但辯稱它不是最大的惡。而且通過釋放六四資訊等，表明站在它背後的最大的惡是政府。揭露最大的惡本該是為了公義，但是在這裏成了百度逃避罪責的擋箭牌。

面對成堆的社會問題，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人有生老病死，因此，「尊重自然規律，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坦然地面對生與死，是最理性的選擇」。這些原本正確的話語，在此種語境中，成為惡的源頭：政府不僅不作為，而且奉勸人民不抵抗。

配合這些洗腦話語的，是來自宣傳部門的禁令：相關報道「全面降溫」，除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消息外，不再新發相關報道、評論。於是，醫療欺騙就跟腐敗、強拆、城管、毒奶粉、問題疫苗一樣，生在中國，只能「坦然面對」。

由此可見，如果說社會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運作機制的話，那麼中國大陸社會也本身也遍佈惡性腫瘤。惟有脫胎換骨，才能重獲新生。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韓孝述 - 回顧「五四」

明報   2016年5月8日

灣仔金紫荊廣場近年每逢五月四日，均舉行升旗禮，主辦單位希望青少年藉此回顧「五四運動」，心繫家國，振興中華。

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在政治層面是學生愛國運動，在文化層面是新文化運動。升旗禮突顯的是政治的一面，學校重視的應該是文化的一面。

已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王元化先生在其晚年，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深邃的反省，其主要論點可簡述如下：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應簡單看作是文白或新舊之爭，它的精髓其實是「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因此，衡量「五四」一代學人，不是看其是否用白話寫作，而是看其立身大節，有否堅持學術的獨立地位。

二、「五四」從西方引進民主與科學兩個概念，並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可是卻很少有深入的鑽研，僅僅停留在口號上，至今還需要補課。

三、「五四」的一大特點是提倡個性解放。我國儒家傳統輕視個性，「五四」作為啟蒙運動，它強調人的價值，承認人的尊嚴。

四、「五四」是反傳統的，但它只反儒家而不反法家，對法家持肯定甚至讚揚的態度，可是儒家還有民本主義的思想，可與現代觀念接軌，法家卻站在君本位的立場，實行徹底的專制主義。

五、「五四」還有四大缺陷，一是庸俗進化觀點（認為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二是激進主義（態度偏激、思想狂熱、趨於極端、喜用暴力），三是功利主義（學術失去自身價值，只為權勢服務），四是意圖倫理（從政治立場，而不是從是非真偽來考慮問題）。

回顧「五四」，是要繼承什麼精神？又要克服什麼缺陷？

余若薇 - 一蚊雞笑話

明報   2016年5月8日

前警務處長曾偉雄一年前退休，他曾經說，「無興趣從政或從商，最想做社會服務，最好是做年薪一蚊雞的義工」，「高官退休後到私人機構工作受到好多限制，連賣菜都同警察有接觸，所以不會加入私人機構」。

言猶在耳，今年三月他已急不及待向公務員事務局申請，受聘於上市公司震雄集團，出任每周三天，年薪逾一百萬元的策劃師。新職無礙他每月領取公務員長俸。

筍工當前，一蚊雞義工之說就當黑影閃過，一場誤會。曾偉雄解釋，新工作「非從政、非從商，只是做管理顧問，我講過的我認數」，「不為錢，只為興趣，對社會有益的都想做」。梁特領導有方，分明是反口覆舌，都可以講到理直氣壯。

不服可以加入聯署（bit.ly/1NjP7VJ），促請公務員事務局以保公務員隊伍聲譽為由，不批准曾偉雄未過冷河期便食言。

若然曾偉雄將來出任政協或人大，香港市民也不必大驚小怪，事關他去年退休後不久表露過心迹，如果獲邀，願意考慮。

就算外界議論紛紛，曾偉雄都會像處理佔中運動期間「忍辱負重」。反正幾位前警務處長樹立了「榜樣」，鄧竟成貴為全國政協，曾蔭培加入新創建集團，許淇安加入嘉華國際，李君夏加入長和系，亦做過全國政協；反正更差的有前屋宇署長梁展文和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未退休在職期間，已經與大財團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高薪養廉，目的是公務員不受貪污或延後利益誘惑，專心無私地服務市民，因此在職時人工不低，退休後享長俸至終老。曾偉雄離職時月薪二十六萬元，照計長俸每月八萬多元，除非像許仕仁般大花筒，否則退休生活無憂。是薪不夠高？抑或名利欲望無窮？要和市民開這一蚊雞玩笑？

卓文 - 大陸房屋騙案

夾心人   2016年5月4日

到上海公幹，和同事談到樓價近期大升，普通洋房，全都超過呎價1萬元（人民幣．下同）。以當地平均薪金計，怎可能有承接力。不單上海，全國一線城市，過去12個月升幅都非常驚人，樓市計不掂數。

同事笑我不懂國情，話升幅內有很多玄機，是集體騙案，包括地產商、地產經紀和業主。首先經紀游說小業主以高價互購親友房產。假設樓價本來市值是500萬元，就以800萬元賣給相熟朋友。友人亦同樣做法，將樓宇賣給對方。對雙方來說，大家不用搬遷，住在同一房屋，減去三成按揭150萬元，還得回現金650萬元，足夠未來數年按揭供款。

聽到這「內幕」，我即問，難到銀行沒有估價和監管制度？朋友笑瞇瞇地說當然有。不過估值都是參考市場成交，只要大量人士參與這計劃，估值自然提升。最重要一點，銀行都是樓瘋贏家。經濟走下坡，貸款風險愈來愈大。相對其他工商貿易，按揭風險始終較少。樓房升值，借款增加，利息收入上升，好處多籮籮。至於壞賬，可見未來都不會出現，目前也管不了這麼多。

事實上，更有陰謀論指發展商是幕後黑手。他們利用資金推高二手市場，經紀推波助瀾，製造樓價破頂假象，便可順利散去積壓存貨。醒目炒家眼見有利可圖，也蜂擁入市，樓價便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對此也不是一無所知。只是在樓瘋下，官員都是得益者。在成交和樓價上升下，相關稅收增加，GDP上調，對仕途也有幫助。是否有人造市也隻眼開隻眼閉了。其實參與者都知是一個大騙局，只是希望還有其他儍瓜接貨。筆者不能肯定上述情節是真是假，請讀者自行判斷。

林泉忠 - 「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2016年5月3日

【明報專訊】四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

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60年前的1956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分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

在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衆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

其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

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香港共同體」形成的6階段

隨着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150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六個階段：

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

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啓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

三、1980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認同迅速浮出枱面。

四、1997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

五、2008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

六、2014年後：港人企盼30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

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裏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

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

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

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1950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况到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

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1949年後，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分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

（敬請關注下周二5月10日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二：「九七」與香港本土認同的主流化）

（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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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靄儀 - 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明報   2016年5月2日

讀陳惜姿星期六專欄，怒斥明報加東版侮辱作者，不但以漫畫封作者表達抗議的天窗，還以作者的名字諧音嘲弄，喪盡報格，令我感到十分難過。一份本着知識分子良知創刊的報章，竟然淪落至此。炒姜、為了如「編者按」稱的節省也好，為了如外界流傳的政治原因也好，也不須用到這種流氓手法，缺德失格，折辱的是自身，撕掉的是鍾天祥「編者按」的遮羞布。明報當局，第一要炒掉作此羞家行為的加東版編輯，廣告天下，向讀者、作者道歉，或挽回一點面子。在商言商，聲譽是企業的值錢資產，降格行為，即是倒米，為節流止血，炒掉此輩是理所當然。何况，加東版編輯，薪酬也不會低。

1982年冬，查良鏞先生邀我入明報辦事，當時我正在劍橋念法律，未能成事。1983至1984年間，我在港時認識了馮成章和張健波。馮成章表達了一群採訪中英談判的年輕記者的心聲，他們深信保障香港前途，須有一份可以容納有理想及專業抱負的香港記者的香港報章，於是鼓勵我撇下法律，投身明報。我1986年夏天正式全職在明報辦事。查先生的目標是將明報現代化，高薪招聘人才。經過了無數次傾談，終於到馮、張二位加盟，為明報編採帶來新氣象。從1986到1990年那段日子，明報內部一點也不平靜，獨立自主、自由開放理想與原則，不住受到以「政治現實」、「業務發展」等為理由的牽制和挫折，有進有退。我1990年已離開明報，但從版面內容以至編採部的老朋友言談所示，始終在保守中有進步。1997後報界眾芳蕪穢，明報也算得上是一枝獨秀。

風雨遲早要再來，簡冬娜專欄所述，2012至2014年間調換總編輯之事，我當時分外感觸。明報高層始終深信妥協是生存之道，忘了堅持報格、求真、對讀者忠誠，才是生存的真正力量。一時妥協，還可回頭，喪失報格，那就萬劫不復。今天，明報已走到了這個深淵的邊緣，上次風波，成就了明報員工決定成立工會，新聞工作者自強不息，是香港的希望，今天下午二時三十分「夠姜集會」，願見廣大市民，與新聞界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