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空凳是人權的缺席，也是對人權的等待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2月11日

一個位於北歐、人口不到500萬的小國，一百多年來每年遴選一位對世界和平有傑出貢獻的人物。在全球各大國環伺，政治、經濟、軍事紛紛施加影響及壓力之下，就憑着人民所信賴的評選委員會對普世價值的堅持，由於選出的絕大多數獲獎者實至名歸、深得全球大多數人的認同，而建立這個不僅被認為是殿堂級、甚至被認為是上帝級的獎項。環顧百多年世界各國設立多如牛毛的獎項，沒有一個及得上這小國的堅持。向這獎項吐唾沫的人，唾沫只會回落到自己臉上。

昨天，一年一度的頒獎禮，放上了一張空凳。空凳的簡單意義，是得獎人缺席。因頒發的是和平獎，故獲獎者的缺席，即意味他所屬國家的和平缺席。

和平，與人權有重要而直接的關係。當人民過着無自由的奴隸生活，在暴力壓抑下的「和平」就不是真正和平，而是「同而不和」的小人的「和諧」。因此，空凳的另一象徵意義，是獲獎者所屬國家的人權缺席。

如果世人對這個國家的和平與人權的缺席仍有懷疑的話，那麼頒獎禮前當局一系列的嚴控、監視、斷手機、斷網絡、逼外遊，甚至禁止6人以上聚餐等嚴重侵犯人民權利的法西斯壓制，就自我證實這個國家的和平與人權正正是一張空凳。

一張空凳，也象徵着真話在這個國家的缺席。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有100多個國家與組織表示支持中方的立場。但她沒有把國家與組織分開來說，究竟有多少是國家，多少是組織，它們的名字能否公開？這些國家與組織在中國壓力下不參加頒獎禮，是基於利害考慮還是支持中共的高壓政策？

幾乎全人類都看到這張空凳，只有獲獎者所屬國家的十三億人看不到空凳，因此這個國家人民的知情權，也是一張空凳。

頒獎禮以女高音的歌聲拉開序幕，這首挪威作曲家EdvardGrieg所寫的名曲《Solveig's Song》，由易卜生填詞，歌詞說，冬去春來夏秋又至，一年過去，「但我知道你會回來」，「你會發現我在等你」，「你孤身上路」，但「上帝會賜你力量」。這歌聲，不謀而合地表達人們對劉曉波獲釋的期待，頒獎禮隨後讀出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這段話賦予那首歌新的意義：「我」是指中國人民，而「你」則是指自由、法治、人權。「我知道你會回來」，因為上帝會賜「不自由毋寧死」的自由以力量。

在諾獎主席亞格蘭(ThorbjornJagland)的致辭多次引起歷久不息的掌聲，尤其他說一定要釋放劉曉波的時候。小提琴家張萬鈞演奏中國歌曲《茉莉花》《彩雲追月》和英國作曲家EdwardElgar的《愛的禮讚》。《彩雲追月》是中共早年的革命作曲家任光的作品：「一樣的相思／一樣的離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親人啊親人我在盼／盼望相見的明天。」

劉曉波在他的陳述中，談到他與妻子劉霞的愛情：「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彩雲追月》像是對二人高貴愛情的頌歌。

《茉莉花》是被意大利歌劇家普契尼選作歌劇《杜蘭朵》主旋律的中國民歌。「好一朵茉莉花，滿園的花開賽不過它……」是不是也意味着它是自由民主的鮮花呢？

挪威演員LivUllmann讀出劉曉波的陳詞，她說：「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筆者對中國政治的改進本不抱希望。然而，受諾貝爾和平獎的刺激，中國的內政外交已發展到荒謬卑鄙近乎瘋狂的地步了。基於物極必反的原理，恐怕也不能排除有一個審慎樂觀的期待吧。而諾獎的刺激，說不定正是對中國政改的激勵。

放上獎狀的空凳，也象徵對中國人權的等待。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演辭全文

2010年12月11日

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突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

國王和王后陛下、閣下們、女士們、先生們，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向的觀點是，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緊密的聯繫。人權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我剛才所讀的，是今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公告的第一段。

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正被隔離監禁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監獄裏，不能親自出席今天的儀式。他的妻子劉霞或其他親屬也不能前來。因此，今天我們不會頒發和平獎的獎章和證書。

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我們對他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衷心祝賀。

歷史上，曾經有多位和平獎得主無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事實上，最有歷史意義和最具榮譽的幾項和平獎中，就有好幾項在頒發時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也有很多次，雖然獲獎者得以前來，卻遭到了本國政府的強烈譴責。

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奧西茨基也未成行，並在一年多之後去世。

安德列．薩哈羅夫1975年得獎時，也是激起了驚濤駭浪。他也沒有能夠親自前來領獎，而是由其夫人代為出席。1983年和平獎得主列赫．瓦文薩(華里沙)也經歷了同樣的境遇。昂山素姬1991年獲獎令緬甸政府惱怒不堪，她也沒能親臨奧斯陸領獎。

2003年，希爾琳．艾芭迪(伊巴迪)在榮獲和平獎之後來到挪威。儘管伊朗政府做出了種種消極反應，伊朗駐挪威大使卻出席了頒獎儀式。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1960年亞伯特．盧圖利和1984年圖圖(杜圖)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和戴克拉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突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雖然本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與劉曉波見過面，我們卻感到很瞭解他。我們密切地關注和審視他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劉曉波於1955年12月28日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他在吉林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後，於北京師範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該校任教。他曾在奧斯陸大學、夏威夷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1989年，他回國參加正在興起的民主運動。6月2日，他和幾位朋友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政府的戒嚴。他們發佈了由劉曉波起草的包含六點的民主宣言，反對獨裁、提倡民主。劉曉波不贊同學生與政府之間發生正面衝突，試圖用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緊張對峙局勢。早在那時，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6月4日，他和朋友們勸說學生撤退，以避免他們與軍隊的直接衝突。他沒有能夠完全扭轉局勢。很多人喪失了生命，大多數是在天安門廣場之外。

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我們樂於遵從他的意願。

劉曉波曾經說：「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天安門事件成了劉曉波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

1996年，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為由被勞動教養三年。他在2003年到2007年間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書寫了將近800篇文章，其中499篇寫於2005年之後。他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憲章》是在2008年12月10日發表的。正如憲章的引言所述，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零八憲章》呼籲保護基本人權，發表後已經有幾千名國內外人士先後在上面簽名。

2009年12月25日，劉曉波因判決書中所稱的「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構成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11年，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自始至終都堅稱，這項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憲法，也與基本人權的原則相悖。

在中國有不少持政治異見者，他們對很多問題持有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在冷戰期間，人們對和平與人權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眾說紛紜、爭執不休。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者和政治學家們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了這種關係的緊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他們所做出的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發現之一。民主政權會向獨裁政權宣戰，並且確實發動過殖民戰爭，但歷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的一個民主政權向另一個民主政權發起戰爭的實例。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更深層的「各國間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實現和平的先決條件，在沒有人權和民主的前提下是無法建立的。

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大國，曾經像中國那樣，在如此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如此迅猛的發展。從1978年起，中國連年保持着10%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幾年前，中國的生產總值超過了德國，今年又超過了日本。由此，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比中國高出三倍，但中國在繼續前進，而美國卻面臨重重困難。

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我們對美國在各個時代的角色都持有自己的看法。友邦和盟國都曾經因為越南戰爭和黑人無法充份享有公民權利而批評過美國。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很多美國人對此都頗有貶詞。但事後看來，正是由於非裔美國人群獲得了應有的公民權利，美國才變得更為強大。

很多人可能會問，今日中國處處顯示出強大的實力，那麼，一個公民因為對國家治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被監禁11年，這是否恰恰顯示出了中國的弱點所在。

這種弱點在劉曉波一案判決書中暴露無遺。判決書中強調說，影響尤其惡劣的是，他在互聯網上發佈自己的文章。但是，畏懼技術進步的人，最該畏懼的其實就是未來。資訊技術不會消亡，它只會進一步地開放社會。正如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在對杜馬的演講裏所說的那樣，「新的信息技術給了我們與世界相聯繫的可能。即使統治階級對此抱敵視態度，世界和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開放。」

梅德韋傑夫在說這席話時，針對的無疑是前蘇聯。強迫和管制民意，阻礙了這個國家參與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術革命。整個專制體系最終崩潰。如果能夠在早期就與安德烈．薩克羅夫這樣的人士開展對話，前蘇聯肯定會受益匪淺。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體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體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中國簽署甚至批准了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多項主要國際人權公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接受了WTO的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中國的憲法保障最基本的人權。《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的第一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劉曉波正是踐行了他的公民權利。他的所做所為無錯、無罪，因此他必須獲得釋放！

近100到150年以來，人權與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鞏固，和平也隨之而來。對此，歐洲的近代史就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因為歐洲曾經歷過多次戰爭的蹂躪，歐洲的殖民政府也曾經頻頻挑起過世界各地的戰爭。而今天，歐洲基本上可以稱為是「和平」之洲。二戰後非殖民化的進程，使一系列國家，首先是在亞洲，然後是在非洲，獲得了自治和尊重基本人權的可能性。以印度為首的很多國家掌控住了這個機遇。最近十年以來，我們還目睹了拉丁美洲、中歐和東歐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很多穆斯林國家，例如土耳其、印尼和馬來西亞，也在向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很多其他國家也即將改變其政治體系封閉的現狀。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衞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甚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劉曉波否認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等同於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侮辱。他堅稱，共產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同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國的變革需要時間，漫長的時間，政治改革將會也應當以像劉曉波所描述的「漸進、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進行。中國在歷史上做過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嘗試，結果造成的卻是混亂。但正如劉曉波所寫的：「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因此，他說：「無論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

中國政府對本年度和平獎頒獎結果的反應是，這是對中國的侮辱，還對劉曉波做出了極其消極的評價。

歷史上有過政治領袖試圖借助民族自豪感醜化持政治異見人士的諸多例子。這些異見分子轉身便成了外國間諜。有時，這種指控還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後果幾乎無一例外是可悲的。

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還在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言辭中有異曲同工的體現：「你要麼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敵人。」酷刑和未經審判的監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義被加以濫用。這樣的說法和做法就更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了反恐鬥爭。

雖然面臨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2009年12月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致劉曉波及為人權自由受苦受難的弟兄姊妹

當黑暗將要退去

而黎明已在遙遠的天邊

唱起嘹亮的凱歌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嚴冬將要完盡

而人類嚮往的春天

被封鎖在冰霜的下面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鐐鏈還鎖住我們的手足

鮮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們招手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悲哀的昨日將要死去

歡笑的明天已向我們走來

而人們說：「你們只應該哭泣」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冬天會過去，春天會消逝，但我知道你會回來

高牆阻不了掌聲

獎狀置空櫈 諾委會主席：劉曉波沒做錯

2010年12月11日

【明報專訊】「國王、王后，由於劉曉波不能來領獎，也沒有愛人能來，我們唯有把獎狀和獎牌放在場內的空櫈上。」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昨晚將寫着「LXB」（劉曉波名字縮寫）的和平獎獎狀，緩緩放在劉曉波的空櫈上。大會又宣讀劉曉波判刑前寫下的最後自辯書《我沒有敵人》，台下來賓感動流淚，起立致敬，掌聲不止。

遠在大陸的中國人，雖面對自六四事件以來最嚴密的政治及網絡監控，但仍有不少人為曉波獲獎聚餐慶祝，又或發起網絡上傳空櫈圖片行動，表達對民主的追求。一名網民留言說：「我堅信，我們一定會堅守到雲散，到天藍。」不少大陸網民都透過twitter文字直播關注頒獎禮，關鍵字提及「LiuXiaoBo」的信息以每分鐘數以千條爆炸傳播開去，頃刻間登上twitter熱門關鍵字榜首。

香港時間昨晚近8時，頒獎禮未開始之際，大會攝影師特意給諾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旁邊的藍色空櫈來個大特寫，告訴觀眾得獎者劉曉波仍被中國政府囚禁，妻子和家人被軟禁不能出境。未幾，頒獎禮的女高音為劉曉波高歌挪威名曲《Solveig's song》，吟唱道：「冬天會過去，春天會消逝……但我知道你會回來。」台下掌聲雷動近2分鐘，亞格蘭開始致辭，講述劉曉波從求學到民運，從六四到被囚的故事，多次用「非暴力」、「和平抗爭」、「保障人民權利」等字眼，形容劉曉波的言行。

主席致辭促釋劉曉波

當亞格蘭講到，劉曉波表示這個和平獎是為了紀念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時，全場即時熱烈鼓掌。亞格蘭說﹕「劉曉波只是行使了公民權利，他沒有做錯，必須釋放！」

亞格蘭致辭期間，至少響起4次延綿逾1分鐘的掌聲，與會千多名人士多次起立，向台上的空櫈致敬。致辭完畢後，亞格蘭拿起一本深藍色諾貝爾和平獎獎狀，封面上印有劉曉波的普通話拼音簡寫金漆大字「LXB」，準備頒獎。他向台下的挪威王室致意說：「國王、王后，由於劉曉波不能來領獎，也沒有愛人能來，我們唯有把獎狀和獎牌放在場內的空櫈上。」然後徐徐走近劉曉波的座位，把獎狀放在椅背前。挪威又一次掌聲雷動。千里之外，不少中國網民在 twitter上激動留言道﹕「我怎能忍住眼淚！」

四次掌聲 來賓流淚

其後，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奏起《彩雲追月》及《茉莉花》兩首中國作品。挪威演員兼導演莉芙烏曼（Liv Ullmann）朗讀劉曉波被判刑前寫的自辯書《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道﹕「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場內不少來賓聞言掉下眼淚。

由於早知劉曉波及其親屬不能領獎，諾委會特意把劉曉波的相片擺放在頒獎台中央。攝影師又不斷捕捉場內的中國民運人士，柴玲、封從德、何俊仁，一個個從鏡頭閃過。其中，柴玲緊緊閉上雙眼良久，百感交集。

外交部﹕政治鬧劇

美國白宮、歐盟和法國昨均高調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再度猛轟諾委會和西方炮製這場「政治鬧劇」，稱「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司法主權，這一正義立場得到世界上百多個國家和重要國家組織理解與支持。偏見和謊言站不住腳，冷戰思維不得人心。」在會場附近，則有約50名挪威華人抗議，稱頒和平獎給劉曉波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決定。

劉霞家外 天羅地網

公安佈防 手機干擾

【明報專訊】劉曉波妻子劉霞住在北京西三環玉淵潭南路，住宅大院外昨晚有20多名香港及外國記者等候，當局則佈下「天羅地網」，距離500米外是警車戒備，大批公安和便衣在周圍執勤，附近還停泊了一輛無線監聽車。雖然劉霞家整晚熄燈，但現場記者多認為，當局如此嚴密防備媒體，相信劉霞一定在家裏。獲劉曉波太太劉霞委託，負責聯絡工作的楊建利昨表示，雖然劉霞不能到挪威，但相信她會用盡所有方法了解頒獎禮的情况，亦很清楚在場嘉賓的想法。

整晚熄燈 劉霞料在家

諾貝爾獎委員會10月宣布劉曉波獲得和平獎後不久，劉霞便無法再透過twitter等渠道跟外間通訊。法新社昨引述劉曉波夫婦的朋友Jean-Philippe Beja說，他從第三者打聽到有關劉霞的消息，「她會看書或繪畫，每天都有跟母親及弟弟通電話，她的情緒似乎還好（ok）」。

路透社報道，昨早一批德國外交官曾試圖造訪劉霞家，但被現場公安「請走」。雖然昨晚北京氣溫低至-5℃，但在劉霞寓所外，當局明顯加強監控，在門外看守的警員及居委會人員都較平日多。劉霞家南門外有無線監聽車停駐，還有多輛普通車輛停駐，車裏有的是軍裝公安，有的是便衣；劉家周圍亦有便衣巡邏，記者在北門外20米便被便衣截住盤問。記者使用的手機信號遭到嚴重干擾，撥打及接聽電話時，不時傳出「嗤嗤」聲，甚至還多次掛線。

禁傳媒直播 店舖停業

晚上8時後，在場警員更禁止任何現場直播，有日本電視台作直播狀，隨即遭4便衣盤問，便衣人員還用掃描儀器搜查記者群是否有直播信號。

昨晚劉曉波家所在社區南門兩旁，所有商舖停業，更有工商局官員親自前往檢查。昨晚7時許，有記者欲到距劉霞家100米遠的一家茶館暫時取暖，工商局人員就跟入監視。有商戶稱，前日收到玉淵潭南路工商所電話通知，指以附近軍委有重大會議為由，通知周圍商舖，10及11日兩天，道路兩旁商舖必須歇業。

素姬挺曉波﹕盼良心犯全獲釋

奧巴馬﹕曉波比我更值獲獎

【明報專訊】剛在上月獲釋的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接受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訪問，力撐與她一樣無法親赴挪威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她表示，相信劉曉波獲和平獎，將對中國民主進程起積極作用，又表示身為一個良心犯，她一直希望所有良心犯獲釋，又鼓勵劉曉波應堅持自己的信念。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晚亦發聲明稱，頒獎予劉曉波，代表了普世價值，並說﹕「劉曉波先生比我遠為值得獲和平獎。」他又對劉曉波無法赴會出席典禮感到遺憾。

哀劉無法領獎

昂山素姬1991年獲頒和平獎。跟劉曉波一樣，她也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獲悉得獎。素姬曾憶述，當時遭軟禁，從BBC聽到自己獲獎，感覺「有點奇怪」。她說﹕「那明顯跟我有關，但又好像跟我全無關係。」她當年未能出席典禮，由兒子代為領獎及致辭。對於事隔19年後，再有一名和平獎得主因身陷囹圄無法領獎，素姬坦言感到「非常悲傷」，「身為良心犯，我一直希望所有良心犯都能獲釋」。她表示支持諾貝爾委員會今次頒獎的決定，並透露已致函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表達對中國在頒獎禮前夕施壓及多國不出席典禮的看法。

素姬說，她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得主當天，從收音機聽到消息，因為劉曉波是大熱門，所以並不感驚訝。她有聽過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素姬為了堅持民主被軟禁，15年來無法與兒子接觸，連丈夫去世也未能見最後一面。對於劉曉波及其家人目前的困境，她說﹕「我想說，一定要堅持自己的信念。」

劉曉波獲獎，不少輿論都關注得獎會否對中國民主進程有影響。對此，素姬的遭遇可能值得參照。素姬1990年領導全國民主聯盟贏得緬甸大選，但選舉結果不為軍政府承認，軍政府打壓反對派，並囚禁素姬。直至今年，緬甸才在軍政府操控下舉行選舉，而素姬本人過去20年大部分時間都遭囚禁。但素姬認為，得獎對她及緬甸民主進程有正面影響，因為令世人更關注緬甸民主運動。她相信，就算沒有得和平獎，軍政府也會軟禁她，「但得了和平獎後，人們更願意為我仗義執言」。至於劉曉波獲獎會否影響中國民主進程，她坦言﹕「我不太熟悉中國的情况，但我相信會有作用，但我不知道會有多大。」

「民主是當今大潮流」

昂山素姬被問道是否對中國最終出現民主有信心，她說﹕「民主是當今世界的大潮流，不止在緬甸或中國， 整個世界都是如此。」

鮑彤 - 人權為目標，和平為道路

——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和《劉曉波文集》而作

2010年12月6日

劉曉波先生起草08憲章，基礎是博愛；目標是伸張人權；道路是和平抗爭。以人權為目標，以和平為道路——這就是08憲章的宗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經之路。

-----------------------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革命的目的是結束帝制建立共和。革命的結果，先後產生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的合法性都來自「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是中國人普遍接受的國家體制。

早期的老革命，曾經誤入暴力的歧途。暴力革命被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抬到了絕對真理的高度：「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這個最高指示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可惜不是真理。

憤怒的群眾往往不由自主地拿起槍桿子。「逼上梁山」是值得同情的，甚至能夠譜出可歌可泣的史詩。但槍桿子只能發洩憤怒的火焰，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所謂「一怒而安天下」，是沒有佐證的無稽之談。陳勝，吳廣，赤眉，黃巾，五斗米道，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名目繁多的門、幫、會、黨，其中包括做成了皇帝的朱元璋，沒有做成皇帝的李自成和袁世凱、搞暗殺的汪精衛，打土豪的毛澤東，兩千年浴血混戰，我殺你，你殺我，多數為寇，少數為王，到底證明了什麼真理？證明槍桿子雖然出得了政權，出得了真命天子，出得了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偏偏出不了共和制度，保障不了老百姓的民權，從而不可能按照老百姓自己的意志——按照各種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協商、爭論、讓步、妥協和合作，——來解決民生發展和民族和睦的問題。

作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臣民，我作證：同1949年「解放」以前相比，我們現在離共和制度，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遙遠了。那時的國民黨的統治，沒有橫掃一切，既不深入，更不嚴密。現在共產黨的統治，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程度：選舉是等額的，行政、立法、司法是必須絕對服從共產黨統一領導的。全國各種官辦團體，都是黨管轄人民群眾的機構。一切媒體必須統一於主旋律。憲法用白紙黑字承諾了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處處存在着思想犯、言論犯和政治犯，幾乎使一切酷愛自由呼吸和獨立思考的公民為之窒息。不管是科學家、藝術家、作家、律師、實業家、政治家、軍人，還是老百姓，一旦被黨劃為「敵對分子」或者「嫌疑分子」，他們的全部活動就勢必受到黨和政府的監控。

正是在這種全方位的監控之下,劉曉波先生和我相識了。劉氏伉儷曾兩度光臨寒舍，都被「依法治國」的警方攔截在門外。第一次大概在十年前；第二次是2007年秋天。當局禁止公民們來我家作客，我們只能進茶館，這就好了，開明的警方逗留在近處或遠處實施監控。此後一年多，喝茶成了我們的慣例，每月一兩次。2008年劉曉波被「依法」抓走，無法親自喝茶，只好由劉霞代他喝。今年10月8日，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和劉霞就被「依法」禁止喝茶——我們又一次被善於「提高執政藝術」的政府，依據從來不向民眾公佈的「規定」，剝奪了人身自由。但我實在很不情願嘮叨這些瑣屑，因為同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公民的歷史紀錄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畢竟處在自己的人權最好時期，儘管她至今仍然沒有民選政府，沒有共和制度。

歷史和現實，教訓了08憲章的思想者：以暴易暴是屢見不鮮的，用暴力建立現代文明則難如登天。要使基本人權在中國落地生根，只能靠理性，靠和平，捨此無可由之道。我們之所以不敢附和「槍桿子面裏出政權」這個被毛澤東冊封的普遍真理，所以甘願以「和平、合法、非暴力」來約束自己，道理很簡單：用不文明的手段，不可能達到文明的目的。

劉曉波先生起草08憲章，基礎是博愛；目標是伸張人權；道路是和平抗爭。以人權為目標，以和平為道路——這就是08憲章的宗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經之路。感謝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是對人權，對和平，對佔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的最遙遠但又最溫暖的祝福。

我們的信念和某些人的信念確實有一些不同。有人口頭上可以反對一切特權，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維護「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的特權。我們主張，既在口頭上，也在實際上，取消一切人的特權，也就是立即無條件兌現憲法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們維護全體中國人的基本人權：窮人的和富人的，漢族的和非漢族的，民眾的和官員的，原告、被告和律師的基本人權。社會不是由單細胞組成的，客觀上存在着不同的群體。無論「特殊材料製成」的強者，還是非特殊材料製成的弱者，人人都應該有基本人權。毛澤東定下了六條標準，鄧小平確立了四個堅持，他們的繼承者又宣佈了三個代表，由這些六、四、三構成的意識形態，也許是真理，也許不是，因此必然有贊成、不贊成和反對的，因此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永遠存在着各種派別。大家都是人，就都應該有基本人權。——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應該有基本人權。被欺淩的弱勢群體應該有基本人權。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去住宅的居民應該有基本人權。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應該有基本人權。被警察法外執行的「勞改犯」應該有基本人權。「涉黃涉黑」的對象應該有基本人權。正在被黨進行「雙規」的嫌疑犯應該有基本人權。刑事犯也應該有基本人權，他們不應該坐黑牢，被虐待，受株連。即使是「四人幫」，同樣應該有權開口，他們有權拿出毛澤東的公開的或者秘密的最高指示來洗刷責任，法官和檢察官無權以維護光輝形象為理由，禁止任何人為自己辯護。

有人因此說我們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不是別的，共和國是人權高於一切的國家。憲法第二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也正是08憲章的宗旨。08憲章的提出，是為了通過保衛民權來保衛我們的共和國，不願意也不可能顛覆她！這就是真相。正是根據這一真相，在中國，公民劉曉波被「依法」判決為罪犯；根據同一真相，國際社會授予他以應得的尊崇。

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確實是有過的。至少有兩位名揚天下的顛覆者。第一個是以「無法無天」而自傲的毛澤東。他規定的制度是「大權獨攬」，「黨領導一切」。在憲法規定「屬於人民」的「一切權力」之中，領導一切的權力已經被黨拿走了，剩下來能夠被人民享有的，只有服從，除了服從，一無所有。另一個是發動和主持天安門鎮壓的鄧小平。他實行的制度是，毛在，毛說了算，我（鄧小平）在，「我說了算」，將來，由我的接班人說了算。人民說話算什麼？什麼也不算。一個人說了算，十幾億公民說了不算，這就是中國的模式，中國的制度。如果這也算共和，肯定不是普世共識的共和，而是中國特色的「共和」。任何神志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屠殺視為「共和」的產物。由此足以証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被毛澤東和鄧小平顛覆掉了，任何人不可能再顛覆她了。劉曉波之所以被「依法」判為「罪犯」，無非是努力挽救這個實質內涵已經被顛覆殆盡的共和國，如此而已。

有人因此把我們挽救共和國說成是「顛覆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共黨章總綱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是什麽？這是對黨權的限制。為了確保共和，為了實施憲法，也為了避免共產黨的腐化和墮落，必須限制黨權——這本來是共產黨用以自律的目標。要求共產黨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實行黨章，怎麼成了「顛覆」？用這種語言指責08憲章的人，肯定是一些既不懂共和也不懂《黨章》的小孩子。對這種人，應該理解，應該憐憫，不值得當真。

人權為目標，和平為道路，這就決定了我們没有把，也不可能把任何人視為敵人。我們眼中沒有敵人，心中沒有敵人。憲法不允許分裂人民，不允許對任何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認定自己無權踐踏任何人的基本人權，連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種問題都是不可思議的，當然更沒有權力去「區分敵我」。

劉曉波被定性為國家的敵人後，在法庭上宣告：「我沒有敵人。」這是一個宣言，是博愛的宣言，是要求摒棄繼毛、鄧以後沿用的用「區分敵我」分裂國家和統治國家的舊思維的宣言；是要求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取而代之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言。

劉曉波所代表的，不是仇恨，而是博愛,是善意和期待,是在和平道路上實現基本人權的真誠殷切的希望。《劉曉波文集》是一顆理性的種子，和平的種子。儘管處在敵意的烏雲的籠罩下，我仍然堅信，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全體中國人，遲早會綻出人權與和平的微笑。

惟有人人普遍享有基本人權的國家，才能夠擔當維護普世和平的重任。

蘆葦 - 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2010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的A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校長唔理我哋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着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嘢」，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班、攞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攞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攞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後記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中國以「危及國家安全」為藉口 大禁異見者出境

中國大禁異見者出境
和平獎頒獎前一周 突以「危及國家安全」阻撓
2010年12月3日

【明報專訊】距離下周五（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還有一星期，內地加強封殺異見人士及其家屬出境，以防他們赴挪威出席頒獎禮；封殺規模之大、涉及之廣，為多年來僅見。曾簽署《零八憲章》並在網上公開祝賀劉曉波獲獎的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前日從北京機場前往新加坡參加國際會議時被邊檢阻攔，理由是他出境「危及國家安全」。茅于軾痛斥此舉只能證明劉曉波獲和平獎的正確，更令他想起文革被抄家的荒謬歷史。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昨在網誌透露被禁出境詳情，他稱，周三（1日）下午去首都機場，準備去新加坡參加喜馬拉雅流域開發國際合作會議，但邊防以「危及國家安全」之名阻攔他﹕「（事件）使我想起文革，我家被抄，掃地出門，愛人被剃了光頭，我被鞭打流血，反而說我是首都的危險分子。現在我被阻出國，反說國家安全受威脅。同樣的邏輯 。」

茅于軾赴星開會被阻

茅于軾對本報說，他要參加的是一個民間討論會議，他也準備了會上發言的提綱，同類國際會議之前參加過上百次，這次是首次被禁出境，當局從未問過他參加的會議名稱，亦未查看會議文件。茅于軾被認為是「體制外」經濟學家，發表了不少非主流、包括批評政府政策的言論，由於曾參與聯署《零八憲章》，以及曾聯名呼籲釋放劉曉波，他稱對今次遭遇已有預感，一周前曾致電公安局，問出國「會不會有問題」，「電話另一頭說『不可以』，但沒出書面警告，於是我想先去試試」。他強調，諾貝爾獎領獎一事，他與劉曉波妻子劉霞無聯繫。

茅于軾嘆息，他昨日在個人博客上發表文章《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至上》，不到10分鐘即遭刪除，「網管的效率可真高。我們納稅人花錢養了一幫限制我們自由的人，真夠倒楣的」。

艾未未去韓國也不准

同時，異見藝術家艾未未昨天在首都機場欲往韓國時亦遭公安攔截，不許出境。他猜測，當局或擔心他轉道往挪威，但他並無此打算。在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獎後，多人被限制出境，包括維權律師莫少平、江天勇、李蘇濱、劉曉原，學者徐友漁、賀衛方、崔衛平等，他們大多在劉霞邀請出席頒獎禮的名單上，但部分異見人士的家人也無辜受到牽連不准出境，如維權人士胡佳的妹妹、律師滕彪的太太、學者丁東的兒子等。

異見人士家屬受牽連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昨在twitter上透露，同在劉霞邀請名單上的《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其女兒原定計劃元旦期間來香港旅遊，但上月中旬辦理港澳通行證不獲受理，工作人員答覆也是「出境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吳思原打算下周一（6日）去新加坡參加關於中華文化的研討會，亦已辦好簽證，聽聞此事後主動放棄，「不折騰」。

至於劉霞則被當局軟禁多日，外界已無法聯絡她。有網民總結當局近來的荒誕舉動是「兩個凡是」：「凡是劉曉波的親戚，遠的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軟禁；凡是劉霞公開信中提到的人均不能出國，無論何種理由。」

81歲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對於被禁出境相當不滿，他其後在網誌發文表示令他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歷。他接受本報電話採訪時表示，當局限制異見人士出境，更證明劉曉波獲和平獎的正確。

稱證明劉曉波獲獎正確

「在這件事情上，政府做得很不妥當。」茅于軾有份連署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10月初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茅于軾曾在網上連署慶祝獲獎的聲明，他相信今次被拒出境與此事有關。茅于軾相信，此舉並非最高層領導人決定，「這種做法只證明了劉曉波獲獎的正確，對統治階層一點好處都沒有」。

茅于軾相當敢言，除了發出與主流不同的經濟學觀點，他在網誌也經常發表關注人權問題的文章，從基層民眾待遇到城管警察打人，他都一一痛批。

料連署獲獎聲明被盯上

他昨天接受訪問時語氣平和，並不顯得特別激動，他表示，人權保障的滯後，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必須基於平等和自由，交易各方的人生和財產都在法律下獲得充分保護。但中國目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他表示，綜觀世界，沒有人權的國家都是窮國家，而經濟發展得好的都是人權保護得好的，中國若想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消除特權，發展民主法治。

籲把握機會改錯除特權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存在特權，近年又有所回朝，甚至比國民黨時期更嚴重。」茅于軾認為，特權與人權此消彼長，有了特權，就難有人權。他認為，世界大國應該在全球舞台上推進人類進步，包括人權進步，中國應順應世界潮流，而非對着幹，「劉曉波獲獎，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機會，去改正以前所犯的錯誤」。他表示，既然中國領導人這麼愛面子，就應藉此機會改正，令領導人更有面子，在國內外更受歡迎。

明報記者

周富美 - 但願人皆健

台灣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日

以82歲的高齡離開祖國在海外隻身流亡，光是這個年紀，就夠驚人的了。被譽為「中國民間防愛滋第一人」的婦產科醫師高耀潔，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拒絕參加遊行，被關在停屍間8個月，期間曾因不堪凌虐自殺未遂，被切掉五分之四的胃。40年後，高耀潔在1996年接觸到一名感染愛滋病的婦女之後，一頭栽進了愛滋防疫工作，直到2009年8月，為了寫書揭開中國愛滋疫情的真相，這位行走蹣跚的老人，只匆匆拎了一件穿了多年的灰外套，手裡抓著一個血壓計，一腳跨出大陸，逃到了美國。

筆者投入愛滋報導工作10年來，曾在2008年前往高耀潔老師位於河南的寓所拜訪，當時就曾被她在客廳裡掛的一對「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字畫所震撼。高耀潔出走赴美一年之後，在今年10月15日於美國紐約的中國城，發表她在台灣出的第一本新書《揭開中國愛滋疫情真面目》，我買了一張機票，飛往紐約出席高老師的新書發表會，以示敬意。

從中國發現第一個愛滋感染者迄今，25年過去了，估計中國的愛滋感染者約有一千萬人。在2003年，中國官方公布的愛滋感染者人數只有84萬人，到了2009年，卻又降到74萬人。為了「揭黑」，高耀潔帶著記者到愛滋村採訪，官方卻在農村放出風聲，懸賞500元人民幣阻撓她進入，至於記者的賞金則是50元。

「當說真話記者難」
身為一名記者，說真話，報導真相是天職，但是近幾年來，不論是在言論自由的台灣，或是箝制新聞的中國，只是為了要當一名說真話的記者，卻都越來越難。

裹著一雙小腳的83歲的高耀潔，她不只診治病人、下鄉發送衣物，還把從世界各國獲得的近100萬元人民幣的人權獎金，用來印刷傳單和書籍，寄送給偏遠農村的愛滋病患，並為了說出中國的愛滋疫情真相，忍受孤單流亡赴美。高耀潔所做的，早已超越了醫師和記者的天職，只為了實踐「但願人皆健」的想望。

在紐約短暫停留5天期間，每天早上看著高耀潔自己用微波爐煮熟兩顆水煮蛋，啃著兩片全麥麵包當早餐，下午就從冰箱裡，端出中午吃剩的爛麵條，加熱了之後再喝掉，晚上餓了，就吞下幾片餅乾或麵包當消夜，其他的時間，就埋首於桌前寫作。「如果有一天必須回到中國，我要自殺，死在飛往中國的飛機上，不要給美國和中國的親友們添麻煩。」從紐約回來台灣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今年12月1日的世界愛滋日剛過去，高耀潔在我耳畔說的這句話，仍在心頭迴盪著。

作者為媒體工作

林沛理 - 硬權力已無絕對權威

《亞洲週刊》二十四卷四十八期 (2010-12-05)

最能說明極權統治本質的特點(defining quality)，是它要加諸人民身上的愚蠢(enforced stupidity)，以及它對事實所持的非理性態度。這是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洞見，而最能表現這特質的，莫過於小說中老大哥(Big Brother)那三句早已膾炙人口的管治口號﹕「戰爭即和平」 (War Is Peace)，「自由即奴役」(Freedom Is Slavery)和「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長趙連海為受毒奶粉事件影響的兒童爭取終生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監禁兩年半。事件揭露的正是中國大陸政府指鹿為馬的極權統治本質。它沒有言明、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管治口號是：「囚禁即公義」 (Imprisonment Is Justice)，「服從即力量」(Obedience Is Power)，「沉默即和諧」(Silence Is Harmony)。事件引起國內外人士強烈關注和質疑，不僅是因為它激起了眾人的義憤，還由於它假設我們連最基本的判別是非的能力也沒有，大大侮辱了我們的智慧。

的確，從電影評論的角度而言，中國政府編導、北京法院掛頭牌、新華社客串的「趙連海尋釁滋事」是一套不折不扣、徹頭徹尾的蠢戲——劇情犯駁、布局兒戲、思想幼稚，觀眾要抱很強烈的「姑妄信之」(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心態才可以把它看完。如果這齣政治劇在戲院上映，必定會像甄子丹以一人之力打敗德軍和日本侵略者的《精武風雲》那樣，在觀眾的訕笑聲中落幕。

值得深究的是為何一個正在急速崛起的大國，竟像香港的電影人那樣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視世人如目不識丁、頭腦簡單的鄉愚笨伯？是它低估了媒體的力量及今日中國人掌握資訊的能力，還是我們一直高估了中南海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要在這個資訊爆炸、媒體發達的全球化網絡時代實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棄它那一套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

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戲，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說謊也有說謊的規則和技巧。

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他們大都願意相信執政者所說的話，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將這種人類容易相信宗教和權威的本性稱為「信的意志」 (will to believe)。問題是你要老百姓運用他們「信的意志」，那麼你說的話就算不是完全真實的，也至少是可信的。公共行政理論強調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而不是它的誠實，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一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一個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謊言，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它會直接影響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因為說到底，沒有人願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統治。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一種精英統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種「黨永遠是對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維。近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為它反證了黨的政策正確和領導明智。

香港不少精英始終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無法接受中共政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智慧沒有受到尊重。英國人的管治之道，是在被管治者當中，找出一批最聰明的幫他們協助管治；所以當年彭定康就任港督不久，就委任陸恭蕙做立法局議員。反觀共產黨，對社會的精英有一種近乎本能的不信任，不但不會委以重任，反而視之為針對與打壓的對象。

更何況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根本就是一冊權力史，大部分時間只有描寫權力如何建構、運作、征服和統治的大敘述，而鮮有擺脫政治權力中心的干擾，從被統治者的視覺來寫政治與生活的關係。

久而久之，不但統治者習慣了從上而下地將自己的意願和思想強加於人民身上，以為權力的建構與展示就是有效統治的關鍵；就連人民也內化了這種對權力的崇拜。

可是，隨著上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大陸的普及，越來越多中國人只崇拜一種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權力。民心在變，蠻不講理的硬權力不再擁有不容挑戰的權威，這是中國執政者必須面對的事實。

何光滬 - 我的抗議：人民沒有安全，「國家安全」還有意義嗎？

2010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編按：近日傳媒報道：內地學者何光滬最近因要到新加坡參加學術會議到達北京機場，但被阻止出國，理由是「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何光滬推斷他被阻出國的原因，是劉霞曾開過一份邀請出席諾獎頒獎禮名單，據說他的名字就在其中。

後來何光滬教授撰文評述此事，他的香港友人遂把文章交予本報發表。

-------------

2010年11月19日，為了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學術會議，我到北京國際機場乘飛機，卻被執班人員強行阻擋出境，理由是，我的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我要求對方說明我「可能危害」的證據，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赴星洲學術會議 出境被阻

我只能猜測其中緣由：由於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關在獄中，只能由他的妻子劉霞按頒獎儀式慣例來草擬邀請出席者的名單；儘管我不認識他們夫妻二人，卻聽說邀請名單中有我（我至今未見到名單）；我又聽說另一些單上有名者並非前往挪威，也被阻擋出境。據此推測，這就是我被阻擋的原因，儘管不成其為「理由」。

在被阻擋時，我向對方說出了這個推測，對方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聽說邀請名單中有我

事情十分清楚：僅僅因為有人想要或打算請我出席一次儀式或宴會，我就被剝奪了通訊安全的權利（我有不少信息只在自己的電話和電郵通訊中提過，當局肯定竊聽或偷看了我的私人通訊），就被剝奪了人身安全和旅行自由的權利（在海關時連上廁所都被看守，如果我堅持自由出境行動，無疑會遭致暴力），就被剝奪了財產安全的權利（我的機票、乘車花費和時間損失，沒有賠償，等於被搶）。我在這三個基本方面的安全權利，未經法律程序就被剝奪，僅僅是因為，有一個人打算邀請我赴宴！

且不說我有權赴宴，但是實際上，我不但尚未赴宴，而且從未見過邀請者，不但尚未接受邀請，而且從未收到邀請——張三打算請李四吃飯，王二就來阻擋李四出門，天底下竟有如此荒唐事！而且這個王二，竟然就是應該保護張三和李四合法權利的政府！我不能不深感悲哀，不能不深感憤怒，所以，我不但要在此表示抗議，而且要保留今後起訴當局違法的權利，儘管司法獨立在中國大陸，還只是一個夢！

文明世界的各國憲法以及中國政府簽署了的國際公約規定：人民有通訊安全和獲取信息的權利，有人身安全和旅行自由的權利，有財產安全和擁有財產的權利。這些規定的基礎，是天理良心都認可的神命或自然法則，因為這三方面的安全或權利，是生存的基本條件——即使是一隻羊，如果不能獲取哪裏有水草哪裏有虎狼的信息，如果沒有走近水草和逃離虎狼的行動自由，如果沒有留存過冬的草料，都無法生存；即使是一隻狗，如果把牠的活動空間大大縮小，禁止離開，牠都會用叫聲表示抗議。何况人呢？

無異於剝奪人的生存權！

因此，剝奪人的上述三項基本權利，無異於剝奪人的生存權！用強力禁止人離開一定的空間，無異於把那個空間變成監獄！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而沒有合法根據與合法手續，則無異於綁架。

由此，我們就很好理解最近在美國出版的華文報紙對華僑的法律告誡：不要因為討債之類事情，就限制別人的行動自由，因為那會涉嫌綁架罪，而綁架罪的性質之嚴重程度，幾乎等同於謀殺罪！

請看今日中國大陸：在江西，一對老夫妻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一個在強拆者面前自焚而死，一個重傷住院，他們的女兒進京告狀，竟被政府派人圍在機場阻擋登機，被迫到女廁所裏去呼救！在廣西，一名女警察履行法定職責，被違法開除，到北京告狀，被同政府簽約的「保安公司」暴力綁架、非法監禁、押送離京（綁架一人獲利2萬，該公司同各地政府簽約，獲利千萬，豢養上千名打手，監禁無數人，包括3歲孩子和70多歲的老人）！還有一位15歲的少女，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上訪各級政府，要求執行法院要殺害她母親的兇手賠償5000元的判決，8年未果，反而被多次關押，最後被逼進精神病院……

僅就我在宗教學專業範圍內接觸的情况而言，長期以來，一些堅持自己信仰的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師，甚至普通信眾，也常常被任意剝奪人身的自由，更不必說通訊的安全或自由。就在上個月，赴南非參加第三屆世界基督教洛桑大會的近200名中國代表和志願者，就被用包括暴力在內的各種手段非法地阻擋出境；而在諾貝爾和平獎頒布之後至今，當局除了非法監禁無罪的劉霞、余杰和其他一些人，甚至剝奪了一些被邀請者的親屬的人身自由、旅行自由等等權利……

所有這些，全部都是以維護「國家安全」（所謂「維穩」）的名義進行的政府行為！事情已經成了這樣：我認為你「可能」會危害我的安全，我就可以侵犯你的人身安全，剝奪你的行動自由！我認為你「可能」會罵我（「你」指上兩段說的有關民眾，他們不可能使用暴力即「打」，頂多能使用語言譴責即「罵」），我就可以把你綑起來！這就是現在在中國大陸經常地、大量地發生的事情的實質！

沒有了人民，國家還剩什麼？

這裏所說的「我」，是所謂「國家」，其實是政府，更準確些說，是一些掌權者。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國家」的名義，耗費人民大量的財富，訓練使用大量的警察，封鎖信息，箝制言論，壓制批評，圍堵上訪……

這裏所說的「你」，是包括工人、農民、教師、學生、業主、僱員、商人……甚至公務員在內的「人民」。因為大家都明白，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人，如果不掌權，都「可能」面對這種遭遇，今天是張三，明天就會是李四……

你說你「沒有」危害國家安全，沒用；我說你「可能」就夠了！說你「可能」危害我，或「可能」罵我，我就可以剝奪你的自由和安全！

請問：掌權者就等於政府嗎？政府就等於國家嗎？

請問：國家不是由人民組成嗎？撇開了人民，「國家」還是什麼？沒有了人民，國家還剩什麼？

請問：國家難道是目的嗎，人民難道是手段嗎？「國家安全」所指的，難道不該是「人民安全」嗎？

那麼，如果人民沒有安全，「國家安全」還有什麼意義呢？

2010年11月21日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孔傑榮、艾華 - 奧斯陸空蕩的座位

2010年11月22日 台灣蘋果日報

諾貝爾獎評委會上月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決定，本應使中國違反人權的紀錄成為世界矚目焦點。但是北京傾其全力轉移焦點，使和平獎幾乎與所有事情都扯上邊，就是無關人權。國際社會若不加注意，便可能讓北京得逞，若真如此，和平獎便會錯失機會。

委員會的意圖一目了然：劉曉波獲獎是因為「他在中國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的長期抗爭」。但和平獎宣布後不出幾周，北京已把該獎定性為對中國「主權」的攻擊。中國取消了與挪威的部長級貿易會議，並要求世界各國抵制頒獎典禮，否則後果自負。更惡劣的是，中國國營媒體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宣傳活動，詆毀中傷劉曉波，稱其言論「反華」、已被美國政府收買，藉此迫使其眾多支持者噤聲。

簡言之，北京顧左右而言他，試圖轉移公眾對劉曉波所追求、和平獎委員會所強調的人權議題的注意力。

還好，和平獎不久便有望回歸主題：那就是12月10日在奧斯陸的頒獎典禮。若非被判服刑11年，劉曉波本可親自出席領獎。對付北京煙霧彈的最佳方法，除了關注劉曉波外，還要質問為什麼其親友也無法參加頒獎典禮。

劉曉波之妻劉霞，理應成為座上嘉賓代夫領獎。不幸的是，自和平獎宣布以來，警察加緊對她的限制，讓她很難與外界聯繫。無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日前被外媒問及劉霞是否可被允許前往領獎時，信心十足地要求記者去詢問劉霞本人她是否會去。

維權人士多遭迫害

11月9日，兩位零八憲章的連署人，知名刑辯律師莫少平和直言不諱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被禁止離開中國。他們當天擬前往倫敦出席國際律師協會數月前敲定的會議，沒打算去奧斯陸，且買了11月回程的機票。但是中國當局不許他們離境，理由是他們「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

再看看盲人「赤腳律師」陳光誠，他也被邀請參加典禮。他大概還不知道他在賓客名單上。陳因「故意毀壞公共財物」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被判刑4年多，但他真正的「罪」是揭發當地政府大規模強迫墮胎和節育的做法。自他9月9日從監獄獲釋，他和家人一直被極度殘暴地非法拘禁。一大群警察和政府僱來的流氓24小時看守著陳家簡陋的農舍，切斷一切對外聯繫，安裝攝像機進行監控和整夜照明，並經常威脅陳和試圖探望的訪客。外界很難知道陳家現況，陳妻袁偉靜向朋友求助的信息，隔了兩個星期才抵達。

劉曉波的朋友胡佳，同樣也無法前往奧斯陸慶祝劉獲獎。胡佳因在許多領域的維權活動，而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判三年半有期徒刑。早在胡佳被羈押前，政府就開始非法騷擾他的家庭。

胡妻曾金燕也是維權人士，她已被警告，即使2011年胡佳獲釋，恐也難逃密不透風的非法軟禁。胡家的命運，可能與其友陳光誠一樣長期煎熬。

同樣被非法軟禁在家的是鄭恩寵，他過去是捍衛住房權利的上海律師，幫助揭發上海強遷中的官商勾結。他因為不斷為拆遷戶發聲而付出沉重代價，首先是司法局不予律師註冊，而後被冠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祕密」罪而獲刑3年。過去4年大部分的時間，他被公安隔絕在家。日前他表示聲援劉曉波後，又再度被嚴密控制。

上述維權人士，至少我們還知道他們在哪裏。但同樣被剝奪律師資格的高智晟，至今下落不明。他是中國最具勇氣的人權鬥士之一，自2006年以來不斷遭受軟禁、騷擾、關押、羞辱和酷刑折磨。目前他可說是「被失蹤」了──當局不願透露高的下落，或甚至他是否還活著？而且這不是他第一次失聯。高智晟先前失蹤14個月，在外國政府、人權組織和媒體持續為高智晟呼籲後，今年4月他重新出現在北京，但不過一周，自4月20日起再度「被失蹤」，自此杳無音信。

轉移焦點混淆視聽

外國政治家、外交官、記者、商界、學者和人權人士，應該追問北京，為什麼這些人以及其他許多令人欽佩的受邀中國賓客，不被允許前往挪威。在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其人權紀錄而營造的重重迷霧中，這樣的質問或許可投射一束陽光，掃去一些陰霾。

北京企圖以民族主義宣傳攻勢來轉移焦點，對此最有力的回應，便是聚焦在12月10日頒獎典禮中那些空蕩蕩的座位上。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為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艾華（Eva Pils）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陳玉潔譯

陳雲 - 愛國教育戕害性靈

2010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無論目的如何無聊、過程如何委屈，若社會的精英都必須跨過火盆、走過火炭才可以進路，許多人被火烤過之後，便會覺得不給烤一次，終不像個人物。以前大陸的老婆與知識分子丈夫吵架了，便奚落他：「連黨都入不了，你有啥用！」

香港新近推出的愛國教育，規定學生背誦《基本法》、認識祖國的成就、理解國情等，看來很委屈，但狠下心腸，討好考官、取悅同學、背誦答案，一下子就跨越過去了。大陸的同學也是這樣的，忍一忍，很快就過去，往後就是一片坦途。這種腔調，很熟悉吧？對了，這就是妓院的鴇母勸告閨女接受嫖客姦淫的說法。忍耐一下，麻木一下，痛苦無疑很快就過去，但留下的創傷，終生不移。

受過這種入黨審查考試或愛國教育考試傷害的人，假如不加以治療，留下的是憤世、傲慢、挫敗、不屑、犬儒、失語與忌恨。這是大陸普遍見到的人格，也是最容易被暴政所臣服的人格。愛國教育不是叫你愛國，而是要你在愛國之中面對強權而屈從，受到挫折和傷害，蒙受委屈，自我欺騙，如同將你強姦之後要你宣之於口：你愛你的強姦者。你當然可以口是心非，政府也樂意見你口是心非。強姦犯被受害人以愛的名義終生糾纏住，也是件麻煩事情。

課程愈荒謬，考試愈麻木，創傷的能力愈大。愛國教育有多荒謬，你以為那些教育官僚不知道嗎？政府要的只是要你受到委屈之後自我欺騙以求脫身，從而留下心理創傷，煎熬著你，摧毀你的獨立人格和仁義心腸。這正是法西斯統治的權術。

本來，聰明的學生，面對明清的八股考試、中共的思想考試和香港的國民教育考試，都如跨過一道輕而易舉的門檻。痕癢不是大病，用手抓一下很舒服，但不痕，不是更好嗎？青年不需跨過愛國教育的門檻，不是更好嗎？歐美的青年人就不必跨這些無聊的門檻，性格活潑真摯。中國的青年也許有些老成世故，但不是真的老成世故，而是受過傷害之後的疤痕痂繭，看起來好像年紀大了，但卻沒機會成長，如同樹幹被砍了一刀，樹幹結了個痂節，長得粗壯，看起來老了，但其實是病了。

通過八股科舉的、入黨考試的、國民教育的，最容易有的性格就是鄉愿。不執著是非對錯，凡事打圓場，隨波逐流，不生事，追求和諧。中共和港府鼓吹的和諧社會，就是鄉愿組成的社會。孔子斥責鄉愿為戕害道德的盜賊：「鄉愿，德之賊也。」 如不能成就通達中庸之士，孔子寧取狂狷之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 狂者敢作敢為，挺身而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為，不肯同流合污。奉孔子之名，反愛國教育。

陳雲 - 讀《李光耀回憶錄》領會共黨作風

2010年11月14日

【明報專訊】李光耀是名副其實的新加坡國父，他主力創立新加坡國，而且一直看護國土，處處為新加坡着急。家父祖居馬來西亞的沙巴州，童年家中最重的一本書，是硬紙印刷的《世界地圖集》，家父久不久就指住海外的家鄉，地圖寫「英屬馬來亞」。那是一九六三年之前出版的地圖集，馬來亞仍未獨立建國，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聯邦、沙朥越、沙巴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兩年之後，一九六五年，聯邦排斥新加坡，新加坡被逼獨立建國。爾後，這政治家被逼在彈丸之地，在極少的格局內經營他的小天地。

海外中華破滅

馬來西亞聯邦之建立，配合美國圍堵中共，當時南洋活躍的政治勢力，是馬來亞共產黨，是中共在海外的附庸。華人政治與共黨政治重疊了，顧及美國的戰略需要，新加坡即使華人為主，也不能建立海外中華，新加坡要建立一個複合的國族。

南洋華人並非不熱中政治，而是一開始便吃了苦頭。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羅芳伯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成立「蘭芳公司」（類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統治組織），向清廷朝貢，復於一七九五年在沙朥越的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至一八八四年），首領尊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倚仗清廷的庇護，招攬馬來酋長加盟，擴大版圖。第一任總長是陳蘭伯，第二任是羅芳伯，於是國名就叫蘭芳共和國。這是海外華人第一次、也許是唯一一次的海外建國。後來中法戰爭爆發，荷蘭人重新攻略沙朥越，蘭芳共和國兵力不足而覆亡。此後，南洋華人一般以入籍掩藏身分，依附殖民地政府或土著政府，官商勾結，並不主導政治，即使泰國和菲律賓不時由華人主政，也掩飾華人身分，不圖海外中華之舉。

香港學不了新加坡

回歸之前，新加坡每每北望，看看有什麼可以從殖民地香港學習；回歸之後，香港每每南顧，看看什麼可以模仿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學香港，香港學不了新加坡，純是體制所限。新加坡即使面積小過香港，但新加坡是國家，有國族的立場和雄圖，可以號召官商民一起行動；香港是欠缺政治主體的殖民地，除非政府手段靈巧，行政得宜，並不能號召民眾歸心。新加坡的國民福利（組屋及國家公積金）、科技轉型和文化園區，香港只能看，不能學。看《李光耀回憶錄》（一九九八），最有參考價值的，反而是他與共黨周旋、離離合合過程之中，錄下的個人觀察。

李光耀雖然是華裔客家人，但英國化甚深，他無心復興海外中華，除了國際冷戰格局的限制，也許與他當年領教過的共黨作風有關吧。他「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列寧主義就是領袖集權，成員必須服從，泯滅人性。

共黨的三大作風

李光耀當年與英國殖民政府周旋，靠的是城市工人和客家鄉親，但他沒有拉攏馬來亞共產黨（馬共）。《李光耀回憶錄》（上冊）說載了這位機巧政治家對共黨的判斷，就是粗野、造假而且毫無底線，行事罔顧人命，為求目的，可以犧牲同志。

李當初很仰慕共黨的組織紀律與同志感情，後來領教了共黨內部的秘密網絡、粗野舉止和互相出賣，不再心存幻想。共黨採取單線的人事組織聯繫，毫無綱紀，各線之間互相監察和檢舉，黨員之間無信無義。共黨青年愛玩「估領袖」的遊戲，同志之間用扯耳、眨眼、摸鼻的身體動作引起同志注意，從而洞悉誰是人群之中的領袖，該領袖隨後物色接班人，改變動作，叫同伴繼續猜。遊戲達到的效果，就是隨時準備領袖更替，繼續效忠。至於造假，最明顯的是群眾大會，李說「他們是出色的舞台監督」演講者在上面演講，下面安插了鼓掌員和歡呼員，以機械性的時間和節奏，鼓動民眾情緒。遇到黨外的人演講，不論口才多好，只要偏離共黨路線，台下的鼓掌員和歡呼員便裝出冷落模樣，發出尖叫和噓聲，塑造群眾反應。這種技巧只能蒙蔽下層民眾，卻令受過教養的人反感，恥與為伍。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工會組織罷工和暴動，晚上十點，工人及聲援的華校學生包圍一輛英國警官的巡邏車，擲石攻擊，警官發出求救訊號之後，開了四槍突圍。警官並無瞄準群眾，但一顆子彈擊中一名學生，肺部中彈。其他學生不單不將傷者送入醫院救援，反而將他抬上一輛貨車，在市區遊行示威三個小時。送抵醫院時，學生已經斷氣。李光耀痛心其事，說「他是有可能保住性命的。然而如果一個殉難者能夠挑起革命的烈火，一條人命又算得了什麼？」基於現實政治，共黨可以打交道，但其作風，從政、議政的人，必須看清楚。粗野、造假、處事毫無底線，看李光耀的回憶錄，這三點共黨特質，是最大的教訓。

李怡 - 在中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1月13日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晚年巨作《復活》(寫於1889-1899)，對筆者年輕時的人道主義思想情懷影響極深，至今仍記得托翁寫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在長期和廣泛地接觸被流放的囚犯後，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人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人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人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其他人高尚，比如政治犯。

一百多年前托翁對罪犯的概括，不僅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適用，而且情況比之於帝俄時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第一種人，就不僅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而且是法庭明知這人無罪而硬加栽誣的犧牲者。在趙連海案的起訴書中，提到趙為李蕊蕊被強姦而去公安局告發涉「尋釁滋事」的兩個證人，維權網信息員趙榮以電話聯絡了此二人，四號證人蕭勇表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證人，如果可以上庭作證，他會證明趙連海沒有任何尋釁滋事行為，五號證人巴忠巍表示當局沒有為告發強姦一事找過他，起訴書所採用的話完全是根據需要設計的。

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被指犯罪的行為，在今時大陸更是無日無之，反拆遷的種種抗爭，楊佳的殺警，鄧玉嬌手刃淫官(若非群情洶湧她也會被判刑)，多不勝數。而殺戮無辜法官和在幼兒園開殺戒，可歸類為第三種罪犯，即社會對他們犯的罪大於他們所犯罪行。

至於因道德比一般人高尚而判有罪的例子就多了。關懷環保和愛滋病的胡佳，被判刑 3年 6個月；調查豆腐渣校舍和遇難者名單的譚作人被判刑 5年；提出中國應切實執行憲法上的公民權利的劉曉波被判刑11年。現在，本身既是三聚氰胺毒奶粉的受害者，只不過聯合其他受害者要求當局按已承諾的方式賠償的趙連海，被判刑 2年 6個月。而當時因毒奶粉案而被免職的國家質檢局局長李長江，免職一年後又重獲新職。這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導致毒奶粉的官員沒事，追究事件的受害人被審判。世上還有比這更荒謬、更寃枉的事嗎？網上有一副擲地有聲的對聯：「蒼天有淚趙連海；大地無情李長江！」

中共在諾貝爾和平獎即將頒獎、20國峯會和 APEC峯會即將舉行的敏感時刻，硬生生把一個正義的受害者判刑，是銳意向國際社會和大陸百姓表明：中國崛起了，有錢了，財大氣粗了，今天在桌上擺了一堆錢和一枝槍，就是不管普世價值，就是不理反對聲音，就是我行我素，就是不顧形象，其奈我何！

十天前，中國總參謀長陳炳德在與德國國防部長古騰貝格的一小時會晤中，用了 40分鐘獨白，直指美國藉諾獎向中國施壓。這種不顧國際禮儀的強蠻，顯示中國當權者為了自身利益，鐵了心要與世界維護基本人權的時潮對着幹。

「在俄國，一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這是托翁在《復活》中的一句話。今天，把「俄國」改為「中國」是完全適當的。難道沒有進監獄的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嗎？不錯，對不公平的事，沉默也是「共犯」。馬丁．路德金說：「歷史將記取的社會轉變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的喧囂，而是好人的沉默。」沉默者可能是好人，但不是見到不平而肯發聲的正直的人。

梁振英昨天被問到對劉曉波獲和平獎的看法，他表示最應該獲和平獎的是鄧小平。

鄧小平，即六四下令開槍鎮壓的人，也是提出改革開放但一黨專政的權力牢牢不放，以致造成今天這種殘酷的特權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托翁在《復活》中的另一名句是：「他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並不是這個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為造福眾生而賜下的這個世界的美麗，那種使人趨於和平、協調、相愛的美麗，而是他們硬想出來統治別人的種種辦法。」這應是鄧小平所信奉的哲學吧。

張文光 -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2010年11月12日

【明報專訊】我懷着深沉的憤懣和悲哀，聲援絕望中的趙連海及其家人。儘管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這聲音猶如黑夜的微光，但生為中國人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良心的犯罪。

趙連海的毒奶粉案是千古奇冤。若劉曉波觸及的是中國憲制，讓政府感到山雨欲來的恐懼，那趙連海不過是毒奶的苦主，組織其他無助的家長呼冤，尋求卑微的公義與人道的賠償，但卻被視為大逆不道，被拘留一年後，再重囚2年半。

三鹿毒奶曝光後，溫家寶曾以歉疚的淚光向受害家屬說對不起。他更在紐約向全世界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着道德的血液，中國將從毒奶粉事件汲取教訓。毒奶的元凶，當然是喪盡天良的毒奶商，但醜聞揭發正是奧運前夕，中宣部嚴厲管制新聞，成為毒奶氾濫全國的幫凶。若涉事官員流着同樣道德的血液，難道不應為毒奶粉蔓延引咎辭職或坐牢嗎？

劉曉波曾抨擊中宣部，說人命被奧運和諧了：「那些天，媒體上爆棚的是奧運開幕式的華美和金牌第一的驕傲，而難以計數的嬰兒及其家庭卻被蒙在鼓裏，繼續喝了一個多月的毒奶粉。」如今，毒奶商已被判死刑和終身監禁，但包庇縱容的地方官、壓制隱瞞的中宣部，大小官員仍逍遙法外。身為苦主聯絡家長，為30萬受害孩子尋求公道的趙連海，卻被判重刑，天理何在？

讓世界真切看見中國的野蠻與獨裁

趙連海「尋釁滋事」的罪名，大抵用作對付無事生非的流氓。但趙連海的罪證是什麼呢？不過是組織結石寶寶之家，在街頭接受訪問，在法院外舉起A4標語，在餐廳與家長紀念毒奶粉一周年。若這些行為都算犯罪，香港的政府總部門前，每天要拘捕多少人？雖說中港法制有別，但面對嬰兒受奶粉毒害，父母愛子的揪心之痛，是人類共有的人性人情，豈能以莫須有入罪，以重刑施於原告趙連海？

中國政府重判趙連海，明顯是向諾貝爾和平獎示威，向支持《零八憲章》和劉曉波的國人示警，強調中國的司法主權，敵視人類的文明挑戰，但卻讓世界真切看見中國的野蠻與獨裁，枉費了奧運世博的金牌與煙火。當人們在電視機前，看到趙連海孩子惘然無助的眼光，在風中舉着「爸爸回家」的薄紙；看到趙連海年紀老邁的母親，哭得肝腸寸斷的妻子，在法院門外高呼趙連海無罪；看到攝影機長鏡頭所及的法院官員，帶着權力的笑意欣賞趙連海家人的悲苦時，任誰都血脈賁張但內心傷痛。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封建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我終於明白，《零八憲章》所提倡的民主憲政和文明價值，實在距離中國極度遙遠。今天的中國人，仍為着人類最卑微的人情人道、人性人權而奮鬥，像趙連海和他的家人一樣。

吳靄儀 - 名牌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11-08

二十年前，傳統名牌作風低調。蒂柯Dior先時在置地一個舖位，櫥窗不甚起眼，灰、白二色地氈和椅套，配襯淡粉紅，悅目而寧靜。售賣的商品不多，一個小櫃位的幾隻香水，幾櫥時裝，一角禮服和晚裝，還有睡袍晨褸兩三款，至於配襯的手袋、飾物，更是寥寥幾件，貴精不貴多。後來搬到聖佐治大廈，舖位大大增闊了，地面和地庫兩層，鞋和手袋、飾物佔了大半層，時裝主要在地庫，多了空間讓顧客悠閒地選看，低調如故。

印象之中，那時的名牌老字號，各有各的獨特風格，蒂柯就是蒂柯，跟聖羅蘭絕對不同，而Chanel 的出品，又是另一個味道，喜歡一個牌子的顧客，甚少買另一隻牌子，不需看logo（標籤），都分辨得清清楚楚，甚少會錯混，而那時的名牌logo，一例釘裝印記在內面底面，只是記錄，不是標籤。

不知何時，世界變了，名牌整體變得炫耀和招搖，同時越來越面目模糊，各家字號出品標籤顯眼，但分別都在表面的形式，任何一家都沒有獨特風格可言。門面越開越大，燈光奪目，店內越來越喧鬧——聲浪高，人多動作多，除了貨品價格高昂之外，跟雜貨市場感覺沒有兩樣。

最有趣的現象是，近幾年，手袋（皮包）成了名店的主要貨品，所有牌子如是。看雜誌廣告，什麼牌子也好，模特兒一律展示手袋：時裝不過是必備的配襯，手袋才是主要突出的角色。為什麼會這樣？

終於，看了先前任職時尚記者的Dana Thomas所著《Deluxe》一書之後，茅塞頓開。傳統名牌的特色，其實在全球化的商業現實之下，早消失得七七八八了。首先，以往私人或家族擁有的傳統名牌，漸漸為兩三個大集團收購，集團的最高——甚至唯一——目標是賺取最高利潤，不是藝術設計創新成就，也不是字號的名譽，要拓展市場，就要看市場研究調查，正確地把握最多人最願意出錢買的商品，然後以最合划算的方式大量生產和推銷，而得出的答案就是廣告+手袋：用廣告煽動公眾的虛榮心，用佈滿標籤的手袋滿足之。換言之，秘訣是奢侈品的庸俗化。

明報社評 - 變本加厲打壓人民 內地官民矛盾尖銳 社會增不穩定因素

趙連海長子趙鵬潤
2010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三鹿毒奶受害人組織——「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被判重囚兩年半，此案較諸劉曉波被以言入罪，性質更為惡劣。因為劉曉波還可能涉及衝擊中共的統治地位，趙連海是毒奶品受害者，聯同其他受害家長爭取權益，動機單純，不涉政治。現在的判決，把趙連海案塑造成為當局以龐大國家專政機器欺壓人民，禁止追究政府失職的個案，顯示內地以維穩之名遏制人民，變本加厲，內地官民矛盾將更趨尖銳，社會所潛藏巨大不穩定因素，使中國的發展前景蒙上一抹厚厚陰影。

趙連海爭權益不涉衝擊政權
內地藉維穩之名欺壓良民

趙連海被控告「尋釁滋事」罪名，根據內地《刑法》例，「尋釁滋事」是指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起哄鬧事、毆打傷害無辜、肆意挑釁、毁壞財物、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由此看來，「尋釁滋事」所指，應該是一些無厘頭「搞搞震」所為。趙連海的案情分兩部分：首先，關於毒奶品事件，無論他就此組織受害家長爭權益，在街頭接受記者訪問，導致途人圍觀，本質上都是受害者爭取權益的行動，控之以「尋釁滋事」，極其牽強；其次，他協助一名安徽上訪、在看守所被強姦的女子維權，此乃確有其事，並非無事生事，與「尋釁滋事」搭不上邊。

所以當局檢控趙連海，實質是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目的只是要制止趙連海繼續為「結石寶寶」爭取終身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而非他真箇有什麼犯罪行為。以趙案的經過和北京大興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若原原本本交由人民公評，相信不少人民對趙案的處理和判決，會不敢苟同並提出質疑，不過，內地當局有膽量放開管束，讓人民公開評論此案嗎？

趙連海被判刑，肯定是冤案。內地當局以無厘頭罪名控告趙連海，相信要傳達殺雞儆猴信息，威嚇其他毒奶品受害家長，若繼續追究下去，就會遭到懲處。中共的龐大強橫專政機器，老百姓在它面前，當然極度渺小，也絕無抗衡之力，不過縱使被趙連海的遭遇嚇怕，善良的受害家長變得噤若寒蟬，但是他們會心服嗎？人民對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公道自在人心，又怎會真心接受？

趙連海於去年11月上旬被拘留，今年3月30日審訊，歷時7個多月才判決，其間有些什麼考慮，外界無從得知，不過，有分析認為，正值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全面封殺此事的影響，對社會的控制全面收緊，此際重判趙連海，不但可以結案，還向外界傳遞所謂「司法主權」的信息。若這個分析符合事實，則趙連海就成為政治考慮的犧牲品。

以往，內地審訊或判決具爭議案件，都會顧及國際觀瞻，或避開領導人的外事活動，以減輕壓力，不過，這次判處趙連海，內地好像已經不再這樣考慮。昨日英國首相卡梅倫正在北京訪問，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前赴韓國、日本，分別出席G20峰會和亞太經合會議，以過去的行事規律，絕不會在此際重判趙連海，以免中國人權問題被突顯出來。

從趙連海的遭遇，說明內地當局不再顧忌。中國經濟亮麗，外匯儲備豐厚，全球經濟有求於中國，若因此使內地當局信心爆棚而我行我素，則經濟發展不但未能使中國人享受更多、更大的自由，反而成為高壓統治的轉化劑，則經濟成果對人民福祉帶來什麼意義？實在十分悲凉。

內地當局對付趙連海，表面上顯得自信滿滿，骨子裏卻是虛怯的表現，因為此事反映當局對人民的恐懼。今年9月，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表《走向社會重建之路》的報告，提出「社會恐懼症」的概念，認為當局與民眾對於獨立於權力和市場的主體社會，都心存恐懼，致使主體社會一直未能建立起來，而掌握權力的當局，對社會的恐懼表現為限制和打壓。

從劉曉波、調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到為自己爭權益的趙連海，這3件事性質不同，內地當局對於劉曉波的《零八憲章》，解讀為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當然是「罪大惡極，絕不寬貸」；但是譚作人和趙連海所爭取的，只要基本公義和權益，並不涉及中共的底線——政權的根本，現在3 人都被判以重刑，特別是趙連海所爭取的涉及政府部門失職，導致毒奶品危害嬰孩，如此背景單純，動機正當明確的維權行動，卻換來兩年半牢獄之災，顯示龐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在對付手無寸鐵的一介草民。

港區人大代表應聯合行動
要求中央還趙連海自由公道

趙連海案使人十分不安，因為反映內地當局對人民的恐懼，已經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中共與人民的矛盾更趨尖銳。以內地的嚴格和嚴密管制，一般民眾對趙連海的事和遭到重囚，知者甚少，也難以寄望內地建制中人敢於犯顏極諫，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只有香港這一小片土地，基於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讓我們享有自由討論和批評的空間。我們希望港區人大代表為了人民福祉、國家的正常發展，聯合起來要求中央關注趙案，還趙連海的自由和公道，使莊嚴的中國憲法不致淪為大家訕笑的文件。

杜大衛 -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家」

2010年11月6日

【明報專訊】1950年代初英國興建了數百萬計的「市建住房（council houses）」，可說是「英雄之家」。這是英國工黨為了慶祝大選勝利，也是為了慶祝數百萬在二戰中與希特勒奮勇抗戰的士兵安全回家。我的父母當時正值新婚，他們正是這些「英雄」的其中一員。

當然，那房子並非真的是「我們的」，我的父母只不過是租住。而最重要的是，這房子有1200平方呎，有足夠的空間使人生活得舒適和有尊嚴。

當香港市民為曾蔭權提出的「置安心計劃」激辯，立法會議員又抨擊他未有重建居屋的時候，我反覆思量這些「英雄之家」的意義。

問題癥結在房子的空間

我的結論是，似乎每個人在房屋問題討論中都失去了方向，問題癥結不在於港人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和家人在「市建住房」中開心生活了超過30年，從未打算或覺得需要置業。問題癥結是你的房子有多大的空間，這些空間可為一個家庭帶來多少尊嚴和私隱。

使香港蒙羞的不是只有小部分人擁有自置物業（只佔人口總數的53%，美國、英國及澳洲約70%，新加坡更達89%），而是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家庭住在空間面積只有490平方呎或以下的房屋，他們甚至不敢指望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當香港家庭知道深圳和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時，他們會是何其尷尬。

約一年前，我寫過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恒隆集團的陳啓宗先生寫了一封電郵給我，表示他的不滿，他堅決認為香港人樂意並甘心住在狹小的房子。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曾特首和他的政府班子希望消除目前充斥香港市民內心不滿和憤怒的鬱結，那麼他們就要先看清楚地產發展商，甚至是市建局（它在灣仔的「Queen's Cube」項目實在令人氣憤），為市民所提供數千計的房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卻為地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的父母搬進新建的「市建住房」，並不是期望擁有一套房子，而是希望獲得私人空間、自由的感覺──這才是一個家的真正意義。當時的英國，經濟遭受了一場十年戰爭的破壞，仍可以為我的父母提供一個1200呎的住宅，那麼，按人均收入計算，香港作為最富有城市之一，卻未能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為香港市民提供同樣有尊嚴和舒適的居所，這實在是可恥的。請注意，現時在澳洲新建房屋的平均面積是2200平方呎，美國是2000平方呎。即使是希臘（平均住房面積約為 1300平方呎）和西班牙（也不過是略低於 1000平方呎）都比我們好得多了。

小如骰子的單位 是要正視的「毒瘤」

如果政府縱容地產商，容許他們以「要讓市民負擔得起」為藉口，興建更狹小、更細如骰子般的住宅單位，這必然是政府要正視的「毒瘤」；對整個社會而言，它更是一個絕症，人們只會繼續沉迷於以物業作為可買賣的資產，而不是當它為一個家。諷刺的是，在新加坡，89%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比香港高出 36%，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完全瀰漫着投機炒賣的文化。

但當然，這是因為香港房屋單位供應非常不足，才造成這種投機文化。誰會把如此狹小的空間視之為真正的「家」？自然地，這些房屋單位只會無情地被轉手圖利，它們就像豬肉或咖啡期貨等投資產品一樣，引發人們的投資熱情。

諷刺的是，儘管香港的「家」是多麼的不像「家」，大部分人仍然嚮往自置居所所給予的「安全感」，同時眼見投機炒賣不斷推高樓價，更愈來愈偏離自己實際負擔能力，而感到非常焦慮。因此，我認為現時對復建居屋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大家似乎有系統地失憶，忘記了1998年很多業主因本地物業價格大跌70%而遭受災難性的虧損。大家更似是完全不關心，現時有按揭在身的業主將會面對的風險，哪怕利率只是上升2個百分點，他們的還款成本便將增加一倍。

如果政府真的想分散政治不安情緒，那便應該忘記置業的問題，政府需要為我們的將來訂立房屋（無論是私人樓宇或公共房屋）單位面積的下限。要保證人們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房屋，政府要把現時土地拍賣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完全改變。這將意味着那些擁有大量售價荒謬但面積卻細如骰子的樓宇的地產商大為不快。

現任政府的任期只剩兩年多，要政府作出這些行動是絕對沒有可能。但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樓齡高的樓宇需要拆卸（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能維持到下一個十年），因此，我們有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去避免重蹈這種尷尬和道德的禍害。擁有一個1000呎的家不應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書摘 - 量化寬鬆(QE)是怎麼一回事？

2010年11月5日

Vic：今天上網，赫然看到香港明報頭版頭條是「亞洲醞釀聯手抗QE2熱錢」。印象中，這是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這麼技術性的名詞首度出現大眾報紙的頭版頭條上。陳雲曾說，世界已進入金融炒賣的年代，真是言簡意賅。華爾街俗語說，當街邊的擦鞋童跟客人談論股票時，股市應該就要崩跌了；次貸泡沫期間，美國有人聽到某位傭人輕易獲得貸款、買了兩間房子，於是醒覺房地產泡沫要爆了；那麼，倘若街頭巷尾、三姑六婆都在談論QE，那意味著什麼呢？

這比喻或許有點不倫不類，但QE2這字眼出現大眾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實在頗有一點震撼。簡單來說，量化寬鬆是央行的一種貨幣政策手段，通常是在央行將政策利率（短期資金拆借的利率）降至零、降無可降時，希望藉由向金融機構購入特定數量（此所謂「量化」）的金融資產（通常主要是政府公債），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liquidity，可含糊地理解為流動資金），促使銀行放款，同時壓低長期利率，促進投資與消費。例如，本次美國聯準會（Fed）宣佈的第二輪量化寬鬆（QE2），就是美國央行將於2011年6月底之前，共購進6,000億美元的美國公債（每月750億美元）。

量化寬鬆有什麼作用與副作用，說來話長，大家自己研究好了。不過提醒大家，聯準會主席柏南克8月底才警告世人：「光靠央行解決不了世界經濟問題」--的確如此，如果光靠央行降息及印鈔票就能解決經濟問題，那麼世界又怎麼會有經濟困難呢？既然光靠貨幣政策解決不了問題，而以美國目前的政治局勢，政府動用財政政策，大舉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的機會又很低，可以想見的是，美國經濟短期內是無法脫困的。

早在2001年3月，日本央行就曾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此次行動於2006年3月告一段落。日本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師辜朝明在他的著作《總體經濟的聖杯》中，批評「量化寬鬆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貨幣政策徒勞」，以下是該書相關章節，應有助了解QE是怎麼一回事。辜朝明一再強調的重點，就是如果資金需求不振，沒有人借錢消費或投資，再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措施也無法提振經濟（也不會刺激通貨膨脹），只會令銀行體系資金更加浮濫而已。（道理很簡單：錢要有人拿去用，才能產生經濟作用。）

但美國的量化寬鬆措施會像日本央行推行的那樣，不產生任何作用嗎？目前普遍共識是：QE2釋出的資金大部分不會流進實體經濟，但會流入金融體系，特別是可能造成新興市場地區的資產價格泡沫。既然是泡沫，那終究是要破滅的。本次金融危機主要源自美國的房市泡沫，結果聯準會現在似乎是想製造另一些泡沫去刺激經濟，很費解，對吧？

-----------------

《總體經濟的聖杯》第一章 第四節

沒人貸款時，貨幣政策無效

雖然經濟學文獻從未明確記載，但貨幣政策要奏效其實有一個關鍵的前提：民間部門必須有樂意貸款的人。此前提若不成立，貨幣政策即武功全廢。舉例而言，當經濟過熱時，央行可以調升利率，促使潛在貸款者三思，藉此降低貸款需求。當經濟疲弱、貸款需求不足時，央行可以調降利率，吸引更多人考慮貸款，提升貸款需求。

但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後，不但沒有新的貸款需求產生，原先的貸款者也盡力清償負債--即使利率已降至零。不管央行將利率降到多低，資不抵債的公司只求盡快降低負債，修復慘受全國資產價格崩跌重創的資產負債表，它們對借錢絲毫不感興趣。結果整個經濟體對利率不再有反應，貨幣政策本身在這種情況下已完全失去作用。

但日本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以及諸如竹中平藏等從政者還對日本央行大力施壓，強調只要央行挹注更多流動性、提高貨幣供給，經濟即能復甦。這種論點僅突顯了他們對這場長期衰退真正原因的無知。

貨幣供給的成長機制

讓我們重溫一下經濟學教科書對貨幣供給成長過程的闡述。此過程由央行（此處即為日本央行）向商業銀行提供流動資金開始。央行通常是向銀行購買公債或信用評等非常高的公司債。銀行賣出此類資產，拿到現金後會對外放款以賺取利息。貸款者花掉這些錢後，接收的人會將錢存進某家銀行。銀行保留部分存款為準備金，餘額又借出去。貸款者花掉後，這筆錢最終又成了某銀行業者的存款，然後在保留必要的準備金後再借出去。如是者一再重複，銀行體系中的存款（與貸款）即不斷擴張。

存款準備金多寡取決於兩個因素：日本央行的法定存款準備要求，以及銀行自行決定的額外準備。若銀行僅保留最低法定準備，能創造的存款倍數等於法定存款準備率的倒數。例如，若法定存款準備率為10%，那麼日央行最初提供的流動資金，最終將創造出10倍的存款。

存款總額加上流通中的貨幣（鈔票加硬幣）即為貨幣供給，當中絕大多數是存款。貨幣供給除以央行最初提供的流動資金額，即得出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在我們的例子中，貨幣乘數接近10（若公眾完全不持有鈔票與硬幣，該貨幣乘數正好等於10）。

主要由存款構成的貨幣供給若增加，民間將會有更多錢可用，這應有助提振經濟表現，經濟學家因此非常關注貨幣供給。

看完以上敘述，讀者應已非常清楚，央行挹注的流動性若要增加貨幣供給，必須有人樂意借錢，否則央行提供的資金只會閒置於銀行體系中，貨幣供給無法增加。這也意味著一旦民間整體減債，上述的貨幣成長過程將會逆轉。

企業與家庭通常是從他們的銀行帳戶中提款以清償負債，因此，一旦民間整體償債，銀行存款將減少，貨幣供給因而萎縮。當無人借款時，民間每償還一元負債，貨幣供給會相應減少近一元。大蕭條時期，因企業與家庭紛紛動用存款償債，美國貨幣供給萎縮了33%。

第二章 第四節

量化寬鬆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貨幣政策徒勞

第一章已講過，當經濟陷於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貨幣政策是無能為力的。但過去二十年來，支配經濟學界的觀點卻認為貨幣政策是全能的，此類經濟學家根本無法接受貨幣政策救不了日本的意見。約從1999年起，雖然利率已降至零，他們仍強烈敦促日本央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力指央行必須大量提高流動性之供給，經濟方能復甦。當時對經濟狀況久不見起色已失去耐性的政客和媒體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日本央行大力反駁，指這種措施毫無意義，但最終仍只能屈服，總裁速水優於2001年3月決定推行量化寬鬆政策。

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間，日本央行向銀行體系挹注了25兆日圓的準備金--相當於銀行法定準備水準的五倍。但是，期間貨幣供給的增幅僅為政府借款超過民間淨償債額之金額。準備增加完全無助於貨幣供給成長，因為早在量化寬鬆開始前，銀行體系已為準備金浮濫所苦。

央行在零利率之下實施量化寬鬆，有如水果店老闆見蘋果每顆賣100日圓，每日銷量無法超越100顆，於是擺出1,000顆，見銷量還是無法提高，又多擺出1,000顆。只要價格不變，即使店主擺出3,000顆蘋果，消費者行為也沒有理由改變--每日銷量還是100顆左右。量化寬鬆政策也大致如此，不但無法促進經濟復甦，也無法阻止資產價格持續下滑至2003年中。

有人認為，日本經濟近期復甦〔註：指2008年初〕，正是量化寬鬆政策奏效的明證。但是，果真如此，事態的發展應該是這樣：銀行利用更多的流動性增加放款，貨幣供給因而擴大，進而提升GDP。但事實上，GDP是在放款與貨幣供給成長皆非常疲弱的情況下擴大的。GDP成長拜兩項因素所賜：已修補好資產負債表的企業開始將先前用作償債的現金用於投資，另外是出口暢旺。此兩因素皆與日央行的流動性供給毫無關係。

雖然量化寬鬆未能產生倡導者所期待的效果，日本國內外眾多經濟學家仍堅信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對他們來說，量化寬鬆政策並沒有失敗，只是當局推行不力而已：若提高商業銀行準備25兆日圓未能見效，當局應該增加50兆，甚至是100兆日圓。

我願冒囉嗦冗贅之風險，再舉一個比喻：某位住院病人吃了醫生開的藥後，並未出現醫生所預期的反應，更重要的是，病情未見好轉。醫生聽了病人的報告後，將藥量加倍。但病人仍沒有好轉，醫生因此將劑量加到原先的四倍、八倍，最後是一百倍，但都徒勞無功。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正常的人都會認為醫師最初的診斷是錯的，病人因此沒有服對藥。但是，現代總體經濟學卻假設民間企業無時無刻皆致力擴張牟利，只要利率夠低，企業就會願意借錢投資。因此，若不是央行或商業銀行層面之貨幣供給出問題，經濟不可能陷入衰退。換言之，所有衰退的根源皆在資金供給方身上。

但事實上，日本大衰退的首要瓶頸在借款方身上，而非經濟學家所稱的放款者。如果許多人想借錢但沒有機構願意放款，作為資金的最終供應者，日本央行的確必須有所作為。但是如果根本沒人想借錢，央行是無能為力的。

任何從事金融業的人都十分清楚，日本受貸款需求嚴重不足所困，這也是利率長期那麼低的原因。但經濟學家鮮有機會「實地考察」，因此難以掌握實情。外國經濟學家，包括IMF的分析師，與日本金融市場相隔更遠，因此更無法相信沒人願意借款的事實。正是這種對現實的無知令IMF敦促日本央行延續量化寬鬆政策。

日本央行最後於2006年終結零利率與量化寬鬆政策，因為自2005年下半年起，在出口成長且企業已清理好資產負債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已展開實質復甦。民間部門的淨貸款需求由負轉正，顯示日本經濟終於重回經濟教科書所描述的世界。日本央行於2006年3月結束量化寬鬆，同年7月終止零利率政策。雖然這些政策轉向在學界與媒體轟動一時，但事實是，在民間無人願意貸款的情況下，零利率與量化寬鬆政策對經濟的作用近乎隔靴搔癢。對此相信讀者應該都很清楚了。

無人貸款時才能任由資金浮濫

既然零利率與量化寬鬆毫無作用，日本央行為何堅持盡早廢除這些政策？這是因為民間貸款需求已經復甦，若央行仍任由巨額的流動性充斥銀行體系，會冒上銀行信貸無限擴張的風險。

如前所述，銀行接受存款後，不能全部借出去，至少得保留法定的存款準備金。舉一個例子，若存款準備要求比率為10%，銀行接受100元的存款得留10元為準備，餘下的90元則可以借給客戶。換言之，10元的準備支持著100元的存款與90元的貸款。

在量化寬鬆政策實施期間，央行為銀行體系注入了超過25兆日圓的額外準備，銀行可藉此大幅增加放款。這些額外準備相當於銀行法定準備要求的五倍左右，換句話說，銀行只要約5兆日圓即可支持當下的貨幣供給與貸款餘額，加上25兆日圓的額外準備，則足以撐起相當於現規模六倍的貨幣供給。貨幣供給增加500%意味著物價可能同步增加500%，以控制通膨為職志的央行不可能冒這種風險。因此，一旦確認民間貸款需求復甦，日本央行隨即結束量化寬鬆措施。

只要無人願意借款，再多的量化寬鬆也無損於經濟。但若借款人重回市場後仍延續該政策，貨幣供給成長以及通貨膨脹率則皆可能升至過高的危險水準。這就是日本央行眼見貸款需求日益增強，即急忙回收浮濫的流動性，並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原因。這是健全的央行的自然反應。

結束量化寬鬆並不等同一般的收緊貨幣

在量化寬鬆政策下，日本央行對市場注入流動性，做法是向商業銀行購入它們持有的公債，將款項記入這些銀行與央行的往來帳戶中。央行重複這種操作，直至商業銀行的往來帳戶餘額升至逾30兆日圓。為結束量化寬鬆政策，這一過程必須倒轉過來。理論上，央行得向商業銀行出售公債，收回往來帳戶上的過剩資金。

正常情況下，大量出售公債應會導致公債價格下滑，推高利率。但在實務上，結束量化寬鬆並非一般意義的「緊縮」貨幣政策。典型的貨幣緊縮過程是這樣的：因應經濟過熱，日央行向商業銀行出售公債，回收市場上的流動性，降低流轉的貨幣量。商業銀行為追求利潤，通常會盡可能降低現金水位，僅保留法規要求的最低準備（或略多一些），將餘資用於放款或投資。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銀行不會有足夠的資金向日央行購入公債，唯一的選擇是賣掉其他資產，某此情況下甚至會考慮催討貸款。因此，一旦日央行開始向商業銀行出售公債，會促使銀行業者出售其他金融工具，普遍降低金融資產的價格（因此推高利率）。此一連鎖反應會產生緊縮作用，有助經濟降溫。

但當日本央行想結束量化寬鬆政策時，商業銀行與央行的往來帳戶中已存有高達25兆日圓的過剩資金，而且是收不到利息的。在民間貸款需求疲弱下，商業銀行只能任由這些資金閒置。因此，當日央行要求銀行業者購回25兆日圓的公債時，這些銀行就以往來帳戶中的額外準備金支應。

因為銀行業者不需要從其他途徑籌措資金，央行回收過剩資金的行動並未產生一般緊縮操作的任何負面效應，利率也並未明顯上升。日本十五年衰退期間偉大的一場政策徒勞--量化寬鬆措施--隨即消失，不留一點痕跡。

* 書名：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
* 原文書名：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 作者：辜朝明
* 出版社：財信出版
* 出版日期：2009年5月25日

陳家洛 - 蘇聯是怎樣對付諾貝爾獎得主的？

2010年11月3日

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明報專訊】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在《回憶錄》中有一段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有趣故事。

他在1990年10月得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處境尷尬不已，因為蘇聯官方宣傳機關長年累月指摘「諾貝爾獎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喉舌」，而且蘇聯人民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總會覺得得獎人的光榮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獲獎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敵。在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眼中，戈爾巴喬夫是釋放東歐、結束冷戰時代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樂觀地估計和平獎可以曲線聲援他的「新思維」漸進變革政策，所以沒有斷然拒絕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的政敵眼中，和平獎卻成了戈爾巴喬夫喪權辱國的佐證。最後，在痛恨的目光和謾罵聲中，他決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還得迴避或推遲有關的公開演講。

《齊瓦哥醫生》作家不接受文學獎

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字裏行間對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時表達委屈和無奈。可是，在蘇聯共產時期「持不同政見人士」要面對的政治批鬥、人格謀殺和長期迫害，遠比戈爾巴喬夫的待遇惡劣。

1958年，《齊瓦哥醫生》的作家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達「感謝、感動、驕傲、驚訝、慚愧」的複雜心情。蘇維埃作家協會聞訊後公開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如猶大般為了30個銀幣而背叛人民」。諷刺地，《齊瓦哥醫生》在蘇聯未能通過審查而成為禁書，但文稿被偷運出境並在20多個國家翻譯後成為暢銷作品。蘇維埃作家協會袞袞諸公沒有人可以說出作品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就盲目鞭韃帕斯捷爾納克，鬧出「我們沒有讀過《齊瓦哥醫生》，但我們必須譴責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笑話。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帕斯捷爾納克親自去信當局請求不要逼他離開蘇聯。在輿論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4天內發電報給遴選委員會，表示「鑑於社會高度關注這個獎項」，宣布改變主意，不會接受文學獎。遴選委員會則維持原來決定，並把該年的文學獎列為「待領獎項」。帕斯捷爾納克兩年後因肺癌離世，《齊瓦哥醫生》這部「地下」作品，卻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見天日。

作家索爾仁尼琴被強行送往西德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道盡極權政治殘暴真相，早就是蘇聯政權的眼中釘。KGB主管安德羅波夫（Andropov）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爾仁尼琴的「反蘇反社會立場無可抵賴」，「一日他不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只會助長他的氣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錢」。政治局就這個「索爾仁尼琴問題」持續爭論了數年，起初的主流意見是為了大局着想「不好公開打擊這些敵人，可以的話用善意的姿態令其軟化」，但到了1974年當局終於接受安德羅波夫的要求，將索爾仁尼琴拘捕後強行送上開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航機。不過，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蘇聯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滲透海外「異見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蘇」人士贏取信任，近距離監視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動。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國，因支持前總統普京的強硬路線惹來批評。

KGB逾30項行動打擊沙卡洛夫

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蘇聯氫彈之父兼人權分子沙卡洛夫（Sakarov）。沙卡洛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頭痛不已，最多只能夠派出特工滲透沙卡洛夫和同是人權分子的妻子邦納（Bonner）的生活圈子，蒐搜集他們與「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情報特工勾結」的罪證。當諾貝爾委員會把1975 年的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後，安德羅波夫數年內授權KGB展開30幾項行動和措施打擊這個「蘇聯第一號公敵」，包括：

1. 企圖影響外地社會輿論，揭發和平獎如何密謀破壞美蘇和談的進程；

2. 在外地社會組織文章和輿論宣傳攻勢，抗議諾貝爾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

3. 有組織地披露沙卡洛夫跟歐美情報機關的往來；

4. 爭取更多外地輿論抨擊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5. 挑撥離間，特別是製造沙卡洛夫與索爾仁尼琴爭名逐利的負面消息；

6. 製造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恭賀沙卡洛夫的假消息，誘使智利人權分子質疑沙卡洛夫的操守；

7. 動員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猶太人的輿論來攻擊沙卡洛夫；

8. 假冒沙卡洛夫去信支持美國同志組織，企圖製造雙方「交往」的證據；

9. 向外地傳媒提供沙卡洛夫「精神有問題」的健康報告；

10. 拘捕其他活躍分子，殺一儆百，孤立沙卡洛夫；

11. 向沙卡洛夫寄出大量來自蘇聯各地的「求助信」，進行疲勞轟炸；

12. 蘇聯官方加強針對沙卡洛夫的妻子邦納，向她進行人格謀殺、揭發各式各樣的「醜聞」、散布關於她的謊言，進而打壓其餘家人的生活、逼使他們的家人離開蘇聯；

13. 沙卡洛夫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於1980年被捕後與邦納遭長期軟禁在戈爾基鎮，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獲得自由。

劉曉波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夫人劉霞和《零八憲章》的聯署人自然成為大力打擊對象。只有憑良心講真心話的人，才能頂住野心、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性的玩弄和扭曲。翻閱蘇聯的歷史，喜愛弄權、視人民如糞土的在位者和爭取上位的人都曾對諾貝爾獎恨之入骨，這些人對獲獎的「異己」文鬥武鬥有之，驅逐出境有之，軟禁隔離有之，孤立抹黑有之。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沙卡洛夫、戈爾巴喬夫見證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有源自獨裁制度的，也有源自意識形態的，不少源自當權者的心胸狹窄和自信不足。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參考書籍
1. Mikhail Gorbachev, Memoirs, 1995.（圖）
2.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