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 - 《總體經濟的聖杯》精華摘錄

2009年5月30日

辜朝明著作《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2008年面世。作者長期擔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對日本1990年起綿延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有切身體會，此書被譽為是對這場大衰退最具份量的分析。

作者2009年3月增撰第八章「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剖析金融危機之最新動向。繁體中文版《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2009年5月25日出版，領先收錄新增章節。

以下為精華摘錄。

有關世界經濟模式的必要調整：

長期而言，各國應學會及時駕馭資產價格泡沫，以免經濟受金融資本主義的奇技淫巧蹂躪。如第六章所言，這可能需要政府有更積極的作為，當民間儲蓄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由當局加以吸收運用。畢竟資產泡沫代價慘重，收拾爛攤子所費的公帑遠遠超過泡沫過程中部分人的得益。此外，各國亦應致力糾正國際貿易失衡的現象。對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貿易盈餘國而言，這意味著結束過去五十年來行之有效的倚賴對美出口的成長模式。取而代之的，必須是以內需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讓經濟發展惠澤本國民眾，而不只是出口滿足外國消費者。

這些任務無比艱鉅，但全球經濟正迫切需要新方向，現在正是起步的最佳時機。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結語)

有關次貸問題：

鉅資湧入衝垮了次貸市場的原有規範，授信標準可恥地全面敗壞，連信用評等機構的操守也不例外。房貸證券化盛行令許多房貸發放機構更肆意妄為，放款時重量不重質，因為風險可透過貸款證券化轉移出去。這些劣質房貸在證券化過程中被拆開，搭配其他金融工具後包裝成各種房貸衍生證券，賣給全球投資人。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一節)

有關信評機構：

信評公司給予源自次級貸款的有毒證券極高的評等，我們或許應追究它們的責任。就此而言，我覺得類似香煙盒標示的警告可能有效：
警告：次貸危機證明，此信評公司的評等有時毫無價值。忠告投資人，投資決策不應完全倚賴此公司提供的評等。

若信評公司發表的聲明或報告，未來五十年都必須加上這種警告，或許它們對自己的工作會更謙卑審慎一些。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第六節)

有關結構改革與媒體人：

媒體工作者則是另一種人。許多媒體人提倡結構改革，是希望改變舊有的經濟結構。他們為日本經濟描繪出一個理想願景，然後陶醉於神一般的優越感中。美國與英國的媒體人似乎特別熱衷扮演上帝，為政府設定結構改革的「正確方案」。但拿出真金白銀投資的基金經理人則沒有時間作這種自我陶醉，他們得不斷基於市場現實審慎決定買賣。因此，他們不會想投資在一個以不切實際的結構改革動搖自身根基的國家。
(第二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特徵，結語)

有關中國第四代領導人：

但中國當前的第四代領導人並非經民主選舉產生，亦未參與革命，而且在經濟上也未取得重大成就。因此，他們持續面對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這使得他們極度謹慎，不敢冒險。

若領導人有鄧小平的魅力與成就，他可以輕易決定調整匯率或稅率10%，證實行不通的話再回調5%。但這種錯誤不是當前任何一位領導人承擔得起的。某中國高官曾對我表示：「中國老百姓不認為我們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認為我們只是運氣好，適當時間出現在適當場合，讓鄧小平看上眼後得到提拔而已。」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二節)

有關「直昇機貨幣」（helicopter money）：

多年來，包括柏南克與傳利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因為即使出現最壞狀況，當局只要出動直昇機大灑鈔票，必然可以扭轉經濟頹勢。雖然「直昇機貨幣」此詞常被提起--許多時候是被草率使用，但這種做法能否達致理想效果極為可疑。

理由很簡單：直昇機貨幣論者幾乎總是從消費者--商品與服務的購買者--的角度出發，少有想到商品供應者。商品與服務銷售者對直昇機貨幣的即時反應一定是關門不做生意，或是要求顧客以靠得住的外幣付款。天上掉下來的鈔票之真正價值沒人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商品銷售者是不可能接受顧客以這種鈔票交換實實在在的商品的。結果是，全國的商品關門不做生意，經濟隨即崩潰。
(第四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的貨幣、匯率與財政政策，第一節)

有關「力挽狂瀾者沒有成為英雄」：

更不幸的是，正如有人曾說過的，阻止危機出現的人成不了英雄。在好萊塢世界裡，英雄是在危機已經爆發、傷亡枕藉後拯救數以百計人命並痛懲歹徒之人。但如果一個智者事先識破眼前的危險，並將災難消弭於無形，故事即很難講得動聽，電影拍不出來，也不會有英雄--危機不全面爆發，就不會有英雄。

日本經歷十五年的衰退期都未曾爆發全面的經濟災難。但在從未掌握問題核心的媒體眼中，政府耗費140兆日圓的鉅資，看來卻毫無作用。媒體因此扭曲事實，暗示政府浪費了這筆巨資，引發公眾對公共工程計劃的抗議。的確，如果有更具社會效益的項目，非必要的道路不應修建；但重點是，過去十五年間的財政支出--包括用在修建道路與其他公共工程上的經費--令日本得以避過後果可能極為慘重、GDP持續萎縮的緊縮漩渦。

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總統胡佛卓爾不凡，提倡現在稱為「結構改革」的政策。胡佛當年認為，股市崩跌、股票投機客蒙受慘重損失，並非足以促使政府增加支出的理由。在政府無所作為下，美國經濟墜入緊縮漩渦：不到四年GNP即萎縮46%、全國失業率升至25%，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掙扎求存，受苦民眾的數目遠遠超過股市投機客。日本方面，企業急於減債（導致儲蓄過剩）造成的緊縮缺口在自民黨政客的「肉桶式」財政政策下得以弭平，大衰退因此免於惡化成另一場大蕭條。
(第一章 - 日本的經濟衰退，第三節)

張文光 -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2009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時光如水，六四已20周年，若問六四最具象徵意義的影像，當會想起天安門廣場，一人獨擋一列坦克的王維林。彷彿是歷史的機緣，他手持膠袋，白衣黑褲背向世界，以血肉之軀獨對坦克。坦克不動，人不動；坦克改變方向，人也改變方向，世界屏住呼吸，鏡頭也震撼世界。

這是一人的六四，卻鼓舞億萬人心。在八九民運中，我們曾看到廣場的熱血悲歌，看到學生絕食絕水的赤子情懷，看到百萬遊行群眾的慷慨激昂，看到鄧李楊集團的恐懼與殺戮，看到血洗京城的犧牲與反抗，看到搜捕逃亡的殘酷與心酸，這些永難磨滅的群體影像，總不能掩蓋那獨行者無聲矗立的身影，浩然正氣，不動如山。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 義重如山

人們尊敬獨行者，一人之力獨寫春秋。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鎮壓後竟敢自撰文稿，向人民報道流血真相說：士兵駕駛着坦克車，用機關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群眾猶豫不前的步兵。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報道結束後，李丹被捕了，只留下永不消逝的電波。

38軍是首批進京的戒嚴部隊，軍長徐勤先抗命開槍的事迹，20年後大白於天下。徐勤先反對鎮壓學生，但38軍入城在即，戒嚴令准許開槍，他知道這意味着鎮壓，藉口受傷而拒絕帶兵，被指為故意違抗軍令。楊尚昆獲悉後極度震怒，解除了徐勤先的軍務，更將他送去軍事法庭，判處5年監禁。徐勤先在審訊法庭說：人民軍隊從沒有鎮壓人民，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絕認罪，擲地有聲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20年過去，人民怎會忘記，寧願違命坐牢，也不向人民開槍的徐軍長？

這義重如山的獨行者中，人們更加懷念尊敬趙紫陽。在鄧李楊集團如山的壓力下，他堅持要求修改4．26社論，承認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堅決反對軍隊戒嚴鎮壓。他在回憶錄《改革歷程》說：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趙紫陽心裏明白：我的歷史任務似乎已到終結了，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總書記。於是，他走到廣場向絕食的學生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大抵是趙紫陽以總書記名義，最後的公開發言吧？疲憊的臉容、蒼涼的聲音、絕望的希望，為八九民運寫下一道良心的凝鏡，永遠存留在人民的記憶和思念中。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大脊樑，千山獨行，名垂青史，不必相送。

二十年後 ── 《人民不會忘記》再版序言

二十年，轉瞬即逝。一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置於歷史長河，不過是涓涓細流；驀然回首，甚且驚夢無痕。誰還耐煩去攪動腦神經，翻揭二十年前的舊記憶？

是的，絕大部分世事是不值一記的。但是有些事件卻是驚世駭俗，令人永誌難忘。當時置身其中的人，固然刻骨銘心；旁觀者耳聞目睹，同樣為之震撼。那是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北京。

那年那月，當時當地，流灑的鮮血一直未得報償，留下的懸案至今無人釋惑，枉死的冤屈何以慰解！因此，這事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一根刺，當日知悉情勢的人不應忘記，當日關懷國是的人不會忘記，當日身處其間的人更不能忘記。

雖然，北京距離香港相當遙遠，但是從二十年前的四、五月開始，這場由反貪污反腐敗、爭人權爭民主的學生運動及知識分子議政，一步一步演化成為政治鬥爭、 流血鎮壓的亂局，始終吸住港人的目光，牽動著港人的神經，通過媒體及時報道，港人每天關注著事態的發展。直到六月四日。北京慘變，在京採訪的香港記者逼不得已急忙徹退。為了讓歷史記載住這件大事，六十四名曾採訪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迅速集合起來，將大家所瞭解的北京民運始末，綜合報道，組成一幅縱橫交錯的京城變亂圖。相信沒有一個個人能對全局有深入理解，中國政治架構的封閉性更為事態籠上厚紗，但是為了梳理出較為全面的場景，香港記者不惜打破工作機構的界限、放下搶新聞的惡性競爭，全心全力撰寫一己的所見所聞，集眾人之力互補不足，在不足兩月之內，出版了這本新聞界前所未有地合作的新聞紀事書籍：《人民不會忘記》。

港人與港記同樣關懷國是。本書出版後，瞬即售罄，重印又重印，至當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訂版，銷售總數超逾五萬本。由於本書早已銷售一空，因此多年來書店內均無本書蹤影。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說，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因為當時關心時事的人，大概已是人手一本的了。時移勢遷，「六四」時的小孩以及其後出生的嬰兒，至今陸續成長，然而，他們對此事已無法能道其詳了。除非家長是有心人，特別提供相關資料，否則，若問「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是甚麼，相信多數年輕人都是印象模糊。至於曾購買本書的人士，也有可能因年日久遠而失落散佚此書。

提供事實、報道真相是記者的職責，紀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更是當日曾參與採訪的記者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我們曾經履行了，但不能說已完成責任。為了讓年輕一代認識此事、為了讓這項記載繼續留存，編輯委員會決定藉二十周年的機會，再版此書，俾得廣為流傳。

二十年世事變化很大，但是，我們紀錄下來的，是我們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受，這些都不是世局演進所能更改的事實。當然，正如此書中曾有文章分析：由於對新聞幕後的瞭解不足，我們的敘述或許有局限、有偏差，可是，二十年來，又何曾有真正的「知情人士」為世人解說：何以會出現六四的血腥局面？究竟當晚京城發生了甚麼事？既沒有更進一步的全面敘述，我們深信，我們憑藉記者的良知、為世人呈獻的這一份紀錄，是值得繼續留存的。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編寫一部新書。為此，編委會決定只作重印、不作修改，除了錯別字需要訂正之外，全書保留原貌，只增編了一份二十年大事記，追溯這些年來官方對六四的處理手法、評論態度的演變，並紀錄了涉及這場運動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黨政領導人多年來的動向。

二十年過去，當日的記者，今天很多已離開新聞機構，但是，書中屬於每一位作者的文章，永遠都是他/她的心血紀錄。再版一事由編委會辦理，編委會已知會六十四名作者。

另一方面，鑒於傳播方式日新月異，網絡傳播快捷有效，編委會同時將此書上載至網上，製成網絡版，相信更容易為年輕人所接觸。

與以往一樣，本書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由當年銷售此書所得的收入來支付出版開支。至於再版的銷售收入，同樣會一如既往，撥入「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以作支持新聞自由之用。

重提舊事，不為名利不圖吶喊；只為：我們不能忘記。謹以此書，獻與關心中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所有人士。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

2009年5月4日

吳志森 - 埋沒良心是管治精英的核心價值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5月20日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了分享利益，是不是就該埋沒良心呢？」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

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

特首曾蔭權就六四的所謂失言，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都集中研判可以為六四集會或七一遊行帶來多少進賬，催谷多少人數。把民眾情緒一時一刻的高低起伏，建立在掌權者的失誤失言上，這種工具性的計算方法，非常庸俗不堪，完全沒有民主運動的廣闊視野，也缺乏政治人物的高瞻遠矚。

六四論　參選時已經說過

曾蔭權六四論述的要害，不在乎他能不能「代表整體香港人的看法」，也不在乎謀臣計算後察覺眾怒難犯閃電道歉。關鍵在，他老早準備好，前前後後說了四次，每次都說得一字不漏的那一番標準答案：

「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看法。」

曾蔭權說這番話已不只第一次了，二○○五年六月四日當天，他宣佈參加特首選舉不久，接受電台訪問，亦說過類似說話：「六四時候，每個香港市民的激昂和衝動，我都有同感，但經過十六年後，看見國家做了舉世矚目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給我們比較客觀的比較，心情也平靜下來。國內現在的經濟民生發展，和安定的環境亦令香港受惠，給我們機會分析到六四的歷史地位是怎樣的。」

當時，聽眾來電反應也頗為激烈，指他開始露出「猙獰面目」，聽眾說：「如果你用十六年的經濟成就來換取大家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非常不認同，這等同用金錢成就來換取罪惡。」跟今天吳靄儀所說的：「係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咗分享利益，係咪就該埋沒良心呢？」聽眾當時的回應異曲同工，基本一致。只不過曾先生當年仍然民望高企，沒有引起社會那麼大反響而已。

越紅火香港越向下沉淪

曾蔭權四年前說過的那番話，引來港人毫不客氣地直斥其非，但他並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四年後，又再說出調子基本相同，但更赤裸更露骨的同一番話，說明這是曾蔭權和他的班子對六四的真正立場，再仔細觀察，這根本是他們對政治，甚至做人的核心價值。

沒錯，我說的是「他們」，恐怖之處就在這裏，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真的，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悲哀的是，當這幫管治精英的地位越穩固，越紅火，香港就越向下沉淪。

程翔 - 以筆報國 責無旁貸——紀念《文匯報》「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發表20周年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明天（5月21日）是香港《文匯報》「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發表20周年。20年前，北京學生們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國家政治改革，杜絕腐敗。學生的善意卻被曲解為動亂而遭到殘暴鎮壓。

20 年前的5月19日，中共當局宣布北京戒嚴，為實施鎮壓做準備。20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等兩位愛國老報人，以巨大的道德勇氣及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決定翌日在《文匯報》上發表開天窗的社論，在原本社論的位置上書上「痛心疾首」4字，用來表達人民群眾對中共最高當局不理社會各界人士的呼籲，一意孤行地部署鎮壓的憤怒和不滿。

由於這個社論震撼力很大，社論發表後，迅速產生強大的動員力量。21日社論發表當天，超過100萬香港市民自覺走上街頭抗議中共的錯誤政策，從而成立了支聯會。很多人在看到這個社論後，感同身受，紛紛加入到示威的行列來，使這次示威，成為香港與內地百年關係史上最為壯觀的一頁。百多年以來，每當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香港市民都會通過實際行動表示自己對國家、對人民的關愛，這正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次100萬人示威，再一次呈現我們支援祖國走上現代文明道路的熱切心情。「痛心疾首」社論之所以具有這麼大的動員力，正正是因為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市民的這種集體願望。

在中國新聞史上，以開天窗的形式來抗議當權派的錯誤政策，時有所聞。但相信最出名的例子只有兩個：一個是1941年1月18日，中共周恩來為抗議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另一個就是「痛心疾首」這個社論，所以，就其時空背景看，它將在中國新聞史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痛心疾首」社論，既是新聞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個很好的學習典範。作為一個從事新聞工作35年的記者來說，我從中學習到兩點：

一，以筆報國、責無旁貸

作為傳媒人，「以筆報國」就是我們的天職。我們要敢於承擔這個責任。在強權暴政面前，我們更需要有道德的勇氣，有為人民負責的態度，在違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面前，寧做「一士之諤諤」，不做「千人之諾諾」（引《史記．商君列傳》）。

二，磨礪自己手上的筆

除了道德勇氣以及對國家承擔精神外，我們還要不時磨礪自己手上的筆（或者攝影機、答錄機），換言之，就是提升我們的專業和技術水平，才能如老一輩傳媒人一樣，能讓最簡單的4個字產生這麽大的震撼力和動員力。「痛心疾首」社論的震撼力除了來自道德勇氣外，文字功夫亦非常重要，僅僅4個字就產生巨大的凝聚民意作用和反映人民憤怒的功效。所以，我們在培養新一代的傳媒人時，不妨參考這個社論，從中吸收寶貴的養分。

成立「金堯如新聞基金」

20年後重溫「痛心疾首」社論，令我等更強化一種善盡言責的國民責任感。為此，我們一群當年追隨李子誦、金堯如等兩位領導離開《文匯報》，創辦《當代》的舊同事，決定成立一個「金堯如新聞基金」，用來獎勵敢於挑起輿論監督重責的同業們。讓我們群策群力，共同守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對國家事務勇敢地挑起輿論監督的重責。

盧子健 - 為什麼人民不會忘記？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20年前的今天，1989年5月20日，是我不能忘懷的一天。

20 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面臨着巨大的威脅，實施戒嚴，以及當時仍然任職黨總書記的趙紫陽沒有在5月19日深夜的黨政軍大會上出現，顯示中共黨內鬥爭中開明力量失勢，主張鎮壓學生運動的頑固力量佔了上風。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遭到鎮壓的風險大增。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

因為「六四」曾經煥發良知

1989年5月20日，一直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香港市民，無不心情激動、義憤填膺。是日8號風球高懸，但無阻萬千市民上街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熱情。

當日，在沒有什麼組織的情况下，數萬人湧至維多利亞公園，我也在人群當中。說沒有什麼組織，是因為當時在傾盆大雨下，維園已成澤國，水深浸到小腿，視線為大雨所阻擋，除了看到周圍的人群外，根本看不到司令台，辨不清方向。大家都力竭聲嘶地喊口號，沒有人聽得到主持人在講什麼說話。沒有多久，群眾起哄表示要馬上遊行至跑馬地的新華社（即現中聯辦在回歸前的稱呼）外抗議示威。幾萬人浩浩蕩蕩在狂風暴雨下由維園遊行到新華社辦事處門外，大伙兒就坐在辦事處對開的馬路上，每個人由頭至腳都濕透了，但沒有一個人想離開，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想那些風風雨雨，他們都在想幾千里外北京學生的安危。

上述情景一一歷歷在目，因為那一天的經歷是如此的刻骨銘心。後來在5月21日和5月28日香港都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但相比起來，後來的遊行沒有留下相似的深刻印象。一來太有組織了，少了5月20日自發的激情。更重要的是，5月底的遊行帶有點天真的樂觀。因為軍隊進城初期受到群眾的阻截，再加上黨內開明力量似乎仍在盡最後努力挽救形勢，使不少善良的人們有良好的主觀願望，以為北京的局勢有和平解決的結果。6月3日晚上槍聲響起，粉碎了這種良好願望，換成為悲哀和憤怒。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悲劇在人們的心坎內往往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我已記不起中國在去年北京奧運拿下多少面金牌，但清楚記得去年四川大地震有8萬多人死亡和失蹤，記得地震發生於5月12日下午2時28分。

有些悲劇是天災，例如地震。雖然四川大地震也有人為帶來的禍害，但本質上還是天災。但「六四」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中國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走上民主法治之路，今天人民生活會更快樂。就算當年中共當權者不接受民主運動的訴求，亦不需要動用武力血腥鎮壓。這次鎮壓在民族的靈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六四」曾經煥發我們心裏的良知。

當年的民主運動是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展，悲劇是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但民主運動和「六四」的意義超越時空。良知不單是普世的價值，也是貫串歷史的價值。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沒有了良知，就像是沒有了靈魂。香港社會平日為口奔馳、營營役役，在弱肉強食的市場規律下，大家都是實用主義、以利為先。其實這只是人的一面。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有惻隱之心，有關懷弱小、渴望和平的一面。

89年民主運動是一群只有熱血、手無寸鐵的學生展示了良知的力量。當時香港市民都被感動了。其實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民也有被北京學生所感動。

每年六四的一點燭光

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

我們的良知被喚醒。我們在香港所做的，與北京的學生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們當時是多麼希望北京學生能夠成功，這種希望也是主觀願望的基礎。

不幸的是，「六四」這場悲劇給予我們沉重的打擊，曾經煥發的良知像要被迫歸隱。今天我們聽到不少人對「六四」的評價，不就是好像良知被湮沒了的說話嗎？

回歸後，由於形格勢禁，愈來愈多香港人不敢或不方便坦率說出自己對「六四」的看法，其實也是良知被迫歸隱。這其實是極大的痛苦，不過在我們內心深處，良知並沒有完全消失。對「六四」的是非曲直，我們心中都有一把尺。近日特首講錯說話掀起軒然大波，絕非偶然，因為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也因為「六四」代表了一種希望。

「六四」固然是悲劇，但當年也曾為我們帶來希望。青年學生是社會的未來。學生運動是社會改革的先鋒，這是世界性現象，在中國亦不例外。

由於長期積弱，中國在晚清成為了老大難國家，要繁榮興旺和現代化，要走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但只要有希望，這條路終會引領我們到達理想的國度。

89 年的民主運動是被鎮壓了。中共為了保住政權，在政治上牢牢控制，但同樣為了保住政權，中共在經濟上加快改革步伐，在社會方面亦放寬控制，讓人民有更多的自由。這種情况有如在資本社會內，當勞工挑戰資本制度時，資本家會以改善勞工權益來消弭這種挑戰。歷史從來不是簡單沿一條直線發展。「六四」後，雖然民主運動的一些核心訴求未能實現，但人民很多方面的權利還是向前發展。這就是歷史的潮流，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所以，我們不會忘記「六四」，除了是因為感情上和良知上的呼喚外，亦因為每年6月4日的一點燭光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不應忘記「六四」、不能忘記「六四」。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張文光 - 孩子在天上看著我們

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四川地震一周年，我感到深沉的大悲哀。

我再一次見到遺忘，將地震死者化為榮光，見證着共產黨的偉大。胡錦濤說：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弘揚抗震救災精神，實現黨描繪的宏偉藍圖。

意思就是：忘記死者，努力建設，向着黨的標杆直跑。四川官員鬆一口氣，知道豆腐渣的責任已成過去，知道枉死的孩子就讓他死去，厚顏無恥地為自己開脫，說地震是天災而非人禍，豆腐渣校舍死亡人數為零。

死亡和失蹤的學生也大幅減至5335人，低於四川作家譚作人調查的5781人，更低於艾青兒子艾未未的7605人。震驚的是，譚作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失去音信；更有豆腐渣校舍的家長，因回校祭奠孩子被捕和逃亡，這是繼天安門母親後，四川母親群體的悲劇。母親節剛過，中國的母親何其淒苦？

當國家連死難學生人數也低估，連民間的死亡調查也算顛覆，連母親祭奠孩子都有罪時，中央要人民忘卻四川死者，謳歌共產黨偉大救災的心意，已是路人皆見。中國就是這樣無恥的國度，以人血為胭脂、以災難作功勳，死者如荒野朝露，生者如匹夫草民，只有不清不楚的死者數字，讓人民淡忘官僚的失職。

30 多年前，唐山大地震死了24萬人，悲情比四川更震撼，但中央對地震的總結是：唐山抗震救災和發展的事實證明，沒有中央的關心，沒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沒有唐山抗震的勝利。而唐山抗震紀念館九個展廳，只有一個觸及地震，一個說明唐山地理，其餘七個用來謳歌災後建設。

更諷刺的是，唐山沒有一座官方紀念碑，死去的人都無名無姓，獨有一間商業機構，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造了一面黑色大理石牆，算是唐山民間紀念碑，正面刻名一千，背面收費八百，被罵在死者傷口撒鹽。但荒唐背後，有着商業機構的無恥，也照見中央政府的無情，彼此彼此，沆瀣一氣。

請將四川死者名單刻在紀念碑上

地球的另一面，美國911雙子塔的遺址，立着6塊黑底白字的牌子，寫下2801個死難者的名字。《紐約時報》的〈憂傷肖像〉專欄，整整一年，每天200字介紹一名死難者，配上照片，成為讀者每日必讀的資訊，引起巨大迴響。一周年紀念日，30多家電視台用兩個半小時，直播死者家屬宣讀每一名死者的名字，盡顯世間人性的光輝。

美國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日本廣島原爆紀念碑，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都用心紀錄死者的名字。相對中國的天安門英雄紀念碑，英雄早讓位給主祭的領導人，怎會紀念因豆腐渣而枉死的四川學童？

但孩子在天上看着我們，胡溫新政若以人為本，請公布四川死者名單，將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作為永遠的警惕和悼念。

Paul Krugman -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April 24, 2009
New York Times Op-Ed Columnist

What about the argume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buses will impede effor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of today? Even if that were true — even if truth and justice came at a high price — that would arguably be a price we must pay: laws aren’t supposed to be enforced only when convenient.

And during the march to war, most of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 looked the other way.

It’s hard, then, not to be cynical when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hould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didn’t, now declare that we should forget the whole era —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of course.

Sorry, but what we really should do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is have investigations both of torture and of the march to war.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where appropriate, be followed by prosecutions — not out of vindictiveness but because this is a nation of laws.

We need to do this for the sake of our future. For this isn’t about looking backward, it’s about looking forward — because it’s about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

“Nothing will be gained by spending our time and energy laying blame for the past.” So declared President Obama, after his commendable decision to release the legal memos that his predecessor used to justify torture. Some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s have echoed his position. We need to look forward, not backward, they say. No prosecutions, please; no investigations; we’re just too busy.

And there are indeed immense challenges out there: an economic crisis, a health care crisis, an environmental crisis. Isn’t revisiting the abuses of the last eight years, no matter how bad they were, a luxury we can’t afford?

No, it isn’t, because America is more than a collection of policies. We are, or at least we used to be, a nation of moral ideals. In the past, our government has sometimes done an imperfect job of upholding those ideals. But never before have our leaders so utterly betrayed everything our nation stands for. “This government does not torture people,” declared former President Bush, but it did, and all the world knows it.

And the only way we can regain our moral compass,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 but for the sake of our own national conscience,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at happened, and, if necessary, to prosecute those responsible.

What about the argume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buses will impede effor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of today? Even if that were true — even if truth and justice came at a high price — that would arguably be a price we must pay: laws aren’t supposed to be enforced only when convenient. But is there any real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nation would pay a high price for accountability?

For example, would investigating the crimes of the Bush era really divert time and energy needed elsewhere? Let’s be concrete: whose time and energy are we talking about?

Tim Geithner, the Treasury secretary,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rescue the economy. Peter Orszag, the budget director,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reform health care. Steven Chu, the energy secretary,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limit climate change. Even the president needn’t, and indeed shouldn’t, be involved. All he would have to do is le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o its job — which he’s supposed to do in any case — and not get in the way of any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s.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think America is capable of uncovering the truth and enforcing the law even while it goes about its other business.

Still, you might argue — and many do — that revisiting the abuses of the Bush years would undermine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president needs to pursue his agenda.

But the answer to that is, what political consensus? There are still, ala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in our political life who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torturers. But these are the same people who have been relentless in their efforts to block President Obama’s attempt to deal with our economic crisis and will be equally relentless in their opposition when he endeavors to deal with health car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president cannot lose their good will, because they never offered any.

That sai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who weren’t allied with the torturers but would nonetheless rather not revisit what happened in the Bush years.

Some of them probably just don’t want an ugly scene; my guess is that the president, who clearly prefers visions of uplift to confrontation, is in that group. But the ugliness is already there, and pretending it isn’t won’t make it go away.

Others, I suspect, would rather not revisit those year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reminded of their own sins of omission.

For the fact is that officials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d torture as a policy, misled the nation into a war they wanted to fight and, probably, tortured people in the attempt to extract “confessions” that would justify that war. And during the march to war, most of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 looked the other way.

It’s hard, then, not to be cynical when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hould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didn’t, now declare that we should forget the whole era —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of course.

Sorry, but what we really should do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is have investigations both of torture and of the march to war.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where appropriate, be followed by prosecutions — not out of vindictiveness 惡毒;懷恨在心, but because this is a nation of laws.

We need to do this for the sake of our future. For this isn’t about looking backward, it’s about looking forward — because it’s about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李怡 - 香港是國寨之下的港寨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9年4月25日

在網頁看到一個中國的政治笑話，具中國特色，具創意，也能引起聯想，笑話如下：

話說胡錦濤到農村視察，他想知道人民對黨的忠誠度，就問一位農夫：如果你有兩畝田地，你願意奉獻其中一畝給偉大的黨嗎？農夫答：噢，是的，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幢房屋，你願意奉獻其中一幢給黨嗎？農夫答：是的，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部汽車，你願意奉獻其中一部給黨嗎？農夫答：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頭牛，你願意奉獻一頭給黨嗎？農夫答：不，我不能。胡感奇怪地問：你既然肯奉獻一畝田、一幢房子、一部車，為甚麼不肯奉獻一頭牛呢？農夫說：因為我真的有兩頭牛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基本常識，就是奉獻甚麼，付出甚麼，或拿甚麼來作交易，都必須是你本身擁有的東西。你沒有的東西，你盡管許諾，都是沒有意義的。中共的政治文化總是違反這人所共知的常識，歷來講的施與取，都是虛空的東西，比方承諾給人民一個共產主義天堂，實現小康以至富裕的社會，人人擁有憲法上的公民權利等等，這些都不是老百姓真正可以擁有的一頭牛；中共要人民奉獻的，也是虛假的，比如把紅心獻給黨，永遠忠於祖國，永遠忠於人民……。中共跟人民說虛假的漂亮話，也要人民說漂亮話，來自我陶醉，老百姓被迫投其所好，整個社會大家說慣了謊話，就像農夫說願意把田地、房子、汽車送給黨一樣，願意奉獻的都是他所沒有的東西。

中共及其追隨者，幾十年來都講愛國、賣國。但國必須是你的，你才有資格賣，也才有資格愛，你沒有政治權利去選舉執政黨與掌權者，這國家就不是你的。你有權把清朝時被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用新的協定跟俄國交易，使之確定永為俄國領土嗎？你無權交易，因為就像農夫的田、房、車一樣，不是你擁有的東西，有權賣的人賣了也毋須向你交代。因此，當左報大講誰誰誰是漢奸、賣國賊的時候，多年前筆者的亡友蕭銅就說過一句名言：我想當賣國賊，誰給我五毛錢，我就把國賣了。

國不是你的，你無權賣，也無權愛。中共建政後，許多人（也包括筆者的同學、親人）奔赴大陸，獻身祖國，他們很想愛國。結果呢？所有的同學都吃盡苦頭，一個個灰頭土臉地千方百計回香港，他們對白樺的劇本《苦戀》中一句話最有感受：「你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嗎？」為甚麼這個國不能愛？因為國不是你的，那不是人民擁有政治權利的國家，國家的主權不是在人民通過投票而當家作主的手裏。按中共的解釋，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掌握這個統治工具的，是靠打江山而奪得政權的永久執政黨及在黨內等級授權的各級領導人。主權就像那農夫嘴裏的田地、房子、汽車一樣，並非人民擁有的東西。你要愛國，嘴上講講可以，但不能當真，當真的話就會變成「苦戀」，因為真正掌握國家主權的人，是分分鐘會變臉的，他今天愛你，明天可以害你。

人民沒有政治權利，這國家等於沒有公民、沒有人民。公民、人民都只是仿照西方模式塑製的假像。人民不能選擇掌權者，即人民沒有主權。《尚書》說「民為邦本」，《孟子》說「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是以民為本而是虐民以殘的國，沒有人民作主的國，大概不能稱之為「國之本在家」的國家，應該叫甚麼呢？網上新近出現了一個名稱，叫做「國寨」。近來不是流行山寨產品、山寨工廠、山寨春晚等等嗎？國寨的意思就在其中了。中國政治文化本就是山寨文化。山寨由山大王主持一切，國寨也由國大王做主。

香港呢？國寨資格都沒有，只能稱為港寨吧。在曹二寶及其代表的掌權集團眼中，應是國寨之下的港寨。

村上春樹 - 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李怡 - 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4月9日

今年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然到以色列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他說，雖然小說家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他指出，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他說，「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他今天要「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高牆是什麼？雞蛋是什麼？「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也是我一生的信念：儘管真理（真相）對抗強權有如以卵擊石，但強權是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


李怡 - 職業謊言製造者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4月8日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以上，是今年二月十五日，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在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正受到國際輿論譴責時，他出席這頒獎禮，所作發言的第一段。這段話告訴我們，真相通常是無法掌握的，這也是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的意思。但真相藏在小說家心中某處，於是他就用虛構的故事來反映真實。

許久之前我就有類似看法。五年前我在香港文學節講座上講過：虛擬的世界才有真實。因為正如英國作家奧威爾所說：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因此，「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只有走進虛構的小說世界，才可保留和反映真實。所以有人說：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份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份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假作真時真亦假，這就是小說的價值。


Haruki Murakami -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25 Feb 2009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編造者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偶爾,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1. 唆使;慫恿2. 煽動,挑動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對準,瞄準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捏造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盧子健 - 良心——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

2009年3月25日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

【明報專訊】全球經濟衰退，至少也有一點好處，使人們看到市場的局限性。教條和極端的自由經濟主義，終於步入黃昏。

經濟衰退，使人們看到政府的重要性，現在世界各地政府都成了挽救經濟的動力。其實真正挽救經濟的不應該只是政府，而是集體。刺激經濟的力量來自集體。純粹以私利為槓桿的「市場」在經濟衰退時是軟弱無力，個人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拓展公共經濟環節，才為整體經濟帶來生氣。

近日，在政府和集體以外，我們又多發現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重要支柱﹕良心。

美國國際集團的花紅風波，在美國引起了激烈反應。奧巴馬總統高調譴責拿取花紅的美國國際集團高層，不少國會議員跟進立法狙擊這些高層。有人會認為這些只是政治姿態，也有人會認為如果美國國際集團高層拿取花紅是合約所規範，就不適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越權過問。

這些評論忽略了的一點就是﹕良心。

我們想一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早就要宣布破產。在這種景況下，美國國際集團根本就不會有資金向其高層職員派花紅，不管這些職員是否真的表現優異，也不管他們的花紅是否在合約內早已訂明。

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時，並沒有同時嚴格管制資金的流向，堵塞公帑公為私用的漏洞，因而可能為部分人提供了可以鑽的法律空子。可是，有法律空子就要去鑽嗎？有良心的人會這樣做嗎？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把公帑投放在這些沒有良心的企業呢？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良心似乎是很抽象的東西，因此有些人會忽略其重要性。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

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

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這跟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需要依靠政府和集體來建設公共資產一樣。

最近香港發生了多宗藥物安全和質量事故。政府的監管制度和執行情況引起極多批評。衛生署長在回應時說﹕廠家要有社會責任，良心製藥，否則多聘多少官員巡查監察也解決不了問題。

生產者有良心，不等於不用監管。不用說世界上始終有沒有良心的人，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也會犯錯誤。政府在一些事務上有監管之責，是不能以良心來淡化的。

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是，如果真的有很多沒有良心的生產者，單靠政府也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正因如此，有時譴責沒有良心的企業比譴責政府更重要。近年由於特區政府失誤多、施政積弱，有負面事故時每每成為眾矢之的。大家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在細節上、在戰術上來說並沒有錯。可是，如果公民社會把所有問題的責任都放在政府身上，在戰略上可能放棄了社會道德規範這個重要戰場，並不明智。

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進步的意識總是需要公民社會來推動，因為社會的上層(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大資本家)和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是不會太熱心，自然對進步的意識亦不會太熱心。

因此，公民社會不單要推動政府政策轉變，亦需要推動移風易俗。如前所述，良心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的浪漫理想。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在歐洲，公民社會和非政府團體多年都致力動員社會大眾，以個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力量以抗衡自由市場內的所謂無形之手，抗衡社會上有權勢者和大資本家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壟斷優勢。這是一個推動社會發展的長期持續工程。

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平均良心和誠信水平亦較高。這點並非偶然。良心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金融海嘯讓我們反省這條支持的重要性，亦是公民社會鞏固這條支柱的契機！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吳乃德 - 邪惡真的「庸常」嗎？

中國時報   2009年2月27日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激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
林博文專欄 - 《為愛朗讀》掀戰犯爭議
中國時報   2009 年 2 月 25 日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為愛朗讀》（The Reader）飾演一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

Richard Layard - 追求沒那麼自私的資本主義

2009年3月21日

【明報專訊】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評論
作者：Richard Layar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儘管過去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然而自1950年代開始，我們的「快樂」卻沒有同步增加。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作大量的犧牲，尤其不應犧牲快樂的最主要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工作、社群。過去我們已為著「效率」、「生產力」而犧牲得太多。

為「效率」「生產力」犧牲太多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犧牲了我們的價值。1960年代，60%的成人表示他們有信心「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今天這數字在英美都已跌至30%。這份信心的失落除了對於銀行業的失望之外，其實在家庭(離婚大增)、在遊戲場所(你可以相信的朋友已減少)、在工作環境(同事之間競爭愈烈)都出現。

我們愈來愈視「個人利益」為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動機，而且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為能夠獲得最多個人利益的途徑。這其實通常是有違生產力的，而且通常無法帶來快樂的工作環境，因為對身分的競爭是一個零和的遊戲。相反，我們需要一個能真正帶來正面增長的社會。人這種動物是自私與慷慨的結合體；但普遍而言我們感覺良好是因為我們幫助了別人，而不是踐踏了別人。

我們的社會已充斥太多個人主義，太多競爭，卻沒有充足的共同目的。我們推崇成功、地位，並且輕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不過，北歐人卻能夠將具效率的經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相結合─北歐人的互信是全球之冠！

要發展一個建基於信任的社會，我們應從學校開始，讓孩子們明白一個最高貴的生命是減少世上的哀痛並帶來快樂─這原則在商業社會同樣適用。我們應專注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的事，而不是只著眼在紙上盈利。所有的專業─包括媒體、廣告、商業─都應有清晰、專業的道德操守，而業內的人亦應緊守。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減低個人主義、一個導向更大社會責任的潮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潮流，而這個呼喊通常在黑暗的期間才會發出，就如30年代的北歐。

我們應該做的起碼有3點：

1.學校應加強推廣人的價值；

2.成年人也應重整生命中重要的東西──現代的快樂調查可有助達此目標；

3.經濟學家應選用一個更現實的模式，量度人們如何會快樂以及市場如何有效運作。

至於大學商學院所教授的3個概念亦應重整：

1.過去我們著重「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現在這概念已失去信譽；

2.有關「代理人」理論─即以高額獎金作鼓勵才可令代理人展現最佳一面，這說法已導致太多效果為本的開支，並削弱了單單由完成工作而來的滿足感，以及引起同事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3.「不斷轉變」的說法是自利的顧問公司所推崇的，但這說法其實無視人們對於穩定的追求。
我們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需要一個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令我們可以信賴身邊人的資本主義。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By Richard Layard
FT, March 10, 2009

What is progres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e current crisi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ind an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Anglo-Saxon Enlightenment, progress means the reduction of misery and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It does not mean wealth creation or innovation, which are sometimes useful instruments but never the final goal. So we should stop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where the qua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criterion. Provided we pay ourselves in line with our productivity, we can choose whatever lifestyle is best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hat would that involv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despite massive wealth creation, happiness has not risen since the 1950s in the US or Britain or (over a shorter period) in western Germany. No researcher questions these facts. So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goal for which we should make large sacrific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at home, at work and in the community. We have sacrificed too many of these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ost of all we have sacrificed our values. In the 1960s, 60 per 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believe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oday the figure is 30 per cent, in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The fall in trustworthy behaviour is clear in the banking sector but can also be seen in family life (more break-ups), in the playground (fewer friends you can trust) and in the workplac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eagues).

Increasingly, we treat private interest as the only motivation on which we can rel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s the way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is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does not generally produce a happy workplace since competition for status is a zero-sum game. Instead, we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positive-sum activities. Humans are a mix of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but generally feel better working to help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o do each other down.

Our society has become too individualistic, with too much rivalry and not enough common purpose. We idolise success and status and thus undermine our mutual respect. But countries vary in this regard, and the Scandinavians have managed to combine effective economies with much greater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the greatest levels of trust (and happiness) of 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society based on trust we have to start in school, if not earlier. Children should learn that the noblest life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the least misery and the mos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his rule should apply also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ople should do work t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does not just make paper profits. And all professions – including journalism, advertising and business – should have a clear,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doctors form the group most respected in our society – they have a code that is enforced and everyone knows it.

So we need a trend away from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oward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a cultural trend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or the next 150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the next 50. So a trend can change and it is often in bad times (such as the 1930s in Scandinavia) that people decide to seek a more co-operative lifestyle.

I have written a book about how to do this and there is room here for three points only. First we should use our schools to promote a better value system – the recent Good Childhood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UK Children’s Society was full of ideas about how to do this. Second, adults should reappraise their priorities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Recent events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this and modern happiness research can help find answers. Third, economists shoul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model of what makes humans happy and what makes markets function.

Three ideas taught in business schools have much to answer for. One is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now clearly discredited. The second is “principal agent” theory, which says the agents will perform best under high-powered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led to excessiv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which has often undermined the motive to work well for the sake of doing a good job and introduced unnecessary tension among colleagues. Finally, there is the macho philosophy of “continuous change”, promoted by self-interested consulting companies, which disregards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 for stability –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gains that are often not realised.

We do not want communism – as research shows,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least happy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efficient. But we do need a more humane brand of capitalism, based not only on better regulation but on better values.

Values matter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our theories. We do not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Darwinian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Beyond subsistence, the best experience any society can provide is the feeling that other people are on your side. That is the kind of capitalism we want.

Lord Layard i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He has written ‘Happiness’ (2005) and co-authored ‘A Good Childhood’ (2009)

梁文道 - 基督不丟石頭

2009年2月7日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右翼基督徒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

【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著《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邵新明 - The Death of Trust

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中文摘譯版在後面)

Sin-ming Shaw - The Death of Trust
Sin-ming Shaw is a private investor and former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 Feb 2009

BANGKOK - A friend recently asked a seemingly naïve question: "What is money? How do I know I can trust that it is worth what it says it is worth?" We learn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that money i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why do we accept that? Banknotes are just pieces of paper with a number attached to them.

We believe in banknotes because we collectively decid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when it says that 100 is 100, not 10 or 50. Money, therefore, is about trust, without which no society can function.

Just as we obey our leaders' orders to fight and die because we trust their judgment, we entrust our careers and our money to those who run Citigroup and Goldman Sachs and other such banks, because we believe their leaders will be fair to their employees and clients, and honorable in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We do not grow up wishing to work for crooks and liars.

Once that trust breaks, bad things happen. Money ceases to have credibility. Leaders become figures of contempt or worse.

As I write, inflation in Zimbabwe has reached an unimaginable (if not unpronounceable) level of more than 500 quintillion per cent. One quintillion is one million trillion. A year ago, inflation was "only" 100,000%.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rust vanishes.

Fortunately, Zimbabwe is not a country of real consequence for world stability. But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China in the 1940's were. One opted for Hitler and the other for Mao Zedong to restore trust. So the risks are clear.

Are we now seeing an erosion of trust in America 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irst warning sign surfaced in 2001, with the bankruptcy of En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fraudulent accounts were certified by Arthur Andersen. Now, India's Satyam, audited b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s found to be missing billions in cash.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best auditors, can we continue to trust chartered accountants?

Bond rating agencies have issued misleading ratings on companies in questionable health. Will we ever again be able to trust a triple A rating issued by, say, Moody's?

Banks have been holding our money for safekeeping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Florentines invented the practice.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founded in 1727, when laissez-faire philosopher Adam Smith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has just become a socialist state-owned-enterprise thanks to the bank's incompetent leaders, who acquired over-priced banks filled with toxic assets.

Citicorp, Bank of America, Goldman Sachs, Merrill Lynch, and other symbols of "excellence" all would have collapsed but for public bailouts. And yet for decades we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managing those firms were much smarter than we were.

We grew up admiring leaders such as Robert Rubin, John Thain, and Henry Paulson. Rubin, a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and ex-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presided over the collapse of Citigroup while taking home $150 million in bonuses. Should he really have been rewarded at all for his "performance"? Just this week, the technically bankrupt Citigroup's senior executives were about to buy a new $50 million luxury French jet for themselves, until the White House stopped it.

Thain, also a former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helped himself and his Merrill Lynch staff to $4 billion in bonus payments even after he had to sell the firm to Bank of America to save it from bankruptcy. After he was caught spending $1.2 million, even as Merrill Lynch disintegrated, to decorate his new office, Bank of America had to fire him to placate growing revulsion over Wall Street's out-of-control culture of entitlement.

Paulson, the outgoing Treasury Secretary and another Goldman Sachs veteran, left a loophole in his rescue package big enough for a truck to drive through. That loophole allowed his forme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n Wall Street to pay themselves billion-dollar bonuses while keeping those firms afloat with taxpayers' money.

The universities these men attended - Harvard and Yale for Rubin; MIT and Harvard for Thain; Dartmouth and Harvard for Paulson - have been magnets for the world's finest young minds. The rest of us though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could instill the wisdom, insight, and character of which we all wished we had more.

Perhaps parents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re-examine their often obsessive craving for these "name-brand" universities, pushing their children as if an Ivy League degree was an end in itself. Now we know that Wall Street's titans were never all that smart, and certainly not very ethical, for they failed the only test that counts. All of the firms they led collapsed, and were saved only by money from those who could never get a senior job on Wall Street or a place at Harvard.

These Wall Street princes were smarter in one way, however: they managed to pocket a fortune while the rest of us are stuck with the mess they left behind. Bernard Madoff who hailed from down-market part of New York City and attended a middling university will spend time behind bars, but none of the titans of Wall Street with blue-chip pedigree will ever do so.

History has not been kind to societies that lose trust in the integrity of their leaders and institutions. We need to save our economic system from its abusers, or els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邵新明 - 信任的消亡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2月5日

普林斯頓大學前訪問學者

一位朋友最近問了一個似乎很天真的問題：「甚麼是貨幣？我怎麼知道該不該相信它是否真抵得上票面價值？」我們在經濟學導論中學過貨幣是交換的介質。但我們為甚麼接受這種說法？紙幣充其量不過是上面標有數字的紙張而已。

我們相信紙幣，因為政府說一百是一百，而不是十或五十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決定信任政府。因此，貨幣的本質就是信任，缺少了這種信任，社會就將陷入癱瘓境地。

正如我們因為信任領袖的判斷而遵從他們的命令去作戰和獻身一樣，我們也把自己的前途和財富託付給了花旗集團、高盛和其他此類銀行的經營者，理由是我們相信它們的領導者能公平地對待員工和客戶，並能在自身的商業行為中遵從誠實守信的原則。

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就會出現問題。貨幣不再具有公信力。領導者成為被輕視的對象，甚至比這更低。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津巴布韋每年的通貨膨脹已經令人無法想像（如果不是無法表達）地超過了五百億億倍。而就在一年以前，通貨膨脹還「只有」百分之十萬。這就是信任消失所導致的惡果。

幸運的是，津巴布韋不能真正影響到世界的穩定。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和中國卻可以。它們一個選擇了希特拉、另一個選擇了毛澤東來重新恢復信任。這裡面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是否看到美國和英國的信任正在遭受侵蝕？

如果不是公共援助計劃，花旗公司、美國銀行、高盛、美林和其他「傑出企業」的代表本來都應該破產倒閉。但幾十年來我們卻一直認為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比我們聰明得多。

我們懷著對羅伯特魯賓、約翰塞恩和亨利保爾森等領導人物的崇敬之情長大。魯賓曾任職美國財政部長和高盛主席，花旗集團在他的管理下倒閉，而他卻把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獎金裝進自己的口袋裡。陷入技術破產的花旗集團高管們更要為自己購買一架新的價值五千萬美元的法國豪華噴氣飛機，直到這種做法被白宮制止。

塞恩也曾擔任高盛總裁一職，即使在他被迫把公司賣給美國銀行以避免破產的命運之後，他還幫助自己及其美林員工拿到了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獎勵。他在美林陷入解體的時候仍被爆耗費一百二十萬美元裝修自己的新辦公室，致使美國銀行不得不將其開除。

卸任財長保爾森也曾經在高盛供職，他在救援計劃中留下的漏洞大得足以讓卡車通過。那個漏洞允許他以前在華爾街的同事和密友可以為自己發放十億美元獎金，同時用納稅人的錢維持公司繼續運營下去。

這些人上過的大學──魯賓的哈佛和耶魯、塞恩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保爾森的達特茅斯和哈佛──一直以來都扮演著吸引世界頂尖青年的磁石角色。我們都相信這些大學能賦予學生洞察力和智慧。

也許全世界的家長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對這些「名牌」大學的迷戀。現在我們知道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

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歷史對那些領袖和機構已經失去民眾信任的社會歷來是無情的。我們需要從擅權者手中挽救經濟體系，否則必定會自食其果。
ProjectSyndicate，2009

梁振英 -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

明報 2009年1月9日、1月16日

我們這一代人，大大拉高了生產力，造成物質上的豐足，這算是我們對你們的貢獻。不過，我們這代人建基於貪婪、縱慾和短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後患無窮，很值得大家青少年警惕﹕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偏差，對物質的崇尚走火入魔，對自然環境資源濫用濫採濫伐濫捕濫糟蹋，我們給你們留下不少後遺症，凡此種種，大家青年朋友要醒覺，我們兩代人要共同彌補。

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簡單地說﹕未來30年，人類的行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探索﹕(1)一如過去的30年，人類的生產力將繼續提高，我們如果不增加消耗，如何處理「過剩」的生產力？(2)過去30年，全世界都鼓吹生活質量，崇尚消費性休閒，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

我認為汲取西方國家過度消費的教訓，未來30年，大家應該在已有的經濟基礎上，將部分生產力從生產和消耗向可持續發展轉移。舉一個簡單例子﹕有機耕種沒有公害，但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錢高幾倍，如果我們真有過剩的消費力，青年朋友是否應該考慮﹕用較高的購買力促使農業進一步向有機耕種轉移，而不是將較高的購買力用作暴飲暴食和浪費食物？回收和正當處理舊電器的成本是否應該算在電器的原始生產成本之內，消費者在不停購買和更新電器時是否應該預付這種後續成本？今天我們說產能過剩，消費力高，造成嚴重虛耗，只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模式並不完整，當中沒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本。

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我們對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應該有3個要求，在循環再造、再用以外，還要減少。金融海嘯暴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歐美人民近年的極端消費。一些西方人的消費態度出問題，工作態度同時惡化。我經常去英國，30年前，不少人詬病英國人懶散，如今舊病復發，過度縮減工時之餘，酒店機場公共交通服務欠佳，託詞借故曠工時有所聞。

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中庸勤儉樸實的遺傳因子。歷史說明我們沒有，我們有的只是文化，文化不靠血統，要靠傳授。
-------------------------------------

【明報專訊】大家從傳媒報道和家長口中，大概知道金融海嘯源自美國，在歐洲擴大，對世界經濟和香港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世界經濟正面臨二次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考驗。我們生活在香港，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我經常出外公幹，知道亞洲其他地方的情況比香港壞得多，英美更是一片愁雲慘霧。

金融海嘯和癡肥有什麼關係？
共同成因：對物質和生活的態度

前幾天，英國政府剛剛啟動了耗資8億港元的宣傳計劃，喚醒英國人，要注意日益嚴重的癡肥問題。據專家估計，假如英國人不扭轉飲食習慣，40年後，全國將有九成兒童有癡肥問題，並因此罹患糖尿病和心臟血管病等疾病。

金融海嘯和癡肥有什麼關係？兩件事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有一個共同成因，就是西方人近年對物質和生活的態度。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用「漁樵耕讀」四個字概括了生活的物質和精神內涵﹕自己打魚，自己採柴，自己耕種，有了生存的條件，再讀點書，吸收知識，修心養性，就有了豐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飛躍發展，其中一個體現是物質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為豐盛。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人類的生產力，這段歷史，課本中有介紹。過去幾十年，由於科技發展和大規模使用機械、化肥和農藥，人類的生產力再次得到突破性的提升，物質供應的充裕，史無前例，部分社會更出現嚴重過剩現象。

今天說起來，大家青年朋友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四五十年前，也就是我這代人成長的年頭，香港有不少家庭買不起新鮮的肉食，因此路邊街市經常有小販擺賣前一晚酒樓筵席剩下的燒味。那個年頭，中小學生上課穿的校服，就是最好的衣服，因此不少學生穿著校服去參加親友的飲宴。腳上的皮鞋、膠鞋，只要不破爛，日子就算過得可以，青年人不會要家長買名牌球鞋，那時候不要說香港，連美國人也沒有名牌球鞋這回事。大家青少年朋友今天看電視台播的40年前拍的「粵語長片」，會發現演員都是身材瘦削，全身沒有多餘的脂肪，「波叔」梁醒波已經是最豐滿的一位；黑白片年代的英美演員也一樣。沒有人需要減肥，更沒有人付錢參加減肥療程。大多數家長不必催勸小朋友吃飯，因為那時候的青少年不愁吃剩，只愁吃不飽。

今天香港不少餐廳都賣自助餐，自助餐的普及，也只是近30年的事。餐廳賣自助餐，因為食材大規模生產，價格低廉，佔經營總成本的比例低，因此以量和種類作招徠。新加坡政府近年不斷規勸人民吃自助餐的時候，不要浪費食物，也曾經有餐廳設立罰則，對吃剩碟中食物的顧客罰款。新加坡、香港、大陸、台灣和歐美的人民吃自助餐的縱慾和貪婪，不僅浪費食物，更說明近幾十年人和物質關係的變化。

在香港一類的經濟發達社會，食物浪費的問題很嚴重，原因主要是食材價格低，而價格低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為了達到低成本、大量和高速生產的目的，不擇手段，罔顧公害，罔顧健康。我們為了以低價滿足口舌之慾，活雞活海產的養殖、運輸和販賣手法，很值得質疑；我們用大量化肥農藥種糧食和蔬果的方法、濫捕魚類的手法，也很值得質疑。

說起貪婪，大家的家中有多少東西買而不用？有多少東西用過一兩次就束之高閣？有多少東西因為上面印上名牌子的商標，你多付了一兩倍價錢？有多少東西可以循環再用而不用，變成堆填區的垃圾？

物質主義破壞大自然
遺禍後代須補救

近幾十年，由於生產力有了爆炸性發展，發達國家的商品產量遠遠高於生活需要，產量高於需要，商人就要想盡辦法催谷和誘使消費者消費，要打動消費者的虛榮心，以高價錢買入名牌產品作炫耀之用。因此促銷手法層出不窮，電台報紙雜誌的商品廣告鋪天蓋地不在話下，街道上、公園裏，甚至音樂廳和運動場，我們都擺脫不了商品的形象和促銷廣告。

商人大力促銷商品，消費者買入超出自己需要的商品，這裏面有一個前提﹕消費者要有較大的購買力。如果消費者的購買力跟不上，哪怎樣消費？答案是借錢消費。怎樣借錢消費？答案是信用卡。信用卡的普及也是近30年的事。月中「碌卡」，月底不還清卡數，拖拖拉拉幾個月，甚至「卡數疊卡數」就是借錢消費。

用信用卡借錢消費，表面上很正常，不過，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信用卡，大家青年朋友會不會向財務公司申請個人高息貸款買音響設備、電腦或者最新款的手機？大概不會。但是我們知道，性質上，碌卡和向財務公司借錢消費沒有區別。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卡數出問題的，都不是因為基本生活開支造成問題，用信用卡借錢買的，都是「唔等使」的居多。

前幾天，台灣報紙報道﹕美國一家銀行和全國700所大學和校友組織有發卡協議，銀行從大學取得學生的姓名和地址，促銷信用卡。「美國公共利益研究組織」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大學生擁有超過一張信用卡，平均每人欠債兩萬港元。青年學生以至全社會，用信用卡先使未來錢，在西方已經成為一種風尚。美國人平均每人有6張卡，過去10年美國人未償還的卡數增加70%，英國增加兩倍半。這種超額消費現象，竟然發生在消費品價格低廉的年代，可知虛耗浪費的嚴重。經濟泡沫爆破，美國信用卡債務將成為金融海嘯下一波衝擊的源頭。

美英等國人民「使大咗」，最嚴重和最明顯的，是不該買屋的人用「次按」買屋，不該買大屋的人用「次按」買大屋，引發次按危機，這是超額消費的又一惡果。興高采烈消費的同時，英美等國不思進取，競爭力下降，美國的汽車業日暮途窮，航空業瀕臨破產，美國的對外貿易連年大額逆差，而且不斷攀升，過去10年，逆差額增加7倍。人民是創造歷史的最大力量，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的消費高於收入，高於生產，英明睿智的領導人也無計可施，這個國家的基石就這樣一塊一塊被挖走，歷史就這樣拐彎。

以上說的生產力高於需要，和放任性消費的新現象，都是出現在過去30年間。我們這一代人，大大拉高了生產力，造成物質上的豐足，這算是我們對你們的貢獻。不過，我們這代人建基於貪婪、縱慾和短視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後患無窮，很值得大家青少年警惕﹕我們的價值觀出了偏差，對物質的崇尚走火入魔，對自然環境資源濫用濫採濫伐濫捕濫糟蹋，我們給你們留下不少後遺症，凡此種種，大家青年朋友要醒覺，我們兩代人要共同彌補。

梁振英 -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下）

【明報專訊】我們這兩代人相隔大概30年。30年時間相當長，只要認清目標，可以做成的事不少。過去30年，我們這代人算是做了點事，世界的和平事業取得較大發展，經濟民生民主和民權比前大有進步。

過去30年，我們這代人也犯了一些錯誤﹕容許消費主義氾濫，造成眼前的金融海嘯，資源虛耗、環境破壞和其他嚴重的公害。這些錯誤，我們這一代不能不交代。

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

金融海嘯加速歷史的拐彎。未來30年，世界的變化會更快更大，你們有不少做大事做好事的機會和條件。兩個月前，美國發表了一份題為《2025年世界大趨勢》的報告(長100頁，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大家可以下載參考。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定的規律和趨勢，因此有一定的可測性，青年朋友更需要知道﹕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意識和行為。簡單地說﹕未來30年，人類的行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探索﹕(1)一如過去的30年，人類的生產力將繼續提高，我們如果不增加消耗，如何處理「過剩」的生產力？(2)過去30年，全世界都鼓吹生活質量，崇尚消費性休閒，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

首先，我們要處理「過剩」的生產力，增加消耗是否唯一辦法？

我認為汲取西方國家過度消費的教訓，未來30年，大家應該在已有的經濟基礎上，將部分生產力從生產和消耗向可持續發展轉移。大家在無公害生產、消費和減廢減排的關係上做好調整，30年時間足夠有餘。

中國人有兩句話，很有哲理﹕一是「衣食足，知榮辱」；二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香港超過小康，中國大陸接近小康，中國人應該和世界人民共同想想「榮辱」問題和「兼濟天下」的問題。今天我們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極大程度地滿足了衣食住行等需要，甚至容許我們縱慾和浪費，近年，大家開始認識到﹕這些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隱含相當重大的社會成本，早晚要償還。

大家青年朋友經常飲用樽裝飲料，膠樽「用完就掉」，30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30年前只有玻璃樽，買樽裝飲料要付按金，「回樽」時取回按金。近年我們棄置大量空膠樽，造成環境問題。我們既然有過剩生產力，是否應該用部分過剩生產力做好棄置膠樽的善後工作？30年前我們也沒有原裝進口的飲料，因為運費高，當時運費高是因為我們開發煤礦和油田的成本相對較高。今天我們大規模開採煤礦油田，環境成本高，但能源的市場價格相對低，因為不包括環境成本，消費者的消費力因此相對提高，不少飲料原裝由海外用船運來，而海上運輸是大氣污染和溫室氣體的一個主要源頭，既然我們有較高的生產力和消費力，這些高出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應該放在哪裏？

另一個簡單例子﹕有機耕種沒有公害，但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錢高幾倍，如果我們真有過剩的消費力，青年朋友是否應該考慮﹕用較高的購買力促使農業進一步向有機耕種轉移，而不是將較高的購買力用作暴飲暴食和浪費食物？

幾個月前，我在香港大學講通識教育課，談可持續發展。我向同學們提一個假設﹕如果兩輛巴士同時到站，一輛是普通巴士，票價10元；另一輛是人類技術可以生產出最環保的巴士，成本較高，你願意付多少票價？大家有點茫然。我請青年朋友開始想這個問題，因為這類問題的答案將要決定我們如何分配我們的消費力。

最近我在日本訪問，參觀了一間家庭電器回收廠。這家工廠專門回收電視、冷氣機、洗衣機和雪櫃4種家庭電器。日本的消費者在買新電器時，要付幾百港元給電器商，將舊電器收回，然後交給回收廠處理。回收廠將各種不同牌子、不同型號的電器拆除，把有害物質如水銀和鉛，以及其他物質如銅、鐵、塑膠等分別回收。整個過程成本相當高，因此成本效益相當低。回收和正當處理舊電器的成本是否應該算在電器的原始生產成本之內，消費者在不停購買和更新電器時是否應該預付這種後續成本？今天我們說產能過剩，消費力高，造成嚴重虛耗，只是因為我們的價格模式並不完整，當中沒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本。

我現在談談生產、消費和累積的關係。最近世界各地都有人希望以消費刺激經濟，大家應該知道，這只是救急行為，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要靠生產和累積。生產就是工作，累積就是儲蓄。一個社會過度消費，低度儲蓄，社會投資減少，競爭力必然下降；個人投資(儲蓄)減少，經濟一有波動，連基本生活也出問題。就是美國這樣強大、天然資源這樣充沛的國家也不能倖免。

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我們對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應該有3個要求，在循環再造、再用以外，還要減少。金融海嘯暴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歐美人民近年的極端消費﹕過去10年，美國的信用卡未償還貸款增加七成，英國更增加兩倍半，兩國的增加幅度遠遠高於人口和物價的增長幅度，清楚說明過度消費問題的嚴重性。

利息是忍慾錢
累積是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不應為了消費而消費，我們要累積在滿足生活以外的剩餘。個人和社會的累積，對日後的進一步發展，仍然是重要的積極因素。如果年利率10厘，甲乙同齡，甲在20歲開始每年儲蓄1元，乙在30歲才開始，兩人到50歲時，甲的積蓄是乙的3倍，這就是利息的作用。有人叫利息做「忍慾錢」，這三個字確實可圈可點。過去十年，日本的經濟呆滯，英美經濟暢旺，但東京市容比倫敦和紐約好得多，金融海嘯後，日本人民比英美人民心裏踏實得多，因為日本人有儲蓄，日本社會有積累。

一些西方人的消費態度出問題，工作態度同時惡化。我經常去英國，30年前，不少人詬病英國人懶散，如今舊病復發，過度縮減工時之餘，酒店機場公共交通服務欠佳，託詞借故曠工時有所聞。

金融海嘯教訓很清楚、很深刻、也很簡單。未來30年，世界重新洗牌，作為中國人的新一代，大家的台階高，機會很好，但大家要積極進取，好好掌握，同時要警惕西方人在處理生產、消費和累積關係的重大錯誤。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中庸勤儉樸實的遺傳因子。歷史說明我們沒有，我們有的只是文化，文化不靠血統，要靠傳授。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向大家做點解說，希望對大家有參考價值。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http://www.cyleung.hk

李怡 - 中國官場最佳教材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23日

Vic：這樣的一封信，算不算是一種「愛的教育」呢：孩子，世道人心如此，為父積多年為官做人之經驗，勸你切勿天真幼稚？

其實，徐八條何止道出了官場之普遍現象，許多大機構大公司何嘗不是如此？

----------------

包了第一四六奶的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曾給他的想當官的兒子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堪稱為中國官場的最佳教材。

信上說，「孩子，……既然你選擇了一定要走仕途這條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勸告銘記在心」。下面共八條，僅擇其要點。

「一，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

「二，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

「三，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記住，真博士是永遠做不了官的。

「四，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明天再談另外四條。但這四條已夠精彩了。它實際上把在中國做官的最重要訣竅講得最清楚、最坦率，也為我們撕破那些「巍巍然」的「大人」們的假面具，展示其真面目。想一想香港官場，可能也與大陸仕途的規則靠近了。

李怡 - 拍馬是高級藝術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24日

徐其耀為官之道的五至八條是：

「五，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是會做事。這裡的做人做事你可別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裡說的做人，就是搞關係。做事是實際工作，實際工作會不會都無所謂。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現在說誰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過才怪。

「六，我們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農民社會。我們周圍的人無論外表是什麼，骨子裡都是農民。農民的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利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可想而知。

「七，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千萬不要以為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很多，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的是極少數，大部分還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人治的社會裡，上級賞識是升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

「八，所有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但又不是人人可以違反的。什麼時候堅決遵守，什麼時候偷偷違反，讓誰違反，要審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既寫出了中國官場的金科玉律，何以又墮入陷阱中，以貪污罪被捕而判刑呢？原因是：他雖有這樣精警的感受，卻未能完全照自己所定準則實行。若嚴格實行，又怎會有這封給兒子的信呢？寫成信，終究太露了。

戴耀廷 - 法治文化系列

信報 2008年10-11月

Vic: 全文共八篇，很長，不易消化，而且或許會有人認為純是書生論道、紙上談兵，但法治真正關係到社會福祉，對文明社會有盼望的公民對此宜慎思明辨，不能不掌握基本的法治概念。下為摘錄。

--------------

若說法治的體制是法治的身體，那麼法治文化就是法治的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身體，很難說是一個有意識的活體，只能是一個行屍走肉的軀殼。同樣，法治沒有了法治文化，亦只會餘下一堆僵化的死規條及架構。

有法可依是透過一個既定的程序，由社群共同認受擁有制定法律權威的機構去制定法律的體制。但不是所有制定出來的法律都符合法治對法律質量的要求，它們還必須：一、普遍的（適用於所有人）；二、公開的（向人民公布）；三、穩定的（修改不會太頻密）；四、確定的（不應含糊不清）；五、非追溯性的（規管在立法後的行為）；六、可行的（不會要求人們作出不可能的作為）；七、非任意的（不會賦與政府任意的權力）；八、符合社會價值的（與公眾意願大體相符）。

與第一層次的法治體制「有法可依」相關聯的法治文化是「謙卑」。體現在內在法治文化的，是掌握權力的官員們承認自己在知識及能力上的局限，因此願意接受以法律並是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來施行管治，受由這些法律所產生的制約所約束。體現於外在法律文化的，是一般民眾不再相信有全能的救世者可以把他們從現世的苦難中拯救出來。不然，那就會鼓勵完全不受制約的獨裁者出現。有了謙卑這文化元素，真正的法律才會在一個社群中出現。

節制體現在內在法治文化可以有幾方面。一、最基本的是官員們要節制個人的慾望，不要漠視法規，用盡手上的權力去滿足個人無止境的慾望，甚至泯滅良心，以權殘民。二、政府機構亦有機構的慾望，節制就是要使機構不要為了擴展機構的權力而不理會現存法律的限制。三、即使官員們不是為了個人或機構的慾望，而只是想把相關的管治工作做好，達成管治的目的，他們仍需要節制自己，一切都得按法律而行，不能因行政的便利而超越法律的權限及不遵守法律的程序。四、內部的限權機制亦要有節制。負責內部監察的高級官員及機構，不可以為了個人的慾望、內部監察機制的機構慾望、甚或是整個管治團隊能保存權力的慾望，而不依法律的規定，讓違法的官員及政府部門可以逍遙法外。

節制在外在法治文化，就是體現於一般民眾能有多守法。民眾能否按法律而行，不會因自己的利益而迴避法律的規管，或是向官員提供利益以換取不用遵守法律的規定，都是建基於節制是否深植於社會文化內。

在外在法治文化，民眾、媒體及公民社會同樣需要有不同方面的批判理性。節制的法治文化元素是見於民眾能守法，但批判的思維則見於民眾不會盲目地遵守法律。這不是說要鼓勵民眾在行為上不守法，而是要求民眾能主動地去思考一些法律是否值得去遵守，而不是單純基於懼怕被懲罰或慣性而去守法。這樣就能使官員不可以躲藏於一些既定規則後面，或是利用順民心態去滿足自己的慾望。

要不遵守法律，那是需要勇氣的。違法者會因而受懲處甚至遭官員無情的打壓，也不是所有其他人（包括他們的親友）都會認同他們的做法。能敢於樣做，就是批判的勇氣，但違法行為必須是基於某種信念，並是為著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而作出。

「程序公義」及「公民權公義」的「以法達義」所需的法治文化元素都同是「尊重」。這是指每一個人都得受其他人尊重為享有固有的、作為同屬人類大家庭一分子的人類尊嚴。《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序言就說明了公約所保障的權利是「源於人的固有尊嚴」。在國家憲法中，亦有相類似對人類尊嚴得受尊重的規定。德國憲法第一條說：「人的尊嚴不可受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全部權力的職責。」

在可能的情況下，也不只是關注自己的基本權利是否受到官員所侵害。當其他人（也不止於本國的其他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不會獨善其身，敢於去為受侵害的人發聲，向官員施壓令群體內的所有人的基本權利都受保障。這樣作純是因尊重他們與自己一樣，都屬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

學懂尊重所有人類作為人的尊嚴，可以說是人類近代發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人類各民族從幾千年的苦痛經歷中所得著的共同文化成果。程序公義和公民權公義都同是體現在官員尊重民眾是人，並享有人的尊嚴上的。一個社會的法治發展能否由「以法限權」突破至「以法達義」，就很在於尊重這元素能否在這個社會的文化內紮根。

若「以法達義」還要包含「社會公義」，那麼按法治體制需相配的法治文化來承托的觀點，這層次或階段的法治發展同樣需要有相配的法治文化元素，而這就是「愛」。當然這「愛」的法治文化並不是男女之間的情愛，但又不至於如耶穌基督為世人捨命的那種犧牲的愛，而是近似法國大革命中所說的友愛（fraternity），墨家所講的「兼愛」，或是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博愛」。

這「愛」是指為了那些與我們一樣同屬人類大家庭的其他人，非把他們視為檔案號碼、國家管治機器的零件或奴隸牲畜；也不會因他們在種族、膚色、性別、語言、等方面與我們有所不同而給予不尊重他們有著相同人類尊嚴的對待，而是會為著他們的基本需要，就是讓他們能過一個有人類尊嚴的生活所需要的經濟及其他資源，我們願意付出所擁有的經濟及其他資源。

用很簡單的說法，我們的愛就體現在願意為所愛的人去付出，作出一定程度的犧牲。而在一個社會內，最需要人去愛或為他付出的就是貧窮人。一個社會如何看待他的貧窮人，可以作為反映這社會內的法治文化有多少的愛的指標。

在內在的法治文化，愛的體現首先是在於官員不會視貧窮人為懶惰的人、不道德的人或社會的負累。尊重的法治文化元素要求官員看被他所管治的人為有尊嚴的自由人，但愛這文化元素更要求官員把他們看為有尊嚴的自足的人，因一個人的尊嚴不單體現在於他的自由，更在於他的自足。自足在這裏不是說人一定要在實際上不用依靠其他人就可以自己供給自己的需要，自足是關乎人是否感到他不用仰人鼻息就能得著維持人類尊嚴的基本水平生活的資源。

一種根本的心態必須改變過來，那就是納稅人不要再認為他們納了多少的稅，理應得回他所交納稅款相同價值的社會服務。上述的資源分配制度在在需要額外的資源才能運作，故那些資源上較豐裕的、有能力納稅的人，應把這看為愛的表現，心甘樂意地為社會整體的需要而付出，使每一個人都可以過著合乎人類尊嚴的生活。當然，每一個能付出人，他所要付出的應與他所擁有的資源符合比例。

「商議性公義」的目的是要求法律能設立理性的商議程序，協助持不同公義觀的人及群體（包括了社會內的弱勢社群），參與涉及他們權益的行政及立法決定的商討，並能透過此商議程序，作出理性及可增強相互了解及尊重的對話，令達至共識的機會增加。

對不同意見者，不會假設他們是出於惡意，更不會妖魔化他們，盡可能假設他們都是出於善意地提出自己不同的觀點，細察及反思不同意見者背後的情感、理念及理據，並願意透過所增加了的了解，重新整合自己已有的觀點。

總結法治發展的多個階段，所需要的法治文化元素包括：謙卑、節制、批判理性、尊重、愛、及信任。

若法治的發展是分為多個階段，由「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至「以法達義」；若法治是包括了制度及文化上的建設；若每階段法治制度的建設都要有相配應的法治文化來承托；若法治文化包括了謙卑、節制、批判理性、尊重、愛、及信任這些元素，問題就是如何使這些法治文化元素在社會內出現，使已建立起的法治制度能以長久維持，而不會因缺乏文化承托而崩潰。

葉蔭聰 - 全球視野下的「23條」

2008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基本法23條立法在澳門再起波瀾，部分香港的民主派議員及團體亦到場反對。「國家安全」這四個字，一直纏繞著港澳地區，揮之不去。筆者最近曾在網上及媒體撰文提出反對澳門立法的意見，這裏我不想再重複觀點，反而想從一個較全球的角度去看一下，「國家安全法」究竟來自何方？是中國發明？還是舶來品？

支持立法的護法經常說，包括西方國家在內，都有跟「國家安全」相關的法例，這是國家主權的自然體現。筆者最近翻閱斯圖亞特(Douglas T. Stuart )的《創造國家安全國家》(Crea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ate)，發現「國家安全」作為法律字眼被明確提出，的確是由西方而起，特別是美國，不過，卻不是那麼自然。

「國家安全」原為對付共黨

美國在二戰後1947年，訂立了《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源於對二戰時的檢討。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教訓，令美國軍方、行政機構及學術界認為，美國有需要強化防衛力量，學習納粹德國及戰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情報系統及軍事戰略。美國精英階層以「國家安全」這個概念來統合行政及軍事機構，形成了所謂「珍珠港體系」(Pearl Harbour System)的鐵三角，即重整後的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局。

當時，在精英階層中熱烈地討論，如何借用極權國家的手段及技術，但又不會威脅到美國自身的民主價值基礎。美國設立這法例以及相關機構，對美國本土的自由及人權固然有一定影響(例如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愛國運動，壓制美國異見)，不過，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對外的，整合全球的冷戰部署，特別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以圍堵蘇聯、中共以至越共。

所以，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支持的南韓立了《國安保安法》(1948)，開宗名義就是要禁止共產主義，以及監禁承認北韓人士。同年，中國國民黨雖沒有立國安法，但實行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國民黨可以不受憲法約束對付親共及反政府勢力，這條款由國民黨帶到台灣，形成長期白色恐怖，至1991年才正式廢止。同是1948年，英國在馬來西亞半島的殖民地官員，為了對付馬共，訂立《緊急條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容許執法部門對叛亂者不經審訊作預防性拘禁(preventive detention)，此法成為1960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明確引入「國家安全」概念。1965年新加坡獨立，也保留此法遏制異己，直至今天。國家安全既是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工具，也是各個支持美國的政府用來制服異己的大旗。

從此段歷史可知，國家安全不是簡單的國家主權延伸，它之所以成為法律及國家制度的軸心之一，有美國冷戰霸權及反共的歷史根源，具有遏制左翼革命的功能，亦為美國軍事霸權向外擴張奠定基礎。隨著時間過去，它亦漸漸成為好像非常自明的概念與常識，與主權混為一談，為以後的政府所用。

有趣的是，中國此一共產主義國家，在冷戰期間，反而不太強調國家安全。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政權，它的敵人是反革命，包括國內的諸種反革命分子，以及國外反革命的資本主義陣營，包括日本軍國主義，「紙老虎」美國，甚至後來「蘇修」也曾是敵人。所以，判定「(反)革命」性才是重點。接過1927年國民政府有關反革命的法例，中共早於1934年在江西時，已訂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建國後1951年，訂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的1979年，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清楚列明反革命罪的內容。

革命旗幟褪色 「國安」上場

故此，改革開放後，由北京之春至八九民運的異見人士，仍然多是被控反革命罪。國家安全是在90年代立法才明確地提出來的，成為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漸漸取消反革命罪，這個轉變跟中共的國際定位改變有關。中國共產黨已漸漸由世界革命的舞台退下來，回到自己的國家領地或鄰近區域，而且，「革命」的旗幟已漸褪色，換成鄧小平的實務主義。

諷刺的是，在這個轉折點，中國共產黨也欣然接收了當日反共的國家安全概念，換去無產階級專政，保留專政的法律手段。然而，中共在90年代的轉折，碰上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港澳回歸，實行一國兩制，如何在另一法律體制推行「國家安全」立法？故此有基本法的23條；第二是反分裂問題，特別是台灣出現愈來愈強大的台獨政治力量；李登輝的台獨轉向，以及民進黨的執政，在中共眼中，不再是當年國民黨反革命的問題，而是「分裂國家」的行為，它被設想成類近中國邊界上的「藏獨」及「疆獨」勢力。

遏制異己的工具

中共由大陸到港澳推行國家安全立法，既是承接當年美國的霸權戰略語言，在結構上，亦有點像當年冷戰，推動在其司法管轄以外地區的建立遏制異議聲音的體制。不過，今天中共要實現的國家安全體系，則在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與澳門，換言之是一國之內。

中共承接美國霸權戰略語言，只是筆者的解讀或假說，在具體運作上北京領導層如何考慮？是有意或無心？則需要再研究。不過這種解讀或假說的理論涵義是重要的，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所謂「西方霸權」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近年的崛起是否挑戰西方霸權？恐怕沒那麼簡單。從資本主義角度看，美國學者哈維(David Harvey)也早已指出，中共在不同的起點，跟戴卓爾與列根一樣，推動著新自由主義議程。從現代「國家打造(state making)」角度看，中共也在自己的國家內部複製美國的全球冷戰國家安全體制，難怪不管香港及澳門，也有那麼多針對「預備」性行為的條款，因為，冷戰年代就是要鎮壓地區內任何潛在的反對力量，今天成為中共管治的武器。

冷戰已死，另一種冷戰還在。港澳地區反對23條立法的意義，不止是對抗一般意義下的國家專權，爭取自由，而是要擺脫戰後由美國開展，再由東亞及東南亞各國配合及接收過來的國家安全體系。

延伸閱讀Stuart, Douglas T. 2008.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張華 - 大學生就教授言論向公安告密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12月3日

Vic：香港作家陳雲論及近代中國的愛國教育時說：「其內容蔽塞反智，以現政權的西式法西斯暴政投射到傳統中國裡面，時而抹黑傳統中國以榮耀『新中國』如何如何進步，時而歌頌傳統中華文化如何如何優美，以便抵抗西洋的民主自由之風。不求實，不求真，只求利用。年青人的眼光是雪亮的，這種反反覆覆、自相予盾的愛國教育，令有正氣和有知識的年青人對國家反感，離心離德，甚至遠走他方；沒有正氣和耐性的年青人，則認為愛國只是撈油水的虛偽把戲，一副犬儒心態，祖國成為他們冷嘲熱諷的對象。」(《天書Impossible - 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之《跋 -- 製造漢奸的「愛國教育」》)

旨哉斯言，惟陳雲漏提了還有一類中國的年青人，天真幼稚而滿懷激情，可以為祖國傳統文化和糟蹋中華傳統的現政府辯護得眼泛淚光，甚至憤而向公安舉報老師的「不愛國」言論。本文作者以「墮落」形容兩位舉報教授的女學生，我認為形容不當－－她們應該是未開竅而非思想墮落，但無論如何，被誤導的熱情、欠缺知識下理所當然的正義感，總教人戰慄。
-------------------

近日國內有一宗有關反革命事件的「趣聞」，很值得跟讀者「分享」一下。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日前在其博客透露，他在教授《古代漢語》課時，批評了中國傳統文化，也批評中國政府，有兩位女學生下課後憤怒地指摘他，她們說到激動還眼泛淚光。事後，她們到公安局告密。華東政法大學校方領導找楊師群教授談話，告訴他公安已就此立案偵查。

相信大家也想不到，今天的中國大學生並非醉生夢死，也不全是財迷心竅，一味向錢看，還有小部份「政治覺悟」如此高的人，為了捍衞中國傳統文化，為了捍衞政府聲譽，不惜採用文革時代的「告密」方式，狀告涉嫌「反革命」的老師。文革時，那些「先進分子」正是以這種方式，打擊被認為政治上落後、思想上守舊的配偶、父母、兄弟、師長、親友，以致夫妻不順、父子不親、兄弟不恭、師長不親、友儕不敬，只會互相提防，倫理綱常被破壞怠盡。

不過，這個個案的核心問題，不僅是部份大學生被洗腦（毋庸諱言，這只是獨立個案，相信絕大部份大學生還沒墮落至此），而是校方和公安處理此事的態度，以及網上充斥著替兩女生辯護的荒謬言論。

不少網民和知識分子，認為兩位女生面對「反政府」言論，大義滅親，是愛國的表現。在他們眼中，批評政府就是「反政府」，等同犯法，而向政府告密、揭發，就是盡公民的責任，理應受到表揚，況且她們也有舉報的自由。

不僅部份中國大學生被「荼毒」至失去獨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遇到不同意見便借助政府的公權力去打擊異己，想不到還有那麼多人為她們歡呼叫好。

同樣令人失望的，是上海公安居然受理這樣的告密，特意去立案偵查，說明中國公安仍然將政治問題置於極高位置，不脫其鎮壓異己的工具性特色。

但是，更叫人失望的是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大學不僅是一個傳授知識的地方，更是追求真理的殿堂，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理應是校園內所有成員共同和至高無尚的追求。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抗議北洋軍政府打傷示威的北大學生，捍衞北大的學術自由，不惜辭職明志；今日，何勤華不僅沒盡責保護老師、挺身捍衛學術自由，反而協助公安調查自己的教授在課堂上有否「反政府」言論。這是甚麼大學呀！

本來，老師言論偏激，講錯了，大學生可以不選他的課，又或與之對質爭辯，而不應藉公權力扼殺教授的論點。惟此，大學才是追求真理、樹人立德的地方，學生才能是是非非，格物致知！

從這個荒唐之極的個案，說明中國其實並沒真正意義的現代大學，無論公安，還是大學，都只是馴化公民的不同工具而已！

張華   中國問題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