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達明 - 請梁先生就法治及核心價值作出交代

2012年3月14日

【明報專訊】法律界30位選委於上星期五晚舉辦特首選舉論壇，目的是希望各特首候選人能向法律界及市民大眾交代他們對法治及核心價值的看法，並就此接受質詢。遺憾地梁振英先生最終未有出席，筆者首先希望借此交代因由。

未有出席論壇

早於1月中時，梁先生透過選舉助理明確答允我們只要唐英年先生願意出席，他必定赴會，但當僭建風波發生後，唐先生民望大幅下滑及選委支持動搖，梁先生便開始諸般推搪，不願出席。經我們多番聯絡及游說，梁先生於上星期一晚以電郵向我們解釋，不參與我們論壇的原因，是他要預備應付立法會就西九事件的調查，故決定推辭所有新的邀請，但仍會繼續出席已答允的論壇。

筆者初時以為只是一場誤會，故於翌日以電郵提醒梁先生我們的論壇並非新的邀請，因此希望他能履行承諾，出席這已答允了的論壇，並指出雖然陳智思先生牽頭的選委論壇是新的邀請，但我仍希望他也同時出席。梁先生當晚電郵回覆我，不再談及新舊邀請之分，只是強調他需要花很多時間妥善預備才會出席論壇，故雖然法治及核心價值是重要，但他也無法出席我們所舉辦的論壇。他同時表示因為陳先生牽頭的論壇是包括1200位選委，故他會接受這新的邀請。我即時以電郵回覆梁先生，指出若他這麼容易便出爾反爾，我們又怎可信賴他所作的競選承諾呢？我同時指出，我很驚訝地得悉原來他到現在還沒有預備好怎樣回應對法治及核心價值的問題，否則為何需要花很多時間預備呢？我最後表明我們仍會預留座位給他，希望他最終能履行承諾。及後梁先生再沒有任何電郵回覆，亦沒有出席論壇，在此我深表遺憾。

既然梁先生未有出席論壇，我只好在此將一些法治及核心價值問題詳細列出，希望梁先生可以早日向法律界及公眾交代。

有否破壞核心價值

近日我聽聞地政總署內不少官員對梁先生當年處理如心廣場一事的做法極度不滿，故特翻查資料以明白當中來龍去脈。

我看過梁先生在2011年12月6日就如心廣場官司的聲明，發覺梁先生未有回應一些核心問題。根據法庭判詞顯示，梁先生的測量師行代表華懋集團屬下公司與政府地政總署談判處理未能按土地契約如期興建廣場事宜。在1995年10月23日梁先生去信地政署，聲稱已獲時任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同意批准延長建築期，但地政署在1995年12月1日回信，斷然否認有關協議，並指出政府只是得悉有關公司可能要申請延期，而申請若獲批准便須補地價。

在1996年5月23日，當時的地政總署署長去信梁先生，警告若有關公司不繳付延誤罰金，政府可能會收回土地。根據梁先生的證供，在1996年8月11日他以香港特區籌委會副主任的身分與梁寶榮一起在北京開籌委會會議（註：梁先生在2011年12月6日的聲明只強調他當時並無任何政府職位，並說他當時在北京開會時遇上「參加其他會議的梁寶榮」）。竟然在這情況下他私下與梁寶榮談判自己客戶與地政署的糾紛，並聲稱梁寶榮最後同意只要有關公司接受政府所訂的建築高度限制，政府便承諾在豁免補地價下延長建築期。

雖然梁先生的證供最後被法官否定，但我關注的是梁先生是否仍認為自己所聲稱的做法沒有問題，特別是我聽聞地政署不少官員對梁先生的做法極感不滿，認為是以權謀私，明知道審批補地價及延長建築期的權力是賦予地政總署署長，而地政署已清楚表明延期須補地價及要繳付延誤罰金，梁先生卻繞過地政署負責官員或地政總署署長，借著開籌委會的機會在北京向梁寶榮施壓，並聲稱作為政策官員的梁寶榮居然可以代表政府作出口頭承諾，放棄數以億元計的補地價金額。此外，法庭判詞顯示，有關方面亦透過中方民航官員介入，力圖游說本港民航局官員同意放寬如心廣場高度限制，猶幸當時仍在回歸前，地政總署及民航署官員能堅守崗位，依法依章辦事，堅持建築高度限制及拒絕豁免補地價的要求。

希望梁先生能公開回應自己當年聲稱的做法有否破壞本港的制度及核心價值，是否以權謀私。若他當選特首，會否接受行政會議成員或其他身居要職的非官守人士，繞過有關部門的負責公務員，私下與問責官員討論或談判其私人客戶與政府的糾紛？

對法治的尊重

梁先生在1月10日與法律界選委會面時強調對法治的尊重，亦肯定司法覆核的正面價值及重要性，但當我引述過往報章（包括《大公報》）所載梁先生對司法覆核的負面評論時，梁先生卻以「不記得有說過」、「自己不看《大公報》」、或「報章所載並非我的意思」等理由迴避有關問題。筆者謹希望梁先生能盡快正面回應以下問題：

1. 在2005年3月因董建華辭任特首而引發新特首任期是兩年還是5年的爭議時，在3月初中央未有定案前梁先生明確表示不應輕言釋法，並說《基本法》寫明特首任期是5年，應該依法辦事，「在理解及執行《基本法》時，不應有政治考慮……我寧願更改《基本法》，也不願將《基本法》演繹，去方便政治考慮。」（《香港經濟日報》2005年3月4日報道）說話擲地有聲，令人敬佩。但其後中央敲定任期為兩年，有人提出要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兩年任期的決定。當時報章引述梁先生表示，如有人提出司法覆核，造成的後果比「領匯」事件更嚴重，將會對社會及政局帶來不利影響，故特區政府需要審時度勢，以決定是否尋求人大釋法，平息爭議，若要釋法，則最好是在法院有裁決前。結果正如當時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先生所言，港府於司法覆核未有結果前，便尋求人大釋法，一錘定音。

敢問梁先生以上報章引述，是否代表他當年的看法？現在他又有否改變看法呢？最近在雙非孕婦湧港產子一事，梁先生似乎未有主張釋法，但梁愛詩女士日前建議港府尋求人大釋法，而政務司長林瑞麟回應時強調，到「目前為上，港府依然是尊重終審法院在2001年的判決，即堅持依法辦事」。若梁先生成為特首，會否依從喬曉陽先生的觀點，認為當年終審法院是錯判了，故現在最好是要求法院「自我糾正」，或應梁愛詩的建議，尋求人大常委會開先例就這純屬高度自治範圍內《基本法》條文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呢？還是梁先生會「審時度勢」，將《基本法》演繹以方便政治考慮呢？

民主與普選

2. 梁先生近日一再承諾會推動民主及雙普選，但梁先生在中央未有為普選訂下時間表前，一再強調大家不能只談何時普選，而必須關注如何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產生出來的特首和議員在整個政治體制內如何運作，並說：「如果我們不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任何時間普選只是一個形式，我們得不到實質的民主，或改善香港管治。」（見《明報》2004年4月19日報道）再翻查剪報，原來早於1999年，梁先生剛成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時，已一再強調必須先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但當時李鵬飛先生已指出他能點出問題，卻沒有具體解決辦法。梁先生日前推出的競選政綱，已不再將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納入政綱內。敢問梁先生既能於十多年前已洞察問題所在，並認為若未能解決行政立法關係，即使普選也非香港之福，但卻似乎沒有什麼實質辦法去改善問題，會否意味梁先生還是認為香港未具條件進行普選呢？

筆者需要澄清，我向梁先生提出以上尖銳問題並非表示我認同唐英年先生當特首。事實上，唐先生在僭建風波上所犯的大錯與他處理危機的無能，已令我覺得他不應當特首，但若梁先生對法治及核心價值與誠信問題同樣未能妥善交代，筆者認為他們任何一人當特首亦非香港之福。故最好的結果是在3月25日無人取得過600票當選，根據法例，在5月6日重新進行選舉，屆時相信會有一個廉潔奉公、有誠信、為中央、市民及公務員接受的人願意承擔重任，參選特首，實為香港之萬幸。

作者為法律界選委

古德明 - 除此之外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3月14日

《古今譚概‧苦海》記錄了宋太宗雍熙年間一位詩人的《詠老儒》絕句：「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鼾只愛眠，淺陋荒疏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二十八字平仄諧協，但「秀才」無非「生員」的別稱，而生員當然是個「學伯」；「好睡」即「貪鼾」，貪鼾也即「只愛眠」；「淺陋」或「荒誕」，都等於「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則一律是說老邁。總之，全詩可刪剩八個字：「秀才好睡，淺陋龍鍾。」這無疑是遊戲之作，教人提防筆下語意重牀疊屋。

但現代漢語偏愛疊屋重牀。例如名作家茅盾有一篇《雜感》，論文言、白話的分別：「一個單用在紙面，一個單用在口頭。除此之外，一切異點，都不必提起。」其實中文可以說「除卻」，可以說「此外」，哪裡有甚麼「除此之外」。

請看杜甫《江村》詩：「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杜荀鶴《近試投所知》詩，說士為知己者用：「終身事知己，此外復何為？」中文沒有「除此之外更何求」的說法。

又請看元稹《離思》詩，寫懷念他始亂終棄的美女雙文，即後世戲曲裡的崔鶯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李漁《合錦回文傳》卷十二才子梁棟材一心只要娶才女桑夢蘭：「除卻夢蘭，也配不得我了。」中文不會說甚麼「除了夢蘭之外」。

現代漢語卻不同。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發表一段黨史，說毛澤東一九三五年前四度失勢：「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香港《文匯報》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則有報道說，農曆新年期間，「北京同仁醫院安排四名急診醫生指導診治患者。除此之外，再安排一名備叫醫生隨時待命。」現代漢語行文，就是以冗長蕪雜為貴。

中共新聞網那三十七字，中文二十五字就可以表達：「毛澤東的四落，是他從政路上四個大挫折，其他挫折當然還有。」新聞網原文已有「其他」兩字，何必還要「除此以外」。

《文匯報》那三十七字，改為中文，只須三十一字：「北京同仁醫院安排四名急診醫生，指導診治；再安排一名備叫醫生，隨時待命。」《文匯報》原文既有「再」字，又何必「除此之外」。

至於茅盾那段雜感，「除此之外，一切異點，都不必提起」十三個字，應該刪去四個：「此外異點，都不必提起。」「秀才學伯是生員」這樣的笑話，今天真是層出不窮。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朱漢強 - 福島核災一周年，究竟我們學懂了什麼？

2012年3月13日

【明報專訊】「核電行政是以不會出差錯、不會發生事故為前提在運作的，因此出了錯就應付不來！」日本前首相菅直人說。

應付不來怎麼辦？最常用的一招叫「拖字訣」，甚至隱瞞真相，以為多說幾聲「睇我唔到」就天下太平。日本政府早於3‧11核災翌日便知道電廠爐心熔掉，卻拖延至4月18日才公布。

暴露在輻射後的3小時內趕緊服用碘片，可令患上甲狀腺癌的風險減半，但政府延緩發布消息以致延誤了發放碘片，這個影響可大了。由於福島100公里圈內的輻射污染嚴重，出版多本反核著作的旅日作家劉黎兒便估計不出5年，會有大批甲狀腺癌個案出現。

1986年爆發的切爾諾貝爾核意外，當局拖延了5天才公開消息。此後20年間，光是罹患甲狀腺癌的白俄羅斯小朋友個案，便添了4萬個。奈何有關研究一直被壓制，部分內容直至2005年才得以披露。

在核電工業的大黑盒裏，拖延、隱瞞絕非個別例子，而是普遍現象。1978年，福島核一廠發生過臨界（核反應）事故，大眾待29年後才得悉。

興建核電廠必須政府背書，電廠出事，一定會打擊政府威信，菅直人便因此下台。事到如今，政府也得承認，福島電廠釋放出的長期殘留放射物「銫137」，相當於168.5顆廣島原子彈的量。既然紙遮不住火，唯有出另一招來掩耳盜鈴——放寬安全標準，在未經立法程序下，把公眾一年一毫西弗的輻射劑量承受上限，大幅增加至20毫西弗。如此便輕率地犧牲了公眾健康。

不難想像，若不移船就磡，政府便要大規模遷走高輻射污染區的人。而這批人動輒多達150萬——包括30萬小朋友，政府和電力公司都無力承擔，更遑論背後天文數字的保險金及索償開支。

「核電行政是以不會出差錯、不會發生事故為前提在運作的」這句話，本來就是核電利益集團創造出來迷醉世人的神話。「核心熔解的機會是1萬年一次」，烏克蘭能源部長為保證核安全，向傳媒派這樣的定心丸。結果，時間給他開了一個玩笑，把時鐘向前調撥了約1萬年，未幾發生切爾諾貝爾災劫，然後是福島。

無人能估量 跑出來是怎樣的怪物

權威人士又會說，每年空難、車禍喪命的人數，遠超核意外，意味核電相對安全。不過，空難死者再多，也絕不會擴散輻射物。以切爾諾貝爾核意外為例，輻射塵擴散至西歐的英倫三島。筆者2001年到英國深造時，學者告訴我當地仍有400個農場受到管制，不許銷售及轉移的綿羊數以十萬計，以免這些吃了輻射塵的牲畜及奶製品禍及消費者。

核電工業，涉及千絲萬縷的政商利益關係，而這塊大肥肉往往凌駕於公眾利益，方才催生隱瞞、拖延種種劣行。正因為這會觸動真金白銀的利益，有東亞國家最近特意撥出預算，打壓某國際環保組織在當地推出的反核電運動。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0年還擁抱核電，但總結日本的經驗後痛改前非，率先宣布放棄核電：「問題不在於德國會不會發生像日本那樣的地震，而是我們已經無法相信，至今自己對於風險的評估……我明白地表示：『福島改變了我對核電的看法！』」

對於核電，並非搞好監管、做好通報機制就夠，因為本質上，無人能夠估量核災發生後，跑出來的會是怎樣的怪物。這隻怪物可以令我們以至整個珠三角傾家蕩產，再無退路，所以不該成為能源選項。也因此，縱使我對唐英年先生的綠色政綱有很多保留，但我仍然歡迎他主張不額外輸入核電的提法。

下任特首，請鼓起勇氣勸告中國政府，不要核電，並且帶領香港成為中國的好榜樣，努力做好節能減排，減少中國輸電給我們而要增建核電廠的負擔。

作者是香港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經理

陳雲 - 生不逢時來得太遲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3月13日

「我來得太早了，我的時間還未來到。」這是尼采的名言，他的哲學，死後好久才大放異彩。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考察南美洲部落社會，卻說另一番話：「我來得太遲了。」他步入叢林的時候，部落文化已開始崩解。

早來的，是先知、預言家、大哲人；遲來的，只能是史學家、人類學家。作家可以做，文學家是做不成的。在民初的朝代交界，魯迅仍可用舊詩言志，傳誦至今，今日就好難用舊詩自況而得到讀者欣賞了。

二十一世紀過了十年，於香港讀到晚明文采，民初哲思，頗令人失諸交臂，夜起彷徨。晚明、民初是回不去的了，只能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年我還未出世，五十年代是六十年代末期用電視轉播的電影來認識的。恍如隔世，就是這種感覺。好似在越南和馬來西亞的古鎮看到舊時中國的風光一樣，然則那個中國早已消逝了。好像我們看見天上星光，來到地球的時候，看到的時候也許太遲，該星球已經毀滅了。佛祖在菩提樹下打坐，出定的時候，觀照天際明星，頓覺緣起性空。

因緣際會，與劉天均兄飯聚，有驚喜，也有哀愁。驚喜是在香港衰世，得遇哲理與文學奇人，日夕孜孜不倦思考人生之苦，人生之出路，寫作散文寄託，創作小說探索。劉君的散文，都以風流命名，《風流近來都忘了》、《依然風流》、《豈是等閒風流》，於隨風而流逝的生活，淘洗出一點意義，可以死後無悔無恨，散文之中，我尤其喜歡「人死觀」一篇。他說建立「人生觀」不如先建立「人死觀」，如莊子詢問路邊的骷髏，坦然面對死亡之解脫。這也是佛祖傳下的白骨觀的修行法（另一是胎息法）。

劉君交我閒讀的小說草稿兩篇。一是《禿頭張三》，恍如聊齋故事「三生」橋段，講述一禿頭漢努力行善，以避過死後落地獄之劫難，偏偏事與願違。例如張三誠懇贖罪，投身紅色中國當兵，一心救世，建政之際因槍傷而斃命，死後卻又落地獄去，情節令人莞爾。《厭世客》是探索生命意義的哲學故事，有佛道玄理，有存在主義哲學，也有香港生活的閒雜趣事，夾雜中西文學絮語，洋洋大觀，若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此書當可風行，奈何又是遲來之作。

道祖老子說的大器晚成，不如張愛玲說的，成名要趁早。 《孟子》品評諸聖，孔子位列最高，乃「聖之時者」，知所進退而得時宜。生不逢時，不能得志揚名，然則退而自安，自淨其意，超生了死，卻是全然在我。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中港政治經濟勾結 特首選舉制度失效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3月13日

特首選舉的黑幕，越揭越臭，對香港和北京而言，教訓只有一個：現代文明政府的統治方法只剩一途，就是憲政共和制度，民主的任何代替品（Ersatz），只會越幫越忙，最後以混亂和敗亡告終。

小圈子的選舉委員會是亂局的癥結，本來中共大可效法英國殖民者，由國務院總理委派香港總督，但中共並非民主國家，他們自己也沒有這個信心，因為一旦特首選錯了人，罪責全在中共。況且，九七之後香港的政治經濟局面，也不復往昔。英國以前並沒有多少跨越英國與香港的資本家陣營，即使是英資，也是以香港為基地的實業家和銀行家，與英國政治沒什麼勾結。九七之後，香港的資本家要投靠大陸資本家，大陸也借助香港資本，勾結成為本地的食利集團，繼而進入國際社會。這種複雜的政治經濟糾結，令中共欽點特首候選人之後（所謂江澤民欽點董建華之「江握手」一招），再委託選委投票的老方法失效了。因為資本是計量的（自尋利益），不是計質的（聽從指令），中港之間的政治經濟糾結，終結了特首選舉的小圈子制度。

間接委託選舉委員代為投票，用政治白手套的方法，本來是權宜之計，但中港資本家之間的利益鬥爭，已令選委無法聽從北京的政治指令，只有自己相鬥，於是出現兩位北京默許的候選人之間的廝殺。

北京應該明白，香港民主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也是合理的趨勢，政治勢力與資本利益之間的鬥爭，是無可壓制的，唯有令這些鬥爭服膺於憲政之下，用正規的政黨鬥爭、輿論代表和香港人民一人一票來決定。設想一下，如果唐營和梁營可以各自組成政黨或政黨陣營，公開競選，一切抹黑和黑金都可以在法律規管之下得到公正處理，不會流於罵戰，不了了之，引致目前的困局：無論誰人勝出，損害已經造成（the damage is done）——香港法治敗壞了，上層社會的道德倫理崩潰了。特首收受富商利益，前廉政專員（羅范椒芬）接受廉政公署調查，這樣的香港，是無法統治下去（ungovernable）的。

紅色資本在大陸的糾結，並不會終結中共統治，但一旦南下，在類似現代的法治社會和國際社會運作，在本地甚至國際找到了合縱連橫的盟友，就會自己取得制度合法性，不必聽從北京的政治指令。目前的選委對中共的叛變，正是選舉委員會的制度弄假成真，反過來制肘中共的荒誕現象。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表，中共原以為可以用資本滲透、產業蠶食的方法統治香港，用CEPA的中港融合策略，迫令香港就範，然而中共太不了解現代資本主義政治了。中共的紅色資本勢力南下香港，正正終結了中共在香港的統治。難道馬克思沒有告知中共：資本家是認錢而不認人的？

這次選委譁變，只是叛亂的預演，特首選舉結束了，不論是順利選舉還是流選再來，唐營和梁營的資本勢力也會各自在新的特首之下恢復合作，繼續盤踞香港，但一旦中國爆發動亂，本地的資本勢力難保不會趁亂起義，成為心腹大患。制衡的方法，保住香港在中國領土之內的方法，只有依《基本法》容許香港人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陳雲 - 自利 vs. 自私

Facebook隨筆 2012年3月10日

自私一詞變為褒義，是香港社會道德的悲劇！我在《香港城邦論》批評過香港一批傳媒人、經濟學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推出「自私」有用的經濟學觀念，我說Adam Smith 在《國富論》假設人類行為動機的self-interest，中文是自利，不是自私（selfishness）。我在《香港城邦論》也呼籲這些傳媒人要為他們當年破壞香港社會道德而公開懺悔。他們至今一個也沒有出來懺悔。當年他們破壞香港道德，將中產階級的道德承擔轉化為個人謀利致富的自私行為，是為金融資本主義服務，也是為英國殖民政府的愚民政治服務的。我不認為他們不知道self-interest應該漢譯為自利。

自利是要考慮利他的，因為利益他人有助於自利。自私卻不必考慮利他，只是考慮自己利益，不惜化公為私、損人利己！香港在八十年代流行的自私論，就是破壞傳統中國道德的元兇。

我舉一個例吧。某企業在做生意的時候，賺得令顧客一無所有，就是自私；顧存對方的利益而留有餘地，令賺錢可以繼續，就是自利。香港好多人——特別是地產霸權的做生意方法，就是自私！而香港人對此毫無道德譴責，就是因為八十年代那些傳媒灌輸了自私論。

我呼籲中港區隔，除了香港自利之外，也是利他的，利益中國整體的！也只有在利他、利益中國之下，香港才可以自利。《香港城邦論》是基於仁愛原則的，不是基於仇恨的，我在去年開始動筆的時候就在面書牆講清楚了。至今，大家清楚了吧？

香港人拒絕中港融合，是自保，不是「自私」。香港自保，中國也得利，香港崩潰，中共陪葬，中港之間是互惠互利、唇齒相依的關係。各位要發揮智力，在理論上弄清楚中港關係，否則香港只會失敗告終。香港的民運鬥爭了幾十年，而失敗至今，就是因為無用好腦筋！

香港政治要自治、道德要重建，必須經歷一次世代和解、階級和解，當中，年老一代的懺悔是必須的。陳冠中做過一次，但不徹底，也觸不到要害。目前主要有我們文人（知識分子）做，大財閥是沒希望的，當然我也寄望他們年老一代臨死之前會懺悔，獲得港人的寬恕。

吳志森 - 貪財．好色．可能涉黑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3月10日

香港受了甚麼詛咒，特區的第一把手和前第二把手，再加上行政會議前召集人，一個貪財，一個好色，一個可能涉黑。說「可能」，因為事件仍是羅生門，還在發展中，未能下最後結論。前者貪財後者好色，已經是肯定的了，香港的土壤出了甚麼問題，掌握最高權力的特區官員，竟然淪落至此？

曾蔭權的所謂「貪」，相對大陸官員的貪污腐敗，算不上小菜一碟，連一個村官縣官都可能有家財幾億，從內地的標準來看，曾特首簡直是廉潔奉公天下難得的清官。但如果我們硬要跟最低的標準看齊，香港只能向下沉淪。

內地有人嘲笑曾特首，貪都貪得不夠大氣魄。乘坐豪華遊艇私人飛機，享用免費豪裝的六千呎大宅，又或最新揭發的，在只招待賭客大戶的豪華澳門套房度假，究竟誰付房租還是免費，還有待澄清。按照行政長官的權力和位階，都是小家得不成比例，充其量只像目不識丁的權叔權嫂，貪圖小恩小惠小便宜。貪都貪得這麼沒有品味，的確丟架。

到今天為止，曾特首招認的事實，涉及的利益不算多，又沒有現金到手，在輿論和民眾壓力下，就連深圳豪宅也退租了，還需要窮追猛打嗎？廉署立案偵查，立法會更希望用《權力及特權法》、不信任動議，甚至彈劾的方法來追究，算不算小題大做呢？

絕對不是。香港公務員以廉潔著稱，特首帶頭貪腐，即使銀碼未必很大，如果整個社會等閒視之，執法部門又輕輕放過，對香港的反貪防貪制度，將做成致命的打擊。刑不上大夫，廉署將來檢控公務員，人們還會服氣嗎？公務員會問：連特首都可以如此，我們接受款待甚至收受更大的利益，為甚麼又不可以？這種思想若繼續蔓延，香港肅貪倡廉的制度和文化就會一夕崩潰。因此，整個社會包括公權機關，都要嚴肅對待曾特首的貪腐案，把摧毀香港核心價值的病毒，清理於萌芽狀態。

對貪財者要嚴肅對待，對好色者又要如何？嚴格來說，甚麼婚外情、私生女都是別人的家事，只要另一半容忍、接受、原諒，無論多少次出軌又浪子回頭，其實真的與公職無關，傳媒又何必因為追求銷量滿足八卦將人家的陳年舊事，甚至私生女的照片也刊登出來。

這種說法，從正路看是百分百對的，但這位好色的候選人，處理婚外情私生女，和處理他的地下皇宮僭建一樣，都是那麼閃避拖拉，糊裏糊塗，人們擔心的是，今後香港發生重大危機，這位好色的富二代公子哥兒有沒有能力處理，始終是港人心中一大疑問。

至於可能涉黑者就更令人擔憂了，今天出來的不同版本，誰請這位江湖大佬出山拉票，誰宴請誰付鈔都說不清楚，能不令人有更深一重的憂慮嗎？

古德明 - 遺甚麼憾？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3月07日

陸谷孫《英漢大詞典》是新中國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產品，英語及現代漢語學者參與其事的，數以百計，堪稱新中國英漢詞書代表作。詞典sorry條下有一例句：「We are sorry that we cannot come to the party很遺憾，我們不能前來參加這次聚會。」Sorry譯做「遺憾」，今天似乎順理成章。

但「遺」應是指「留下」，而且多指死者所留下。例如《國語》卷八晉國杜原款為太子師，教訓太子申生要死得其道：「死當遺愛(死了，也要留下大愛)。」唐朝杜甫《八陣圖》詩說諸葛亮死有遺恨，恨當年劉備魯莽對吳國用兵：「功蓋三分國……遺恨失吞吳。」《水東日記》卷八明朝大臣楊士奇立遺囑說：「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所得已超過所敢願，無所遺憾。)」上述「遺愛」、「遺恨」、「遺憾」的「遺」字，意思很清楚。中國人不會說「我很遺愛」、「我很遺恨」等，然則怎麼可以說「我很遺憾」？「我很遺憾」即「我很留下的缺憾」，這樣的廢話簡直是褻瀆中文。

中文的「憾」字，向來可以獨立使用。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國公子季札觀《象箾》、《南籥》舞蹈，贊歎之餘，指出還有未善：「美哉，猶有憾。」《論語‧公治長》子路說不介意朋友坐他的車馬，穿他的衣裘：「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即使弄得殘破都不會抱憾)。」

現代漢語亂說「遺憾」，顯然是因為白話多用雙字詞語，假如以單獨一個「憾」字翻譯英文的sorry，似乎不大順口。現代漢語學家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遺」字當作沒有意思的虛詞，和「憾」連用。稍講文理者，決不會這樣用字；愛護中文者，更加不會。但現代漢語人大概只會笑我嚼字咬文。

請看臺灣中央社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電信：「馬英九總統說：『很遺憾民進黨以臺灣和西藏相比。』」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新中國總理溫家寶致香港學界老人饒宗頤書：「收到先生請柬，知先生月底在京舉辦學術、藝術界。我將出訪在外，不能出席開幕式並當面致意，甚感遺憾。」馬、溫所謂「遺憾」，無非sorry的惡譯。例如溫家寶那一句，還原做英文，就是I am sorry I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in person。

沒有「遺憾」，中國人就不能表達sorry了嗎？請看以下文字：「民進黨以臺灣和西藏相比，可歎可憾。」「拜奉請柬，敬悉先生月底在北京舉辦學術及藝術展，可惜我將外訪，不能出席開幕禮並親向先生致意，悵甚。」中文是不須有那麼多「遺」言的。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吳志森 - 向下沉淪

明報 2012年3月7日

曾蔭權參選特首選舉時，稱自己做政治家。他的一些富商朋友，更把他升呢，恭維他為大政治家。從他近日的言行舉止，特別是在立法會解釋「著數門」事件的邏輯，大政治家之名不但令人噴飯，甚至連一個普通公務員都不如。

接受款待、收受禮物、免費服務，都有一套極嚴謹和透明的守則規管，你問任何一個公務員，他們都知道甚麼可以做甚麼不能碰，也知道如果逾越了界線，輕則炒魷，重則坐牢。只要翻查新聞資料，隨手拈來，都有很多後果嚴重的例子。

在利益問題上，公務員都養成謹小慎微的習慣。我接觸過不少公務員，他們吃飯大多採AA制，上司也不會輕易接受下屬的宴請，在公務上有瓜葛的款待，都會敬而遠之；任何禮物都不會輕易接受，小至小朋友所摺的一瓶幸運星，價值可能只是區區數十元，也要立即上繳。香港公務員隊伍的廉潔，體現在這些清晰而透明的小節上。

由16萬公務員以至司局級的問責官員，全部都管得嚴嚴密密，而直屬行政長官的廉政公署，也對公職人員看得嚴嚴實實。就偏偏只有特首一人，沒有任何規管，他自訂守則，自己管自己。

如果他制訂的規矩，與所有司局級官員和公務員都看齊，都採用同一標準，當然無可非議，但事實卻並非如此，而是徹頭徹尾的「律人嚴，待己寬」。「著數門」醜聞爆發，引起整個社會，特別是公務員的憤怒，就是這個原因。

坐豪華私人遊艇從澳門返港只付普通渡輪費用；坐私人飛機往返泰國布吉只付經濟客位機票，只及私人飛機費用的一成。任何公務員這樣做，都等於收受利益，即使沒有犯法不用坐牢，都會搞到一身蟻，唯獨行政長官例外。

曾蔭權口口聲聲說他是按規矩辦事，這個所謂規矩，就是他自己制訂，規管的對象就只有他自己，他覺得沒有利益衝突就沒有利益衝突，別人插不上嘴。於是，他就在這個自我循環的怪圈裡，自我感覺良好。

曾蔭權認為市民要求高了，「同市民對特首操守的期望有明顯落差」，這就是他最大的盲點。市民對公職人員的期望和要求，一向都非常高，只是曾蔭權大便宜小便宜通貪，愈來愈向下沉淪而已。

成名 - 文革式批判對香港自由的威脅

2012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在去年底，留意到左派報章對自己點名攻擊，發現自己被指反中亂港，是政客學者，「褻瀆師德，誤人子弟」，甚至被臭罵為「惡犬」一條。更讓人震驚的是，其中兩篇文章是衝着科大校方而來，施壓要求科大開除我。要面對的不單是在兩個月內20篇左報的攻擊，更有人將兩篇批評我的左派文章，靜悄悄寄給我的學院院長。另外，早前有學生在科大校園民主牆貼了一篇支持我的文章，卻被人撕毁，而有幾篇批評我的左報文章則完好無缺，信息似乎清楚，有人要內外夾擊向校方施壓，把我解僱。

左報文章內容充滿不符事實的指控，例如其中一篇，作者港區政協劉夢熊說「成名是『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令人搞不清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員」，暗示本人可能為法輪功成員。本人在去年底，曾接受過該兩份在本港合法運作的媒體數次訪問，劉先生把我和法輪功成員扣上關係，是扣帽子行為。事實上，劉先生亦曾接受過「新唐人電視」的訪問，難道大家就可稱他為「法輪功」成員？

一直主張非暴力群眾參與

劉先生又說本人竭力鼓吹激進路線和政治暴力。實情是本人在所有公眾平台，一直主張用教育和非暴力的群眾參與、爭取在港落實真普選，以改善管治，又何來鼓吹政治暴力！

又有文章批評我為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歌功頌德。事實上，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大學法律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指出用五區變相公投，無法律約束力，並無違反本地法律和《基本法》。倘若該活動違法違憲，又怎會在事先張揚下得以進行呢？

其次，所謂對「五區公投」歌功頌德，我是根據眾多全球和本港民主化的研究，指出統治者甚少在沒有公眾壓力下主動建立民主制度，相反，要落實真民主，一個強大和使用非暴力手法進行的民主運動，至為重要。而變相公投運動在公社兩黨主導下，配合多個民間團體，動員群眾，刺激市民反思功能組別及半專制政體對香港的害處，至最後的高峰項目余曾辯，正好是個非暴力、又合法的民主運動。不少證據顯示該運動推進了民主意識、民主發展：

1、藉主流媒體，余曾辯論把政改議題向市民曝光，令公眾更排斥特區政府所提出的不民主政改方案。辯論後即晚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更加反對／減少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有44.8%，亦有多達71%市民同意不遲於2016年取消所有傳統功能組別，反功能組別人數創下近年新高（註1）。

2、為避免政改再次原地踏步，影響特區政府的民望，在變相公投運動進逼，以及明知公社兩黨不會接受民主化上的微小讓步下，中央被迫透過中聯辦與普選聯進行了破天荒的談判，並在民主化上作出一項微小讓步：在2012年容許廣大市民，而不僅是區議員，選出五位超級區議員作為新增功能組別成員。

左報來論，硬指「五區變相公投」違法違憲，及硬指本人為其歌功頌德，容易令人聯想到在位者想藉抹黑推動民主以徹底改善香港管治的學者，來打壓本地民主進程。

《文匯報》來論又指控本人誣指中央推動的是一場「偽普選」。雖然中央曾承諾於2017年以真普選選出行政長官，於2020年選出立法會，但政制爭論至今，中央政府仍拒絕承諾於2017選舉行政長官時，不對候選人進行政治性篩選，及拒絕承諾不遲於2020年全面廢除功能組別。縱使功能組別選舉違反國際公認及《基本法》附件中的國際人權公約有關之普選的定義，港澳辦強調，傳統的功能組別與他們理解的普選沒有違背。另就201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特區政府堅持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不單窒礙有效管治，更重要者，由於健康的政黨發展對實現真普選極為重要，而健康的政黨發展需時，上述種種決定強烈暗示中央缺乏誠意落實真普選。

有關學者的角色

有關學者的角色上，日前《大公報》社評點名批評蔡子強、鍾庭耀和本人3人，「假學術研究之名而行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中聯辦郝鐵川部長認為學者只應該影響學術界，而不應該影響社會。他的觀點明顯忽略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已往往不易分割，亦根本不應硬性分割。郝部長亦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下，明言「縱觀香港某些機構10多年來的民調活動，不難看出，其議題1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面向公眾進行，為特定政團利益服務，企圖影響公眾言行」。

事實上，3位學者都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學者的意見與部分政黨的政見相近，並不表示學者便是為政黨服務，更真實的是，政見相近只反映3位學者與某些政黨擁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而郝部長在無提出任何證據下，似乎在暗示鍾博士10多年來的民調活動為泛民服務，對他公道嗎？若鍾博士多年來為泛民服務，我們如何解釋，他每年計算在七一集會遊行人數，為何不少都遠低於泛民的估算？

此外，劉先生在來論中聲稱美國全美大學教授協會要求大學教授「不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並指摘本人「嚴重違背學術中立原則……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實情是按該大學教授協會（AAUP）去年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該協會不單容許，亦鼓勵學者評論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這亦是該會幾十年前成立時已確立的原則：

「保護學者無拘無束的表達，包括提出極具爭議和不受大眾歡迎的見解，是大學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高等教育機構為落實重大社會公益而建，而學者追溯真理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是達至重大社會公益的基礎……以往的經驗，包括把觀點具爭議的教授解僱，及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對某些學術討論的箝制，教曉我們任何對學者表達自由的政治限制，都絕對不可支持。」（註2）

事實上，不少贏得諾貝爾獎的學者都學以致用，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發言。劉的說法，不僅顛倒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立場，加上其政協身分，又與其他左報攻擊我的十幾篇文章互相唱和，很易令人聯想他們是代表掌權者，希望令一些捍衛自由民主的學者自我審查，或甚至施壓予僱主把他們解僱，對本港的學術自由造成威脅。而學術自由一旦倒下，敢於講真話、批判時弊和權貴的學者一旦收聲，香港便更容易淪為一個充斥謊言、向權貴歌功頌德的社會，對新聞界的整體素質，新聞和言論自由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哈維爾的名言

剛逝世不久，以捍衛人權、追求民主而獲世人景仰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一生鼓勵人民「生活在真實中」。他強調人民拒絕謊言，堅持真相，就是「無權力者的權力」。而拒絕製造謊言、及揭穿謊言，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責任。哈維爾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質疑者，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就讓我用以上哈維爾的名言與讀者共勉！

註1. 民調數據來自港大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

2. Professor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Ensuring Academic Freedom in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Academic Personnel Decision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2011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古德明 - 「鎖定」甚麼？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2月29日

「股市上升，投資者沽出股票，鎖定利潤。」這樣的現代漢語，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詳。

「鎖」作動詞，中文向來有幾個意思，其一當然是「用鎖鎖住」，例如柳永《定風波》寫少婦思念丈夫，懊悔當年讓他遠行：「悔當初，不把雕鞍鎖。」拘繫犯人等，當然也是「鎖」，例如《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一殺人犯王甲「被眾人鎖了，登時押到縣堂」。引伸其義，「鎖」還可以指「幽禁」、「隱藏」以及「(眉頭)皺」，例如杜牧《赤壁》詩說，不是東風幫助周瑜打敗曹操，東吳名姝喬氏姊妹就會幽禁曹操銅雀臺上：「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朱淑真《眼兒媚》詞寫春愁之濃，有如遮樓蔽閣的重雲：「清明過了，不堪回首，雲鎖朱樓。」《西遊補》第六回項羽向孫悟空變的虞姬說：「我見你愁眉一鎖，心肺都已碎了。」

現代漢語的「鎖定」，卻和上述意思都不同。請看本月二十六日香港《明報》新聞標題：「警方憑八達通，鎖定鴨脷洲強姦案疑犯。」本月十三日大陸《三峽晚報》體育消息：「美國華裔籃球員林書豪用罰球鎖定勝局。」上月八日《大紀元》臺灣總統競選新聞：「宋楚瑜鎖定花蓮縣，鞏固東臺灣的選票。」去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時事分析：「中央一號文件為何鎖定水利？」這「鎖定」是共產黨語言，完全不知所云。

甚麼叫做「鎖定利潤」？買賣股票，向來得失無定，「鎖定」從何說起？為甚麼不清楚簡單的說，「投資者先行獲利」？

「憑八達通鎖定疑犯」，更令人啼笑皆非。八達通只是電子貨幣，不是手銬，不是刑具，怎可用來「鎖定」疑犯？當然，這個「鎖定」，和王甲「被眾人鎖了」的「鎖」不同，大概是「確定」、「認定」的意思，然則為甚麼不簡單清楚的說，「警方憑八達通斷定疑犯是誰」？

「林書豪鎖定勝局」，又不知是個怎樣的鎖法。《西遊記》第四十六回唐三藏和虎力大仙賭比坐禪，虎力大仙被孫悟空變的蜈蚣叮了一下，坐不穩，「已是長老(唐三藏)得勝」。中國人不會說「已是長老鎖定勝局」這種下流話。當然，我們可以「奠定勝局」。

「宋楚瑜鎖定花蓮縣」、「中央一號文件為何鎖定水利」等，譯做中文，應是「宋楚瑜最重視花蓮縣」和「中央一號文件為何特別著重水利」。水利和花蓮縣一樣，不是可以鎖起來的。

中共鎖國鎖民六十二年，這枷鎖我們擺不脫，但語文和思想可不要也被他們「鎖定」，否則不但是奴在其身，更是奴在其心。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周保松 - 政治道德之必要

出處：南風窗 2012年1月4日

讓我們從最常識的地方談起。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制度之中。這些制度，由國家制定，並要求我們每個人無條件服從。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另一方面卻也建立了秩序，使我們好好活在一起。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因此，活在其中且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個體，就有正當的權利問：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個制度為什麼公平公正因此值得我們服從？同樣地，擁有無上權力的政府，也有責任向所有公民交代，它的統治的正當性基礎是什麼。一個不公正的制度，無論多麼強大多麼有效率，它在道德上都會有缺失，都很難得到公民真心擁戴，都很易出現正當性危機。

不能退場的道德

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說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權力的行使，必須滿足某些道德要求。這些要求不是源於暴力謊言恐懼，而是基於自由理性的個體能夠合理接受的理由。只有這些理由得到公民廣泛的認可，這樣的國家才足稱為具正當性的政治共同體。不少人卻認為，政治的本質，是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是區分敵我階級鬥爭，是不談價值只論權術。所以，以道德來要求政治，其實誤解了問題的性質，是不務實不成熟的表現，結果往往好心做壞事。我並不否認，這些現象都存在。問題是，這個真的是政治的根本關懷嗎？我不這樣認為。

理由如下：一、實然不等於應然。我們不能說，因為現實政治充滿種種惡，所以這些惡就是合理的，並視此為政治生活的起點和終點。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意識到這些是惡，才努力希望通過制度去保障人的權利福祉，避免壓迫宰製。二、一部東西方政治思想史，從孔子、孟子、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洛克、盧梭、康德和馬克思，再到今天林林總總的政治理論，儘管觀點不同，關心的卻都是如何建立公正理想的政治秩序。這些政治道德的建構，絕非哲學家躲在書房閉門造車，而是既反映了時代精神同時改變了人類社會進程。遠的不說，啓蒙運動以降，自由平等民主權利這些價值，就是推動無數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最大的力量。三、人們會受這些價值推動，即說明人不是純粹的自利者，而是有能力和有意願公正地活在一起。觀察一下我們的日常生活，當我們面對制度的不合理而作出思想上的批判和行動上的抵制時，我們就已進入政治道德的思考和實踐。我們視自身為有反思能力的道德主體，並願意對規範我們的制度做出價值評估。我們甚至可以說，人不能離開道德的觀點而活。道德的觀點，界定了我們是誰，界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也界定了我們如何與他人合理共處。

所以，如果有人將道德和政治割裂，並將政治簡單化約為權力和利益的爭奪，這既不符合事實，也矮化了人貶低了政治。而當這種觀點被當作自明的事實並為愈來愈多人接受時，遂出現可怕的自證預言：道德從政治退場，大家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對錯可言，道德的觀點遂在公共生活中失去力量，自利冷漠犬儒反而成了面對自己面對他人和面對政治時的普遍態度。結果是，人心日益敗壞，權力日漸腐化，維繫政治社群的道德紐帶日趨崩解，人們不再對政治可以變好抱有任何信心。最後剩下的，正是最初所預期的暴力和欺詐。

政治的終極關懷

既然政治制度離不開道德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的內容應該是什麼？這牽涉具體的道德論證。我在此文暫不處理這個問題，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在怎樣的處境中，政治才會出現？

政治會出現，因為我們想活在一起。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地活在孤島，我們不需要政治。想活在一起，因為通過分工合作，我們可以活得更好。但活在一起，卻難免有衝突，因為人總希望自己在合作中分得更多資源，但資源卻總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人是多元的。作為獨立個體，在正常環境下，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利益、信念和追求。我們的集體生活遂恒常處於這樣的狀態：不同個體有不同訴求，這些訴求往往彼此衝突。雖然有衝突，但又希望活在一起，我們於是需要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令人們能夠好好活在一起。這些方法，就是一組組的規則。這些規則，形成我們所稱的制度。在現代國家，憲法往往就是最高的規則，並以此界定社會的基本制度。這些制度要有約束力，就需要強制性的力量支持。所以，國家最重要的特徵，是它能在自己管治的範圍內，有權力制定和執行法律，並擁有壟斷性使用武力的權利。

由此可見，政治離不開權力，因為需要有武力來維持制度。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不是最自由的狀態，而很可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無法可依無理可言的戰爭狀態。所以，即使從保障自身利益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接受制度的必要性。但政治卻不可能是赤裸裸的權力，因為政治正是希望透過制度來建立秩序，擺脫以暴力方式來解决紛爭。故此，政治的核心問題，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權力，而是權力如何才具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並確保行使權力的人，得到合理的授權監督。道德的觀點，和政治的終極關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權力的正當性

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制度的正當性？因為制度對我們影響深遠。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制度當中。制度决定了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麼機會，分得多少資源，承擔什麼義務，過上怎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自足的個體，並帶著既有的人生觀世界觀從自然狀態走進國家。相反，我們自我的形成，人格的建立，用什麼語言觀念來理解世界，以至最細微的對生命的感受，都和我們在怎樣的制度環境成長有關。沒有所謂中立的制度。制度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約束模塑引導我們的人生。就此而言，政治在我們生活的不同環節，具有絕對的優先性。例如市場和家庭，都是從屬於政治，而非獨立於政治，因為市場制和家庭制本身就是由國家來界定。在中國，我們曾經沒有私有財産和市場經濟，也曾經不是一夫一妻制。而這些制度一變，我們所有人的人生就跟著改變。

既然一個國家的制度，如此無可逃避如此無處不在，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影響如此深遠，同時又以如此強制的方式要求我們服從，那麼作為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獨立個體，作為重視一己生命且在乎自己活得怎樣的主體，政治於你於我於他，就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要怎樣的公正美好的政治的問題。

而我們的發問，不是從階級、政黨、民族或形形式式的集體的角度來問，而是從「我」的角度來問，而「我」是活在當下有思想有情感有道德能力且對生命有追求的實實在在的人。這個我，面對巨大的國家，看似渺小，但作為自由人，我並不是天生就須接受別人的統治。我總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問：如果國家不能好好保障我的自由福祉，不能令我活得有尊嚴，不能助我實現潛能，並活出屬於我的人生，那我為什麼要服從？國家又憑什麼來統治我？這是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她給出的理由，必須是道德理由。這正是盧梭當年在《社會契約》中所說，只有國家將「力量轉變為權利，服從轉變成責任」，權力才有正當性可言。這個轉變的過程，正是建構和證成政治道德的過程。

拓闊政治想像

如果以上所說有理，那麼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政治現實主義就站不住脚，因為他們鼓吹的，正是一種將政治和道德割裂，然後視政治純粹為權謀利益之爭的活動。在這種觀點下，政治和絕大多數沒有權勢的我們是不相干的，它只是屬於少數權力精英的秘密游戲。我們既不能指望參與和影響政治，也不應對政治作出任何倫理批判。而當愈來愈多人接受這種論調，「有權就有理」遂變成常識公理，整個公民社會遂愈來愈失去道德批判性。說得不客氣點，對公民來說，相信政治現實主義是一種「自我去勢」，去掉的是建設更好更公正的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力。

既然政治離不開道德，那麼不同的政治理論，不管什麼派別，就有必要將辯論聚焦於此。一個合理的政治理論，必須回答以下問題：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公民應該享有怎樣的權利和義務？社會財富該如何公平分配？政府怎樣才算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關懷和尊重？我認為，在這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不同理論都有責任將自己的立場，好好論述論證出來，並在公共領域以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麼他們描繪出來的政治社會，值得我們追求。只有社會的道德論述日益豐厚，我們才能累積政治社群的倫理資源，增強公民的價值意識，拓闊彼此的政治想像，社會轉型也才有可能朝著合理方向發展。

最後，或許有人說，即使這些都有道理，現實政治的衰朽腐敗卻實在教人無奈厭倦。剛過世的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哈維爾曾在1986年一篇文章這樣寫道：「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著多麼蒼白的事實。」

很不幸，這是我們今天的處境。也正因為此，我們才有努力肯定政治道德之必要。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陳雲 - 廉政公署為何失效了？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2月28日

行政長官曾蔭權貪污瀆職，醜聞揭露，令香港人瞠目結舌，一時間反應不過來。堂堂香港首長，行徑竟然有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衛生幫辦，招搖過市，貪飲貪食，貪圖小便宜，搭私人豪華飛機付經濟客位的價錢。

香港的民運、社運都因為中國情結而失陷，陷於恆久的失敗主義。今日，連法治與廉政都因為與中國大陸融合而潰敗，行政長官也貪污瀆職，丟人現眼。廉潔政府敗在曾蔭權手上，有跡可尋。廉政公署舊稱「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往日廉政公署可以總督特派的名義，是由於總督乃英王代表，皇室承受天命，有道德無瑕的假設。之所以可以如此假設，是由於英王的言行舉止有源遠悠長的皇室家法管制，更有國會監督，如果英王犯錯，隨時被人民廢除帝制而改行共和。總督秉承英國王室權威，自我期許崇高，也受到國會和殖民地部的監督，自然戰戰兢兢，不敢造次。

九七之後，香港主權移交中共，由於中共根本無資格承受道德無瑕的假設，在香港不能承受英王特權，行政長官又並非民選、立法會也不是普選，故此行政長官失去了天命與民命，自我道德形象低落，便會放肆起來。廉政公署面對道德低下又不恤民命的特首，無計可施；面對涉及中國宗主國的貪污舞弊，更是束手無策。

為了解決英王懸空之位，香港不能將往昔的英王特權、英軍特權轉移於中共，寧可懸空，香港要與中國區隔。此外，要從速普選特首及普選立法會，用憲政的方法，解決香港首長權威必須受民命監督的問題。

吳靄議 - 曾特首「廉潔奉公」？

明報 法政隨筆 2012年2月27日

立法會泛民議員力爭行政長官須受《防止賄賂條例》約束，居然爭持了近十年才得到當局在2007 年終於提交法案。但所提的法案，特首受到的約束，仍然低於一般公務員和公職人員，理由是特首由中央任命，「憲制地位特殊」，以及特首已受到《基本法》第47 條的約束，「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據當局解釋，這個要求是遠高於一般公務員的道德操守。

可是，在任時一再接受富豪「朋友」款待，盛宴、豪華遊艇、私人飛機度假，擬備豪宅作退休後住所，算是「廉潔奉公」嗎？一名普通警司，要是休假時頻頻接受富商財團或「江湖人物」的款待，除非有正當理由而得上級許可，否則隨時可遭紀律調查和處分，理由是執法人員與這些人士交往過密，接受款待，會令公眾懷疑他們在執法之際難免偏袒。身為特首，豈不應比一名普通警員更加檢點？若財團首腦是特首作伴享樂的「私人朋友」，執法人員豈無幾分顧忌？

當年審議法案，議員一再要求，特首必須與其他公職人員一樣，受到條例第8 條的約束，就是未經許可而收受利益，即屬違法，毋須證明目的在誘使該公職人員給予某項優待。第8 條是嚴苛的法規，但如果一般公職人員要遵從，為何特首就不用遵從？

就以近日的報道為例，付數千元的價錢，能得到值數萬元的服務，按常理看已是「利益」，對一般公務員而言，已屬違法，但針對特首，就須證明提供利益是為了得到某項優待才可入罪。試問何能服眾？

中外歷史，敬重的都是居要位者能清廉自奉，我們不期待曾特首是聖人偉人，只是盼他多檢點一會，別讓特區面子太難看，可以嗎？

馮偉華 - 學術自由的名存實亡

2012年2月24日

【明報專訊】教育的功能在於求知明理，記者的天職是要查找真相，浸大校長陳新滋以「可能造成白色恐怖，違反大學核心價值」為由，拒絕查明傳理院長犯下「低級錯誤」的真相，有如對大學教育的諷刺，對傳理學院的侮辱。

浸大前傳理院長趙心樹被揭發「偷步」發放民調結果，被批評手法不專業，甚至違反操守。陳新滋作為一校之長，當初被要求徹查事件時，以「相信」負責教授的專業判斷為理由，拒絕介入調查，如今竟以「可能造成白色恐怖，違反大學核心價值」作藉口，對調查點到即止，敷衍了事，這些違反傳理教育和學術精神的反面教材，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在輿論壓力下，陳新滋宣布委派由副校長黃偉國領導的4人小組進行內部調查，結論認為，無證據顯示調查計劃受到政治干預，「相信趙心樹的動機是期望可藉此提高『傳理調查』報告的新聞價值」。這與傳媒為求銷量嘩眾取寵和「製造」新聞的手法有何分別？至於事件的焦點之一，即民調有否受到政治干預？黃偉國表示未有需要邀請唐營接受調查，陳新滋更表明：「人哋未必騷我哋」，說穿了校方根本沒有查證。

陳新滋因為「相信」趙心樹的專業判斷，幾乎連釐清事實的應有責任也想逃避。即使報告疑點重重仍拒絕追查下去，也是因為「相信」趙心樹的動機只在提高新聞性，令人不禁想起前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我反正信了」的「經典金句」。王勇平事後被《人民日報》批評他犯了發言人的「低級錯誤」，其後被外放到波蘭，但同樣犯了「低級錯誤」的趙心樹，則只是辭去院長職位和少收幾千元津貼。

對大學教育的諷刺

陳新滋護「趙」心切，強調趙心樹誠信沒有問題，只是「做事太急和技術判斷錯誤，若因此要解僱趙，相信校內有很多教師都不能留低」。然而，黃偉國承認，趙心樹提早發布民調時，已知道有關數據未加權，不能與之前公布的調查作比較。據《明報》追查所得，「趙心樹曾遭負責的調查員反對及質疑數據不可靠，仍三度要求下屬盡快分析結果及寫新聞稿，在傳訊處下班後，自行將結果上載網頁」。這顯示趙心樹並非無心之失，而是明知故犯。再者，趙心樹不是一般教職員，他所犯的「低級錯誤」既嚴重影響校譽，更損害「傳理調查」的公信力。

親中力量近月對學者發動的批判，港大被指在校慶典禮向權貴獻媚、浸大前院長「製造新聞」的醜聞，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風波此起彼落，令人擔心政治正確的意識不斷抬頭，利字當頭蓋過學術成就，即使中央不用命令，特區不用「陰乾」，中聯辦不用發功，也不忘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讓學術自由名存實亡。

作者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

古德明 - 他們的「強項」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2月22日

新年降臨，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拍短片給港人賀歲，自嘲「做戲不是我的強項」。中國人不可能明白他在說甚麼。

「強項」中文指硬脖子。《後漢書》卷七十七載：光武帝姐姐湖陽公主家奴白天殺人，匿藏公主府第，有司無可奈何。洛陽令董宣待那家奴陪公主出行，執刀攔途，截停車駕，斥責公主包庇罪犯，並喝令家奴下車，當場正法。公主大怒，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命董宣向公主叩頭謝罪，董宣不肯，太監就強按他的頭，董宣兩手撐地，抵死頭不低。光武帝沒法子，唯有下令：「強項令出(硬脖子縣令，你走吧)！」他賜董宣三十萬錢，董宣全部分給屬吏。這就是我國清官的強項，曾蔭權當然沒有。他有的只是媚骨。

曾蔭權所謂「強項」，指的是甚麼？請看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point字例句：「Tact is not one of her strong points她不善於圓通處事。」Strong直譯是「強」，point可以譯做「項目」。可見現代漢語「強項」一詞的出處。

英文的strong point，中文自有不同說法。《戰國策‧齊策》孟嘗君問食客馮諼有甚麼過人本領：「客何能？」魏文帝《典論‧論文》談到文人相輕：「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西遊記》第十八回孫悟空自言：「(我們)有些手段……善能降妖縛怪。」清朝吳喬《答萬季野詩問》談到唐朝詩人：「唐人數百家，各有能事。」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評李白、王維、韋應物詩：「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中國人不會說甚麼「各擅強項」、「各以強項，相輕弱項(weak points)」等，孫悟空更不會自言「有縛怪降妖的強項」。

但請看去年四月溫家寶訪馬來西亞時說的話：「中、馬要擴大雙邊貿易規模，發揮兩國各自的強項。」同年十月馬英九談到臺灣的藝文創作：「藝文創作是臺灣的強項，在大陸以至其他地方，都愈來愈受歡迎。」溫、馬據說都是中華民族領袖，但他們顯然都不屑講中文，以做英文附庸為榮。然則中文日見式微，有甚麼奇怪。

「藝文創作是臺灣的能事。」這是中文。「中、馬要擴大雙方貿易規模，發揮彼此所長。」這也是中文。但溫家寶、馬英九也許連「能事」一詞都沒有聽過。

英美兩國元首的講詞、文告等，幾乎無不力求用字典雅，字裡行間，透露了尊重本國文化的情懷。新中國那些政客卻捨此不學，只學英文硬譯法。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上流社會臭不可聞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2月21日

不目睹唐英年在九龍塘約道的地下宮殿，我仍是相信香港的官長大抵是清廉的，上流社會乃至中產階級的行事，是有個譜的。僭建醜聞爆發，令我大吃一驚。唐英年重複講大話，乃至推妻子出來抵罪，當眾灑淚，固然可恥，一個工程龐大的僭建圖則，預先挖好地基僭建二千四百平方呎的地窖，要計算力學，要許多建築師、工程師等中產階級協助興建，一群人手持圖則施工，存心欺騙政府，更顯得香港的專業道德崩壞。

唐英年要買一間有地下室的屋，或者補地價予政府申請改建，付錢就可以了。唐英年家財萬貫，從不缺錢，但為何要欺騙政府，節省幾個臭錢呢？唐英年爆發醜聞翌日，仍有大財閥支撐他參選，香港財閥那副可恥可惡的脾性，那種但求私利而不惜侮辱香港同胞的真面目，大家一覽無遺。富裕並不是罪，但包括唐英年在內的香港財閥那種卑鄙無恥的德性，卻令香港人大開眼界。這些嘴臉，我們一一記住。

唐英年已成香港恥辱，他不必考慮參選。他應該考慮如何道歉，如何離開官場，如何解除一切公職，因為他已是香港的恥辱。唐英年身處高位而隱瞞自家的違章建築，三番四次說謊，諉過於人，敗壞香港道德，敗壞官場規矩，即使司法當局不一定可以將他繩之於法，他已經是香港罪人。九七之後，中共縱容地產財閥成為香港諸侯，財閥勢力盤踞行政會及立法會，也滲透官員高層，令香港官場道德敗壞，糟蹋了英國殖民政府辛辛苦苦建立的紀律及官規。

僭建並不是大罪，爽快答應調查，承擔責任就可，罰款和拆除違章建築而已。唐英年之無恥，是他做了近十年的問責高官，卻作風頹唐，不顧官員操守、政府誠信和香港形象。

唐英年的恥辱，也是中國共產黨帶給香港的恥辱。雖然唐英年做特首，會較為糊塗而令民間抗爭者得到喘息，但這是不道德的期許。唐英年做特首，已經顯示香港道德腐敗，已經侮辱了香港人。他敗壞道德，破壞香港民風，姑息此人在位，將來即使香港民主解放，也遺害甚深。他上任之後的糊塗與懵懂，也無補於事。更何況，領袖的不道德加上懵懂，只會貽害蒼生。

網上已有人號召，一旦唐英年取夠提名票，宣布正式參選，香港人要組織遊行抗議，口誅筆伐，直至中共知難而退，不敢拂逆民意。這樣，小圈子選舉起碼得到民意監查，變相也為二〇一七年的普選特首鋪路。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延伸閱讀：雅虎三文治專欄 陳雲 - 曾鈺成臨危受命

高慧然 - 誰來救救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2月19日

去台南，途經高雄，為了乘搭火車方便，我在網上訂了一間極近火車站的酒店房。網上的相片很精美，口碑也好，晚上進了房，才發現貨不對辦，所謂的「豪華房」連窗戶都欠奉。尚幸，台灣人有恥感，知道自己理虧，無需我費唇舌，便把我用信用咭支付的房款用現金全數退還。

晚上九點多，拖着行李，再找酒店的範圍當然被限制在徒步數分鐘內。非常幸運，很快便找到了，並且，便宜得不可思議，才 1600台幣！裝修和設施都不賴。香港人喜歡去台灣旅行，酒店多，應是其中一個原因，無論是上網預訂或邊玩邊找，都很容易，且豐儉由人，由台幣數百至台幣數萬的選擇都有。香港作為一個旅遊城巿，看來再難與周邊地區競爭。

鄧達智在「香港如何遊」一文中慨嘆內地客炒熱酒店，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都巿徹底國內化，外國遊客、背包客難以沾邊。疾呼管旅遊的官員、議員重視。這是真正關注香港命運的人的呼聲。

台灣也向陸客開放了，但每天嚴格限制入台的人數，所以，台灣的酒店不像香港那樣恐怖，沒錯，我用了恐怖這個詞，當聖誕期間重慶大廈的套房都可以以三千多港幣一晚的價格租給遊客時，還有比恐怖更適合的詞嗎？世上沒有一個國家、地區會愚昧無知到這等地步，任由單一種類的遊客無限量衝擊本土居民的民生。我們被政府出賣，也被議員出賣，誰來救救香港？

梁啟智 - 從雙非孕婦到一地兩檢

2012年2月18日

【明報專訊】雙非孕婦與本地孕婦爭奪醫護服務引發族群矛盾，始作俑者的香港政府卻躲在所謂的文化衝突後面而不去面對醫療政策和人口政策的失誤。港人必須重新審視往後的各項融合大計以免重蹈覆轍，高鐵西九站的一地兩檢將會是下一個政策危機。

按照政府兩年前的建議，高鐵不會於內地設立出入境口岸，來港旅客將會在到達西九龍總站之後，先接受內地的邊防檢查，然後再接受香港的入境和海關檢查。當時於立法會的主要爭議，在於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工作時如遇爭執，政府將會如何處理。再看今天有關雙非孕婦的爭議，原來一地兩檢帶來的問題遠遠不止於此。

雙非孕婦爭議的其中一個重心，是部分孕婦在邊境「闖關」，一進入香港境內便立即要求醫療援助。她們雖然佔雙非孕婦的極少數，對急症室工作量的影響卻不能看輕。政府提出的其中一個對應方法，是要求內地部門阻截曾被香港拒絕入境的內地孕婦到港。這一招，在一地兩檢的高鐵西九站，將會完全失效。

高鐵通車後，雙非孕婦可以只憑一張車票，還未需要到達西九站內的內地邊防檢查，在月台上便可以要求救護車到場。車站職員無從分辨孕婦的實際健康情况只好照辦，所有出入境手續容後補上。如是者，廣深港高鐵便變成了來港產子專線。

與此同時，港鐵前行政總裁周松崗又曾經承認，沒有一地兩檢的話高鐵便會「白廢工夫」。如果改在內地各個城市設立口岸，列車便不能中途上下客，從而大幅減少長途列車的客量和班次。如果要求所有乘客要先在深圳或廣州通關再轉乘長途列車，現正在西九龍火速建造的九個長途列車月台便要即時報廢。

雙非孕婦只是高鐵一地兩檢的其中一個問題。我們還可以想像，如果有內地高官學習近期事件，拿着一張車票在西九站的月台上要求政治庇護，香港政府是否會要求他自己到站內的內地邊防檢查自首？這會是怎麼樣的一件國際醜聞？

不要再吹噓「美好願景」

自高鐵撥款通過以來，政府曾就其財務和工程安排向立法會作多次匯報，卻從來沒有提過一地兩檢問題的任何研究進展。對於希望貢獻香港社會的移民，我們予以支持和肯定；對於為香港社會帶來各種問題的旅客，我們要求政府檢討政策。然而如果香港政府失去了對邊界的管理權力，平息中港矛盾將無從談起。

事到如此，實為政府和權貴多年來把「推動中港融合」當作虛空的政治口號，卻不理會細緻的政策執行所致。為免兩地紛爭愈演愈烈，政府和權貴不要再向市民吹噓那些「美好願景」，實事求是地回到公共政策的議論。車公那句「禍去禍來因自招」若要應驗在你們身上，也不要把整個香港拉下去。

蔡寶瓊、馬樹人、杜耀明 - 建立文明的討論空間

2012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自2011年11月至今，「愛國陣營」報紙對學界幾位同事攻擊忙得不亦樂乎。先是對科大成名的密集式攻擊，然後，隨着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鍾庭耀的民調「不科學」和「不合邏輯」後，「愛國」報章又興起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攻勢，而且打擊面甚大，針對公民黨一些學界成員，甚至素來被視為較溫和的評論員蔡子強。這些連番攻擊，用語極端尖刻且次數頻密，以至大家都覺得言論的寒冬已至。不過，我們倒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社會大眾以至學術界思考一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究竟界線在哪裏，又再深入一點去探討學者的不同身分和社會對他們的期望等等。97年至今已十多年，社會上有「慶回歸」和「懼回歸」兩派，但兩派從來都沒有好好地溝通。今天正好藉着新一輪的矛盾出現，整理和討論一下大家對學術自由的界線的看法，也未嘗不是好事。

用情用理說服人

我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容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論是知識分子也好、普羅大眾也好——可以清晰而無懼地表達意見，並用情用理說服人。我們堅持這個空間是要文明的，因為一個暴力的（語言上或實際的）空間不容許手無寸鐵、無權無勢者參與，所以不會是公共的，而且暴力舉止對人性尊嚴是一種侮辱。

此外，我們相信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不會無端出現，也不是通過立法和執法手段建立的，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實踐中摸索出來。今天的矛盾，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這樣的實踐機會。

不能使用暴力

要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首要的事，就是不能使用暴力。為什麼《大公報》和《文匯報》批評成名和鍾庭耀的文章惹人反感？原因就在於裏面太多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包括：「師德敗壞」、「無良政客」、「招搖撞騙」、「奸狡小人」、「無良秀才」、「沒有學術修養……的假民調專家」、「蠢民調」、「政治騙子」、「獻媚（洋）主子」、「數典忘祖」等。這些惡劣的言詞固然無助於討論和溝通，而且更會令矛盾和互不理解的情况加劇。

同理，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也容不下威脅。例如，劉夢熊的文章（2011.12.5）提議科大校董會要考慮「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指成名）繼續誤人子弟」。雖然劉夢熊這些話大概不會對科大校董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因為其中暗藏威脅，目的是要使當事人心生恐懼，所以很不文明，對建立開放、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以至公共社會大為不利。

此外，我們若要在公共討論中提出某些嚴重指控時，一定要十分謹慎，而且要提供充分的理據或證據。這幾個月來大公、文匯對成名和鍾庭耀（尤其是後者）提出的指控，包括說他們為對中國不友善的「西方」陣營服務、「搞港獨」、分裂國家等。此外，有幾篇文章亦引用港大民調中心的章則來說明他們的民調都是被「黑金政治操縱」等等。這些論據粗疏、證據不足、但又極端嚴重的指控，實在不應該隨便在大眾媒體上亂投。首當其衝的被指控者固然不好受，但更長遠的影響，是破壞社會文明討論空間，使良好的、高質素的討論氣氛無從建立。

學者發表意見 高官不能批評？

不過，大公、文匯以及郝鐵川的文章也有具建設性的一面。在反駁一些人士和科大學生的批評時，他們提出學術自由界線的問題：學者在社會上發表意見，難道別人，包括高官，不能批評嗎？

關於高官是否可以批評學者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幾年前政府就着「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司法覆核後，夏正民法官在2009年3月發表的判詞。判詞發表後，我們3人有感社會輿論和涉案的一些當事人誤讀其意思，所以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澄清。當時我們是這樣寫的：

「夏正民法官重申高官直接向學者申明政府的觀點，並無不妥，而學者因此改變看法也不成問題，理由是參與自由討論就必須接受意見交鋒過後的結果。換言之，夏正民法官重申了高官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官員不是出言恫嚇，以堵塞言論，學者就不妨奉陪到底，痛陳利弊，據理力爭。」

把夏正民法官的意思引伸到郝鐵川批評鍾庭耀這事，我們仍然堅持當日的說法：郝部長提出他對鍾庭耀民調的見解並無不妥，問題出於他在發表意見後，「愛國報紙」立刻出現連篇累牘的指罵鍾庭耀的文章（2月3日《信報》余錦賢算過，自11月底至今有70多篇）。這情况很難說服大家說，這只是郝部長和鍾博士之間的客觀討論。

當然，單看郝鐵川的批評，的確是沒有使用語言暴力，那又是否可以接受呢？很多學界中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原因是郝部長是中央政府大員，是統治者、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作出批評，其實就是挾着國家權力來干預學術研究。那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官員都不可以向學者（或任何人）作出批評呢？

我想這裏要看提出批評時的場合和態度。如果郝部長考慮到自己作為中聯辦高官的身分，在一個非公開的場合，心平氣和地提出意見，或表示願意與鍾博士交流，那我們想是沒有問題的。甚至，郝部長可以效法特區政府的官員，投稿到本地報章提出他的意見，那麼我們想鍾博士也會樂意與他研究、切磋。

夏正民法官的判詞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參考當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判詞第75和76段是這樣寫的：

「高官私下與學者交流，強調政府的觀點，甚至與學者辯論，以期改變其意見，我們不覺得有不妥。這是自由辯論的一部分。因此，一位高級公共行政人員私下直接批評學者就任何問題已發表的意見，此舉本身並無觸犯（基本法）137條，或干預學者的表達自由。」（作者中譯）

更重要的是，夏正民判詞強調高官提出批評時，「情景最重要」（原文：Context is everything）（第71段）。高官的說話是否構成對學術或表達自由的威脅，要看說話的情景。郝部長作出批評後翌日開始，《大公報》、《文匯報》就開展了鋪天蓋地的謾罵，到近3個月後的今天還未終止，這情景所構成的嚴重威脅顯而易見。

歸根究柢，學界對郝部長的批評擔憂如斯大，原因其實在於中聯辦作為中央集權的符號，實在太深入人心。假如中國不是一黨專政，而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想國家要員偶然在媒體上發表針對某些學者的言論，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或無理的指控，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在於中聯辦這個符號實在太嚇人了：它背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多年來都不容許異見聲音。遠至反右、文革，近至劉曉波、陳光誠、趙連海等人被打壓、監禁等，在在都令人不寒而慄。因此，對香港人來說，中聯辦難免有集權、高壓、不自由等等不愉快的聯想。所以其官員對個別人發出批評，再加上緊隨的文字暴力攻勢，難免令人覺得這是一場中央要員打壓學者的事件。若中聯辦官員認為香港學界在這方面是有所誤會，那麼我們希望他們能盡快澄清。

站在雞蛋一邊

近日種種事件顯示，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確實十分迫切。這個空間建築於一些根本價值上面，包括對人的尊重，以及對情和理的關顧；簡言之，就是人文的價值。至於對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大學以內或是以外的），我覺得社會有理由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着他們獨有的訓練，知識分子擁有一種洞悉社會或文化現象的批判能力；而這種批判能力，應該用於揭露現存的結構不公、解除或至少減輕受壓迫者的痛苦，以及提出一個更好的生活安排的可能。可以說，知識分子對權力不公是很敏感的，因此他們的選擇理應是很清楚的。用村上春樹簡潔的話：「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作者是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杜耀明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馬樹人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教授、蔡寶瓊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