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論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9日
當在新聞中見到年輕人佔據中華民國立法院時，筆者不禁心裏讚好，雖然行動有可能構成違法之嫌，但我們卻可以看到民國的青年為了國家，他們甘願押上自己的前途。
全民包圍立法院源自於國共政府的《兩岸服貿協議》，就像香港和內地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這一根被不少香港商人視為救命草的協議，為何在台灣會落得那麼多人反對，就是因為看到香港因此而來的慘況而卻步。
說實在，這些經貿協定並不見對本地有很大的益處。舉例說特區政府指出簽定CEPA後會吸引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可是我們看到的是生產業的第二波外移，人才和資金反而再次北上，把三低的階層留在香港，而CEPA生效後帶來的自由行，雖然令香港的經濟有一定的增長，但說實的只有少數人分享到這經濟成長的結果，香港的經濟發展更趨泡沫化，就如澳門的博彩業，當中央不放行到澳門的申請，澳門的賭業只會一池死水。
中共政府的手段就是利用這些經貿協定，讓香港和台灣等地在經濟上依賴中國，並藉此拉攏部份資本家，由中國掌控兩地的經濟發展命脈，短期來說對經濟就如一劑嗎啡，但慢慢的就令兩地成癮。在經濟不景氣下，中國更成為百姓的救命大恩人，就如不少內地同胞常說「沒有中國政府支持，你們香港人就完蛋了」的言論。如近日政府表示考慮引入內地南方電網作為香港電力的聯網，更有內地人士建議政府回購兩間電力公司，試想想如果真的如此，香港就成為烏克蘭被俄羅斯以天然氣控制的翻版，這正是一個潘朶拉的盒子，一發而不可收拾，讓香港永遠都脫離不了中國的掌控。
因此當地方政府在經濟上依賴中國，政府往往就要照北京的面色辦事。大家在香港已經可以見到不少光怪陸離的事，相信好些不是特區政府的主意，就正如今次台灣的服貿戰，就算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說服貿案闖關將現困難時，總統馬英九要求全力闖關，君不見就是特區政府現時常見的處事手法嗎？這無疑是令台灣步上香港的後塵，使台灣人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台灣的青年人加油，要靠你們保衞台灣了！
2014年3月22日 星期六
李怡 -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30年變遷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2日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經成為台灣反服貿協議的主要訴求和口號。然而，台灣人和香港人是否知道，30年前，這句話曾經是台灣人追求的目標和正面訴求嗎？那時候，台灣和大陸都在專權統治之下，都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戒嚴時代的台灣，反對派的活動和意見，常要輾轉帶到香港，筆者主編的《七十年代》月刊就是發表這些文章的主要園地。通過香港媒體的文章，再傳回兩岸，在台灣推動了民主化進程；儘管在大陸，因一黨專政的權力太絕對太頑固，似乎沒有甚麼效果。
1981年，筆者在一本書中說：「在香港，我可以看到許多在大陸和台灣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資料，可以接觸到一些有親身經歷而毋須顧忌『講錯話』的人；在這裏，左右派思想互相衝擊，言論自由，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可以講出兩岸老百姓想說而不能說的話。」當時，筆者接觸的台灣大陸渴望自由的人士都說，香港是他們所神往所追求的理想國。
1987年，台灣作家柏楊訪港，筆者作了訪談。他盛讚香港的市政，說他住的酒店外一座行人天橋是他到過的世界都市中，「從沒有見過的最漂亮的天橋」。他說他「到尖沙嘴東部海濱公園走了一下，覺得很乾淨，竹籬笆剪得很整齊，裏面也沒有髒東西或大小便……」。筆者的反應是：「當然不可以！怎麼可以在那裏大小便？」柏楊說：「當然可以，怎麼不可以？這個『當然』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就是當然可以。尤其在半夜或人車比較少，附近又沒有廁所的時候。」
1997年香港回歸，當時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說，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可以對台灣發揮「率先垂範」的作用，也就是認為「今日香港」是「明日台灣」的榜樣。
香港回歸快17年了。這17年，台灣走在民主道路上，跌跌撞撞，政治上政黨輪替，似乎乏善可陳，經濟上看來也落後於大陸與香港，但台灣原來匱乏的公民社會倒是逐步走向完善，人民的自主意識和愛護自己家園的觀念越來越強。大陸經濟起飛，但社會越趨潰敗，人民的自私貪婪、只顧自己不顧社會，已發展到見死不救見危不扶的極冷酷的地步。香港在中共和大陸人的侵凌下，也從良好的公民社會大倒退，廉署、警隊和相當部份的政府機構在政治干預下選擇性執法，受尊重的專業精神受政治衝擊，核心價值不斷受挑戰，奮發自強的香港精神變成絕望與無力感，滿街擁擠的大陸客及其中的劣質文化，和劉進圖事件，今天我們還可以像30年前那樣說，知識分子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嗎？甚至，如柏楊說的在街道大小便只出現於半夜或人車較少的時候嗎？
最近，大陸一個知名的足球評論員李承鵬訪問台灣後，在大陸網頁寫了台灣的「垃圾不落地運動」，他看到台灣，每天傍晚固定時間，成千上萬的居民在路口風雨無阻地等待垃圾車，他們都以專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類，他看到這畫面實在有些震撼。李承鵬說他曾經問有沒有商家生產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當地人說，這袋子賣的錢用來做環保的，我們買假冒商家的，政府怎麼有錢做環保。「這裏就是我的家，這樣子做對不起自己啦。」
「這裏就是我的家」，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基礎。李承鵬說：「當台灣在獨裁時代，即使獨裁者真心誠意呼籲社會責任，但民眾不會認為這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無權參與管理社會，也就無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為常態……當台灣轉型，哪怕並不十全十美，可這裏就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主動配合，其實是保護自己的權益。」
香港從曾經是台灣人殷羨的榜樣，今天淪為台灣人的前車之鑑，除了中共對一國兩制的「走數」和香港不少人的出賣和退讓之外，最關鍵的是許多香港人沒有把香港當作自己的家園。許多人以賺錢為生活目的，以撈取政治經濟利益為生命追求，對現狀不滿只是噴噴口水，或戴上口罩，或作移民打算，而不會像台灣人那樣為保家園從中南部紛紛趕去台北聲援反服貿的學生。
當我們聽到台灣人的呼聲：「公民們，隨時監督政府在做甚麼啊，不要讓你的權益睡覺了，就算肚子餓，黑心商品還是不能吃；就算經濟有需要，黑箱服貿依然不能過。」我們應該慚愧。
大陸政府有肌肉，但台灣社會有靈魂。香港，曾經是台灣、大陸所寄望，今天我們卻要面臨選擇：向滿身肌肉的中共膜拜，還是向有靈魂的台灣社會追求？
絕不能再行屍走肉了。香港是我們的家園，讓今日台灣的抗爭成為我們的榜樣，讓台灣成為明日香港。（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經成為台灣反服貿協議的主要訴求和口號。然而，台灣人和香港人是否知道，30年前，這句話曾經是台灣人追求的目標和正面訴求嗎？那時候，台灣和大陸都在專權統治之下，都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戒嚴時代的台灣，反對派的活動和意見，常要輾轉帶到香港，筆者主編的《七十年代》月刊就是發表這些文章的主要園地。通過香港媒體的文章，再傳回兩岸，在台灣推動了民主化進程；儘管在大陸，因一黨專政的權力太絕對太頑固，似乎沒有甚麼效果。
1981年，筆者在一本書中說：「在香港，我可以看到許多在大陸和台灣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資料，可以接觸到一些有親身經歷而毋須顧忌『講錯話』的人；在這裏，左右派思想互相衝擊，言論自由，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可以講出兩岸老百姓想說而不能說的話。」當時，筆者接觸的台灣大陸渴望自由的人士都說，香港是他們所神往所追求的理想國。
1987年，台灣作家柏楊訪港，筆者作了訪談。他盛讚香港的市政，說他住的酒店外一座行人天橋是他到過的世界都市中，「從沒有見過的最漂亮的天橋」。他說他「到尖沙嘴東部海濱公園走了一下，覺得很乾淨，竹籬笆剪得很整齊，裏面也沒有髒東西或大小便……」。筆者的反應是：「當然不可以！怎麼可以在那裏大小便？」柏楊說：「當然可以，怎麼不可以？這個『當然』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就是當然可以。尤其在半夜或人車比較少，附近又沒有廁所的時候。」
1997年香港回歸，當時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說，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可以對台灣發揮「率先垂範」的作用，也就是認為「今日香港」是「明日台灣」的榜樣。
香港回歸快17年了。這17年，台灣走在民主道路上，跌跌撞撞，政治上政黨輪替，似乎乏善可陳，經濟上看來也落後於大陸與香港，但台灣原來匱乏的公民社會倒是逐步走向完善，人民的自主意識和愛護自己家園的觀念越來越強。大陸經濟起飛，但社會越趨潰敗，人民的自私貪婪、只顧自己不顧社會，已發展到見死不救見危不扶的極冷酷的地步。香港在中共和大陸人的侵凌下，也從良好的公民社會大倒退，廉署、警隊和相當部份的政府機構在政治干預下選擇性執法，受尊重的專業精神受政治衝擊，核心價值不斷受挑戰，奮發自強的香港精神變成絕望與無力感，滿街擁擠的大陸客及其中的劣質文化，和劉進圖事件，今天我們還可以像30年前那樣說，知識分子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嗎？甚至，如柏楊說的在街道大小便只出現於半夜或人車較少的時候嗎？
最近，大陸一個知名的足球評論員李承鵬訪問台灣後，在大陸網頁寫了台灣的「垃圾不落地運動」，他看到台灣，每天傍晚固定時間，成千上萬的居民在路口風雨無阻地等待垃圾車，他們都以專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類，他看到這畫面實在有些震撼。李承鵬說他曾經問有沒有商家生產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當地人說，這袋子賣的錢用來做環保的，我們買假冒商家的，政府怎麼有錢做環保。「這裏就是我的家，這樣子做對不起自己啦。」
「這裏就是我的家」，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基礎。李承鵬說：「當台灣在獨裁時代，即使獨裁者真心誠意呼籲社會責任，但民眾不會認為這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無權參與管理社會，也就無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為常態……當台灣轉型，哪怕並不十全十美，可這裏就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主動配合，其實是保護自己的權益。」
香港從曾經是台灣人殷羨的榜樣，今天淪為台灣人的前車之鑑，除了中共對一國兩制的「走數」和香港不少人的出賣和退讓之外，最關鍵的是許多香港人沒有把香港當作自己的家園。許多人以賺錢為生活目的，以撈取政治經濟利益為生命追求，對現狀不滿只是噴噴口水，或戴上口罩，或作移民打算，而不會像台灣人那樣為保家園從中南部紛紛趕去台北聲援反服貿的學生。
當我們聽到台灣人的呼聲：「公民們，隨時監督政府在做甚麼啊，不要讓你的權益睡覺了，就算肚子餓，黑心商品還是不能吃；就算經濟有需要，黑箱服貿依然不能過。」我們應該慚愧。
大陸政府有肌肉，但台灣社會有靈魂。香港，曾經是台灣、大陸所寄望，今天我們卻要面臨選擇：向滿身肌肉的中共膜拜，還是向有靈魂的台灣社會追求？
絕不能再行屍走肉了。香港是我們的家園，讓今日台灣的抗爭成為我們的榜樣，讓台灣成為明日香港。（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陶傑 - 到底爭什麼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1日
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未經詳細審議，通過中台兩地的「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上台，聲稱「拚經濟」。經濟當然要拚。馬英九之天真，在於不認識台海的對面：絕不只讓你獨立地「經濟」，一切都是政治。任何「經濟」，都是手段，「統一」是基本目的。
大學的國際政治課程，第一課就是「目的和手段」（End and Means）：雙方，或者兩國之間，一切交往，無論是外交或用諜，和平的經貿還是戰爭侵略，這一切只是手段。最終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我佔領你的土地，演變你的制度；或我雖不必佔領土地，就可以先影響對方人民的意識，或者以傀儡間接統治，永久佔領對方的資源，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由秦始皇兼併六國，到美國和北約的君子協定，一切政治交往，最終都達到權力的滿足。權力是什麼？我將意志施加你之上，要你聽我的話，按我的指示來做，服從我的意志。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在施加意志控制的同時，不忘也講理想──身為廣告商，身為政府，我管治你，但也尊重你的基本權利；或者倒過來，政府民選，權力的意志，也體現了國民的意願。政府和公民不對立，而是公民以定期行使的選票，決定如何管治自己。
但是極權不一樣。極權對土地和人的意志的控制欲望無止境。極權對於「管治」兩字的偏執，到了變態的程度，不止你吃什麼、穿什麼、你張嘴說什麼，甚至在閉嘴不說話時腦袋裏在想什麼；你心裏喜愛什麼、厭惡什麼，最好一切由我來控制，控制得越多越好。
當你信仰「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當極權利用市場的「自由」，達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就像馬太福音上說的：你得到了世界，但失去了靈魂。
是「世界」，亦即所謂市場，亦即市場的利潤重要，還是靈魂重要？What good will it be for someone to gain the world but lose his own soul？這是英國電影「卡利古拉」開頭的一句話。現在，台灣的年輕人想通了，但馬英九和代表台商的國民黨沒想通，於是台灣就「亂」了。
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未經詳細審議，通過中台兩地的「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上台，聲稱「拚經濟」。經濟當然要拚。馬英九之天真，在於不認識台海的對面：絕不只讓你獨立地「經濟」，一切都是政治。任何「經濟」，都是手段，「統一」是基本目的。
大學的國際政治課程，第一課就是「目的和手段」（End and Means）：雙方，或者兩國之間，一切交往，無論是外交或用諜，和平的經貿還是戰爭侵略，這一切只是手段。最終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我佔領你的土地，演變你的制度；或我雖不必佔領土地，就可以先影響對方人民的意識，或者以傀儡間接統治，永久佔領對方的資源，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由秦始皇兼併六國，到美國和北約的君子協定，一切政治交往，最終都達到權力的滿足。權力是什麼？我將意志施加你之上，要你聽我的話，按我的指示來做，服從我的意志。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在施加意志控制的同時，不忘也講理想──身為廣告商，身為政府，我管治你，但也尊重你的基本權利；或者倒過來，政府民選，權力的意志，也體現了國民的意願。政府和公民不對立，而是公民以定期行使的選票，決定如何管治自己。
但是極權不一樣。極權對土地和人的意志的控制欲望無止境。極權對於「管治」兩字的偏執，到了變態的程度，不止你吃什麼、穿什麼、你張嘴說什麼，甚至在閉嘴不說話時腦袋裏在想什麼；你心裏喜愛什麼、厭惡什麼，最好一切由我來控制，控制得越多越好。
當你信仰「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當極權利用市場的「自由」，達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就像馬太福音上說的：你得到了世界，但失去了靈魂。
是「世界」，亦即所謂市場，亦即市場的利潤重要，還是靈魂重要？What good will it be for someone to gain the world but lose his own soul？這是英國電影「卡利古拉」開頭的一句話。現在，台灣的年輕人想通了，但馬英九和代表台商的國民黨沒想通，於是台灣就「亂」了。
2014年3月20日 星期四
Vic - 基於常識，反對服貿
我是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我反對是基於以下常識：
1. 中國落在中共手上，而中共是黨國一體的邪惡政權。
2. 中共一直想吞併台灣。
3. 中共自己承認，服貿協定的目的，是「不放一槍」統一台灣。
4. 自由地區落入中共手上，是沉淪的開始，很可能萬劫不復。香港便是
5. 我不想台灣步香港後麈，失去自主與尊嚴。
6. 基於以上原因，中共再大的利誘，台灣也應堅決拒絕。
蔡子強 - 沉默的罪疚
2014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着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着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着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着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攞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明報專訊】「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着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着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着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着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攞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丘亦生 - 「慘痛」的CEPA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0日
台灣擬硬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一班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我從一份被台灣人瘋傳的介紹有關協議的懶人包看到，他們以香港的CEPA為反面教材，更稱之為「慘痛教訓」，作為反對今次服貿協議的支持。我很好奇，明明這個CEPA當日被視為給香港的大禮，怎麼甲之蜜糖，竟成了乙之砒霜？
CEPA措施港人受惠有限
懶人包內指，CEPA推出十年間，香港租金飛漲，年輕人的工資增長呆滯，大量內地低技術勞工湧港，堅尼系數高企。這些因素雖然一定程度是事實，但未必都可以歸咎CEPA，不過既然有個別台灣人這樣看，至少反映CEPA在他們眼中並非這樣「筍」。
去年正值CEPA十周年，港府曾做了一個回顧，指十年間企業受惠CEPA而節省了共36億元人民幣關稅，36億元人仔（45億港紙）連一幢新港台大樓的預算都不夠。
另一項較早的官方評估，則指CEPA實施首五年，為香港帶來的職位超過4,400個。不能說對香港經濟沒有好處，但又確實稱不上甚麼成就。
事實上，雖然CEPA已去到第N回，但仍被不少商家認為存在不少「大門開了、小門未開」的狀況，即是大的關卡雖然打通了，但落到地方政府，還有各式各樣的小關卡障礙，所謂優惠措施，好睇唔好食，不少人知難而退。好像香港的經紀業，至今還未去到可以正式開業的程度，反而內地的證券行已大舉在港收購，可受惠CEPA的中小型華資行買少見少。
這幾年多邊貿易協議（如WTO），漸漸被個別國家自行洽商的雙邊協議所取代，美國也積極拉攏國家加入環太平洋經濟協定（縮寫TPP）。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最近便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到這些貿易協議，往往以做大個餅來包裝，主張只要餅做大了，水漲船高，最終人人受惠。Stiglitz認為，這論據建基於一個海市蜃樓，就是自由貿易下的贏家，會願意透過賦稅、消費等渠道把得益補償予輸家，令自由貿易達致雙贏，但實情是，受惠的企業往往抬出要提升競爭力為理由，主張減稅及抗拒加工資，於是乎，輸家永遠不能從水漲船高中得益，反而成了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
貿易開放加劇貧富懸殊
另一個貿易開放人人得益的假設，是要假設經濟已處於全民就業的狀態，令打工仔可以很容易轉工，由開放貿易下式微的行業，轉行至其他受惠貿易的行業，但若就業市場本已疲弱，甚至有不少打工仔已長期失業，這時打工仔轉型便變得困難，即使在職的，也因為有很多人待業，而工資受壓。整體就業情況有可能最終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差過以前。
這是為何全球化越深化，個別國家內的貧富懸殊反而越來越惡化，企業盈利佔GDP比例越來越高，工資增長則落後生產力。
當然，今次服貿協議絕非單單一個經濟合作安排，經濟融合背後有更深層的政治含義，很難單看經濟效益便扑槌，這方面台灣人較諸港人可能更心水清。
台灣擬硬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一班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我從一份被台灣人瘋傳的介紹有關協議的懶人包看到，他們以香港的CEPA為反面教材，更稱之為「慘痛教訓」，作為反對今次服貿協議的支持。我很好奇，明明這個CEPA當日被視為給香港的大禮，怎麼甲之蜜糖，竟成了乙之砒霜？
CEPA措施港人受惠有限
懶人包內指，CEPA推出十年間，香港租金飛漲，年輕人的工資增長呆滯，大量內地低技術勞工湧港，堅尼系數高企。這些因素雖然一定程度是事實，但未必都可以歸咎CEPA，不過既然有個別台灣人這樣看，至少反映CEPA在他們眼中並非這樣「筍」。
去年正值CEPA十周年，港府曾做了一個回顧，指十年間企業受惠CEPA而節省了共36億元人民幣關稅，36億元人仔（45億港紙）連一幢新港台大樓的預算都不夠。
另一項較早的官方評估，則指CEPA實施首五年，為香港帶來的職位超過4,400個。不能說對香港經濟沒有好處，但又確實稱不上甚麼成就。
事實上，雖然CEPA已去到第N回，但仍被不少商家認為存在不少「大門開了、小門未開」的狀況，即是大的關卡雖然打通了，但落到地方政府，還有各式各樣的小關卡障礙，所謂優惠措施，好睇唔好食，不少人知難而退。好像香港的經紀業，至今還未去到可以正式開業的程度，反而內地的證券行已大舉在港收購，可受惠CEPA的中小型華資行買少見少。
這幾年多邊貿易協議（如WTO），漸漸被個別國家自行洽商的雙邊協議所取代，美國也積極拉攏國家加入環太平洋經濟協定（縮寫TPP）。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最近便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到這些貿易協議，往往以做大個餅來包裝，主張只要餅做大了，水漲船高，最終人人受惠。Stiglitz認為，這論據建基於一個海市蜃樓，就是自由貿易下的贏家，會願意透過賦稅、消費等渠道把得益補償予輸家，令自由貿易達致雙贏，但實情是，受惠的企業往往抬出要提升競爭力為理由，主張減稅及抗拒加工資，於是乎，輸家永遠不能從水漲船高中得益，反而成了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
貿易開放加劇貧富懸殊
另一個貿易開放人人得益的假設，是要假設經濟已處於全民就業的狀態，令打工仔可以很容易轉工，由開放貿易下式微的行業，轉行至其他受惠貿易的行業，但若就業市場本已疲弱，甚至有不少打工仔已長期失業，這時打工仔轉型便變得困難，即使在職的，也因為有很多人待業，而工資受壓。整體就業情況有可能最終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差過以前。
這是為何全球化越深化，個別國家內的貧富懸殊反而越來越惡化，企業盈利佔GDP比例越來越高，工資增長則落後生產力。
當然，今次服貿協議絕非單單一個經濟合作安排，經濟融合背後有更深層的政治含義，很難單看經濟效益便扑槌，這方面台灣人較諸港人可能更心水清。
陳沛敏 - 站在香港 看着台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0日
昨日凌晨，當香港人在網上看着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最新消息時，心情複雜又激動。
當香港的議員在議會內拉布也被建制派指摘為議會暴力時，台灣人已經攻進立法院。
當佔領中環還在研究階段，台灣人毋須商討、不用預演，已經翻越高牆，把議事廳佔領了。萬計的民眾在場外聲援，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紛紛挺身義助。
當香港院校的校長，對學生參加社運或佔領中環立場模稜兩可，台灣的大學表示尊重學生的行動，教授們發聲支持。
當香港的警察動輒以「社會安寧」拘控示威者，甚至在區議會抬走民選議員，台灣有警員在面書留言：「脫下制服，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反服貿草率過關……你們今天來到立法院爭取民主，而我們站在立法院前捍衞法治。我們不是敵人，而是站在對面的戰友。」
當香港演藝界因為內地市場、因為電視霸權失去個性，除了明哥、杜汶澤等幾個藝人對社會議題有鮮明立場，其餘不是「討厭政治」就是「好想跟特首說一聲加油」的時候，台灣五月天低音結他手瑪莎在咖啡店貼出休店公告，呼籲顧客到立法院參與行動，「一起關心台灣」；九把刀感謝學生，並說「立法院現在是真正的民主殿堂了」。
最最令香港人感慨的，卻是聲援佔領行動的台灣民眾，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做下一個香港！」的口號。
觸發台灣民眾佔領立法院，是因為一紙「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協議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一部份，除制訂過程被指黑箱作業，協議開放程度不對等，可能威脅台灣本土工業，方便大陸人湧台，影響台灣人就業外，台灣人更擔心，協議落實後，台灣的資金流動、運輸物流、人力市場和資訊自由，會被大陸財團資金控制，台灣逐漸失去經濟自主權。
對於這些擔憂，香港人感同身受。不是我們選出來的特首，卻訓斥我們「未富先驕」。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日還說，兩會期間有內地官員針對香港「驅蝗」示威，曾徵詢他中央應否向香港發旅遊警示。
近年，越來越多香港人一面問，為甚麼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一面羨慕台灣。《天下》雜誌去年八月底的一期，封面故事就是「一國兩制變奏曲－為甚麼香港人瘋台灣？」，裏面說「中國越是想抓住香港，香港人就越想逃開……香港人的台灣情，背後反映了甚麼？」
或許，歷史學家余英時最近在《紐約時報》的訪問，提供了答案：「以前大家覺得台灣小，看不上，其實它的意義大極了。」
陳沛敏
記者
昨日凌晨，當香港人在網上看着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最新消息時，心情複雜又激動。
當香港的議員在議會內拉布也被建制派指摘為議會暴力時，台灣人已經攻進立法院。
當佔領中環還在研究階段，台灣人毋須商討、不用預演，已經翻越高牆，把議事廳佔領了。萬計的民眾在場外聲援，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紛紛挺身義助。
當香港院校的校長，對學生參加社運或佔領中環立場模稜兩可，台灣的大學表示尊重學生的行動，教授們發聲支持。
當香港的警察動輒以「社會安寧」拘控示威者，甚至在區議會抬走民選議員，台灣有警員在面書留言：「脫下制服，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反服貿草率過關……你們今天來到立法院爭取民主，而我們站在立法院前捍衞法治。我們不是敵人，而是站在對面的戰友。」
當香港演藝界因為內地市場、因為電視霸權失去個性，除了明哥、杜汶澤等幾個藝人對社會議題有鮮明立場，其餘不是「討厭政治」就是「好想跟特首說一聲加油」的時候，台灣五月天低音結他手瑪莎在咖啡店貼出休店公告，呼籲顧客到立法院參與行動，「一起關心台灣」；九把刀感謝學生，並說「立法院現在是真正的民主殿堂了」。
最最令香港人感慨的，卻是聲援佔領行動的台灣民眾，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做下一個香港！」的口號。
觸發台灣民眾佔領立法院，是因為一紙「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協議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一部份，除制訂過程被指黑箱作業，協議開放程度不對等，可能威脅台灣本土工業，方便大陸人湧台，影響台灣人就業外，台灣人更擔心，協議落實後，台灣的資金流動、運輸物流、人力市場和資訊自由，會被大陸財團資金控制，台灣逐漸失去經濟自主權。
對於這些擔憂，香港人感同身受。不是我們選出來的特首，卻訓斥我們「未富先驕」。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日還說，兩會期間有內地官員針對香港「驅蝗」示威，曾徵詢他中央應否向香港發旅遊警示。
近年，越來越多香港人一面問，為甚麼香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一面羨慕台灣。《天下》雜誌去年八月底的一期，封面故事就是「一國兩制變奏曲－為甚麼香港人瘋台灣？」，裏面說「中國越是想抓住香港，香港人就越想逃開……香港人的台灣情，背後反映了甚麼？」
或許，歷史學家余英時最近在《紐約時報》的訪問，提供了答案：「以前大家覺得台灣小，看不上，其實它的意義大極了。」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3月19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比教宗更梵蒂岡
明報 2014年3月19日
西方諺語有謂某人「比教宗更梵蒂岡」（The person is more Vatican than the
Pope），意指一些人為求阿諛奉承，不單對主子投其所好，更往往猜度主子的心意而提出遠超乎主子所期望的提議或安排，因而指這些人比教宗更「虔誠」、更「梵蒂岡」。這種人在中外歷史上比比皆是，近日北京兩會中亦有不少活生生的例子。富豪二代的言論尚且可列入對民調與學術自由的無知幼稚之流，但近日另一名港區人大代表的言論則可歸於坦白可愛之類。她說由於未能控制選舉結果，泛民代表若獲提名便可能會在選舉中爆冷勝出，為防止這情况，提委會便必須做好把關的工作。換言之，提委會的工作是作政治篩選，以防泛民入閘。這樣坦白，大家還有什麼話可說？這樣還有什麼可諮詢商量的空間？如果擔心未能操控選舉結果，那就乾脆不要選舉，就叫舉手投票支持欽點特首好了。
當然，這只屬於個別人大代表的言論，他們亦絕對享有言論自由。不過，細心察看中央官員的言論，他們只是不斷重提需要遵循《基本法》，極其量只是說必須機構提名而不能在《基本法》外另搞一套而已。他們甚至沒有明言公民提名一定違反《基本法》。這種公民提名為違法的推論，可能只是一些比教宗更梵蒂岡的人自己的判斷。
區家麟 - 客觀中立光環下
2014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一位富商圈地，被裁定行賄罪名成立，我們不會說「逢商必奸」；一位會計師被裁定專業行為不當，也不能下結論說：會計行業都擅長造數；一哥講過「黑影卡手」的荒唐論述，也不代表警隊徹頭徹尾不可信。但是，社會上卻總有聲音說：某某報章曾經有過一些錯誤偏頗報道，故「傳媒都是信不過」，那些敢於指出「不方便的真相」之傳媒，更往往成為箭靶。
沒錯，好些傳媒，例如《蘋果日報》，常有偏頗或態度鮮明的新聞；不過，近日「偏頗」之表表者，要算是「愛國報章」對港大民研計劃負責人鍾庭耀的批判，建制力量開動輿論機器，主流媒體聞歌起舞，鋪天蓋地，已超越學術討論範疇，屬於人身攻擊的手段。只是，打手們從來不會批評「愛國報章」的長年累月一面倒的偏頗。
不過，《蘋果日報》或愛國報章，一向擺明有態度，明刀明槍，信多少，讀者自會分辨，心裏有數，不須太多鞭撻。穿著白袍不一定是良醫，披着「客觀中立」外衣的傳媒更要小心。例如美國霍士電視台，明明是保守親商的共和黨輿論陣地，卻大賣客觀，1990年代曾以「公正平衡」、「我們報道，你決定」作口號，引起非議。
「客觀中立難聽過粗口」
「客觀中立」「不偏不倚」，說來動聽，高尚超然，似乎人人都要同意。現實裏，不少傳媒老闆，高掛「客觀」牌匾，「不偏不倚」掛在口邊，聽過不少記者說「客觀中立難聽過粗口」，就是因為很多傳媒高層，深明心戰妙法，懂得以「客觀」掩飾偏頗，以「中立」迴避話題。
首先，「客觀」本身，概念多變，容易任人詮釋。新聞界的「客觀」宗旨，其一緣起，來自實證主義尋真的態度，強調傳媒的「第四權」角色，以事實為根本，監督權貴，揭破謊言。但是，這種積極的「客觀」，要付出人力物力與資源，要付出代價，會得罪人，甚至會血濺街頭。
更多傳媒，傾向一種「消極的客觀」，強調不主動出擊，美其名為中立，不顯露立場，避開非議；遇上爭議話題，則以客觀姿態鋪陳正反雙方意見，問題是，權貴的意見，圖文並茂，解說詳盡清晰；異議的聲音則聊作一格，就算有同等篇幅，也鋪陳得語焉不詳，這種隱密的偏頗，偽中立，扮客觀，心戰效果更大。
這種「消極客觀」，融入新聞界日常運作，附和權貴的行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例如習慣把政府消息視為不證自明的資訊，把政府說法不加判斷就當作事實，把政府匿名放風的說話視作權威消息，大量利用內地官方消息，照單全收；調查報道不針對權貴，卻針對弱勢等等。
世上沒有絕對的客觀，新聞工作每一環節都需要主觀判斷，每天發生50件事，為何只選擇報道10宗？如何選擇頭條二條？哪宗新聞篇幅要大？為何花大量資源報道飲食旅遊等非敏感話題？為何疆獨藏獨等民族問題從來少深入分析？「客觀中立」的大旗下，都埋藏着媒體的立場。「不偏不倚」，新聞界要堅持，但不能扮中立避麻煩而放棄對真相與事實的堅持。
所謂政治，重要一環是透過傳媒去經營一種印象。權貴操縱了傳媒老闆，擅於製造煙幕，把清水攪濁，把白說成灰，把灰說成黑。傳媒不能盡信，讀者要自行分析各種蛛絲馬迹，判斷你能相信的傳媒。思考很累人，但你若不作判斷，別人就會替你思考。
【明報專訊】一位富商圈地，被裁定行賄罪名成立，我們不會說「逢商必奸」；一位會計師被裁定專業行為不當，也不能下結論說：會計行業都擅長造數；一哥講過「黑影卡手」的荒唐論述，也不代表警隊徹頭徹尾不可信。但是，社會上卻總有聲音說：某某報章曾經有過一些錯誤偏頗報道，故「傳媒都是信不過」，那些敢於指出「不方便的真相」之傳媒，更往往成為箭靶。
沒錯，好些傳媒，例如《蘋果日報》，常有偏頗或態度鮮明的新聞；不過，近日「偏頗」之表表者，要算是「愛國報章」對港大民研計劃負責人鍾庭耀的批判，建制力量開動輿論機器，主流媒體聞歌起舞，鋪天蓋地，已超越學術討論範疇，屬於人身攻擊的手段。只是，打手們從來不會批評「愛國報章」的長年累月一面倒的偏頗。
不過，《蘋果日報》或愛國報章，一向擺明有態度，明刀明槍，信多少，讀者自會分辨，心裏有數，不須太多鞭撻。穿著白袍不一定是良醫，披着「客觀中立」外衣的傳媒更要小心。例如美國霍士電視台，明明是保守親商的共和黨輿論陣地，卻大賣客觀，1990年代曾以「公正平衡」、「我們報道，你決定」作口號，引起非議。
「客觀中立難聽過粗口」
「客觀中立」「不偏不倚」，說來動聽，高尚超然，似乎人人都要同意。現實裏，不少傳媒老闆，高掛「客觀」牌匾，「不偏不倚」掛在口邊，聽過不少記者說「客觀中立難聽過粗口」，就是因為很多傳媒高層，深明心戰妙法，懂得以「客觀」掩飾偏頗，以「中立」迴避話題。
首先，「客觀」本身，概念多變，容易任人詮釋。新聞界的「客觀」宗旨，其一緣起，來自實證主義尋真的態度，強調傳媒的「第四權」角色，以事實為根本，監督權貴，揭破謊言。但是，這種積極的「客觀」，要付出人力物力與資源，要付出代價，會得罪人，甚至會血濺街頭。
更多傳媒，傾向一種「消極的客觀」，強調不主動出擊，美其名為中立，不顯露立場，避開非議；遇上爭議話題，則以客觀姿態鋪陳正反雙方意見，問題是，權貴的意見，圖文並茂，解說詳盡清晰；異議的聲音則聊作一格，就算有同等篇幅，也鋪陳得語焉不詳，這種隱密的偏頗，偽中立，扮客觀，心戰效果更大。
這種「消極客觀」，融入新聞界日常運作，附和權貴的行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例如習慣把政府消息視為不證自明的資訊，把政府說法不加判斷就當作事實，把政府匿名放風的說話視作權威消息，大量利用內地官方消息，照單全收；調查報道不針對權貴，卻針對弱勢等等。
世上沒有絕對的客觀，新聞工作每一環節都需要主觀判斷，每天發生50件事，為何只選擇報道10宗？如何選擇頭條二條？哪宗新聞篇幅要大？為何花大量資源報道飲食旅遊等非敏感話題？為何疆獨藏獨等民族問題從來少深入分析？「客觀中立」的大旗下，都埋藏着媒體的立場。「不偏不倚」，新聞界要堅持，但不能扮中立避麻煩而放棄對真相與事實的堅持。
所謂政治，重要一環是透過傳媒去經營一種印象。權貴操縱了傳媒老闆，擅於製造煙幕，把清水攪濁，把白說成灰，把灰說成黑。傳媒不能盡信，讀者要自行分析各種蛛絲馬迹，判斷你能相信的傳媒。思考很累人，但你若不作判斷，別人就會替你思考。
李怡 - 香港人守護優質文化的抗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9日
全球關注的馬航客機至今下落不明，除了家屬驚惶之外，使文明世界大開眼界的是馬航和大馬政府的處理手法，向世人隱瞞飛機失聯後續航，誤導一些國家到靠近失聯時的地帶搜尋，自打嘴巴的消息發放，使人感到這國家隱蔽的黑暗政治之可怖。今後去大馬旅遊的人自會減少，而習慣在那種政治文化中混迹的傳媒高層會有怎樣的新聞自由觀念，也是可以想像的吧。
主要乘客是自己國民的中國政府如何反應？154國人的生命居然不比宣傳兩會重要，事發兩天後官員才在遇事家屬前現身，講的是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中宣部則對傳媒下達種種禁忌。中國在國家經濟實力、區域軍事力量方面都被認為是「大國」了，但在軟實力方面則不僅疲弱，而且是持續走低。軟實力是指一國一地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國際影響力與感召力。相對於具體的國民生產總值、國防力量等硬實力而言，軟實力包括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政治價值的親和力、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國際政治中的結盟能力等。
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新書：《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認為中國隨着經濟發展而走向全球，但「事實上，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疲弱得令人驚訝。」如果說一個國家有軟實力，則指這個國家的文化對其他國家有着強大的吸引力，各國都爭相模仿、與之趨近。不管是一種甚麼樣的文化模式，也起碼是一種全球性的，擁有超越國界的傳播力和吸引力。據此標準，中國不具有這樣的軟實力，在世界範圍不具備任何文化影響力。中國「對於全球文化潮流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國際形象則在毀譽參半和糟糕之間徘徊。」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造就了國富民貧和貧富極度懸殊的國情，出現了中國旅客、買家、移民走向世界的時代。權貴豪客的消費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是反面的，即促使各文明國家不太歡迎中國人，具體反映在給中國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少之又少，許多國家甚至有對中國關起門的趨勢。為甚麼有錢都不賺呢？因為他們對中國由權錢勾結所衍生並散發的低文化品味難以忍受。
去年底，台灣上映了一部紀錄片《看見台灣》，賣座破兩億。這不是一部讚頌台灣的電影，在電影後半部，幾乎全是台灣環境污染的鏡頭，批評人類的貪婪，對大自然過度的索取，用主題曲來說，叫做「拿的那麼多」。大陸曾任《南方周末》評論員的作家笑蜀在台灣看了這部片，他的台灣朋友對他說：「哪個社會都有問題，咱台灣也有很多問題。」但笑蜀說性質不同，「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通不過。」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灣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捲風，迫使台灣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承諾改進。他對台灣朋友說：「你們有問題但更有辦法，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根本沒招，只好捂蓋子，結果越捂越爛。」台灣社會有問題，但有公民社會可求改變；大陸人面對霧霾不是上街抗議尋求改變，而是寧願天天戴口罩，忍受一切。他說：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誰都不否認必須改變，但誰都不相信可以改變。因為抗爭要有依託，依託就是社會；抗爭要有掩體，掩體就是社會。鼓勵抗爭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當下中國不只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抗爭。
潰敗的社會，越趨劣質的文化，香港人絕無能力去影響和改變大陸人，這是客觀現實，不是善良願望可以實現的。這也就成為香港本土派興起的社會根源。陳雲提出的城邦論，立足於香港所有而大陸全無的「憲政、法治、公民權利、國民福利、本土歸屬感」；過去曾經帶頭「關懷祖國」的港大學生會會刊《學苑》在新一期發表五篇文章討論本土意識是香港的出路；知名的評論家練乙錚在一篇評論中表示：「任何香港居民，無論甚麼時候在香港生活，只要認同香港價值，支持香港優先，願意守護香港，就是香港人。」這些論述和社會逐漸形成的主流思潮，都源於香港有與世界文明趨近的優質文化，在眼看中國大陸社會越趨潰敗，我們唯一自保之途就只有奮起守護香港人優先，守護我們的家園。不錯，抗爭的社會依託和掩體正不斷被部份無恥港人損害，但奮起守護本土的港人也越來越多，如果我們相信優終可勝劣，那麼雖暫時力量懸殊，也仍潛有微茫的希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全球關注的馬航客機至今下落不明，除了家屬驚惶之外，使文明世界大開眼界的是馬航和大馬政府的處理手法，向世人隱瞞飛機失聯後續航，誤導一些國家到靠近失聯時的地帶搜尋，自打嘴巴的消息發放，使人感到這國家隱蔽的黑暗政治之可怖。今後去大馬旅遊的人自會減少，而習慣在那種政治文化中混迹的傳媒高層會有怎樣的新聞自由觀念，也是可以想像的吧。
主要乘客是自己國民的中國政府如何反應？154國人的生命居然不比宣傳兩會重要，事發兩天後官員才在遇事家屬前現身，講的是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中宣部則對傳媒下達種種禁忌。中國在國家經濟實力、區域軍事力量方面都被認為是「大國」了，但在軟實力方面則不僅疲弱，而且是持續走低。軟實力是指一國一地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國際影響力與感召力。相對於具體的國民生產總值、國防力量等硬實力而言，軟實力包括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政治價值的親和力、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國際政治中的結盟能力等。
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新書：《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認為中國隨着經濟發展而走向全球，但「事實上，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疲弱得令人驚訝。」如果說一個國家有軟實力，則指這個國家的文化對其他國家有着強大的吸引力，各國都爭相模仿、與之趨近。不管是一種甚麼樣的文化模式，也起碼是一種全球性的，擁有超越國界的傳播力和吸引力。據此標準，中國不具有這樣的軟實力，在世界範圍不具備任何文化影響力。中國「對於全球文化潮流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國際形象則在毀譽參半和糟糕之間徘徊。」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造就了國富民貧和貧富極度懸殊的國情，出現了中國旅客、買家、移民走向世界的時代。權貴豪客的消費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是反面的，即促使各文明國家不太歡迎中國人，具體反映在給中國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少之又少，許多國家甚至有對中國關起門的趨勢。為甚麼有錢都不賺呢？因為他們對中國由權錢勾結所衍生並散發的低文化品味難以忍受。
去年底，台灣上映了一部紀錄片《看見台灣》，賣座破兩億。這不是一部讚頌台灣的電影，在電影後半部，幾乎全是台灣環境污染的鏡頭，批評人類的貪婪，對大自然過度的索取，用主題曲來說，叫做「拿的那麼多」。大陸曾任《南方周末》評論員的作家笑蜀在台灣看了這部片，他的台灣朋友對他說：「哪個社會都有問題，咱台灣也有很多問題。」但笑蜀說性質不同，「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通不過。」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灣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捲風，迫使台灣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承諾改進。他對台灣朋友說：「你們有問題但更有辦法，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根本沒招，只好捂蓋子，結果越捂越爛。」台灣社會有問題，但有公民社會可求改變；大陸人面對霧霾不是上街抗議尋求改變，而是寧願天天戴口罩，忍受一切。他說：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誰都不否認必須改變，但誰都不相信可以改變。因為抗爭要有依託，依託就是社會；抗爭要有掩體，掩體就是社會。鼓勵抗爭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當下中國不只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抗爭。
潰敗的社會，越趨劣質的文化，香港人絕無能力去影響和改變大陸人，這是客觀現實，不是善良願望可以實現的。這也就成為香港本土派興起的社會根源。陳雲提出的城邦論，立足於香港所有而大陸全無的「憲政、法治、公民權利、國民福利、本土歸屬感」；過去曾經帶頭「關懷祖國」的港大學生會會刊《學苑》在新一期發表五篇文章討論本土意識是香港的出路；知名的評論家練乙錚在一篇評論中表示：「任何香港居民，無論甚麼時候在香港生活，只要認同香港價值，支持香港優先，願意守護香港，就是香港人。」這些論述和社會逐漸形成的主流思潮，都源於香港有與世界文明趨近的優質文化，在眼看中國大陸社會越趨潰敗，我們唯一自保之途就只有奮起守護香港人優先，守護我們的家園。不錯，抗爭的社會依託和掩體正不斷被部份無恥港人損害，但奮起守護本土的港人也越來越多，如果我們相信優終可勝劣，那麼雖暫時力量懸殊，也仍潛有微茫的希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馬嶽 - 沒有開始的政改諮詢
2014年3月18日
【明報專訊】林鄭月娥說政改諮詢開始3月以來，收到的多是口號式的意見，意義不大。我基本同意這個觀察，整個政改諮詢就像沒有開始一樣，沒有「進入問題」。然而喊口號、不斷重申立場的人不止是泛民或各政團，中央大員那種「一個立場、三個符合」、「愛國愛港」、「實質提名權」，不也是一堆口號？建制派經常叫民主派要妥協，但為什麼從不見你們有妥協的精神？
沒有進入問題，因為有些問題開頭就問錯了。如何實現普選，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如果落實普選只是法律問題，只是如何落實或詮釋《基本法》的問題，那麼法律問題不應該是靠民意諮詢來解決的，並不是民意說什麼是符合《基本法》便是符合《基本法》。落實2017年普選，是要完成《基本法》沒有完成的制憲過程，因為《基本法》只定下了最終會實現普選的憲制目標，但何時實踐如何實踐卻留了附件一和二的尾巴，其精神應是留待後世按當時的「實際情况」再商議。
二次制憲應符合主流民意
有些人認為由於《基本法》制訂時從沒有考慮過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只有提名委員會，所以只能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然而我不知道那些廿多年前沒有寫下來的「機構提名」、「集體意志」從何而來）。當年基本法草委沒有把所有東西都明確寫好，精神應是留有空間「因時制宜」的按照實踐普選時的「實際情况」而商討。廿多年前沒有想像過的東西，不代表今天就不可以考慮。廿多年前制訂《基本法》時沒有想像過「雙非來港產子」問題或者自由行的問題，不代表今天就不需要處理了。
如果我們把這次視作一個「二次制憲」的政治過程，這應該和《基本法》制訂一樣，是一個平衡中央利益和港人民意的政治過程。將來的特首選舉方法至少要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一）中央政府可以接受；
（二）可以得到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
（三）據此方法產生的2017年特首，能夠代表大多數民意。
第一點「不言而喻」了。第二點，如果提出的方案沒有大多數民意支持，首先是很難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縱使能通過實行，制度和選出的特首也沒有公信力，無助解決政府的認受性問題。第三點，如果選舉制度把代表相當大塊的民意或政治光譜排拒無法參選，選出來的特首如何可代表大多數民意？如果將來特首不能代表大多數民意，那普選來幹嗎？
近4個月以來的各方取態，都令人懷疑究竟地球上有沒有任何方案是可以同時符合上面3個條件的。中央及不少建制派不停強調一些只符合條件（一）的原則和方案，但那些篩選、保證「愛國愛港」、提名全票制、由提名委員會限制候選人數目的方案，相信非常難符合條件（二）和條件（三）。范徐麗泰還出來說選民揀不到也可以投白票，投白票也是一種進步，也是表達意見，真是「多謝晒了」。原來香港人爭取廿多年的、《基本法》承諾的，只是我們投白票的權利？朝鮮的最高人民會議選舉，也是有「反對」這個選項的。為什麼政府要給我們一個明知很多人無法認受，會帶來大量抗議票的制度？
中央不信任港人
香港眾多政治問題的根源有兩項，一是香港人不信任中央，一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
香港人不信任中央政府，是很多東西的原點。如果不是香港人不信任中央，就不需要有聯合聲明、《基本法》、人大決議等等限制中央權力的文件了。
但普選問題的根源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我簡單的問：中央是否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愛國愛港」？如果大多數港人都「愛國愛港」，按理讓港人自由不加限制的普選，仍然會選出「愛國愛港」的特首。現在中央政府反覆強調「普選不能沒有限制」，不啻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央政府是不相信香港人愛國愛港的，於是上述的條件（一）必然會和條件（三）衝突。如果讓香港人沒有限制的自由以選票表達意見，就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了，否則為什麼不讓香港人自由的選出能代表大多數香港民意的人當特首？憑什麼說自由選舉，選出來的特首就會和中央對抗？
所謂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
政改諮詢文件有一個說法：它說由於《基本法》45條說「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字眼上與現在附件一「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一樣，所以現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已經符合45條中的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的要求了（3.12段）。如果現時選舉委員會已經有廣泛代表性，選出的特首也應該很有代表性認受性了吧，為什麼林鄭月娥會公開承認特首只有600多票是有認受性危機的呢？（這倒是蠻新穎的，特區第二把手說委任她的人有認受性危機。）
倒是王振民比較老實：他明說了提名委員會就是要保障精英政治，於是要精英提名然後給老百姓一人一票普選，已經算是一種「平衡」了。但這種應該是上世紀1980年代制訂《基本法》時的想法罷，是將殖民地政治「行政吸納政治」延續的一種想法，但時移世易，今天的香港人還會接受先由精英階層揀完揀剩才給他們選嗎？只由極少數精英揀出來的若干名特首候選人，如何可符合大多數民意？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回到「二次制憲」的邏輯，要填補《基本法》草擬時沒有完成的部分，政府有責任去找尋符合以上3項條件的方案。別忘了憲制上，有責任落實《基本法》和人大決議的是政府、要提出方案以爭取立法會以至主流民意支持也是政府。如果政府堅持要用精英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壟斷提名權，並且要全票制、確保愛國愛港等等，麻煩你們出來向香港人解釋，為什麼這符合民主原則、這制度選出的特首能反映大多數民意、為什麼值得大多數人香港人支持。不要像念咒語般重複這就是《基本法》的真正規定，請用文明理性來說服我。
【明報專訊】林鄭月娥說政改諮詢開始3月以來，收到的多是口號式的意見，意義不大。我基本同意這個觀察，整個政改諮詢就像沒有開始一樣，沒有「進入問題」。然而喊口號、不斷重申立場的人不止是泛民或各政團，中央大員那種「一個立場、三個符合」、「愛國愛港」、「實質提名權」，不也是一堆口號？建制派經常叫民主派要妥協，但為什麼從不見你們有妥協的精神？
沒有進入問題，因為有些問題開頭就問錯了。如何實現普選，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如果落實普選只是法律問題，只是如何落實或詮釋《基本法》的問題，那麼法律問題不應該是靠民意諮詢來解決的，並不是民意說什麼是符合《基本法》便是符合《基本法》。落實2017年普選，是要完成《基本法》沒有完成的制憲過程，因為《基本法》只定下了最終會實現普選的憲制目標，但何時實踐如何實踐卻留了附件一和二的尾巴，其精神應是留待後世按當時的「實際情况」再商議。
二次制憲應符合主流民意
有些人認為由於《基本法》制訂時從沒有考慮過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只有提名委員會，所以只能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然而我不知道那些廿多年前沒有寫下來的「機構提名」、「集體意志」從何而來）。當年基本法草委沒有把所有東西都明確寫好，精神應是留有空間「因時制宜」的按照實踐普選時的「實際情况」而商討。廿多年前沒有想像過的東西，不代表今天就不可以考慮。廿多年前制訂《基本法》時沒有想像過「雙非來港產子」問題或者自由行的問題，不代表今天就不需要處理了。
如果我們把這次視作一個「二次制憲」的政治過程，這應該和《基本法》制訂一樣，是一個平衡中央利益和港人民意的政治過程。將來的特首選舉方法至少要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一）中央政府可以接受；
（二）可以得到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
（三）據此方法產生的2017年特首，能夠代表大多數民意。
第一點「不言而喻」了。第二點，如果提出的方案沒有大多數民意支持，首先是很難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縱使能通過實行，制度和選出的特首也沒有公信力，無助解決政府的認受性問題。第三點，如果選舉制度把代表相當大塊的民意或政治光譜排拒無法參選，選出來的特首如何可代表大多數民意？如果將來特首不能代表大多數民意，那普選來幹嗎？
近4個月以來的各方取態，都令人懷疑究竟地球上有沒有任何方案是可以同時符合上面3個條件的。中央及不少建制派不停強調一些只符合條件（一）的原則和方案，但那些篩選、保證「愛國愛港」、提名全票制、由提名委員會限制候選人數目的方案，相信非常難符合條件（二）和條件（三）。范徐麗泰還出來說選民揀不到也可以投白票，投白票也是一種進步，也是表達意見，真是「多謝晒了」。原來香港人爭取廿多年的、《基本法》承諾的，只是我們投白票的權利？朝鮮的最高人民會議選舉，也是有「反對」這個選項的。為什麼政府要給我們一個明知很多人無法認受，會帶來大量抗議票的制度？
中央不信任港人
香港眾多政治問題的根源有兩項，一是香港人不信任中央，一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
香港人不信任中央政府，是很多東西的原點。如果不是香港人不信任中央，就不需要有聯合聲明、《基本法》、人大決議等等限制中央權力的文件了。
但普選問題的根源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我簡單的問：中央是否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愛國愛港」？如果大多數港人都「愛國愛港」，按理讓港人自由不加限制的普選，仍然會選出「愛國愛港」的特首。現在中央政府反覆強調「普選不能沒有限制」，不啻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央政府是不相信香港人愛國愛港的，於是上述的條件（一）必然會和條件（三）衝突。如果讓香港人沒有限制的自由以選票表達意見，就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了，否則為什麼不讓香港人自由的選出能代表大多數香港民意的人當特首？憑什麼說自由選舉，選出來的特首就會和中央對抗？
所謂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
政改諮詢文件有一個說法：它說由於《基本法》45條說「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字眼上與現在附件一「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一樣，所以現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已經符合45條中的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的要求了（3.12段）。如果現時選舉委員會已經有廣泛代表性，選出的特首也應該很有代表性認受性了吧，為什麼林鄭月娥會公開承認特首只有600多票是有認受性危機的呢？（這倒是蠻新穎的，特區第二把手說委任她的人有認受性危機。）
倒是王振民比較老實：他明說了提名委員會就是要保障精英政治，於是要精英提名然後給老百姓一人一票普選，已經算是一種「平衡」了。但這種應該是上世紀1980年代制訂《基本法》時的想法罷，是將殖民地政治「行政吸納政治」延續的一種想法，但時移世易，今天的香港人還會接受先由精英階層揀完揀剩才給他們選嗎？只由極少數精英揀出來的若干名特首候選人，如何可符合大多數民意？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回到「二次制憲」的邏輯，要填補《基本法》草擬時沒有完成的部分，政府有責任去找尋符合以上3項條件的方案。別忘了憲制上，有責任落實《基本法》和人大決議的是政府、要提出方案以爭取立法會以至主流民意支持也是政府。如果政府堅持要用精英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壟斷提名權，並且要全票制、確保愛國愛港等等，麻煩你們出來向香港人解釋，為什麼這符合民主原則、這制度選出的特首能反映大多數民意、為什麼值得大多數人香港人支持。不要像念咒語般重複這就是《基本法》的真正規定，請用文明理性來說服我。
2014年3月17日 星期一
丘亦生 - 無後門走的港視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7日
新一期《經濟學人》，編制了一個官商勾結指數（crony-capitalist index），結果出乎意料，香港在23個地方及國家之中，竟然位列榜首，超越俄羅斯及中國。
《經濟學人》對賽果的解讀，是香港的富豪，都是土地政策的受惠者，其次是香港反競爭法的寬鬆。雖然這個指數的編制方法有少少naive，但從最近港視（1137）的遭遇看，我隱隱然覺得香港得此「殊榮」，又不算太無厘頭。
近日一眾官員如何理直氣壯、義正辭嚴地高舉法律旗幟，大講叫停流動電視的正當性。再看區家麟兄上周撰文，提到當年TVB兼營收費電視，獲得港府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豁免遵守《廣播條例》中禁止跨媒體擁有權的條文，因而指出即使執法，內裏也存在很大的彈性。
防傳媒獨大條例得個樣
文章提醒我，這個跨媒體擁有權的法例，印象中好像從未被嚴格執行過。本來這條例是用來限制有傳媒集團獨大，同時持有電視、電台及報刊，發揮過份影響力，造成壟斷及編輯意見單一的情況。條例設下的關卡，是傳媒老闆不能擁有另一個電視台、電台或報刊多於15%表決權。
這道關卡看似強勁，但卻預先做定一道後門，容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酌情豁免，結果是緊閉的大門形同虛設，人人轉走後門。於是經營收費電視now TV的李澤楷，順利入主《信報》，現在更兼營免費電視，同時間，有線電視亦不甘後人，連隨取得免費電視的經營權，反而賣掉了香港寬頻、完全沒有其他媒體業務的王維基，卻路路碰壁。
為了令後門不要顯得太來者不拒，太肉酸，不致顯得有法不依，政府的下台階，是把成件事複雜化、技術化，最緊要大眾弄不明白、搞不清楚，以為做咗嘢，結果就好像染髮廣告般，「得咗」！
於是各式各樣的技術做法便出現，近年最通行的，自然是把該項傳媒新業務85%的股權加表決權，成立一個信託基金持有，自己僅直接擁有不多於15%股權或表決權，滿足條例的規定。
好像有線電視要繞過跨媒體擁有權限制，成功登陸免費電視市場，是透過把85.1%帶表決權的奇妙電視股份，授予兩名信託人持有，有線只會直接持有14.9%的表決權股份及100%的無表決權股份。另一邊廂的盈科，則把85%的香港電視娛樂具表決權股份，透過一名信託人持有，然後再找另一位信託名持有100%的無表決權股份，但後者的信託受益人仍為盈科。
香港官商勾結誘因太多
這種把富豪分身家或避稅的安排，應用到公司經營之上，已經陰陽怪氣，公司斥巨資收購一項業務，或百分百出錢出人經營一門新生意，又會甘於只有15%話事權？中間誰去監察公司對這項業務沒有施行過度的影響力？李澤楷一個電話的份量，與阿邊個邊個信託人的份量，在下屬聽來，應該相差很遠吧？然而，透過這種法律安排，就可以虛則實之，名義上沒有控制權，不合法變合法？按此原理，其實TVB是可以成立幾個信託基金來收購亞視，甚至《蘋果日報》及商台，政府應該都無理由反對。
法規是死的，但高官在執行上卻可以鬆緊有度，時而嚴厲把關、逐字死讀，時而靈活應變、後門門常開，主宰着每個幾十億元的投資決定。把尺這樣搖擺不定，香港是否官商勾結指數爆燈，我不知道，但商界卻肯定擁有很多想勾結的誘因。
新一期《經濟學人》，編制了一個官商勾結指數（crony-capitalist index），結果出乎意料，香港在23個地方及國家之中，竟然位列榜首，超越俄羅斯及中國。
《經濟學人》對賽果的解讀，是香港的富豪，都是土地政策的受惠者，其次是香港反競爭法的寬鬆。雖然這個指數的編制方法有少少naive，但從最近港視（1137）的遭遇看，我隱隱然覺得香港得此「殊榮」，又不算太無厘頭。
近日一眾官員如何理直氣壯、義正辭嚴地高舉法律旗幟，大講叫停流動電視的正當性。再看區家麟兄上周撰文，提到當年TVB兼營收費電視，獲得港府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豁免遵守《廣播條例》中禁止跨媒體擁有權的條文，因而指出即使執法，內裏也存在很大的彈性。
防傳媒獨大條例得個樣
文章提醒我，這個跨媒體擁有權的法例，印象中好像從未被嚴格執行過。本來這條例是用來限制有傳媒集團獨大，同時持有電視、電台及報刊，發揮過份影響力，造成壟斷及編輯意見單一的情況。條例設下的關卡，是傳媒老闆不能擁有另一個電視台、電台或報刊多於15%表決權。
這道關卡看似強勁，但卻預先做定一道後門，容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酌情豁免，結果是緊閉的大門形同虛設，人人轉走後門。於是經營收費電視now TV的李澤楷，順利入主《信報》，現在更兼營免費電視，同時間，有線電視亦不甘後人，連隨取得免費電視的經營權，反而賣掉了香港寬頻、完全沒有其他媒體業務的王維基，卻路路碰壁。
為了令後門不要顯得太來者不拒，太肉酸，不致顯得有法不依，政府的下台階，是把成件事複雜化、技術化，最緊要大眾弄不明白、搞不清楚，以為做咗嘢，結果就好像染髮廣告般，「得咗」！
於是各式各樣的技術做法便出現，近年最通行的，自然是把該項傳媒新業務85%的股權加表決權，成立一個信託基金持有，自己僅直接擁有不多於15%股權或表決權，滿足條例的規定。
好像有線電視要繞過跨媒體擁有權限制，成功登陸免費電視市場，是透過把85.1%帶表決權的奇妙電視股份，授予兩名信託人持有，有線只會直接持有14.9%的表決權股份及100%的無表決權股份。另一邊廂的盈科，則把85%的香港電視娛樂具表決權股份，透過一名信託人持有，然後再找另一位信託名持有100%的無表決權股份，但後者的信託受益人仍為盈科。
香港官商勾結誘因太多
這種把富豪分身家或避稅的安排，應用到公司經營之上，已經陰陽怪氣，公司斥巨資收購一項業務，或百分百出錢出人經營一門新生意，又會甘於只有15%話事權？中間誰去監察公司對這項業務沒有施行過度的影響力？李澤楷一個電話的份量，與阿邊個邊個信託人的份量，在下屬聽來，應該相差很遠吧？然而，透過這種法律安排，就可以虛則實之，名義上沒有控制權，不合法變合法？按此原理，其實TVB是可以成立幾個信託基金來收購亞視，甚至《蘋果日報》及商台，政府應該都無理由反對。
法規是死的，但高官在執行上卻可以鬆緊有度，時而嚴厲把關、逐字死讀，時而靈活應變、後門門常開，主宰着每個幾十億元的投資決定。把尺這樣搖擺不定，香港是否官商勾結指數爆燈，我不知道，但商界卻肯定擁有很多想勾結的誘因。
陳雲 - 身土不二
轉角 am730
2014年03月17日
香港好多本土食品，例如豉油或花生油，標榜自己是加拿大一級黃豆釀造、美國有機認證花生榨油之類。這是令人失笑的。香港農地稀少，農業也無法供應足夠黃豆或花生，但身在華夏，至少也該標榜使用的是河南黃豆、青島花生吧？大陸有好多人坐火車來香港搶購嬰兒奶粉、花生油、紙尿片，然而中共擁有內蒙和滿洲，擁有四川和雲南、兩湖與兩廣，為何不能自己供應優秀糧食及產品，要國民來香港採購，以食用洋貨自驕身價？不感到慚愧嗎？
日本、韓國和台灣的人民，標榜的卻是地道糧食，時節食品，最好的土產留給自己，也有出口北海道牛奶、新潟米之類。韓國小孩自小烹煮韓國飲食，台灣近年也高舉土產。這裡面有一句格言：身土不二。一九〇七年，日本食養會會長、陸軍藥劑監石塚左玄提出以基本食物來養生，鼓勵進食身處的土地生產的和應節的食物，認為進食外來食品會令身體變差。一九一二年，食養會理事陸軍騎兵大佐西端從京都僧侶中得知佛學有「身土不二」觀念，自此以身土不二的口號來推廣土產飲食。此學說傳入韓國及台灣，成為維護鄉土飲食的道德原則，成為愛護鄉土農業、愛護原鄉品種、保育文化風俗的運動。
身體與土地不能分開。在當地者，要鍾愛土地，不能做出背叛土地的事情。土地滋養你，你是要回報的，不能忘恩負義，不能禍害當地人，不能焚燒山林，堵塞水道，在郊野灌水泥，在農田亂撒化學品，向土地落毒。甚麼叫「活在當下」？好簡單，就是你要真實地活在你的身處的土地之上、群體之中，熱愛你腳下的土地，熱愛你身邊的人群。那些時刻想着出賣香港利益，向大陸人套取短期利潤之後，撤退到美國、加拿大退休的香港離地中產，是背叛香港。
「身土不二」出自南宋僧人智圓的《維摩經略疏垂裕記》：「二法身下顯身土不二。由依正不二，故便現身即表國土，離身無土者。荊溪云：『此是法身、身土不二之明文也。』」「身」是你至今的行為的結果，即是你的正報、業報(karma)，你依靠這個身體來修煉自己。「土」是你身處的環境，你依靠身處的環境來修煉自己，土地即是「依報」或果報。身與土，兩者是無法分開的，離開了，就是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的「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離開在世的因緣，離開腳下的土地和身邊的人群，你是無可能得到修煉成果的，就好像在兔頭尋角一樣。
香港人只能在香港圓滿自己、修煉自己，不能奢望去台灣、去美國、去加拿大尋求出路。我們要立地成佛。
周一刊登
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香港好多本土食品，例如豉油或花生油，標榜自己是加拿大一級黃豆釀造、美國有機認證花生榨油之類。這是令人失笑的。香港農地稀少，農業也無法供應足夠黃豆或花生，但身在華夏，至少也該標榜使用的是河南黃豆、青島花生吧？大陸有好多人坐火車來香港搶購嬰兒奶粉、花生油、紙尿片，然而中共擁有內蒙和滿洲，擁有四川和雲南、兩湖與兩廣，為何不能自己供應優秀糧食及產品，要國民來香港採購，以食用洋貨自驕身價？不感到慚愧嗎？
日本、韓國和台灣的人民，標榜的卻是地道糧食，時節食品，最好的土產留給自己，也有出口北海道牛奶、新潟米之類。韓國小孩自小烹煮韓國飲食，台灣近年也高舉土產。這裡面有一句格言：身土不二。一九〇七年，日本食養會會長、陸軍藥劑監石塚左玄提出以基本食物來養生，鼓勵進食身處的土地生產的和應節的食物，認為進食外來食品會令身體變差。一九一二年，食養會理事陸軍騎兵大佐西端從京都僧侶中得知佛學有「身土不二」觀念，自此以身土不二的口號來推廣土產飲食。此學說傳入韓國及台灣，成為維護鄉土飲食的道德原則，成為愛護鄉土農業、愛護原鄉品種、保育文化風俗的運動。
身體與土地不能分開。在當地者，要鍾愛土地，不能做出背叛土地的事情。土地滋養你，你是要回報的，不能忘恩負義，不能禍害當地人，不能焚燒山林，堵塞水道，在郊野灌水泥，在農田亂撒化學品，向土地落毒。甚麼叫「活在當下」？好簡單，就是你要真實地活在你的身處的土地之上、群體之中，熱愛你腳下的土地，熱愛你身邊的人群。那些時刻想着出賣香港利益，向大陸人套取短期利潤之後，撤退到美國、加拿大退休的香港離地中產，是背叛香港。
「身土不二」出自南宋僧人智圓的《維摩經略疏垂裕記》：「二法身下顯身土不二。由依正不二，故便現身即表國土，離身無土者。荊溪云：『此是法身、身土不二之明文也。』」「身」是你至今的行為的結果，即是你的正報、業報(karma)，你依靠這個身體來修煉自己。「土」是你身處的環境，你依靠身處的環境來修煉自己，土地即是「依報」或果報。身與土，兩者是無法分開的，離開了，就是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的「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離開在世的因緣，離開腳下的土地和身邊的人群，你是無可能得到修煉成果的，就好像在兔頭尋角一樣。
香港人只能在香港圓滿自己、修煉自己，不能奢望去台灣、去美國、去加拿大尋求出路。我們要立地成佛。
周一刊登
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4年3月16日 星期日
塵翎 - 天注定
明報 2014年3月16日
賈樟柯的新片《天注定》在內地遭禁，聽說香港本來排期去年末上映，但也被抽起。現在終於在台灣戲院露面，因為反應熱烈，映期還會延長。有心影迷要飛去台北，才能看看此部描述中國現實的劇情片究竟有何觸禁之處。
若香港最終真的無法上映，不管是港商（影片發行）自行跪低，還是有更高權力出手攔阻，都是十分恐怖的事情。不要說是市場問題，賈樟柯已算是中國藝術電影的龍頭人物，影迷眾多，若說他沒有叫座力，那麼其他導演可以收山了。
這是說香港已經不再是禁書禁片自由流通的自由港。香港在兩岸三地之間曾經引以為傲的獨立文化空間，從此煙消雲散。以前，大陸看不到，台灣看不到，香港可以。從今以後，在內地看不到的，在香港也看不到。
大多數香港人天天在facebook等嘻嘻哈哈互相欺凌，上網暢通無阻不用翻牆，仍然體會不到這種在刀口上的緊張。總之，不看藝術電影就是，不看本地電視就是，他們早已成功把自己變成了外星人。
創作人天生敏感，最早察覺得到這些威脅和轉變。在刀口上的總是他們。一不小心，就在刀口之下。這把刀，不一定要見血才能殺人。
台灣朋友觀後感云，《天注定》內容暴力血腥，但對現實隱喻簡明尖銳。此片在台灣宣傳的時候，有這一句點題：「三分是命運，七分靠拚命」。不知是否也是賈導的命運觀、世界觀，自《小武》以來，他一直和這世界周旋、拚命，以柔制剛以剛制柔，有時甚至不抗拒和體制合作，算是暴烈得比較溫柔的。如果他也發出怒吼，這大概是悲憤的天問。
陳婉容 -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兩星期前雲南昆明火車站發生大屠殺，據說是東突組織疆獨分子所為。屠殺發生後，藏人作家唯色摘錄了長期研究新疆、西藏問題的作家王力雄在Twitter上的評論，結合成文章，標題怵目驚心：「新疆『巴勒斯坦化』」。王力雄寫維族孩子每晚收回當局規定懸掛的中國國旗時，必定先丟在腳下踩一遍；他認為如果民族仇恨延伸至孩子身上，就是全民同仇敵愾了。「巴勒斯坦化」就是王力雄對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之象徵性統稱。
在大屠殺發生後，筆者上了幾個大陸最熱鬧的網上討論區，看看中國網民如何理解維族分離主義，還有吉普車撞天安門金水橋和昆明火車站屠殺（甚至馬航失蹤事件）等恐怖主義事件。果不其然，其中一個最熱門的討論以一名網民的提議開始，他認為襲擊的目的是要中國人感到不安全，覺得任何一個中國大城市都有可能發生昆明事件；而他提出的對策無獨有偶，正是「中國必須要實行以色列的摩薩德政策」。摩薩德（Mossad）是以色列的情報機關，在以色列立國不久的1949年成立，跟俄羅斯的秘密警察KGB一樣，以手段兇殘監控嚴密聞名於世。摩薩德最著名的一着就是「敵不動我先動」，是「把所有不穩定因素都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極致。維漢如果繼續對立，會否真的變成東亞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繼續各自朝國家恐怖主義和恐怖主義走往，以暴力對抗殺戮？重讀已故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關於以巴關係的訪談錄《文化與抵抗》，讀及薩依德對恐怖活動邏輯的觀點，更覺巴勒斯坦之於世界，與今日新疆之於中國，如同鏡像。
殖民主義在新疆
據大陸學者王柯在《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中所述，清王朝在1759年征服新疆，次年乾隆帝就表明新疆「當以滿洲將軍大員駐守」，天山南路各地區的大臣全部都由滿人和蒙古人出任。清王朝把新疆當作軍事自治領地來統治，同時希望把這些少數民族勢力吸收到滿人陣營，對漢族人形成牽制。新疆的管治手段跟漢族地區完全不同，有獨立的地方政府架構，清王朝「因其教不改其俗」，保留了宗教學者作為社會領袖的制度，新疆流通的貨幣又跟漢族地區相異，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將維族和漢人區隔。所謂「泛突厥主義」興起的背景，正是俄羅斯在1880年代取得關稅優惠後，跟維族的商業交流愈來愈頻繁；一群維族中產階級興起，海外留學開始盛行，但留學的地方都是俄羅斯韃靼地區（如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或唯一一個由突厥人主導的國家土耳其。這些和其他「受統治」韃靼族群之間的交流，造就了所謂泛突厥主義的興起，為三、四十年代兩次東土獨立運動，還有今日的新疆分離主義運動提供了背景。
1949年新疆仍有九成人口為維吾爾族，隨着「開發大西北」等國家工程上馬，漢族大規模遷入新疆，現今新疆維族人口只得四至五成。漢人壟斷了主要經濟活動，在新疆只有懂得漢語才找得到比較好的工作，維語自然因為它沒有「實用性」而被邊緣化。維族「自治區」的高級幹部幾乎全都是漢人。維族公開進行宗教活動，經常被地方官僚騷擾。開發大西北的西氣東輸工程，將新疆、鄂爾多斯和青海等地生產的天然氣輸往長三角地區，然而抽的雖然是新疆的地下資源，但維族百姓用氣比漢族地區的人要貴，而且連天然氣公司的註冊地址都還不是新疆，而是在上海。
中國政府喜歡吹噓自己對新疆所進行的是「開發」而非資源掠奪，與薩依德在《文化與抵抗》中描述的，把巴勒斯坦人視為「隱形人」的以色列，如出一轍。跟以色列一樣，中國政府把自己描述為「英雄式的開拓者」，把維吾爾族人「遊牧化」，貶抑他們的文化與中央「開發」他們的土地前的生活方式，為漢族在新疆土地上無止境的擴張和發展正名。
疆獨恐襲是中國的九一一？
中國政府認為東突疆獨分子，尤其是所謂東伊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ETIM）挾着泛伊斯蘭世界的支持，有鄰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訓練，車臣和巴勒斯坦等地提供真實游擊戰鬥經驗等，在輿論中建立起一個與中國對抗的泛伊斯蘭世界。事實上，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直希望利用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反恐戰作為口實，為自己對境內新疆分離主義（他們將這種分離主義跟伊斯蘭極端主義完全畫上了等號）的打壓正名，將維穩提升到「反恐」的層次。在中國有說法認為雲南大屠殺是「中國的九一一」，然而在中國疆獨運動的語境下，疆獨分子在中國的恐怖活動，相對九一一的襲擊，仍然是零星而不含太多意識形態的暴力展示。
知識型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著名學者阿馬德（Eqbal
Ahmad）認為「恐怖主義是窮人的B-52轟炸機」，在《文化與抵抗》中，薩依德雖然對阿馬德的觀點表示認同，卻不認為這種說法能夠套用在九一一之上。他認為有必要區分「九一一恐怖分子」和「一個執行炸彈自殺攻擊任務的巴勒斯坦青年」——後者在以色列所造成的惡劣環境中生活，經歷過貧窮，歧視與種種制度化的不公道，也許亦曾親歷過同胞或親人受到傷害，而他訴諸恐怖主義，完全源自對於生活環境的絕望。然而九一一的恐怖分子並不一樣，因為「它的策劃者顯然不是絕望和貧窮的難民營居民，攻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人顯然都是中產階級，教育程度高得有資格在佛羅里達讀飛行學校，而且懂英語」。薩依德認為九一一所展示的，是一種極度政治化的伊斯蘭主義，可能是報復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玷污了伊斯蘭神聖的土地科威特，可能是報復美國多年來插手伊斯蘭世界，是一個完全無宣示性的宗教狂熱活動。
那麼新疆的恐怖主義又是哪一種？薩依德對於九一一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觀察，遙遙響應了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對新疆分離主義活動的看法：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完全誇大了疆獨分子帶來的恐襲威脅，他認為中國官方給出的「恐襲」數字水分甚高；在研究中東的智庫Middle
East Institute撰文的學者Dru
C. Gladney則認為中國政府加諸於「疆獨分子」頭上的「恐怖襲擊」，絕大部分都不過是零星的社會騷亂。至於疆獨分子是否必然與鄰近地區的恐怖分子有聯繫？中國政府指疆獨分子與巴基斯坦塔利班過從甚密，然而許多專家都反駁這種說法，人權觀察的調查員甚至說東伊運早已經不再活躍（在兩年前已經在美國的恐怖組織名單中被除名），然而中國政府依然將許多社會動亂的責任加諸東伊運之上，不過是試圖利用這些誇大的數字來加強對新疆維吾爾族的打壓。
維漢分裂？無所指的恐懼
在雲南大屠殺後，朋友傳來數個中國最熱鬧的討論區，看後不得不驚嘆於中國維穩語言之愈趨成熟和精細。不少大陸民眾歌頌漢族與維族同胞之間的友誼，一邊稱讚維族同胞「絕大部分善良樸實」、說「不少維族同胞都譴責疆獨分子曲解可蘭經」，另一邊竟又對於「亂我中華者，一律殺之」的語言表示認同。這種無所指的恐懼既能維穩，又同時弔詭地造就了維漢對立，容許中國政府名正言順地繼續對新疆維族的高壓政策。我對這種與官方邏輯暗合，但又如同精神分裂的想法表示大開眼界，比我熟悉國情的朋友即感嘆：「這正是『和諧』的真諦。」
「高壓統治是反抗要素」
事實如此，沒有人真正知道自己在仇恨誰，太少人真正理解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處境，或是所謂恐怖主義真正的來源，就把維族人民對於數十年受壓迫狀態的反彈，當作「九一一」式的，形而上的，宗教狂熱式的意識形態宣示。正如薩依德所言，雖然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都不能接受，但最少因壓迫而訴諸恐怖主義的行為，還是可以理解的。今年2月，著名的維族學者伊力哈木被正式起訴，罪名是分裂國家；然而伊力哈木正是少數不要求獨立，主張在中國的框架內，真正落實維吾爾族人自治的學者。種種打壓措施無助維漢修補距離，只會激發更多暴力事件發生。以王力雄新近文章中的一句作結：「（海外維吾爾運動）把中國的高壓統治當做激發民族反抗的要素，不惜為此付出巨大犧牲，以流血喚醒國際社會關注和同情，等待未來中國發生內亂無暇西顧，那就是實現新疆獨立的歷史時機。」
文 陳婉容
阿離訪問伍珮瑩：但念無常，唯良心可恃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佛陀曾問弟子，人一生中有多少時間可把握？
弟子答曰，五十年？三十年？十年？
還是更多更少？後來一弟子答：呼吸間。
佛陀說，「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在呼吸之間。」
一瞬的把握，要如何抉擇？
要考慮前程？個人得失？自身安危？
抑或是公眾利益，真相呈白，公義彰顯？
伍珮瑩說，人若看得通，很多事都不重要。
選擇可以很簡單。
娑婆之世總無常，唯人的良知可恆存。
不求人 要自己有本事
伍珮瑩的手袋，橘紅，小巧卻很重，「我的家當都在裏面。」裏面有化妝品，電腦，以及一份政改方案簡報；無工一身輕的她，回港大找老師陳文敏求教政改方案，充實自己。年頭「被辭職」，她抑鬱良久；打擊，是因為無法處理被背叛的創痛，「人就是這樣，你以為自己會不一樣。你以為自己會避過，人性就是這樣。」盡心效力的公司，如此無理決絕，她雖奮力追討，亦有最壞打算；但她要讓公眾知道，一間跨國公司所行的不義，「不要make me as a victim（把我當成受害者）。」
雖然當下是她的低潮：十多年的事業毁在一朝。典型女強人，咁大個人，未試過不用上班，「但，人生必然有低潮，一定有的。」說話裏，有種驕傲的平穩。
眼前的幹練的專業人士，在深水埗元州邨長成，一家八口，一兄三妹一弟，她是二姐，父母從小要她包攬所有家務勞動，照顧弟妹煮飯清潔，她大哥則手不沾水，「父母在我年紀很小時就對我說，如果你讀書不好，我就不會送你去讀書，不會花錢讓你讀，所以每一個女都很用心讀書，因為，你沒有後路。」她從沒怨責父母重男輕女，反而感謝母親，「我媽是很聰明、很有獨立性格的人，她整天都會跟我說，女人不要靠男人，要自己有本事。」逃難到港的一代，靠自己，是存活信條。
做生意是不需要讀的
七八十年代，靠自己，明天會更好，是其中一條能被實證的生存法則，也在伍珮瑩身上體現。讀書時，她成績好，體育好，不溫習也能名列前茅，運動比賽總是位列三甲。個人有能力，就擁有保留個性的本錢；老師管不着她，唯獨她那嚴厲母親。初中參加排球校隊，年年跟父母反臉，雙親嫌排球褲太短、打波會腳粗，又怕她練波後被朋友帶去蒲，禁她上場；敵不過父母之命而放棄，但她仍不屈服於傳統的性別框框，「無得打波，就玩田徑！」班主任寫她的評語是「好勝，競爭力強」，她拿着成績表跟老師研究，「寫這個字（好勝），是不是不太好？」
升大學，她一心想要做生意，卻沒選商科，卻讀上人人推拒的法律，「因為97（中國）要收番香港，大家不知道往後的法律是否一樣。」自己的需要，她異常清晰；讀書並非求學位，她要的，是個人的思考磨礪，「做生意是不需要讀的，你要讀，不如讀一些比較嚴謹的科目。是有了business才有得讀，不是讀完了才有business。」
思考方法 律己以嚴
港大法律系畢業生，本是錦繡的大狀前程，但她我自行我路，轉向商界，由最低級做起。當管理層，也要與銷售員一起企街推銷，「如果我不企出去，我怎知道他們做什麼？這是我學習的方法。我要先了解事情再思考如何做。」中二時，老師在她的生日卡上就寫了一句，律己以嚴。她記住，大半輩子念着走來。作為顧問公司的總監，不少客戶是跨國巨頭，她要向大老闆們提出戰略性的分析意見解決問題，靠的是整全的經驗、嚴謹、精準。「大部分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她見過太多老闆，眼中只有一己想望的目標，見片面卻不見整全，因此滯悶不前，或終至失敗，「董建華當日也不會想過會吹冧樓市，他只有一個objective，沒想過大局。你在局內，看不清楚。」從宏觀微觀，至置身外圍；從上至下，不只上級的話要聽，底層員工也要接觸，才能從方方面面中，分析事情的根本。
報告被曲解 專業受侮辱
她說，立論要有證有據，才能令客戶相信你的每個分析，每個步驟，「我不是說給一個人聽，上上下下，你都要convince。」這份嚴謹的執著，無怪乎當年她在公布發牌前，最少三次提醒政府要修改及更新顧問報告；也不難理解，當政府一意孤行把2012年的報告曲意解讀，她會義憤填膺，直覺專業被侮辱。
她笑言，這種嚴謹堅持，也不時令她碰壁。以往，第一次和客戶開會，已直白地批評客人的東西「唔得」，令老闆們碰一鼻子灰；這樣的烈性，怎能在習慣阿諛奉承的商界打滾？「時間會證明一切的。」她掛着一抹自信的笑。不少客戶跟她合作經年，甚至成為朋友；在許多老闆眼中，她是個聰明的顧問，「我是不是很聰明？我是很聰明，我很喜歡思考。」訪問中途，伍珮瑩乾脆叫記者給她看訪問問題，說，給她看看，她就知要怎樣答，「鍾意思考的人，就會有意見。」
簡單決定
一個思慮如此周密嚴謹的人，何以會冒得罪政府的大險，做出「爆大鑊」的舉措？伍珮瑩說得淡定，「面對當日的事件時，我看過合約，知道自己有什麼可說，有什麼不可講之後，其他是良知的決定。你怕不怕得罪人？那些人有機會影響你將來呀！但前提是，記住，只是『有機會』、『有可能』，但良知的決定是今日的。今日，好多人需要一個答案。」在那躁動關頭，她的思緒依然條理顯明，沒被任何恐懼憂慮糾結。
「我只是指清一些人在講大話，誤導公眾，除了我，當日沒有另外一些人可以做。所以，這個決定很容易，一個是可能、有機會，另一個是今日、是良知。」她想起周一在追討賠償的記者會上記者的追問，「我來不及告訴她，這是有關良知。」良知，每每被現今社會歌頌，卻觸不着；她卻是克行起來，把它納入為決定生活行為的一個思考因素。
「沒有人到臨死的那天仍會想，我返得不夠多工，或搵得不夠多錢，沒有人會後悔這些的，到死的那天，你只會後悔沒有時間陪家人，或做了一些事覺得很慚愧，到我回望時，可能是因為一時貪心，你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事情是，（思考）到你死那天會怎樣選擇，就是一個很容易的決定。」但生活日常的庸悶平乏中，人又怎能想到生死作伴？「馬航那航班，我都搭過，我成日搭」，「飛機跌下來，我無愧我的後代，我也不會後悔，當日沒有做一些，只有我能夠做的事。」
名利地位，花飾金屋，都是中途之物，片面，不徹底，「人心靈的快樂或長久的滿足，不是來自物質上的。」但她不是個身光頸靚的闊太嗎？雙耳的閃石耳環還在放光，「這些石你看似很大顆很靚，但你真能分清楚它是真的嗎？」她笑問。物質只存一剎，過水無痕，「你可能說，『你搵咁多錢當然可以咁講』，但每一個人都要有時間去經歷這些事。」
起跌本無常
10年前，她是負資產，單親媽媽。
「我記得有一次收到那張bank statement，看到層樓會突然間哭出來，覺得自己工作10年，但到頭來都是什麼也沒有。」帶着7歲女兒，一個女人，背着一身傾家蕩產都還不成的房債，後來想到，「其實你的生活也沒甚改變，你仍然住在那間屋，仍然要返工，對不？身家多一個零少一個零，真的沒關係。」
香港人對起跌風浪，根本毫不陌生。政治的，經濟的。「97，每個人在炒樓，跟朋友飲茶時就在想，一會兒到哪裏睇樓。」下一刻，樓價卻跌了七成，「金融海嘯買accumulator賺好多錢時，都沒想過會輸到甩唔到身。」這個為大公司解難策案的顧問，說得坦然，「你覺得這個世界是predictable或controllable？」世界沒早知，沒保證，「但打麻將的時候，你也不會想要起身啦！有些人沉迷這個遊戲時，都不會抽身。」伍珮瑩說，那是因為人們看不見遊戲外的，無常。
「香港有太多利益，有很多擁有利益的人，他們是beneficiary的，但你今日是beneficiary，你難保你明天也是，萬一有一日你不是呢？你翻身機會都無。你願意繼續bet on出錢收買人或被人收賣，還是希望你的仔仔女女有機會在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平的環境成長？」無常難敵，僅能留低的，是人的善良，和公平的制度。
堅持，才有價值
在商業世界中，堅持往往不易，「因為我願意嘛！我願意，不是賺最多的錢」，「做人要有一個基本的良知，我不覺得搵錢是一切。」她笑說，人們總覺得她何必這麼堅持？「但，time will tell。你有堅持，才有價值。」她見過不少在台灣的老闆，陳水扁時由藍轉綠，馬英九時又由綠轉藍，「那些才死得最快，因為你沒堅持，你沒堅持，即是你沒價值。香港人也一樣，如果你不堅持，不爭取你的核心價值，那你和大陸人有何分別？香港還有何價值？」
「如果你每一日都要想，我只是食飯啫，才做這些事，那你什麼都能幹出來。可以陷人於不義，因為我要食飯嘛。食飯是一個基本的生命要求，沒人可以challenge這件事。為了食飯，個客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為了食飯，老闆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為了食飯，無良心，算啦我唔出聲，這些是說不通的。」香港人並非未富先驕，不少港人早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搵食，不可能是作惡或沉默的藉口。
不能自甘當蟻民
民主對商界之必要
不少人認為，要利字當頭的商界談民主自由，很難。伍珮瑩不同意，她看的不是「商界」，而是整個界別中的個人，「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相信的價值。如果每個人都不覺得這些事情重要，你自己要被人bully的話，這是你自己的選擇，是你自己甘願做一個被人欺負的蟻民。」
不移民，這個是家來的！
「好多商界都係受害者，當你無民主，無自由時，即是說，有人只要買通1200人，派一千萬給1200人，就搞掂所有的事。但當你有民主時，你就要派給700萬人，那如果你要派給700萬，或最少350萬，你的成本就高很多，即是買不到啦。商界追求的，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她認為，香港的民主和一切珍罕價值，商界不存有最大的影響力，關鍵在於每個，香港公民，「每一個市民覺得不關他的事，覺得忙，覺得沒有人可以選，就算我有一個好的機制，對我也沒太多好處，那大家就算了，搞掂自己份工就算吧！但你的子女呢？除非覺得不會再住在這裏，自己主動放棄，那些就不是香港人啦！大部分不移民的人，也要為下一代着想。」在人心驚恐急欲逃離的當下，她斬釘截鐵說，不移民，「你住了你家多久？」她瞪着一雙鱗亮大眼問道，「那個是家來的！」風雨起跌，都在這地；「香港人」這身分，或香港這家，應是值得留守的。
敢言的她，自覺香港太少人出聲，以為上頭決定，多講沒用，「大陸政府是看民意的，所以它才這麼緊張要製造民意，否則他們何以找那麼多二打六出來嚇香港人？」牛鬼蛇神擋路，加上聲聲「香港已死」的哀聲悲鳴，令港人益發抑鬱無助，「沒有人出聲，就愈行愈衰。如果你自己的權益都不爭取，就會愈來愈無。」
面對眼前的暗路，恐懼是必然之態，「但你想想，香港人都經歷了這麼多了。」回望172年間，由山赭石脊、颶號土惡、大小戰亂，到經濟騰飛大起大跌，疫症蕭條，都走過了。歷史與個人命運的無常如此兇猛，人們也抵受得住，何以讓政權，摧毀人賴以為生的自尊自重。「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做少少事，這些少少的事，你想深一層，不是很大代價，我好像損失很多，但可能我在金融風暴損失更多，即是說，這些只是人生的平常事。」人們期望英雄烈士打救，但伍珮瑩說，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不要推卸。
「無常是常態，什麼也不能依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的良知。」
文 阿離
圖 李澤彤
編輯 蔡曉彤
【明報專訊】佛陀曾問弟子，人一生中有多少時間可把握？
弟子答曰，五十年？三十年？十年？
還是更多更少？後來一弟子答：呼吸間。
佛陀說，「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在呼吸之間。」
一瞬的把握，要如何抉擇？
要考慮前程？個人得失？自身安危？
抑或是公眾利益，真相呈白，公義彰顯？
伍珮瑩說，人若看得通，很多事都不重要。
選擇可以很簡單。
娑婆之世總無常，唯人的良知可恆存。
不求人 要自己有本事
伍珮瑩的手袋，橘紅，小巧卻很重，「我的家當都在裏面。」裏面有化妝品，電腦，以及一份政改方案簡報；無工一身輕的她，回港大找老師陳文敏求教政改方案，充實自己。年頭「被辭職」，她抑鬱良久；打擊，是因為無法處理被背叛的創痛，「人就是這樣，你以為自己會不一樣。你以為自己會避過，人性就是這樣。」盡心效力的公司，如此無理決絕，她雖奮力追討，亦有最壞打算；但她要讓公眾知道，一間跨國公司所行的不義，「不要make me as a victim（把我當成受害者）。」
雖然當下是她的低潮：十多年的事業毁在一朝。典型女強人，咁大個人，未試過不用上班，「但，人生必然有低潮，一定有的。」說話裏，有種驕傲的平穩。
眼前的幹練的專業人士，在深水埗元州邨長成，一家八口，一兄三妹一弟，她是二姐，父母從小要她包攬所有家務勞動，照顧弟妹煮飯清潔，她大哥則手不沾水，「父母在我年紀很小時就對我說，如果你讀書不好，我就不會送你去讀書，不會花錢讓你讀，所以每一個女都很用心讀書，因為，你沒有後路。」她從沒怨責父母重男輕女，反而感謝母親，「我媽是很聰明、很有獨立性格的人，她整天都會跟我說，女人不要靠男人，要自己有本事。」逃難到港的一代，靠自己，是存活信條。
做生意是不需要讀的
七八十年代，靠自己，明天會更好，是其中一條能被實證的生存法則，也在伍珮瑩身上體現。讀書時，她成績好，體育好，不溫習也能名列前茅，運動比賽總是位列三甲。個人有能力，就擁有保留個性的本錢；老師管不着她，唯獨她那嚴厲母親。初中參加排球校隊，年年跟父母反臉，雙親嫌排球褲太短、打波會腳粗，又怕她練波後被朋友帶去蒲，禁她上場；敵不過父母之命而放棄，但她仍不屈服於傳統的性別框框，「無得打波，就玩田徑！」班主任寫她的評語是「好勝，競爭力強」，她拿着成績表跟老師研究，「寫這個字（好勝），是不是不太好？」
升大學，她一心想要做生意，卻沒選商科，卻讀上人人推拒的法律，「因為97（中國）要收番香港，大家不知道往後的法律是否一樣。」自己的需要，她異常清晰；讀書並非求學位，她要的，是個人的思考磨礪，「做生意是不需要讀的，你要讀，不如讀一些比較嚴謹的科目。是有了business才有得讀，不是讀完了才有business。」
思考方法 律己以嚴
港大法律系畢業生，本是錦繡的大狀前程，但她我自行我路，轉向商界，由最低級做起。當管理層，也要與銷售員一起企街推銷，「如果我不企出去，我怎知道他們做什麼？這是我學習的方法。我要先了解事情再思考如何做。」中二時，老師在她的生日卡上就寫了一句，律己以嚴。她記住，大半輩子念着走來。作為顧問公司的總監，不少客戶是跨國巨頭，她要向大老闆們提出戰略性的分析意見解決問題，靠的是整全的經驗、嚴謹、精準。「大部分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她見過太多老闆，眼中只有一己想望的目標，見片面卻不見整全，因此滯悶不前，或終至失敗，「董建華當日也不會想過會吹冧樓市，他只有一個objective，沒想過大局。你在局內，看不清楚。」從宏觀微觀，至置身外圍；從上至下，不只上級的話要聽，底層員工也要接觸，才能從方方面面中，分析事情的根本。
報告被曲解 專業受侮辱
她說，立論要有證有據，才能令客戶相信你的每個分析，每個步驟，「我不是說給一個人聽，上上下下，你都要convince。」這份嚴謹的執著，無怪乎當年她在公布發牌前，最少三次提醒政府要修改及更新顧問報告；也不難理解，當政府一意孤行把2012年的報告曲意解讀，她會義憤填膺，直覺專業被侮辱。
她笑言，這種嚴謹堅持，也不時令她碰壁。以往，第一次和客戶開會，已直白地批評客人的東西「唔得」，令老闆們碰一鼻子灰；這樣的烈性，怎能在習慣阿諛奉承的商界打滾？「時間會證明一切的。」她掛着一抹自信的笑。不少客戶跟她合作經年，甚至成為朋友；在許多老闆眼中，她是個聰明的顧問，「我是不是很聰明？我是很聰明，我很喜歡思考。」訪問中途，伍珮瑩乾脆叫記者給她看訪問問題，說，給她看看，她就知要怎樣答，「鍾意思考的人，就會有意見。」
簡單決定
一個思慮如此周密嚴謹的人，何以會冒得罪政府的大險，做出「爆大鑊」的舉措？伍珮瑩說得淡定，「面對當日的事件時，我看過合約，知道自己有什麼可說，有什麼不可講之後，其他是良知的決定。你怕不怕得罪人？那些人有機會影響你將來呀！但前提是，記住，只是『有機會』、『有可能』，但良知的決定是今日的。今日，好多人需要一個答案。」在那躁動關頭，她的思緒依然條理顯明，沒被任何恐懼憂慮糾結。
「我只是指清一些人在講大話，誤導公眾，除了我，當日沒有另外一些人可以做。所以，這個決定很容易，一個是可能、有機會，另一個是今日、是良知。」她想起周一在追討賠償的記者會上記者的追問，「我來不及告訴她，這是有關良知。」良知，每每被現今社會歌頌，卻觸不着；她卻是克行起來，把它納入為決定生活行為的一個思考因素。
「沒有人到臨死的那天仍會想，我返得不夠多工，或搵得不夠多錢，沒有人會後悔這些的，到死的那天，你只會後悔沒有時間陪家人，或做了一些事覺得很慚愧，到我回望時，可能是因為一時貪心，你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事情是，（思考）到你死那天會怎樣選擇，就是一個很容易的決定。」但生活日常的庸悶平乏中，人又怎能想到生死作伴？「馬航那航班，我都搭過，我成日搭」，「飛機跌下來，我無愧我的後代，我也不會後悔，當日沒有做一些，只有我能夠做的事。」
名利地位，花飾金屋，都是中途之物，片面，不徹底，「人心靈的快樂或長久的滿足，不是來自物質上的。」但她不是個身光頸靚的闊太嗎？雙耳的閃石耳環還在放光，「這些石你看似很大顆很靚，但你真能分清楚它是真的嗎？」她笑問。物質只存一剎，過水無痕，「你可能說，『你搵咁多錢當然可以咁講』，但每一個人都要有時間去經歷這些事。」
起跌本無常
10年前，她是負資產，單親媽媽。
「我記得有一次收到那張bank statement，看到層樓會突然間哭出來，覺得自己工作10年，但到頭來都是什麼也沒有。」帶着7歲女兒，一個女人，背着一身傾家蕩產都還不成的房債，後來想到，「其實你的生活也沒甚改變，你仍然住在那間屋，仍然要返工，對不？身家多一個零少一個零，真的沒關係。」
香港人對起跌風浪，根本毫不陌生。政治的，經濟的。「97，每個人在炒樓，跟朋友飲茶時就在想，一會兒到哪裏睇樓。」下一刻，樓價卻跌了七成，「金融海嘯買accumulator賺好多錢時，都沒想過會輸到甩唔到身。」這個為大公司解難策案的顧問，說得坦然，「你覺得這個世界是predictable或controllable？」世界沒早知，沒保證，「但打麻將的時候，你也不會想要起身啦！有些人沉迷這個遊戲時，都不會抽身。」伍珮瑩說，那是因為人們看不見遊戲外的，無常。
「香港有太多利益，有很多擁有利益的人，他們是beneficiary的，但你今日是beneficiary，你難保你明天也是，萬一有一日你不是呢？你翻身機會都無。你願意繼續bet on出錢收買人或被人收賣，還是希望你的仔仔女女有機會在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平的環境成長？」無常難敵，僅能留低的，是人的善良，和公平的制度。
堅持，才有價值
在商業世界中，堅持往往不易，「因為我願意嘛！我願意，不是賺最多的錢」，「做人要有一個基本的良知，我不覺得搵錢是一切。」她笑說，人們總覺得她何必這麼堅持？「但，time will tell。你有堅持，才有價值。」她見過不少在台灣的老闆，陳水扁時由藍轉綠，馬英九時又由綠轉藍，「那些才死得最快，因為你沒堅持，你沒堅持，即是你沒價值。香港人也一樣，如果你不堅持，不爭取你的核心價值，那你和大陸人有何分別？香港還有何價值？」
「如果你每一日都要想，我只是食飯啫，才做這些事，那你什麼都能幹出來。可以陷人於不義，因為我要食飯嘛。食飯是一個基本的生命要求，沒人可以challenge這件事。為了食飯，個客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為了食飯，老闆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為了食飯，無良心，算啦我唔出聲，這些是說不通的。」香港人並非未富先驕，不少港人早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搵食，不可能是作惡或沉默的藉口。
不能自甘當蟻民
民主對商界之必要
不少人認為，要利字當頭的商界談民主自由，很難。伍珮瑩不同意，她看的不是「商界」，而是整個界別中的個人，「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相信的價值。如果每個人都不覺得這些事情重要，你自己要被人bully的話，這是你自己的選擇，是你自己甘願做一個被人欺負的蟻民。」
不移民，這個是家來的！
「好多商界都係受害者，當你無民主，無自由時，即是說，有人只要買通1200人，派一千萬給1200人，就搞掂所有的事。但當你有民主時，你就要派給700萬人，那如果你要派給700萬，或最少350萬，你的成本就高很多，即是買不到啦。商界追求的，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她認為，香港的民主和一切珍罕價值，商界不存有最大的影響力，關鍵在於每個，香港公民，「每一個市民覺得不關他的事，覺得忙，覺得沒有人可以選，就算我有一個好的機制，對我也沒太多好處，那大家就算了，搞掂自己份工就算吧！但你的子女呢？除非覺得不會再住在這裏，自己主動放棄，那些就不是香港人啦！大部分不移民的人，也要為下一代着想。」在人心驚恐急欲逃離的當下，她斬釘截鐵說，不移民，「你住了你家多久？」她瞪着一雙鱗亮大眼問道，「那個是家來的！」風雨起跌，都在這地；「香港人」這身分，或香港這家，應是值得留守的。
敢言的她，自覺香港太少人出聲，以為上頭決定，多講沒用，「大陸政府是看民意的，所以它才這麼緊張要製造民意，否則他們何以找那麼多二打六出來嚇香港人？」牛鬼蛇神擋路，加上聲聲「香港已死」的哀聲悲鳴，令港人益發抑鬱無助，「沒有人出聲，就愈行愈衰。如果你自己的權益都不爭取，就會愈來愈無。」
面對眼前的暗路，恐懼是必然之態，「但你想想，香港人都經歷了這麼多了。」回望172年間，由山赭石脊、颶號土惡、大小戰亂，到經濟騰飛大起大跌，疫症蕭條，都走過了。歷史與個人命運的無常如此兇猛，人們也抵受得住，何以讓政權，摧毀人賴以為生的自尊自重。「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做少少事，這些少少的事，你想深一層，不是很大代價，我好像損失很多，但可能我在金融風暴損失更多，即是說，這些只是人生的平常事。」人們期望英雄烈士打救，但伍珮瑩說，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不要推卸。
「無常是常態，什麼也不能依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的良知。」
文 阿離
圖 李澤彤
編輯 蔡曉彤
2014年3月15日 星期六
陳智傑 - 別讓電訊政策扼殺香港競爭力
2014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香港電視「開台」再受挫，「魔童」與通訊局隔空互罵，陰謀論亦滿天飛：「一男子」是否又「出招」，是否有「金手指」向通訊局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施壓等故事，一時真假難辨。
姑勿論是誰「發功」，最終的「武器」——更貼切一點，是英文中的「smoking gun」——必然是規管廣播及電訊業界的政策法規。這回阻礙港視「開台」的主因，亦是《廣播條例》是否適用於港視的業務。大家聽到的爭論，諸如CMMB、DTMB、DVB、「5000個處所」、是否「入屋」等，都是圍繞着這主題。港視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不止於各種「陰謀論」的真偽，而是香港現行的電訊（及廣播）政策，是否正扼殺這個社會的創意及競爭力。
香港的電訊政策，主要體現於《廣播條例》（針對大氣電波廣播）及《電訊條例》（針對人際間使用電訊信號通訊）。這些政策法規有兩項前提：一、大氣電波是珍貴的公共資源，所以要對其使用嚴加規管；二、「廣播」（向群眾傳遞信息）和「人際傳播」是截然不同的範疇，故此有兩套不同的法規。
「廣播」vs.「人際傳播」
故此，法例要求電子傳媒必須「領牌」，接受《廣播條例》的監管，才能享用大氣電波作出廣播。而被歸類為「人際傳播」的政策事宜——包括流動媒體、互聯網等新科技，則主要以《電訊條例》監管，並假設其社會影響力不足以媲美能作出「廣播」的電子傳媒，故不受《廣播條例》約束。
然而，傳播科技一日千里，上述的「前提」及「假設」亦變得不合時宜，甚至光怪陸離。前輩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在其「面書」上，就「可供由超過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推論，值得大家參考：
如果有5000人分別在自己家中用手機觀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他們是否也構成了「由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若是，則所有流動電視服務，由於必須覆蓋50%的香港市民，所以亦必須申請免費或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政府在之前為什麼未曾對中移動提出同樣要求，亦成為大問題。若否，則政府實際上是在說，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手機收看就可以，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電視機收看就不可以……但「用手機睇就得，用電視機睇就唔得」這一點，在法律上沒有基礎……（內容經筆者節錄）
踏上「地雷」流了「第一滴血」
正如李立峯所言，在新媒體的環境下，「人際傳播」已經能做到「廣播」的社會效果。而互聯網的力量，也早就不亞於大氣電波。當被《電訊條例》監管的機構，透過傳播科技而做到受《廣播條例》規管的機構所做的事，政策及法規爭議便由此起。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早便追不上時代發展，以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地雷」愈來愈多。與其指王維基「犯法」，倒不如說他踏上這些「地雷」而流了「第一滴血」。
政府應盡快就上文的電訊政策法規一併檢討，並重點處理以下課題：
一、隨着「廣播」與「人際傳播」的分別日漸模糊，《廣播條例》中對要求傳播機構持牌「廣播」的門檻（諸如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是否不切實際？《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有哪些規範已跟新媒體的傳播環境脫節？
二、如何讓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做到鼓勵創新、提高社會競爭力？港視爭議其中一個荒謬之處，是官府千方百計都要港視轉用通訊制式，以縮窄其電視信號的接收範圍。環顧全球，電訊政策均應力使業界的傳播技術「進步」（傳播得更快、更廣、更多元），而非制約其傳播空間。通訊局這次為了維護《廣播條例》的合理性，作出了可能商榷於社會長遠利益的執法行為。
三、如何處理在《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下一眾持牌機構所面對的政策風險。隨着互聯網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向大眾提供資訊的渠道日多，電訊機構「疑似廣播」的情况只會有增無減。如何平衡電訊機構及廣播機構因政策變動而出現的紛爭，實是最為棘手之處。
港視撞破了香港電訊政策法規的落後與荒謬，並承擔了讓人感到意外的政策風險。政府及社會有必要亡羊補牢，避免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成了扼殺創意及傳播科技發展的武器。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明報專訊】香港電視「開台」再受挫，「魔童」與通訊局隔空互罵，陰謀論亦滿天飛：「一男子」是否又「出招」，是否有「金手指」向通訊局及部分立法會議員施壓等故事，一時真假難辨。
姑勿論是誰「發功」，最終的「武器」——更貼切一點，是英文中的「smoking gun」——必然是規管廣播及電訊業界的政策法規。這回阻礙港視「開台」的主因，亦是《廣播條例》是否適用於港視的業務。大家聽到的爭論，諸如CMMB、DTMB、DVB、「5000個處所」、是否「入屋」等，都是圍繞着這主題。港視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不止於各種「陰謀論」的真偽，而是香港現行的電訊（及廣播）政策，是否正扼殺這個社會的創意及競爭力。
香港的電訊政策，主要體現於《廣播條例》（針對大氣電波廣播）及《電訊條例》（針對人際間使用電訊信號通訊）。這些政策法規有兩項前提：一、大氣電波是珍貴的公共資源，所以要對其使用嚴加規管；二、「廣播」（向群眾傳遞信息）和「人際傳播」是截然不同的範疇，故此有兩套不同的法規。
「廣播」vs.「人際傳播」
故此，法例要求電子傳媒必須「領牌」，接受《廣播條例》的監管，才能享用大氣電波作出廣播。而被歸類為「人際傳播」的政策事宜——包括流動媒體、互聯網等新科技，則主要以《電訊條例》監管，並假設其社會影響力不足以媲美能作出「廣播」的電子傳媒，故不受《廣播條例》約束。
然而，傳播科技一日千里，上述的「前提」及「假設」亦變得不合時宜，甚至光怪陸離。前輩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在其「面書」上，就「可供由超過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接收」的推論，值得大家參考：
如果有5000人分別在自己家中用手機觀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他們是否也構成了「由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若是，則所有流動電視服務，由於必須覆蓋50%的香港市民，所以亦必須申請免費或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政府在之前為什麼未曾對中移動提出同樣要求，亦成為大問題。若否，則政府實際上是在說，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手機收看就可以，5000人各自在家中用電視機收看就不可以……但「用手機睇就得，用電視機睇就唔得」這一點，在法律上沒有基礎……（內容經筆者節錄）
踏上「地雷」流了「第一滴血」
正如李立峯所言，在新媒體的環境下，「人際傳播」已經能做到「廣播」的社會效果。而互聯網的力量，也早就不亞於大氣電波。當被《電訊條例》監管的機構，透過傳播科技而做到受《廣播條例》規管的機構所做的事，政策及法規爭議便由此起。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早便追不上時代發展，以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地雷」愈來愈多。與其指王維基「犯法」，倒不如說他踏上這些「地雷」而流了「第一滴血」。
政府應盡快就上文的電訊政策法規一併檢討，並重點處理以下課題：
一、隨着「廣播」與「人際傳播」的分別日漸模糊，《廣播條例》中對要求傳播機構持牌「廣播」的門檻（諸如5000個指明處所組成的觀眾），是否不切實際？《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有哪些規範已跟新媒體的傳播環境脫節？
二、如何讓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做到鼓勵創新、提高社會競爭力？港視爭議其中一個荒謬之處，是官府千方百計都要港視轉用通訊制式，以縮窄其電視信號的接收範圍。環顧全球，電訊政策均應力使業界的傳播技術「進步」（傳播得更快、更廣、更多元），而非制約其傳播空間。通訊局這次為了維護《廣播條例》的合理性，作出了可能商榷於社會長遠利益的執法行為。
三、如何處理在《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下一眾持牌機構所面對的政策風險。隨着互聯網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向大眾提供資訊的渠道日多，電訊機構「疑似廣播」的情况只會有增無減。如何平衡電訊機構及廣播機構因政策變動而出現的紛爭，實是最為棘手之處。
港視撞破了香港電訊政策法規的落後與荒謬，並承擔了讓人感到意外的政策風險。政府及社會有必要亡羊補牢，避免香港的電訊政策法規，成了扼殺創意及傳播科技發展的武器。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李怡 - 永勿相信任何事直至官方否認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5日
30年前即1984年，英國一個著名的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其中一段是主人公講到一個傳聞，他說他還不能相信是不是真的，因為：「It's never been officially denied. First rule in politics: 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這句被認為是政治第一法則的話，使筆者記憶至今。
近日想起這句話，是因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與大陸合作抓到幾個懷疑是襲擊劉進圖的刀手及背後的黑組織人物時，四度說「無直接證據顯示兇案與新聞工作有關」。劉進圖感到「不解」，他向警方錄口供時曾表示，自己和家人沒有涉及錢債、桃色或私人恩怨，因此一直相信遇襲與報社的工作有關。何以曾偉雄未對疑兇審問就快快表示兇案與新聞工作無關呢？再回看案件剛發生，大陸官媒《環球時報》即發表社評，以大篇幅斥責本港有反對派人士把劉進圖遇襲與《明報》之前的報道掛鈎。而特區政府官員、建制派、親共人士、親共媒體，固然都在斥責暴力與兇徒，但卻一直否認或迴避案件與新聞自由有關。這一連串表現，無法使人不想到上述的「政治第一法則」。
劉進圖事件的快速破案，與2009年刺殺李柱銘與黎智英案有相似之處，都是案發於香港（後者是警方偶然截查到兩名藏有手槍及子彈的人士而爆出作案動機），都快速地在大陸抓到嫌兇和幕後指使者。李黎二人是香港反共爭民主的主將，劉案則外界揣測與《明報》早前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報道，揭露多位中共領導人親屬涉嫌隱藏巨額財富有關，兩案都直接涉及中共形象和權貴利益。因此中共對前案的處理可以成為後案（即劉案）的參考。前案怎麼處理呢？攜槍來港執行任務的黃南華被香港法院判刑16年，香港警方把黃南華攜帶的大陸人士電話資料轉給大陸公安。在香港對黃南華宣判後，中共也宣佈涉案的10名嫌犯在深圳提審。雖然有學者主張案件應在香港審判，但是中共拒絕，而且開庭聆訊那天，也不許記者與民眾旁聽。由此不難想像中共擔心有「機密」洩漏出去。大陸被判刑者都於2012年底獲假釋，案件就此了結，誰是幕後主腦就沒有人追究了。劉案的處理看來也會是同一路數：迅速破案，刀手及背後的社團會在香港判刑，大陸則會閉門審理涉及大陸人的部份，然後宣佈了結。整件事就如同溫州動車事件那樣，迅速把動車掩埋了事。至於幕後最終的主腦是誰？刀手和涉黑的組織也不會知道。但誰會相信這與新聞自由無關？「政治第一法則」提供了邏輯依據。
「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否認」的法則適用於所有體制，針對的是掌行政權的政府、代表一定政治勢力的政黨和大企業集團，他們要維護權力及與權力相繫的利益，面對傳媒作為第四權對他們的監督，西方極少掌權者會對傳媒的指控公開否認，因為一否認就引起懷疑，使媒體和人民更往否認的反面追查和追想。1974年尼克遜涉水門案，他如果一開始就承認有介入和向人民認錯，他是會得到人民寬恕的，他的問題出在「否認」，出在洗錄音帶試圖掩飾，這就使人民相信確有其事而總統在說謊了。
當然，不否認不等於承認。假如掌權者真的遇上無根據的誹謗，他應該相信在新聞自由之下傳媒的競爭必會找出真相。遇到傳媒詢問，他的回答應是：你們可以查查有沒有事實根據，而不是斷然否認。寫律師信威脅告傳媒的事一定避免發生。梁振英去年向《信報》發律師信，結果是練乙錚的文章更廣泛流傳，而社會就有更多人相信文章中所指的「梁氏涉黑」。
行騙長官上台後，香港連續發生壓制新聞自由的事件，發律師信，收攏《明報》《信報》，抽廣告抽稿，封殺王維基，李慧玲、劉進圖，這些事豈會是個別事件偶然事件？問題是即使公開的媒體全變成官腔又怎樣？不過是自慰而已。以最近的馬航事件為例，這本是一樁非政治事件，但中共要求大陸各媒體不分析、不評論、不猜測、嚴管網上謠言，結果仍然是與中國有關的傳言滿天飛。據說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有一段「對中國人的幾點評價」，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有大陸網民對這一條加按語：「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在中國還是傳言比非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
在中國，「政治第一法則」已發展到不僅官方否認的就相信，而且是官方承認和肯定的就全不相信了。香港會向這樣全無公信力的政權體制沉淪嗎？香港人應該聽取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的勸喻，面對自由受威脅，要挺身而出，免受侵蝕。（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30年前即1984年，英國一個著名的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其中一段是主人公講到一個傳聞，他說他還不能相信是不是真的，因為：「It's never been officially denied. First rule in politics: 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這句被認為是政治第一法則的話，使筆者記憶至今。
近日想起這句話，是因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與大陸合作抓到幾個懷疑是襲擊劉進圖的刀手及背後的黑組織人物時，四度說「無直接證據顯示兇案與新聞工作有關」。劉進圖感到「不解」，他向警方錄口供時曾表示，自己和家人沒有涉及錢債、桃色或私人恩怨，因此一直相信遇襲與報社的工作有關。何以曾偉雄未對疑兇審問就快快表示兇案與新聞工作無關呢？再回看案件剛發生，大陸官媒《環球時報》即發表社評，以大篇幅斥責本港有反對派人士把劉進圖遇襲與《明報》之前的報道掛鈎。而特區政府官員、建制派、親共人士、親共媒體，固然都在斥責暴力與兇徒，但卻一直否認或迴避案件與新聞自由有關。這一連串表現，無法使人不想到上述的「政治第一法則」。
劉進圖事件的快速破案，與2009年刺殺李柱銘與黎智英案有相似之處，都是案發於香港（後者是警方偶然截查到兩名藏有手槍及子彈的人士而爆出作案動機），都快速地在大陸抓到嫌兇和幕後指使者。李黎二人是香港反共爭民主的主將，劉案則外界揣測與《明報》早前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報道，揭露多位中共領導人親屬涉嫌隱藏巨額財富有關，兩案都直接涉及中共形象和權貴利益。因此中共對前案的處理可以成為後案（即劉案）的參考。前案怎麼處理呢？攜槍來港執行任務的黃南華被香港法院判刑16年，香港警方把黃南華攜帶的大陸人士電話資料轉給大陸公安。在香港對黃南華宣判後，中共也宣佈涉案的10名嫌犯在深圳提審。雖然有學者主張案件應在香港審判，但是中共拒絕，而且開庭聆訊那天，也不許記者與民眾旁聽。由此不難想像中共擔心有「機密」洩漏出去。大陸被判刑者都於2012年底獲假釋，案件就此了結，誰是幕後主腦就沒有人追究了。劉案的處理看來也會是同一路數：迅速破案，刀手及背後的社團會在香港判刑，大陸則會閉門審理涉及大陸人的部份，然後宣佈了結。整件事就如同溫州動車事件那樣，迅速把動車掩埋了事。至於幕後最終的主腦是誰？刀手和涉黑的組織也不會知道。但誰會相信這與新聞自由無關？「政治第一法則」提供了邏輯依據。
「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否認」的法則適用於所有體制，針對的是掌行政權的政府、代表一定政治勢力的政黨和大企業集團，他們要維護權力及與權力相繫的利益，面對傳媒作為第四權對他們的監督，西方極少掌權者會對傳媒的指控公開否認，因為一否認就引起懷疑，使媒體和人民更往否認的反面追查和追想。1974年尼克遜涉水門案，他如果一開始就承認有介入和向人民認錯，他是會得到人民寬恕的，他的問題出在「否認」，出在洗錄音帶試圖掩飾，這就使人民相信確有其事而總統在說謊了。
當然，不否認不等於承認。假如掌權者真的遇上無根據的誹謗，他應該相信在新聞自由之下傳媒的競爭必會找出真相。遇到傳媒詢問，他的回答應是：你們可以查查有沒有事實根據，而不是斷然否認。寫律師信威脅告傳媒的事一定避免發生。梁振英去年向《信報》發律師信，結果是練乙錚的文章更廣泛流傳，而社會就有更多人相信文章中所指的「梁氏涉黑」。
行騙長官上台後，香港連續發生壓制新聞自由的事件，發律師信，收攏《明報》《信報》，抽廣告抽稿，封殺王維基，李慧玲、劉進圖，這些事豈會是個別事件偶然事件？問題是即使公開的媒體全變成官腔又怎樣？不過是自慰而已。以最近的馬航事件為例，這本是一樁非政治事件，但中共要求大陸各媒體不分析、不評論、不猜測、嚴管網上謠言，結果仍然是與中國有關的傳言滿天飛。據說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有一段「對中國人的幾點評價」，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有大陸網民對這一條加按語：「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在中國還是傳言比非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
在中國，「政治第一法則」已發展到不僅官方否認的就相信，而且是官方承認和肯定的就全不相信了。香港會向這樣全無公信力的政權體制沉淪嗎？香港人應該聽取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的勸喻，面對自由受威脅，要挺身而出，免受侵蝕。（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3月14日 星期五
梁文道 - 鷹犬賣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4日
既然「唔能夠排除任何可能性」，既然事件還在調查之中，大可以用「現在還不能做任何結論」之類的言語搪塞過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又為什麼要說劉進圖遇襲案「唔顯示同新聞工作有直接關係」呢？理論上講，絕大部份襲擊新聞人的事件都不「直接」和新聞工作相關，因為你可以辯稱那些動手傷人的凶徒只是收錢辦事而已。所以這句「唔顯示同新聞工作有直接關係」，純係廢話一句。
在可以不發任何斷言的情況底下，曾偉雄又為何要強調如此一句廢話呢？我想，這只能從政治角度理解。正當市民都為劉進圖遇襲感到憤怒，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亮起最緊急的紅色警號之際；我們的警隊一哥站了出來，為主子分憂，配合部份建制人物的聲音，協力把這事的焦點從新聞自由上頭挪開。
這樣子的推測是否太過政治，又是不是一個沒有真憑實據的陰謀論呢？可能吧。然而，今天我已不忌憚用這麼無聊但又可怕的方式來揣度曾偉雄的用心了。
因為就在一個星期之前，他的下屬竟然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區議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走一個少數派的議員。依據大家從媒體上得到的資料來看，那位議員根本沒有幹出什麼違法的事，反而還遭到他的建制派同事侵犯。我們的「一哥」卻能在第一時間解釋，說這是為了「社會安寧」。這麼赤裸裸的無法無天，這麼大膽地侵犯議會尊嚴，這麼鮮明的政治偏向；再加上過去兩年數之不盡的打壓示威，道之不絕的選擇執法；曾偉雄還有什麼話好說？
只可憐那數以萬計的香港警員，老大成了鷹犬，喪盡全體威信，有的卻還以為這個站得夠硬的大哥給了他們揚眉吐氣的機會。很快地，言語辱警的定義就會放寬，香港警察好像真的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叫人害怕了。不過，令人恐懼和讓人尊敬是全然不同的兩碼事。就如明代的東廠和錦衣衛，官民皆畏，但那真叫做威信嗎？好人家的父母會為孩子入廠替公公辦事而自豪嗎？
既然「唔能夠排除任何可能性」，既然事件還在調查之中，大可以用「現在還不能做任何結論」之類的言語搪塞過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又為什麼要說劉進圖遇襲案「唔顯示同新聞工作有直接關係」呢？理論上講，絕大部份襲擊新聞人的事件都不「直接」和新聞工作相關，因為你可以辯稱那些動手傷人的凶徒只是收錢辦事而已。所以這句「唔顯示同新聞工作有直接關係」，純係廢話一句。
在可以不發任何斷言的情況底下，曾偉雄又為何要強調如此一句廢話呢？我想，這只能從政治角度理解。正當市民都為劉進圖遇襲感到憤怒，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亮起最緊急的紅色警號之際；我們的警隊一哥站了出來，為主子分憂，配合部份建制人物的聲音，協力把這事的焦點從新聞自由上頭挪開。
這樣子的推測是否太過政治，又是不是一個沒有真憑實據的陰謀論呢？可能吧。然而，今天我已不忌憚用這麼無聊但又可怕的方式來揣度曾偉雄的用心了。
因為就在一個星期之前，他的下屬竟然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區議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走一個少數派的議員。依據大家從媒體上得到的資料來看，那位議員根本沒有幹出什麼違法的事，反而還遭到他的建制派同事侵犯。我們的「一哥」卻能在第一時間解釋，說這是為了「社會安寧」。這麼赤裸裸的無法無天，這麼大膽地侵犯議會尊嚴，這麼鮮明的政治偏向；再加上過去兩年數之不盡的打壓示威，道之不絕的選擇執法；曾偉雄還有什麼話好說？
只可憐那數以萬計的香港警員，老大成了鷹犬，喪盡全體威信，有的卻還以為這個站得夠硬的大哥給了他們揚眉吐氣的機會。很快地，言語辱警的定義就會放寬，香港警察好像真的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叫人害怕了。不過，令人恐懼和讓人尊敬是全然不同的兩碼事。就如明代的東廠和錦衣衛，官民皆畏，但那真叫做威信嗎？好人家的父母會為孩子入廠替公公辦事而自豪嗎？
長平 - 李克強的戲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4日
因為李克強年輕，有北大學歷，很多人把他想像成改革派的代表，期待他至少比前幾任更有朝氣。可惜，今年的總理記者會，大概是歷年來最沉悶的一次。
「不行，這太尷尬了。」據德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官員斷然拒絕了外媒記者關於周永康案的提問申請。官認為這事兒「想都別想」，要求記者最好別提跟政治有關的問題，只問經濟相關話題。你沒看錯，外媒記者的提問需要事先審定。內地媒體記者就更不用說了。能進會場的記者名單，提前幾周即安排就緒，所有的問題都要送審。德新社報道說，「這是一場組織得越來越好的戲」。
以前還有外媒記者勇敢地突破禁區，拒絕按照事先的排練配合演出，但是他們事後往往遭到報復。這兩年中共對不聽話的外國記者的報復變本加厲，從列入不受歡迎名單到拖延、拒絕簽證，甚至進行人身騷擾。
不僅僅是記者的勇氣受到挑戰，越來越多的境外媒體機構在經受了網路遮罩、打砸辦公室等折磨之後，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和職員安全，也紛紛自我審查，服從「黨組織」安排。即便記者個人敢於提問，他們的上司也會出手阻止。甚至有外國媒體派遣親北京人士擔任駐華特派員，專門寫文章歌功頌德，據傳還可以從中共獲得「大外宣」經費。
前一天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出席的記者會上，有外國記者高呼「我是真外媒！」諷刺中共豢養一些假外媒記者混充會場，佔據時間提一些事先安排的問題。事實上，不僅記者有假，包括總理記者會在內的整個兩會都是假會。中共並沒有安排任何重大問題，在這個裝模作樣的盛大會議上來討論和決策。
此前外媒記者有機會假戲真作，還因為當時的中領導人還在乎國際輿論，也希望通過這樣的民主秀來矇騙民眾。現任領導懷抱「三個自信」，睥睨西方民主，也不屑於和老百姓玩貓鼠遊戲，連要求官員財產公開都直接判刑。我看這勞民傷財的大戲，不演也罷。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因為李克強年輕，有北大學歷，很多人把他想像成改革派的代表，期待他至少比前幾任更有朝氣。可惜，今年的總理記者會，大概是歷年來最沉悶的一次。
「不行，這太尷尬了。」據德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官員斷然拒絕了外媒記者關於周永康案的提問申請。官認為這事兒「想都別想」，要求記者最好別提跟政治有關的問題，只問經濟相關話題。你沒看錯，外媒記者的提問需要事先審定。內地媒體記者就更不用說了。能進會場的記者名單，提前幾周即安排就緒，所有的問題都要送審。德新社報道說，「這是一場組織得越來越好的戲」。
以前還有外媒記者勇敢地突破禁區，拒絕按照事先的排練配合演出，但是他們事後往往遭到報復。這兩年中共對不聽話的外國記者的報復變本加厲，從列入不受歡迎名單到拖延、拒絕簽證，甚至進行人身騷擾。
不僅僅是記者的勇氣受到挑戰，越來越多的境外媒體機構在經受了網路遮罩、打砸辦公室等折磨之後，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和職員安全，也紛紛自我審查，服從「黨組織」安排。即便記者個人敢於提問，他們的上司也會出手阻止。甚至有外國媒體派遣親北京人士擔任駐華特派員，專門寫文章歌功頌德，據傳還可以從中共獲得「大外宣」經費。
前一天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出席的記者會上，有外國記者高呼「我是真外媒！」諷刺中共豢養一些假外媒記者混充會場，佔據時間提一些事先安排的問題。事實上，不僅記者有假，包括總理記者會在內的整個兩會都是假會。中共並沒有安排任何重大問題，在這個裝模作樣的盛大會議上來討論和決策。
此前外媒記者有機會假戲真作，還因為當時的中領導人還在乎國際輿論，也希望通過這樣的民主秀來矇騙民眾。現任領導懷抱「三個自信」，睥睨西方民主，也不屑於和老百姓玩貓鼠遊戲，連要求官員財產公開都直接判刑。我看這勞民傷財的大戲，不演也罷。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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