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婉秋 -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2009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