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也並不凌駕於政府之上。
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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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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