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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年輕學生要與支聯會及六四晚會切割，引來極大迴響，不少人心痛欲絕，經歷六四的一代更是十萬個不理解，年輕人是否想壞腦了，高呼這樣只會令「中共最開心」。要理解部分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何做出看似如此難以理解的決定之前，或許應先細心冷靜分析，六四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了什麼。
我估計，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中是非黑白的判斷，其實與「大中華膠」們分別不大，不會是非不分，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六四事件後確立的那套抗爭思維──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應與當權者溫和派建立互動、重視妥協、重視退場。這套思維，其實一直纏繞着香港的主流民主派。
對部分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以香港人自居，因此六四只是一宗別國事件，港人只需站在「普世價值」的標準上評價六四，而沒有了「血濃於水」的感情。這想法你未必認同，「大中華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這是本土意識的發展趨勢，要擋也擋不了。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點，而是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運動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親身經歷六四時代的那些人來說，六四的是非黑白太分明，香港人與學生站在一線，對抗強權，這個「抗爭者」的身分與道德高地，不容質疑，但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
香港的雨傘運動結束後，運動的策略、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引來連串討論，其實當年八九民運後也是一樣。大眾除了聲討中共政權外，民運策略的檢討，同樣放到社運及民主運動人士的議程之上。26年前，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同樣是討論焦點。
民運圈子中的「六四退場論」
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運反思》一書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作者強調只是策略失敗，道德上學生沒有錯，錯只在中共），就是不能「見好就收」。胡平說，李鵬願意與學生對話，本身就代表了學生的勝利，當時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央及李鵬公開承認失敗，而學生未能及時察覺溫和派（即趙紫陽）曾經佔上風，結果運動愈來愈激烈，最終被鎮壓。胡平認為運動領袖應與當權溫和派建立「良性互動」，若學生在戒嚴之前撤退，中共溫和派就毋須下台，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在東歐巨變後捲土重來。
已故北京大學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表示，「從獨裁政治制度轉變成民主制度」的最佳策略，就是「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社會上溫和改革派成立聯盟，戰勝統治集團內力量強大的保守派」。鄒讜指出，學生未有察覺，政府與學生自治組織對話，其實代表中共已間接承認其合法性，做出重大讓步，並意味着國家與社會關係根本改變的開端。
當年六四之後，在民運圈子就出現了上述的討論，討論學生在策略上是否過於激進，不懂把握政府中溫和派釋出的善意，不懂見好就收，不懂退場，結果運動流血收場。不少人心中認同，中共當然要負上最大的道德責任，但如果運動再來，投身運動者決不可以重蹈覆轍，社會運動不單要思量何時進攻，更要思量如何退場——這大概可稱之為「六四退場論」。
當然，這只是眾多討論的其中一部分，各路民運與社運團體的結論未必一致，當年的學生領袖封從德就曾嚴詞反駁，指摘「見好就收」根本無法操作，何時是好何時是壞根本無法判斷，學生即使退場也可能換來秋後算帳。無論如何，學生應否適時退場的討論，確實曾經出現。
香港民主運動的「退場論」身影
說到這裏，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見好就收」、「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退場保勝果」，是否有點熟悉？
不少人都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自此香港民主派正式冒起，支聯會成為了抗爭的象徵，六四效應亦令民主派一度在選舉戰無不勝，六四時香港的社運要員，繼後都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積極參與者，投身政界。八九民運當然是一場激烈的抗爭，香港的民主運動當然也是一場面向中共的抗爭，但也可以想像，六四事件後上述這個「六四退場論」，可能也同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潛藏的發展方向，主宰着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無獨有偶，近年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些重要的場合，就有着濃烈的「六四退場論」身影。搞辭職公投，被視為過於激進，挑戰中央底線，支聯會領導反而選擇走進中聯辦，跟北京的「溫和派」妥協，當時主張溝通的人，就是抱着「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這信念。雨傘運動早期，部分人曾力勸衝擊者要留有一手，不要過分衝擊政府總部，並盡快與政府中的溫和派（林鄭？）建立對話，部分人曾經聲淚俱下的說情况極度危急，又傳聞警察要開槍，甚至解放軍要出動實施緊急狀態，勸告學生要盡快退場。遇上政府聲言絕不退讓甚至可能會下重手時，不是高聲譴責政府，不是集合力量抗爭要求政府退讓，反而要求民眾「退場保勝果」，以達「階段性勝利」，這就是「六四退場論」的現代雨傘版。
六四感受愈深者 愈反對衝擊
在六四事件後的20多年，出現了一個極為古怪的現象——當年六四參與愈深或感受愈深者，今天在民主運動雨傘運動中卻愈溫和，愈支持妥協，愈反對衝擊，愈支持退場，正正是因為他們不希望民主運動與雨傘運動重蹈六四事件的覆轍，因為他們經歷過六四後學生逃難的苦况，不忍悲劇再次發生，也因為他們都相信，拒絕退場，不單無法爭取民眾的支持，更只會釀成悲劇。
說到這裏大家也許就能明白，為何跟中共對抗多年的支聯會領導，當年反而認同走進中聯辦，跟北京妥協。他們從六四事件得出結論，想爭取民主，就要知所進退，學懂妥協。說到這裏也就可以理解，新一代要與六四切割，要與支聯會切割，其實並非要與六四事件中的是非黑白切割，而是要與「六四退場論」切割，與「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這條溫和保守的抗爭路線切割。
年輕人要切割的是溫和路線
年輕人不認命，相信抗爭，拒絕遵循上一代留下來的社運老路，反國教時學生突然絕食，雨傘運動時衝進公民廣場以及後來群眾衝向政總而觸發催淚彈，統統都是不按傳統泛民牌理出牌的行為，當然，後來再衝政總的成敗已有公論，但總的而言，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那套承襲自六四的溫和妥協路線。
各方論爭誰對誰錯，我沒有能力在此判斷，我只想嘗試釐清彼此到底在爭論些什麼。支聯會的領導也許覺得，自己為民主奉獻了大半生，竟然會換來如斯質疑，實在氣結，但還是那一句，把個別本土謬論抽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但要了解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切割什麼，並適時改變，運動才有可能走下去。
文 伍瑞瑜
編輯 葉雨舟
Vic：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基本上是虛的，甚至可質疑是假的。今年支聯會製作《六四答問》回應青年質疑，其中第九條問題是「為甚麼不回大陸建設民主中國」，而答案真係令人笑出來：「他日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我相信不少人會回內地協助建設民主。正如五、六十年代不少攜同家眷、財產回國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一樣……」（全文見 http://goo.gl/zDJt1K）
司徒華其實老早就與中共有默契，支聯會基本上只是在香港擺出民主反共的姿態，不會真正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連中國的維權運動也不會涉足。這是司徒華2010年10月親口說的，見《明報》〈華叔的最後五課書〉第二課：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Vic：「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之後的停頓，真係意味深長。〕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http://hktext.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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