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1日 星期日

伍瑞瑜 - 為什麼有人支持拆大台?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對不少支持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年輕人拆大台實在叫人摸不着頭腦,高呼這只會令運動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共產黨最開心」,甚至高呼「沒有大會」背後只為奪權。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我只想嘗試套用自己早前另一篇文章〈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刊於5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裏的思考方式,分析拆大台背後所反映的思想與意義。

認識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對香港影響極深,香港過去二十年的社運與民運,都有濃厚的六四影子,其中一個影響極深的概念,就是「咪高峰指揮權」。六四後民運人士總結時發現,誰能控制廣場上的咪高峰,誰就能控制運動的方向,運動是進還是退,擁有咪高峰的就有話事權。咪高峰也者,大台是也。

有咪高峰就有話事權

八九民運後期,天安門就出現過搶奪咪高峰事件,可見大台對運動方向的重要性。「咪高峰等於話事權」的概念,大部分社運人士都清楚,因而在雨傘運動時,就出現大台咪手持有四支咪以防被奪去話事權的說法,足見大台控制權確實對運動起着決定性作用。有大台,即運動有指揮,有方向,也能進退有度。

筆者在上述的文章已提及,六四事件後香港民主派確立了一套想法,即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佔領者應適時「退場保勝果」,避免運動以衝突收場,是為「六四退場論」。這想法深深影響着泛民主派的抗爭策略,而近年其中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國教風波。

國教抗爭 退場保勝果

國教抗爭當年成功凝聚群眾包圍政總,借着立法會選舉在即,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國教。政府讓步後,抗爭者沒有繼續進迫,而是選擇「退場保勝果」,這可說是近年社運中「見好就收」的最經典例子。這次選擇,不少人大加讚許,稱讚年輕人在政治上已成熟,「進退有度」,但部分人卻視之為十惡不赦,批評抗爭者浪費了大好機會,應一鼓作氣堅持下去,爭取更大勝利。

國教的抗爭策略誰對誰錯並非本文的重點,我想借此說明的是,大概就是由此開始,「大台」這個概念,除了代表運動有人指揮之外,更被冠上了另一重意義。

有指揮 vs. 被統戰

支持有大台的人認為,有大台,即是有人指揮,方能進退有度,但要求拆大台的人則認為,有大台即代表有領導人,有領導人就有可能被統戰、被收編,也就更可能採取「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的妥協策略。因此,要杜絕運動走上妥協之路,杜絕運動領導被收編,杜絕「見好就收」,就必須拆大台,杜絕任何人可以主宰運動的進退。只有把大台交還人民,踢走領導人,才能確保運動不會被統戰,不會走向妥協。

這裏要再說一次,我並非在判斷誰對誰錯,我只是在嘗試分析,這就是拆大台背後的真正理念及歷史背景。

拆了大台,沒有了指揮與領導,運動如何走下去?回答這問題之前,也許應先問問,在現實世界裏,有沒有拆大台以避免被收編的例子?

在商業世界,近年不少家族不再把企業擁有權直接傳給個別後人,而是改以基金信託形式,由家族後人共同擁用,再外聘專業團隊負責營運。這種集體擁有模式雖然令企業擁有權變得相對糢糊,誰是真正領導者誰也說不準,但可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家族成員可以把企業出賣。

這概念近年開始應用於傳媒業。不少人相信,假若傳媒企業以信託基金模式存在,甚至一開始成立時就是由公眾捐款集資而成,控制權被徹底分散,沒有任何人是單一擁有者,政權即使要收編也苦無對象,無從入手。

另一個更廣為人悉熟的例子,就是足球。

歐洲的足球會不少都由大家族擁有,若然老闆精明,球會自然成績驕人,但家族持有者大多抵受不了金錢誘惑,紛紛把球會出售予外國富商,球迷眼看代表城市歷史傳統的球會被賣給美國、俄羅斯、亞洲商人甚至中東油王,總感到不是味兒。愈來愈多球迷相信,由老闆全權持有其實並不是唯一的生存模式,近年不少球迷改為推崇會員制,球會並非由單一家族持有,而是由數目龐大的球迷以會員制方式共同持有。西班牙巴塞羅拿與皇家馬德里,以及因抗拒曼聯被美國富商收購而由死硬派曼聯球迷組成的「曼市聯」(Football Club United of Manchester)就是以此模式生存,任憑外國富商付出多少金錢誘惑,都沒法買起球會的擁有權。球會,永遠屬於人民。

當然,現實的管理問題還是要處理的。沒有了單一老闆,沒有了大台,誰來管理?跟據會員擁有制,會員球迷可以定期投票方式,選出專業管理人員出任球會主席,負責日常營運。這就是沒有了大台之下的管理模式。

持份者同擁有 無人可以出賣

以上例子都可說明,由個別人士持有主要股權,即類似有一個單一大台存在。好處是擁有權非常清晰,誰有權發司號令,何時進何時退,絕不含糊,但問題是領導人可以犯錯,可以出賣企業,更可以把企業全盤賣給外國富商。信託基金、公眾捐款集資甚至會員制模式,就等同沒有大台,由持份者共同擁有,沒有人可以出賣企業,但管理與指揮權卻相對比較含糊。

商業社會可以委託專業人士出任CEO管理,但社運總不能如此吧。假如社運拆了大台,運動又可如何走下去?

廣場公投將成焦點

本文早已提過,六四事件對香港社運發展影響極深,雨傘運動處處都有八九民運的影子。當年六四後民運圈子的檢討發現,由於主張溫和及退場的人早已用腳投票,主動離場,因此留下來的只可能是激進的一方,主張繼續佔領,甚至主動進攻。這就是著名的「廣場邏輯」,即佔領運動註定只能走向激進。為免重蹈這個「廣場邏輯」的覆轍,雨傘運動時就有了廣場公投的出現,希望主張退場、立場溫和的運動支持者,重回佔領區投票,找出真正的雨傘民意。

如何操作,當然還需討論,但日後假若再有類似的群眾運動,類似的「廣場公投」概念會否被引用作為運動進退的「新大台」?運動不再由個別領導人作推手,而是建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社運平台」,由參與者共同擁有,相信會是另一個討論焦點。

同樣是那一句,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但把個別本土謬論拿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不去了解拆大台背後的文化脈絡,只顧狠批,實在難以理解年輕一代到底在想些什麼。

文 伍瑞瑜
編輯 蕭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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