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 - 審議式民主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9日

【明報專訊】文章刊出這天，正值上千人在香港大學參與佔領中環的首場商討日。請1000人先讀一堆文章才出席一整天的討論，討論的更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這種正經八百的主題，這幾場商討日比萬人佔領中環的場面還更魔幻。戴耀廷說商討日本身才是整個佔領中環運動的真正「核彈」，因為商討日着眼的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深入香港的政治文化。

戴耀廷的商討日參考自兩名美國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S. Fishkin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人們喜歡說香港人政治冷感，除了每年春秋二祭上街，甚少主動參與深度政治討論。有些人甚至以港人政治冷感、政治參與低落來說明香港還未適合推行民主。這說法除了忽視現時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設計如何讓普羅大眾對政治感到無力，其實即使在有民主的西方國家，政黨和學者亦面對公眾不願參與公共事務的困境。

選民投票前未必細想各黨立場

極大部分民主政制的國會奉行代議民主。選民在定期選舉投下票值相等的選票，選出代議士參與決定國家事務。可是這種民主有也有缺陷，選民每四或五年才投一次票，中間他們將參與政治的公民責任交到代議士手上。這種程序上的民主只是民主政制的必要和基本條件，決不是完美狀態。現實是大部分人甚少花時間在履行公民職責，專業政客霸佔政治舞台，不同的壓力團體和社運分子為特定議題大聲疾呼奔走，但大部分人樂於以「食花生」的態度旁觀政治，即使他們投票亦不一定仔細思考過主要政黨在不同議題上的分別。

政治學者當然希望選民能更實質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可是他們明白全民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只出現在古希臘的城邦，在幅員廣大，人口以千萬計的現代政體並不可行（連古希臘的民主政體亦排除女人和奴隸）。

美國大選審議日助選民深思熟慮

兩學者提出Deliberation Day並非希望完全扭轉代議民主，選民不必逐個議題討論。但他們提出每次美國總統選舉前舉行兩次審議日，讓選民能在投票前更深思熟慮誰才是更能代表他們的總統，在代議士的挑選過程中加入審議元素。

戴耀廷為佔領中環運動設計的商討日並非完全照抄美國版本，因為兩者的目的徹底不同：美國本身已是民主政體，商討日過程為選民分組選出他們最想問兩黨總統候選人的議題，由政黨的地方代表代他們黨的候選人代答，既可讓政黨地方組織有更多上陣訓練機會，更能透過地方組織向總統候選人傳達選民最關注的議題是什麼。香港佔領中環的商議日只是幼兒班，經過三日商討日只是想決定一個為大眾所接受的民主方案。

候選人電視辯論 觀眾即席發問

兩位美國學者希望利用每次大選前非常矚目的候選人電視辯論，雖然電視辯論都有現場觀眾，但一般市民不一定能就他們關心的議題向總統候選人發問。上屆美國總統選舉就被批雖然全球暖化危機迫在眉睫，但三場電視辯論兩黨候選人提及這個詞語的次數是零！美國的反恐政策擾攘多時，出兵中東，辯論也沒有觸及阿富汗這個爛攤子，主要還是繞着經濟問題打轉。

陽光下審議 保密環境下投票

學者提出每屆總統選舉年借用兩日公眾假期，全國分兩批放假參與商討日。商討日由早上9時開始，選民自願參加，聚首一堂觀看電視辯論現場直播。10時半辯論完結，選民分成15個人一組，發表他們對電視辯論的意見和提出問題，並選出一名組長主持討論。每人可獲5分鐘發言，並總結成一條他們認為應該向黨地方代表查詢的問題。最後每組收取小組內的所有問題，並以投票決定哪些問題最值得問並按優先順序排列。下午約30多個15人小組合體成500人大組，由一名富經驗的人士擔任主持人，主持人抽出每組的問題名單，讓小組發問其名單上第一順序的問題，由兩名黨地方代表作答。最後參加者回到早上的15人小組，總結整天經驗和地方代表的表現。

現代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以保障選民投票意向不會受外來壓力影響。但兩位學者認為審議過程反而要透明開放。十八世紀中英國政治哲學家J S Mill大力反對不記名投票。他認為不記名投票會讓選民有錯覺，以為選票只是為他們帶來快樂的一種商品，並不神聖；他們不會思考如何投票才對國家最有利，只會從一己私利出發，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只會着眼如何為選民爭取私利，公民應該為公共利益制約私利的意義將會消失。後來為了更重要的選舉平等原則，當投票權擴大至草根階層，為了保障他們的選舉意願不被僱主左右，方採用不記名投票。兩位學者認為這種考慮雖然非常重要，但J S Mill的擔憂依然有道理。如果19世紀的少數人公開投票太精英主義，忽略草根階層的投票自主，20世紀的投票把公共決策矮化成未經深思熟慮的個人決定，學者提出的是兩個階段的民主制度：先讓審議在陽光下進行，思考後讓個人在保密環境下投票。

犧牲個人時間 車馬費意義大

審議民主面對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大部分人沒興趣甚至沒能力參與公共討論。學者提出兩點反駁，其中一點正是早前戴耀廷惹來極大非議的車馬費。美國學者提出的車馬費多達150美元，遠比戴提出的100港元高，甚至比98年美國人均日薪105美元高。學者認為這筆錢的意義非常重大，現實上人們犧牲自己的私人睡覺和玩樂時間來參與審議，父母甚至為了參加審議請保母照顧孩子。雖然參與公共事務是公民責任，但他們認為草根階層一向難以較少時間參與公事時務的，一筆可觀的津貼代表美國對平等公民參與的重視，實際上也讓基層能更認真看待公民責任。

更多了解可改變看法

沒有民主的香港政府喜歡做民意調查，一般民意調查只是問問題，作者Fishkin的團隊多年來進行審議式民調。首先隨機抽樣問問題，再即時邀請受訪者於周末參與小組討論，參與者事先須閱讀資料才能參與討論。學者統計參加者對公共事務看法在審議前後的改變。學者發現不少參加者因為對議題有更多了解而改變看法，而且對不同問題的意見變得更一致，減少自相矛盾。而且這沒有任何年齡、收入或職業階層明顯不懂得參與審議，各階層審議前後的觀點改變沒有根本上的明顯分別；而且事後逾7成參加者認為審議過程非常有意義。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審議，大部分人都不視審議為苦。

不少人說起佔領中環，都奇怪一向文質彬彬的戴耀廷為何突然如此激進。觀乎口號如愛與和平、行動如在中環靜坐、目標如商討一套廣為大眾接受又合乎國際定義的普選方案，其實佔領中環一點也不激。反而是被譏笑為書生味濃、有點理想主義的商討日才是最大野心最激的部分，它要改變的是政治冷感和被動、由上而下的公共決策，將審議文化帶入公共討論，是香港政治參與文代的一次重要實驗。

文 何雪瑩

編輯 顏澤蓉